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村民直選過程中的信息傳播——洲村的田野調查報告

村民直選過程中的信息傳播 ——洲村的田野調查報告*

章紹甫、邱新有

[摘要]：村民直選過程中的信息傳播具有單向傳播為主、傳播手段單

一、大眾傳媒難覓蹤影等特點，其傳播方式主要是組織傳播與人際傳播相結合的混合傳播。通過詳細分析這種信息傳播的特點，可以發現當前村民直選中的信息傳播存在著組織傳播官方色彩過濃，而人際傳播不力的缺陷，這種信息傳播方式的缺陷也是導致當前村民自治出現困境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關鍵詞]：村民直選 組織傳播 人際傳播 選舉困境 洲村

一、引言：研究緣起與文獻回顧

農村社會的信息傳播問題已經得到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重視，傳播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對此均有精彩的論述，相關的文章與著作不斷問世，形成了當前涉農傳播研究的熱潮。

在傳播學領域，有的學者研究了大眾傳播與農村政治發展之間的關系，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在以輿論導向推進農村民主自治建設、喚起農民民主意識方面的宣傳力度顯然不足。（方曉紅，2002：104）有的學者則在實證的層面，研究了電子媒介、紙質媒介、組織傳播和人際傳播等不同信息傳播渠道傳播農業政策的效果及農戶的接受程度，認為不同媒體或渠道傳播農業政策的效果有差異，電子媒介和報紙傳播這些信息的效果不理想，而印發農業資料、組織培訓、村里喇叭廣播、人際傳播的效果更好。（譚英，蔣建科，陳洪，2005）有的學者在分析了我國農村文化傳播環境現狀之后，從理論的基礎上提出傳媒、政府和民間要三方合力，重建農村傳播體系，幫助農村控制自己的命運，促進農村傳播事業的發展，建設和諧的新農村。（駱正林，2006）還有的學者從信息穩定的角度深入探討了信息結構穩定、信息流量穩定和信息內容穩定與建構農村和諧社會秩序之間的關系。（邱新有，肖榮春，2005a）

在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農村社會的信息傳播問題也日益受到關注。有的學者就對國家農村政策傳播過程中出現的信息缺失現象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政府的科層體系、媒介的缺席、受眾的“位移”以及意見領袖的“缺位”是導致國家農村政策信息缺失的三個重要原因。（邱新有等，2005b）村委會選舉作為農村基層民主政治的起點一直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從信息傳播的角度來觀察村委會選舉也成為目前研究村民選舉的一個新視角。有學者在個案研究中就提到了村選舉中的信息屏蔽及信息控制現象，由于信息被屏蔽或被控制而導致選舉失去了程序上的正義。（邱新有，2006c）

從以上學者的研究可以看出，雖然現在涉農傳播得到了學術界高度的重視，但是其中還是有一些學術真空有待去填補，其研究的方法和視角也可以有再創新之處。傳播學研究農村信息傳播的問題主要集中于大眾傳播媒介的對農傳播問題，學者大多針對當前大眾傳播媒介在對農傳播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加以分析，以期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法來改善對農傳播。美國政治學家拉扎斯菲爾德早在上世紀40年代就已經發現了人際傳播在美國總統選舉中的巨大作用，筆者在對數個村莊的田野觀察中也發現當前中國農村社會中的信息傳播主要是以組織傳播和人際傳播的方式來實現，關于選舉信息的傳播尤是如此，大眾傳播在農村社會內部的信息傳播中反而居于次要地位，而這些當前還沒有引起傳播學者的足夠重視。除此之外，筆者認為對農傳播還缺乏深層次的實證研究，只停留在一些表面的問卷調查之上。社會學者和政治學者雖然對農村的信息傳播有所涉獵，但也只是一筆帶過，他們的主要視線還是集中在農村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上，并沒有著力探討其中的信息傳播活動。

在轉型時期的中國農村，處處都有信息傳播活動，本文只是深入考察作為當前農村政治生活熱點的村民直選過程中的信息傳播狀況。筆者從一個村的個案研究出發，采用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田野調查方法，在具體的情境中對選舉各方人員進行深度訪談，以傳播學的視角來研究村民直選中信息傳播的方式與特點，并將從信息傳播的角度來剖析當前農村村民自治遭遇困境的原因。

二、走進田野：洲村淡描

洲村位于華東某省中南部，離鎮政府不到1公里，離縣城也只有5公里左右。2004年村里修了一條水泥路連接319國道，極大地改善了村里的交通狀況。在農村地區，該村的交通算是很方便。洲村總面積大約在10000畝左右，其中責任田面積4311畝，山地面積4693畝，另外村民自己開荒的山地面積約1000畝左右，是個典型的丘陵平畈村。這里的農作物以水稻為主，當地的土質疏松，盛產甘蔗、蘿卜和竹篙筍。全村有不少的山地和沙地，適種紅薯和馬鈴薯。據時任村委會會計的陳小伏介紹，該村現有760戶，人口2782人，屬于該鄉較大的行政村之一，共分成9個村民小組。全村按照歷史習慣，這9個小組又合成了4個片區：環洲、洲頭、高城和后芫。

由于地處農村地區，除了離鎮政府較近的高城自然村能收看到衛星節目之外，其他的自然村一般只能接收到當地的一兩個電視節目。洲村村莊較大，自然村之間相隔的距離較遠，所以村委會現在并沒有有線廣播等設備來通知村民一些具體的事宜，也沒有村民代表大會等組織機構來傳達相關的政策與信息。除了看電視了解國家的大政方針之外，村民接收鄉鎮及村委會發布的信息的主要方式是到位于村中間的洲頭村小學的圍墻上看村委會張貼的通知。村干部會把最新的上級指示、農業信息、計劃生育政策等信息張貼在那里供村民閱讀，然后依靠村民之間的口耳相傳，最后傳給村落中的“末梢受眾”。2005年冬天舉行的洲村第六屆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的各種信息就是從這面圍墻開始傳播給廣大的村民。

三、個案展示：洲村選舉中的信息傳播

按照T鎮第六屆村民委員會選舉工作日程安排，洲村選舉共分為3個階段：準備工作階段、正式選舉階段、工作移交和建章立制以及驗收總結階段，時間從2005年10月8日至2006年2月15日。筆者于2005年12月26日來到洲村，前后共8天，詳細了解了這次選舉準備工作的情況，并現場觀摩了正式選舉的全部過程，在調查中對選舉活動的各方人員進行了深入詳實的訪談。在下文中，筆者將在個案中充分展示出洲村選舉中的信息傳播方式以及特點。

（一）準備工作階段的組織傳播

2005年10月8日，T鎮成立了鎮指導組，主要任務為制定具體方案；召開會議，開展選舉培訓；鎮審計組對第五屆村委會三年任期內的財務進行審計，并公布審計結果；進行宣傳教育，廣泛組織學習《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及省《選舉辦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并書寫張貼宣傳標語。具體到洲村的村干部來說，這一階段的工作就是參加鎮政府的會議，依照鎮政府的要求制定換屆選舉工作方案；在鎮指導組的指導下推選產生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及主任、副主任，并向村民公布。至2005年10月26日，選舉前的準備工作全部就緒。

組織傳播理論認為，組織內傳播的形式大概包括書面媒體、會議、電話、組織內公共媒體和計算機通訊系統等，而會議又是組織內傳播信息最常見的形式之一。會議一般都有正式的組織規則和組織議程，會議發言者享有權威話語權，較之其他的口頭傳達方式，會議傳播更具有權威性。因此，農村基層會議成為政治信息傳播最主要的方式之一。我們從以上準備工作中可以看出，村民在這一階段并沒有參與其中，村民與村干部之間的互動還未開始，基本上都是鎮政府和村干部在做先期準備，而參加會議是村干部最主要的工作，會議成為傳達信息、動員群眾、部署任務的最佳方式。T鎮的領導前后召開會議共5次，運用自己掌握的話語權來充分實現組織意圖。但是這些會議內容村干部并沒有張貼到村小學的圍墻上，也沒有以任何其他的形式告知村民，村民對這些信息一無所知。

（二）正式選舉階段的混合傳播

洲村的正式選舉階段拉開帷幕始自2005年11月28日進行選民登記。正式選舉共分為候選人提名和正式選舉村干部兩個環節。如果說選舉準備階段的信息傳播方式還是以組織傳播為主的話，那么在正式選舉村干部階段，洲村則處處充滿信息傳播活動。上級領導與村干部之間、村干部與村干部之間、村干部與村民之間以及村民與村民之間的信息互動此起彼伏，組織傳播、人際傳播等傳播形式也是各盡其能，構成了洲村選舉中的混合傳播。

1．工作組的信息掌控

2005年12月29日，洲村正式投票的日子。這一天，鎮政府派了武裝部長李承謙以及兩位計生專干組成的工作組下到村里全程監督本次選舉。他們在投票現場指導投票全過程，監督計票和唱票的整個過程，并為最后的當選者頒發了聘書。其實，筆者注意到他們一個更重要的工作其實是進行信息的溝通，他們不斷地和村干部以及選委會工作人員進行著信息互動。而通過他們，鎮領導也可以輕易地就知道選舉現場的情況，工作組就是選舉中保持信息上下溝通渠道暢通的聯絡者，起著信息把關人的作用。

投票當天早上，筆者來到位于村小學的選舉會場，看到村支書正在和工作組商量發票員的分組情況。筆者看到工作組在這其中的重要作用，在得到他們的首肯之后發票員才開始整理票箱、分發選票，然后才離開會場，去各自的片區啟動投票環節。下午在計票和唱票的時候，村支書同樣要和工作組商量唱票和計票人員的組成，也是在得到他們的肯定之后正式的計票和唱票才開始。這整個過程中工作組都在現場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而且他們也可以以某位計票或唱票者較累為由而隨時中途換人計票或唱票，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組織意圖的實現。

2．投票中的信息互動

人際傳播有時效性強、反饋及時、適合勸服等特點，這使得它在農村的村民直選中的作用非常突出，成為村民之間信息溝通的首選。在洲村的本次選舉中，發票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們掌握選票的發放與回收，他們是深入選民家中的人，可以說，誰掌握了發票員誰就可能取得選舉的最后勝利。在選舉的前一天，有實力的候選人紛紛開始做發票員的工作，人際傳播在這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筆者曾經有機會跟隨一位候選人到過其中一位發票員家中，這位候選人對那位發票員說：“明天的選舉你一定要幫忙啊！只要我的票數不要太少就行了，要不就太丟面子了。”那人連連稱是。筆者也曾經聽到這位候選人給另外一位發票員打電話請求幫忙，而那位接電話的人告訴他就在10分鐘前另一位候選人也打了電話給他。我們從中可以想象在正式投票前后，洲村依靠人際互動傳播相關信息是多么頻繁。

在正式投票的過程中，筆者跟隨一組發票員走家串戶，觀察他們在投票過程中與村民之間的信息互動。在觀察中，筆者發現人際傳播在農村這樣一個熟人社會中傳播信息的巨大作用。發票員在面對村民的時候使用各種方式，他們通過手勢誘導、話語誘導、分工合作等方式來充分表達各方意見，以期改變或增強村民的既有態度，從而幫助自己支持的候選人拉票。在村民劃選票的時候，發票員一般會用手指指著某一個名字，用手勢誘導村民的選擇。在后芫片區筆者就聽到發票員這樣告訴村民：“你不想選XX就在他的名字下劃叉，你想選XX就在他的名字下劃鉤”，而村民很顯然聽從了他們的意見。如果看到村民選擇的是他們支持的人時，他們往往會說：“好了，剩下的你們照著這樣劃就可以了。”

（三）村民直選中信息傳播的特點

從洲村這次選舉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出目前村民直選中信息傳播的一般特點：

第一，單向傳播為主，缺乏反饋。洲村選舉中的組織傳播主要是以會議的形式進行的，而會議傳播的一大缺點就是缺少反饋。特別是在上級對下級的會議中，上級的權威性更有可能壓制下級的信息反饋。而在選舉期間依靠人際傳播的信息同樣如此，大多數信息都是從村干部或發票員向村民的單向傳播，村民對于選舉本身的意見很少，他們多是被動地聽從他人的建議后就草率地作出自己的決定。

第二，傳播手段單一，效果不佳。除了會議之外，洲村選舉的信息傳播手段主要就是張貼通告、標語、口號以及村民間的口耳相傳。筆者來到洲村的時候發現村小學圍墻上的通知、標語、宣傳口號等早已被撕毀了，只剩下一點紙屑還留在墻上，筆者極力辨認也無法看清上面的內容。依靠口耳相傳的信息傳播效果同樣比較差，筆者發現村民對選舉本身沒什么興趣，選舉根本就不是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話題，就是選舉期間村民之間也很少對此交流自己的意見和看法。

第三，大眾傳媒缺位，難覓蹤影。筆者有時候在訪談中提到相關的農業政策時，村民們都非常了解，他們常常會說：“這是電視上說的。”但是關于村民選舉這個話題，筆者發現沒有一位村民從電視等大眾傳播媒介上得到他們所需要的信息，大眾傳播媒介在村民直選中的缺位是導致村民對選舉信息漠視的外部原因。

四 討論與總結

（一）民主選舉中的組織傳播和人際傳播

我國農村民主選舉是在政府的推動下發展起來的，各級政府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基層政府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利用大眾傳播媒介來傳播相關信息的難度較大，所以組織傳播是基層政府傳播信息的有效手段，而會議則是組織內傳播的主要形式。但是在政府的科層體系之中，組織傳播的多層次逐級傳播顯得時效性不足，信息的損耗以及失真現象較為突出。在農村村民選舉這樣一件廣受關注的政治熱點事件中，信息的上傳下達非常關鍵，政府為了解決上述不利因素的干擾，往往會下派工作組深入到農村第一線去，這樣可以隨時掌握事情發展的動態，可以根據現場情況迅速果斷地作出決定，把握事情發展的走向。下鄉工作組是一種超越政府科層體系的組織傳播手段，對正式的組織傳播是一種必要補充，它可以減少信息流通的環節，根據現場的變化隨時調節傳播的方法及技巧，它有助于上級指示得到充分貫徹和實施，是組織意圖得以實現的可靠保證。

人際傳播由于傳播渠道多、反饋迅速、易于控制的特點而在村民直選的信息傳播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選舉信息主要就是通過“意見領袖”的兩級或多級傳播傳向村莊的各個角落，村民往往依靠這些信息來作出自己的決定。但是現在的農村社會卻面臨著“意見領袖”大量外流的現實處境，這些人的缺失造成了村民獲取相關政治信息的障礙。村干部、發票員在這時候就臨時充當了這一角色，村民從他們那里獲得的信息卻往往是帶有鮮明的傾向性的，這些臨時性“意見領袖”的意見往往最終左右了村民直選的結果，使選舉的結果處于既定意志的控制之下。久而久之，這也導致村民對選舉失去興趣，他們之間交流選舉信息越來越少，村民之間的選舉信息壁壘由此產生。

村民直選中的官方色彩濃厚、人際傳播不力是當前村民對民主選舉失去興趣的重要原因，在民主參與主體對選舉本身失去興趣的情況下是很難保證選舉的規范性的。

（二）當前村民直選遭遇困境的信息傳播因素

1998年11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通過并公布實施，標志著我國正式完成村民自治在法律上和政治上的制度安排，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的村民自治就達到了一個理想的水平，其實我國村民自治的實際運作與理想狀態之間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學術界對此也進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不盡相同的看法。有的學者認為是經濟因素導致了村民對選舉的冷漠，有的認為是政府的過度干預導致村民選舉徒具形式，等等。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村民直選中的信息傳播同樣是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信息是在一種情況下消除人們不確定性的東西，人們得到信息之后就能消除對未知事物的不確定性，進而作出對這一事物的判斷。在村民直選過程中，如果信息不能很好地傳播給村民，村民便無法利用這些信息來消除選舉中的不確定性，也就無法作出自己的選擇。久而久之，村民便對選舉失去了興趣，因為村民很難對一件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產生興趣，并積極參與其中。

在洲村，由于傳播媒介的單一化情況嚴重，加上村中“意見領袖”的大量外流，洲村的普通村民對選舉的程序和內容幾乎一無所知。筆者在訪談中發現幾乎沒有村民會主動到村小學的圍墻上看村委會的通知，大多只是路過的時候隨便看一下而已。特別是關于選舉的信息，更是少人問津。在正式投票時，大多數村民對發票員的再次到來表示很疑惑，他們問道：“你們上次不是來過嗎？怎么又來了？上次難道不是選干部嗎？”可以看出，他們甚至不知道村民選舉分為提名候選人和正式選舉兩個階段。作為村民直選主體的村民對選舉信息的極度不了解，必然導致村民參與積極性的下降或消失，這可能正是某些村干部樂意看到的結果。筆者在對村干部訪談的時候，沒有一位干部對目前村民這種對選舉漠視的態度感到擔心，他們只以“村民文化水平低、民主意識差”為理由，而認為村民對選舉的漠視態度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村干部有意無意的信息隱瞞，加上村民之間信息的不對流以及大眾傳播媒介在農村民主選舉信息傳播中的缺位，共同造成當前農村村民直選中信息傳播真空地帶的出現，這是當前農村村民直選面臨困境的信息因素。

（三）總結

塞繆爾?亨廷頓指出，民主政治的發展，有賴于政治的制度化和擴大民主政治參與這兩者的共同作用。村民自治是當前我國民主政治發展的起點，而村民直選又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內容，僅有法律和政治層面的制度安排是不夠的，還必須喚醒廣大農民參與到民主政治中來。但是，當前農村村民直選中出現的信息困境恰恰成為擴大農民民主政治參與的羈絆。

我國現在正處于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階段，要扭轉當前這種村民自治的困境，村民直選中的信息傳播狀況應該得到改善。組織傳播要不斷擴大組織外傳播的力度，使得信息的傳播不僅僅局限在組織內部，使村民得到更多關于選舉的信息；要盡力消除村民之間的信息壁壘，擴大人際傳播在信息交流中的作用；而大眾傳播媒介也應該把足夠的注意力放到村民直選中的政治信息傳播中來，而不是成為游離于農村政治生活之外的媒介。在政府、民間和傳媒的共同作用下，為村民直選營造一個透明、公開的信息空間。村民在這樣的信息環境中才能夠消除自身對選舉的不確定性，產生對選舉的興趣，參與到民主政治的建設中來，實現村民自治主體地位的回歸，扭轉當前村民自治的困境。

A Case Study on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ng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Elections: Field Working Report From Zhou Cun, A Small Village in China.Zhang Shaofu Qiu Xinyou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elections are mainly unidirectional dissemination, unitary dissemination method, and vacancy mass media,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of rural elections is mainly a mixture of organizational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After a through analysis, it concludes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is more officially oriented wherea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s less powerful.Therefore, there exists deficiency in the present rural elections.And this kind of deficiency becomes a notable factor in the process of the rural self-governance.Key words: Rural election;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Dilemma of election

——原載《中國傳媒報告》（China Media Report）2008年第1期。

[注釋]

*本次田野調查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謝邱新有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國家政策與鄉村社會穩定的關系研究”課題組的資助，其次得益于調查地干部群眾的信任以及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謝。依據學術慣例，本文的地名做了一定技術處理。關于該村2005年換屆選舉的具體過程，可參見本人拙作《村政精英主導下的村民直選——洲村選舉的觀察與思考》（入選《中國鄉村社會的選舉與治理》一書，已簽出版協議，2007年底出版）。

[基金項目]江西省社科“十一五”規劃項目：社會工作介入與村級治理機制的創新（編號：06SH18）

[作者簡介]章紹甫，1983年生，男，江西師范大學傳播學院2005級傳播學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傳播與社會發展。邱新有，1964年生，男，江西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傳播與鄉村社會政治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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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瓦窯村3組田野調查報告

瓦窯村3組田野調查報告

201007340332 舒東梅 調查目的

了解該村農民生活方式和收入消費狀況以及受教育情況，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和優勢，同時鍛煉和提高自己的觀察和分析問題的能力，因而對瓦窯村3組的居民以及其生活環境做了以下調查。調查內容

2.1 地理位置

瓦窯村3組，位于四川省德陽市中江縣龍臺鎮太平鄉，該組環境優美，四面環山，到處都是樹木和綠草，空氣清新。離街區大概1000米，比較近，路面基本上都是泊油路，交通漸漸方便起來，村民上街買東西也非常方便。但另一方面，這兒也只是一個山村，山太高不利于農民的種植，無法實現機械化，收糧食也很困難。

2.2 人員構成

經過我的調查和計算，該院落里大概有23戶人，其中有14戶都姓舒，其他的姓氏有唐、王、郭、房。其中大多數家庭都有3代，子女基本為2個，也有3個的，獨生子女基本沒有。擁有該院落戶籍的村民總計共115人，老人13人，中年46人，青年46人，小孩10人。為了維持生活有許多的中年和青年都出去打工了，共計約60人，還有2戶人全家都搬遷到了大城市，共8人，還有就是小孩，也還有2名中年男子在街上做生意，另外還有一名教師，一名村干部，剩余的基本為老人和中年婦女在家種地，還有小孩接受教育，還有1名正在讀大學。

2.3 受教育情況

該村村民基本上65歲以上的老年人都是文盲，只有一兩個讀了小學，還有10個中年婦女也基本是文盲，其他中年婦女都基本為小學或初中畢業，中年男子基本是初中畢業，青年男女也大多初中水平，有5個高中畢業生，4個大學生畢業。總體來看，該村教育水平偏低，人員的文化知識都很局限，視野都不是很開闊，有待提高。

2.4 收入來源

2.4.1 外出務工

基本上為了維持生活和改變以前貧困的現狀，每家每戶都會有當家的男子外出打工，接近50人，其中大多數由于沒有文化都是靠體力吃飯，有的進廠當工人，有的在建筑工地修房子、鋪路，還有的搬運東西，當然我們這邊最多的還是自己推著三輪車或者背著背簍到處賣東西的，也就是說的流動攤販。2.4.2 務農

除了外出務工的收入外，在家里的婦女就會種地，當然在農忙的時候丈夫也會回家幫忙。她們種的莊稼有玉米、小麥、稻谷、紅薯還有油菜。在天氣好，沒有自然災害，收成好的時候這些莊稼除了能夠維持自己的溫飽外，也會有剩余的。然后，她們就會把這些糧食拿到街上去賣，或者直接換成其他水果和蔬菜，還有面粉等等。當然，也會留出一部分為來年的危險性最好準備，也會有未雨綢繆的計劃。另一方面，如果遇到天災，收成不好，連溫飽都不能解決的話，就只好吃往年遺留下來的糧食。但是這一年的話就沒有在這方面的收入，不過據我所知，我們只有在03年遇到過干旱，農民基本上沒有收成外，其他時間基本上都還是屬于豐收。2.4.3 養殖

在該村基本上每家每戶都會養豬，雖然數量不多，基本為2頭，但是也是一筆不錯的收入。孩子要上學交學費的時候就把家里的豬賣了，過春節的時候就把豬殺了，供過年時全家團圓享用。當然除了豬以外，還有許多村民也養雞和鴨子。從小雞和小鴨就開始養育。母雞長大了就留在家里下蛋，供孩子補充營養，家里的婦女基本上很少吃，多余的就拿到街上去賣，每個月也會接近50元的收入。公雞基本3個月就長大了，然后就拿到街上去賣，每只雞能賣60元錢左右，平均每3個月養一次雞，一次5只公雞，就能賣300元，除去本金25元，由于糧食基本是自己種的，所以也還有275元的剩余，這也是她們的一筆收入。鴨子基本上3個月左右長大后就賣了，因為它要下蛋需要較長的時間。這筆收入大概150元。每年養雞和鴨的次數大概是2次，即總共大概收入800元。當然，不是每家每戶都是這樣，還有一兩戶喂有兔子、牛、羊、鵝等，這也能夠盈利。2.4.4 總收入

綜上所訴，該村農民的收入，大多數的收入能夠達到2萬元，當然這是沒有除去她們的消費外。但是也有5戶比較窮的，2戶是五保戶，只能靠政府維持生活，還有1戶是妻子45歲就中風了，現在已經62歲了，丈夫也在家里照顧她，也沒有什么技能，只有在家里種地，兒子初中畢業，外出務工，也沒有什么收入。還有2戶是一戶有一人瘋癲，一戶是啞巴，收入也不可觀。但是還有2戶比較可以，自己做生意發了，在城市已經買房了，收入能達到20萬吧。

總體來說，該村經濟還是比較落后，沒有致富的特產，也沒有種植的技巧。需要尋求致富的途徑。

2.5 消費支出

在該村，由于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生活，所以她們的吃基本上都不怎么花錢，只有每個月買肉花少許錢。至于穿著，她們都很樸素，基本上只有春節才會買一套便宜的新衣服。所以在吃、穿、住、行方面都不會花費太多。她們也舍不得在這些方面花錢。基本上她們的錢都用在了孩子身上，孩子小時候的教育費用，結婚新房的費用，還有的孩子想創業的費用。所以在吃、穿、住、行方面都不會花費太多。她們也舍不得在這些方面花錢。她們的錢40%用于孩子的教育，40%用于儲蓄修建新房子和孩子結婚，10%用于醫療，10%用于自己的基本生活。總體來說，村民對于教育還是非常注重，一切為了孩子，處處為了孩子，把幾乎全部的收入都投在了孩子身上。

2.6 娛樂休閑

該村農民的休閑娛樂活動雖然不多，但是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在她們閑暇的時間她們會湊在一起小小的賭博一把，打打麻將、跑得快、斗地主、吹牛等，賭注除了是金錢以外，還有的賭花生米、玉米、谷子等糧食，還有的就是誰家的水果，和幫著干點活等等。一些不會打牌的中老年婦女就會聚在一起看看家庭倫理劇和聊聊天。在逢年過節的時候大家約在一起到寺廟去燒香拜佛和看表演在吃上一碗齋飯，非常愜意。

當然在雙號逢場天的時候大家就三三兩兩的一起上街區采購，就算沒有什么要買的也會去湊湊熱鬧，去逛逛街，看看有沒有便宜又實惠的東西。然后大家回家聚在一起討論今天我買了什么，你又買了什么花了多少錢，誰家的更加便宜和劃算。

看電視也是她們的娛樂活動之一，白天可能沒有什么時間看電視，但是到了晚上她們就會準時收看自己喜歡的連續劇，然后就是晚上10點多也會看完，第二天在土地里干活的，就會談論自己所看的連續劇，談得不亦樂乎。調查反思

通過對我村的調查，我發現該村的村民總體收入水平不高，不舍得消費，但是娛樂休閑活動卻還是多姿多彩，人們的生活還是過得比較愜意和休閑。但是，對于經濟的落后，政府應該加大投入，引進新型經濟作物，提高農民的種植技術。另一方面，農民自己也要努力學習，用心培育農作物，提高效率。

在消費觀念上面也需要一定的改觀，不能處處為了孩子，自己的一生還是要為自己考慮，不要舍不得消費，但是也不能無節制的消費，要學會合適的消費，適當的為自己買點衣服，吃好一點，有時間出去旅游，開闊眼界是完全有必要的。在教育方面，鼓勵自己的孩子多讀書，同時自己也可以閱讀一定的書籍，提高自己的知識面。對于新型的電腦，自己也可以去多了解和學習，不要與社會主流文化太脫節。

第三篇：xxx村村民自治問題調查報告

農村村民自治問題調查報告

調查主題：當前農村民自治問題存在的問題

調查對象：xxx鎮同福村村民

調查時間：2008年4月20日

調查方法：深入農村 走訪調查 問卷調查

調查內容及經過：結合“十七大”指導思想,前往丹朱鎮同福村針對當地村民自治問題展開調查，現將我對同福村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議、民主監督四方面情況的調查總結如下：

一、民主選舉是村民自治的基礎問題，關鍵要克服瓶頸制約，找準平衡基點，整體推進。

村委會民主選舉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諸如選舉的理念、選舉的功能、選舉的技術、選舉的程序等構成了一系列民主選舉中的理論和實踐網絡。據同福村村委會領導介紹，三官村村委會由全體村民選舉產生，經“海選”產生候選人，然后進一步選舉出村委會領導班子成員。但是，調查問卷顯示，村民雖然都對民主選舉這一舉措表示贊成和肯定，但村民的法律意識普遍較差，民主選舉的主動性和優越性并沒有完全體現出來。在調查過程中，該村表現出來的問題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1、民主選舉中的瓶頸制約：

（1）法律規定的前瞻性與文化傳統的滯后性矛盾。一般說來，法律規定總是建立在社會實踐基礎之上的，與客觀現實需求相適應。我國的村級民主選舉，本身是一種法治民主的助推劑，它既是對廣大農民的培訓，也是對整個社會的培訓。正是這種自下而上的、帶有一定超前性的民主選舉制度，推動著我國社會的民主進程。然而，這種推動作用是個漸進過程。一方面，在我國，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革的情況下，客觀形勢亟需法治民主的深化；另一方面農民的民主參與意識的滯后性有著較深的傳統文化根基。反映在村委直選中，不少選民對村委班子成員的選擇并非出于他們的主動，而往往是被“塑造”出來的。對候選人要素重要性的認識遠遠低于對利益分配的關注或者政治象征背景的聯系和與自己的親疏遠近。《村委會選舉辦法》規定的三種投票形式，流動票箱投票僅作為一種輔助形式，應限制在一定范圍內。但在具體實施中，大多數村沒條件進行大會集中投票，而不少村民又不想去固定的投票場、投票站投票，有的地方甚至還出現“賣票”現象。因而，村級民主選舉的規定與選民本身的需求明顯地相背離，選舉中投票率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反映選民民主意識的強弱。

（2）法律規定的有限性與實際操作的復雜性矛盾。我國農村的民主法治化進程與改革開放同時起步，各種社會關系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具有不確定性，這一環境下形成的民主選舉制度還是初步的，它需要一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因此，《村委會組織法》對民主選舉的條文規定不可能顧及全面。雖然地方法規的《選舉辦法》能給一定配套，但也有不少局限性。在法律法規與實施細則，原則規定與具體措施之間的空隙較大，有的規定過于原則，不便操作；有的雖有行為模式，但沒有法律后果；有的內涵模糊，不好統一理解等。這里僅列舉幾點，以見一斑：一是村委會成員候選人標準難把握。《村委會組織法》十二條規定“年滿十八周歲的村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村委會選舉辦法》第十三條對候選人的推選條件作了細化。如果選舉委員會資格審定時，認為雖有被選舉權但不符合推選條件的人被海推為候選人后，他可否被確定為正式候選人就比較難把握，尤其是在選舉委員會與選民有較大意見分歧的情況下更是如此。二是選舉中的“拉票”現象難處理。拉票行為，既有正常、合理的行為，也有不合理，甚至帶有“賄選”等痕跡的行為，同時又會有兩者兼之的。如何界定它們之間的區別加以妥善處理，法律依據不足就帶來了選舉中的雜音。三是選舉結果的有效性難認定。在一些細小環節上難免出現偏差或不妥，有的可以即時得到糾正，有的卻事后難以操作，一旦選舉結果產生后，如何認定其有效性就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

2、民主選舉中的平衡基點：

村民直選法律運行的整體功能的有效發揮，關鍵在于其在適應社會發展的變化中求得自身內部結構的相互協調。因而，在實際中應重點把握以下幾個方面的關系：

（1）需求與可能。任何社會關系都需要相應的社會規范加以調整，以維護正常秩序。村委直選的有序性也必須根據農村的客觀需要，在“收支”平衡的運行中加以實現。一方面，村委直選具有通過一定法律規范實現廣泛的利益需要。另一方面，鄉村客觀現實應具有支付法律運行成本的能力。因此，在規范民主選舉過程中，應當充分考慮農村社會需求的各個要素對法律規定的制約作用及相互關系。有時候，就當地當時的經濟、政治、文化條件而言，具有規范某個法律行為的需要，但不一定具備其相應的成本支付能力。（2）效益與成本。在社會支付能力相對不變的情況下，法律的運行成本越低，那幺它的效率越高。村級民主選舉的法律效益，應以最低的運行成本來獲取最佳的選舉目的。使一大批素質較好、群眾信賴的農民走上村委會工作崗位，是民主選舉最直接的目的，從而來輻射農村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穩定，以實現長遠的整體效益。在村級民主選舉的法律運行中，如何求得成本與效益的相對平衡，有不少方面值得進一步探討。

（3）周密與簡便。于法周密和于法簡便相結合的原則，是農村民主選舉中法律運行的內在要求。村級民主選舉的整個過程必須一環扣一環，法定的程序不能變，規定的步驟不能少，不能怕麻煩，圖省事，更不能走過場。但是受農村客觀環境和村民文化心理素質的影響，從選舉實踐看，能達到同一選舉目標，村民更樂于接受簡單易行的選舉方法。在有些地方推行的無候選人直選，之所以受到農村群眾的歡迎，并且取得成功，組織嚴密、形式簡便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3、整體推進——民主選舉中的對策措施：

（1）在引導與磨合中，強化村民的參與意識和參與水平。增強村民的參與意識和參與水平，是農村民主自治的軟環境。沒有廣大農民群眾的這種理念與思想，再好的民主選舉的法律規定也會走樣變形。不斷豐富的村級民主選舉實踐，是營造民主法治環境的大課堂。對于廣大村民來說，只有他們認識到自己由權力的對象不同村里不同的條件所決定。

對于實行民主管理，首先要堅持和完善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制度。通常人口少且居住集中的村采用村民會議，而人口多且居住分散的村采用村民代表會議。明確規定村民代表會議的人員組成及其條件、職責、權利制定議事內容和議事規則，確定活動方式，活動程序和活動時間，并按規定嚴格執行。其次，要按照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結合本地實際，明確規定民主議事的內容，凡屬村務管理的重大事項以及農民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的處理，都應先召集黨員大會討論，再分別提交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討論，征求黨內外群眾意見，按大多數人的意見實行民主決策，堅決糾正不顧群眾意愿而由幾個干部自行其是的做法。要實行民主管理，還要切實加強群眾對村干部的民主監督。

調查中發現，同福村在自治方面做得比較好。一走進他們村委會的辦公室，就能看到整整齊齊掛在墻上的各種規章制度，就如治保調節委員會成員，治調干部規定，治保調節信息員職責、幫教小組及其職責、護村隊及其職責、禁毒禁堵宣傳小組及其職責等等。從這上面來看，確實同福村的自治制度是比較完善的，而且操作起來還是比較規范。村里的負責人對我們介紹了他們平常的工作方式，方法。同福村是一個城中村，總共有600多戶，共2000多人，整個村的座落呈長方型，村里決定什么大事情就通過召開村民代表大會來參考。同福村總共分成5個小分隊，每一個小分隊的隊長要管理人員幾十致上百人不等。隊長是從他們隊下由村民推選上來的，這點做得很民主。村里決定或是傳達事情就是通過村長，書記等向隊長們來共同探討，具體的再由隊長去負責實施他們隊里的細節工作。在同福村村委會的外面有一個醒目的村務公開欄，上面詳細具體的把村里的各項計劃以及許多村里的開支，收入公布在上面。

為使我們的調查更加完整，我們用問卷的方式從村民口中了解一些情況。通過這個問卷，增加了村領導所采取的一系列做法的真實可信程度，同時也從村民的看法中發現一些存在的問題。調查的一些數據如下：（1）有42.1%的村民說沒有開過全體村民大會，有36.8%村民不清楚這點,其它的說開過一兩次。（2）有58.8%的村民認為開會的內容是傳達中央文件，討論村內大事，有35.3%的村民認為開會無實質的內容，走形式。（3）有76.2%的村民不知道中央要求實行村務公開，民主管理的政策，只有23.8%的村民知道這一點。（4）85.7%的村民認為沒有亂收費的現象，只有14.3%的認為有亂收費。（5）農民遇到不合理的負擔項目，有50%的人士向上級領導，部門反應，有38.9%隨大流，有11.1%選擇了拒收，幾乎沒有人知道會向法院起訴。（6）村民比較愿意統一搞，占了44.4%,另外還有33.3％愿意干部群眾干部帶頭，農民志愿，有22.%的是鄉村起頭，農民志愿。實際上的時候有一些看法與這個基本相近。

從以上的這些數據可以表明，農民對村里的村務公開等等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甚至還有些人不知道。以后應該是農民們對這些事情多了解了，也是有很大的好處的。總體上村民對本屆的村委會還是挺滿意的，唯一不足指出，要多對本村，以及中央及地方的文件精神進行宣傳，使村民更加的了解其內容，從而可以更好的進行村民自治，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民主決策在村民自治體系中起著關鍵作用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強黨的活力和團結統一”。實行民主決策，是民主集中制在黨委決策上的本質體現；加強民主決策，是堅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這個重大課題中應有之義，只有提高黨委民主集中制的質量，才能更好地貫徹落實十六大精神，促進各項工作的落實和經濟建設快速發展.我國有八億農民，實現村民自治是農民當家作主的一種體現，而民主決策在村民自治體系中起著關鍵作用。首先，決策關系重大，決策失誤帶來的損失最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影響決策的因素更為復雜，民主決策可以將決策失誤的風險降到最低點。民主決策對農業更具特殊意義，農產品的生產周期長，往往是一著不慎，幾年難翻。其二，決策是群眾關注的熱點。需要民主決策的事，一般是比較重大的問題，不可能把一些瑣事拿來“民主”一番。既然是比較重大的問題，沒有群眾民主參與，村民自治就失去重心。其三，民主決策影響其它三個民主。決策是否民主，是對民主選舉質量高低的檢驗，所選的村委會成員素質高，決策一般會民主，反之，民主決策就會走形；民主決策是民主管理的先決條件，民主決策才能使決策科學，而科學的決策是有效管理的前提；民主決策是民主監督的重點，如前所述，民主決策對重要事項的決策，當然就是民主監督的重點了。

在這次社會實踐活動中，我們對安吉縣三官村隨機抽選的60位村民做了問卷調查。對“民主決策”所問的5個問題中：

（1）知道本村開展過村莊規劃的占53%，其余對此不了解；而對村鎮規劃75%的村民表示滿意，19%村民不滿意，其余的則表示無所謂。

（2）對于村里的重大決策應該如何做出？有39%和35%的村民認為應該有村里的領導決定或由全體村民討論后由領導人決定：另有17%和9%的村民認為應由村民代表或全體村民決定。

（3）在74%的村民眼中在鄉村工作的干部是最有影響力的，其余則認為有能力在外面的人。

（4）48%的村民覺得自己在村里的地位一般；38%的村民認為沒有地位；另有14%的認為有一定的地位。（5）50%的村民偶爾被邀請參加村里的重大問題決策；14%被經常邀請；有36%的村民從未被邀請。

應當指出，農村的村務決策均已在一定程度的民主基礎上運作，但離有關法律制度規定的民主決策的要求和原則還有一定的距離。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1、村民群眾對重大村務決策的直接參與遠未達到法律和制度規定的要求

首先，按有關法律和制度規定，村民群眾擁有自主決定本村重大事務的權利。以上數據表明，并非所有重大村務都由村民群眾直接參與決策。在村級事務決策的實際運作過程中，重大村務事實可被區分為二類，并分別采取不同的決策方式。一類為重要村決策，主要由村社區領導集團集體決策。另一類是特大村務決策，分別以不同的方式、一定程度地吸納了村民群眾直接參與議決過程。但是，這種參與的機會不多，而且對決策的實際影響程度非常有限。其次，根據國家制度規定，村民會議和村民代表會議是村民直接參與本村重大村務民主決策的主要形式。但在村務決策實際運作過程中，無論是村民會議，還是村民代表會議，均沒有實質性的決策權力。村民會議特別是議決重大村級事務的決策性全體村民會議，因各種不同的原因基本不召開，當遇到與全體村民利益密切相關的特別重大、復雜的村級事務，往往通過召集村兩委會和村民小組長、自然村長聯席會議，或村兩委會和黨員聯席會議，有時也召集村干部和村民小組長、全體黨員聯席會議進行決策。2、村領導集團決策村務對民主決策制度原則有一定的偏離

從村領導集團決策的形成和傾向看，未能充分反映村民群眾的意愿。按照有關制度規定，村領導集團應在廣泛吸納村民群眾意見的基礎上進行決策。從村領導集團決策的實際狀況看，首先應當肯定，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的決策確實是以村民群眾的意愿為基礎的。然而，從決策形成和決策傾向的角度進行分析，村領導集團的決策是各種機構、組織、群體或個人交互作用和影響的結果，其所作的每一項決策總是代表著一定的利益傾向。不可否認，現實中相當部分的重要決策并不一定反映和代表多數村民群眾的意愿和利益。

村級民主決策是村民自治的首要環節，但是，正是我們在前面所分析的，村級事務決策的實際運作總是在具體的村治環境中進行的。受環境因素影響，村級事務決策的實際運作難免發生對民主決策制度安排的偏離。在現階段，中國農村的村級民主決策，多數表現出“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特點。村級事務的決策權實際上主要掌握在少數人，特別是村第一把手（一般為書記）手里，與民主決策的制度要求尚有一定的距離。這種決策機制或許有利于提高決策效率，但有可能因決策權過于集中而容易出現決策的重大失誤、決策脫離群眾。筆者認為，現階段中國農村的村民自治基本還處在“干部治理”或“精英治理”階段，離“群眾自治”還有一定距離。村民自治有一個從干部治理——精英治理——群眾自治逐步演進的過程，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農村基層群眾自治目標，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需要創造一定的基礎和條件。如果在條件不成熟的背景下主觀、盲目、強制性地推行“群眾自治”和民主決策，極有可能造成危害農村政治穩定與社會發展的各種負面影響。

四、民主監督的重點是人民群眾對各級領導干部的監督

黨的十七大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要求。黨要領導人民,當好家、作好主，必須進一步發揚民主。加強民主監督，必將促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更好地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和根本利益。

民主監督的重點是人民群眾對各級領導干部的監督。其主要內容是監督各級領導干部是否堅持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否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是否正確地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是否發揚民主、依法辦事；是否嚴以律己、廉潔奉公；是否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等。自身的高度自覺，人民的民主監督，是各級領導干部做好工作的重要保證。

人民民主監督是民主監督的重要方面，包括法律監督、行政監督、輿論監督和群眾監督等，以此加強對各級領導干部權力的制約和監督。為進一步對農村民主監督問題進行調查，充分了解農村村民自治現狀，我杭州電子工業學院電子信息分院暑期社會實踐小分隊舉行“三下鄉”活動，到安吉市三官村展開以村民自治為主題的社會調查。

據文卷調查結果顯示，81％的村民對現任村委會表示滿意，對村委會干部表示相當的信任和支持。與此同時，數據表明，在三官村有61.9％的村民對當前的村務不太清楚，47.6％的村民不清楚村里是否有村務公開欄或村務公開室。而據村委會干部介紹，村里有相應的民主監督政策及舉措，實踐分隊的同學們也在村委會辦公室的樓下看到了內容詳盡的村務公開欄，這一現象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村民主監督存在的問題。民主監督是村民自治制度的重要內容，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村民民主意識、監督意識有待進一步的提高。

目前農村現狀顯示，村民委員會所具有的集中管理權，與分散的監督權呈現出非對稱性，而這種非對稱性往往又導致管理者權力意識的膨脹，引發與民主制度背道而馳的一系列問題。雖然，農村基層黨組織肩負著監督的職能，但是這種監督在黨支部與村委會關系在理論和實踐上有待于進一步理順的現實情況下，其監督作用的發揮是受到一定影響的。針對這一現狀，農村民主監督的發展應抓好村務公開的普遍實行、村民民主理財小組的積極作為、村民罷免權的切實行使及對村委會成員實行工作過失追究制度等。從同福村村民自治現狀來看，民主監督已經從抽象的“紙上權利”變成了實際行動，對于制約村干部的用權行為起到了一定作用，在此基礎上，提高村民民主意識、監督意識，使民主監督進一步深入人心，使加強農村村民自治的重中之重！

在此次社會實踐過程中，除針對性課題的調查外，我還結合自身專業特長，在同福村與村支部書記就同福村經濟建設、村務工作等問題進行了深入而細致的交流，讓我在做好調查的同時，更深入的接觸社會、了解社會，學會把目光投向人群、投向社會、投向現實，尋求新的獲得真知的途徑。

同福村大學村官：王山虎 二○○八年六月

第四篇：**縣*****村村民肝病患病情況調查報告

6月24日，縣疾控中心派出流調人員趕赴窯淮鄉并會同窯淮鄉衛生院人員，對窯場村村民肝病患病情況進行了初步調查。調查人員采取線索、入戶走訪、查閱有關記錄等的調查方法，對該村肝病重點患病區的患病情況進行了比較全面的調查。現將調查情況報告如下：

一、基本情況：

窯場村共五個組，1870人。群眾反映集中患病的病區為窯場三組（即原佛洞村一組），屬自然村落，共40戶，190人，大部分飲用井水和高水低流自來水，兼有水、旱農作物。

二、調查結果：

1、線索調查：（據村干部、村醫提供）

(1)、該村三組原佛洞村一組（下同），近十年來共患有較重病種18例。一是肝病16例，發病率為8.42%，低于全國發病率（10%）水平。其中乙肝8例（之中4例在外打工，4例在家常年務農）；肝腹水7例；肝癌1例。二是子宮癌1例。三是膀胱癌1例。后兩者發病在疾病譜中微乎其微。

（2）、病患者死亡情況:近十年來因較重疾病死亡9例。其中因肝腹水先后死亡7例（1998、1999、2000、2002年各死亡1例，2003年死亡2例，2004年死亡1例）；因子宮癌死亡1例；因膀胱癌死亡1例。

（3）家族患病情況：該組40戶，僅四姓患有肝病。A、盧姓家族共患有肝病9例（肝腹水4例，肝炎5例，共占肝病總數的56.25%)。其中一戶2例的4戶，一戶1例的1戶；b、劉姓家族患有肝病4例，其中一戶3例的1戶（該姓上代患有肝炎，下代兩子一人患有肝腹水，一人患有肝癌），一戶1例的1戶（為肝炎）；鄭姓和別姓家族各患有肝病1例（均為肝腹水）；謝姓家族患有肝病1例（為肝炎）。

（4）、患病年齡分布：最大年齡60歲，最小年齡18歲，30~50歲患病最多，11例，占68.75%。

2、入戶調查：共調查該組在家的戶主28戶，其中9戶患有肝病。在其9戶病家中僅3戶的戶主或患者提供了在縣醫院檢查的化驗單，其中一戶提供了乙肝表面抗原陰性的化驗單，一戶提供了診斷為肝癌的化驗單，一戶提供了兩對半陽性的化驗單。其他6戶的戶主或經線索調查認為是肝病的患者，可能礙于面子或隱私并不認為自己患了肝炎或自己己故的家庭成員因肝腹水而去逝。

3、查閱有關記錄：

（1）、查閱衛生院近五年門診日志，僅有1例病人（2002年）在衛生院接受過抽肝腹水的治療記錄。

（2）、查閱村衛生室近五年門診日志，也僅發現有1例乙肝病人接受過液體治療記錄。

4、健康人群調查：為進一步了解當地居民就醫與患病情況，抽查了12名健康群眾，有6名群眾認為當地患肝病的人好象不少，因該組村民位于國道旁，交通便利，看病的人90%以上都在縣醫院或中醫院，究竟是否得的是肝病他們不十分清楚。從就醫情況看，該組村民可能是因經費困難等原因，他們看病一般是在出不了工或無法干活的情況下才去醫院檢查治療，因延誤治療致使小病變大病，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傳染家人的機會。

三、結論：

該村三組村民患病情況，經線索為主的調查，結合臨床和流行病學診斷并綜合分析，調查組認為該組確實存在肝病的患病情況，從線索調查的情況看，近十年肝病在該組延綿不斷，而且存在高度的家庭聚集性，其發病與隱性感染、延誤治療或治療不及時、家中密切接觸感染所致。故此認為該組村民肝病患病符合肝病疾病譜的規律，即“慢性肝炎、肝硬化乃至肝癌的發病率大幅上升，其中肝硬化發病率每年是以1%的幅度上升，而肝癌患者中八成為中青年人”。

四、發病之多的主要因素：

（一）、家族性傳播。乙肝高發的主要原因是乙肝多來源于家族性的垂直傳播。在我國，乙肝的家族聚集特征十分突出，一家祖孫三代都有乙肝的情況屢見不鮮。而且，越來越多的動物和人體研究表明或證實，乙肝病毒可通過生殖細胞傳播。

（二）、預防意識欠缺。乙肝疫苗已經問世近20年，它是阻斷乙肝垂直傳播的最佳措施，但是，由于經濟條件較差以及預防意識欠缺，尤其是后者的原因，我縣乙肝疫苗的接種工作開展得不夠理想，到現在也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接種過乙肝疫苗。這就使得對乙肝的預防難以奏效，慢性病例越來越多。

（三）、嬰幼兒期感染病毒。最初感染乙肝病毒的年齡與慢性乙肝有密切關系。有研究表明胎兒、新生兒一旦感染乙肝病毒，約有90％～95％要成為慢性病毒攜帶者；兒童期感染乙肝病毒后，約有20％會成為慢性病毒攜帶者；成人感染乙肝病毒后，只有3％～6％會發展為慢性病毒攜帶狀態。

（四）、延誤診斷和治療。急性期隱匿起病的無黃疸型肝炎比急件黃疸型肝炎容易發展為慢性，這與無黃疸型肝炎患者容易被延誤診斷，從而不能得到及時治療和休息有關。

（五）、免疫功能低下者容易感染病毒。如腎移植、腫瘤、白血病、艾滋病、血液透析者感染乙肝病毒后常易演變為慢性肝炎。

（六）、既往有其它肝病史者感染病毒。如原有酒精性肝病（酒精性肝炎、脂肪肝、酒精性肝硬變等）或瘧疾、結核病，再感染乙肝病毒后，不僅容易成為慢性肝炎，而且預后較差。

其它還有一些因素，如急性期的肝炎患者過度勞累，酗酒、性生活過度、吸毒、應用對肝臟有損害作用的藥物、營養不良、合并其它病原微生物的嚴重感染或濫用藥品等也可使急性轉為慢性。

五、建議

（一）、加強衛生科普知識宣傳與教育：教育部門應當深化對各學校健康教育課的開課力度，不斷增強青少年有病早治、無病早防意識；并以此在農民中普及防病治病知識。

（二）、預防血傳播及性傳播

1、不用未檢測乙型肝炎指標的血液及血制品。

2、不到黑窩點去獻血。

3、不要用不潔的注射器、穿刺針、針灸針、牙鉆、內窺鏡等介入性醫療儀器。

4、不要用不消毒的剃須刀、穿耳針、紋身針等進行美容活動。

（三）、做好特異性的預防。就是用乙型肝炎疫苗預防乙型肝炎的感染。實踐證明，注射乙肝疫苗是預防乙肝最經濟、最有效的方法。

房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調查者：易紹海、何瑞）

第五篇：全市公推直選村書記培訓信息(9月6日)

8月31日-9月3日，我區通過公推直選產生的201個村（社區）黨組織書記到高淳縣武家嘴村參加全市公推直選村書記專題培訓班。

專題培訓緊扣黨的十七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緊緊圍繞深化農村改革發展和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以“當好推動郊縣基層‘三個發展’帶頭人”為主題，幫助公推直選村書記提高從事新時期農村基層工作的本領，更好地履行競職承諾，既能選得上、更能干得好，在富民強村中創先爭優。整個培訓綜合運用專題講座、課堂教學、專題研討、現身說法、實地考察等多種方式進行，特邀請市委農工委、市國土資源局、市住建委、市民政局等部門負責同志圍繞《加快全域統籌發展 建設城鄉一體新南京》、《加快發展現代農業 努力促進農民增收》、《當前南京農民增收形勢及相關工作要求》等8項專題內容進行授課。

通過培訓，村（社區）書記們感觸頗深、受益匪淺，普遍認為此次培訓內容和形式上都安排得比較豐富充實、切合實際，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實用性和可操作性，概括來說，就是三個“新”：一是學到了新知識。授課內容都是領導和專家站在農村改革發展前沿傳授的最新理論，使村（社區）黨組織書記接觸和了解了大量的新知識、新觀念，聽后耳目一新，增加了信息源，豐富了知識量。二是增添了新動力。通過專家授課、分組研討、實地參觀和武家嘴村黨委書記武繼軍的現身說法，進一步明確了公推直選村（社區）書記的定位和責任，更加堅定了發展的信心，增添了發展的動力。三是啟發了新思路。此次培訓內容針對性很強，就如何發展現代農業、推進農業產業化，加強農村基層黨建工作、深入開展農村創先爭優活動，提高農民收入、促進社會和諧等提出了許多新的理念和好的做法，對下一步發展村級經濟、致富農民、建設新農村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培訓結束后，各位村（社區）書記紛紛表示，要以此次專題培訓為契機，進一步提高自身素質，提升工作能力，增強富民本領，切實兌現競職承諾，努力推動全區農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具體做到：一要堅持把加快發展作為第一工作導向，多謀壯大村級經濟、致富群眾的路子。進一步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強化駐村（社區）企業服務，提高駐村（社區）企業效益。立足村（社區）現有資源，因地制宜發展特色農業，加快村（社區）經濟發展。二要堅持把改善民生作為第一工作責任，多辦惠民利民的實事。進一步樹立建設服務型村（社區）黨組織的工作理念，注重為民辦實事、辦好事。根據新農村建設的整體要求，加大社會公益事業的投入力度，切實把民生工作做到實處，改善群眾生產生活環境。三要堅持把固本強基作為第一工作抓手，多做夯實基層打牢基礎的工作。進一步加強村（社區）“兩委”班子成員和黨員隊伍建設，強化思想作風和業務能力建設，發揮好富民強村和示范帶頭作用。繼續健全完善村（社區）各項工作制度，深入推進村（居）務和黨務公開，抓好村（社區）規范化管理，暢通群眾反映訴求渠道，從源頭上預防和消除不穩定因素，確保村（居）民各項權益落實保障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