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美國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制度

淺析美國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制度

張鴻巍

【內容提要】為實現美國少年司法對問題少年安置的個別化處分，社會調查及其由此而來的社會調查報告對于法官作出適當安置決定至關重要。通常來說，緩刑官會承擔社會調查的重任并據此向法官提交書面報告，而法官則大體傾向于采納這份報告提出的安置建議。然而，隨著對問題少年歸責性的日益強調，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涉及內容愈加全面，在關注問題少年特殊利益之余，亦加大了對被害人影響陳述及防衛社會的關注。

【關鍵詞】美國少年司法 社會調查 社會調查報告 功能及價值 檢視與反思

一、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制度

（一）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及社會調查報告

美國少年司法語境下的“社會調查”及“社會調查報告”是對英文“social investigation”及“social investigation report”的直譯，大體相當于刑事（成人）司法量刑中聽審階段的刑前報告（pre—sentence report）。社會調查報告于少年司法及刑事（成人）司法中既有類似點，亦因各自根基的理念、程序及對象等差異而有不同解讀。依《布萊克法律詞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刑前報告通常系指由緩刑官應法庭要求，就已被判定有罪之被告人的教育、犯罪、家庭及社會背景所提交的詳盡報告，以協助法庭量刑⑴。這一定義大體上仍可適用于少年司法，只是具體到少年司法時“社會調查報告”依不同州亦有不同稱呼，如“社會研究報告”（social study report）、“社會背景報告”（social background report）、“社會查詢報告”（social inquire report）、“社會歷史報告”（social history report）、“安置前報告”（predisposition report）及“緩刑報告”（probation report）等等，尤以“安置前報告”最為常見。為行文方便，以下本文一并使用“社會調查”及“社會調查報告”這一漢語語境下較常適用的術語。

少年法院在一定條件可將特定未成年人移送至刑事（成人）法院，因而被移送的少年在刑事法院將面對“刑前報告”。刑事（成人）訴訟中定罪程序與量刑程序分離，因而刑前報告是可以作為量刑證據的。對于輕罪案件，量刑通常于定罪后即可作出，因而刑前報告很少被用于輕罪案件。對于這類案件的量刑，法官一般依據警方提供的被告人犯罪史及犯罪情節作出⑵。而對于重罪案特別是可能要判處較重刑罰的案件時，量刑通常會被推遲，以便法院進行刑前調查。在聯邦及許多州，當刑事被告人是首犯或低于特定年齡時，法院可要求獲得刑前報告以參酌⑶。目前，刑前調查在許多州僅僅被用來確認減輕情節與加重情節。而在有些州，刑前調查甚至根本不再作為法定要求，取而代之的是依成文法或行政規章要求而完成的量刑計算表⑷。

（二）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的功能及價值

未成年人犯罪愈嚴重或其違法犯罪時間愈長，便愈有可能需要為其準備一份正式的社會調查報告⑸。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通常具有這樣一些目的：一是幫助法官決定何種安置方式對涉案少年最為有利；二是協助緩刑官研擬適合涉案少年諮商或社區監管所需的方案；三是幫助法院研擬在處分涉案少年時能協助他人與之應對的整套知識⑹。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報告基于個別化司法（individualized justice）理念，而這亦為少年法院之主要功能所在⑺。社會調查如此之重要，以至于超過九成的調查報告都會被法官所采納⑻。若少年法院未進行社會調查報告而對涉案少年處以機構化安置，一些上訴法院甚至會將原判決予以撤銷⑼。因而調查官竭盡所能，對未成年人生活環境、家庭狀況、學業成績、社會交往等資料逐一收集，以期作出較全面的評判，并附上具體處分建議，供法官參酌。該報告還對辯訴交易具有較大影響。社會調查報告還可協助社區矯正及機構矯正人員對未成年人進行分類矯正。

二、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的內容及其保密性

（一）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的主要內容

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內容洋洋灑灑，通常包括該未成年人罪錯事實及原因以及家庭背景、社會環境和未成年人身心狀況、教育程度及其他必要事項。正是因為社會調查報告對未成年人安置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美國少年司法學家帕特里克·格里芬（Patrick Griffin）及帕特麗夏·托柏特（Patricia Torbet）主張安置建議應當回答這樣幾個問題：涉案少年帶給社區怎樣的危險？涉案少年對被害人及案件態度如何？哪些因素或情形促發案件發生？涉案少年需要獲得何種技能？涉案少年（及其家庭）對干預措施的力量、資源及接受能力如何⑽？一般情況下，社會調查大都包括下述內容，即法庭紀律復審、在校記錄復審、警方記錄復審、約談應訴人、約談教師與校方主管、約談與本案有關聯的人員、約談原告、約談警員與證人、進行心理與精神測試以及據此所提交的具體處分建議⑾。這份報告涵蓋的信息通常包括涉案少年的家庭歷史及父母管教質量、同齡人關系、在校出勤、成績及表現、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以及法院或警方先前介入等情形⑿。其中，對未成年人本身的調查包括身心狀況與品格特征調查。換言之，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報告并不以品格調查為限。除了表明這些罪錯境況外，社會調查通常還會調查涉案少年是否遭遇家庭虐待、遺棄或照管不良以及是否有酗酒或毒品濫用等行為。

具體來說，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應該涵蓋性別、種族、首次出庭年齡、首次被轉介至少年法院的渠道、轉介緣由、正式法庭安置、被法院判處的首次安置、其他法庭令及相應條件、所聘律師類型、初始答辯、既往罪錯數量、首次罪錯的年齡及時間、初次聽審后的罪錯數、罪錯總數、初犯罪錯同案犯人數、拘留次數、與被害人之非接觸建議及家外安置次數等⒀。各州在此基礎上，基于不同州情而對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內容有所增刪。如《新澤西州少年司法法典》（New Jersey，Code of Juvenile Justice）規定社會調查報告應涵蓋這樣一些內容：實施罪錯行為的情境分析、罪錯給社區帶來的影響、犯罪人的既往犯罪史、犯罪人家庭境況、犯罪人的經濟來源、未成年人父母或監護人的經濟來源、父母或監護人對未成年人罪錯的監管情況、未成年人被指控賣淫或從事人口販運的相關信息⒁。

在社會調查報告最后一節，緩刑官會向主審法官提出安置建議，這部分內容是社會調查報告的關鍵部分。通常來說，可供法官選擇的未成年人安置選項較多。依這些調查報告，法官通常可判處未成年人緩刑或送到寄養家庭、釋放未成年人回到父母身邊、強令未成年人接受機構矯正、判令兒童由法院監護或接受分流措施。此外，對那些犯侑較重罪錯的未成年人，少年法院還可基于社會調查報告之建議，強令其人精神病院、教養院、監獄及衛讀學校接受機構矯正⒂。

（二）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報告的保密性

因社會調查報告涉及未成年人隱私，相關信息通常作為未成年法庭檔案予以妥善保存，一般不得向公眾開放⒃。如在北卡羅來納州，法律明文禁止不相干人等獲取社會調查報告中的有關信息⒄。依《路易斯安那州兒童法典》（Louisiana Children’s Code）第891條規定，法院可下令對社會調查報告予以編輯，以保護涉案信息來源的保密性；法院亦可警告地區檢察官或未成年人辯護律師，不得揭露社會調查報告中可能會損及未成年人的任何信息⒅。據修訂后的阿拉斯加州《兒童援助規則》（Child in Need of Aid Rule）第16（c）條，若發現透露報告中全部或部分內容可能會危及未成年人心理，法院可下令予以禁止；在做出披露限制前，法官可先不公開審查，而這種限制并不禁止未成年人辯護律師或其法定監護人獲取相關信息。不過，法官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辯護律師或其法定監護人透露這些信息給未成年人⒆。《愛荷華州法典》（Iowa Code）第232．48（4）條規定，若法院認為信息披露可能會嚴重危及對未成年人的處分及矯正，其可下令禁止向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父母或監護人予以披露社會調查報告中的部分內容⒇。然而，一旦涉案少年并未聘請律師，一些州則允可法院酌情告知前者社會調查報告部分內容。如據《路易斯安那州兒童法典》第891條，若未成年人沒有律師協助，法院則可向其公布社會調查報告中的事實部分(21)。

一般來說，涉案少年及其父母或監護人、辯護律師或其他適格人員可查閱涉案少年的社會調查報告，這給予被告人一定機會來反駁調查報告中不實或不公正的內容。如依《田納西州少年訴訟規則》（Tennessee Rules of Juvenile Procedures）第33（e）條規定，除非法律另有規定，只有涉案少年及其律師、父母或法定監護人、其他有關當事人才能檢視并獲取社會調查報告及所有醫療、心理和其他報告副本；法院可酌情拒絕許可律師以外的人等查閱或復制全部或部分可能不利于涉案少年的敏感內容(22)。又如《愛荷華州法典》第232．48（4）條規定，法院應允可未成年人辯護律師在法院做出安置決定前檢視社會調查報告(23)。

三、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的實施主體及適用程序

（一）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的實施主體及調查對象

美國各州對擔任未成年人案件調查官的人員并不完全一致。為了、確定適當的安置處分，少年法院通常需要通盤考慮來自多方面的建議，包括緩刑部門的建議、社會福利機構的建議以及精神病理評估或心理測試等等(24)。但通常來說，安置建議一般由緩刑部門通過社會調查向少年法院提交。緩刑官通常由所在郡少年司法委員會提名，并由少年法院法官任命，而后者可在任何時候以“正當理由”（good cause）免去緩刑官所任職務(25)。

盡管緩刑官通常是擔任社會調查官的不二人選，但這并不排斥其他人員亦可協助甚至單獨實施對涉案少年的社會調查報告。如依《得克薩斯州家事法典》（Texas Family Code）第54．04（b）條，除了證人證言外，少年法院可要求緩刑官、法院專業人員或專業顧問提交書面報告(26)。依《田納西州少年訴訟規則》第33（a）條規定，社會調查報告可由青少年事務官、緩刑官或其他法庭指定人員完成(27)。而據阿拉斯加州《兒童援助規則》第16（a）（2）條，除非各方棄權且法官允可，否則法定監護人亦可從其角度提交社會調查報告，內容涉及法定監護權、未成年人處置、探視、兒童個案計劃等等(28)。該規則第16（a）（5）條還同時許可其他當事人提交有助于未成年人安置的社會調查報告(29)。若有必要，緩刑官還可邀請精神病理專家或心理專家診斷情緒問題或進行智商測試(30)，以協助確認適當矯正計劃(31)。此外，盡管專任調查官因兼修多門學科而對問題少年調查更具有專業優勢，有時候法官亦會越俎代庖，自行調查。當然，法官并不總是懷疑調查官報告的真實性與實用性。但是法官有時仍會事必躬親，這往往是出于經濟考慮，這在人口稀少且預算有限的地區并不為奇。

從調查對象來說，社會調查通常需要對未成年人本人、未成年人所在家庭尤其是父母或監護人、未成年人所在學校或職場、未成年人所在社區及未成年人罪錯案件被害人等不同群體進行全面調查。如據《懷俄明州少年司法法》（Wyoming Juvenile Justice Act）第14—6—227（c）條規定，社會調查對象包括未成年人父母或監護人；未成年人所在學區代表；緩刑部門代表；精神病理醫生、心理醫生或心理衛生專業人士；地區檢察官或其代表、未成年人辯護律師或法庭指定之臨時監護人、志愿者以及養父母(32)。第14—6—227（d）條繼而補充規定，調查對象還可涵蓋未成年人本人及其近親屬、醫療衛生部門代表以及其他具有專業知識或技能的人士(33)。

為有案可循，一些州還特別要求在調查過程中應逐一如實記錄調查對象個人基本信息及其與涉案少年的關系。如依《路易斯安那州兒童法典》第890（B）條規定，社會調查報告應將所有參與社會調查的人員姓名及其與未成年人關系登記在冊(34)。

（二）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的步驟及適用程序

在美國絕大多數州，少年法院的聽審階段分為裁判聽審（sdjudicatory hearing）及安置聽審（disposition hearing）兩階段。問題少年到庭接受聆訊的首要程序便是裁判聽審，大體相當于刑事（成人）司法中的審理階段，以判斷未成年人是否犯有罪錯。一旦涉案少年對指控供認不諱或裁判聽審確認相關指控成立，對其安置聽審隨即安排。安置聽審大體相當于刑事（成人）司法中的量刑階段，以確定何種安置方式對未成年人矯正與發展最為有效。正是安置聽審，使得“國家親權”原則在少年司法中的作用與指導意義得以最淋漓暢快地體現。在裁判聽審之后、安置聽審之前，法庭官員（通常為緩刑官）會為法官在安置聽審階段采取適當措施而對涉案少年進行調查。一旦緩刑官完成對涉案少年的社會調查并提交社會調查報告，法官便會及時安排安置聽審。如在北卡羅來納州，在獲取足量有關涉案少年社會、醫療、精神病理、心理及教育信息后，法院即可進行安置聽審(35)。

在法官于裁判聽審階段確認涉案少年有罪錯事由存在后，社會調查報告通常便會隨即開展。一般而言，法官不會在未成年人罪錯行為被確認之前審閱社會調查報告。但這仍有例外情形，即在未成年人及其法定監護人或辯護律師同意前提下，法官可提前審閱相關調查報告。如依《佛羅里達州法典》（Florida Code）第985．43（3）條，除非獲得未成年人及其法定監護人同意，否則法官不得于未成年人罪錯確認之前得以審閱社會調查報告(36)。類似的，《北卡羅來納州法典》（Noah Carolina General Statutes and Codes）第7B—2413條規定，只有在獲得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父母或監護人、或辯護律師同意前提下，才可以準備社會調查報告及危險與需求報告；若無法形成共識，則社會調查必須在裁判聽審完結后方可進行，除非法院以書面形式認為該報告對安置聽審毫無必要(37)。

提交社會調查報告并非一蹴而就，承擔社會調查的緩刑官或其他法院指定人員大體上需要經過這樣的流程：首先是查尋與涉案少年及家庭有關的所有現存信息，緊接著對這些信息去偽存真，之后整合相關數據及資料，最后在此基礎上形成客觀性分析報告并提交至法院(38)。待新鮮出爐后，社會調查報告相關信息可由法官、檢察官、公設辯護律師共享之，以期盡可能實現量刑的公正性。如依阿拉斯加州《兒童援助規則》第16（c）條，除非另有規定，社會調查報告及補充資料必須服務于所有當事人(39)。收集相關資料、約談及作出相應建議時，緩刑官之觀點務必要有事實證據佐證，且不得帶有個人主觀判斷。在資料搜尋過程中，各州均強調收集第一手資料。如田納西州青少年事務局主張，信息應當通過與涉案少年及其父母或監護人的個人約談來收集。他們還特別強調，必須通過家訪來親眼目睹這些未成年人的生活狀況及鄰里周邊境況(40)。

進行安置聽審時，法官需仔細翻閱社會調查報告及緩刑官安置建議書等文書資料，之后法官將依據不同問題少年個體差別作出適當安置處分決定(41)。如《佛羅里達州法典》第985．43（2）條規定，在出臺案件安置最終決定之前，法官應檢視對涉案少年的所有評估及社會調查報告(42)。在決斷時，法官通常都會考慮如下因素，諸如該問題少年的既往違法史，對判處家庭照管、強制入學以及其他特殊舉措所能利用的社會資源。首先法官須判定問題少年系初犯還是累犯。通常情形下，法官對初犯較為憐憫，懲戒較輕；而對于那些經常出入少年法院、屢教不改的問題少年，法官不會手下留情，懲戒則較重。其次，法官還會通盤考慮案件的具體情況，特別是有關減輕情節與加重情節等因素，努力做到客觀、公正與高效。在這一階段，法官還可能會根據聽審進程及案件證據適用而要求提供更多信息。如《田納西州少年訴訟規則》第33（c）條規定，法官得在任何時候要求補充相關社會調查信息(43)。《佛羅里達州法典》第985．43（2）條亦規定，法官可通過法庭令，要求緩刑部門、郡學校系統或社會、心理及精神病理機構作出額外評估及研究。此外，法官還可依據相關法律要求將教育需求評估納入社會調查報告之中(44)。

與裁判聽審階段的劍拔弩張有所不同的是，安置聽審階段適用證據規則時不會如前者那樣嚴格，所有與涉案少年有關的證據都可被準入而被予以審視(45)。在這一階段，傳聞證據與鄰里評價都可被引作判斷對未成年人具體處理措施的依據。原則上來說，社會調查報告可視為傳聞證據，無法回避涉案少年對其中部分或全部內容不客觀及不公正的疑慮，因而仍須在安置聽審階段進行必要質證。特別是對于那些可能會判處未成年人機構處分的較嚴重案件，各方均不會掉以輕心，安置聽審將就緩刑官及調查報告中所列有關人員的證詞，進行交叉質證。在此情形下，涉案少年亦不會坐以待斃，其可通過辯護律師對調查報告所列舉的有關事實及信息提出異議(46)。

在安置聽審前，通常都要至少提早幾天甚至更長時間將社會調查報告交至訴訟參與各方，以便后者有時間對相關內容進行檢視(47)。如《佛羅里達州法典》第985．43（3）條規定，社會調查報告完結之時即應與所有其他相關報告及評估提交給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其他監護人、未成年人辯護律師及檢察官檢視，但不得遲于安置聽審前48小時(48)。依《路易斯安那州兒童法典》第891條規定，除非基于正當理由，否則社會調查報告附件應不遲于安置聽審前3天提交至地區檢察官及未成年人辯護律師處(49)。相比之下，阿拉斯加州的時間要求可能較為苛刻。據其《兒童援助規則》第16（a）（3）條，除非法院另有要求，否則緩刑部門應當在安置聽審15天前提交社會調查報告，而法定監護人亦應在安置聽審前10天提交相應社會調查報告(50)。待收到社會調查報告后，法官與律師便會對該報告進行檢視與修改。在此過程中，緩刑官仍需與律師通力合作，共同研擬或可為雙方所接受的安置方案，以供法官參酌之用(51)。

需要說明的是，社會調查報告對于未成年人案件并非一概適用，并非所有的少年法院都會要求提交該報告。如在北卡羅來納州，一旦法院以書面形式確認社會調查報告毫無必要，其可在無社會調查報告提交情形下進行安置聽審(52)。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完成這些報告需要花費較多時間來準備，加之相關診斷信息通常又因經費問題而帶有相當局限性(53)。一些州通過立法強制實施社會調查報告，而在其他州僅僅在涉案少年可能會被處以機構化處分時才會要求使用社會調查報告(54)。此外，對于那些仍將裁判聽審與安置聽審合二為一的個別州，少年法院在確認涉案少年偏差行為或身份過錯成立后會立即做出安置決定(55)。如此，社會調查便幾無從進行。

四、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的檢察介入

伴隨少年法院對刑事（成人）司法正當程序的適當引入，檢察官在美國少年司法特別是聽審中的地位與作用亦與日俱增。肩負打擊犯罪與防衛社區的重任，檢察官在安置聽審中更關注案件事實、暴力程度、損害程度及被告人重新犯罪的可能性(56)。如《全美檢察準則》（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簡稱NPS）第三版第4—11．10條建議，檢察官應積極參與未成年人安置聽審；在審查由緩刑部門及其他部門所準備的社會調查報告后，檢察官可向法庭提出建議；在建議時，檢察官應考慮這些安置建議是否最大限度滿足了未成年犯的利益及需求，不過前提是這應與社區安全及福利相一致(57)。該準則第4—11．11條還要求，在未成年人安置聽審階段，檢察官應促請法庭認識到涉案未成年人之行為給被害人及社區所帶來的影響(58)。《路易斯安那州兒童法典》第890（D）（4）條規定，除了社會調查報告中應含“被害人影響陳述”《victim—impact statement）外，檢察官亦可向少年法院提交被害人影響陳述，內容包括被害人或其家庭因未成年人罪錯所受遭遇、經濟損失、醫療開支及肢體損傷等等(59)。

一些檢察行業性規范亦明確敦促檢察官肩負起對刑事（成人）司法中刑前報告的監督職責，而這同樣適用于由少年法院移送而來的未成年被告人。如《合眾國檢察官手冊》（United States Attorneys’Manuel，簡稱USAM）第9—27．750條要求，“在量刑聽審之前，檢察官應向辯護律師展示其擬提請法院注意的真實資料，而這些資料未在刑前報告中有所反映”(60)。不但如此，鑒于此類職權往往牽涉信息公開，《美國律師協會刑事司法準則》（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Standards for Criminal Justice）之《檢察職能》（Prosecution Function）第3—6．2條建議：檢察官應當協助法庭置其判決立足于完整、準確的刑前報告之上，檢察官應當就刑期向法院公開其掌握之任何信息。若檢察官注意到刑前報告有所疏漏或不盡準確，應采取措施來向法庭及辯護律師呈現完整且正確之資料(61)。《全美檢察準則》（第三版）第7—2．1條亦建議，檢察官在撰寫及提交刑前報告中應發揮積極作用：在撰寫刑前報告時，檢察院應就被告人背景資料作為緩刑部門之信息來源；檢察院應在刑前報告提交法庭之前審查該報告；在注意到刑前報告有關內容與檢察官知悉內容有沖突之處時，檢察官有責任就該內容告知有關方面(62)。

五、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質疑與反思

（一）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制度面臨的質疑與挑戰

盡管社會調查對未成年人案件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使用社會調查報告并非一勞永逸而沒有任何風險。美國少年司法學家馬丁·A·弗雷（Martin A．Frey）與爾斯·P·布本尼（Charles P．Bubany）提醒，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報告的一些信息盡管與涉案少年有關，但有可能失真或不可靠。社會調查所涉及的內容不一定都會經過法庭質證，而這會造成涉案少年諸如獲悉指控等相關權利的缺失，繼而影響追求事實真相的聽審目的(63)。在許多州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報告并不一定包含被害人影響陳述。相比之下，在刑事（成人）案件中，被害人影響陳述于刑前報告中的出現頻率遠較未成年人案件的社會調查報告為多(64)。

而出于對種族差異（racial disparity）的厚此薄彼，亦可能會在社會調查報告之中。基于對200份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報告的深度分析，美國研究人員發現緩刑官更趨向于記錄黑人的負面人格；與此同時，緩刑官卻更趨向于記錄白人的不堪成長環境。不但如此，緩刑官在評估未成年人再犯可能性時，亦多認為黑人再犯率較白人為高(65)。

（二）未成年人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檢討與修正

與刑事（成人）司法倡導的對抗式訴訟不同的是，理論上來說少年司法的所有參與方都應站在未成年人一邊，其行為舉止在訴訟過程中都被期待以“兒童最佳利益”（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原則為準繩(66)。然而，這并不是鐵板釘釘的。正如美國刑事司法學家勞瑞·J·西格爾（Larry J．Siegel）及布蘭登·C·威爾士（Brandon C．Welsh）所指出的，安置應當符合“兒童利益最佳”原則：在對解決或滿足未成年人個人需要而提供必要幫助的同時，還應滿足防衛社會的需要(67)。隨著更加強調未成年人的歸責性，在安置聽審階段，法官需要在如何防衛社區、如何修復損害及“兒童利益最佳原則”之間尋求平衡點(68)。如田納西州青少年事務局在2010年出臺的《安置前調查及其報告手冊》（Predisposition Investigation and Report Manual）中強調，除了涵蓋未成年人品格、人際交往、成長環境、家庭狀況、精神病理及心理狀況外，社會調查還應包括對未成年人是否對其自身、他人及社區造成危害的評估。該手冊特別提醒道，“所有這些因素，都對法院做出真正合乎兒童、家庭及社區最佳利益的適當安置至關重要”(69)。愈來愈多的州在進行社會調查和制作社會調查報告時，越來越強調對未成年人人身危險性及歸責性的評估。在制作社會調查報告之前，絕大多數州都要求緩刑官進行必要的風險評估與需求評估，確保相應建議具有現實可操作性。

因大多數罪錯少年犯行情節比較輕微、社會危害性不大，故此美國少年司法尤為強調未成年人的順利回歸社區。未雨綢繆，對未成年人所在社區相關資源可得性及未成年人復歸社區可能性的現實分析，特別是鄰里周邊對未成年人的接納度及維護成年人對鄰里周邊的接納度，都日益成為社會調查的重要內容。

基于防衛社會目的，許多州對社會調查報告保密性亦有所松動。如在路易斯安那州，法院可在收到社會調查報告30天內，下令向未成年人所就讀學校透露如下信息：在讀9至12年級之未成年人（相當于我國在讀高中生）此次被捕、先前定罪或安置的任何信息；觸犯重罪或分發、攜帶毒品等輕罪之未成年人逮捕、指控及裁判聽審所有信息(70)。而依《愛荷華州法典》第232．48（4）條，如果社會調查報告顯示未成年人行為危他人安危，或者其暴力行為已致使他人身體傷害，或為性虐待的施暴者或被害人時，除非法院另有命令，否則未成年人父母、監護人養父母或其他肩負監護責任的人都可獲取社會調查報告中的有關信息(71)。

隨著對被害人保護力度的加大，聯邦及一些州近年來明確要求社會調查報告應當涵蓋“被害人影響陳述”(72)。其目的在于了解被害人因未成年人罪錯所遭遇的身體與精神損傷及經濟損害，調查內容包括被害人對該罪錯的回溯、被害人損失、被害人所獲補償等等。在涉及到一些嚴重未成年人案件中，緩刑官通常需要從被害人或其父母等監護人處獲取被害人影響陳述，并將其寫入報告之中。而若被害人為未成年人時，則訪問對象亦涵蓋其父母或監護人。此外，若被害人死亡，則其近親屬會被緩刑官詢問之。上述被害人影響陳述將作為社會調查報告組成部分一并提交至法官處(73)。比如在新澤西州，新修訂的《少年司法法典》規定社會調查報告應當包含被害人影響陳述或被害人近親屬影響陳述；陳述內容涵蓋遭遇的人身、心理或情感傷害及創傷，所遭受的包括收入及工作能力損失在內的任何損失等等(74)。

【注釋與參考文獻】

⑴Bryan，Garner A．（2009）．Black's Law Dictionary（9th edition）．St．Paul，MN：West Publishing Company，p．1303．

⑵Alarid，Leanne F．and Rolando v．del Carmen．（2011）．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8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pp．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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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Neubauer，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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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Neubauer，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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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y F．Fradella．（2011）．America's Courts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10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Cengage Learning，p．518．

⑹Siegel，Larry J．and Brandon C．Welsh．（2011）．Juvenile Delinquency：the Core（4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 Thomson，p．349．

⑺Cox，Steven N，Jennifer M．Allen，Robert D．Hanser and John J．Cornrad．（2008）．Juvenile Justice：A Guide to Theory，Policy，and Practice（6th edition）．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p．160．

⑻Hess，Karen M．（2011）．Juvenile Justice（5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p．320，⑼Siegel，Larry J．and Brandon C．Welsh．（2011）．Juvenile Delinquency：the Core（4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 Thomson，p．350．

⑽Hess，Karen M．（2011）．Juvenile Justice（5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p．320．

⑾Abadinsky，Howard．（2006）．Probation and Parole：Theory and Practice（9th edition）．Upper Saddle River，NJ：Pearson Prenrice Hall，p．36．

⑿Lawrence，Richard and Mario Hesse．（2010）．Juvenile Justice：The Essentials．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p．190．

⒀Champion，Dean（2010）．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Delinquency，Processing，and Law（6th．edition）．Upper Saddle River，NJ：Pearson Prentice Hall，pp．293—296．

⒁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Courts．（2012）．New Law Advisory．Trenton，NJ：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COurts of New Jersey，p．3．

⒂同注釋⑽。

⒃Lawrence，Richard and Mario Hesse．Juvenile Justice：The Essentials．（2010）．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p．190．

⒄North Carolina General Statutes and Codes，§7B—808（c）（1）．

⒅同注釋⒇。

⒆Child in Need of Aid Rule，§16（c）．

⒇同注釋(22)。

(21)Louisiana Children's Code，§891．

(22)Tennessee Rules of Juvenile Procedure，§33（e）．

(23)Iowa Code，§232．48（4）．

(24)Kupchik，Aaron．（2010）．Juvenile Crime（revised edition）．New York，NY：Facts on File，pp．88—89．

(25)Dorne，Clifford．（2008）．Restorative Jus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Upper Saddle Rover，NJ：Pearson Prentice Hall，p．159．

(26)Texas Family Code，§54．04（b）．

(27)Tennessee Rules of Juvenile Procedure，§33（a）．

(28)Child in Need of Aid Rule，§16（a）（2）．

(29)Child in Need of Aid Rule，§16（a）（5）．

(30)Whitehead，John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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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n P．Lab．（2013）．Jurenile Justice：An Introduction（7th edition）．Walham，MA：Anderson Publishing，pp．291—292．

(31)Dorne，Clifford．（2008）．Restorative Jus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Upper Saddle Rover，NJ：Pearson Prentice Hall，p．160．

(32)Wyoming Juvenile Justice Ac，§14—6—227（c）．

(33)Wyoming Jurenile Justice Ac，§14—6—22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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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North Carolina General Statutes and Codes，§7B—8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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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North Carolina General Statutes and Codes，§7B—2413．

(38)Tennessee Department of Children's Services．（2010）．Predisposition Investigation and Report Manual．Nashville，TN：Tennessee Department of Children's Services，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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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Florida Code，985．§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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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Florida Code，985．§43（3）．

(49)Louisiana Children's Code，§891．

(50)Child in Need of Aid Rule，§16（a）（3）．

(51)Mallon，Gerald P．，and Peg McCant Hess（Eds．）．（2005）．Child Child Welfar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 Handbook of Practices，Policies，and Programs．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p．699．

(52)North Carolina General Statutes and Codes，§7B一80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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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Champion，Dean（2010）．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Delinquency，Processing，and Law（6th edition）．Upper Saddle River，NJ：Pearson Prentice Hall，p．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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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Mays，Larry，and Thomas Winfree．（2003）．Juvenile Justice（2nd edition）．Long Grove，IL：Waveland Press，p．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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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Courts．（2012）．New Law Advisory．Trenton，NJ：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Courts of New Jersey，p．3．

【作者簡介】廣西大學法學院教授，美國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學刑事司法學博士，日本龍谷大學犯罪矯正博士后，研究方向：刑事法學、少年法學及比較檢察學 【文章來源】《河北法學》2014年第5期

第二篇：刑訴-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

淺析我國刑訴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

中南法學*

摘要：我國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新《刑事訴訟法》中添加了大量的未成年人刑事制度，而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則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作為刑事訴訟程序的一種,有著自己顯著的特征，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領域中的一個重大進步。本文將對新刑訴中268條進行解讀，并論述其中的立法背景、立法理由，以及立法漏洞，并相對性地提出相關建議。

關鍵詞：未成年人 社會調查 立法理由

一、未成人社會調查制度概述

新《刑事訴訟法》第 268 條規定 ：“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該法條正式在我國刑事訴訟程序中明確規定了未成年人得社會調查制度。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是指在人民法院判決宣告前，由專門機構或人員通過走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就讀學校、同學、社區居民等單位，對未成年人的性格特點及其生活、對社會環境的依存關系進行調查，并對其人身危險性和再犯可能性進行評估，然后將調查與評估報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時參考的制度。1未成年社會調查制度對于保護未成年人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該制度不僅為未成年違法行為提供評判標準，而且對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行刑有著重大影響。

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決定的，未成年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尚未定型，具有良好的可塑性。為了更好地落實對未成年犯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就必須要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經歷和所處環境，了解犯罪的成因和條件，選擇恰當的處理方案，達到最大限度保護未成年人的目的。

二、新刑訴286條之解讀

1楊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會調查制度的運用[J]．法律出版社．2003.1 新《刑事訴訟法》第 268 條是新增條款。該條款規定了我國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具體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做出處理前，司法機關對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并做出處理決定和教育參考依據的制度。首先，社會調查的主體是“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換言之，公安司法機關有權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關情況進行調查，同時，也可以委托其他機構或者組織進行調查。《關于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辦理未成年人形式案件配套工作體系額若干意見》規定：“社會調查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戶籍所在地火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機關社區矯正工作部門負責。司法行政組織協助調查。”其次，社會調查的內容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監護”是指未成年人一直以來的監護情況，特別是當前的監護情況。是否有有效監護是公檢法辦案機關決定采取適當的強制措施以及對案件作出適當處理的重要依據。“教育”是指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情況。“等”是指社會調查的內容主要是成長經歷、犯罪原因和監護教育三方面，但不應限于這三方面，可以結合案件和未成年人具體情況調查其他與案件如何處理相關的內容。

三、立法背景及理由

近年來未成年人保護領域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呈現低齡化趨勢，已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與未成年人保護相關的法律卻嚴重缺失。不同的犯罪人，由于其主觀惡性不同，其人身危險性也不相同，這直接影響到對其適用何種量度的刑罰才足以實現個別預防的效能。法治發達國家的司法經驗表明，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不僅符合法治發展的輕刑化和非監禁化的趨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從更大范圍、更長遠角度解決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態勢，因此，2012年頒布的新《刑事訴訟法》中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便應運而生。

新刑訴法設立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有諸多的理由，主要包括有三方面： 首先，這是未成年人案件本身的復雜性決定的。未成年人犯罪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盡管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更多的在于家庭、學校、社會等各個方面的責任。家庭、學校和社會中的不良因素都可能阻礙、影響未成年人得社會過程，導致未成年人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因此，在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時，應當全面調查其家庭情況、學校情況、社會交往、個人經歷等方面，尋找誘發其犯罪的主客觀因素，充分利用有利的條件，用最佳的處理手段讓其回歸社會。而且，在整個刑事訴訟中貫徹對未成年犯罪人“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辦案原則，必須依靠廣泛的社會調查。因為，僅有司法機關的所查明的未成年的犯罪事實，無法為教育和矯治罪錯未成年人提供完整的依據，只有全面的社會調查報告才能讓這種2 教育和矯治有的放矢。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會調查對案件處理方案的合理選擇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對于審前不羈押、非罪化處理和非刑罰化處理等更是具有特殊意義。

其次，這也是聯合國刑事司法的準則的要求和國際立法通例。《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第16條規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輕微違法行為的案件外，在主管當局作出判決前的最后處理之前，應歸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環境或犯罪的條件進行適當的調查，以便主管當局對案件作出明智的判決。”日本《少年法》第9條規定：“家庭裁判所考慮對該少年應當審判時，應對案件進行調查，在調查時，務必調查少年、監護人或者有關人員的人格、經歷、素質、環境，特別要有效地運用少年鑒別所提供的關于醫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以及其他專門知識的鑒定結果。”

最后，這是我國司法實踐經驗的總結。1997年，上海市長寧區檢察院就開展了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工作，各地公安司法機關已經積累了較豐富的經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21條規定：“開庭審理前，控辯雙方可以分別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點、家庭情況、社會交往、成長經歷以及實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現等情況進行調查，并制作書面材料提交合議庭。必要時，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關社會團體就上述情況進行調查。”2006年的《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第16條第4款規定：“審查起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當聽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代理人、辯護人、未成年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見。可以結合社會調查，通過學校、社區、家庭等有關組織和人員，了解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成長經歷、家庭環境、個性特點、社會活動等情況，為辦案提供參考。”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1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偵查機關或者辯護人委托有關方面制作涉及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報告的，調查報告應當在法庭上宣讀，并接受質證。”《關于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體系的若干意見》也系統地規定了社會調查制度。2

四、立法漏洞

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專門規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其中第268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該條款確立了未成年人人社會調查制度成為基本法律的地位，成為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該條文的規定與以往的司法解釋、部門規 2汪貽飛．論社會調查報告對我國量刑程序改革的借鑒[J]．當代法學．2010． 3 章一樣，都是原則性的規定，缺乏可操作性，仍舊無法滿足當前司法實踐的需要。該項制度存在諸多問題：

（一）調查主體不明確

根據新刑訴268條規定，社會調查主體原則上限于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但對此，《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與各地通行做法以及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不盡相同。因為，各地司法實踐中，通常允許辯護人進行社會調查。此外，在具體的案件中，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是否應當以哪個機關為主？沒有主要負責的調查主體必然會導致社會調查工作的混亂。這不僅會導致調查主體間重復調查，浪費司法資源，還會導致幾個司法機關相互推諉，使得調查工作流于形式。

（二）調查報告的效力問題

社會調查報告能否作為證據使用，作為何種證據使用，在司法實踐中認識不一，在新刑訴中亦沒有明確規定。有的學者認為社會調查報告應當作為證據應當庭出示，該報告必須要接受社會調查員應接受控辯雙方的質詢。庭審程序中如缺少對社會調查報告質詢，全面調查原則便無法在庭審程序中實現。，但另一方面，有的學者認為社會調查報告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其在與案件的關聯性方面受到許多學者質疑，社會調查報告所涉及的內容并不完全與未成年人犯罪行為具有直接因果關系。

（三）自由裁量權過大

本條規定“根據情況可以”對成年人案件進行社會調查。“可以”一詞賦予了司法機關極大的自由裁量權。人總是會有“惰根性”，面對一件事，總喜歡尋找最輕松，簡便的方法去完成。因此，負責未成人刑事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員為了“省事”，往往會有意無意地忽略對未成年人進行社會調查，長此以往，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制度便只剩下一具空殼，而喪失了立法原意。

3五、立法建議

針對上述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缺憾，筆者認為有如下建議值得進一步探討

（一）針對在我國司法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的主體問題。

在實踐中為保證社會調查的有效進行，原則上應當由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即開始社會調查。因為刑事訴訟始于公安機關的偵查階段，盡早進行調查不僅為偵查階段案件的處理提供參考，也為后面的審查起訴、法院審判階段提供了重要依據。而且，在調查時間和調查能力上，公安機關也占據優勢。而且從司法公正的角度 3李璞榮, 司明燈.我國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制度運行模式的比較分析[M].青少年犯罪問題, 2003.4 考慮，檢察院與法院并不適合作為社會調查的主體。由檢察院進行調查，檢察院作為控方，控辯雙方是天然對抗的，檢察院很難在審查調查工作中保持中立性，難以保證調查結論的全面性和公正性。由法院親自進行調查也是不合理的。現代法治要求訴訟中法官必須中立，避免法官預斷。法官參與調查，不可避免地會摻雜著個人的主觀色彩和先入為主，很難保證中立。因此，社會調查的主體以公安機關為主最為合適。

（二）針對社會調查報告是否具有證據效力的問題。

筆者認為調查報告應當具有證據效力，因為在《關于規范量刑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1條明確規定將社會調查報告并須在法庭上宣讀和接受質證。新《刑事訴訟法》雖然沒有明確規定其效力，但參考這一規定可以認為其具有證據的效力。同時立法應當明確規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員的地位應當等同于鑒定人的地位，調查報告的內容和意見應當中立，不偏向控辯任何一方，不帶有傾向性。

（三）針對司法人員自由裁量權問題。

盡管本條規定“根據情況可以”對成年人案件進行社會調查，但在實踐中，原則上都應當進行調查，只有這樣，才能更有利于貫徹教育、感化、挽救地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因為社會調查報告在少年司法中有著根本的價值作用，必須貫穿于整個少年司法的過程，才能體現出少年司法保護少年的理念。另外未成年犯罪的特殊性，就要求社會調查報告制度必須普遍適用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只有這樣，才能全面實現未成年人司法保護。4

六、小結

未成年人的身心發育尚未成熟，他們并不具備完全的辨別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容易受不良環境的影響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在辦理未成年案件時，應通過社會調查全面了解其個人情況，以期用最佳的處理手段讓其回歸正途，因此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對于案件處理手段的合理選擇具有重要意義，可以為教育和懲治未成年犯罪人提供依據，使教育和矯治做到有的放矢。這不僅是刑罰個別化的一種體現，也是保護未成年人的最優化制度安排。由此，筆者希望我國立法機關能進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促使未成年刑事訴訟制度的優化。

4曾康．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程序研究[J]．西南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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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淺析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完善

淺析我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完善

論文摘要 社會調查制度通過調查未成年人的個性特征、一貫表現、成長經歷等現實情況，分析其走向犯罪道路的各種因素，考察其人身危險性，并進而尋求對未成年罪犯的最有利于其回歸社會的處理方式。在我國健全與完善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對減少刑事司法程序對未成人的負面影響，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論文關鍵詞 未成年人 社會調查 刑事案件

未成年人能否健康成長、能否在違法犯罪后獲得有效矯正，不僅關系到個人前途榮辱，更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和民族的興旺發達。未成年人由于心智發育尚不健全，更易被不良環境和社會習氣所影響，從而引發違法犯罪問題；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由于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的不成熟，其心智也更具有可塑性，便于通過教育改造使其重新回歸社會。在刑事訴訟中，對犯罪未成年人的改造、教育、保護更應該細致、完善，在法治發展歷程中，刑事訴訟中的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以下簡稱社會調查制度）由于在維護刑事訴訟中未成年人權益、對其進行科學改造過程中的突出作用，逐漸獲得理論和實務界的廣泛認可，社會調查已成為保護未成年人相關機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已在法治發達國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廣泛應用。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會調查制度的概念

（一）含義

社會調查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訴訟中，通過走訪，深入了解未成年罪犯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誘使其犯罪的主客觀因素，在必要時，還可以通過心理矯治對未成年罪犯進行心理引導和心理測試，以期對未成年罪犯的品格和成長、改造環境做出科學的分析，使公、檢、法機關能夠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對犯罪未成年人選擇恰當的處理方式。

（二）社會調查的內容

社會調查報告并非越完備越好，限于社會調查員的精力和調查的必要性，社會調查并非要對未成年人的一切成長環節都做非常詳細調查，社會調查的重點，應當是：對未成年罪犯犯罪產生重大影響的各種因素；未成年罪犯的個性特點及矯治現實可能性；未成年再社會化的條件，包括：（1）身心狀況。如健康狀態、心理發育、智力程度等。案發前的身份和社會經濟地位，如是否為學生，有無輟學、流浪等情況。（2）性格及不良習性。包括個人性格、興趣愛好、社會交往等情況。特別要考察有無小偷小摸、迷戀網絡游戲、酗酒、打架、欺壓他人等不良嗜好，閱讀不良讀物、瀏覽不健康網站等。（3）學校表現或工作表現。包括在校學習、表現情況，學校教育管理是否得體，學校周邊環境。如已參加工作，則重點考察其工作期間工作表現、同事之間人際關系、工廠附近環境秩序等。（4）家庭成員構成，父母是否健在，家庭關系和睦與否，家庭是否完整。（5）居住地社會環境及鄰里關系，如鄰里關系正常與否、鄰里評價等。

社會調查制度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已經試行多年，各地司法機關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摸索工作，新刑事訴訟法 中也第一次對這一制度予以明確規定，在隨后出

臺的相關司法解釋中對其給予了進一步細化。但作為一項訴訟制度，新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社會調查制度的規定仍有不完善之處。制度制定如何，直接影響其司法實踐的效果，制度的缺失之處必然影響其規范社會的目的。因此，有必要對社會調查制度進行探討，明細問題所在，提出完善建議。

二、我國社會調查制度的缺陷

在我國由于新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簡單，社會調查制度并不完備，其中存在的問題，總結如下：

（一）社會調查制度設置不合理

我國刑事訴訟法將社會調查作為一項可選擇程序規定，這極有可能造成在司法實踐中，各地司法機關不愿花費人力物力進行社會調查，有多少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會進行社會調查是一大問題。在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以前各地進行的試點中，調查模式各不相同，調查員的選定也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調查報告的質量難以實現調查制度設計的初衷。

（二）異地調查缺失

進行社會調查的試點地區，針對的對象都是具有本地戶籍的未成年人被告人，而在戶籍不在犯罪地的未成年被告人，鮮有開展相關調查。例如北京市法院每年審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外地戶籍的未成年人已經占到未成年被告人總數的75%左右，但對外地戶籍未成年罪犯的調查工作除海淀區人民法院以外，基本未開展。公平正義是刑事司法追求的目標之一，由于社會調查報告可能成為對未成年人定罪量刑的重要輔助資料，因而這一現狀將會間接產生對本地戶籍和外地戶籍未成年罪犯在逮捕、量刑方面的不平衡。在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日益引起民眾廣泛關注的情況下，異地調查制度的缺失難免引起民眾對未成年司法公正的正確認識。

（三）調查員業余化

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將可以進行社會調查的主體規定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共青團、婦聯等單位和團體，調查主體具有多元化的特點。在各地的社會調查試點中，各地進行試點的司法機關結合自身實際進行了不同的摸索，調查主體比較混亂，如律師、學生志愿者、教師、公益機構、青少年保護委員會、專職的社會調查員在各地的社會調查中都發揮著作用。除專設社會調查員外，其他社會組織的成員自身法律素養如何難以保證，調查能力也因人而異，且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無法全身心投入到社會調查中。社會調查工作內容多、條件辛苦，這要求調查員應具有較高的自身修養，除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識外，還應具備一定的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經驗、掌握統計調查所需的基本能力。現階段，我國社會調查主體還難以達到這樣的要求。亟需建立高素質的調查員隊伍，實現調查主體的職業化、專業化。

三、我國社會調查制度的完善

（一）明確社會調查為必經程序

現階段，將社會調查規定為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的必經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訴訟成本，降低訴訟效率，但與順利改造犯罪未成年人相比，這樣的代價是

值得的，現有人力物力財力能夠承受這樣的“額外負擔”。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否啟動社會調查由案件承辦人或承辦機關決定，這不利于對未成年罪犯的平等保護。而許多國家將社會調查作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處理的必經性前置程序，在社會調查的基礎上全面考察未成年罪犯的人身危險性和幫教條件。因此，建議將社會調查制度確立為未成年人刑事訴訟的必經程序，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訴訟保護程序，全面維護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

（二）社會調查主體專業化

在我國社會調查主體呈現多元化的特點。這樣規定雖有利于社會調查的開展，但是缺陷亦很明顯：一方面，控辯雙方基于各自訴訟職能，各自進行的調查難免有失偏頗，難以保證客觀和全面；另一方面，委托其他社會團體調查，雖可避免上述立場問題，但社會團體成員本身有自己的工作職責，社會調查只能是在不影響其本職工作的前提下進行，難以全身心投入調查工作，勢必影響調查工作的全面開展，且調查人員的法律素養、調查能力、調查積極性都無法得到可靠保證。調查工作難以做到專業、精準，調查報告難以保證客觀性。基于此，可借鑒國外社會調查員專職化的經驗，在法院內部，獨立于審判法官，設立專職社會調查員。社會調查員實行和法官一樣的選撥、任免制度，并且定期進行專業技能提升培訓，不斷提高調查員的社會調查能力。

（三）規范社會調查程序

社會調查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為處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參考，讓不必進入刑事審判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通過其他途徑得以處理，如撤銷案件、不起訴、暫緩起訴。為了充分發揮社會調查的這一功能，應將社會調查的啟動時間提前到偵查階段，在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的同時，應通知法院指派調查員進行調查，社會調查和偵查同步進行，各有側重。調查員將調查報告及時提交偵查機關，以便及時準確判斷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險性，以決定是否提請逮捕、是否起訴、是否暫緩起訴、量刑時參考等。

社會調查員接到調查任務后，應當立即著手進行調查。如果通過實地調查難以判斷犯罪未成年人人身危險性或人格特性的，可以采用心理測試、精神鑒定等方法進行測試，并結合實地調查資料，制作出嚴謹的社會調查報告。此外，在建立外地戶籍未成年犯罪人的社會調查過程中，可采用委托犯罪未成年人戶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法院來進行異地調查工作的方式，既節約調查成本又可提高調查質量。

日本《少年法》規定，在調查、審判的全過程，法官要與調查官保持充分的聯絡，借此監督調查活動的不當之處，保障法律正當程序的要求。為了保證社會調查報告的真實性，節約調查力量，調查員的調查活動應接受檢察院的監督，如果調查員存在失職、瀆職等行為時，檢察機關應及時給予指導、糾正，構成違法犯罪的應及時給予相應的紀律或刑事處分。對調查員，應當參照刑事訴訟法，實行回避制度，以保證調查報告的真實性。

（四）規范社會調查報告的使用

調查報告的目的在于充分了解未成年人的性格習性，因此，應在不泄露未成年人個人隱私和相關信息的前提下，提供相應的查閱、復制服務，方便律師、監護人采取有效的手段維護未成年人的利益，便于社區矯正機構、監獄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習性，以實施有針對性的改造。如披露的信息不利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則不應予以披露。

調查報告制作者出庭接受質詢。調查員出庭時間可確定在法庭調查之后、法庭辯論之前，在這個階段調查報告的內容不會影響法庭調查的正常進行，同時也方便后面的法庭辯論中控辯雙引用調查報告內容支持己方觀點。在庭審中，調查員出庭宣讀報告時的身份我國法律并未明確規定，有學者認為，在庭審中應當將社會調查員看作是獨立的、特殊的訴訟參與人，在訴訟中獨立于控辯雙方之外，以其獨立的地位參與訴訟，行使自己的權利。在我國，應為調查員出席庭審設置相應席位，該席位可參考蘭考縣法院做法，將其置于證人席旁。此外，對調查報告的采用，應當在刑事判決書中寫明，在判決書中寫明調查報告的相關內容不會對未成年人產生不利影響，反而有利于對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有利于使未成年人感受到社會的關愛，有利于社會公眾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可以參考青島市法院的做法，在判決文書中，在審理查明的指控事實之后，單獨一段書寫通過社會調查查明的未成年被告人個人情況，重點分析被告人人格情況和走向犯罪道路的原因。

第四篇：未成年人司法社會調查制度尚需完善

對未成年人司法社會調查制度的淺見

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社會調查制度，因其順應了國際社會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發展的一般趨勢，同時符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和辦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客觀規律，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遵行。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未成年人司法被認為是當下司法改革的先驅，其中社會調查制度也一直得到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不僅“兩高”在司法解釋中對上述制度作了規定，許多地方的法院、檢察院也紛紛出臺了有關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的規范性文件。然而，如果認真反思此項制度，發現仍然有許多基礎性的問題有待探討。

社會調查制度的理論和實踐困境：

1.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社會調查制度的功能定位

未成年被告人社會調查制度(下稱社會調查制度)，又稱為判決前調查制度或人格調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決前，由專門機構對被告人的個人情況、家庭環境、犯罪背景等進行專門調查分析，并對其人身危險性進行系統評估后，將調查評估報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時參考的制度。從制度設計來看，社會調查制度的功能在于體現了對未成年人進行矯正和救治的態度，同時體現刑罰個別化理念。因此，社會調查制度原則上應當針對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展開。然而，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該項制度的操作出現了異化。一方面，未成年人司法調查制度的啟動往往只是針對輕型刑事案件，這種案件選擇性適用使該項制度的初衷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實踐運用過程中，該項制度往往客觀上變成在“教育、感化、挽救”名義下遷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盲目輕刑化的工具。

2.社會調查階段不明確、調查主體不明確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會調查應當在哪個階段展開?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我國目前的刑事訴訟程序實行的是縱向訴訟構造，在不同的訴訟階段由不同的機關主導訴訟的進行。同時，我國奉行定罪與量刑程序合二為一的審判結構，定罪和量刑并未截然分離。因此，我國目前司法實踐中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會調查可以并存于立案、偵查、審查起訴以及審判、執行各個階段。

事實上，由于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規定》的出臺，在實踐中法院和檢察院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廣泛開展了社會調查制度。公安部也早在1995年《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案件的規定》第十條中對此有所規定。實踐中，昆明市盤龍區的“合適成年人”模式也將社會調查提前到立案偵查階段。

根據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社會調查主體分為四類，即公訴人、辯護人、法院委托的社會團體組織的人員或其他社會工作者以及少年法庭的法官。從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四類主體均有存在，且具體做法也各有不同。例如，北京市石景山區檢察院是由檢察官自行開展調查，同時引入心理咨詢師開展心理調查;北京市一中院和二中院在實踐中都是委托被告戶籍地司法局承擔社會調查工作;河南省蘭考縣法院則由法官自行調查;有些基層法院則委托陪審員進行調查。

上述做法對未成年人刑事審判社會調查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實踐路徑，有其合理性，但客觀分析，卻又各有弊端:由于各自身份及思維習慣的不同，律師的調查可能更關注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收集，而忽略對其不利的因素;公訴人的調查則可能偏重于收集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而忽略對其有利的因素;法官自行調查雖然比較中立、全面，但法官人數有限，且自查自判有違中立的地位，難免有“先入為主”之嫌。

3.社會調查報告過于程式化，論證充分性欠缺

目前，各地在具體制度設計中希望通過規范社會調查的內容和設置社會調查報告的格式，使社會調查報告能夠具有相對的規范性和統一性。然而，從具體的調查報告來看，普遍

存在一個問題，就是調查報告過于程式化，同時報告對被告人的描述過于簡略，具體分析不夠，調查結論和調查依據之間欠缺邏輯論證。

對完善社會調查制度的個人構想：

1.明確社會調查的功能定位。

既然未成年人司法社會調查的制度設計在于充分考慮未成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實現刑罰個別化理念，那么就應當擴大社會調查制度的范圍，將其適用于一切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同時，又要防止將該項制度異化為對未成年人盲目輕刑化的工具，要審慎考察社會調查報告，中立對待社會調查報告的結論。

2.明確社會調查制度的主體，充分發揮法律診所教育的作用。

從目前司法實踐來看，社會調查的主體多元，實踐中存在調查主體欠缺中立性、專業性的問題，同時調查主體的經費支出困境又限制了調查的深入開展。尤其是針對目前未成年人異地犯罪的案件，社會調查出現執行難的情況。另一個問題是，由于公檢法三機關在不同訴訟階段都有可能進行社會調查，因此一方面調查報告難以深入，另一方面又造成資源浪費。建議在司法行政部門設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審前服務機構，安排專門的社會調查員，負責有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會調查工作，撰寫社會調查報告。

另一方面，我們應當充分利用和發揮法律診所教育的作用。目前中國法學會診所教育委員會的會員單位超過100家，全國各大法律院校都成立了法律診所，在校的法學專業的大學生和研究生作為未來的法律人，具有開展未成年人社會調查的天然優勢，同時也是其社會實踐的最直接和最無制度障礙的司法實踐方式。因此，將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制度和法律診所教育體制有機結合，是解決社會調查主體人員不足、經費短缺的一個有效模式。事實上，已有學者提出建立未成年人司法調查協作網的呼吁和建議。

3.社會調查的程序應當提前展開。從我國目前的司法實踐來看，各地規定社會調查的時限普遍不超過十天。很顯然，如此短的時限也導致社會調查難以深入細致，調查結論的科學性和客觀性難以保障。因此，有必要將社會調查的啟動時間提前到偵查階段，同時調查主體不由司法職能部門而由專業機構完成，這樣不僅能為調查的質量提供時間上的保障，而且能為偵查機關是否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適用強制措施提供客觀、準確的依據。

第五篇：淺議西周社會調查制度

采風——西周社會調查制度摘要：采風是一種觀政之制。周初統治者以殷為鑒，認為天意在于民情，確立輕鬼神、重人神的治國觀念。透過采風實現“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的目的。統治者憑借采風獲得的資料，了解民之疾苦，改革國之邦法，安撫天之民愿。可以說，西周的采風制度是我國古代國家管理的一個創舉，其對后世也產生了很大很重要的影響。關鍵詞：采風觀政 行人 社會調查 茫茫歷史長河，不斷上演著一個個民族湮滅與崛起的痕跡。在商王朝廣袤的領土上，周部族原是一個地處邊遠、地域狹小、人口稀疏的小國家，而就是這樣一個小邦，一舉成為后來征服商朝的“勇士”。這個小國家崛起的背后，又有什么樣的故事呢？

一、周的崛起及采風的孕育 周之所以可以攻破商朝而入主中原，絕大部分就是因為其統治者與殷紂王的堅信天命、暴虐無道、反其道而行之，敬德修民、發展生產、友睦鄰邦最終成就其一代偉業。在征服戰爭中周統治者看到了人心的向背對國家興亡的重要影響，感受到人民群眾力量的強大。認識到作為一個小邦而君臨大國，要想站住腳跟、立國久遠，必須了解民意順應民心。西周統治者一反商王朝諸事皆問天意，大政決于神鬼的做法，轉而重人治，輕鬼神。《禮記?表記》中有云：“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周初的重臣周公也曾說：“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西周統治者們把他們原在西岐時就已有之的派專人深入民間，調查民意，聽取民愿的做法加以沿用和擴大，因此創立了西周的采風和社會調查制度。“采風制度”是西周王室立國之初形成的一套較為嚴密的社會調查制度。所謂采風，就是官員去民間采集四方風俗善惡，代語歌謠通過采風，統治者可以觀政之清明，官之勤廉。采風實際上是一種社會調查活動。

二、采風觀政及其人員 采風是一種觀政之制。周初欲使江山“永支百世”，就必須敬得保民，秉德明恤。《尚書?大誥》曰：“天威不可信，民情則大可見”，天意就在民情中。西周統治者憑借采風獲得的民俗的、語言的、文學的資料，透過其內容和情調便可了解政之好壞，民之疾苦，吏之貪婪，并據此來賞功罰罪，安邦治國。正如《詩經?關雎》小序所言“治國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周王朝在王室設立主管全國調查采風之事的太師。政府專設采詩之官，他們“從十月起正月止，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采詩”。既政府聘選年齡較大、社會經驗豐富的男女無子者，供給衣食，使他們到民間廣泛采詩。除此之外，還有“孟春三月，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行人是西周朝廷的正式秘書官員，負有傳達王命、傳遞公文的責任，其所采之詩及采詩中了解的民情民意，大都能直接上達于周王朝統治機構，甚至直接上達于周天子。在周朝禮儀中有“公卿至于烈士獻詩”的要求，公卿烈士所獻之詩有相當一部分也來自于民間的采集，實際上也是周天子督促王公大臣諸侯卿士深入民間，了解民情的一種做法。在古籍中還有“國史采詩”的記載，說明充任各級政府秘書的史官，不僅有記錄言行、出宣王命的職責，同時也負有深入民間、調查研究，向周天子及各級政府提供社會實際狀況的責任。社會調查在西周是經常性的，調查結果的上報也有一定的程序和途徑。為了使調查工作更能反映實際情況，周天子也要于每隔五年的春二月親自到民間采風調查。

三、采風目的、意義及影響 采風始自西周，目的之一是觀俗。“禮俗以馭其民”，“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為周王室提供“馭民”政策的信息和依據。其二是觀政。由商之滅，周統治者感悟到“天命靡常”，民心向背決定天命所歸。前者是考察生民的民情、風俗、習慣，后者則是通過民情來觀察統治者的德行。其是指到鄉村城鎮搜集包括民間敘事、民歌、謠諺、戲曲、音樂、舞蹈、美術、民間習俗等一切民間文化表現形式的活動。在民間進行實地調查搜集工作的所謂田野作業也稱為采風。西周的采風之制，從其規模之大、范圍之廣、時間之久來看，都可以說是我國古代國家管理的一個創舉。采風的主要責任官員“行人”就是古代的調查員，采風所得的材料就是古代的調查材料，從這個意義上說，采風也是我國古代秘書工作中的一個創舉。西周采風制度影響深遠，采風之制不僅為東周所承，形成“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 的盛況，而且對兩漢時期也頗有影響。西周采風和調查由政府出面組織，并由太師史官、行人等專門的秘書人員從事該項工作，已不單是為了將民間的詩歌、風俗采集起來以供欣賞，其目的還是要從采詩中了解四方諸侯及廣大領土上的民情風俗，從具體的歌謠中反映各地政治的善惡，人心的向背，百姓的好惡，以及各級官員吏治的清濁，政績的優劣。周天子及西周中央政府可以從中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因此，西周所創立的這種采風和調查之法，可以看作是今天秘書工作中調查研究工作的起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