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八二憲法30年法治重建的起點

“八二憲法”30年：法治重建的起點

王鴻諒

? 2012-11-13 21:24:10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2012年第45期

結緣憲法

走進許崇德先生家，一眼看到的就是客廳里的大書柜，最特別的是墻壁擱板上的照片，從他參與修憲，到參與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的制定。時代更迭，對已經84歲高齡的許崇德來說，照片定格的瞬間，恰似他的人生寫照：與憲法學結緣的一生。

許崇德生于1929年的江蘇青浦縣，他成長的時代印記是烽火戰亂，家庭記憶則是幼年喪父，母子相依。1947年國立復旦大學招考，許崇德報了法律系。“我的理科成績不好，但文科成績比較突出。我中學畢業的時候剛好是抗戰勝利，東京戰犯法庭審判日本戰犯，我們國家有一名國際法學家在東京戰犯法庭當法官，我心里覺得很興奮。”他還清楚地記得，“考場設在剛剛修好的禮堂登輝堂里，有四五百人來考，最后錄取了四五十人。”許崇德再有機會故地重游，是“八二憲法”頒布后，回上海做憲法宣講，有一堂宣講就設在登輝堂。“就在當年考場的樓上，我心里很感慨。”他說。

當年復旦大學的法律系“只有12名教授，外加一兩名助教”。對許崇德影響最深刻的老師是張志讓。“張先生那時候已經是有名的民主教授，他講比較憲法，那時《中華民國憲法》剛頒布不久，他卻重點批判這部憲法，這是需要極大勇氣的。他的課排在全校最大的教室，可以坐100多人，每次人都擠得滿滿的。”“張先生指定了很多參考書，讓我們自己讀書，上課時也提問，要求很嚴格。”許崇德說，“1948年之后，張先生突然就不見了，后來我們才知道他是去了解放區。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他擔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兼任北大教授，他參加過《共同綱領》和《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的起草和1954年憲法起草。張先生住在松樹胡同34號，我到人民大學以后，還時常去他家里請教問題，我們那時寫的油印講義還請他看、提意見。”

那一代法科學生所接受的教育，以1949年為界線完成了時代分割。“頭兩年的教材由當時社會知名的法學家撰寫，憲法學方面，我記得是錢端升、王世杰寫的《比較憲法學》。影響比較大的，還有日本的美濃部達吉的憲法學教材和張知本、薩鎮冰寫的書。后兩年就換成一些新的馬克思主義法學理論的書。”1949年，“大三”的許崇德被派到上海市法院參與實踐。“解放后法院接下的案子很多，要求高校派學生去幫忙，我分在專門審判反革命的刑事庭，做書記員，負責整理口供和材料。”到了“大四”畢業，“上海市委把當年的畢業生都組織起來集中在徐匯區辦了兩個月學習班，用人單位過來挑人。因為上海的學生大都不愿意離開本地，所以要‘打通思想’接受統一分配”。

許崇德被中國人民大學挑中，分到國家法教研室，同時攻讀國家法也就是憲法研究生。他回憶說，人民大學是在當時華北大學的底子上辦起來的，朝陽大學的法律系連同師生一同并入人民大學法律系。“完全是‘莫斯科大學’，教學計劃、大綱完全按蘇聯走，由蘇聯專家來教學，教員和我們一起聽課。蘇聯專家住在專家招待所，就是現在的友誼賓館。專業課學習蘇聯國家法，人民民主國家法、資產階級國家法，當時也沒有什么教材，都是從俄文翻譯過來，翻譯們是由俄文大隊訓練8個月之后速成的，一些譯本很難讀。”“當時人民大學法律系主任楊化楠兼任國家法教研室主任，他帶著我們搞中國國家法。開始時候，我們只會把蘇聯國家法的體系做一個酒瓶，然后往里頭灌中國酒。就是用蘇聯國家法的體系來安中國國家法的材料。這樣搞起一個中國國家法的學科。”從上海到北京，是被選定的命運，許崇德的教學研究和立法生涯，從此和憲法學綁定在了一起，算起來已經60年。

“五四憲法”

許崇德1953年畢業留校，先去工農速成中學畢業班講了一個學期政治理論方面的課程，“過完年，就到了中南海”，成為1954年憲法起草的見證者。和他一起到中南海的有一批人，都是被田家英挑中的。“1954年1月，毛澤東親自組織了一個憲法起草小組到杭州起草憲法草稿，小組成員有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起草小組回到北京后，田家英說他自己是‘韓信點兵’，越多越好。所以除了人民大學外，還有北京大學、中央政法干校和北京政法學院的人。”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韓大元對1954年憲法進行過專題研究，收集了各種檔案資料，并采訪了參與憲法制定過程的部分當事人或家屬，編著出版《1954年憲法與中國憲政》。韓大元分析說：“中國近代史上，至少從五四運動以來，圍繞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一直爭論的焦點問題就是：由誰領導，走什么道路。這場爭論反映在立憲問題上，就是：追隨西方、制定一部資本主義類型的憲法，還是效法蘇聯、制定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

根據韓大元的研究，1954年憲法草案有三稿：“第一稿來自陳伯達，第二稿是憲法起草小組起草的，第三稿是中共中央提出的憲法草案初稿。”“1954憲法的起草過程中，毛澤東實際處于‘總監制人’的地位，提出憲法草案的基本原則和重大理論問題，并參與具體問題的討論，但具體起草工作由胡喬木和田家英負責進行，兩個人是憲法草案的實際起草者，特別是田家英。”

許崇德回憶說：“憲法起草委員會下面有一個辦公室，由秘書處領導，下面再分小組，我們這批人基本上都是在資料組，由田家英直接領導。主要任務有三項：收集各種憲法文本，編寫專業的名詞解釋和憲法草案公布后整理全民討論的意見。”許崇德記憶中的田家英，“很聰明，很健談也很隨和，《論語》、《尚書》、《孟子》這些古書里的話，他都能隨口引用。他每次到中央開完會回來，一定會帶回好多問題，因為起草過程中有很多爭論，委員們會問外國是怎么解決的，特別是蘇聯是怎么搞的？我們就要幫著找解答這些問題的材料”。

1954年6月，憲法草案公布后開展了全民大討論。許崇德說：“剛好趕上多年不遇的水災，各地都在組織抗洪，可是全民憲法討論并沒有因此停下來，相反，不少地方政府是在防洪堤壩上組織民眾討論的。各地整理出來的討論意見和建議，因為洪災不好運送，就用油紙、油布把文件裹起來空運到中南海，那是資料組最忙碌的時候，我們負責把這些意見整理出來，天天加夜班，每拆開一包，都非常激動。”從1954年6月16日開始，到9月11日結束，全民憲法討論歷時3個月。根據韓大元的研究：“新華書店北京分店發售的憲法草案單行本與刊載憲法草案的《中國青年》、《學習》等刊物，近一個月來銷售了74萬份。全國人民對憲法和‘五法’（五部組織法）共提出了118萬條修改和補充的意見，其中關于憲法草案的意見有52萬多條。”這是1949年以來，全民對憲法熱情最高漲的時期。

1954年9月20日下午，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全體會議，對憲法草案進行表決，1197名代表以全票通過。“五四憲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許崇德評價說：“我們雖然學的是蘇聯憲法理論，參考的是蘇聯憲法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憲法，但是我們的‘五四憲法’是中國化的憲法，而不是蘇聯憲法的翻版。”“人民法院獨立進行審判，只服從法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明確寫到了我國的憲法條款里。時隔半個世紀再來審視，“五四憲法”的歷史缺陷在于它的過渡性，“它是為適應過渡時期的發展需要而制定的，當時推算大概管15年左右”。

八二憲法

五四憲法只是曇花一現，許崇德回憶：1957年以后，特別是在反右運動以后，憲法在我國社會生活和國家生活中的作用已經大不如前，某些憲法規定甚至成為批判的對象，如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等。五四憲法實施了3年，后來就不起作用了，人治替代了法治。

既然憲法都不發揮作用了，憲法學也就不重要了。這也是許崇德和同時代的法律學者們無法抗拒的命運。那個時候就不搞業務了，各種群眾運動，全國只有《政法研究》這一本法學雜志，一年才出4本。我前后發了3篇文章，就有同事悄悄提醒我，可別再發文章了，這是走白專道路。接下來是文革十年。1969年11月份，人民大學的教工被整體下放到江西，組織上叫我們安心地當一輩子農民，多年積累的書籍、資料，包括完整無缺的幾種期刊、滿箱的卡片，統統都處理了。

從五四憲法到八二憲法之間，還經歷了兩部憲法，分別是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許崇德說：1970年中央要修改憲法，發動全民貢獻草案。我從生產隊最低的勞動隊被調到總部，我在那里一個人居然起草了一部憲法，寫的什么內容已經記不得了。所謂全民起草憲法不過是形式主義，四屆人大通過的1975年憲法不得人心。緊接著的1978年憲法，雖然是粉碎四人幫之后頒布的，可是在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下，雖然它比1975年憲法進步，但注定不可能是一部好憲法，也沒有留下什么重要影響。從1975到1982年，7年間連續搞了3部憲法，也反映了當時國家處于極不穩定的狀態。

等到1978年人民大學復校，年近50歲的許崇德才得以重歸學術生涯。復校后的人民大學校園大部分被其他單位占用，許崇德全家5口擠住在一間低矮的平房里，唯一的桌子留給孩子們寫作業，他自己就在一張破舊的扶手椅上鋪塊小木板當桌子。許崇德發表的300多篇學術性文章，發表在1978年之前的只有7篇，其余的都是近二三十年來的作品，他出版的書籍大體上也是這個比例。他感慨地說：既有一種要把耽誤的光陰彌補回來的緊迫感，又有可以好好地進行憲法學研究的機遇感，那時候，真是如饑似渴、夜以繼日地搞研究。

1980年9月，修憲得以再次啟動，憲法修改委員會由葉劍英擔任主任委員，宋慶齡和彭真任副主任委員。委員會下設立秘書處負責憲法修改的具體工作，胡喬木任秘書長，副秘書長有王漢斌等7人。憲法的3個部分，總綱、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和國家機構，由秘書處分3組分別起草。許崇德憑借自己的憲法研究被指名要到秘書處。剛開始只有我們4個學者，后來擴大為12個。秘書處的辦公地點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后庫，在彭真的要求下，1981年十一之后集中到玉泉山。許崇德回憶：彭真同志最辛苦，星期天我們都下山回家，他仍堅持工作。稿子一寫出來，彭真就找人進行研究、修改，親自在稿子上加批，然后再打回來、再討論、再起草，秘書處那時幾乎每兩天就要印刷一次草稿，數不清寫了多少稿。

憲法修改委員會舉行第四次會議期間，香港《大公報》以頭版頭條套紅通欄大標題發了大半版的報道，而《人民日報》只在第四版右下角2寸見方的角落登了個小消息。許崇德回憶：早上彭辦有位同志拿著這兩份報紙去了彭真的房間，一會兒就聽見彭真同志在房里大發雷霆，開會的時候彭真氣得都走了半天神。這是我頭一次見彭真同志動了感情。會后，當時《人民日報》的社長、總編輯都被叫了來，談了什么我不知道，但他們出來時一臉的不自在，垂頭喪氣。第二天，《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報道了大會及有關修憲的情況。

1982年4月26日，憲法修改草案公布交付全民大討論。從4月底到8月底，比1954年憲法草案討論還多一個月。為了讓群眾更好參與，還組織了全國范圍的憲法宣講，許崇德自己就跑了16個大城市去做宣講。討論的參與度很高，不過和1954年相比，大家都比較理智了，不是感情上的熱氣騰騰了。他說。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憲法修改草案，以無記名方式表決，到會代表3040名，贊成票3037張，棄權票3張。時任秘書處副秘書長王漢斌在書中回憶：會上有人提出要把表決結果公布，我們向彭真同志做了匯報，彭真同志表示同意，要我再請示耀邦同志，我到大會堂118廳請示耀邦同志他說我看可以公布。這是全國人大會議第一次公布通過法律的票數。12月4日，后來成為國務院規定的法制宣傳日。

八二憲法也是文革之后整個國家撥亂反正、重建法治的起點。它繼承并發展了1954年憲法好的傳統和基本原則，廢棄了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中不適宜的內容。從1988年開始，憲法的修正首次使用了修正案的方式，而不是重新立法，迄今一共4次。八二憲法和這4個修正案，一起構成了中國的現行憲法。事實證明，頒布迄今30年的八二憲法，是1949年以來最完善的一部憲法。

齊玉苓案與憲法監督

可是八二憲法還是留下了缺憾。監督憲法的實施規定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一項重要職權，同時也規定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項重要職權，但依舊并不存在具體的憲法監督制度。許崇德說，從各國的情況看，保障和監督憲法實施的主管機關，主要有三種類型，一種是由國家最高法院管，一種是由最高權力機關管，一種是由專門的憲法實施監督機構管。當時我與幾位持相同看法的同志，翻閱了不少資料，進行了多次研究，覺得仿效當時羅馬尼亞設立憲法委員會的模式，比較可行。我們按此思路草擬了若干具體條文，可是這個嘗試沒有成功。

王漢斌也記得：是否設立專門的機構來保障憲法實施，從修憲開始到最后的草案修改，一直是討論最熱烈的一個問題較多的意見傾向于設立憲法委員會集中方案報上去，有的領導不贊成，認為有了這個機構很難辦，于是，就擱置了。在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憲法修改草案的時候，王漢斌回憶說：很多代表團又提出設立憲法委員會的意見，憲法修改工作小組進行了研究，由胡繩同志在主席團會議上做了說明。于是，代表們表示理解，而代表們的意見，用另一條新增的規定體現出來，就是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王漢斌評價，這個規定很得人心，只是落實起來難度很大。

這一系列原因，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公眾對于憲法的熱情和關注度持續降溫。2001年的齊玉苓案，原本可以成為一個轉機。這案子表面上很簡單，山東滕州八中學生齊玉苓1990年考上了山東濟寧商業學校，但她的錄取通知書被同學陳曉琪冒領，陳曉琪在父親陳克政的策劃下，冒名頂替就讀，畢業后仍然使用齊玉苓的姓名，在中國銀行滕州支行工作。2001年齊玉苓才發現，向山東省棗莊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被告為陳曉琪、陳克政、濟寧商校、滕州八中和山東省滕州市教育委員會。齊玉苓提起的訴訟請求里，受侵犯的權利除了姓名權，還包括受教育權。

于是問題來了，受教育權在《民法通則》中沒有規定，但是，《憲法》第46條明確規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一審判決，只支持了齊玉苓的姓名權受侵犯的訴訟請求。齊玉苓上訴，二審時，山東省高院認為案件存在法律疑難，報請最高人民法院解釋。最高法院做出了一個名為《關于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憲法保護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的批復》，答案是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山東高院據此做出二審判決，支持了齊玉苓受教育權被侵犯的訴訟請求。時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長黃松有在《人民法院報》發表專題評論文章，明確支持憲法的司法化。盡管這個案子并非典型的司法審查案件，也未明顯涉及國家公權力的行使問題，但它所包含的學術價值和憲政意義不可低估。

最高法院的這個批復，在中國憲政框架中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立場：憲法上的基本權利受司法保護，遇到侵害時法院應給予司法救濟；憲法條款可以作為法院審判的直接依據。當時，學術界很多人甚至將齊玉苓案與美國1803年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相提并論，希望以此開啟中國的司法審查時代。也是從齊玉苓案開始，違憲審查研究和基本權利研究成為中國憲法學最主要的學術主題。只不過，7年之后峰回路轉，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悄悄廢除了齊玉苓案的批復，司法職業化和憲法司法化的理性訴求走入低谷，取而代之的是三個至上口號下的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運動。

（參考資料：許崇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韓大元：《1954年憲法與中國憲政》，王漢斌：《王漢斌訪談錄》，高全喜等：《現代中國的法治之路》，蔡定劍：《憲法精解》）

第二篇：重讀八二憲法：中國憲政的真問題

重讀八二憲法：中國憲政的真問題

2013-01-05 17:5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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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 憲政八二憲法鄧小平憲法權力集中三權分立集權分權傅高義

在八二憲法而立之年的歷史性時刻，我們應當樹立對自己憲法的信仰，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經由憲法實現社會進步的救贖希望，才能保持對自己憲法的忠誠和熱愛。因此，八二憲法三十周年之時，對于憲法的研究者來說，更應該是中國憲法理論重新出發之刻。

憲法司法化與憲法學司法化

在一些憲法研究者看來，我們的八二憲法從來沒有“立”起來過。當我們將美國的1787年憲法稱為一部“活憲法”時，我們的言下之意就是八二憲法并未能“活”起來，或者說它一誕生就進入休眠狀態，需要一種司法化的機制將其喚醒，因此就有了彌散在當下憲法學界的一種失敗論調：憲政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實際上，八二憲法不僅自身已經成功，而且在這部憲法之下還發生了中國崛起的故事。因此，失敗論必須解釋：一方面，憲政被設定為一種理想的政治形態，中國雖有一部看上去很美的憲法，但距離憲政還有一段距離；另一方面，雖然我們還沒有“憲政”，但中國在過去三十年中卻取得了那些憲政國家所無法想象的社會經濟成就。在當下，通行的論述策略是將政治體制和社會經濟成就進行切割處理。我們現在經常可以碰到這種論調：中國雖然有了經濟意義上的崛起，但如果不能實現憲政，現在的成績就終將煙消云散。

但本文認為，簡單的切割無法取代艱巨、嚴肅和體系化的學術建構工作。憲法研究者只要拋開那些充斥著傲慢與偏見的有色理論眼鏡，跟隨常識和邏輯來觀察我們的實踐，就應當承認，我們在八二憲法治下的三十年內至少是做對了一些什么，否則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績。由此出發，我們應當同意，憲法學者應該從實踐出發去發展理論，而不是用未經反思、缺乏根基的理論來規定實踐，也不應總是動輒以獨立性為由來進行碎片化的批判。

由于中國“有憲法，無憲政”這一學術迷思，憲法學內部彌漫著一種“預備”憲法學的心態。有時候，憲法學者會“自嘲”為屠龍術的演習者。但中國憲法的研究者或許未能意識到一種更為隱蔽的破壞作用：我們已經失去了對自己研究議程的控制力。長期以來，我們的前沿研究看似追隨歐美憲法學在當下所討論的話題，卻很少自覺思考如何回應中國憲政實踐所提出的問題、所取得的進步和所陷入的困境。當然，信息傳播技術的躍進也極大地降低了這種“前沿”研究的成本，同時讓我們的憲法論述更碎片化、即時化，很多時候無異于新聞摘要或簡報。

在紀念八二憲法三十周年的時刻，憲法研究者應當在內心深處生出一份厚重的歷史感。但很多時候，中國憲法研究所欠缺的就是這種歷史感：我們只是在消費八二憲法，自己卻并沒有生活在這部憲法中。預備心態讓我們向前看，學習心態讓我們向外看，我們從一開始就是站在八二憲法之上和之外來旁觀中國憲政實踐。在憲法司法化第一案的十多年過后，可以確定的是，中國憲法并沒有司法化，但我們的憲法學卻基本上被司法化了。司法化的范式一方面遮蔽了由現實政治所提出的、應予理論回應的真問題，另一方面認定中國的憲法問題應當得到一種“司法化”的解決，否則就是“反憲政”的，而無視司法化在八二憲法體制內本身即可能是反憲法的。我們應當承認，人類憲政的歷史尚未終結，中國一部分反憲政理論的政治實踐，并不是折射出中國距離理想憲政形態的距離，而是為中國憲法的研究者提供了由實踐去檢驗理論、發展理論的學術富礦，但真正開掘這一礦藏，就要求我們擺脫理論前見的桎梏，直面事實本身，進入八二憲法的實踐。在此意義上，需要“立”起來的與其說是中國憲法，不如說是中國憲法理論。

八二憲法也被稱為鄧小平憲法，是迄今為止最成功的中國憲法。

憲政的兩個維度 憲政是什么？

我們必須首先回答這個問題，從而避免不必要的學術爭議。很多時候，問題的關鍵不在于研究者來自規范憲法學還是政治憲法學的陣營，因為憲法必定有其規范性，同時也有其政治性。高全喜教授近期曾提出政治憲法學內部的左右之爭，但這也并非問題的關鍵：因為對于憲法而言，我的“左”或“右”是不重要的，真正的憲政主義者只能對憲法忠誠，而不應將自己的道德理想和價值偏好混入憲法中，他們只能發現“憲法中的最好”，而無權單方面推行“最好的憲法”。因此，關鍵的問題在于如何定義憲政。

中國有憲法但無憲政的迷思來,一種舶來但被認為普適的憲政觀，即將憲政理解為司法審查或者憲法的司法適用。也就是說，當且僅當有一種司法性的機構進行憲法解釋并有權宣告違憲立法無效時，憲政才得以確立。本文沒有必要批判這種司法化憲政的范式，但如果“這就是憲政”的話，中國確實還沒有憲政。而就我的判斷而言，這種韋伯意義上的自動售貨機式的憲政設計，我們的憲法問題從入口處輸入，在出口處即得到解決，一方面是對歐美國家憲政發展史的誤讀和浪漫想象，另一方面也不適當地簡化了中國憲政問題，事實上，憲法審查在中國體制內可能并不能解決憲法問題，它本身就是一種問題。

本文所給出的憲政定義很簡單：所謂憲政，就是最高的政治。這或許是一個司法化論者難以接受的判斷，但更重要的問題還在于憲政何以“最高”。如果只是因為憲法是高級法和根本法，憲政就是高級、更高乃至最高的政治，那么這只能說是一種同義反復的論證，而且很容易再次陷入憲政即司法審查的誤區。在我看來，作為最高政治的憲政可以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加以把握。

憲政的時間維度：

憲法不是“管一時”而是“管長遠”的法律，因此憲政就是一種長時段內的政治，憲政決策也就是在為子孫后代立法，其決策的效力不僅會發生在決策者的有限任期內，它所寫下的是那些常規政治無權加以改變的根本法則。馬歇爾大法官在著名的美國銀行案中對此有過精彩的闡釋：“憲法被設計去經受漫長歲月的考驗，因而必須適應人類事務的各種危機。”

但接下來的問題是，“多長才算長”？在中國憲法論述中，鄧小平對香港人做出的“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就是一個經典例子。一國兩制要求香港在回歸后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而鄧小平和香港基本法第五條又為這種不變加上一個期限：即著名的“五十年不變”。在此意義上，“五十年不變”構成了《基本法》的“基本法”，它一方面限定了北京對香港基于一國之主權的決策權，另一方面也限定了港人在兩制之高度自治范圍內的決策權。更重要的是，“五十年”當然是鄧小平所無法看到的時間范圍，但從來沒有人因此擔心鄧小平“五十年不變”這一“諾言”的實效。在中國憲法體制已經形成制度化的代際政治模式后，憲政作為最高政治在時間維度內就表現為那些超越代際政治而不變的法則。

憲政的空間維度：

1978年11月，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鄧小平在出訪新加坡時曾經對李光耀感慨道：“如果我只管上海，我也許能讓它迅速改變面貌，可是我得管整個中國。”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鄧小平作為中國第二代領導核心的地位。1979年3月，鄧小平在北京會見香港總督麥理浩，在會談結束時，鄧小平告訴麥理浩一句話：“你如果覺得統治香港不容易，那就來統治中國試試。”在改革開放起步之時，在面對作為亞洲四小龍的香港和新加坡這兩個城市型地區或國家時，鄧小平的兩句肺腑之言生動地展示出憲政的空間維度。

在這里，憲政的空間維度基本上表現為“管全局”，而不是“管局部”，而且，中國作為大國所具有的時空差異性也最大程度地強化了憲政的空間維度。馬歇爾大法官在美國銀行案中也曾闡釋“全局”和“局部”之間的關系。

鄧小平作為中國最高政治的決策者，他個人的空間感來自于數十年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歷練。傅高義指出，鄧小平“先是領導江西蘇區一個小小的縣，后來領導太行山區的幾個縣，抗日戰爭勝利后則領導數省交界處的邊區，1949年后領導整個西南大區，直到最后領導中國”。更重要的還在于，鄧小平不僅是一步一個腳印，而且在每一職位上都是獨當一面、統領全局的領導人。這種由政治歷練所形成的空間感并不是短期內走馬觀花所能速成的。這也可以告訴我們，頂層設計有時候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談的，它要求“通盤考慮”的能力和“顧全大局”的責任感。

因此，憲政作為最高政治，是相對于一時一刻或一時一地的政治而言的，在中國的政治運轉中，它基本上表現為那些超越代際政治、并且在多元格局內一體適用的法則。我們所要發現的中國憲政，也就是存在于這種時間和空間尺度內的最高政治，它管長遠而不是管一時，管全局而不是管局部。

真實的中國憲政問題

“管”如今是一個不那么學術正確的字眼。但憲政作為最高政治，落實到實踐中就必定表現為一個由誰說了算的問題。

我們很多時候將八二憲法稱為鄧小平憲法，所指的其實就是鄧小平至少在1978年至1992年都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是憲政問題的拍板人。

就此而言，如果不理解鄧小平的政治理論以及改革策略和路線，我們很難把握八二憲法的時代精神。但如果將憲政落實為“由誰說了算”的問題，憲法學者或許會認為這一判斷本身就是反憲政的。

但現實從來不是如此簡單，本文在此只需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一種由九位大法官（非民選、終身制、不可“上訴”）“說了算”的政治設計就是憲政，而同樣由最高決策層說了算的政體就不是憲政，這種區別的理據何在？

實際上，現代憲法理論所討論的往往都是權力切割術。那些為我們所熟悉的憲法學說，包括三權分立、多黨制、司法審查、隱私權，都是在預設國家權力為惡的前提下探討如何“由野心來制約野心”。

但是，政治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必須要有人或有由人所組成的機構“說了算”，區別只是在于由哪些人、多少人、經由何種程序、在何種領域內說了算，這就構成了一種觀察中國憲政運作的理論視角。

根據傅高義的記述，鄧小平在1979年訪美時關注過美國的分權制度，當時在眾議院負責接待鄧小平的奧尼爾議長也曾指出，鄧小平尤其著迷于立法和行政部門之間分權與制衡的制度設計。而且，在1980年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中，鄧小平也強調要改變“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但奧尼爾后來也寫道，“鄧小平絕不懷疑，至少就中國而言，分權制是一種十分低效的治國方式，是中國應當避免的。”

在本文看來，這兩種論述在路線上的緊張根源于所處理問題的不同。我們知道，即便在鄧小平痛陳“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時，中國的政治也并非鐵板一塊。鄧小平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比誰都更明白，中國的經濟改革的政治動力就是向地方分權讓利，而且鄧小平之所以有向地方分權的空間，一定程度上還要歸功于毛澤東時代“兩個積極性”的憲政實踐。但憲政問題不能化約為公共政策論證，而中國應當避免“分權制”就是鄧小平在最高政治的層面上所給出的判斷。

傅高義在敘述完鄧小平的一生后也指出：“美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的制度，是由擔心權力過度集中的領袖們設計的。而由毛澤東設計、鄧小平及其同事作了重大修正的體制，則是為了解決相反的問題：為**不已、舉步維艱、地區差異巨大的中國提供統一的領導。”就此而言，我們不能因中國的體制不符合美國三權分立就認為中國沒有憲政，恰恰相反，如何實現最高政治層面上的統一領導才是中國真實的憲政問題。

傅高義在其鄧小平傳記中稱，鄧小平曾向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交待說：“毛主席當家時是他說了算，我當家時是我說了算，如果你當家后也能說了算，我就放心了。”傅高義對此評點道：“對于他來說，一個強大團結的國家領導班子要比私人友情更重要。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讓江澤民獲得能指揮一班人為國家提供有效領導所必需的全部權威。”而江澤民在2004年辭去中央軍委主席時也指出：“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位一體這樣的領導體制和領導形式，對我們這樣一個大黨、大國來說，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最妥當的辦法”；“黨中央和小平同志當年決定我當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也是從大局考慮的。”

（原文發表于《社會觀察》2013年第1期）

第三篇：憲法的精神 法治的力量

憲法的精神 法治的力量

摘要：

CCTV2014法治人物頒獎禮新聞發布會在京舉行

致敬人物——許崇德、致敬媒體——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國之聲》 網絡融合及“網絡最具人氣獎”——陳永明、陳國慶、“女童保護”志愿者 見義勇為群體——盧偉、奪刀少年柳艷兵易政勇、杭州公交縱火案見義勇為群體

法治人物：馬驤聰、呂忠梅、周珂、朱忠華、劉漢劉維特大涉黑犯罪集團案"辦理群體、郭興利、王雄飛、張慧、楊斌圣、上海福喜案臥底記者、鄺秀潭

關鍵詞：法治 憲法 見義勇為

法治即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個人意志而改變。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其本質是保證人民當家作主。

依法治國的意義： 第一，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利于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第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第三，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第四，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對新中國歷史經驗進行深刻總結的結果

習近平的“法治觀”:“奉法者強則國強”

2014年9月5日，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十八屆四中全會，首度以“依法治國”作為全會主題。各方期待，在改革開放進入第36個年頭的時候，中國的法治建設該如何換擋提速、轉型升級。黨的十八大提出“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此后，總書記在多次重要講話中對此作出強調。學者認為，這是中國新時期依法治國的“新十六字方針”，也是法治中國建設的衡量標準。

梳理總書記有關法治工作的部署，從“要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到“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據”；從“政法隊伍要信仰法治、堅守法治”到“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這些論斷無疑都為法治中國建設指明了方向。

習近平談科學立法：法律必須不斷發展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高度重視立法工作，尤其強調“形勢在發展，時代在前進，法律體系必須隨時代和實踐發展而不斷發展”。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特定社會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條件綜合作用的產物，它集中反映各種政治力量的實際對比關系，確認革命勝利成果和現實的民主政治，規定國家的根本任務和根本制度，即社會制度、國家制度的原則和國家政權的組織以及公民的基本權利義務等內容。國家內部政治力量的對比關系的變化對憲法的發展變化起著直接作用，同時國際關系也對憲法發展趨勢有所影響。

憲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資產階級憲法體現資產階級民主，社會主義憲法體現社會主義民主。憲法在內容上所具有的國家根本法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它的法律地位高于普通法，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憲法是制定普通法律的依據，普通法律的內容都必須符合憲法的規定。與憲法內容相抵觸的法律無效。

從理論上講，憲法的效力高于本國其他法律和法規。但在現實里，憲法并不是在所有國家中都具有權威性。為保證憲法的權威性，需要相應的一套體系來確保憲法沒有被違背。這套體系稱之為憲法審查制度。在現代民主國家，由于憲法審查制度的實施，一條法規如果和憲法相抵觸，就不能得以應用。而在非民主國家，憲法的最高效力經常不能得到有效的維護，以至于憲法成為一紙空文。習近平指出，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首要任務和基礎性工作。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 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

見義勇為是一種美德，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難以鑒定見義勇為行為。所以國家為見義勇為人員保護立規矩，有極大現實意義。在千鈞一發的危急關頭，見義勇為者置個人安危于度外，挺身而出，壯舉可歌可泣。然而這些年來，在一些地方，因為保護見義勇為人員合法權益的問題一直未能妥善解決，因此屢屢出現英雄流血又流淚的情形。我們的社會，應當建立一種“回報機制”，這不只是對奉獻者個人的回報，更是對奉獻精神的弘揚。現在國家明確規定，“公民在法定職責、法定義務之外，為保護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財產安全挺身而出的”，為見義勇為行為，這為認定見義勇為，保護見義勇為者權益提供了規范。

不讓見義勇為者支付一點醫療費，其實并不難。現實之中，從最美媽媽到最美司機，從最美警察到最美戰士……這些見義勇為者在治療時都不會付不起醫療費，因為他們不會遇到見義勇為是否被確認的問題。顯然，一些見義勇為者權益得不到保障，恰恰是在確認環節就出現了障礙。這樣的障礙，五花八門。

比如前幾年的南平特大兇殺案中，第一個趕到現場救出了3個孩子的環衛工人卻與見義勇為無緣，原因是認定見義勇為的依據是當時校門口的監控錄像——而這個環衛工人沒有出現在錄像上。又比如江西貴溪市一青年勇斗持刀歹徒身負重傷，申報見義勇為先進個人稱號時卻被當地相關部門拒絕，原因是他曾有犯罪前科。再比如更多見義勇為碰到的一個障礙，是歹徒未能抓到，證據鏈不完整，因此無法認定。

而更不可思議的是有兩個農民工在一起慘案中控制了樓道，讓犯罪分子無可逃遁，并在半夜將救出的女孩送往醫院，但他們仍未被認定為見義勇為，理由因為他們當時并沒有與犯罪分子搏斗，沒有流血。有目共睹，卻抵不上一個攝像頭的“未睹”，這是什么邏輯？難道曾經犯過錯，就意味著永遠不良？難道一輩子抓不到歹徒，見義勇為就永遠不能確認？救出了女孩，堵住了歹徒，只是沒有搏斗，沒有流血，就不是見義勇為？所幸的是，這些五花八門的障礙，將隨著國務院文件的實施而去除。

見義勇為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又是時代精神的具體體現，我們都在呼喚人人從善如流、見賢思齊，都在盼望奉獻精神蔚然成風，而切實維護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見義勇為的呼喚才能有深入人心的穿透力和眾望所歸的凝聚力。現在國家為見義勇為人員保護立下了規矩，可以預期，在見義勇為者權益得到切實保障之后，見義勇為精神將獲得更廣闊的成長空間。

參考文獻：

《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4法治人物頒獎禮習近平的法治觀

第四篇：XX年“12.4”國家憲法日法治宣傳日活動方案

XX年“12.4”國家憲法日法治宣傳日活

動方案

為認真貫徹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和我區“xx”普法規劃，全面推進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根據《林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關于開展全區XX 年“12·4”國家憲法日法治宣傳日活動的通知》要求(神法治辦〔XX〕6號)，現制定林區政協機關組織開展2XX年“12·4”國家憲法日、法治宣傳日活動方案：

一、活動主題

弘揚憲法精神，推進依法治國。

二、指導思想

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貫徹實施我區“xx”普法規劃，大力弘揚憲法精神，突出開展憲法宣傳，進一步增強全民的法治觀念，樹立全民法律信仰，提高全社會法治化管理水平，在全區上下形成自覺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圍。

三、時間安排

XX 年全區“12·4”國家憲法日、法治宣傳日系列宣傳活動從11 月中旬開始，到12 月中旬結束。

四、宣傳重點

(一)大力開展以憲法為核心的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宣傳。宣傳憲法確立的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權利、義務以及國家生活的基本原則等內容，宣傳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基本構成、基本特征和主要內容，進一步堅定走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信心。

(二)大力開展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推進依法治國重大決定的學習宣傳。重點宣傳四中全會關于推進依法治國的主要內容：一條依法治國基本經驗;一個依法治國總目標;五項依法治國原則;六大依法治國任務。引導全體公民樹立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牢牢把握法治建設的發展方向。

(三)大力宣傳《選舉法》、《村民組織法》、防火、道路交通安全等與農村群眾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法規，推動農村科學發展，增強農民“四民主”、“兩公開”的民主意識，提高村民自治、民主管理、民主決策的能力和水平。

(四)大力開展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等相關法律法規的宣傳。引導公民樹立權利和義務相統一的觀念，依法理性表達利益訴求，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五)大力宣傳“xx”普法規劃的目標任務，宣傳法治宣傳教育工作在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取得的重要成績，推動法治宣傳教育工作深入開展。

五、活動內容

林區政協機關XX 年“12·4”國家憲法日、法治宣傳日宣傳活動安排如下：

1.通過神農架林區政協站宣傳憲法宣傳專題片和“12·4”國家憲法日、法治宣傳日主題法治宣傳標語。

2.結合林區政協幫扶貧困村駐村幫扶工作與村委會選舉工作同步開展以四中全會精神、《選舉法》、《村民組織法》、防火、道路交通安全等為主要內容，以法治宣講、咨詢、議案釋法、播放法治宣傳片、法治展牌、發放法治宣傳資料等形式的“送法進村(社區)”活動。

3.結合林區政協協同助推重要政策、重大項目和重點企業工作，開展“送法進企業”活動。

4.開展以學習宣傳《憲法》和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依法治國方略為主題的“送法進單位”活動。

5.組織機關干部職工參加全省學法用法無紙化法律知識統一考試。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視，精心組織。制定政協機關XX年“12·4”國家憲法日、法治宣傳日宣傳活動具體活動方案，認真組織實施，確保活動落到實處。

(二)圍繞中心，緊扣主題。緊緊圍繞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加強法治宣傳，以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統攬法治宣傳教育工作;要緊扣“弘揚憲法精神，推進依法治國”主題，認真籌劃安排好今年“12·4”國家憲法日、法治宣傳日宣傳活動;要堅持以憲法為核心，深入推進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學習宣傳。充分利用電視、報紙、絡等媒體及時宣傳、報道活動的開展情況，在全區營造濃厚的法治宣傳氛圍。要切實履行“誰執法誰普法”的普法責任制，大力開展本機關相關法律法規知識宣傳活動。

(三)注重創新，務求實效。要以“12·4”國家憲法日、法治宣傳日宣傳活動為契機，創新普法形式，切實增強法治宣傳的針對性、實效性，繼續深化“法律六進”活動，廣泛開展法律進機關、進企業、進社區、進學校、進鄉村、進單位活動。

XX年“12·4”國家憲法日、法治宣傳日主題宣傳標語

1、學習貫徹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2、弘揚憲法精神，建設法治。

3、弘揚憲法精神，樹立憲法權威。

4、學習憲法，宣傳憲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

5、全面推進依法治區，打造平安法治神農架。

6、增強憲法意識，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

7、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8、貫徹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全面推進依法治區進程。

9、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提高全民法律素質。

10、堅持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

11、依法行使權利，自覺履行義務。

12、維護法律秩序，爭做文明公民，建設文明林區。

13、營造良好法治環境，建設世界著名旅游目的地。

14、深化法治宣傳教育，服務全區科學發展。

15、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傳統美德。

第五篇：弘揚憲法精神,建設法治中國

2014年12月4日是首個國家憲法日，也是第14個全國法制宣傳日。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設立國家憲法日的決定》（下稱《決定》）由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于2014年11月1日通過，《決定》指出：“將12月4日設立為國家憲法日。國家通過多種形式開展憲法宣傳教育活動”。

憲法日設立的背景及經過：

12月4日是我國的“全國法制宣傳日”。之所以確定這一天為“全國法制宣傳日”，是因為我國現行的憲法在1982年12月4日公布施行。

60年前，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這部被稱為“五四憲法”的法案為年輕的共和國奠定了法制基礎。

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現行的憲法。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經歷著廣泛深刻的變革，憲法伴隨著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不斷演進。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對現行憲法的四次修改，使我國憲法在保持穩定性和權威性的基礎上緊跟時代前進步伐，不斷與時俱進。

2001 年的12月4日被定為首個全國“法制宣傳日”。200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的《中央宣傳部、司法部關于在公民中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的第四個五年規劃》中確定，將我國現行憲法實施日即12月4日，作為每年一次的全國法制宣傳日，旨在進一步提高全民的法律素質和全社會法治化管理水平。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12月4日定為國家憲法日，建立憲法宣誓制度。

2014年10月27日，關于設立國家憲法日的決定草案提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草案將12月4日設定為國家憲法日。

憲法日設立的意義：

《決定》指出，設定國家憲法日是為了增強全社會的憲法意識，弘揚憲法精神，加強憲法實施，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設立“國家憲法日”，是一個重要的儀式，傳遞的是依憲治國、依憲執政的理念。

設立“國家憲法日”，不僅是增加一個紀念日，更要使這一天成為全民的憲法“教育日、普及日、深化日”，形成舉國上下尊重憲法、憲法至上、用憲法維護人民權益的社會氛圍。

設立“國家憲法日”，也是讓憲法思維內化于所有國家公職人員心中。權力屬于人民，權力服從憲法。公職人員只有為人民服務的義務，沒有凌駕于人民之上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和糾正。

為都必須予以追究和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