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城市法治論文2

從高校的角度來淺析如何完善國家助學貸款信用制度

姓名：蔣鴻媛

學號：0825220010 摘要 ：伴隨著國家2000 年以來高校的擴招，在校大學生人數的不斷擴大，家庭經濟困難學生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國家在借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設立了國家助學貸款，盡管國家助學貸款的推行使為數不少的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有機會到高校繼續深造，使國家人才培養不因學生家庭經濟困難而受到影響，但在此過程中也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國家助學貸款還貸信用缺失問題，本文主要從高校的角度對國家助學貸款的理解、信用缺失法律問題及其完善措施進行分析與探討。

關鍵詞：高校

國家助學貸款

信用缺失

法律問題

一、現行國家助學貸款政策的解讀

國家助學貸款是黨中央、國務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用金融手段完善我國普通高校資助政策體系，加大對普通高校貧困家庭學生資助力度所采取的一項重大措施。國家助學貸款是由政府主導、財政貼息、財政和高校共同給予銀行一定風險補償金，銀行、教育行政部門與高校共同操作的專門幫助高校貧困家庭學生的政策性信用助學貸款①。借款學生不需要辦理貸款擔保或抵押，但需要承諾按期還款，并承擔相關法律責任。借款學生通過學校向銀行申請貸款，用于彌補在校學習期間學費、住宿費和生活費的不足，畢業后分期償還。國家助學貸款是貸款的一種類型，而貸款在民商法上是屬于借款法律關系的范疇。

二、對國家助學貸款中信用缺失法律問題的分析

隨著大學收費制度的啟動和在校貧困生人數的不斷增加，大學生貸款上學已成為普遍現象，但是隨之而來的貸款償還問題卻讓學校和銀行大傷腦筋。據了解，在我國由政府貼息的國家助學貸款制度從1999 年實行至今，實際已發放逾十幾億元，不良還貸率約為20%，應該說國家助學貸款信用缺失比較嚴重。由于多數銀行在助學貸款合同的“違約責任”中，沒有可行的追究辦法，且以學生的個人信用作為貸款的擔保，因此一旦還款不及時，銀行方面難有作為。大學生欠款不還，使得銀行在開辦助學貸款業務時更加謹慎，現在發放貸款往往要求學校作為學生的貸款保證人。而學校為了監督學生還款所采取的措施，減少己方的擔保風險，也往往采取扣押學生的學位證和畢業證原件（發給復印件）的辦法。以下就涉及的一些法律問題做進一步探討。

(一)學校能否因為學生存在助學貸款行為而扣押學生的學位證和畢業證

《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四條：“高等學校本科畢業生，成績優良，達到下述學術水平者，授予學士學位??（1）較好的掌握本門學科的基礎理論、專門知識和基本技能；（2）具有從事科學研究工作或擔負專門技術工作的初步能力。”第十一條：“學位授予單位，在學位評定委員會作出授予學位的決議后，發給學位獲得者相應的學位證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二十二條：“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學位授予單位依法對達到一定學術水平或者專業技術水平的人員授予相應的學位，頒發學位證書。”根據上述國家的相關規定，如果一個大學生通過大學學習，完成了他在就學期間應該修完的課程，而且達到合格的水平或者是修滿了應該修滿的學分，學校就應該依法授予其學位證書與畢業證書，學校扣押證書原件的做法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二）銀行是否可以要求學校作為學生的貸款擔保人

我國《擔保法》規定，具有代為清償債務能力的法人、其他組織或者公民，可以作擔保人。但是同時也規定了幾種主體是不能作為擔保人的，如第八條規定：“國家機關不得為保證人，但經國務院批準為使用外國政府或者國際經濟組織貸款進行轉貸的除外。”第九條又規定：“學校、幼兒園、醫院等以公益為目的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不得為保證人。”因此，根據法律的規定，學校是不能作為學生貸款保證人的。

（三）學校在學生助學貸款中應承擔的義務和責任

《中國人民銀行助學貸款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高等學校在讀學生申請助學貸款要按規定填寫借款合同”，第一條規定：“為支持教育事業的發展，加速人才培養，各商業銀行和城鄉信用社（以下簡稱”貸款人“）均可根據《貸款通則》自主辦理助學貸款。”由此可見，各商業銀行和城鄉信用社是借款合同中貸款人，學生是借款人，雙方是合同的當事人。貸款人有權要求借款方返還本金與利息等，借款方也有返還義務。學校不是這個民事法律關系的當事人，不應該履行任何的借款或還款義務，也不享有收取利息或使用借款等權利。

《中國人民銀行助學貸款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高等學校在讀學生申請助學貸款要按規定填寫借款合同，承諾離開學校后向貸款人提供工作單位和通訊方式，承諾貸款逾期一年不還，又未提出展期，可由貸款人在就學的高等學校或相關媒體上公布其姓名、身份證號碼，予以查詢。”第十二條規定：“高等學校應對在讀學生申請助學貸款和貸款人發放、收回助學貸款的管理工作予以協助。如借款人在校期間發生轉學、休學、退學、出國、被開除、傷亡等情況，借款人所在學校有義務通知貸款人。”可見，學校在助學貸款的過程中僅僅只是起到一個組織和管理者的作用，學校需要做到的就是為學生和銀行提供一個平臺，組織好在校的借款學生。

三、不斷完善我國現階段的國家助學貸款制度

針對上述所解析的的問題我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我國現行的助學貸款制度進行完善：

1.在國家助學貸款合同中，應該明確約定校方負有持續監督借款人還貸款的監督義務。助學貸款使學校能夠及時周轉資金，從中受益，要求其承擔大學生畢業后償還貸款的監督義務并不會導致權利義務失衡。要求校方履行持續監督義務的目的，是要求學校承擔持續跟蹤畢業生的就業流向，持續為銀行提供畢業生的住所變更信息，而不僅僅是如原來的國家助學貸款合同所規定，學校只負責提供貸款學生第一次就業的有效聯系地址或其家庭的有效聯系地址，從而加大對逾期還款畢業生的監控力度。

2.銀行與大學生簽訂國家助學貸款合同時，應增加借款人父母或者撫養人作為一般保證人的要求，但父母雙亡或沒有撫養人的除外。因為我國目前絕大多數大學生的教育費用是由其父母或者撫養人承擔的，國家助學貸款能夠減輕父母或者撫養人的經濟壓力，要求其承擔一般保證責任也是情理之中。3.建立健全個人誠信體系，讓信用記錄為助學貸款保駕護航。既然貸款時是以信用做擔保，償還不了就應拿信用開刀，讓學生為失信付出代價。建立個人信用檔案，每個公民都擁有自己的一個賬號，里面存儲著公民的學歷、就業、信用記錄等多種信息。如果相關機構與公民發生業務聯系，可以就此進行查詢。一旦公民有了不良信用記錄，對此人的懲罰將不僅僅是銀行（如直接影響借款大學生個人后期的向銀行借款活動），而且關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機構，生活阻力將無處不在。

4.明確強化家庭經濟狀況證明責任。從現行情況來看，學生提供的家庭經濟困難證明，都是由家庭所在地村民（居民）委員會、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縣（市，區）民政機關開具的。而銀行和學校在審核中，往往只看公章，僅從形式上審查。但問題是公章沒有假，內容不一定真實。因為生源地范圍廣、信息、交通等諸多不便，使銀行和學校無法對其真偽一一核實。因此對證明人的責任要明確，要進一步強化，要讓隨意開證明的人知道權利和義務是相伴相隨的。同時也可以加大生源地的貸款力度，因為生源地更有利于銀行與貸款學生家長的直接聯系和催款。

5.對申請人提供的材料進行實質性審核，切忌走形式。把貸款發放給誰，這很重要。能否讓家庭經濟真正困難的學生貸到款，是銀行發放助學貸款的首要任務。從目前的運作來看，銀行和學校只依據學生提供的各種證明為準，并不進行實際考核，這容易使一部分人借機鉆制度的空子，利用其中的漏洞借機騙取銀行的貸款。特別是學校應加強對銀行審查工作的協助，這將有利于控制貸款總量和有針對性地發放貸款。

注釋:

①政策性貸款與商業性貸款的最大區別就在于，前者不以贏利為目的而以追求社會整體效益的最大化為依舊，而后者則是經濟利益為首要的目標。在這個基礎上，政策性銀行往往從事的是商業性銀行不愿進行的業務，它所從事的業務是為了貫徹、配合政府的社會經濟政策或意圖。這種金融業務的展開，考慮的不是銀行本身的贏利與否，而是看它能否帶來巨大的社會效益。參見朱大旗著：《金融法》第135 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年3 月版。

參考文獻： [1]魏昕，博陽.誠信危機--透視中國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

[2]徐亞芬.誠信的內涵和機制的建立.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8（3）.[3]向洪.教育成本（第一版）.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 年。[4]國家助學貸款的管理規定（試行）（1999 年5 月1 日頒布）.[5]關于助學貸款管理的若干意見（1999 年12 月，中國人民銀行、教育部、財政部發布）。[6]關于切實推進國家助學貸款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2002 年2 月，中國人民銀行、教育部、財政部發布）。

[7]關于進一步完善國家助學貸款工作的若干意見（2004 年6月，教育部、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發布）。

[8] 郁芬.國家助學貸款相關知識問答[EB/OL].http://,2008-03-09.

第二篇：法治城市創建情況

按照成都市委、市政府對創建全國法治城市的總體要求，圍繞我市2009年創建全國法治城市工作目標，我局領導班子帶領全局職工，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推進法治創建工作，上抓領導干部學法用法，下抓法治宣傳教育，整體推進基層民主法制建設，干部職工的法律意識、法律素質進一步提高，依法決策、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的能力明顯增強，深入開展法治創建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現將我局創建全國法治城市工作自查總結報告如下：

一、工作開展情況

（一）建立健全領導機制，保證了法治工作正常開展。為保障法治創建工作順利有序推進，我局成立了以局長劉國君為組長、副局長楊亞雄、朱建超為副組長、相關科室負責人為成員的創建全國法治城市工作領導小組。立即召開了全局法治創建工作動員會，明確了法治建設任務，制定了工作實施方案，將法制創建工作的各項目標任務分解落實到各科室并納入年底目標進行考核。同時確定專人負責，落實專項經費，由局行政許可辦具體負責該項工作的組織、協調和考核工作，切實保障了法制創建工作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高質量地開展。

（二）健全民主決策機制，依法決策、科學決策、民主決策落到實處。我局在對重大事項特別是涉及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事項作出決策時（如：低收入和最低收入住房面積及補貼金額、房地產市場規范措施、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等），堅持通過局長辦公會、局務會研究議定后才做出決策，上報市委、市政府審批。并且在住房保障、舊城改造拆遷工作中嚴格落實專家咨詢、社會公示和聽證制度，合法性論證率達100%。

（三）健全干部人事制度，科學考核用人機制并落到實處。

在干部選拔、任用考核方面，我局嚴格按照“三定”方案，健全機構設置，公開選拔干部，各科室負責人一律競爭上崗，任用程序規范。并制定績效考核制度，對全局干部職工實施績效考核，獎懲逗硬。

（四）健全完善黨內各項制度、保障黨員權利。在發展黨內民主、保障黨員權利方面，我局對黨中央、國務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明確規定，做到了“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堅持民主集中制，每周一召開局務會議，匯報工作進展情況，研究全局重點、難點事項。涉及“三重一大”事項，嚴格按照市委、市政府規定，接受市紀工委的監督和審查；定期開展黨支部活動，豐富局機關黨員民主生活。

（五）健全行政執法制度，規范行政執法程序。一是落實了行政執法責任制、評議考核制度、行政執法過錯責任制，規范了行政執法程序；二是嚴格執行“先培訓、后考試、亮證執法”制度，行政執法人員的持證上崗率達到100%。三是進一步加強對執法人員的業務培訓，促進行政執法人員嚴格執法、公正執法、文明執法。2009年共培訓4名同志擴充執法隊伍，8人參加執法證換證考試。四是進一步加強對行政執法人員行使職權和履行法定義務的考核和監督度，全年沒有發生一起以權謀私或吃拿卡要、欺上瞞下、違法行政的案例。

（六）進一步推進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成效顯著。為提高行政效能，優化發展環境，我局一是在六月底前對現有審批和服務事項進行了全面清理，進一步優化各項審批流程，明確每個審批環節的辦理流程和辦理時限，最大限度的減少審批環節、壓縮審批時限。并進一步授權行政許可辦公室主任和政務服務中心窗口首席代表，全權代表房管局搞好接件、初審、和報批事項工作。在規定時限內辦結率達到95%以上，審批事項內部流轉運行正常，對審批中出現的問題及時處理，處理率達100%。二是在10月底前修改完善了《首問責任制度》、《限時辦結制度》和《行政違諾責任追究制度》等服務承諾制度。

（七）建立和完善規范性文件的備案、審查、清理制度。我局認真落實《邛崍市規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和備案規定》，嚴格按照調研起草、征求意見、法律審核、討論決定、簽署公布等程序制定規范性文件，堅持“有件必備、有備必審、有錯必糾”，報備率達100%。并對與法律法規或上級規范性文件相抵觸的規范性文件及時進行了清理和廢止。2009年我局完成了對2000年—2009年5月制定的規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共梳理規范性文件12件，其中廢止了5份文件、新出臺了2份文件。同時對新出臺的規范性文件嚴格按照規定程序依法制定、上報備案，并定期做好清理歸檔工作。

（八）積極做好行政復議和應訴工作。

一是加強宣傳。配合市法制辦，積極開展了對行政復議法規的學習宣傳和咨詢服務，努力增強廣大群眾通過行政復議渠道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二是疏通行政復議渠道。切實加強與上級行政復議機關的聯系，認真協調和解決行政執法中出現的矛盾與問題，做到了及時糾正不當的行政行為和違法執法行為。全年無一起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

（九）信訪工作扎實有效。

我局認真落實信訪工作逐級負責制，梳理排查各類信訪糾紛案件，實施信訪包案責任制。截止目前共受理信訪件34件，其中成都市房管局轉辦件2件，市級領導簽批件21件，市人大轉辦件1件，市長電子信箱郵件7件，局受理信訪件3件，辦結率達100%，積案化解息訴息訪率達90%以上，全年無一起非正常上訪行為發生。

（十）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工作穩步有序推進。按照市委、市政府目督辦和統籌局要求，邛崍市243個行政村共計需確權頒證15萬多戶。為確保此項工作在12月30日前順利完成，我局高度重視，周密部署、抽調人員，制定了集體土地上房屋登記管理辦法和實施細則，全力推進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現已完成確權頒證12萬戶。同時對在農村產權改革中出現的一系列糾紛及涉法問題，我局進行了及時協調和處理，積極做好政策宣傳和解釋工作。截止目前，未發生一起因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而上訪的事件。

（十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扎實有效，普法、學法、用法制度健全。

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方面，我局圍繞我市“五五”普法專項目標制定了“五五”普法工作規劃，成立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小組，確定專人負責，落實經費，保障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順利開展。另外結合我局實際，將中層干部和窗口人員列為普法重點對象，提出了不同的學法、用法要求，規定了較為具體的學習內容，利用局務會、全局干部職工培訓計劃使全局干部職工的法律意識進一步提高。全局全年法律培訓學習時間達40學時以上，參學率達100%，執法人員考試合格率達100%。

（十二）全面開展“法律進機關、進社區、進企業”活動，加大法治宣傳力度。圍繞全局中心工作和結合形勢需要，我局2009年重點開展了法律進機關、進企業、進社區活動。共聘請省建設廳法律教授開展《憲法》、《行政許可法》、《行政處罰法》等專題講座2次，舉行房產法律法規知識競賽1次，不斷加強全局干部職工的法律培訓和學習。同時組織區內物業管理企業認真學習《物權法》、《市物業管理條例》等相關法規知識3次。另外積極開展創建全國法治城市宣傳月暨“12〃4”全國法治宣傳日系列活動，圍繞群眾特別關注的城鎮拆遷、住房保障、產權改革等社會熱點、難點問題，到臨邛鎮各社區開展法制宣傳、服務進小區活動10余次，發放宣傳資料上萬份，提高了法制宣傳教育的覆蓋面和滲透力。

（十三）完善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機制。

我局為進一步擴大社會監督形式，在局門戶網站和辦公場所均公布了投訴電話，并實行工作匯報制度，接受市委、市政府及人大、政協的監督，認真接待和解決人民群眾的投訴、舉報和信訪，實行行政權力和政務信息公開制度，保障廣大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得到實現。

二、存在的問題

2009年我局法治創建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全局干部職工的依法行政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體現在：部分干部職工對法治創建工作重視不夠，有些工作沒有得到有效地開展，效果還不夠明顯；普法宣傳力度和法制教育針對性不夠強，宣傳工作往往是自上而下執行，形式仍欠豐富；部分干部依法決策、依法管理、依法行政的水平需要進一步提高，工作發展還不平衡等。這些問題，不同程度地影響了我局法治創建工作進展，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認真加以改進。

三、下一步措施

面對存在的不足，我局將總結經驗，提高重視，從以下幾個方面全面推進法治創建工作：

（一）進一步提高全局干部職工對法治創建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認識，在全局范圍內形成普法教育的制度化和常規化，形成學法、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圍。

（二）進一步加大對普法宣傳教育力度，拓寬教育宣傳渠道，開展豐富多彩的、形式多樣的法律進機關、進社區、進企業的活動，上下聯動，全市營造一個良好的法治氛圍。

（三）進一步加大執法隊伍管理，提高干部和執法人員依法決策、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的能力和水平。規范行政執法程序，加大對我市物業小區、房地產市場秩序、房屋裝飾裝修安全的行政執法力度，深入推進依法行政。

（四）逐步完善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機制，進一步加大行政責任追究力度，切實保障法治創建工作順利有序的開展。

第三篇：法治中國論文

論法治中國

李菲

（西安交通大學

法學院，西安）

摘要：要對法治中國的含義進行界定，首先需要對法治中國從“法律”到“法制”再到“法治”的歷史進程進行回顧，從新中國成立至今的法治進程大致可分為廢舊立新、停止破壞、起步發展三個階段；明確法治中國含義是法治建設的邏輯起點，學界對此未其并未作出界定，要明確其含義，需要對“法治”和“中國”含義進行探討，“法治”一詞包含如法律至上、人權保障等最低限度共識，“中國”一詞在此指稱特定領域范圍，法治中國也即一種良性法律秩序的現實狀態在全中國范圍內得以實現。要實現法治中國，則要通過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才能最終得以實現。最后，針對對法治中國與法治國家的關系同義論與異義論的爭論，同義論的主張更有助于集中力量圍繞一個核心的國家價值目標進行建設。

關鍵詞：法治； 中國； 法治中國； 法治國家

2013年1月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總書記提出要“全力推進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建設”。自此之后，法治中國成為主流的政治命題。2013年11月12日中國中產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至此法治中國的建設目標首次被提出。

一、法治中國概述

法治中國的提出是針對當前中國經濟社會中出現新問題，在傳統法治理論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經歷從“法律”到“法制”再到“法治”、從“依法辦事”到“依法治國”再到“法治中國”的過程。

（一）法治中國歷史進程

新中國成立后，從“法律”到“法制”再到“法治”的法治歷史進程大致可分為廢舊立新階段、停滯破壞階段、起步發展三個階段。1.廢舊立新階段

從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到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這一時期是我國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在此期間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廢除中華民國時期由國民黨政府所頒布實施的全部法律法規和司法體系，與此同時開始著手構建我國的法律體系。1949年通過的起著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950年通過新中國第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實施、1954年通過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根本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法院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院組織法》在憲法的規定下被制定出來。為確保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完成，國家又通過了一系列法規。同時為鞏固新中國成立的勝利成果、維護社會穩定，國家同時出臺了涉及逮捕、拘留等一批重要法規。至此“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等法制原則得以確立，雖然這一時期的法制建設從總體上講是卓有成效，但鑒于初創時期大量法規尚未制定，又受當時“主要依靠群眾直接行動，而非依靠法律”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影響，法律發揮作用的空間十分有限。2.停滯破壞階段

1956年黨的八大提出要“國家必須根據需要逐步地系統地制定完備的法律”。但1957年左傾思想的泛濫使得八大提出的主張被懸置高空。自1957年到文革十年這段時間，國家沒有制定過一部新的法律，原有的法律法規雖然沒有被廢止，但已經淪為一紙空文。3.起步發展階段

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為重振法制建設提供了強大的政治支撐，公報中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成為法制建設的重要起點。1982年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成為中國法治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我國逐步從依政策辦事過渡到依法和以政策辦事并重。1996年江澤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法制講座上提出：“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依法治國，是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黨和政府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重要方針”，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正式提出。1997年十五大報告中第一次將依法治國確立為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明確把“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改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并對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進行專門界定。1999年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增加進憲法條文中。2002年江澤民在十六大報告中指出要早2010年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目標。2004年國務院制定的《關于推進依法行政的實施綱要》提出要用十年左右時間實現基本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2012年總書記在紀念八二憲法實行30周年講話中提出：“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共同建設要求，蘊含“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完整法治環節，體現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向法治體系的轉變。

（二）法治中國概念提出

1.從學術命題到政治命題

據韓大元先生的考察，“法治中國”四字最早是作為學術概念提出，并以2004年陳云良先生發表的《法治中國，可以期待》一文作為例證，除學術界對法治中國的研究外，2005年出現的檢察日報等媒體策劃的“法治中國，中國法治時空”欄目表明社會生活中也對法治中國一詞進行使用。從2013年總書記提出“全力推進平安中國、法治中國建設”后，“法治中國”一詞轉變成為主流政治命題。

2.法治中國提出政治意義

法治中國一詞，從“學術命題”轉為“政治命題”，其轉化前后的意義有何不同也即“法治中國”一詞上升為作為政治命題的意義問題。對此，韓大元認為作為政治命題的“法治中國”會帶來三點不同的變化：

首先是法治中國對中國加入人類社會法治發展進程，擴大法治話語權具有積極意義。話語的影響力和重要性，賽謬爾在《民主和資本主義》中說道“像槍和金錢一樣，話語是一種具有自身特征的社會力量。話語的結構提供了一個詞匯表，包括比如自由、權利、男人、公民這樣的一些術語。圍繞話語的斗爭涉及到容許收入詞匯表的術語，以及使用它們的方法、時間和場合”1。在法理上，話語權是一種消極權，又是一種積極權，法治話語權不僅賦予主體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權利，還讓其享有積極作為以對外界進行干預、調整和控制的能力。

其次，韓大元先生認為“法治中國”作為政治命題，有助于維護所謂法治的“國家”權威。他聲稱國家法治的“碎片化”正割裂著國家法治精神的命脈，認為作為社會主義核心法律觀的法治是個統一體，不能將法治系統分解為“法治的政績工程”。法治作為治國之道其主體維度只能是以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名義實施，不能分解為所謂的“法治地方化”、“法治部門化”、“法治工具化”，否則“法治中國”的權威性和尊嚴性將會受損。

最后，“法治中國”作為政治命題，是一個綜合性的、歷史的與動態的發展過程。從語言學角度出發，法治中國一詞為偏正結構，法治是描述語，中國是核心詞，這里的中國是包含大陸、臺灣、香港和澳門地區，是針對中國概念的一個完整的表述，也是國家作為一個統一體的現狀與將來法治凝聚力的證明。即使臺灣尚未回歸，祖國尚未實現統一，但在一個中國范圍內的法治是共同價值觀，也是增強民族凝聚力的重要載體。將來國家實現統一后的基本法實施中，法治將會 1 塞繆爾·鮑爾斯·赫伯特·金蒂斯.民主和資本主義[M].韓水法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210頁。是最大公約數，其包含對國家統一與穩定價值取得的統一認識。

二、“法治”與“中國”

（一）法治中國概念界定必要性

“法治中國”不僅是中國法治建設的終極目標，同時也是中國法治建設的邏輯起點，但究竟什么是法治中國的明確含義卻是個未能達到共識的概念。具體而言，我國選擇法治之路、走法治之路已經是全民共識，法治在中國的發展最早可追溯到1978年“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十六字方針的提出，之后中共十五大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國方略的提出，再到1999年“依法治國”被進入憲法，直到2013年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總書記明確提出推進“法治中國”的建設，社會各界回應熱烈，理論界就如何建設法治中國積極撰寫文章提出各自主張，實務界也采取積極行動具體落實法治中國建設的要求，但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其關注點都放在如何建設的問題上，而對法治中國的基本內涵問題關注不夠，將“法治中國”作為一個整體概念進行理論構建，并積極主動地對其內涵、構成要素、蘊含價值等進行科學構建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沒有出現。奧斯汀曾說過：“對詞的深化認識去加深我們對現象的理解。”對法治中國的科學內涵的正確理解是對法治中國建設這一課題展開深入探討的邏輯起點和學者的必要責任，也是用科學的法治中國的理論來指導法治中國實踐的必要前提。只有把握了法治中國的科學內涵，才能使法治中國的建設更具有針對性，否則就難以建成真正意義上的法治中國。對法治中國的內涵是什么這一問題，法學界大體存在四種看法：第一種觀點認為法治中國可由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三部分構成，其中法治國家是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的上位概念；第二種觀點認為法治中國是由法治的四大環節即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環環相扣組成；第三種觀點認為法治中國是由法治的五大要素即健全民主、完善法制、制約權力、尊重人權和保障公正構成；第四種觀點認為，除了前三種解釋角度以外，還應從十八大報告中關于我國建設和發展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角度對法治中國的含義進行闡釋，主張法治中國是中國法治經濟、法治政治、法治文化、法治社會和法治生態文明的有機結合。

上述觀點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一種觀點從國家、政府、社會的法治化角度出發，觀點的文本依據是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到的“建設法治中國，......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規定，但該規定是將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三位一體”建設作為建設法治中國的目標，并未涉及對法治中國本身含義的界定。第二種觀點從立法、守法、司法、守法的法治化角度出發，是對法治中國實現后的現實狀態具體表現的描述，也未涉及法治中國本身含義；第三種觀點從關于一般的關于法治的五個基本要素民主、人權、法治、權利、公正的角度出發，這是現代法治國家建設的共同點，并未能表現出法治中國本身的特性；第四種觀點結合十八大報告，將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的法治化角度出發，這是對法治中國的建設任務分解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大領域的具體建設任務，也并未涉及到對法治中國本身含義的界定。通過上述對法治中國的四種觀點的分析可以看出，雖然學界從不同角度對法治中國的內涵進行界定，第一種觀點和第四種觀點依據黨中央關于法治中國建設的論述角度對法治中國進行界定，將法治中國作為政治命題的背景下進行討論，由于黨的文件也并未涉及法治中國概念的界定，所以第一和第四種觀點只是對黨中央文件內容中有關法治中國建設目標、建設任務的簡單概括和總結，并未涉及法治中國含義的界定問題；第二種觀點和第三種觀點分別僅從法治的四大環節、五大要素角度進行界定，這是現代法治國家關于法治的共同認識與規定，對法治中國中的“中國”因素未加以考量，因而法治中國的完整含義仍未得到界定。

本文嘗試從對“法治”和“中國”概念的界定入手來明確法治中國的含義。法治中國一詞由“法治”和“中國”二詞組合而成，由于法治中國的建設具有過程性，法治中國目標的實現是在法治建設的曲折道路中不斷遇到難題不斷尋求突破的過程中一步步接近的。簡單的把“法治”與“中國”的內涵簡單結合很難體現出法治中國的真正含義與建設法治中國的過程性這一特點，準確把握“法治”與“中國”內涵是界定法治中國的正確含義的前提與必要方法，因而下面首先對“法治”和“中國”各自含義分別進行界定。

（二）“法治”內涵的界定

“法治”是“法治中國”內涵的核心部分，但對“法治”含義的理解眾說紛紜。在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的這一表述后，多數人將法治簡單地等同于依法治國，基于依法治國這一目標中共中央又提出共產黨要依法執政。多年的法治建設留給我們的思考一個問題是：我們當初對法治目標的理解是否僅僅還應當停留在只有依法治國這一層面的內涵，依法治國是構成當代法治國家的最為基本的要素，也是作為當代法治國家中的公民大城最低限度的共識的政治目標而已，而建設現代法治國家的實踐表明，法治目標的實現要走的路遠遠不止是做到依法治國的這一點即可，法治不是對依法治國的同義置換。法治一詞是舶來品，為了更好的理解法治的內涵，有必要先對法治一詞的發展歷程進行簡單回顧。1.“法治”一詞的發展歷史

“法治”一詞是由古希臘的先哲柏拉圖率先提出，具體是從對“人治”的弊端進行反思的過程中作為“人治”的對立面而產生，柏拉圖認為“法治”能克服“人治”的弊端。在柏拉圖看來，他認為“法治”是從屬于“人治”的，法治是次于“人治”的第二等好的治國之術。亞里士多德的觀點與柏拉圖相反，他認為“法治”優于一人之治，是第一等好的治國之術，他聲稱“讓一個人來統治，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并且“法律是最優良的統治者”。他同時主張良法之治，他認為“法治”應當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訂的良好的法律。”這一主張被認為是現代意義上“法治”的雛形。現代法治與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聯系密切，現代法治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產生到19世紀中葉的自由競爭階段，在該階段建立了專門化的獨立性較強的司法機構；法治為市場效率與市場主體的自由競爭提供了法律保障；法律在保證市民社會的自由和限制政治國家的干預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司法活動注重程序，確保形式合理性。第二階段即政府干預階段，法治的含義和價值取向發生變化，為體現公平和正義的價值觀，資產階級國家開始通過法律對絕對財產權進行限制，對弱勢群體給予特殊關照；對絕對的契約自由原則加以限制，防止強者利用契約自由壓迫弱者；對市場和市民社會進行適度干預，維護公平的競爭秩序；在司法活動中適當考慮政治、經濟、文化、道德等因素，不再一味強調法律實證主義；重視解決糾紛的方式的多樣性和以法律外的手段解決糾紛的有效性，不過分拘泥于形式與程序。因此，法治中國建設也必須在合理借鑒西方法治理論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國情進行具體構建，否則在一個不能對外來者完全開放的語境里我們沒有機會真正理解當代中國需要追求的現代法治。

2.法治的基本內涵

法治因民族、文化傳統、社會制度及政治體制、社會政治理念等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性質。從字面意思來看，法治就是法律主治，一切人都要服從法律并受法律的約束，這樣的理解遠遠不夠。事實上，正如有的學者所言，“法治被認為是一個無比重要的，在內容上卻未曾被界定甚至是不可能被界定的概念。但這并不意味著在一般法律理論和已有法治實踐中，法治就像正義一樣，擁有一張普洛透斯般變幻莫測的臉，它有一個最低限度的共識。2現代意義上“法治”內涵的 2 陳林林.法治的三度：形式、實質與程序[J].法學研究，2012，（06）最低限度共識包括法律至上、良法之治、公民守法、人權保障、司法公正獨立、依法行政。

（1）法律至上。這是法治的首要內容，即法律應是社會治理的最高規則，任何個人和組織都不得享有法律之上的特權。法律具有最高權威，法律高于政府和當權者，不但普通民眾受法律統治，而且政府也受法律統治3。柏拉圖早就說過：“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處于從屬的地位，沒有權威，我敢說，這個國家一定要覆滅；然而，我們認為一個國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這些官吏服從法律，這個國家就會獲得諸神的保佑和賜福。”如果一個國家中，法律不具有最高權威，存在凌駕于法律之上當權者或某個組織，在法律的規定會損害當權者或某個組織的利益時，他們便不會遵守法律，事實上此類國家借法治之名行非法治之實，并非當代意義上的法治國家。

（2）良法之治。法治要求理性與人性的立法，而良法就是反映理性與人性的法。理性表現為法律對正義的追求，對恣意、專橫統治權力的制約，法律的系統化、連續性與穩定性、一般法律不能與憲法相沖突，法律的邏輯性等。人性表現為對人的尊嚴、基本權利和自由的保障。理性與人性的法涉及兩方面，一是立法程序的透明度，立法機關的合法性，公民是否參與立法等。在法治國家，；立法機構應是公民選舉產生的，立法過程應是公開的、透明的。二是立法的實質內容的理性和人性要求，即法律要體現正義、保護人權和促進社會進步。

（3）公民守法。公民的守法意識是法治建設的基石。在法的實施 3 陳弘毅.法治、啟蒙與現代法的精神[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5-6 方面，公民的守法意識非常重要。守法意識來自自發的守法動機，即主觀自覺性，主觀自覺性受價值合理性的支配，如果法律表現為良法，公民就會有一種價值上的認同感，這樣的法律具有權威性和至上性，公民也就會有自覺遵守的內因和動機。對于惡法或非正義的法律，應當通過正當程序對其進行修改，否則不會得到公民的自覺遵守。公民守法意識的形成需要兩個條件，一是公民的主體地位，二是存在良法。公民應認識到每個人既是獨立的，也是社會性的，人們應相互承認對方的主體地位。每個人都可以主張自己的權利，同時必須對他人的權利表示尊重，自己權利的確立是以承認和尊重他人權利為條件的，而對他人權利的承認與尊重又是以自己的權利得到確立為保證的。良法正好體現了每個人權權利上的平等地位和尊重對方權利的價值觀，良法的存在給公民守法提供了客觀條件。

（4）人權保障。從根本上看，人權是法治的起點與歸宿，法治是人權的載體與形式。4在我國，人權作為人最基本的權利集合，體現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因而保障人權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任務。構建法治社會的終極目的是為了實現個人的福祉，因而法治也必然要以保護人權作為其重要內容，而人權的保障狀況也成為現代社會中區別法治國家和非法治國家的重要標志。當然，保障人權在維護個人自由和尊嚴的同時，還能有效地防止政府的侵害，從而規范公權，這也是法治的內在含義。

（5）司法公正。法治不僅意味著法律的至高無上和依靠良法治理，4 汪習根《公法法治論-公、私法定位的反思》.載《中國法學》.2001年第五期.還應經由公正的司法活動來貫徹實施。公正的司法，不僅在于懲惡揚善，弘揚法治，同時也是對民眾遵紀守法的法治觀念的教化，是對經濟活動當事人高效有序地從事合法交易的規則。

（6）依法行政。在法治社會中，最高的和最終的支配力量不是政府的權力而是法律，政府因此也必須依法行政。法治的核心就在于有效地控制公權力。在法治社會，任何政府的權力都必須要由法律所規定，法無明文允許即為禁止，公權力的內容、行使等必須都納入到法治的軌道。

3.“中國”含義的界定

對法治中國中“中國”一詞的理解，學界也存在不同的解釋。大體上包括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以韓大元先生為代表，他認為“中國”一詞與國家含義基本相同。他聲稱“中國”一詞在憲法的含義有兩種，一是用來指稱國家概念，如憲法序言中，“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二十世紀，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偉大歷史變革。”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義轉換詞，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社會逐步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并認為當“中國”與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具有相同涵義時，“法治中國”與“法治國家”的價值可以互相轉換的。第二種觀點以學者房旭為代表，他主張法治中國中的“中國”一詞是個地域概念。在他看來，“中國”有兩種涵義：一是指組織意義上的國家，與美國、英國等相對應；二是地域概念，即某個特定的領域范圍。他認為法治中國中的“中國”指稱的是地域概念，法治中國的含義就是指在整個中國領域范圍內都實現了法治，包括在大陸、港澳和臺灣，這是法治中國建設的最終目標。因此，他將“中國”理解成地域概念更符合新時期法治建設的要求與時代精神。第三種觀點以楊小軍為代表，他認為，“中國”是指一個在主權意義上限定領土范圍的特定主權國家，同時又可以指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范圍內任何一個所轄區域，甚至包含了主權國家組成要素單方面的特征，包括人民、土地和主權。這就一意味著：其一，主權意義上可以確定為國際法可以在中國境內有效實施，國際條約或國際協定應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二，受地理因素的影響，法治中國在我國存在著“國家法治”，局部層面的“地方法治”和“區域法治”，“法治中國”是“國家法治”、“地方法治”和“區域法治”的有機結合；其三，受國家構成要素的 影響，法治政府建設和公民法制意識的高低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因素，二者是判斷法治中國實現水平重要而有效的判斷指標。通過上述對“法治”、“中國”的分析，有助于對法治中國科學內涵的理解，由于對法治中國的核心部分即法治內涵的認識是難以達成完全共識的，正如博登海默所言，“法律就好像有許多大廳、房間和角落的大廈，法學家的錯誤在于往往只看到這座大廈的一部分，而忽視它的其他部分。5但是，這并不能說明對法治中國就不能形成最低限度的共識。俄羅斯的法學家認為，”不管法治國家的解釋如何不同，還是可以找出這一政治法律模式的某些共同特點和外形輪廓，因為法治國家的形成與最終建立是與下列因素密切相關的：人權與自由 5 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198.的最大保障，個人對國家和國家對個人的責任，法律威望的提高，所有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團體與公民對法律的嚴格遵守，護法機關的有效工作。”6莫紀宏教授認為，“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法治中國可以擴展為法治化的中國、法治狀態下的中國、達到法治水準的中國等等。因此，法治中國是指下整個中國領域范圍內都實現了法治化、法治已經成為一種全社會的生活方式以及全民的信仰并且呈現出一種良性法律秩序的現實狀態。

三、法治中國建設

法治中國的法治環節由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個環節組成，而上文所述的法治中國的現實狀態就是具體表現為該四個環節。

（一）科學立法

科學立法是法治中國建設的前提。科學立法不僅意味著要繼續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全國人大以及常委會要加強在重點領域的立法，拓寬公民參與立法的渠道，通過完備的法律推進憲法確定的制度與原則得到更好貫徹，國務院以及組成部門，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人民政府及時制定與法律相配套的法規和規章，推動法律得到有效落實。科學立法還意味著要完善立法規劃，堅持立改廢同時進行，反映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協調各方利益，更好發揮立法引領改革和推動改革的確認改革成果的作用，健全立法評估機制，提高立法的可執行性，真正將國家各項工作納入到法制軌道。

B·B`拉扎列夫.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M].王哲等譯.法律出版社，1999.346.（二）嚴格執法

嚴格執法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關鍵環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在2010年已經基本形成，為保障法律的有效實施，嚴格執法成為法治中國建設的重點與關鍵，也是在2020年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主體任務。嚴格執法意味著要加大執法力度，重典治亂，規范執法程序、細化行政裁量權、對行政相對人要平等對待、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創新行政執法方式，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平衡。

（三）公正司法

公正司法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防線。公正司法意味著嚴格遵守司法程序、正確適用法律、對訴訟參與人平等對待、同時解決司法權的優化配置和運行機制問題、加強司法人員隊伍建設、提升法官、檢察官的業務素質和工作水平、使得每一個案件都辦理地合法合理合情，讓社會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

（四）全民守法

全民守法是法治中國建設的最高要求。法治得到人民發自內心的信仰，而不是淪為一句口號。要求全民守法，公務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是主導性力量，各級領導干部擁有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這有這樣才能為法治中國的建設奠定堅實而廣泛的社會基礎。

四、法治中國與法治國家

學界對法治中國與法治國家的關系有兩種不同理解，一是認為法治中國等同于法治國家，二是認為法治中國是法治國家的上位概念，到底兩者之間的關系如何，首先要從法治國家的含義入手。

（一）法治國家的基本含義

在我國的政治生活中，“法治國家”一詞也是最早由學術界提出，之后轉化為政治命題寫進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并于1999年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轉化為具有效力的憲法規范。法治國家一詞的基本含義就是一國之內的所有人，從最高國家領導人到普通民眾都必須接受憲法法律的統治，任何人的行為都必須受制于憲法法律，任何主體都不得凌駕于憲法法律之上，人人普遍遵守和信奉憲法法律，憲法法律之外無任何特權。這也是我國《憲法》第五條規定的內容:“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同憲法相抵觸。一切國際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與法律的特權。”具體而言，就國家立法機關而言，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立法權必須接受憲法的審查；就國家行政機關而言，則必須遵守憲法法律，依法行政，依憲行政；就審判機關而言，必須遵守憲法與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或檢察權；就各政黨、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等社會組織而言，同樣必須遵守憲法與法律辦事；作為執政的共產黨而言，則必須依法行政和依憲行政；就公民而言，則“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以及“必須履行憲法與法律規定的義務。”只要上述各類主體皆按憲法法律之規范行事-依憲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之目的在于建設“法治政府”；依法執政、依法守法之目的在于建設法治社會。

（二）法治國家與法治中國關系

明確法治國家的基本含義之后，針對學界關于法治國家與法治中國之間的關系的兩種聲音，觀點一以學者郭道輝為代表，他認為法治中國是一個更廣袤的概念，它涵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與法治社會，是一個與“法治世界”相銜接的大概念。法治國家是指全部國家機器、國家權力的民主化法治化，主要是就國家對內統治權意義上而言的；法治政府一般特指行政權力；法治社會則屬于社會權力的范疇，它是對應于法治國家、實行社會自治自律的相對獨立實體。而“法治中國”則不僅著眼于對內關系、更著重在國際關系上，標示“法治中國”是

7“法治世界”的一員。觀點二以學者范進學為代表，他不同意把“法治中國”看作是一個涵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的更廣袤的大概念。他認為“法治中國”與“法治國家”的內涵是一致的，目標是相同的。他解釋道，“法治國家”是憲法文本確立的概念，屬于憲法概念，從語義解釋的角度分析，“法治國家”已經包括了廣義上的法治政府與法治社會，“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在其憲法中確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就是要在全社會樹立憲法至上的法治理念，崇尚遵守憲法和法律的法治精神，人人普遍地服從憲法法律，執政黨依法執政，政府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社會依法自主、公民依法守法、最終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法治國家”的目標與任務與“法治中國”是一致的。他進一步指出，“法治國家”是憲法載明的國家法治建設目標，7 郭道輝：《全面理解“法治中國”》[N]，《檢察日報》，2003-12-04.是通過全體人民同意而寫入憲法之中的，具有根本法的效力，而“法治中國”僅是執政黨的政治主張，并未在憲法上取代“法治國家”的國家法治建設目標，屬于學理概念，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從執政黨的角度，應當始終圍繞一個核心的國家價值目標進行建設，而不應當在憲法上業已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目標之外，再提出與該目標有歧義的建設目標，除非這個目標是對“法治國家”目標的同義詞表達，因而人民應當把“法治中國”的基本含義理解為“法治國家”而不是在“法治國家”之外具有更為廣袤含義的概念，更符合《決定》提出的原意。與第一種觀點相比，顯然第二種觀點更具有說服力。

第四篇：法治中國論文

法治中國——用法治中國凝聚復興力量

摘要：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開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是歷來受社會各界關注的重要會議，這一次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上，總書記將依法治國提到了空前所有的高度。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建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為建筑法治中國而斗爭，在全省上下引起強烈回響反映。

本文就歷史原因和社會現狀兩方面探討實行依法治國的重要性，論證了依法治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這一觀點，并著重闡述當代大學生認真學習憲法的重要性這一命題。

關鍵：十八屆四中全會；依法治國；憲法；當代大學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一、中國法系的歷史淵源

法制中國，是中國共產黨的慎重挑選。從開國大典前夜的《共同綱領》播下法治的“種子”，到民主法制在閱歷蜿蜒后的艱辛探索;從1997年黨的十五大建議“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到十八屆四中全會研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法治是中國共產黨的堅定信念和執著追求。我們高興地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法治面貌爆發了巨大變革。

在人類法治史上，中華法系源遠流長，曾是世界主要法系之國家棟梁。憲法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如果國家在根本問題上引入了法治，這個國家將爆發根本的變化。”的確，現在的憲法是法律的功令，國外某知名學者說：憲法是對人類苦難生活的批判和總結。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立憲意思上的憲法強調保障人權。憲法具有廣泛性、原則性、歷史性和綱領性。所以如果在過度的根本法憲法中引入法律，國家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決定》提出：創立重大決策畢身任務追究制度以及責任倒查機制。誰是起訴人誰是追究人，追究程序是什么，這些細節要建立起來。中共中央從三中全會以來就把司法改革作為促成法治的重要措施，來歷在于法治的特點就在于權利的賦予和權利的主張。

然而，到了近代，封建文化與制度逐漸走向衰敗，法紀松弛，社會動蕩，經濟凋敝，人民困苦。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更是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開始了近代的屈辱史。為了改變國家和民族的苦難命運，一些民族精英曾試圖將近代西方國家的法治模式移植到中國，以實現變法圖強的夢想。但由于各種歷史原因，他們的努力最終是無果而殤。

基層法治建設就是為了法治中國的建設打下堅實的基礎，在與村委會的工作人員的訪談中，我們詳細探討了這個問題，民主法治建設是基層工作的根本任務，基層政府應在推進法治建設中發揮主導作用。當前我們基層民主法治建設還存在許多問題。現有的基層行政管理體制的還不完善，因此對推進基層民主法治建設存在一定的難度，尤其在監督機制建設上，很難按照民主法治的要求真正、有效地發揮監督職能。

二、新中國時期的法治建設

新中國的建立，宣告中華民族近代屈辱史的結束，也開啟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紀元。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更是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新時期。近30年來，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中國的法治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我國的歷史長河中留下了輝煌的篇章。而且，這一時期所積累下來的成果，也為我國社會的長治久安，為經濟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金秋十月，正在北京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把法治中國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是我們黨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在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提出18個年頭之后，法治中國的建設將展開新的藍圖、邁向更高境界。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不僅是為中國夢的實現樹起的法治航標，也是一份有著具體實現路徑、具體執行舉措的法治中國“施工藍圖”。

總書記對于依法治國的重視，順應了社會的發展趨勢，符合歷史的潮流。人類歷史已經證明，“國無法不治，民無法不安”，法治是最好的社會治理形態。中國歷史，尤其是近現代史，則更加清楚地告訴我們：法治衰，則國弱民窮；法治興，則國強民富，法治是實現中國夢必由之路。

首先，法治是維護社會穩定、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前提與基礎。國家強大、民族復興，其前提是社會穩定，是各種社會矛盾能夠得到有效、及時地化解，而這必然要求構建法治化的社會。應該指出的是，法律的產生不是為了斗爭，而是為了化解矛盾。據《說文解字》記載，“法”的古體字是“灋”。他指出：“法者，刑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翻譯成白話就是，古代的“法”字，左邊以水作偏旁，比喻“平之如水”，代表公平；法字中右邊的“廌”，是一種頭長獨角，秉性公正的奇獸，是裁判人間糾紛的裁判官，起著平息爭訟的作用，故而“古者決訟，令觸不值”。可見，“法”字最早的含義及產生就是要解決糾紛、化解矛盾、裁判是非。管子對“法”的論述也頗為精辟，他認為：“法者所以興功拒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其次，法治是建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與全民族共享繁榮的制度保障。從黨的十四大開始，我國開啟了市場經濟的大門，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性跨越。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漸確立與完善，我國的經濟建設進入了一個高速發展時期，取得了驚人的進步。事實已經充分證明，市場經濟對于優化資源配置、刺激全社會的創造力并進而實現社會財富總量的快速增長具有無與倫比的優越性；欲實現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與民族的偉大復興，舍此之外，別無他途。市場經濟作為一種以市場為基礎配置社會資源的經濟運行方式，具有開放性、平等性、契約性、競爭性、國際性等特征，它的有效運轉，必須以良好、完善的法律規則為基礎，以公平、高效的行政與司法救濟機制為保障。

第三，法治是實現社會全面進步、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途徑。縱觀人類歷史，尤其是近當代史，我們可以看出，國家強大、民族復興，絕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概念，而是包括經濟發展在內的社會全面進步，是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的并駕齊驅，其最終目的是社會各個層面獲得全面提升，從而變得更加自由和符合人性，并進而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

當然，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要在一個有著兩千余年封建專制統治和13億人口的大國建成法治國家，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其任務之艱巨，其道路之曲折，是不言而喻的，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就目前來看，我國的法治建設仍面臨諸多困難，仍有不少問題亟待解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依然任重而道遠。我認為，在當前的形勢下，進一步加強法治，在全社會形成維護法治、崇尚法治的良好風尚，是建設強大國家、實現民族復興尤為重要和迫切的任務。

三、當代大學生認真學習憲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當代大學生是祖國的未來和社會的骨干，是未來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堅力量。他們的憲法意識水平如何，直接影響到憲法的貫徹和實施。培養大學生的憲法意識，使其充分認識大憲法是我們社會行為的最高準則，自覺地把憲法作為自己的政治修養、法律修養以及從事各種社會活動的最高準則，對實現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對大學生的憲法意識的培養顯得尤為重要。

北京日報研究調查顯示：現在大學生憲法意識普遍較為低下，能說出憲法的核心思想或是憲法其中幾條的人少之又少。美國人因其憲法條文簡潔而幾乎人人都記得憲法的內容，相比之下中國大學生對憲法的了解顯得十分不足。

以我自己為例，我目前是一名大二的學生，之前對憲法也不是十分了解，只知道它是國家大法，人人都應該遵守憲法。直到今年通過思政課，才對憲法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了憲法因其廣泛性、原則性、歷史性和綱領性而成為國家的根本法，憲法是對人類苦難的批判，憲法是憲政的表現和依據，立憲主義意義上的憲法強調保障人權。同時也接觸了西塞羅、托馬斯阿奎那、博丹等中世紀推動憲政發展的權威學者和當代英美法等國家一些著名的憲政思想家如哈耶克、羅爾斯等，初步了解了他們的思想，認識到憲法淵源的博大精深，也體會到我們作為當代大學生對憲法有深入了解的必要性。目前很多大學生由于沒有接受憲法學教育對憲法知識掌握少、興趣低。在高校中，法科學生為了在畢業以后獲取一個高薪的職位，往往熱衷于選修民法、經濟法、國際經濟法等熱門課程，對憲法情有獨鐘者甚少。而和我一樣的非法科學生則更多地專注于本專業知識的學習，接觸憲法的幾率更小，只能通過法律基礎課來獲得一些零星的認識。在這樣的環境下，大學生從來就沒有機會獲得系統的憲法教育，顯然這不利于他們形成正確的憲法意識。從以上決定中科研看出國家對憲法問題十分重視，而作為國家未來棟梁的我們更應好好學習憲法，確立憲法意識，忠實地遵守憲法、捍衛憲法。憲法意識不是自發形成的，必須經過有意識的培養，使大學生形成遵守憲法、捍衛憲法、崇尚憲法、信仰憲法的基本理念，使憲法意識真正成為大學生健康的人格心理結構中必不可少的主體意識的重要內容。

四、結語

我們中華民族，歷經五千年滄桑歲月，曾長期雄踞世界領先地位，只是到近代才開始衰落。從鴉片戰爭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回首近現代中國歷史不難看出，追尋民族復興、國家富強，始終是中華兒女傳承不絕的主題，始終是無數仁人志士堅定不移的志向。這二百年來，中華民族通過不懈奮斗，逐漸從衰落走向偉大復興。現在，二百年的歷史進程，我們已經走過一百五十年。鄧小平同志設計的“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已經完成兩步。中華民族實現復興的大業能否如期實現，新世紀、新階段的發展尤為重要。在此階段，我們既要繼承中華文明的傳統與精華，更要積極吸收世界上一切先進的文明成果，尤其要大力弘揚法治精神，加強法治建設。只有實現法治，社會才能安定，人民才能幸福，中華民族才能獲得生生不息的發展動力與堅強有力的發展保障，才能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社會的長治久安與民族的偉大復興。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法治中國的主線日益清晰。“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愿望體現在哪里？在黨團結帶領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創造幸福的過程中，法治既是必要途徑，更是制度保障。唯有依靠法治，依靠憲法和法律體系才能凝聚共識和力量，保證中國社會可持續的發展與穩定。堅持依法治國，就是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建設法治中國，就是凝聚民族復興的力量。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就是要以法治鞏固人民主體地位、維護人民合法權利，弘揚和踐行法治這一價值理念，為法治中國的建設打牢深厚的群眾基礎。法治興，則民族興；法治強，則國家強。法治，是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世界各民族的共同理想，只有真正實現法治，我們每一個人才能平等享受應有的權利，社會才能和諧、穩定；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能獲得堅實有力的制度保障。不可否認，由于各國歷史文化背景不同、經濟社會發展差異，法治的發展進程并不平衡。但是，毫無疑問，作為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法治已經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向往和追求，是一個國家實現富強的必由之路，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法者，天下之準繩也。”在我們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政治清明、社會公平、民心穩定、長治久安，最根本的還是要靠法治。弘揚法治精神，凝聚法治力量，我們就能在創造經濟奇跡之后，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法治文明，為實現中國夢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為人類政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參考文獻

1.劉書林主編：《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師參考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6年增刊，《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學習輔導專輯 3.谷春德主編，《“法律基礎”教師教學參考用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4.《法學概論》張云秀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第五篇：法治中國論文

論法治中國

摘要：“法制”與“法治”的不同體現了中國法律的改變，要區分兩者，必須要弄清楚中國的法律歷程，而這也是建設法治中國新藍圖的需要。關鍵詞：法治、法治中國、法治國家、法制。

長期以來，我國從古代封建社會到近代半殖民半封建社會，雖然有法律條文的制定，也有相應的人員執行，但是人們還是處于人治階段。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為發展人民民主和建設法制國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1978年，鄧小平提出“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這個轉變之后，近20年后又發生了從“法制”到“法治”的轉變。首先，“法制”與“法治”的不同在于，“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是相對于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而言的，而“法治”是與“人治”相對立的；其次，法制是法律條文、具體的制度，而“法治”是一種治國理論和治國方略；再次，“法制”就是按照法律條文辦事，有法必依、依法辦事，“法治”不但講這些，更主要的是還要與民主政治密切結合，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體現法律的公正性，“法治從根本上說還是一種文化精神理念。

一、法治中國的歷史進程 從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到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這一時期是我國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在此期間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廢除中華民國時期由國民政府制定的相關法律條文，并開始著手構建新中國法律體系。1956年黨八大指出“國家必須根據需要逐步地系統地完備法律”。但從1957年夏季開始,隨著反右斗爭的擴大化和法律虛無主義的盛行,法制建設逐漸停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社會主義法制遭到嚴重破壞。“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我國的法制建設重新起步,并得到迅速蓬勃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確立了健全法制的16字方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1982年,制定了新中國歷史上的第四部憲法,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奠定了雄厚的法制基礎。隨后,法律體系逐漸形成,法學教育初具規模,法律逐漸從書本走進生活,并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普法運動使人民的法律知識和法治觀念不斷增強。1996年,黨中央明確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并將其寫入憲法和政府工作報告。2002年,中共十六大報告繼續強調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方略。這不僅充分反映了我國社會進步的要求,而且必將推動我國的法治建設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二、法治中國概念的提出

黨的十五大報告中首次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黨的十六大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又進一步加以肯定。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把依法治國作為中央全會主題，更明確地提出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而且要建設、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治體系，為依法治國描繪了新藍圖。

三、法治與中國的關系

總書記曾說過“法律是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形勢在發展，時代在進步，法律體系必須隨著時代和實踐發展而不斷發展”。所以，對于國家而言，法律體系的進步，法治國家的形成發展就是國家發展的一個體現。

四、法治中國的建設

全面推進法治中國的新舉措大體分為四大方面：憲法制定方面，執法方面，司法方面，法治精神和文化方面。

憲法制定方面：首先國家要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其次，國家需健全憲法制度和監督制度；然后，健全憲法解釋和人大主導立法的體制機制。

執法方面：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所以要健全執法機制，黨和政府應高度重視執法，嚴格執法。想民所想，憂民所憂。

司法方面：健全司法系統，公正司法，加強人權的司法保障，加強對司法的監督，并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和監督權。

法治精神和文化方面：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人們的法治理念和道德素養。

五、法治中國的意義

首先，“法治中國”作為政治命題，有助于向國際社會表明作為共同體的 “中國”實行依法治國的自信，同時傳遞一種信息，即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法治對話與交流的勇氣與理念。其次，“法治中國”作為政治命題，具有綜合性、歷史性與動態性。用中國概念來表述法治時，必然包括大陸、臺灣、香港和澳門等地區，是中國概念的完整表述，也是國家統一體的現實和未來法治凝聚力的表明。盡管臺灣和大陸尚未統一，但一個中國范圍內的法治是大家共同分享的價值，也是增強民族凝聚力的載體。再次，“法治中國”作為政治命題，旨在維護法治的“國家”權威。法治作為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之一，具有統一性，不能把法治的規范體系與制度體系層層分解為“法治的政績工程”，也不能把法治庸俗化與工具化。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只能以“中國”的名義實施，實施主體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分解為地方化的 “政治”，否則不利于維護“法治中國”的嚴肅性與權威性。

參考文獻：《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喬曉陽

《法治中國》—陳云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