第一篇：論“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哲學基礎

論“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哲學基礎

作者：雙傳學 《光明日報》（2015年03月26日 16版）

資料圖片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抓手，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方略的新創造。“四個全面”作為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出場形態，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貴和看不見的精髓”的集中體現，閃耀著唯物史觀、唯物辯證法和科學認識論的思想光輝。

“四個全面”深刻體現了唯物史觀的本質要求

唯物史觀深刻揭示了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等規律，是我們黨“哲學的根據”。總書記強調，推動全黨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更好認識國情，更好認識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大勢，更好認識歷史發展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 各項工作。唯物史觀是“四個全面”的理論基石，“四個全面”是唯物史觀的當代反映。

堅持社會基本矛盾原理，深化了對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問題的認識。唯物史觀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構成了社會基本矛盾；社會基本矛盾決定了社會主要矛盾。“四個全面”是依據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針對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而提出來的。總書記指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是“當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必須解決好的主要矛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人民群眾對改變發展不平衡性提出的熱烈期盼，是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本路徑；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分別為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提供動力支持、制度保障和領導力量，四者構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

堅持社會有機體原理，深化了我們對社會協調發展問題的認識。馬克思主義堅持把社會結構當作一個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反對“唯經濟決定論”，認為每個社會中的生產關系都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強調“全面”推進，社會經濟、政治、法律、黨的建設等諸多方面不留死角、不留空白，聚焦聚力促進人與社會的全面發展，注重發展要素的耦合性，充分體現了唯物史觀關于社會結構、社會系統的有機體協調發展的思想，深化了我們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

堅持人民創造歷史的基本原理，深化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群眾觀的認識。群眾史觀是馬克思主義根本立場的集中體現。總書記指出：“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是我們黨永葆青春活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傳家寶。”“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群眾立場，生動體現了群眾路線的根本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既順應了人民呼聲，又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全面深化改革，讓人民群眾更好地分享改革的紅利，有更多獲得感；全面依法治國，讓公平正義的陽光普照人民；全面從嚴治黨，根本目的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和人民性，真正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堅持辯證的歷史決定論，深化了我們對執政黨自身建設規律的認識。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發展是決定性與選擇性的高度統一過程，強調社會實踐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中國共產黨擔負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重任，經過革命、建設、改革的接力奮斗，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基礎。黨的領導是“四個全面”之魂。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最根本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全面從嚴治黨，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四個全面”牢牢把握了唯物辯證法的思想精髓

唯物辯證法作為“最完備最深刻最無片面性的關于發展的學說”，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認識與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總書記強調，更加自覺地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增強辯證思維、戰略思維能力，努力提高 3 解決我國改革發展基本問題的本領。“四個全面”是唯物辯證法深度滋養的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辯證法。

堅持唯物辯證法總特征，把握好發展的全面性與協調性。聯系與發展是唯物辯證法的總特征，要求我們在認識和分析問題時，自覺堅持全面性、整體性和協調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核心在“全面”，關鍵在“協調”。所謂核心在“全面”，就是要解決發展中一度存在的重經濟輕社會、重物質輕精神、重速度輕效益等片面性問題，統籌經濟、政治、法治、社會、生態和黨的建設各方面工作。所謂關鍵在“協調”，就是要處理好戰略目標與三個戰略手段協調關系，目標統率手段、手段服從目標；三個戰略手段相互促進、相得益彰，避免單兵突進、各自為政；每個戰略舉措協同推進，既區分輕重緩急，又不顧此失彼。

堅持唯物辯證法的矛盾觀，提高解決復雜社會矛盾的看家本領。當前，我國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期、改革的攻堅期和矛盾的高發期。總書記指出，“四個全面”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是從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我們要善于把認識和化解矛盾作為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在工作中自覺堅持兩點論與重點論的有機統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重點在農村，關鍵在促進“五位一體”協調發展；全面深化改革要有勇有謀，戰略上要勇于進取、戰術上要穩扎穩打；全面依法治國要堅持法治和德治相結合，實現“良治”與“善治”的統一；全面從嚴治黨，要治標和治本統籌兼顧，自律和他律雙管齊下。堅持理論思維的基本規律，構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法論。理論思維的成熟是一個政黨成熟的重要標志。總書記告誡全黨：面對著十分復雜的國內外環境，肩負著繁重的執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論思維的有力支撐，是難以戰勝各種風險和困難的，也是難以不斷前進的。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反復強調要增強辯證思維、戰略思維、系統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等，奠定了“四個全面”豐富的方法論原則。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必須依此進行戰略判斷、作出戰略部署、把握戰略重點、保持戰略定力。

“四個全面”豐富拓展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時代內涵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是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是我們克服不可知論和先驗論、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銳利思想武器。“四個全面”立足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基本原理，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做出了創造性理解，對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具有強大的能動作用。

堅持實踐決定認識的基本原理，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知行統一觀的認識。實踐決定認識，認識指導實踐，由實踐到認識、再由認識到實踐是認識辯證運動過程中的兩次能動的飛躍。“四個全面”是我們黨立足治國理政新實踐，堅持問題導向，科學研判分步提出來的：針對發展不平衡性、階段性問題，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針對改革動力不足、活力不夠等問題，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針對政府和司法公信力下降、法治推進不力等問題，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針對各種風險和考驗依然嚴峻，提出了全面從嚴治黨。

堅持真理與價值的統一原理，深化了對社會發展“兩種尺度”統一問題的認識。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揭示人類社會實踐活動必須遵循兩種尺度的統一：堅持真理尺度，主觀認識符合客觀規律；堅持價值尺度，按照自身的需要去改造客觀世界。“四個全面”堅持了“兩種尺度”有機統一的原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價值目標，是我們黨根本的價值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深化了我們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重大問題的真理性認識。

堅持認識的反復性與無限性的基本原理，深化了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自由王國是指人們認識客觀事物及其規律并依此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的一種社會狀態，是一個不斷發展進步的過程。毛澤東同志的《論十大關系》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打開了通往社會主義規律自由王國的歷史之門；鄧小平同志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辯證法，提出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兩個文明一起抓等重大辯證關系；江澤民同志的“論十二大關系”，深刻闡明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理；胡錦濤同志在中共十七大上提出的“十個結合”，深入總結了改革開放時代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規律。“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深化了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規律性認識，體現了我們黨對科學社會主義認識不斷深化的生動過程，是中國共產黨人賡續探索的思想結晶。

（作者系江蘇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第二篇：論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哲學基礎

論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哲學基礎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戰略抓手，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方略的新創造。“四個全面”作為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出場形態，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貴和看不見的精髓”的集中體現，閃耀著唯物史觀、唯物辯證法和科學認識論的思想光輝。

“四個全面”深刻體現了唯物史觀的本質要求

唯物史觀深刻揭示了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等規律，是我們黨“哲學的根據”。總書記強調，推動全黨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更好認識國情，更好認識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大勢，更好認識歷史發展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各項工作。唯物史觀是“四個全面”的理論基石，“四個全面”是唯物史觀的當代反映。

堅持社會基本矛盾原理，深化了對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問題的認識。唯物史觀認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構成了社會基本矛盾;社會基本矛盾決定了社會主要矛盾。“四個全面”是依據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國情，針對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而提出來的。總書記指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是“當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必須解決好的主要矛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人民群眾對改變發展不平衡性提出的熱烈期盼，是解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本路徑;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分別為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提供動力支持、制度保障和領導力量，四者構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

堅持社會有機體原理，深化了我們對社會協調發展問題的認識。馬克思主義堅持把社會結構當作一個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反對“唯經濟決定論”，認為每個社會中的生產關系都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強調“全面”推進，社會經濟、政治、法律、黨的建設等諸多方面不留死角、不留空白，聚焦聚力促進人與社會的全面發展，注重發展要素的耦合性，充分體現了唯物史觀關于社會結構、社會系統的有機體協調發展的思想，深化了我們對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

堅持人民創造歷史的基本原理，深化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群眾觀的認識。群眾史觀是馬克思主義根本立場的集中體現。總書記指出：“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是我們黨永葆青春活力和戰斗力的重要傳家寶。”“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群眾立場，生動體現了群眾路線的根本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既順應了人民呼聲，又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全面深化改革，讓人民群眾更好地分享改革的紅利，有更多獲得感;全面依法治國，讓公平正義的陽光普照人民;全面從嚴治黨，根本目的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和人民性，真正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堅持辯證的歷史決定論，深化了我們對執政黨自身建設規律的認識。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發展是決定性與選擇性的高度統一過程，強調社會實踐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中國共產黨擔負著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重任，經過革命、建設、改革的接力奮斗，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基礎。黨的領導是“四個全面”之魂。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最根本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全面從嚴治黨，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四個全面”牢牢把握了唯物辯證法的思想精髓

唯物辯證法作為“最完備最深刻最無片面性的關于發展的學說”，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認識與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總書記強調，更加自覺地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增強辯證思維、戰略思維能力，努力提高解決我國改革發展基本問題的本領。“四個全面”是唯物辯證法深度滋養的結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辯證法。

堅持唯物辯證法總特征，把握好發展的全面性與協調性。聯系與發展是唯物辯證法的總特征，要求我們在認識和分析問題時，自覺堅持全面性、整體性和協調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核心在“全面”，關鍵在“協調”。所謂核心在“全面”，就是要解決發展中一度存在的重經濟輕社會、重物質輕精神、重速度輕效益等片面性問題，統籌經濟、政治、法治、社會、生態和黨的建設各方面工作。所謂關鍵在“協調”，就是要處理好戰略目標與三個戰略手段協調關系，目標統率手段、手段服從目標;三個戰略手段相互促進、相得益彰，避免單兵突進、各自為政;每個戰略舉措協同推進，既區分輕重緩急，又不顧此失彼。

堅持唯物辯證法的矛盾觀，提高解決復雜社會矛盾的看家本領。當前，我國進入了發展的黃金期、改革的攻堅期和矛盾的高發期。總書記指出，“四個全面”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是從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我們要善于把認識和化解矛盾作為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在工作中自覺堅持兩點論與重點論的有機統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重點在農村，關鍵在促進“五位一體”協調發展;全面深化改革要有勇有謀，戰略上要勇于進取、戰術上要穩扎穩打;全面依法治國要堅持法治和德治相結合，實現“良治”與“善治”的統一;全面從嚴治黨，要治標和治本統籌兼顧，自律和他律雙管齊下。

堅持理論思維的基本規律，構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法論。理論思維的成熟是一個政黨成熟的重要標志。總書記告誡全黨：面對著十分復雜的國內外環境，肩負著繁重的執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論思維的有力支撐，是難以戰勝各種風險和困難的，也是難以不斷前進的。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反復強調要增強辯證思維、戰略思維、系統思維、法治思維、底線思維等，奠定了“四個全面”豐富的方法論原則。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必須依此進行戰略判斷、作出戰略部署、把握戰略重點、保持戰略定力。

“四個全面”豐富拓展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時代內涵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是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是我們克服不可知論和先驗論、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銳利思想武器。“四個全面”立足于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基本原理，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做出了創造性理解，對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具有強大的能動作用。

堅持實踐決定認識的基本原理，深化了對馬克思主義知行統一觀的認識。實踐決定認識，認識指導實踐，由實踐到認識、再由認識到實踐是認識辯證運動過程中的兩次能動的飛躍。“四個全面”是我們黨立足治國理政新實踐，堅持問題導向，科學研判分步提出來的：針對發展不平衡性、階段性問題，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針對改革動力不足、活力不夠等問題，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針對政府和司法公信力下降、法治推進不力等問題，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針對各種風險和考驗依然嚴峻，提出了全面從嚴治黨。

堅持真理與價值的統一原理，深化了對社會發展“兩種尺度”統一問題的認識。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揭示人類社會實踐活動必須遵循兩種尺度的統一：堅持真理尺度，主觀認識符合客觀規律;堅持價值尺度，按照自身的需要去改造客觀世界。“四個全面”堅持了“兩種尺度”有機統一的原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價值目標，是我們黨根本的價值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深化了我們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重大問題的真理性認識。

堅持認識的反復性與無限性的基本原理，深化了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自由王國是指人們認識客觀事物及其規律并依此支配自己和外部世界的一種社會狀態，是一個不斷發展進步的過程。毛澤東同志的《論十大關系》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打開了通往社會主義規律自由王國的歷史之門;鄧小平同志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辯證法，提出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兩個文明一起抓等重大辯證關系;江澤民同志的“論十二大關系”，深刻闡明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原理;胡錦濤同志在中共十七大上提出的“十個結合”，深入總結了改革開放時代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規律。“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深化了對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規律性認識，體現了我們黨對科學社會主義認識不斷深化的生動過程，是中國共產黨人賡續探索的思想結晶。

習近平提出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正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體現。我們請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副主任董振華教授從哲學角度對“四個全面”進行分析。

董振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根據我們的國情，面對機遇和挑戰，作出的關于改革發展穩定，治黨治國治軍，內政外交國防等方面的一種頂層設計。其中包含著豐富的哲學思想，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第一，“四個全面”體現了唯物論的基本原理，是基于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唯物主義方法論得出的科學結論。根據唯物論的觀點，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客觀存在的，它要求我們從客觀世界本身出發認識世界，而不能從主觀愿望出發；要求我們所做的一切判斷，都要根據事物本身。“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正是基于對我們所處歷史方位的科學判斷，對于我們面臨的機遇與挑戰的科學分析，對于我們黨所面臨的考驗和危險進行深刻剖析的基礎上提出的。總書記緊密結合時代特征和我國基本國情，適應廣大人民群眾的新期盼，站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高度，提出的重大戰略布局。“四個全面”有一個總的價值指向，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目標確定后，怎么實現？就是要一切從實際出發，把發展作為主題，把改革作為動力，這也是針對問題。就像剛才韓教授講得，哲學要有問題意識，問題意識體現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的觀點。根據現在“三個沒有變”，決定我們現在要牢牢把握發展這個主題。

第二，系統的觀點和方法。整個世界是作為個系統存在的，一個理論也是一個系統。我們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必須具有系統的觀點，運用系統的方法。“四個全面”充分體現了系統觀點和系統方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目標系統，包含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外交國防等方方面面，是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階段性目標，具有戰略統領和目標牽引作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目標系統又組成“四個全面”的子系統。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奮斗目標的根本路徑、關鍵一招、強大動力，是動力系統；通過改革，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解放生產力，進一步激發社會活力，從而為發展提供動力。而改革本身又是一個系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包含方方面面的建設。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實現奮斗目標的基本方式和可靠保障，是制度保障系統。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領導核心，全面從嚴治黨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是組織保證。只有通過全面從嚴治黨才能使我們黨堅強起來，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的進程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因而全面從嚴治黨是實現前三個全面的堅強保證。按照系統的觀點看問題，不僅要看到系統的全局，還有看到系統的結構。系統決定功能，結構變化導致功能優化，我們現在就是要通過結構優化達到整個系統功能優化的目標。改革就是調結構。比如城鄉結構不合理，差距不僅是經濟，要通過結構調整實現城鄉一體化。

第三，堅持辯證和矛盾的觀點。矛盾分析法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基本方法。看問題要從兩方面看，不能肯定一切否定一切；在看到成績的同時也要看到問題，看到挑戰的時候也要看到機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針對我們面臨的機遇挑戰、成績問題，所做出的戰略布局。而矛盾分析法的另一方法論，就是要注意矛盾發展的不平衡性，有主要矛盾也有次要矛盾，有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有矛盾的次要方面。我們思考問題、處理事情，必須體現全面性的要求，做到統籌兼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這是“兩點論”。同時，又不能平均使用力量，必須著重把握事物矛盾發展的主要矛盾，必須著重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是“重點論”。這個方法就體現在“四個全面”中。“四個全面”的“全面”本身就要求全面看問題，既要看到主要方面，也要看到次要方面，全面和重點是分不開的，全面是有重點的全面，重點是全面基礎上的全面。改革也一樣，我們要全面推進與重點突破相結合。“四個全面”既有全面也有重點。我們今天的重點就是在“四個全面”中抓住發展這個主題。

第四，體現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比如社會基本矛盾原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韓教授是主講專家，歷史唯物主義就是要解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關系，它們之間是動態的平衡過程。不和諧不協調的問題怎么辦？就要通過改革來解決。而改革就是通過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調整去主動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四個全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立場，就是人們的價值觀，它“依靠人民進行改革，為了人們進行改革”，一切依靠人民。

總之，“四個全面”反映了馬克思主義整個的世界觀、價值觀、方法論，以及科學性和真理性、主體性和客體性的辯證統一。

董振華教授對“四個全面”的哲學分析使我們明白“四個全面”不是孤立的，而是一個系統的有機整體，其內在邏輯極為清晰。總書記指出：“我們要讓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如期實現。”這個形象的比喻清楚地說明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董教授整體分析的基礎上，我們請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副主任邊立新教授對“四個全面”中的“全面深化改革”進行深入剖析。

邊立新：總書記說過，當前，我們已經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面臨的挑戰和困難前所未有”。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的偉大斗爭，充滿著許多新的特點。要把改革推向前進，必須研究當代中國改革的新特點。今天的改革正在整體轉型升級，與過去的改革有密切的聯系，但也有一定的區別。這種轉型的升級，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從政策調整到制度創新 我國的改革正在從政策調整轉向制度創新。改革始于政策調整，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適應新形勢和新任務，制定了一系列新政策。這些政策上的重大變革，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我們所取得的歷史成就，得益于政策的調整。隨著社會發展，僅僅靠政策的調整不能滿足時代的要求。在新的歷史起點，我們要把過去實行的、并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政策制度化、法治化。今天的改革要著眼于制度創新，改革要于法有據，通過完善法制和健全制度、創新制度來推進改革。深入思考改革面臨的新問題，著眼于當今改革面臨的新特點，就能夠實現改革的轉型升級

第二、從單項突破到整體推進

我國的改革正在從單項突破轉向整體推進。改革伊始，我們采取從農村到城市的方式，從經濟體制開始，逐漸擴展到其他領域。這種漸進式的改革路徑，推進的過程很順利，并取得了巨大成績。改革到了今天，改革本身也出現了新問題，過去容易改革的改了，不太容易改的，甚至是有相當難度的，就留到了今天。今天的改革呈現出從單項突破轉向整體推進的特點，因為各項改革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這就要求我們的改革必須是全面的，需要整體推進。

第三、從觀念變革到利益關系調整

從觀念變革到利益關系調整，也就是從普惠性轉向今天的可能要“動自己的奶酪”。我國的改革正在從觀念變革到利益關系調整。全面深化改革是一次深刻的變革。改革的深刻性就在于，它將是一次利益關系的調整。改革開放之初，人們的生活處于普遍貧窮的狀況。擺脫貧困、消滅貧窮，是人們普遍的利益訴求，我們正是基于這種普遍的利益訴求而啟動改革的。這種普惠性的改革幾乎為所有的人帶來利益。每個人都受益的改革，相對來說容易推動。

經過3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我國的利益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出現利益分化，利益群體多樣化。這就意味著，改革不一定是普惠性的，而是有人受益、有人可能受損。利益決定思想，有些人面對改革受損，接受起來就會有難度，因此有人愿意改，也會有人不愿意改。面對新一輪改革，我們要凝聚共識，堅持從大局出發，從黨和國家的利益出發，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從民族的利益出發，看準了的就要堅定不移的改，這是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對國家和民族負責。

第四、從部分先富到共同富裕

我國的改革正在從部分先富轉向共同富裕。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生產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普遍貧窮，曾經搞過平均主義，吃過大鍋飯。為了擺脫貧困，為消滅貧窮，我們實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以及部分先富等一系列方針政策，從而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了物質基礎。實踐證明，這些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今天，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問題：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要解決從過去的部分先富到今天的共同富裕，這是我們的目標。為解決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我們需要深入研究貧富分化的原因，尋求解決貧富差距擴大的舉措。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是市場經濟本身會帶來貧富分化，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是公平競爭，而市場經濟所主張的公平，是機會公平或規則公平，也就是說，所有的人在規則面前是無差別的。因此，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防止了例外，制約了特殊，限制了特權。這正是市場經濟歷史進步作用。在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是存在差別的，無論在是體力上，還是在智力上，人與人的能力是不同的，甚至存在很大的差別。而不同的人參與公平競爭的結果，必然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

另一個是不公平競爭。導致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除了市場經濟之外，還非市場經濟的原因。或者說，除了公平競爭之外，還有不公平競爭的原因。雖然我國正在發展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不完善、不成熟，還存在著許多弊端和漏洞。這些弊端和漏洞往往成為一些獲取不正當利益的溫床。這種不公平競爭，不僅嚴重干擾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而且導致我國貧富差距的擴大。解決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要靠市場經濟體制健全，要靠政府的宏觀調控，要靠完善的制度。而這一切都離不開改革。因此，我們要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的公正性原則，用公平正義這個最大公約數，凝聚改革共識，形成改革合力，共享發展成果。全面深化改革，必須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

主持人：接下來我們有請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教研室主任何建華教授來談一談全面依法治國的基本問題和思維方式問題？ 何建華：依法治國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保障作用。然而，通過理論和實踐的觀察可以發現，圍繞依法治國這一重大方略，仍然還有諸多重大問題亟待破解。例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基本問題、主體、本質、動力、發展規律、思維方式是什么？如何正確理解法治和德治、法制和法治、法治和人治、法治和民主、法治和正義、法治與國家治理現代化、法治與善治、依法治國與黨的領導的相互關系？再比如，中國特色的法哲學、法治觀等問題。應該說，當代中國法治的建設實踐已經向我們提出了構建中國特色法哲學的時代課題。當然，構建中國特色的法哲學，可以從多角度、多層次展開，涉及的問題也很多。這里僅從辯證思維的角度談點認識。

眾所周知，辯證思維是人類思維的一種主要形式，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方法論之一。所謂辯證思維，是指以變化發展的視角認識和把握事物本質的思維方式。對此，經典作家曾有許多精辟的論述。例如，列寧就曾明確指出：“辯證的東西就等于‘在對立面的統一中把握對立面’”。1921年1月，針對布哈林在政治和經濟相互關系問題上的錯誤，他分析指出：布哈林犯錯誤的理論實質，“就在于他用折中主義偷換了政治和經濟之間的辯證的關系。‘既是這個，又是那個’，‘一方面，另一方面’——這就是布哈林在理論上的立場。這就是折中主義。辯證法要求從相互關系的具體的發展中來全面地估計這種關系，而不是東抽一點，西抽一點。”（《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頁。）接著，他又明確提出了辯證邏輯或辯證思維的四個基本要求，即考察的全面性、發展性、實踐性、具體性。后來，在1936年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同志又明確指出：研究中國革命戰爭，必須著眼其特點，著眼其發展。1989年，鄧小平在同中央主要領導談話時也明確指出：政治局和常委會的同志，考慮任何問題都要著眼于大局、著眼于長遠。概括上述經典作家關于辯證思維的基本觀點，其基本要義就是“三個堅持、三個著眼”，即：堅持聯系的觀點，著眼其全面；堅持過程的觀點，著眼其發展；堅持矛盾的觀點，著眼其特點。

堅持辯證思維，對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構建中國特色法哲學有著極為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從歷史角度看，馬克思實現哲學革命，突破口選的就是法哲學。通過運用辯證思維，他具體考察了法律和現實利益的相互關系問題，揭示了法律為統治者服務的本質特征，發現了物質因素在社會發展中的基礎性和決定性作用，在此基礎上創立了唯物史觀。這也啟示我們，馬克思主義哲學應該因應法治建設的新要求、新特點、新趨勢，向老祖宗學習，勇于和善于開展自我革命，從而更好地為法治建設提供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智慧滋養。從現實角度看，堅持辯證思維，對于破解依法治國進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矛盾關系，揭示中國特色法治的本質、規律等問題，有著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例如，堅持辯證思維，有助于我們深化對法治和人治相互關系問題的認識。在“法治”和“人治”的關系問題上，有一種觀點認為，人治是經驗性管理，法治是規范化治理，二者各有其特點。不能說法治比人治好，人治比法治壞。不能把人治妖魔化，把法治神圣化。如何看待這樣的觀點？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思維，這種觀點恰恰是搞了折中主義。因為它沒有立足時代特點和中國國情說清楚法治和人治的聯系和區別，沒有抓住法治和人治的本質，其要害就是混淆了“法治中的人”和“人治中的法”的關系。“法治中的人”，簡單地說，就是法在人之上，人在法之下。上至國家元首，下至普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存在凌駕于法律之上的人和事。而“人治中的法”，簡單地說，就是個人或少數人在法之上，大多數人在法之下，法只是為統治者服務。

中國幾千年的專制社會就是一個人治社會，其中法的地位也曾經被置于極高的地位。例如，南宋士人們就提出，法制乃帝王打理天下的首務，只要“法制立，然后萬事有經，而治道可必。”但他們最大的期望也就是確立一種“權歸人主，政出中書”、“恩歸主上，法在有司”的政治格局。說到底，這是一種權本位的思想。但這種期望卻被無情的現實擊打的粉碎。正如馬克思所說，在專制社會，“獨裁者就是整個制度；在那里，獨裁者是唯一的政治人物。總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個人決定。”正因此，“人治中的法”只能成為統治者侮辱、奴役民眾的工具，成為少數人恣意橫行的手段。套用列寧的話來說，長期以來，我們這個民族苦于“法治中的人”太少、“人治中的法”太多了。特別是，“文革”的悲劇再一次警示世人，中國的人治已經走到了它的歷史盡頭，中華民族必須走向法治，只有法治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是歷史和現實的結論，也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思維的結論。

總之，在法治建設中，應自覺地把辯證思維納入法治思維之中，作為其本質規定之一。有了辯證思維的利器，法治建設中的諸多重大矛盾關系問題才能得到較為準確地解答，才能為中國特色法哲學的建構奠定方法論基礎。

主持人：靳教授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對中國道德建設做出解答。接下來，請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教學秘書楊玉成教授從政治哲學視角分析一下中國公平正義的問題。楊玉成：公平正義問題是當代中國的熱點問題。無論在司法領域，還是在收入分配方面，都很突出，大家也都很關心。從思想史來看，政治哲學一直以正義為核心課題，所以從政治哲學視角來認識和處理公平正義問題有其獨特的優勢。

當然，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對正義有著不同的理解，也會形成不同的正義觀。公平正義是正義觀的一種。按照我的理解，公平正義的意思是公平的正義，強調公平為特征的正義。中央文件原來用的是公平和正義，后來中央文件去掉了“和”字，直接用“公平正義”這個概念。有沒有“和”字，意義大不一樣。公平正義表明我們黨追求的正義是公平的正義，而不是別的什么正義。所以，這一字之差實際上體現的是我們黨對公平和正義這兩個概念之間關系認識的深化。

西方學界通常認為，馬克思和當代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是“公平正義觀”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我認為，當代中國公平正義理論框架的建構，一方面應該以馬克思的公平正義思想為指導，另一方面也應該適應新的時代條件與時俱進，充分借鑒和吸收當代西方進步的正義觀，特別是羅爾斯的公平正義觀中的合理因素，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公平正義理論。羅爾斯在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貢獻，是把公平和正義的內涵綜合起來，用公平來規定正義，率先提出“公平正義（justice as fairness）”的概念。現在中央使用的“公平正義”概念應該有來自羅爾斯思想的啟發。眾所周知，羅爾斯在其名著《正義論》中詳細闡發了公平正義的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涉及公民的基本自由或基本權利，意思是國家應該優先保障每一個公民平等地享有盡可能廣泛的基本自由。第二個原則處理的是“基本自由”之外重要價值的分配，包括收入、財富、機會、權力等等的分配。這個原則的大致意思是，分配經濟和社會利益的制度安排在符合機會公平、平等原則的前提下，一方面要盡量照顧社會弱勢群體，另一方面也要調動社會精英群體充分發揮聰明才智，創造社會財富的積極性。

國內外學界通常都比較重視第二個原則，認為這個原則有創意，對處理當代社會公平正義問題有較大價值。由于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一貫強調保障公民基本自由或權利，并且在現實生活中這個原則也落實得比較好，所以這個原則對西方學界而言是一個公認的原則，需要討論的空間不大。但是，我覺得對我們國家來說，羅爾斯對第一個正義原則，即對保障基本自由或權利的堅持和強調，有特別的意義，特別是他把第一個原則擺在優先地位對我們很有啟發意義，忽視羅爾斯的第一個正義原則是一個很大的偏頗，會造成我們在分析和理解現實問題時出現偏差。因為盡管我們在保障基本自由或權利方面已經取得歷史性的進步，但存在的問題還是很突出的，所以我們不能像西方學界那樣忽視對這個原則的討論。遺憾的是，目前國內學界對這個原則的關注還不夠，以致在討論公平正義時，往往過分聚焦于收入分配方面，對基本權利保障方面的公正關注不夠。其實，我們在基本自由和基本權利保障方面的正義問題遠比收入分配方面的公正問題突出。比如，近年來一些典型的冤假錯案引起了社會公眾對司法公正的廣泛關注。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趙作海案、浙江張高平、張輝叔侄案、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福建平潭念斌案等等一系列典型案件所暴露出來的刑訊逼供、貪贓枉法、假公濟私等等嚴重的司法不公問題，確實會使人發出“冤假錯案到底有多少？”的質疑，這不禁讓普通民眾對自己的人身自由和人身安全感到擔憂：假如有一天我們自己也不幸陷入這類刑訊逼供，我們能扛得住嗎？我們還有安全感嗎？所以，司法不公是國家對所有人的不公，讓所有人的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脅。這可以說是最大的不公正。從這個角度看，經濟和社會利益分配方面的不公正，還是處于第二位的問題。因為基本自由或基本權利與人身安全密不可分，人身安全對每個人來說都是最大的利益。正如常言道：“錢財乃身外之物”，只要不危及基本生存，多一點少一點還是可以接受的，有一個比較大的容忍幅度，而如果基本權利缺乏保障，則直接危及個人生命安全，這是一個無法退讓的底線。所以，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法治建設，通過加強法治建設來使公民基本權利得到更加切實的保障。這可以說是解決公平正義問題的一大關鍵。

第三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四個全面”戰略布

姓名：陶龍 學號：316040303011 專業：體育教育訓練學

摘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的戰略布局，是黨中央治國理政的總方略，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行動綱領。關鍵詞：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這三大基本問題，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三大理論成果。為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我國的發展實際，順應人民群眾的熱切期盼，從破解我們面臨的矛盾和問題出發，在深入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它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民族復興、怎樣實現民族復興”這樣的基本問題，進一步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

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的講話中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新一屆黨中央在治國方略上開當今時代，以經濟科技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競爭，既表現為國家“硬實力”和“軟實力”的直接較量，更是國家戰略思維、戰略決策和戰略行動能力的深度角逐。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勝，關鍵在于以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的治國理政總方略，搶占制高點、贏得主動權。

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有一個逐步形成和完善的過程

經多年努力，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對當代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人和總書記本人，是一個神圣時刻。歷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挑戰，光明的前途上充滿困難和風險。把握機遇，克服困難，就能為民族復興做出歷史性的貢獻;如果應對失當，也會喪失時機，愧對先人與后代。在這樣的時間節點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表現出強烈的責任意識、擔當精神。十八大剛剛結束，習近平就說，“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古人云，“不謀大局不足以謀一隅”.1

此時，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馬克思主義者的遠見卓識和科學態度從戰略高度思考如何實現完成這一任務。

“四個全面”總方略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今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創新成果，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啟改革開放偉大實踐到“五位一體”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從“堅持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到“全面從嚴治黨”——正是黨治國理政方略的不斷完善中，黨和國家事業不斷走向興旺發達，中國以勢不可擋的雄姿屹立于世界東方。

短短30多年，從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到經濟總量世界第二，實現如此逆轉，“中國為什么能?”根本原因在于我們黨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勇于開拓、與時俱進，圍繞執政興國的歷史使命，適時提出反映發展階段性特征的目標任務，把總目標化作總方略，把總方略變為具體的謀篇布局和任務落實，形成戰略優勢，取得戰略成果，不斷切近民族復興的宏偉目標。

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一個科學的完整的理論體系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背景，以探索和回答“什么是民族復興、怎樣實現民族復興”這樣的基本問題為主線，形成了內涵豐富、邏輯嚴密、科學完整的理論體系。

同時，“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一個整體，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階段性戰略目標，是現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戰略統領。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戰略目標的關鍵一招、根本路徑，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戰略目標的基本方式、可靠保障，而全面從嚴治黨是發揮黨的堅強領導核心作用、為實現戰略目標提供堅強組織保證的根本前提。必須把每一項戰略舉措放在“四個全面”的總體布局中來把握，才能正確認識每一項舉措同其他三個“全面”的關系，把總書記提出的“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總要求貫穿各項工作的全過程、各環節，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凝聚起更為強大的正能量、推動力。

讓我們深刻理解、準確把握“四個全面”總方略的重大理論意義、實踐意義，進一步把思想統一到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四個全面”總方略上來，增強政治定力，提高執政水平，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意識和夙夜在公的責任意識，銳意改革、開拓創新，不斷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接力奮斗實現宏偉目標的歷史進程中綻放時代精彩，書寫歷史榮光。

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處于引領地位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同樣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只有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民族復興進程中的深層次矛盾問題，以全面依法治國確保現代化建

設有序進行，以全面從嚴治黨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才能繪就全面小康社會的宏圖，才能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因此，對“四個全面”必須全面把握、全面堅持，不可偏離和偏廢。要統籌協調“四個全面”的貫徹落實。深入研究和科學把握“四個全面”的關聯性、耦合性，注重統籌謀劃、協同配合，做到同頻共振、形成合力。還要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與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關系，只有始終堅持這樣的統籌協調推進，才能把“四個全面”貫徹得更加自覺、落實得更加到位。

參考文獻：

[1]習近平.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N].人民日報

[2]習近平.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N].人民日報

[3]習近平.把抓落實作為推進改革工作的重點真抓實干蹄疾步穩務求實效[N].人民日報

第四篇：全面貫徹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全面貫徹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摘要：2014年12月，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第一次明確提出“四個全面”的總體布局。2015年2月，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的開班儀式上．總書記集中論述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邏輯關系。宣示了“四個全面”治國理政的全新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次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對于加強黨的建設、凝聚民族力量、實現中國夢意義重大。關鍵字：四個全面戰略 完善和發展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形成與定位

“四個全面”是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的概括性表述。“四個全面”中的每一個“全面”及作為整體的“四個全面”，都有其形成和確立的歷史過程，系統考察“四個全面”(包括其中的每一個“全面”)形成和確立的歷史脈絡，無疑將有助于深刻理解和正確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深入學習領會和貫徹落實“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不僅要了解其形成脈絡、把握其基本內涵，而且還應進一步認識和把握其科學定位。總書記自2014 年12 月首次正式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后，又在多種場合對這一戰略布局作過多次闡述，其中有些論述直接涉及到“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科學定位問題。我們應以此為引領，深刻認識、理解和把握“四個全面”的科學定位，以增強學習研究和貫徹落實“四個全面”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四個全面”所具有的豐富而深刻的思想內涵，從根本上決定了“四個全面”的多層次定位。

首先，“四個全面”是我們正致力于堅持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2015 年1 月，總書記在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工作匯報時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統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是艱巨繁重的系統工程。

第二，“四個全面”是引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總抓手或“牛鼻子”。2015 年1 月，總書記在云南考察工作時強調，要“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引領各項工作”。同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在談到“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時又指出：“我們提出要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當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中必須解決好的主要矛盾。我們既要注重總體謀劃，又要注重牽住‘牛鼻子’。

第三，“四個全面”是我們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治國理政方略。2015 年3 月，總書記在會見博鰲亞洲論壇理事會成員時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兩年多來，我們立足中國發展實際，堅持問題導向，逐步形成并積極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這是中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治國理政方略，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保障。

第四，“四個全面”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指南。2015 年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同志在參加浙江代表團審議時明確指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確立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方向、重點領域、主攻目標，開辟了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新境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新飛躍，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

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內容與關系

1、“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關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的戰略布局，是黨中央治國理政的總方略，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路線圖”。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階段性戰略目標，是現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戰略統領。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戰略目標的關鍵一招、根本路徑，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戰略目標的基本方式、可靠保障，而全面從嚴治黨是發揮黨的堅強領導核心作用、為實現戰略目標提供堅強組織保證的根本前提。“四個全面”之間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關系。

2、“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內容

全面建成小康在本質上是發展的問題，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這個發展的主要內涵，是提質增效、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全面深化改革，開啟了生產力、創造力和社會活力迸發的閘門。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解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確保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要求。

從嚴治黨始終是我們黨的自身要求，總書記在我黨90多年歷史上首次提出“全面從嚴治黨”，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八項規定為肇始，以作風建設為突破口，以教育實踐活動為深入拓展，以重拳反腐為強勁動力，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思想在實踐中不斷成熟。

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大意義

通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和世界各國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和時代潮流，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依托，從嚴治黨是執政黨加強自身建設的現實要求。

在當代中國的偉大實踐中，沿著“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思想脈絡，我們黨對民族復興道路上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認識不斷深入。“四個全面”彰顯了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是最新科學社會主義觀一系列基本理論觀點的總概括，是中國共產黨人堅定不移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信仰、繼承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優良傳統的必然成果，是我們實現中國夢的共同思想基礎，是我們從勝利走向新勝利的行動指南。它統一于黨治國理政的偉大實踐，統一于中國與世界的深刻互動，兼顧中國特色和世界潮流。它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這三大基本問題，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三大理論成果。總書記提出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民族復興、怎樣實現民族復興”這樣的基本問題，進一步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

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的講話中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新一屆黨中央在治國方略上開拓提升出的新版本，反映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成就和新境界，是我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行動指南。

參考文獻：

[1]習近平：《把抓落實作為推進改革工作的重點 真抓實干蹄疾步穩務求實效》，《人民日報》01版，2014年3月1日。

[2] 曲青山：《“四個全面”:新形勢下黨治國理政的總方略》，2015，（02）。[3] 劉文華：《“四個全面”戰略思想的哲學意藴》，四川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02）。

[4] 汪金友：《為“四個全面”貢獻智慧和力量》，學習月刊，2015，（07）。

第五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學習心得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學習心得

這一次線上學習，我學習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這“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是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頂層設計，又是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的戰略路線圖。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承上啟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決定性措施，也是實現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一步。全面建成小康把現實任務與長遠目標結合起來，使民族復興得到牢固基石。

30多年的實踐證明，改革作為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釋放出這一嶄新制度的不盡活力。中國的發展、巨變得益于改革開放。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通過改革建立健全各方面都比較完善的體制是長期的過程，改革不能終止，而要全面深化。

健全的法治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標志，法律是現代國家最高、最根本的規范，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衰則國家亂。法治缺失使經濟發展戰略不能長期保持穩定，發展中出現的矛盾無法在制度框架下化解。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需要加強法治建設，用法律來保障我們的改革與發展。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面建成小康的關鍵在黨，也就提出了“打鐵還需自身硬”的問題。從嚴治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和歷史使命決定的，是黨的一貫性要求。

作為一名學生黨員要認真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做好本職工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