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疆動亂的歷史與文化根源

本文作者系長期研究邊疆問題的作者，本文寫于2012年，當時切糕事件沸沸揚揚，作者已經通過此事判斷出新疆社會的危機所在。

昨日昆明火車站發生了持刀砍人的恐怖襲擊事件，引起了社會巨大的反響。今早確認是新疆分裂勢力策劃組織。在此背景下，我們不該遷怒于新疆人，以及維吾爾族，而是應該正視新疆社會的結構問題。不要把少數極端分子的暴行與無辜的新疆民眾去畫等號，此為其一。

其二，新疆的恐怖暴力有其滋長的社會土壤，這恐怕不是一紙政令可以解決問題。它是漢人社會問題的延續和發酵。如果看不到癥結所在，胡亂用藥，只會加深矛盾，無益于安定團結和穩定。

希望此文可以引起各位觀眾對新疆問題的重視和理解。

作者：黃章晉

新疆民族問題向來十分敏感，特別是2009年烏魯木齊75事件之后，中共對新疆的管控也逐步升級，外界較少能夠了解新疆維族社會的真實狀態。16萬元切糕賠償事件作爲一個熱點或將很快淡出公眾視野，但它在被公眾討論時，涉及到的一切可被視為這個社會創口的矛盾和問題，不但依然存在，而且隨時會爆發。“新疆小偷”、“切糕黨”這類標簽在內地漢族世界，十分普遍呈現的是中國今天民族政策造就的治安問題和由此帶來的民族矛盾。但在新疆的維吾爾世界，小偷和切糕黨，似乎更應歸類為馬爾薩斯陷阱的一個表征，在我看，它是一個遠比內地漢族社會與新疆人關系如何更為重要的問題。

或許用新疆維吾爾傳統社會正陷入一種瀕臨瓦解崩潰的危局來描述有夸大事實之嫌，但極高的失業率、嚴重的吸毒販毒、愈來愈多人群深陷非正當營生、地下宗教的迅速抬頭、社會道德瓦解、艾滋病泛濫等現象，放在任何一個國家和社會，都可將之描述為一場嚴峻的社會危機。而切糕黨、小偷僅僅是這個危機溢出到內地的一部分。內地人能看到的，僅僅是水面上的冰山。

我相信在內地的維吾爾族同胞在碰到小偷和切糕黨這個問題時，會反覆強調說，這不是維吾爾人的全部，維吾爾人不應被因此妖魔化。但是，如果不正視這類正在日益腐蝕維吾爾社會肌體的現象，尤其是它背后整個的社會危機，維吾爾社會很快會變成一個讓人痛惜的沉淪的民族。

在新疆維吾爾主流社會，對各種在內地謀生的維吾爾人統統用“口里齊”這個稱呼，“口里”即內地，“齊”即漢語中者的意思。對那些在內地從事正當職業的人來說，被人稱呼為口里齊是個非常郁悶的事，因為它帶有強烈的貶義色彩，暗示是不良職業從業者。對熱愛商貿的維吾爾人來說，并無輕視小商販的傳統社會成見，對口里齊的成見則來自這個群體極大比例在從事非法和灰色的活動。因為他們太熟悉知道周圍某個并無一技之長的人從內地回來后突然富起來是因為什麼原因。而南疆的舊手機市場上，那些手機來自哪里，早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對在內地的維吾爾知識分子來說，往往他們看到的本民族的非法甚至犯罪活動的普遍程度，要明顯高于漢族社會，因為他們才能更敏銳細致地發現哪些小食品店表面上是在賣餐飲，實際上底下是在販毒或做盜竊團伙的活動據點。而流浪兒的小偷問題，也不僅僅只是拐賣和扒竊，還有吸毒、暴力、家庭瓦解等一系列問題。

官方習慣性的報喜不報憂，甚至諱疾忌醫地打擊社會問題的研究者和暴露者，維吾爾知識分子群體只能在每一輪類似問題發酵在輿論被引爆時進行被動解釋時，漢族社會看到的新疆問題只有兩個方面：東突問題、犯罪問題，而上述問題真正的社會土壤：維吾爾族的社會危機幾乎無法進入公眾視野。

我相信今天很多漢族人已經在內心里認為，維吾爾人就是犯罪民族，甚至我注意到許多現在宣稱是新疆問題研究者的人，其言語中流露出的觀念也是如此。我最擔心而且認為事實上可能真是如此的一種情形就是，新疆地方官僚集團會普遍認為，維吾爾社會如此嚴峻的社會問題（這顯然未必是他們最在意的工作），僅僅是因為維吾爾人自身的問題，比如他們的文化傳統，比如他們的宗教信仰。

這種觀念下，甚至可以很好地為遮掩和禁止暴露新疆現在嚴峻的社會問題找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就與內地警方對自己眼皮底下從事非法活動的維吾爾族人群視而不見且禁止公開討論一樣，說是為了“不傷害民族感情”。

如果將來注定有更大的災難，我想這便是最深切的根源。人口和就業雙重壓力

新疆維吾爾社會今日面臨的問題，是生活在傳統農業社會的絕大多數人，完全無法融入現代社會、按照民族大學伊力哈木先生的說法，就是無法由傳統的農業和手工業社會轉變為現代工商業社會。

維吾爾族的絕大部分居住在南疆三地州，700 萬人密集居住在幾片互不相聯的綠洲中，人地矛盾極爲突出。維吾爾族社會平均年齡大大低于漢族，而青少年幾乎找不到進入現代工商業的就業機會。南疆小縣城里，因爲大量年輕人無所事事，遂有了臺球愛好者占人口比例也許是全世界最高的奇觀。

此外，內地的廉價而豐富的物資以及規模化的資本在改善其生活質量的同時，也對城市傳統手工業和商業為生的人造成最直接的生存沖擊。人口壓力和就業壓力，是新疆維吾爾社會危機的物質因素。

道德和傳統價值崩塌

同樣嚴重的是精神因素。現代生活方式和觀念的流行和影響，迅速在維吾爾社會依照年齡和身分（吃國家飯與靠自己的雙手吃飯），形成了巨大的觀念鴻溝。維系一個社會穩定的價值觀和道德體系，也因人群不同，或瓦解奔潰，或轉身更虔誠地投入宗教的懷抱以尋求慰藉。傳統維吾爾社會，阿訇或“長老”是道德秩序的體現者和維系者，今天舊城改造和社會組織的重構，使這種基于熟人社會的道德和價值體系早已無法維系。像吸毒販毒問題，在第一波經商致富者出現時，就開始出現并四處泛濫。

精神危機的作用，使得今天的新疆維吾爾社會，一方面在鄉村和一些城鎮，有著遠比內地漢族社會更淳樸和善良的民風，另一方面，社會風氣和道德敗壞，同樣遠非漢族社會可比。切糕黨、小偷、販毒、賣淫等現象，帶有極大的地域性特征，甚至對當地不同職業的居民收入對比，都構成了極大影響。這不能不認為是道德和價值失序、瓦解背景下的壞車示范效應。

不能不提的是，面對現代化沖擊的恐慌，對社會禮崩樂壞的排斥，愈來愈多的人只能投身宗教的懷抱以求寧靜，這種劇烈的變化，甚至可以從最近幾年人們服飾妝扮的變化看出來。宗教的抬頭當然會被地方政府視為不安定因素，強力打壓就順理成章在所難免，而民族矛盾的進一步緊張對立則是勢所必然。

我個人認為，所謂的東突分離主義遠沒有人們通過官方描述想象得那么嚴重，但復雜深切的民族矛盾卻要比我們所能感受到的要廣泛得多。甚至我曾從內地民間反扒小組那里聽來這樣的故事，他們在抓獲小偷后，居然有人跑來要人，且聲稱偷點東西為什么要抓，你們從新疆搶了那么多東西，我們偷幾個手機有什么不可以的。犯罪活動為自己尋找到了政治上的正當性，你難道僅僅是將之視為一種狡辯麼？我聽到的最黑暗的故事，是一位到內地協助打擊小偷的維吾爾族警察，從一個受強烈民族自尊心驅使的盡職盡責試圖拯救墮落天使的好警察，很快由于絕望壓抑最終變成有一大幫小偷的老大。

民族性的“失敗社會”

今日中國深陷嚴重社會危機的，并非只有維吾爾族，像大批人進入內地從事非法活動的問題，當然遠非維吾爾人，只不過由于維吾爾人在語言上異于漢人，更容易被觀察留意，而其他地方的同類問題，只會在警察那里因為犯罪登記時被注意到，地域性的問題也很難像維吾爾族那樣上升為對整個民族的印象。社會問題帶有強烈民族性的并非只有維吾爾族，四川涼山州的彝族，問題還要嚴重得多。

但兩者有大量高度相似的外在表象，比如大量人口販毒吸毒，大量小孩被拐賣在內地從事扒竊甚至入室搶劫。據一位從事相關領域工作的專業人士統計，涼山被抽檢到的孕婦中，HIV 感染者比例已經接近10%。僅從這個數字和成年男性犯罪率來看，說它是個失敗社會應無不妥。

兩者對比，其高度的共性就是傳統社會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在受巨大沖擊的同時，都無法有效融入現代社會，或者更準確地說，無法進入漢族人主體的社會分工當中。涼山州彝族社會的問題更大，或許是因爲其人口總量較小，原有的社會組織更脆弱。

急需反思的民族政策

我們當然可以將這種無法有效融入歸結為那些可以看得見的直接因素，語言的原因、教育水平的原因、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所以，在新疆，一個補救的措施就是大力推廣雙語教育。

我們即便不談雙語教育實質上更像強推漢語教育，僅就一刀切政策，使得不具備師資力量的部分貧困落后地區實際上兩種語言都無法有效掌握而言，就不能不擔心它最終的效果。尤其是，雖然官方大力推行雙語教育，但教育資源因民族不同而有極大不平衡的局面并無根本改觀。如果涉及到一個傳統生產生活的民族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觀念重建、價值重建的種種困惑，這個問題就要更為復雜而艱難。

就今日的漢族社會而言，雖然轉型痛苦尚不算嚴重，但從精神和價值上而言，還不能認為已走出前現代社會。而面臨著現代化與漢化無法區分困境的維吾爾精英（官方推進的現代化顯然就是漢化），在平衡現代與民族傳統上，要解決的問題復雜得多。何況，他們只能自己呆在家里獨自思考，在今日的政治環境中，這種公開討論不可能存在。

至于那些物理上遠離現代社會的維吾爾農民，其實在1980年代后期開始，就已注定在信息上與現代文明絕緣。此前，官方在民族問題上的投入，以及漢語世界本身搭載的現代信息和觀念就少，維吾爾語和漢語作為渠道，在接受現代信息上差別不算太大，但此后，市場的偉力使漢語成為一個搭載現代信息和觀念極高的平臺，至于維吾爾語，嚴厲的市場管制和官方投入的減少，維吾爾人已很難從其精英那里獲得現代信息。他們是一個被飛速發展的中國社會拋棄的人群。小偷和切糕黨，是這個社會能自發找到的極少數融入其中的手段。

寂寞梁門人去后

章立凡

2010年11月2日上午，前往世紀壇醫院送別梁從誡先生。越靠近目的地越難走，交通臺的廣播說，復興路一帶已實施臨時交通管制。此前章詒和曾告訴我，梁家只想辦一個小范圍的告別；消息在虛擬世界以幾何級數傳開以后，居然引發了現實中的某種緊張。

一個家族的背影

醫院終于到了，進門后直奔告別室小院。送別者有秩序地排隊靜候，滿院密密麻麻排列著各種字體的挽聯挽幛，在寒風中飄蕩，絕大部分是“自然之友”等環保NGO及志愿者敬獻的，他們要通過這種集體表達方式，向這位中國民間環保事業的開創者致以最后的敬意。

我與內子手持菊花走近告別室，梁先生的公子梁鑒很快發現了我們，隨后又見到了梁夫人方晶女士和小女梁帆，章詒和、蔣彥永、牟廣豐等友人也陸續到達。據廣豐說，正在幫梁家尋覓一片林地樹葬，以了卻逝者守護大自然的心愿。我提起香山梁啟超先生墓園，里面不是還葬有梁氏家族的后人嗎？他說墓園已經交公，現在無法安葬族人了。

10點整，告別的時刻來臨，先是梁氏族人入內告別，很快輪到我們。

鮮花叢中，梁先生的遺容比生前清癯，頭顱微微后仰，嘴好像沒有完全閉上，就定格在靈魂離去的時刻了。三鞠躬后，依次將菊花獻上；環繞一周行將走出時，我停步回望逝者，覺得他仿佛掙扎著，要為保護地球母親發出最后吼聲……

其實這只是我的想象，梁先生在去世前好幾年，就無法正常思考了。我們和梁先生等幾家朋友，每年照例有幾次聚會，直到有一回發現他反應遲鈍，往后的聚會就無形中停止了。后來得知，他得了阿爾茲海默氏癥。

從告別室出來，聽蔣大夫追述了梁先生辭世的經過，相對唏噓而別。途中取出儀式上分發的紀念折端詳，上有生平簡述、生活照、親友的送別寄語，以及梁太夫人林徽因女士在他出生后寫的一首小詩，母親深情地對兒子吟唱：“你是愛，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間的四月天。”綠地封面上是梁先生的遺照，一副孩童般的笑靨，用調皮的眸子凝視著我，也回望著人世間。

梁從誡的逝世，喚起了人們對一個近代名門的歷史記憶：梁啟超，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梁思莊……這些在中國知識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到他這輩已是第三代了。梁從誡留下的“三代人都是失敗者” 這句話，此刻正被熱議且令人永遠痛心，他自己也曾總結說，悲劇的成因是由于“選擇空間越來越小”。

消逝的空間

梁啟超先生是近代偉大的思想家，同時也是政治家和學術宗師。他出生于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的末期，受過完備的儒家傳統教育，在中西文明對撞的歷史環境中成長。清王朝前期曾有嚴酷的文字獄歷史，但自從傳統的農業文明在強勢的工業文明沖擊下落敗，國人逐漸睜開眼睛看世界。尤其是甲午戰敗之后，辦報、結社、講學成為社會風氣，戊戌政變后雖一度處于低潮，但在國難深重的背景下，改革專制制度、實行憲政逐漸成為朝野共識。

清政府宣布預備立憲以后，頒布了《結社集會律》和《報律》，后來在輿論的強烈批評下，修改了其中某些限制人民自由的條款。《報律》令國人辦報有較為寬松的社會政治環境，注冊登記手續極為簡單，言論相當自由，舉凡時政、制度、法律、政策、腐敗、社會黑幕等等，包括圣旨在內，皆可公開批評。《結社集會律》打破有清以來嚴禁結社集會的羅網，只要不是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黨和會黨，一切公開的政黨和團體均有合法存在的權利。

梁啟超在上海創辦的政聞社，盡管因清廷對康、梁的通緝令而無法登記，但仍可憑借報刊的平臺發表大量言論，并與革命派展開論戰。民國成立以后，他不像康有為那樣敵視民國，堅持保皇復辟，而是組織進步黨繼續參政，在議會政治中與國民黨分庭抗禮。袁世凱稱帝時，他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策動蔡鍔發動反袁起義，保衛了共和政體。

或許正是由于經常處于反對派的地位，梁啟超才能保持逆向思維，并在思想學術領域大放異彩。他深刻認識到“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以“作育新民”為己任，大量介紹西方政治學說；以極富感染力之文筆，發表《少年中國說》、《新民說》、《新大陸游記》等政論、散文，率先批判消極落后的“國民性”，提出政治、宗教、民族、生計的四大自由，提倡“新文明再造”。晚年脫離政治后所撰《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學術名著，將中國歷史置于人類文明史的視野中研判，從方法到觀點，開新史學之一代先河，對后世影響甚巨。

應該看到，當年的立憲派與革命派之爭，其終極目標都是憲政，惟方法手段有別。梁啟超與革命黨人雖政見分歧，私誼仍在，保持了君子風度。孫中山逝世時，他還親往吊唁。黨派利益的極端化，是引入蘇俄政治模式之后的事，變成了兩黨之間你死我活的殘酷斗爭。黨派政治的一元化意識形態，令從清末到新文化運動所開辟的多元文化空間逐漸縮小。

生于1901年的梁思成，屬于新文化運動背景下造就的一代學人。多元文化空間中百家爭鳴的學術氣候，涌現出胡適、梁漱溟、錢穆、馮友蘭等一批學術大師，梁思成也是其中之一。身為建筑學家，他不像父親那樣在政治和學術兩個空間中自由行走。而是在專業領域內，將自己的才華發揮到極致，至少前半生是如此。整個國民黨統治時期，即便有“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那樣的獨裁，有《圖書雜志查禁解禁暫行辦法》、《戰時新聞檢查辦法》等鉗制言論自由的法規，但學者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仍享有較大的學術自由空間，即便是李達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也還是有著書執教的環境。

梁思成、林徽因夫婦都不是熱衷政治的人。北平圍城期間，他們被未來領袖保護故都古跡的誠意深深打動；然后與無數善良的愛國知識分子一樣，對新時代滿懷憧憬，熱心地設計了新國家的國徽。江山定鼎之后，意識形態徹底定于一尊，不容任何異見，即便是專業人士的學術見解，也會作極度政治化的解讀。梁氏夫婦在內戰中保護了北京城，進入和平年代，卻為了同樣的原因遭遇厄運，眼睜睜地看著古城墻被一步步毀掉，同時被摧毀的，還有自己的學術生命。如果能學某文化大佬摧眉折腰，或許能坐享安貴尊榮到老；但梁啟超的后人不是這種人，既然別無選擇，就只有堅守學術良心。

無異見則無大師

紀念折的寄語中說：“梁先生，您在六十歲時放棄學術研究，選擇了民間環保之路，無論從個人角度還是從國家角度來說，都可謂從零開始……。”

這句話的背后，其實是一個人的生命被白白浪費了幾十年。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在錯誤的時間降生在錯誤的空間。1932年生于北京的他，曾就讀于北京大學歷史系，如果沒有各種政治運動及其后的選擇，他應該是我的同行。在有限的生命被浪費之后，他沒有繼續歷史研究，卻選擇了歷史使命，在新一輪改革潮中成為民間環保的先驅。

我1979年在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打工時，梁從誡正主持《百科知識》雜志。在同事口碑中，他是一個對工作要求相當苛刻的人。如今回想，他應該是繼承了母親林徽因的完美主義個性，對他人、對自己、對環境都是如此。他曾不顧情面地指責破壞生態人文環境的大小官員，曾騎著老舊自行車去政協開會，曾回收使用別人丟棄的的家具和文具……，有次他留給我一張名片，還特地說明是用再生紙印的。

有朋友調侃說，梁從誡是位沒有著作的大師。我憑吊他留下的博客，人去樓未空，里面的文章寥寥可數，其觀點中不乏異見，但也確是真知灼見。梁先生是梁門理念的踐行者，從爭取結社自由而言，他創立了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民間環保組織；從爭取言論自由而言，他不斷推廣自己的理念，將中國民間的環保聲音變成了政協提案（盡管效用有限），傳達到各種國際性會議和組織。他以花甲之年從零開始的生命行走，澆鑄了一本大書。

梁先生當了四屆全國政協委員，自稱是“愛國的反對派”，也曾對我談及政協官員對他的“善意警告”。在“政治養老院”中，他只是思想解放年代的孑遺標本，“歌德派”穩居主流，理性的“愛國反對派”越來越少。耐人尋味的是，隨著民族主義聲浪的勃起，社會上“愛國憤青”越來越多……

梁門祖孫三代中，都出了“反對派”：梁啟超想通過改良拯救中國，梁思成要通過保護北京城拯救中國文化，都失敗了；輪到梁從誡，想通過保護中國生態拯救地球。他的抱負其實比前兩輩人都大，奔走守護十八年，辭世之際，大陸生態環境已到了空前危急的程度；一地爛污中，橫陳著無數GDP數字和官員們“不容置疑”的政績……。

望著梁門三代人寂寞的背影，感嘆大師輩出的時代已成歷史。科學發展的原動力，是對人類有限知識的懷疑與拷問；所謂大師，就是一批有著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他們對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各種問題發出質疑，不斷提出新解讀、新主張、新方案。一個失去了文化多元性且不容異見的社會，不會有思考與進取，不會有文明的創造力，也不會產生大師。

2010年11月23日 風雨讀書樓

《文史參考》2010年第23期（發表時有刪節）

“蝴蝶效應”與反腐前景

章立凡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4年02月17日

“蝴蝶效應”是混沌學上的一個比喻：“一只南美洲亞馬孫河流域熱帶雨林中的蝴蝶，偶爾扇動幾下翅膀，可以在兩周以后引起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一場龍卷風。”如今，又有一只蝴蝶在加勒比海上扇動翅膀，而太平洋彼岸的中國大陸，空氣中彌漫著颶風的氣息。據說，這是一只“轉基因蝴蝶”。

加勒比海上的英屬維爾京群島（British Virgin Islands，又譯“英屬處女群島”，縮寫：BVI），是一處度假勝地，有著美麗的珊瑚礁和沙灘，浴場、酒吧，生意興隆。旅游業和金融服務業被稱為當地經濟的“兩大支柱”。旅游業占當地收入的45%。主要解決了當地居民的就業；而在經濟層面上，金融服務業更加重要，近50%的政府收入直接來自離岸公司的牌照費。這里是加勒比海經濟最繁榮的地區之一。

離岸公司的注冊為群島帶來相當可觀的收益。截止2008年6月，有逾823,502所公司在當地注冊。據畢馬威會計師樓在2000年為英國政府就離岸司法所作的調查所示，全球41%的離岸公司皆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注冊。由于在群島注冊公司后可省免不少稅項，當地一直被稱為“避稅天堂”。太平洋上的一些島國也起而仿效，紛紛成立離岸金融中心。

自上世紀末開始，中國大陸的權貴富豪們蜂擁而至，在加勒比地區注冊離岸公司，為當地的GDP作出了巨大貢獻。這些來自中國的離岸資金，有的直接在海外投資，有的變身“外資”回流本土。中國大陸樓市、股市和金融市場上興風作浪的游資，很大程度上與這類回流資金有關。公民注冊離岸公司并不違法，但其資金來源是否合法，則需具體分析，其中有富人的合法經營所得，亦不乏權貴貪官以不正當手段獲取的臟錢，離岸洗白后成為合法投資。

2013年9月3日，中國國務院發布“關于修改《國際收支統計申報辦法》的決定”：“擁有對外金融資產、負債的中國居民個人，應當按照國家外匯管理局的規定申報其對外金融資產、負債的有關情況。”這個將于201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規則，其實是一柄雙刃劍。

自2013年中石油窩案曝光后，年底前，種種反腐的矛頭都指向了一只“大老虎”，紛傳“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將被打破。2014年1月22日，加勒比蝴蝶的翅膀開始擺動。國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宣布，次日將在離岸金融解密數據庫中添加37,000多個中國內地、香港以及臺灣的離岸投資者名單。該數據庫于去年6月首次發布，有70,000多個名字。新資料顯示，多名中國權貴的親屬在英屬維爾京群島和庫克群島等離岸金融中心持有離岸公司。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有爆料稱“大老虎”系中紀委“二號專案”，“一號專案”另有其人；1月18日，香港報紙公布了前總理溫家寶致老友吳康民的私信；19日，人民網重新發表了關于溫氏家世的一篇舊聞。21日，中國互聯網突然發生大面積癱瘓，坊間懷疑與反腐形勢變化有關；22日黨媒報導稱，異常來源是海外某翻墻軟件公司，但該公司予以否認，指事件主因是網絡封鎖升級時操作錯誤所致。當日接受媒體訪問時，我對離岸賬戶事件有所解讀，大體內容如下：

幾日來的種種怪事，或可由此見微知著：按例私人信件未經授權不會被公開，溫下臺前曾希望人們忘記自己，此番高調公布私信自證清白，乃不得已而采取的防御措施，然效果或適得其反；家世舊聞被熱炒引發輿論關注，背景耐人尋味；“翻墻”是中國網民獲取外界信息的重要手段，網絡大面積癱瘓令人浮想聯翩……

綁架親屬是最經濟的牽制戰術。從已披露的政要親屬名單看，其他各家算是陪綁，主打目標定位于溫、習，前者確有軟肋可擊，但對后者威脅不大，“老虎”一方則未被涉及。據稱名單內有中國大陸官員、富豪數萬人，此刻只公布了其中的極少數。當晚會有許多人睡不著覺，通過各種渠道向高層進行關說，阻止打虎行動殃及自身。日后須圍觀主政者如何應對，若打虎行動就此被牽制住，則說明其權威尚未強大到足以運掌全局。

反腐表象背后，是不同政治聯盟的博弈；利用外媒爆料，是權力斗爭中慣用的“出口轉內銷”戰略。我愿意相信ICIJ的公正性，但不排除有人“借雞下蛋”。此項調查一年前已經開始，當時“老虎”一方尚未被圍困，有機會預先“喂料”布下險棋。當此生死存亡之際，出狠招圍魏救趙，阻擊牽制分化對手，目標在于逼和。

當下的博弈，如同兩撥水手爭奪一艘航船的控制權。任何一方失利，都會被扔到海里。目前航船在爭斗中已嚴重受損，處于下風的一方，采取了不惜炸掉全船同歸于盡的策略，以迫使對方罷手。博弈成敗在此一舉，預計雙方回旋余地不大，或已接近攤牌。

事件嚴重傷及體制自身形象：最高領導人宣示以“猛藥去疴、重典治亂”“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勇氣反腐敗，而要求官員公示財產的“新公民運動”人士卻被交付審判；此番爆料或令公眾有理由懷疑：不敢公布財產的反腐是有選擇的反腐，甚至只是一種權斗手段。

本人發表上述觀點之后，兩周間形勢微妙：坊間翹首以盼的“大老虎”，千呼萬喚未出來；以砍伐前朝故都梧桐聞名的南京市長季建業，于舊歷除夕被立案偵查；ICIJ進一步發布信息：發生了多起貪腐丑聞的中國石油業與離岸中心有密切聯系。中國三大石油國企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與ICIJ密檔中的數十家BVI（英屬維爾京群島）公司有關聯。

2月2日，剛受到最高領導人表揚的中紀委，通過其研究室發“狠話”：必須落實“兩個為主”：一是“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線索處置和案件查辦在向同級黨委報告的同時必須向上級紀委報告”，二是“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必須落實“兩個全覆蓋”：一是“全面落實中央紀委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機構，實行統一名稱、統一管理”，二是“改進中央和省區市巡視制度，做到對地方、部門、企事業單位全覆蓋”。

中紀委研究室承認：“體制障礙是最大的障礙，機制缺陷是根本的缺陷”，言語間透露出某種無力感。最近習近平在俄羅斯接受訪問，也談到進入“改革深水區”的感受：“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就要求我們膽子要大、步子要穩”，他再度強調“尤其是不能犯顛覆性錯誤”。

沒有憲政的“籠子”，靠內部自查自糾難以禁錮老虎。歷史上前車之鑒頗多，遠的不說，六十五年前蔣經國“打虎”滬上，也曾是雄心萬丈，一旦牽扯到自家親戚，亦難免黯然收兵。二十八年前胡耀邦清查高干子女不法經商，批準搜查政治局委員住宅，一年后他自己被迫下臺……

缺乏監督和競爭的黨國體制，造成中央對地方失控，高層對中基層失控，處處是“小國之君”和背景深厚、盤根錯節的“窩案”。“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執政黨強力部門的“四面出擊”，觸動了公務員階層的全體利益，勢必在體制內遭遇消極抵抗，而對權貴則礙難傷筋動骨。

在普遍貪腐的體制內，大家都有辮子可抓。以打虎反貪名義進行的高層權斗，若就此進入膠著狀態，勢成騎虎之局，打不死老虎，難免有被虎吃掉的危險。春節已過，“兩會”臨近，央視突爆東莞淫業，警方緊急掃黃，坊間頓生“打虎轉拍蠅”之惑。

加勒比蝴蝶舞動雙翅，超級颶風萬里奔襲；中途會不會減弱為熱帶風暴？氣象云圖詭異莫測……

2014年2月9日 完稿

2014年2月12日 修訂

第二篇：新疆的歷史與文化范文

新疆的歷史與文化

高二（19）班——周嬋

新疆是我國一個多民族的邊疆省份,總面積166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國土面積的六分之一,是全國最大的省級行政區。在這片廣裹的大地上,生活著47個民族,其中世居的民族有維吾爾、漢、哈薩克、回、蒙古、柯爾克孜等13個。眾多的民族、悠久的歷史,為新疆帶來了豐富多彩而又底蘊厚重的特色民族文化,而且隨著文化產業的不斷繁榮和發展,文化作為一種“軟實力”在構建新疆和諧社會的進程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因此,要了解現今社會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全貌,就必須對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形成與發展進行過程分析,其中既有對多元文化奠定基礎的古代元素,也可以將這一時期稱之為“青銅時期”;又有多元文化繁榮和發展的現代元素,也可以將這一時期稱之為“黃金時期”。尤其后者是現今研究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及其構成元素的基本依據。

一、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過程分析

(一)新疆文化多元性的古代元素———多民族文化的演進

新疆古稱西域,自進入有史的時期以來,就是一個多種部落、部族、民族共存,多種語言、文字同在,多種宗教并列的多元文化的區域。從先秦開始至清代,在西域生活和活動的有過眾多部落、部族和民族。它們主要是:古代的塞人、漢人、匈奴人、羌人、烏孫人、大月氏人、吐火羅人、鮮卑人、柔然人、突厥人、回鶻人、吐蕃人、蒙古人以及清代以來形成的維吾爾、漢、哈薩克、柯爾克孜等民族。古代的游牧部落、部族進入天山以南綠洲農耕區后,轉變成了農耕定居居民,其生產生活方式及習俗都發生了根本變化。

新疆自古代就有綠洲農耕民和草原游牧民,他們操著不同的語言,使用不同的文字。從出土文獻可知,自西漢時期始,于闐國使用塞語塞文,龜茲國使用吐火羅語文,鄯善國使用漢語文和佉盧文。自魏晉以后,高昌國先是使用漢語文,后又使用回鶻語文。6世紀中葉以后,由于西突厥勢力進入西域。突厥語文開始流行起來。成吉思汗西征后,蒙古語也成為西域的語種之一。自清乾隆年間起,奠定了西域諸多民族分屬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滿-通古斯語族、蒙古語族和印歐語系的語言文化格局。兩千多年間,語言的融合現象時時在發生,同時某一個民族的人們通曉數種語言的情形也十分普遍,說明很早的時候人們就有了族際間的交流和交往。新疆是東西方文化交匯處的富有地域和民族特色的中國地域文化之一,由于它的多民族性、多語種性、多宗教性和多元文化形態性,它是一種多源發生、多維發展的多元文化。

以新疆宗教文化為例,它的多元性有兩重含義:一是指自史前的原生性宗教到文明時代的創生性宗教都曾存在過;二是指某一民族歷史上的宗教信仰也并非單一,如回鶻人就曾信奉過薩滿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歷史上,新疆諸多部族宗教信仰改宗的事情不斷在發生,改宗本身就表明,新疆諸多部落、部族、民族的宗教信仰是多元而非一元。新疆多元民族文化格局的正式確立是在漢代。因為凡是影響以后新疆地區民族文化發展面貌的古代因素皆肇始于此。

第一,我國史籍對新疆文化主體的族屬有明確記載是在漢代。

第二,張騫“鑿空”,打通了“絲綢之路”這條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從而為東西文化大規模的交流提供了基礎條件和保障。第三,印度佛教傳入西域,并逐漸發展成為前伊斯蘭時期(公元10世紀以前)在西域占主導地位的宗教。在佛教文化的侵蝕下,當時的西域民族文化帶有濃厚的佛教文化色彩。

魏晉南北朝到隋唐時期。西域經歷了分裂與統一的曲折發展過程。在今新疆境內,民族遷徙異常頻繁,民族融合不斷發生,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面貌在發展中出現了變異,其表現就是民族文化開始了突厥化、回鶻化與伊斯蘭化的過程,這一進程導致西域人文景觀開始發生根本性變化。歷史步入隋唐以后,西域在隋朝時期主要處于西突厥的控制之下。唐朝建立后,突厥政權衰落,西域進入以唐朝為主,各種勢力爭奪的歷史時期。唐朝時期,大批中原內地的漢人西遷定居西域,漢人在西域的數量驟增,分布區域遍及天山南北,尤以三州(伊州、西州、庭州)四鎮(龜茲、于闐、疏勒、焉耆(后改為碎葉))為多,漢文化又一次以強勁之勢傳播到西域,而且以漢文典籍、邊塞詩、漢族習俗禮儀等在西域著稱。蒙元時期。西域逐漸形成操突厥語和漢語的成分為主體民族的格局。佛教、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在西域通行,不論在草原地區還是在綠洲地區,伊斯蘭教都呈現出從西向東擴展的趨勢。在語言文字上,畏兀兒以西、天山以南地區和蔥嶺以西地區的回回知識分子將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作為書面語,并逐漸創制出波斯文字母拼寫突厥語東部方言的察合臺文;畏兀兒人使用畏兀兒文。

明清時期。在民族融合的基礎上,新疆一些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形成。而且,在東察合臺汗國統治者的強力推行下,伊斯蘭教成為西域占統治地位的宗教。在塔里木盆地周圍地區,政治、經濟、語言、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統一,使一種新的合成式的文化產生,并因此促成了近代意義上的維吾爾族最終形成。截止到清末,維吾爾人主要分布在南疆地區,哈密、吐魯番及伊犁地區,并且隨著北疆地區農業開發和社會發展,不斷定居北疆地區,逐漸發展成為新疆的主體民族。正是由于兩千多年來新疆多民族的政治經濟交往與思想文化交流,使其在封建社會逐步成為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從一開始新疆民族文化在古代元素的演進中就帶有多元氣息,為形象地加以表述特將這一時期稱之為“青銅時期”。

(二)新疆文化多元性的現代元素———多民族文化的定型

解放后,國家積極支援邊疆經濟社會文化建設,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現實容貌基本確定。1949年底,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新疆,隨后很多解放軍官兵(絕大多數是漢族)就地轉業,分布于新疆各地,組建為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10余個師和100多個農牧團場(這也是現在的兵團雛形),這是解放后首次大批漢族人遷入新疆。1952年,兵團從上海、湖南、湖北、山東等地招調女兵并派有干部及其家屬進疆,1958年到1959年,山東、安徽、江蘇支邊青年來新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內地大批漢族人自發來疆,1964年至1965年又有大批上海、天津、四川支邊青年來疆,1966年有大批河南人來疆,這些內地群眾的進入基本上改變了新疆“少漢族”的局面,直接影響到新疆多民族文化的變遷和演進,為現今新疆形成各民族的雜居文化和多樣文化奠定了基礎。從上世紀80年代以后,新疆漢族一度躍居人口數量的第二位,人口數量僅次于維吾爾族。截止2004年,漢族的人口有780余萬人,占全疆總人數的39.75%[2]。而且根據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統計局向全社會正式公布的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兵團總人口為248.05萬人,比1954年兵團成立時的人口總數增加了230多萬人,目前,兵團漢族人口占到了新疆漢族人口的近三分之一[3]。如今幾十年過去了,漢民族群眾在新疆地位的穩固,不僅有力地支援了邊疆經濟建設,而且隨著漢族與其他民族的雜居和頻繁往來,又豐富著新疆文化民族文化多元性和多樣性的內容。這些就是推動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現代元素,由于這一時期多元文化的發展成績斐然,因此也將這一時期稱之為“黃金時期”。

二、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文化元素構成分析

現今,新疆多元民族文化已經在各個方面有所展現,而本文所談到的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不僅包括以維吾爾族為主導的伊斯蘭傳統文化,還包括以漢文化、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化等,這些文化的交流、并存,融為一體但又不喪失民族傳統和民族特色,才是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真實內涵,當然這一文化內涵也在不斷地發展和變遷,要論證和研究這些問題,就必須對影響文化多元的幾個元素———民族意識、宗教信仰、語言文字、族際交往、民族節日和民族風俗等進行分析,進而才能得出在當代新疆民族文化是多元民族文化這一結論。

(一)民族意識

民族意識也稱“民族性格”、“民族統統心理素質”,是把一個民族的成員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巨大的精神凝聚力。一般來說,人口眾多,經濟發達民族的民族意識較弱,人口較少,經濟水平落后民族的民族意識較強;單一民族聚居地區民族意識比較弱,民族雜居地區民族地區比較強。在新疆,這種民族意識的存在表現非常明顯,尤其是維吾爾族的民族意識要遠遠強于其他民族包括漢族。以維吾爾族的民居文化為例,伊斯蘭教自唐宋傳入中國以后,至明清兩代在中國逐漸成為10個民族的共同信仰。這些民族為了適應各地豐富的社會生活和建筑文化,在與其他民族的交融過程中,既吸收了漢族和其他民族傳統建筑文化的特色,又融入了阿拉伯民居文化的色彩,逐漸形成了本民族的民居文化意識。他們的民居在地域和空間分布上的布局多是圍繞清真寺而分布居,其形態具有群落性,構成了顯明的特點與個性(如喀什的高臺民居)。這主要因為,一是由于他們在其民族內部普遍具有較強的民族意識、宗教內涵及較為強烈的民族凝聚力;二是利于加強穆斯林內部的團結和聯系,抵御外部的壓迫和歧視。此外,由于伊斯蘭教在色彩上是尚綠和尚白的,許多后世的建筑中都有綠色(如喀什的香妃墓)。那富有生機的綠意和純潔無染的白色,呈現著伊斯蘭教的圣俗,綠色是人類生命源泉的象征,是大自然勃勃生機的展現,看見了綠色,就聯想到伊斯蘭。因此,喜歡綠色是維吾爾民族傳統之一,而且這一傳統的民族意識一直延續至今。

(二)宗教信仰

宗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而宗教信仰和民族語言、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差異性一起構成了風格各異的民族文化。我國各少數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如目前新疆主要的少數民族都信仰伊斯蘭教。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各民族宗教都經歷一個世俗化的過程,這主要表現在:第一,信教人數逐漸減少。第二,宗教儀式簡化。但是,新疆自古以來都是一個多民族地區,且多數群眾都信仰某一種宗教,信教群眾數量基數較大,宗教的影響甚至滲透到生活習慣、思想意識、民族心理之中,因此,新疆的宗教發展及其帶來的影響具有與其他地區不同的特殊性。

目前,伊斯蘭教是新疆信奉人數最多的宗教,共有10個少數民族,信教群眾占新疆總人口的58.3%[4]。在南疆地區,宗教對當地的人文、社會文化發展有著很大的影響。以喀什地區為例,該地區伊斯蘭教已經有一千年的歷史,是中國伊斯蘭教存在時間長,影響大,信教人數多,宗教與民族結合最緊密的地區之一,伊斯蘭教在這里非常典型:第一,清真寺多。喀什地區清真寺約占全新疆清真寺總數的42%,喀什巿就有六百多座。第二,穆斯林人口多。喀什地區信教群眾近300萬人。第三,宗教職業者多。按照伊斯蘭教規定,每個清真寺至少要有一名宗教職業者管理清真寺,在禮拜時領拜,以及處理和婚喪有關的事情。第四,學經人員多。喀什地區學經人員較多,學經一般幾個月或在經文學校是三年,畢業以后,能夠在清真寺工作。第五,朝覲人員多。朝覲是伊斯蘭教的天命,伊斯蘭教義規定凡是身體健康、經濟條件許可的穆斯林一生中都應該去麥加朝覲一次,對穆斯林來說朝覲的吸引力很大。在新疆,若要研究和探討民族文化,就不可回避這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的特殊性,因此,我們就既要以一種積極的方式關注宗教,認識到宗教對于新疆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特殊意義,又要尊重其作為新疆民族文化特殊性的現實影響力。

(三)民族語言

語言是人類特有的一種符號系統,它又是文化信息的載體,在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歷史進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現今社會,任何國家、任何地區、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不與周圍的國家、地區和民族交往,只要交往語言就成為第一需要。在我國,科技文化經濟等主要信息載體是漢語,在獲取傳播信息方面具有絕對優勢,因此,在經濟飛速發展、科技知識日新月異的當今時代,不學漢語就無法面向全國,這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新疆是一個少數民族聚居的邊疆省區,2006年全區總人口2010萬人,少數民族人口占全區總人口的61%。截止2005年底,全區各級各類在校學生441.5萬人,其中少數民族學生占58%[5]。依據民族平等的原則,保障各民族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的權力,在新疆各地無論民族大小,使用母語人數多少,國家和自治區都予以提供使用本民族語言文字學習的基礎條件。這就意味著大多數少數民族群眾從小接受的主要是本民族語言文字的教育,以至于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知識信息的創新,不懂得漢語成為掌握和知曉新技術、新信息的一大障礙。在這一形勢下,2004年自治區黨委、人民政府在總結原有“雙語”教學工作經驗的基礎上頒布了《關于大力推進“雙語”教學工作的決定》,提出“民漢兼通”的目標,旨在逐步推進雙語教學工作,不斷擴大“雙語”教學的范圍和規模,提高少數民族教育教學質量。這一決定的實施,全疆的少數民族群眾送子女學漢語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在南北疆各地包括到鄉鎮一級的不少漢語學校,民族學生的比例普遍超過了20%,許多學校達到了50%以上。在漢語教學基礎薄弱的農村地區,也出現了一些像莎車縣佰什坎特鎮“雙語”實驗小學和烏什縣阿合雅鄉中心小學那樣創造條件實施“雙語”教學的學校。這對于和諧新疆建設、實現新疆與全國同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在新疆范圍內普及漢語是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但同時,新疆在少數民族教育中大力推進“雙語”教學,這勢必又將會對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的發展造成一定程度影響。這種以“少數民族語言與漢語言并行”的雙語模式,就是既要尊重和維護民族文化的差異性或多元性,又要堅持民族文化的一體性或統一性。因此,這種特色鮮明的“雙語”模式,正體現了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發展和變遷。

(四)族際交往

族際交往的前提是居住格局,它是某一區域內人口構成及其居住區域的空間組合方式。一個區域內各民族的居住格局是民族關系和民族文化在空間上的表現形式。新疆自解放以來形成了各民族雜居的居住格局,只有維吾爾族還有相對集中的居住區。有了各民族的雜居,族際交往成為可能和必需,通過族際交往方式使得原有文化得以變遷和改造,這是各種不同文化相互傳播、相互采借、相互交流的過程。比如在新疆一直有族際通婚的事實,這種“混合家庭”其實就是一種“混合型的多元文化”,而這種族際通婚的狀況和程度也可以從一個側面折射出新疆民族文化多元性的變遷軌跡。

據中國新疆網的報道,在伊寧市,漢族與其他民族通婚的現象增多。伊寧市民政局的一份統計顯示,不同民族通婚數量自2001年突破100對達到115對后,不同民族通婚的數量開始逐年增長。2003年有135對, 2004年增加到149對。而2006年,通婚的數量則達到了243對[6]。但同時,根據新疆社會科學院關于族際通婚的調查分析顯示,各民族間均有通婚發生,但數量多少有所差別。

主要表現為:(1)以漢族為通婚對象的民族群體最多,漢族的族際婚姻數量最大。

(2)散居民族的族際婚姻發生率較高,如散居在烏魯木齊市、伊寧市、塔城市的錫伯、達斡爾、蒙古等民族。

(3)文化相近的民族之間更容易通婚,如維吾爾與烏孜別克、塔塔爾間,哈薩克與塔塔爾、烏孜別克間,漢與滿、蒙、回等民族間的通婚較多[7]。而且還分析說,族際通婚難度最大的是維吾爾族與漢族的通婚。

通過上述事實可以看出,以不同民族間通婚為表現的族際交往,就是新疆各地區各民族文化交融和碰撞的過程,漢族群眾由于民族風俗意識的轉變較快,而且不受宗教信仰因素的制約,使他們更容易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直接體現就是同其他民族通婚的比例要高于其他民族;相反,其他民族尤其在維吾爾族集中的地區,由于強烈的民族傳統意識,再加之有宗教信仰,使他們一時很難完全接受另一種文化。這種在同一問題上的不同思維和行為方式,就是文化的差異性和多元性。

(五)民族節日

它是一個民族文化的直接表象,在新疆這更能說明各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性和多元性。比如新疆各少數民族民族的節日,就有20個之多,本文中選取具有代表性的節日———古爾邦節,來說明其民族傳統和民族文化的差異。古爾邦節,又稱宰牲節,是新疆信仰伊斯蘭教各民族的傳統盛大節日。時間為肉孜節后的第70天,即伊斯蘭教歷的12月10日。按照習俗,穆斯林人家在節日中都要宰殺活畜慶祝。過節前,家家戶戶都把房舍打掃得干干凈凈,忙著精制節日糕點。節日清晨,穆斯林要沐浴馨香,嚴整衣冠,到清真寺去參加會禮。新疆的維吾爾族在古爾邦節時,無論是城市或農村的廣場上都要舉行

盛大的麥西來甫歌舞集會。廣場四周另有一番景象:色彩繽紛的傘棚、布棚、布賬、夾板房內,鋪設著各式各樣的木桌、板車、地毯、毛毯、方巾,上面備有花式繁多的食品小吃。解放后,為了照顧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過節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于1950年月12日頒布了《關于伊斯蘭教的人民在其三大節日屠宰自己食用的牛羊應免征屠宰稅并放寬檢驗標準的通令》,允許免稅屠宰自己的牛羊。新疆各地區在傳統的“古爾邦”民族節日來臨前夕,牛羊活畜市場人聲鼎沸,買賣雙方交易火爆,洋溢著熱烈的節日氣氛。

而新疆的漢族群眾仍同全國其他省份的漢族民眾一道過著自己的傳統佳節,如春節、元宵節、端午節和中秋佳節。從2008年起,端午節和清明節、中秋節被列入國家法定節日,這樣使得在全國范圍內的各個民族都可以享受這些節日,對于其他民族而言這些法定節日的推廣就意味著他們要尊重和接受漢民族文化。正如少數民族在節日上有一些慶賀和飲食禁忌一樣,在新疆法定的肉孜節和古爾邦節日期間,漢族群眾也通常在少數民族節日期間給予形式各異的祝福,以此表達對其他民族風俗文化的尊重,無形之中這種禮節上的相互尊重本身已經上升為一種文化,試想若是在單一民族或者主要是單一民族為主的地區,沒有文化上的差別,這種“尊重文化”的心理和行為就無從發生和出現。所以,通過民族節日祝福表現出來的漢族與其他民族的尊重習俗,又印證了新疆多元民族文化不斷豐富和發展的深刻內涵。

(六)民族風俗

民族風俗,是指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的,在服飾、飲食、婚嫁、喪葬、禮儀等方面的習慣做法。新疆的多數少數民族不僅在外貌、語言、宗教方面特色鮮明,而且其豐富多彩、習慣獨特的民俗民風,更展現了新疆多民族文化是一個色彩斑斕、紛繁絢麗的多元文化。這里選取比較突出的幾個方面來說明。

民俗民風。最為大家熟悉的就是關于飲食的禁忌習俗。新疆信仰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以面粉、大米為主食,主要吃牛、羊肉,禁食豬肉、驢肉、食肉動物及兇禽猛獸,禁食豬肉和一切動物的血。在待人接物方面,少數民族很重禮節。親友見面,一般都要握手問候。其中,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民族的群眾在遇到長輩或朋友時,習慣把右手按在前胸中央,然后把身體向前傾斜30°,并連聲地說:“撒拉買里孔木(意為'祝您平安')!”此外,在喪葬方面,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人死后一般都實行土葬。出葬時不許婦女和不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到墓地去。死后的第7天、第40天和1周年,家屬均要舉行悼念活動,此項儀式叫“乃孜爾”。民族服飾。新疆少數民族的服飾色澤艷麗、五彩繽紛,華麗堂皇,種類繁多。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少數民族婦女愛著彩色連衣裙,戴鮮艷或潔白的頭巾,喜愛耳環、耳墜、項鏈、手鐲、戒指等裝飾物,顯得雍容華貴、儀態萬方。男性愛穿繡花襯衫或袷袢等,維吾爾族男子還多喜歡在腰間系一條腰帶。戴繡花帽幾乎是大多數少數民族的共同愛好,但又隨民族與地區不同而互有差異。如維吾爾族男女都喜歡戴繡工精致的小花帽;哈薩克族姑娘喜戴貓頭鷹羽花帽;柯爾克孜族青年婦女則喜歡戴紅色絲絨圓頂花帽;塔塔爾族婦女尤其喜歡戴鑲有彩珠的花帽等。蒙古族男子愛戴呢料大檐禮帽,顯得瀟灑大方;回族男性則為黑白小圓帽,顯得整潔莊重。每逢喜慶節日,各民族都穿上民族盛裝,色彩斑斕,令人目不暇接。民族歌舞。新疆自古就有“歌舞之鄉”的美稱。歌舞藝術歷史悠久,維吾爾族民歌《新疆是個好地方》《阿拉木汗》《達坂城的姑娘》《青春舞曲》《半個月亮爬上來》;哈薩克族民歌《瑪依拉》《在那遙遠的地方》;塔吉克族民歌《花兒為什么這樣紅》;烏茲別克族民歌《掀起你的蓋頭來》等一批世代流傳的民族歌曲,已伴隨著絲路駝鈴,蜚聲中外,名揚天下。新疆歌舞以動聽優美的音樂,絢麗多姿的舞蹈,深刻反映了西北邊陲少數民族的獨特風情。被譽為音樂之母的維吾爾族古典樂曲《十二木卡姆》集音樂、舞蹈、演唱、文學、生活為一體,規模宏大、思想深邃,集中體現了維吾爾族人民的聰明智慧和音樂創作的非凡才能,2005年11月25日,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

任何一個事物都有兩面性,即都是通過內外兩個方面來顯現。民族文化也不例外,若用內在性和外在性來描述民族文化的幾個元素,除民族意識、宗教信仰、族際交往外,那么民族風俗元素就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外在展現。總而言之,在新疆的民族大家庭中,各個成員都有自己的“拿手絕活”,可謂“十八般武藝”,個個精彩、個個絕妙,可以確定地說這就是新疆民族文化多元的現代元素,這必將對今后新疆的文化策略產生巨大影響

第三篇：新疆歷史與文化讀后感

從公元前60年到公元2008年，從西域都護府到新疆人民政府，從匈奴帝國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從13個民則大雜居到55個民族小聚居，從一條古絲綢之路到8個國際通商口岸，從不可能變為可能……新疆人民在為人民生活奮斗，新疆人民在為國際和平盡力!縱觀新疆地方史，是一個燦爛而且神秘的足跡。它記錄著新疆人民的歷史進程。在這片廣闊富饒的土地上居住著由古老的塞人、月氏、烏孫、羌人、漢人及匈奴人等各大小部落。他們在戰爭中成長，在和平中發展。是他們建立了古老的西域。隨著中原地帶對新疆的發展與管轄，歷代皇帝在新疆特派使者設立軍事機構及駐軍。他們認為，只要控制新疆的治安就能保證天下的蒼生，就能維護邊疆的穩定。至今，我國任然將保衛新疆的安全穩定作為首要問題，維護祖國邊疆的穩定就是維護民族的發展，就是國家前進的前提，所以，新疆不容任何分-裂勢力的干擾，新疆肩負著和平事業的重擔。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地域性決定著民族的多樣性。也就是決定了新疆民族的多樣性及復雜性。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疆已經是主要由維吾爾族、漢族、回族、哈薩克族及蒙古族等十三個常住民族組成的大家庭。這個占全國總面積六分之一的廣闊地域，卻凝聚著五千年輝煌的文化。各族人民團結在一起，互幫互助，公共為了新疆的明天努力著，為了世界的文化努力著。因為這里沒有民族的界限，沒有歧視更沒有糾紛，新疆，一片欣欣向榮。

通過對馬克思理論的學習研究，中國人民用智慧總結了其核心，又根據中國當前現狀，研制出了專門針對中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的有中國特色的民族理論。理論內容提到：第一，堅持從我國實際出發，充分認識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第二，堅持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和各民族共同繁榮、共同發展的原則;第三，通過社會改革引導翻身解放的各族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和通過社會主義建設加快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各民族社會經濟全面進步和共同繁榮;第四，社會主義時期民族工作的長期性、復雜性、重要性;第五，改革開放是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域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第六，堅持國家統一領導與民族區域自治相結合，不斷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第七，不斷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的民族關系，牢固樹立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民族間也相互離不開的思想觀念;第八，堅決維護祖國統一，反對民族分-裂。

就當前新疆的發展狀況而言，各民族之間互幫互助，無論走到哪里，都會見到少數民族與漢族相互幫助的實例。“好心的維吾爾族的哥見義勇為”“善良的新疆姑娘為少數民族青年無償捐獻腎臟”等許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如果你是從外地來的，那你更會被新疆人的熱情所感染。聽“歡迎你來我們新疆!”熱情的維吾爾族大叔那一口流利的普通話;看，好客的哈薩克大媽端上了熱騰騰的奶茶。感動從心底交融，熱情在指尖迸發，彈起手鼓唱起歌，新疆人民歡迎您的到來!揭開神秘的面紗，大漠的孤煙連通著天地。四周一片荒蕪。遠方傳來一陣舒緩的駝鈴聲，樓蘭古城那神秘的鐘聲載著歷史厚重的車輪向前，蹣跚而行。古蘭經的奧義孕育著信仰伊斯蘭的圣徒們在新疆這片神秘的土地上成長。是宗教教會他們待人，是宗教哺育他們思維。

早在隋唐時期，新疆人民就已經形成了多種宗教并存的形式。其中以伊斯蘭教最為廣泛。人民在宗教的教誨下進行著和睦的發展，沒有暴-力和背叛。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新疆后，黨中央為了尊重少數民族的權益，根據其深遠性、民族性、國際性、復雜性、長期性的特點，特制定出了黨和國家的宗教政策。其中以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管理的政策、獨立自主自辦的政策、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政策，以及加強對愛國宗教人士團結教育的政策等等。這些政策為新疆少數民族團結一心、構建和-諧社會、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了扎實的基矗

新疆之人

誤解給新疆帶來了不為人所知，帶來了委屈，因為天價“切糕”、極端恐怖?。甚至人們都對新疆避而遠之，來游訪的游客少了，新疆人民的收入少了，但當“家徒四壁”的魯濕穆孜克地老人崛強的拿出家中為數不多的美食招待你，當鄉河小畔邊姑娘身著艾德萊斯絲綢衣裙訴說新疆的文化傳奇，當人們娛樂排遣的寄托于熙熙攘攘的巴扎中時，你又會作何感想？

新疆之景

在新疆的土地上，遙望著帕米爾高原，一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雨淋頭，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臘月開頭。奇山怪石，奇花異草，看牧場點綴雪嶺山谷，品文化遺址散落巍峨冰峰，馳騁駿馬于天地，而與看云水漂流，讓時光靜靜地走，日出帶來時間的靜止，日落劃破天際的云暈，聽著塔吉克人那口口相訴的古老傳說，我想沒有人會不留戀！

新疆之玉

喀什，新疆“金玉之邦”的搖籃起源之地，“絲路明珠”就此展開，兩千年的美玉文化之基，自古以來那玉的玉潔冰清的靈魂，儒雅翩翩的氣度，內涵深邃的修養令人陶醉，新疆的采玉人跋涉在數千米的崇山峻嶺之中，采回完好無損的玉石，在湍急的水流中踩踏，以腳證玉，“拾玉”的契機帶來不一樣的美，美玉之鄉——莎車，中西方文化在此交融，澤普縣玉石一條街、喀什玉石古玩一條街，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淘金者在這里匯聚。

新疆之節

當穆斯林堅持沿用自己的希吉拉歷起，諸如古爾邦節、肉孜節、諾茹孜節，就開始遵循了，被譽為穆斯林的新年狂歡——古爾邦節上信徒沐浴朝圣，誦讀《古拉經》，親朋好友相聚一堂，宰牲儀式的隆重召開，喚醒了沉睡的穆斯林們；被譽為齋戒之后的盛大慶典——肉孜節上，立于清真寺下的虔誠教眾，密如潮水的人群卻悄無聲息，叼羊特殊的活動騎手們的榮光在此一搏；被譽為春雨時節的敘寫史詩——諾茹孜節上，狂歡的氣息蔓延，迎春節的召開帶來豐收的開端，諾魯孜飯的噴香彌漫在空氣中，千人同味，萬人共食，為來年祈福。

第四篇：淺析太極拳文化根源與儒家思想

太極拳的文化根源與儒家思想

——陳家溝太極拳館合肥分館整理

一、儒家思想核心

仁：愛人既為仁的實質和基本內容，而此種愛人又是推己及人，由親親而擴大到泛眾。義：原指“宜”，即行為適合于“禮”。孔子以“義”作為評判人們的思想、行為的道德原則。禮：孔子及儒家的政治與倫理范疇。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禮”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規范和生活準則，對中華民族精神素質的培養起了重要作用。智：同“知”，孔子的認識論和倫理學的基本范疇。指知道、了解、見解、知識、聰明、智慧等。信：指待人處事的誠實不欺，言行一致的態度。為儒家的“五常”之一。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有寬恕、容人之意。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認為忠乃表現于與人交往中的忠誠老實。孝：孔子認為孝悌是仁的基礎。悌：指對兄長的敬愛之情。孔子非常重視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據他的思想，把悌與孝并稱，視之“為仁之本”。

二、儒家思想與太極拳

儒家文化作為封建社會倫理文化的主體, 注重人事、血緣、社會, 成為中國典型的傳統文化形式之一.從西周的以德配天、養吾浩然之氣到明清時的禁欲主義、氣者, 理之依也的演繹過程為中國其他傳統文化的構建與形成提供了極其寶貴的理論根基.產生于明清時期的太極拳也深受其濡染.作為一種身體文化符號的、中國傳統文化復合體的太極拳文化, 不僅對中國傳統武術的理論實體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而且它的文化價值對現代健身、休閑理念的構建與形成具有極其深遠的現實意義.太極拳是一項中華民族傳統體育, 在其傳承與發展的過程中是以諸多文化為其理論實質.這些文化對現代體育文化的拓延與外放具有相當深遠的影響.盡管太極拳門派有別，具體動作架式也有出入，但基本要領是大同小異的，如眼神、腿勁、動作轉換、協調等，都閃耀著奪目的哲學光芒。下面看看太極拳與儒家思想的一致性。

（一）太極拳“禮讓”倫理觀與儒家核心思想

仁義、禮義和智信相互滲透并充斥著中國傳統文化的骨架, 這雖說是古人對人與人、人與社會的一種觀點與看法, 但作為幾千年的文化內涵中的一部分, 它充實了太極拳的拳性、拳理, 使太極拳除了形成修養身心的價值功能之外, 為太極拳社會職能的產生提供了理論養料。太極拳的“禮讓”也是在一定程度上遵循著中國儒家思想的核心。

（二）太極拳的具體動左傳承儒家思想

太極拳遵循天人不分、兩者合一的古典哲學思想, 完成了哲理到拳理的過渡.這是傳統儒家天人文化對古代體育項目的理論豐富與發展.太極拳每招每式的習練特征是以傳統哲學為文化依據, 是中國儒家思想在肢體運動上具體表現.太極拳的要求如同儒家思想所說人與自然建立一種和諧統一的關系, 保持一種良性的生態平衡, 是對征服自然錯誤理念的反思和糾正, 繼而追求一種人與自然共存共處、和諧發展的新型關系.1、眼神

太極拳的目光內斂折射出中國人平和的心態，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天人合一心態在太極拳一個小小動作要領中的濃縮。目光內斂，并不是一種消極的收斂，而是一種爆發力極強的警惕性內斂，因為它要求習練者用眼睛余光去留意180度視力范圍內的邊緣地帶以待應對危險的人或物對自己的突然性不利行為，這種靜態的警惕，是為了靜觀其變，保存自我的精力與實力，以使自己的有限精力與實力用在對手最薄弱的進攻環節上，做到后發制人。

2、動作轉換

任何武術套路都是由一個個單式動作連綴而成的，而如何轉換連綴，觀察之，亦可發現期間所蘊含的許多哲學道理。以單鞭動作為例，動作定式后前進不得后退不了，如何擺脫困境？此時，可進身跟步以膝攻擊對方，也可內轉提手上式既而手揮琵琶，甚至可以稍微變換一下手勢，外轉履合然后直上步撇身捶。真乃“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太極拳單式動作的連接讓我們的思維不斷地與智慧撞擊火花，它讓體悟者相信：在逆境時不可喪失自信，暫時偏離目標的迂回也是可以達到目的的；若只想勇往直前直指目標的話，將死胡同鑿了一個洞卻也能豁然開朗，跨進另一個洞天！這種體悟就是太極拳“由妙階及神明”的境界！

3、協調性

練好太極拳要求習練者有相當嫻熟的協調性，以沉身采手為例，完成這個動作其實有四個小動作要同時完成，即沉身、采手、落步、轉腰。它們同時啟動，雖然所運行的路線長短是完全不同的，卻要在相同的時間內完成，即四個小動作同時到位。四個小動作各安本份，和諧相處，協調發展，最終合作完成了一個更大的動作。太極拳以人體的靈活沉穩動作給世人以儒家中庸和諧的哲理啟迪，在當今快節奏的生活中仍煥發著它獨特的智慧光芒！當然，太極拳動作的嚴謹和協調，它所展示出的和諧之美也給世人以無窮的審美享受。

（三）太極拳養練的理論內核

在人格修養中, 研修正心誠意、改過遷善、致中和的涵養工夫,這種神明觀在農耕時幾乎浸染到各個領域, “粗俗”的古代武術也為此被托附上了許多文化、甚至是神話的色彩.太極拳無不例外, 不敬則外慢師友, 內慢身體, 心不斂束;不可滿, 滿則招損等等的道德規范極大地豐富太極拳的文化屬性, 太極拳這種訴諸于“拳”與“心”的合一和自己的本體所潛藏著“內圣外王”的勢能和持之以恒的工夫, 顯示出了物化自己、人化自然修養法則.太極拳正是在這種法則的影響下, 形成了以內養外、以外養內、內外兼修的養練思想和形神俱備、藝德雙修的藝用思想.這與萌發于以商貿業、航海業為主的古希臘人的外向性、易思變, 好沖動和勇于冒險的精神[2]形成了一個顯明的對比.因此, 當從事奧林匹克的人為表現更快、更高、更強、更難、更新、更美的挑戰和自我價值時, 對自身所發出負作用, 讓人們不得不更加理性地思考太極拳的人性魄力.太極是中國的基礎哲學，也是中華文化的根源。太極拳是陰陽虛實的身體力行和實踐哲學。一個小小的太極拳動作蘊涵了豐富的文化內涵，習練者是通過身體力行來學習中華文化，來感悟其中的哲理與美感，它可以在不知不覺中改變習練者某些不良的行為動作，甚至改變氣質。習練者在漸知漸行中，將太極精神涵化于自身靈魂深處，而這就是我中華太極武藝能夠代代傳承的原因所在。

第五篇：腐敗的歷史根源

腐敗的歷史根源

社會轉型期滋生腐敗。我國目前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后，所有制結構的逐步變革形成了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各個利益主體都希望通過各種方式去獲取有限的資源，在這種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的情況下，很容易產生不正當競爭，特別是近幾年來，“以權經營”、“官倒”、“貪污腐敗”之風愈演愈烈，甚至引起了深刻的社會危機。一些不法分子為了牟取暴利，千方百計逃避法律的懲罰，更是不擇手段，不惜用重金、美色拉攏腐蝕少數領導干部。這就為腐敗的產生提供了現實土壤。

管理機制不全“孵化”腐敗。目前我國的各項管理機制的改革仍然保持著原有的行政權力體系的條件下自上而下地推進。改革過程政治和經濟上的多重分權為腐敗提供了巨大的機會和資源。分權使政府權力在橫向和縱向上更加獨立。由于從來缺乏自下而上的約束，分權后權力的制衡和約束越來越形同虛設，為腐敗提供了機會。許多應該通過市場機制解決的問題仍然采用計劃體制下的手段來解決，這種新舊體制轉軌交替并存，客觀上也給腐敗現象的滋生留下了可乘之機，使一些腐敗官員能夠利用計劃經濟形成的權力發市場經濟的大財，成為腐敗現象愈演愈烈的經濟根源。

權力絕對化導致腐敗。過去我們在權力的設置上強調命令貫徹和服從的多，而常常忽略了權力的制衡，在如何保證雙方能夠健康有序的行使方面考慮較少，制約權力濫用的制度或缺失或不完整、不健全，導致目前權力在一些地方、一些單位和一些領導干部或“一把手”手中被嚴重地私有化、商品化、絕對化。雖然從中央到地方都制定了一系列制度來保證領導干部的廉潔，但由于監督缺乏有效手段，使得執行力度不夠，監督作用遠沒有發揮出來，特別是對“一把手”的監督管理，一直以來不少單位的紀檢、檢察對本單位干部、職工的監督行之有效，而對本單位“一把手”卻不敢監督，加上少數“一把手”的自律意識不強，不愿接受監督；一些上級組織重使用、輕管理、疏于監督；同級班子成員礙于情面不愿監督；下級同志怕受到打擊報復，不敢監督；盡管這些監督頭緒繁多，但監督機制不健全，執行力度不大，導致監督失效。由此可見，我國雖然已建立了權力機關監督、法律監督、黨內監督、黨外監督、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等監督機制，但由于種種原因，監督的合力沒有形成，嚴重影響了監督的實際效果，怎能不會使絕對化的權力導致腐敗?

一、生產力既發展又不發達的狀況是腐敗產生的歷史根源

概括而言，腐敗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在生產力極度不發達的原始社會，不存在腐敗；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共產主義社會，也不存在腐敗。因此，腐敗既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又是生產力不發達的結果。

在原始社會，由于生產力不發展，人們還沒有產生私有觀念，也就談不上“腐敗”。隨著生產力的逐漸發展，人類的智力不斷進化，逐漸產生了私有觀念，開始區分“你的”、“我的”、“他的”。生產力的不發達狀況，決定了物質財富的相對匱乏。加上居于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的逐漸形成和存在，腐敗具有了潛在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在一定歷史條件下，便具有了現實性。隨著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人們的思想觀念進一步升華，到共產主義社會，極大的物質財富能夠滿足人們各種需要，區分“你的”、“我的”這種私有觀念已沒有了存在的必要，腐敗也就不復存在。

可以看出，從歷史發展的軌跡來看，腐敗的產生必須具備兩個必要因素，其一是私有觀念的存在，其二是物質財富的相對匱乏，兩者缺一不可。如果人們沒有私有觀念，不知道區分“你的”、“我的”、“他的”，腐敗的產生便沒有可能；如果物質財富極大豐富，能夠滿足人們的一切需要和欲望，腐敗也就沒有產生的必要。在這兩個因素具備的條件下，私有制的存在使腐敗的產生具有了現實可能性。或者說，私有制的存在使腐敗成為歷史的必然。因此，從根本上說，腐敗是私有制的產物。

腐敗既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又是生產力不發達的結果這一論斷，說明腐敗是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那種認為腐敗伴隨人類社會始終的觀點，認為腐敗是一種普遍的社會歷史現象和貫穿于整個社會形態的觀點，認為腐敗貫穿于行使公共權力始終的觀點等等，都是錯誤的。甚至個別人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是腐敗產生的根源，只有實行私有制才能根除腐敗的觀點，更是極端錯誤的。這些觀點，既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更不符合歷史發展事實，需要加以反對。

腐敗既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又是生產力不發達的結果這一論斷，決定了人類要從根本上消除腐敗問題，最終要靠生產力的極大發展。當然，我們同時要注意的是，在一定的歷史階段，生產力的發展既能創造消除腐敗的條件，同時也會為一些新的腐敗形成提供土壤。

二、權力所具有的內在矛盾是腐敗產生的重要條件

研究腐敗，離不開對權力的研究。就一般意義而言，權力具有下列幾個特點。首先，權力具有公共性。從本質上來看，權力起源于不同集團之間的利益對比關系，一種權力的存在意味著一個集團對另一個集團建立起了正式的不平等關系。因此，權力本質上是某一社會集團公共利益的政治表現，具有公共性。其次，權力也是一種資源。權力具有能夠調動和調整社會人力資源、物質資源和精神資源的支配力量，即具有資源控制權。同時，基于社會人力資源、物質資源和精神資源等的稀缺性，決定了權力同樣具有稀缺性。權力的這種稀缺性，是造成權力擴張和權力角逐的根本動因。再次，權力要得到具體的實施，必須通過具體的人和具體的職位來體現。公共權力的實現必需經過具體的人和具體的職位這一中介，這就是權力的代理性。

權力的上述特點，決定了權力具有一個重要的內在矛盾，即權力的“公共性”與“代理性”的矛盾，或者說是權力的“所有權”與“使用權”的矛盾。從權力的來源看，權力是公共利益的政治表現，應該為特定的社會集團或利益群體所共有，并為特定的社會集團和利益群體服務，這決定了權力不能是某個人的私產，不能用來為個人謀私利。但是，本屬于社會集團或利益群體所共有的權力要得到實現，卻必須通過具體代理人和具體的職位來進行，必然要打上代理人的烙印。這樣，權力的“所有權”與權力的“使用權”便存在著必然的分離。這種分離就蘊含著權力被濫用的可能。另一方面，在特定的歷史階段，權力使用者本身存在著“公”與“私”的矛盾。基于權力具有資源性和稀缺性的特點，作為權力代理者的個人，既有可能利用權力來為公共利益服務，也有可能利用權力來為私利服務。

從現實意義上說，腐敗是權力的異化。權力所具有的“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和權力使用者的“公”與“私”的矛盾，決定了在權力所有者監管不到位的情況下，權力行使者就可能利用權力來謀取私利搞腐敗，或者為滿足私利欲望而擴張和聚斂權力，甚至導致對其他公民權利的剝奪。另外，現代社會中的權力一般并不表現為赤裸裸的暴力，而是常常有合法的形式來源。這既保證了權力的權威性，又使權力不容易受到質疑，并受到社會的肯定。這一特點，也有可能使權力行使者打著權力合法性外衣濫用權力，公眾卻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難以察覺和監督。

對權力的特點和矛盾的分析表明，反腐敗斗爭離不開對權力特性的深入研究，只有深刻洞察和全面把握權力運行的內在規律并加以運用，才能真正建立起權力制約機制，保證人民賦予的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利益。

三、個體需要的無限膨脹是腐敗產生的潛在因素

人在世界上首先面對的是要生存。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這就是說，人生存的第一要義首先是要獲取物質生活資料。對物質生活資料的需要是由人的自然屬性所內在決定的，是內在的必然性。肯定這一點，也就是要肯定人的基本物質生活需求的合理性。

當然，人之為人，其本質特點在于人的社會性。就人的需要種類而言，不僅有物質需要，還有精神需要；不僅有個體需要，還有整體需要；不僅有生存需要，還有發展需要等。就需要的滿足程度而言，當饑餓和寒冷侵襲時，吃飽穿暖是最迫切的生存需要；當吃穿問題解決后，享受需要又隨之產生；在沒有對比之前，對某種狀態感到很滿足，但在比較之后卻對自己的狀態不再滿足等等。恰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已經達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使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人的需要的這種無限性，是人類發展的不竭動力，同時，它也是構成人類災難和困惑的重要根源。

人的需要的社會性，還表現為不同的主體具有不同的需要。甲的需要可能不同于乙的需要，個體的需要可能不同于集體、社會、國家的需要，甚至產生矛盾和對立。另外，人的需要的社會性還表現為滿足需要的途徑和社會評價上。社會一方面為人們實現各種需要提供了相應的條件，但同時也決定了人的需要的滿足范圍和限度，決定了人的需要滿足的非隨意性和非主觀性。同時，個體需要的種類和程度還要受到社會評價的深刻影響。

可見，人的需要既具有個體性，又具有社會性；既具有主觀評價性，又具有社會評價性；既具有無限性，又具有有限性。因此，主觀與客觀、個體與社會構成人的需要的內在矛盾。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主體的需要遠超出社會規定的合理限度，就屬于膨脹的不合理的需要。對這種不合理需要的追求，往往會成為違法犯罪的動機。反常的、畸形的個體需要常常引發反社會行為。一些個體不能正確地對待自己，不能有效抑制自身膨脹的需要，又不能通過合法途經和手段來滿足，就很容易轉化為貪污受賄的動機。

對個體需要的分析說明，社會一方面要滿足人們基本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同時要加以引導，樹立正確的需要觀，減少人們產生膨脹需要的條件。

四、私人利益的貪婪追求是腐敗產生的根本動力

利益是能實現和滿足主體需要的對象和條件，或者說，利益是人們需要的社會轉化，是基于一定生產基礎上的獲得了社會內容和特性的主體需要。由于主體需要的多樣性，利益的內容和形態也是多樣的。有物質利益、精神利益；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個人利益、公共利益；眼前利益、未來利益；現實利益、潛在利益；直接利益、間接利益等等。害處也是一種重要的利益，不過是一種負利益。不同的主體對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價值評價和排列次序。如大多數個體由于對未來的預期不確定，傾向于選擇眼前的物質利益，除非未來的利益足夠大且能確定把握得住。

利益是需要的社會化。利益的實現離不開特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實踐活動。個人的內在需要要得到滿足，就必然獲得社會的內容和規定性。人類的勞動和生產是人類實現利益的中介或手段。恰如馬克思所說，“利益本身已經是社會所決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會所創造的條件下并使用社會所創造的手段，才能達到；也就是說，私人利益，是與這些條件和手段的再生產相聯系的。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內容以及實現的形式和手段則是不以任何人為轉移的社會條件決定的。”因此，特定主體的利益空間有多大，實現的方式如何，是由一定的社會條件所決定的，具有客觀制約性。

由于利益直接涉及主體內在需要與外在對象的關系，決定了利益本身包含著內在的矛盾。這種內在的矛盾就是主體的多種需求與社會規定性之間的對立統一。這一基本矛盾具體表現為利益主體自我實現的要求與社會實現途徑之間的矛盾；利益形式的主觀性與利益內容的客觀性之間的矛盾；利益實現的目標性與手段性之間的矛盾；利益的具體有限性與利益發展無限性之間的矛盾等等。對利益的貪婪追求是腐敗產生的重要動力。人的需要是無限性與有限性的統一，人的利益追求也具有無限性和有限性的統一。在一定條件下，個體如果不能很好地處理利益主體之間及不同利益內容之間的相互關系，不能很好地對待利益矛盾，就容易采取不勞而獲的方法去掠奪他人和社會的財富和利益，從而走向極端行為和違法犯罪。另外，現有的體制和機制若不能很好地達到一種利益均衡狀態，也容易使一些人走向錯誤的道路。

馬克思指出：“把人和社會聯系起來的唯一紐帶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可以說，利益對人的影響深刻而廣泛。通過對利益的深入分析可知，研究和運用利益機制對反腐敗倡廉建設具有極可重要的意義。利益既是產生腐敗的重要動力，也可以是遏制腐敗的重要手段。如何通過設立有效的“私人利益制衡機制”來預防和懲治腐敗是需要我們深入研究的重要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