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余華父親形象的認識

對余華作品中父親形象的變化的認識-----人類精神的重鑄

讀余華的作品，在感受其情節的跌宕起伏的同時，更多的是對人性的思考。

每次讀完余華的作品后，總是一次次的問自己人性是什么樣的一個范疇，具有什么樣的力量。慶幸的是，在這個世界的另一端還存在著這么一個人——余華。他用對生命的敬畏和對人類自我角度的反思，大尺度的詮釋了人性的意義，用拿筆的力量召出思想的洪流，在思考的夾縫中讓我看到余華對人類精神的重鑄。

父親形象的建立，從無到有的是喜劇。但《活著》一書中富貴這一從有到無形象的建立，看到的不只是悲劇，更多的是透過悲劇的面紗，打開人類精神世界的大門，裸露出的是人類骨感而又愚昧的世界觀。展現出的是真正意義上的“活著”。彰顯的是斷代已久的對人性意義的思考。書寫的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大寫的人。

從《活著》看“活著”

一，從《活著》一書中富貴這一父親形象的變化看如今。

《活著》主人公富貴的人生可謂命途多舛。他經歷了少年紈绔子弟的放蕩不羈、青壯年的家境破敗父死妻離、中年的窮困潦倒、以及老年的孤苦零丁。但是，在經歷了一系列不幸尤其是身邊親人一個個離去之后。富貴并沒有絕望，而是激勵自己。這下可要好好干活 如果說富貴前半生所遭受的苦難還有他自身的因素，而后半生“平民富貴”的不幸卻讓人更多感受到人對命運的抗爭及其無奈。盡管富貴此時已經從一個“二流子”變為愛家、愛老婆、愛孩子的好男人。希望憑借自己的勞動過上平靜的普通人的家庭生活。但是富貴的努力并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晚年只得與一頭同樣衰老的老牛相依為命 正是在目睹親人一個個死亡的過程中。富貴深刻領悟到了生命的價值，從而對生命中的苦難有了全新的認識，余華想讓讀者看到的不是富貴這一父親形象變化的結果，而是想讓世人知道，富貴的變化過程中所面臨的環境和處理的方式。引用魯迅的一句話“悲劇就是把美好的東西撕碎給別人看”。富貴這一形象的建立，基礎是建立了一個讓任何人都不能不動容的悲劇，但從悲劇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面對悲劇卻從另一方面見證生命的故事。

富貴從少年紈绔子弟的放蕩不羈到變為愛家、愛老婆、愛孩子的好男人這一過程。我們看到的是富貴對人生的正視。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而不膽怯，依舊以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的態度。不管從富貴失去親人的任何一個環節，任何一種方式，都足已讓他生活失去信心。都足以順理成章的去做很多極端的選擇。但富貴都沒有。在相對其他小說。當對主人公的悲劇描寫到極致后，多少的為了富有“勵志”方面的能量，多少的都會加入主人公走出困境的元素。而余華沒有。他反而是將富貴的悲慘人生推到極致，直至達到人類對悲慘這一名詞的認識的邊界。當讀者都因為富貴的悲慘遭遇而泣不成聲時，將富貴繼續推入人生的低谷，低到沒有任何可能能“重獲新生”。

但余華的“狠下毒手”卻從另一面讓富貴一步一步的走進真理的殿堂。以至于打開了另一扇與愚昧世界觀相抗衡的人性之門。以至于讓讀者真正看到人性的本質屬性，人生的真正意義。余華為了讓人們看清物欲橫流的世界對人性的污染，把富貴推到世界最冷最暗的一角。讓讀者在富貴的惋惜的過程中看到那輕輕掩上的真理之門。顛覆了對現實生活中人性的看法。讓我們知道原來真理之門真的只是輕輕掩上。我們本可以輕易打開，走到人生的另一境界。但是人們口頭上掛著對人性的追求，但卻走在真理的另一端。原來我們越走竟離真理越遠。

富貴這一父親形象的變化，更多的是讓我們沿著富貴的腳印去思考人性的本源。看到的是對過去的肯定和對如今變相價值觀的嘲諷。二，余華眼中的“活著”，對生命意識的大尺度詮釋

在他人的作品中，對“活著”一詞的詮釋大多是以生活狀況的對比進行前后生活的差距設計，更或者說是設計出一個逆境中“成功”的典型列子來加以詮釋。這樣的成功，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他以物質或感情為標準，在達到這樣的標準后即為成功。那也就代表著主人公“活著”的意義是為了某些物質或者精神物質上的東西。這樣的對“活著”概念的理解也是大多數人的想法。但這樣的想法都從兩個角度在吞噬著人的本性。有的人因為缺乏物質上的財富或感情上的歸屬，便自爆自棄或者是更多因為報復而所做的傷害他人或自己的行為。這難道不是如今社會存在些許不平穩因素的原因嗎？我把所有的問題藏于腦中，一次一次的在夢境中追求著答案的存在。直至從余華的筆下我才得以看到光明。才得以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活著”的意義。

生命的價值和目的在于活著本身：這是一滴顛覆當今價值觀的清露。看到這句話我沉思了許久。是啊，人生本生就充滿價值。人生的意義也只能用“活著為基礎”來承載。人活著不是為了外界的物質而活，而是超脫了外界的所有規整到人本身的問題上。人如果為了外界的因素而活著的意義還算是人本身的意義嗎？不算。在某種情況下那只能算人因為某種原因而別驅使去成就他人的意義。這么簡單的答案竟藏得如此之深。人因為物質而蒙蔽了雙眼，但有信誓旦旦的追求著存在的意義。沒想到人因為無知而繞了一個偌大的彎，到頭來還是在真理的門外失去了尋找真理的機會。人活著的意義就是為了本身而活著，這是多么簡單的話語啊。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戈拉說，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這意味著作為萬物尺度的人必須是活著的人，尺度本身只能體現在具體而非抽象的生命形態中。因此對于個體生命而言生命的價值離不開活著的生命形態。如果生命本身不存在了那附著其上的價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人因為活著才體現出他所附帶的所有價值。這樣，當個體生命遭遇到超越自身能力之外的災難性的打擊而個體的抗爭無濟于事時，首先必須想方設法活著。這時有人會問，世界上活著的人無數，沿街乞討的人活著，生活因為窘困而偷盜的人活著，為了自己的生存而剝奪了他人生存權利的人也活著。這樣的人也是在詮釋自己的意義嗎？

為了回答這樣的問題，余華用自己對生命的看法來給出了答案。《活著》一書中富貴在經歷了父親被氣死，母親無錢醫治病死、兒子有慶抽血而死、女兒風霞產后出血而死、妻子家珍積勞成疾累死、女婿二喜意外事故猝死、外孫苦根吃豌豆撐死等一系列常人難于承受的苦難之后卻生活得更加堅強。

富貴是缺乏物質的最終，最高的代表，是現實社會中對“悲慘”一詞的形象詮釋。是現實生活中理所應當放棄生命或者影響他人生活的社會形象。看到這里，愚昧無知的我總以為下文會是富貴頹廢不堪以此來展現舊社會中勞苦人民悲慘命運的故事、或者是富貴因此來報復人類的悲慘結局、再或者是富貴因此而發奮掙錢，最終取得富翁之類頭銜的完美結局。以此來激勵青少年以物質為目的而拼搏的勵志故事等等。但看到最后我才知道不是這樣的。富貴在面對自己“悲慘”命運的時候，表現得并不“悲慘”，而是直面慘淡的人生，接受眼前的一切，為了自己本身的價值而頑強生活下去。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踏踏實實地做人。滿足于老人老牛相依為命的簡單生活。這是對自己存在價值的肯定。“皇帝選我做女婿，路遠迢迢我不去”。是對以物質擁有程度來為生活打分的現狀的諷刺，是對人生真正意義的形象表達。

在經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富貴終于認識到做人還是平常點好。爭這個爭那個爭來爭去最終只會賠了自己的性命。他最終領悟到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對富貴而言雖然活著的生命過程始終伴隨著災難和死亡。但富貴在一次次目睹親人死去之后并沒有選擇死亡而是選擇活著。因為在富貴看來生命的價值和目的在于活著。活著本身就是最大的幸福。余華借用富貴這樣角色，表面上是富貴的思考，但實際卻是余華本人對人生的思考。而這一思考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對活著一詞下一個冰冷的概念，而是希望借用富貴這一角色讓更多的人從黑暗中走出來，撥云見日，看到真正意義上的“活著”

“富貴”這一名字既是對人們愚昧無知的世界觀的嘲諷。也是對這一角色所注入了無限感情和贊美的表現。

作者塑造這一形象是為了讓讀者的認識有另一個高度。他讓主人公與傳統中的幸福背道而馳，讓讀者更加深刻的去認識到物質這一方面毫無所有的典型形象。再用這一形象去詮釋真正意義上的活著的概念，以此來解放人類的靈魂，喚醒人類心靈深處對人生的真正理解。做為受益者之一，我真正看到了人類活著的最高概念。

“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這是余華對在物欲橫流的社會對“活著”這一詞匯的詮釋。當個體生命遭遇到超越自身能力之外的災難性的打擊，而個體的抗爭無濟于事時。首先必須想方設法活著，但這種活著并不是茍活，而是直面人生的種種苦難，以活著的生命對死亡的威脅予以無言的反抗。

三，怎樣去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

富貴這一父親形象的變化，也是為了詮釋“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這一內容。在當今社會，生活在悲慘中的人都會認為自己有理由去放棄自己的生命或是干擾他人的生活。悲慘的人總是會覺得上天對自己的不公。總會覺得他做任何事情都是理所當然，因為他認為自己背負了天底下最沉重的擔子。

余華要想讓世人信服，要想讓世人拋棄自己是“最悲慘”的這一想法，他的第一步是建立人類認識中的真正的悲慘。天生的家庭沒落只會讓讀者認為那是主人公命不好的緣由。從盛到衰的慘變，才會引起人的思考。于是富貴這一形象由此產生。如若順境中按著自己的節拍生活那不足以征服人們的內心。困境中依舊執著向前那才已是一個大寫的人。

所以余華的第一個節拍便是告訴讀者：要想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首先就應該直面人生。在余華眼中，人生面對的環境不過是上帝給的一張考卷。你無權選擇考試的科目和內容，但為了本身而活著，就該直視考卷的內容。不管考卷的內容如何曲折。把他答好才是人生的意義。

如果不能直視生活中的種種風浪。那何談得上你是在為了自己而生活。個體的生命過程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如果不敢迎著風浪逆流而上，而是隨著風浪的拍打而頹廢人生。那本屬于你自己的精彩人生就變得如沙灘上的一粒黃沙一般毫無價值。對生命過程中苦難的正視與承受本就是對自我生命價值的肯定。人生是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那就告訴我們判斷生命的苦難與精彩不是以外界物質或非物質的感情因素為標準。而是以對自我生命的直視與承擔為準線。

富貴告訴我們，直視自我的生命環境，積極的去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便是真正意義上的活著。

四，從《活著》對如今社會的審視

當在報紙上看到一家五姐妹因家里貧窮無錢購買嫁妝而紛紛跳河自盡的新聞時心理一陣酸楚。不是因為對他們可憐生世的憐憫。而是對踐踏自我價值的失望。他們這就是當今社會大多數人對生活與幸福的看法。在我看來，這不只是人類的悲哀。更是人類對人性的踐踏。她們這樣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在自己踐踏自己的存在，自己詆毀自己的人生。當在報紙上看到男友因為糾紛縱火燒傷女友的報道時。我的內心一陣激靈。在面對人生的問題上，他顯得如此無能懦弱，但卻因此去影響他人的生活時顯得分外的瘋狂恐怖。不知這是讓人們看到“他”強悍不可一世的一面還是在人生面前微不足道的一面。

如果人生的價值要用金錢這一被人類所制造出的東西來打分；如果人生的意義要由別人的感情來左右。我都會認為這是對人性的踐踏。因為他并不是為了自己而活。而是為了與自己毫無關系的物質或非物質的感情而生長。對于這樣的行為我只能用生長一詞來形容。因為時間的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并沒有為自己的人生多增加一分色彩。不過是在自己毫無表情的面容上多增加了幾道時間的溝壑而已。

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人類高舉著追求人性光輝的廣告。卻踏上了另一條與追求人生背道而馳的跑道。時間飛逝，漸行漸遠。總將在無數的懺悔中看到原來真理之門只是輕輕掩上。

有時我總在想，人類自詡是萬物之靈，是世間最聰明的個體。但卻做著極度愚蠢的事情。人類高舉追求人性的廣告牌，但卻與真理背道而馳。人類真的是在進步嗎？在快節奏的社會。人們忘記了停下來思考自己的人生，忘了生活本身的真正含義。在這個時候，余華給了我們一劑鎮靜劑。希望我們從審視富貴的人生中審視自己的人生。有人說，“當你發現自己家的孩子沒有鞋穿的時候，別人家的孩子也許沒有腳”不要讓我是這個社會上最悲慘的人這一想法主導思想。直面自己的人生，用忍耐和執著去書寫你不一樣的人生。為了活著而活著。就算風雨兼程，身后總會有彩虹的腳印。原來幸福一直陪伴著你。

五，精神的重鑄

《活著》的整個故事通過“以死寫生” 的藝術方法來表達對生命意識的探索。在作者平靜的敘述中，一次次的死亡事件撲面而來。而主人公富貴則以一顆明凈的心態去對待生存。生無所求，死亦無所需。對于死去的親人他不再悲傷沉淪，代之以開心的對著老黃牛叫家珍、鳳霞、有慶、苦根。在富貴的心里，親人們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終結而是另外一種永生。家珍她們不止活在他的世界里，更活在老黃牛的世界里。她們是真真切切的活著。這一次次的沉痛死亡，反襯出活著的不易和艱辛以及活著的彌足珍貴。這可以說是終極意義上的對人的生存悲劇和生存宿命的審視與超越。

品味余華作品中的父親形象，在感動的同時，更多的是對人生的審視。不同的世界觀價值觀決定著不同的生活態度。對于活著的人，手持不同的價值觀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辛苦著。但和諧的社會往往有些許的不和諧因素存在，而這部分不和諧的力量卻作為吞噬人類靈魂的主力軍在一步一步的將人類趕向思想的盡頭，趕向人性的另一端。當看到些許不和諧因素用極端或者消極的因素報復自己活他人時。我的心難以入止水一般平靜，而是如狂狼一般激蕩起伏。在大家都在金錢所制造的幻境中感到迷茫與時。突然看到了一個嶄新的背影。“他”雖步履蹣跚，但在人生之路上卻毫不猶豫。他一無所有但在物質面前卻毫不貪婪。“富貴”告訴我們人應該因為活著本身而活著。而不是為了外界的任何元素。人應該直視并承受生命所給的一切。并執著的沿著生命最初的方向毫無猶豫的走下去。外界的風景不過是代表著你我的心情，但絕不能左右你我的人生。慘淡的遭遇并不可怕，順境中的人生也不值得羨慕。在悲慘的命運中不被金錢所捉弄，不被感情所牽制。為了自我本身的價值去活著。同樣能書寫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面對那些因為對生活不滿意而報復自我或他人的行為。世界對他的評判不是他有如何強大。而是他竟如此弱小。裸露出的是對生命的恐懼，對自我價值的踐踏，被金錢或感情奴役的毫無價值的存在。展現出他人性的弱點。這樣只能為無知和愚昧造勢。只能讓世界的更多角落充滿墮落的氣泡。到最后窒息的只有人類。如果自己都不能肯定自己的存在，那飄渺的追逐人生的高度不是一紙空談嗎？不管你是家財萬貫還是一平如洗。不管你是兒女滿堂還是孤獨一人。都不能單方面的決定你人生的高度和存在的價值。因為個體生命的價值更多體現在實踐上而不是形式上的玄思上。面對生命中的苦與樂 不能做冷眼旁觀的沉思。只能去掙扎、去實踐。而這種實踐是在競爭中進取，還是在落魄中沉淪 都基于生命主體的自我選擇。正確的生命觀，導向完美的生命進程。就像富貴一樣以其積極的生命觀去堅強的面對生活所賦予他的悲慘世界。只有這樣才能在苦難中掙扎而出，在煎熬中自主尋求到“希望之光”。

余華的作品是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重鑄了人類的精神。物欲橫流的社會云飛霧散。是啊。生命本身就具有價值。為了活著本身而活著才是人性光輝的真正高度。

善待生命忍受苦難。學會正確面對死亡。這是我們品味生命時所得出的感悟。細細品讀余華作品中那些苦苦掙扎的生命背后都有著反抗命運的源自生命個體自身的強大力量。他們積極的人生姿態，給讀者以極大的心靈震撼 人生之所以美 在于作為主體的人懂得追求生命、創造生命、實踐生命———懂得去自主尋求苦難中的希望之光。

第二篇：余華長篇小說中的父親形象分析

摘 要：我們在閱讀余華的作品時會發現，無論是20世紀80年代先鋒時期的作品，還是20世紀90年代轉向民間的作品，余華都對父親形象極為關注。本文主要通過分析余華長篇小說中的父親形象，以期更好地理解余華作品。

關鍵詞：余華；長篇小說；父親形象

作者簡介：羅盼盼（1991.6-），女，漢族，甘肅甘谷人，研究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6）-21-0-01

余華，是中國當代文壇中的著名作家，在他的長篇小說從《在細雨中呼喊》到《第七天》中，父親都是其作品中頻繁出現的重要人物。王安憶曾說：“我覺得余華看上去就是一個爸爸的兒子。不管是生活里，還是寫作，父和子的關系都是他的一對主要關系。他仿佛總是一個離家的找不到父親的孩子，仿佛總在找，始終存在一個認同的焦慮。”[1]因此，對余華小說中的父親形象進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研究余華作品。

一、先鋒創作時期

余華在80年代剛步入文壇之時，塑造了一系列丑陋、無恥、齷齪、懦弱的父親形象。通過對父親的丑化，顛覆了傳統的父親形象，揭露了人性深處的惡之花。

在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中，余華用調侃的筆調塑造了一個自私、丑陋、無賴的父親形象，對父親進行了無情的嘲弄和戲謔，瓦解了父親的尊嚴。父親孫廣才的丑陋形象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看出來：第一，對待父親孫有元的態度。他對孫有元謾罵、訓斥，甚至有時不給飯吃。在孫有元彌留之際，他期盼著孫有元早點死亡。第二，對待三個兒子的態度。他以荒謬的理由打“我”，而且討厭“我”，將“我”趕出家門。當小兒子因為救人而溺水身亡時，他抱著成為英雄的父親的私欲，希望擺脫困境，過上幸福的生活，但當愿望破滅時，他又去向被救者的父母敲詐勒索。他對大兒子的妻子動手動腳，最終導致了兒子婚姻的失敗。第三，對待妻子的態度。他整日出入寡婦的房子與其通奸，而且將家里的東西往寡婦處搬運，完全不顧家人的感受。

二、民間創作時期

在顛覆父親形象之后，余華感受到無父不但不能改變現存世界的狀態，而且會使人陷入迷惘。因此，在90年代，余華開始了對偉大父親的溫情召喚，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堅忍、慈愛、可親的父親形象，讓父親形象回歸傳統。

從《活著》開始，余華開始了對偉大父親的深情召喚。在這部小說中，余華塑造了一位忍受苦難、與命運博弈、具有頑強生命力的父親――福貴。早期的福貴是一位迷戀賭博、浪蕩不羈的紈绔子弟，在輸完家產、父親去世之后，他開始承擔起了家庭的重任，擔負起了作為丈夫、父親的責任，成為了一位偉大的父親。他在悲慘的一生之中，面對了所有親人的相繼離去，以一種悲壯的力量顯示了平凡人性的偉大。他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父親，對兒女、妻子的愛讓人感到，與命運博弈的堅忍品質讓人震撼。

在《許三觀賣血記》中，余華塑造了一位風趣幽默、與苦難相抗爭、堅韌頑強的父親――許三觀。他賣血養家，一生中賣血十二次，有九次是為了父親這一身份。他用自己的鮮血支撐起了家庭，就是源于他人性中最為淳樸的父愛。他代表了顧家舐犢、有責有愛的英雄父親形象。正如王安憶所說：“比如許三觀，倒不是說他賣血怎么樣，賣血養兒育女是常情，可他賣血喂養的，是一個別人的兒子，還不是普通的別人的兒子，而是他老婆和別人的兒子，這就有些出格了。像他這樣一個世俗中人，綱常倫理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他卻最終背離了這個常理。他又不是為利己，而是問善。這才算是英雄，否則也不算。”[2]

在《兄弟》中，余華對父親的粉飾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他用細膩的筆調，傾情塑造了一位開朗樂觀、有情有愛、堅強不屈的近乎完美的父親――宋凡平。他真誠地對待妻子、一視同仁地對待兒子，無私地為家庭付出。他用一些善意的謊言讓孩子的心靈免受傷害，讓人不由地想起影片《美麗人生》中那個為孩子編織美麗謊言的偉大父親。他的身上幾乎沒有缺點，是余華塑造的理想父親。在《北京青年周刊》的采訪中，余華這樣解釋宋凡平：“宋凡平這樣的父親，代表了中國傳統家庭中的典型父親，他們沒有辦法在外面實現個人價值，便把所有美好的人性都在家庭中釋放出來了。”[3]

在新作《第七天》中，余華塑造了一位無私奉獻、不求一絲回報、慈愛可親的父親――楊金彪。他為了撫養楊飛，放棄了自己的婚姻生活，與楊飛相依為命。當楊飛的親生父母來找他時，他讓他們帶走了楊飛。在去世之后，為了見一面楊飛，他在殯儀館工作。這部小說展示了一個父親對兒子深沉的關懷與愛。

三、結語

在創作中，余華似乎有很深的父親情結，父親形象的塑造貫穿了他創作的全過程。從早期對父親的丑化到后來對父親的召喚，余華對父親形象的塑造經歷了一個嬗變的過程，走了一條從顛覆到回歸的道路。

在父親形象不斷變遷的后面，隱藏著余華隨著閱歷的逐漸豐富和寫作的逐漸成熟而產生的對世界、社會、人生的獨特思考與體悟，他對理想中的父親的溫情召喚體現了他對美好人性的深情向往，他作品中的父親形象塑造在此顯示出了獨特的意義。

注釋：

[1]余華：《文學不是空中樓閣――在復旦大學的演講》，《文藝爭鳴》，2007年第2期。

[2]王安憶：《王安憶評》，《當代作家評論》，1999年第3期。

[3]孫小寧、韓櫻：《余華：十年等待》，《北京青年周刊》，2005 年版。

參考文獻：

[1]余華：《在細雨中呼喊》，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2]余華：《活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3]余華：《許三觀賣血記》，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4]余華：《兄弟》，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5]余華：《第七天》，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

[6]郭麗：《尋找精神之父――論余華小說中的“父親”形象》，《作家》，2008年第7期。

第三篇：試論余華作品中的農民形象

試論余華作品中的農民形象

摘要：余華早期作品反映了作者與現實之間的敵對、緊張的關系，表現血腥、死亡和暴力。在1990年之后，苦難則成為他后期作品的主題，體現了一種從知識分子到民間的關注視角的轉移。余華通過作品塑造了一批各具特點的農民形象，這些農民形象，從早期僅僅作為一種象征性的符號，發展到后期，寄托著余華的 人文主義情懷。從而使其完成了向更高一層的先鋒創作的升華。這一轉變，始終體現著余華對于“人”的關注，并通過對農民形象的塑造，體現了余華對于整個農民階層生存狀態的反思和思考。

關鍵詞：余華；農民形象；苦難

一

“余華”，在嘉興市圖書館的檔案里是這樣介紹的，“1987年開始，運用現代主義手法創作，在全國性刊物上發表了許多小說，引起國內文壇的注目，為中國先鋒小說的主要代表作家。”⑴

如今，提到余華，似乎總是逃不開先鋒小說。對于這一點，余華在1999年接受采訪時說：“我從來沒有覺得我是先鋒作家，我的作品更不是先鋒文學??”⑵到了2002年，他在發表的文章中說：“當我在寫作八十年代的作品的時候，我是一個先鋒作家??”⑶想要明白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首先必須要明白，什么是“先鋒小說”。

先鋒小說大致上出現在1985年前后，以馬原的《拉薩河女神》、《岡底斯的誘惑》，殘雪的《山上的小屋》，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是以這樣一些人和他們的一些方面的探索為代表的。之后，到了1987年前后，又出現了一批人，像余華、蘇童、格非、孫甘露等等，“實際上，先鋒小說是個假概念”，⑷“先鋒”這個詞，原本是一個軍事術語，按照《現代漢語詞典》上的解釋，是指“作戰或行軍時，脫離了主力部隊的先頭部隊”。

也就是說，先鋒的作用，是為主力部隊開辟道路和探明情況、獲得信息的，他們的命運是不知道下一步需要怎樣。后來，這樣的一個概念，被借用到文學中來，是指一部分人的寫作和社會的主導潮流不一致的寫作行為。這便是先鋒小說的使命了：就是用自己的行為，去開拓一個未知的領域。馬原他們，承擔的便是這樣的一個使命，而到了余華這一批人，先鋒性已經不僅僅代表一種藝術上的探索和語言上的實驗了，他更多的成為了“一種精神，一種姿態和一種自由狀態，代表藝術上的前衛、思想上的超前，代表探索和創新。”⑸他們認為先鋒不僅是那些讓人看不懂的東西，真正的先鋒性是保持作家寫作生命力更長久的一種方式，他在本質上應該是一種自由、獨立、創造的精神。這一點，在余華小說創作的后期，表現的尤為明顯。余華本人對于自己創作的兩次不同的鑒定，正是反映了這一轉變。這一轉變，其實是有著深刻的內部原因的：艾布拉姆斯在《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一書中提出了文學四要素的著名觀點：他認為，文學作為一種活動，總是由作品、作家、世界和讀者這四個要素組成的。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德國的接受美學興起之后，讀者被提高到一個很高的地位，他們不僅是被看作一個被動的接受者，更重要的是被認為是一個主動的閱讀者，是可以對作者產生影響，進而通過作品與作者建立一種平等的對話關系。在文學活動中，也是經歷了這樣的一種變化，即原先以作家為“主力”，轉變為以讀者為“主力”。在先鋒小說的初期，由于過于注重對藝術手法、言語試驗和敘述形式上變革，與廣大讀者的審美趣味產生脫節，致使讀者“不買賬”，先鋒作家由于不能得到大眾讀者的認同而成為高傲的孤獨者和戰斗者。因此，先鋒的回潮也就變的不可避免了，于是，對先鋒性的追求轉變為一種精神的追求。

二

在余華的整個創作中，也是可以分成這樣的兩個階段的。陳思和指出，在20世紀90年代，“余華從80年代的極端‘先鋒’寫作，轉向了新的敘事空間”⑹，并據此提出了“民間”這一概念。余華的這一轉變是從《在細雨中呼喊》開始的，到《許三觀賣血記》中完成的。從《活著》開始，余華完成了一次“華麗的轉身”，不再僅僅關注知識分子，而是開始把眼光投入到人民中間，塑造出了一批各具特點的農民形象。

在中國古代傳統的農業社會，民的劃分是士民、農民、工民、商民四民。《漢書·食貨志》曰“士、農、工、商，四民有業。”隨著封建社會的瓦解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中國社會形成了雇農、貧農、中農和富農等階層。進入到社會主義社會之后，“農民”這一概念一般指的是生產資料——土地的所有者和勞動者，也就是貧農和中農。在余華的作品里，這些農民大體上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以《現實一種》中的山峰、山崗兄弟為代表的。

在作品中，“他們并不比河流、樹葉、街道和房屋來的重要”⑺，作者認為：“人物不應該有自己的聲音，他們都是敘述中的符號。”⑻在他們的生活里存在著苦難，但是他們對于苦難、對于生活本身，顯然沒有過多的思考，人物失去了所有的理性和邏輯，一切被暴力所支配和控制。余華用一種平靜、冷漠、客觀的態度將事情記錄下來。小說所敘述的暴力和血腥并不是通常所說的復仇，他們沒有合理明確的動機和原因，所反映的是余華與外界現實的緊張關系“為什么丑惡的事物總是在身邊，而美好的事物遠在海角??我和現實的關系緊張，說的嚴重一些，我一直是以敵對的態度看待現實。”⑼這使的余華并沒有將重點放在人物的塑造上，敘述的重點在于故事本身。因此，他前期的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只是一個符號，只是為了完成敘述用的。

在一個夏日的午后，一個兒童無意的過失，打開了暴力的閘門，暴力的洪水波濤洶涌，將所有席卷而去。山崗的兒子皮皮抽打還是嬰兒的堂弟，最后，將他摔死在水泥地上，陽光下流出了第一攤血，山峰為了報仇，讓皮皮舔盡地上的血，然后將他一腳踢死，陽光下流出了第二攤血，山崗將山峰綁在樹下，讓狗舔他的腳底，殘忍的弄死了自己的兄弟，山峰的妻子借助公安機關殺死了山崗，并冒充山崗的妻子，將尸體捐出，最后山崗的尸體被一群醫生興高采烈地肢解和瓜分。在余華的筆下，人與人之間不存在任何溫情，僅有的只是相互之間的仇視和傷害。甚至是在父母和兒女之間，而這些原本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被認為時最具溫情的。

另一類則是以《許三觀賣血記》中的阿方和根龍，特別是以《活著》中的福貴為代表。《許三觀賣血記》是以許三觀的幾次賣血經歷為主線的，在作品里，還有兩個人，雖然在篇幅上所占不是很重，但是在情節的發展線索上，他們卻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根龍和阿方是和許三觀的父輩們生活在一個村莊里，因為生活所迫，他們也和許三觀一樣，一次又一次地去醫院賣血。他們有著農民式的精明和算計，在賣血前要喝水，并告訴許三觀喝水的時候“要喝中間的水”，喝過水之后，水就會浸到血里。這樣人身上的血雖然淡了，“可身上的血就多了”，⑽而且賣過血之后，要上館子去吃一盤炒豬肝，喝二兩黃酒，補一補身子。后來因為賣血，阿方的身體敗掉了，而根龍則死在了醫院。在作品里，余華并沒有交待他們為何要這樣一次又一次的賣血，以至于到了不顧自己性命的地步，但我們從許三觀的經歷是可以很容易的猜想得到原因的：貧窮，國家政策的失誤，天災人禍的打擊。我們假使一個農民，到了二十歲的時候可以獨立耕種，但就農業經濟來說，無法多產，只有節用，所謂“三年耕，有一年之蓄”，照一般情形論，年年豐收，是絕對不會的。平均下來，三年中總會有一個荒年，或水災或旱災或蟲災。只要來一個荒年，那么三年的積蓄就完了，而且人活于世，生老病死總是免不了的，脆弱的農業經濟使農民的生活經不起任何大的打擊。我們可以想象，只有生活實在過不下去了，他們才會冒著生命的危險，一次又一次的到醫院賣血，況且耕田并不是一個賺錢的職業，“賣一次血能掙二十五塊錢，在地里干半年的它也還是那么多”⑾，農民的勞動已經被貶低到了如此的程度，而當時的國家形勢也是不允許農業人口轉業的。廣大的勞動人民，特別是農民，他們的生活水平一直是很低的，他們所面臨的生活是困難的，他們一次次的賣血，不過是把血當作一種商品，拿去換錢，以求渡過難關。血是生命的精華和本質，失血代表了生命的死亡和結束，用生命來做生命的交換，這不僅是一個階層的悲劇，更是一個民族的悲劇。

福貴是這樣貧苦農民形象的典型代表。他原本是地主的兒子，是個“很有身份的人”，家里“有一百多畝地”⑿，但他年輕的時候敗光了家產，成了一無所有的窮人，從此脫去了綢衣，穿上了粗布衣服，吃著自己種出的蔬菜和糧食，過著可以溫飽的日子。小說是以“我”在夏日的陽光下，聽福貴講述他的人生之旅起筆，歸于黃昏老人故事的終結。而福貴的故事本身也是一個完整的回環。這種循環的敘述方式，把整部小說串聯起來，同時在故事里面又有故事，層層循環。

“為何哭泣，如今我不應憂傷，為何嘆息，朋友已不能重相見，為何悲痛，親人去世已多年，我聽見他們輕輕地把我呼喚。我來了，我來了，我已年老背又彎，我聽見他們輕輕把我呼喚。”這便是那首美國民歌《老黑奴》的歌詞。對于福貴來說，是他一生的預兆：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先后有七位親人離他而去，只剩下一頭老牛伴著他，死亡一直籠罩著他的生活，但他“卻充滿了歡樂，”甚至在臉上的皺紋里都“積滿了陽光和泥土”⒀，“他時常流出渾濁的眼淚，卻不是因為悲傷，他們在高興時甚至是在什么事都沒有的平靜時刻，也會淚流而出。”⒀饑餓和貧窮造成了生活的苦難，在戰場上，“成包的大餅一落地，弟兄們像畜生一樣撲上去亂搶，疊得一層又一層，跟我娘納出的鞋底一樣，他們嗷嗷亂叫著和野狼沒什么兩樣”⒂，餓著肚子是打不了仗的，而且在農村，也到處充斥了饑餓和貧窮。因為饑餓，農村人可以為了一小根番薯而拋棄人的尊嚴，因為貧窮，福貴把女兒鳳霞送給了別人，因為貧窮，兒子有慶上學時為了不使鞋子跑壞，在大冷天赤著腳跑去上學，因為饑餓，家珍骨瘦如柴，患了病仍得撐著去干活，因為饑餓，外孫子苦根吃豆子被撐死。

還有那未知的命運：福貴家道中落因而保命，龍二使福貴破產卻在大富大貴之時被革命政權槍斃，解放后春生春風得意當上縣長，卻在文革中一落千丈，上吊自殺。我們設想，如果福貴當年在與龍二的那場豪賭時，聽從家珍的話適時收手，勤儉持家，至少那剩下的一百畝地還是可以保住的，如果福貴在戰場上被解放軍俘虜之后，參加革命，沒準他也能夠象春生那樣成了一縣之長。但是在時間的輪回中，龍二被槍斃，春生也死了，而最貧窮的福貴卻守著自己殘破的家頑強的活著。在這一循環中，生死、善惡、美丑、愛恨不在只是二元對立，而是自然的此消彼長。苦難本身是可以反抗的，而命運卻無從反抗，當一切無可反抗，反抗也無意義的時候，象福貴那樣尊重生命，好好的活著就是對死亡的最好的抗爭。“福貴憑一己之力，依靠生命的本能承受著并抵抗著悲劇命運的頻頻襲擊，于苦難極限處善待生命，”“對于他們來說，自殺就是招供，招供自己已經被生活所擊垮，或者招供自己不理解生活。一個最有生命力量的人不是選擇自殺，而是選擇活著。”⒁俄狄浦斯弄瞎了雙眼，他依然選擇活著，福貴承受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也依然選擇活著。生存是對死亡的最大嘲弄，特別是當生存變的無比艱難的時候。余華正是通過這一些農民形象的塑造表達了自己對于人生、人性的思索。

三

余華的早期作品對于人性惡的揭示是大膽和深刻的，相比于一些“大團圓”的結局，給人以更大震動。他從不回避現實世界帶給自己的混亂感，在暴力和混亂面前，文明只是一個口號，秩序更是失去存在的空間。他把人類的理性的外衣撕開，沉浸于對暴力和血腥的世界，而不作出現實的判斷，只是一個冷靜的敘述者，一個話語的暴君。到了90年代，對于“苦難”主題的反復渲染，從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余華對于傳統的回游，并通過農民形象的塑造顯示了自己對于苦難的不同層次的認識，即體驗、忍受、消解，并進一步提出了緩解苦難生活的三種方式：回憶、忍耐和幽默，表達著自己對于人的生存狀態的悲天憫人的情懷，企圖為小說中的人物乃至整個受難的人群尋找出路。這個出路就是“希望”。不論是根龍、阿方還是福貴，他們對于生活從未有過失望，即使是到了戰火紛飛的戰場上，所有的人枕著子彈睡覺，每一分鐘都有可能有人死亡，但就是在這樣極端的情況下，福貴想的最多的，也還是活下去，和家人團聚。“希望”二字對于人的努力和幸福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希望”之所以是件美好的東西，因為他永遠不會消失。

總之，余華從80年代的“苦難的受難”，到90年代的“溫情的受難”，始終體現了余華作為一個作家對于人的關注，而農民階層作為整個社會階層的最底端，他們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也就越是嚴峻，余華通過農民形象的塑造實現了自己的創作宣言：“我只是一個作家。我的興趣和責任是要求自己寫出真正的人，確切的說是真正的中國人”，“作家應該關心真正的人，只要寫出一個真正的人，就是寫出了廣闊的人群。”（16）

參考文獻：（1）參考“嘉興市圖書館”網站資料

（2）張英，《寫出真正的中國人——余華訪談錄》，北京文學，1999，（3）余華，我的文學道路，當代作家評論，2002，（4）（4）格非，何謂先鋒小說

（5）王達敏，余華論，上海人民出版社

（6）陳思和，余華：由“先鋒寫作轉向民間之后”，文藝爭鳴，2001，（1）（7）葉立文，訪談：敘述的力量——余華訪談錄，小說評論,2002,(4)（8）葉立文，訪談：敘述的力量——余華訪談錄，小說評論,2002,(4)（9）《活著》中文版自序，上海文藝出版社(10)《許三觀賣血記》，上海文藝出版社(11)《活著》，余華，上海文藝出版社，25頁（12）《活著》，余華，上海文藝出版社，7頁（13）《活著》，余華，上海文藝出版社，37頁（14）王達敏，余華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5）《活著》，余華，上海文藝出版社，57頁

（16）葉立文，訪談：敘述的力量——余華訪談錄，小說評論,2002,(4)

第四篇：淺析余華《活著》中福貴的形象

淺析余華《活著》中福貴的形象

【摘要】余華在創作生涯中始終追問生命的價值和生存的意義。他在《活著》中用博大的溫情描繪了苦難以及講述在苦難中如何生存的故事。主人公福貴在偶然的苦難中溫情受難。他面對苦難的人生，用最原始的“無為”反抗方式，卻是抱著感恩珍惜和對生命的尊重活下去。他在苦難中淡然、堅忍、樂觀和活在當下的生存態度給予我們無限的生命與生存啟示！

【關鍵字】福貴 活著 苦難

余華的長篇小說《活著》是20世紀90年代的一大力作，是余華改變風格之作。《活著》[1] 余用“樸素”的語言講述了“‘一個賭徒的故事’，即關于一個人‘輸得有多慘’的故事”華自己則說：“《活著》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樂觀的態度。”[2]福貴經歷了眾多的死亡，對他來說，活著就是面對死亡，而他的“情感洪流早已在歲月流逝中漸漸平息下來轉[3]然而這個慢慢輸掉自己人生的福貴何以在接二連化為一種飽經憂患之后的超然和知命”，三的苦難中依然堅強而樂觀的活著，終至超然？這個問題的答案指向的是福貴全部的人生和精神。有論者言：“余華立足叩問人性深層蘊涵的罪惡和缺損，他從不向外去尋求拯救和安慰，而是向內擴張人自身對苦難的心靈承受能力。”[4] 福貴的一生都伴隨著苦難，但是他苦難的一生并非全是冷冰冰的、痛苦不堪的遭遇，他的一生，還存在著些許的溫情因素。正是這些點滴的溫情，支撐著福貴“不死”的生命和活下去的信念，成就了堅忍、樂觀的福貴。當然，福貴能在苦難的人生中超然地活下來，也有一定的生存哲學，通過分析福貴形象，我們能從中得到一些生命啟示，學著在今天的社會也能超然地活著。

下面，筆者將淺析成就福貴這個不朽的形象一些因素和他的生存哲學以及我們從福貴身上得到的生命啟示。

一、福貴生存的苦難因素

苦難是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況，也是文學反復表現的母題。《活著》中的主人公福貴遭遇和承受了許多苦難，評論家對此進行了分類的研究：“像福貴這種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普通百姓，與他的存在發生關系的苦難一般有物質性苦難和生存性苦難。”[5]

（一）物質性苦難 所謂物質性苦難指有外在的因素引起物質匱乏從而導致的苦難。福貴曾是大富大貴人家的富家公子，本來與物質性苦難根本沾不上一點邊兒。但是由于他好吃喝嫖賭的品行造成了家產敗光，從此由一個闊家浪蕩少爺，一夜之間變成了窮光蛋和底層落魄潦倒的草根農民，也因此攤上了物質性苦難的折磨：老父、老母、雛子、待產的妻子，一大家子幾張嘴嗷嗷待哺，如洗的貧困，簡陋的茅屋等等。他陷入物質性苦難之中，無法逃避。從此，福貴由一個游手好閑的人變為一個日夜勞作于田間地頭勤勞的莊稼人。但是即使如此，也改變不了物質嚴重匱乏的窘境。而且，對于由奢入儉的福貴一家來說，要承擔這樣的苦難顯得更為艱難。母親在貧困中病死、女兒在貧困中病啞、妻子在貧困中等死和外孫在貧困中儲集過度饑餓竟被撐死等等。貧困給福貴帶來的苦難在福貴苦難的一生中占了很大的空間。

（二）生存性苦難

福貴的一生，先后歷經了內戰、土改、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黑暗時期和政治事件，這也構成了福貴苦難的重要因素。一介草民的福貴雖然無意投身于這些運動，卻無時不活在這些政治事件中不能自拔，也一次次陷入因政治變遷而引起的巨大困境中。如在內戰中，福貴為母親去請醫，卻被國民黨抓去當了壯丁。在硝煙彌漫、血肉橫飛的戰場上受盡煎熬和折磨，回來時家中的老母親思兒病亡、女兒不得救治而病啞；建國后，福貴的兒子有慶為縣長夫人獻血，竟被醫院的人活活抽干血而死，以至于成為政治祭臺上一個無辜的犧牲品。

物質性和存在性的苦難，導致了福貴苦難的一生。

二、苦難人生中的溫情因素

（一）苦難中的親情

“說到福貴為何不死、為何活著，不得不提到與福貴生命密切相關的兩個女人。這兩個女人，一個是他慈善的母親，一個是他溫存的妻子家珍。”[5]﹙52﹚是啊，這兩個女人，不只支撐著福貴活著，而且還在福貴苦難人生中點綴著絲絲溫情。福貴的母親是一個富家夫人，但卻沒有一般富家夫人的尖酸刻薄和橫飛跋扈，反而是一個非常慈善和明白事理的女人。福貴曾經吃喝嫖賭，游手好閑，但他母親卻從來沒有大聲責罵過他，甚至在福貴敗光家產落魄回到家中時，他父親氣恨交加聲嘶力竭地喊道“孽子，我要剁了你，閹了你，剁爛了你這烏龜王八蛋。”，她也還護著福貴，說了一句“上梁不正下梁歪。”那時候的福貴身心疲憊，精神早已崩潰，心如死灰。是他母親，給了他活下去的親情和勇氣，并在他陷于物質性苦難時不斷勸導他“人只要活得高興，窮也不怕。”這句“人活得高興，窮也不怕”說得熱淚盈眶，一句極致平常的話凝聚著福貴母親深深的智慧和飽滿的情感。聽的是話，入的是情。將之溶于生命，足以化解苦難，超越苦難。在之后的四十年里，福貴就是用這話打實了活著的信念。

福貴的妻子家珍，是一個讀之也會為之深深感動的人。她在福貴最落魄、最困難的時候始終沒有嫌棄、沒有指責、沒有放棄他的人。她是福貴苦難的一生的一把明燈，始終照亮著他，溫暖著他。當福貴敗光家產回家時，在父親的一片怒罵中，身為福貴的妻子，本應也是氣恨交加的，但是她還安慰福貴說“只要你以后不賭就好了。”這是深深的理解和寬容，同時也是喚起福貴了冰冷的心，使得福貴在家庭變故之后還能重新做人。在往后的艱苦歲月里，每當福貴或是家庭遭遇不幸時家珍寬慰他好好活著—為自己，更為這個家活著。因此，福貴也始終堅信：即使生活是悲慘的，也要好好活下去，“家珍說得對，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也不在乎什么福分了。”家珍臨死之際，她還一遍一遍地對福貴說：“這輩子也快過完了，你對我這么好，我也滿足了，我為你生了一對兒女，也算報答你了，下輩子還要在一起過。”這段話字字含情，句句傳意。可以說家珍在痛苦和打擊中表現出來的堅忍和包容，對福貴忠貞不渝的愛情和始終不棄的親情，濃濃籠罩了福貴的一生。當然也可以說，正是在最困難的時候家珍對夫妻感情的珍惜、對孩子真切的關愛對整個家庭的責任感和默默無私的奉獻精神在影響著感化著福貴。

當然，除了這兩個女人使福貴慘淡的人生有了些許光芒之外，還有福貴懂事的女兒們—鳳霞和有慶、孝順的女婿和可愛的外孫。這也是福貴不管多苦也要堅忍的活著的溫情因素。在親人都相繼離世之后，與他相伴為依的老牛就成了那些親人的化身，通過呼喊親人的名字來回憶親人的溫馨，好像死亡從來未將他們一家人分開一樣。這也是一種溫情，有摯愛的親人可以回憶的溫情。

人不管多強大還是多渺小，家庭的溫情總是需要的！福貴還是幸運的，他曾經擁有一個好母親和好妻子，同時還有乖巧的兒女、孝順的女婿和可愛的外孫。

（二）苦難中的生存價值

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在于既尊重自己的生命，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的生命，是生命進程中的伴隨物，也是心理健康的一個條件。《活著》中的福貴就是正是懷著這種感恩的心態，懂得尊重生命，因此能在命運和生活的重壓下自我復蘇，學會在苦難中尋找生存的價值和意義。福貴在面對苦難時有自己的反抗方式，在面對苦難時學著感恩珍惜生命，讓生命在命運坎坷壓迫下灼灼生輝，生存的價值和意義也得以回歸和體現。

三、福貴面對苦難人生的生存哲學

（一）淡然心態超越存在苦難

我們知道《活著》的開篇是以“我”到鄉村去收集民間歌謠聽來的富貴的故事，這就說明“我”所寫的故事是聽來的。福貴經歷的苦難是經過自己之口敘述出來的，作者更像是一個忠實的記錄者。當福貴在敘述自己的苦難故事時，在作者聽來不像是在抱怨過去的苦難人生，而像是在溫馨的回憶。每回憶一次過去，仿佛他就可以一次一次的重度此生了。那么，是什么使福貴能夠做到如此境界呢？筆者認為是福貴特有的淡然心態。福貴在敘述過去存在的苦難時，完全像是在講述別人的故事，能夠做到如此淡定，非有淡然心態不可！或許有人認為福貴對于過去的苦難已經麻木了才會如此！其實不然！如果麻木，福貴能向“我”精彩的講述他的故事嗎？如果麻木，他在經歷一切苦難之后，還能夠和一頭僅存的老黃牛休閑地生活嗎？答案是否定的。福貴正是因為對過去存在的苦難以淡然心態去面對，才能在經歷一切苦難之后生活下來。

（二）以堅忍的姿態承擔不可抗拒的苦難

《活著》中降臨于主人公福貴身上的苦難都是不可抗拒的，如他為母親去請醫時莫名其妙被拉去當壯丁，母親卻因思念他而死、妻子很賢惠，卻在中年生病而死和唯一的兒子也在獻血時而死等等。但作者為緩解福貴這種苦難的人生找到了一條有效的途徑，那就是堅忍。這使得整部小說的敘述都因為這種寬闊的堅忍而呈現出一種沉郁、悲痛而又溫和的面目。福貴在生活中磨練出來的的無邊無際的堅忍包容著一切，以至于每一次苦難的降臨，福貴都能把它消融在堅忍之中。“《活著》講述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難，??還講述了眼淚的廣闊和豐富；講述了絕望的不存在；講述人是為活著本省而活著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活著。當然，《活著》也講述了我們中國人這幾十年是如何熬過來的。[6]（P147）”作者在文中用了一個“熬”字，鮮明的表現出他對中國人民生存的看法，就是堅忍，無休止的堅忍。堅忍的品質，造就了福貴面對苦難時的寬廣和牛皮糖似的堅韌的性格，使得他的內心擁有了一種超脫苦難的平靜。

四、福貴的苦難人生對我們的生命啟示

（一）“無為”的抗爭

《活著》中余華對福貴面對苦難的態度基本持肯定態度。福貴以一種不反抗，對生命的尊重—活下去，作為自己對苦難的“抗爭”。這種表面上的不作為容易讓人產生疑問和誤解，難道這也算堅強的生命形態？但對于福貴來說，紛至杳來的苦難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苦難”，而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命運。每當他懷著美好的生活憧憬時，努力為生活奮斗時，命運總會和他開個大大的玩笑，總會折斷他簡單理想的翅膀。他不知道下一個厄運會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等著他，他只能以一種不作為的方式作為對命運的抗爭。而恰是這種不抗爭就是對悲慘命運的最好的抗爭。如果福貴抗爭，也許他就會如俄狄浦斯王一樣最后落得自殘的局面。福貴沒有能力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只能以自己的方式面對無法預知而又隨時到來的命運。每次致命性的苦難足以摧毀他，但他都活了下來，以自己頑強的生命作為對命運最好的抗爭。

我們每個人都可能面臨著無法預知的苦難命運，我們或許應該學會像福貴一樣，學著以自己頑強的生命作為對命運的抗爭，即使苦難接二連三，也要以最簡單的想法—為活著而活著，以這種態度對待苦難！

（二）活在當下

福貴一生中有太多的苦難“光顧”于他，他幾乎都是與他至親的死亡相伴活著的。余華曾說，《活著》講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難，就像中國的一句成語：千鈞一發。讓一根頭發去去承受三萬斤的重壓，它沒有斷。[7]﹙P4﹚是啊，福貴瘦弱的身軀就像一個脆弱的頭發，在千鈞一發的時候卻堅韌地承受住親人相互離去的如三萬斤的重量，頭發沒有斷，福貴沒有倒下來！我們知道，在親人一個個意外的死亡之后，福貴也曾深深的痛苦和無助，但是，很快，他會振作起來，從悲傷中走出來，重新活在當下。最后，在垂暮之年，孤單的福貴只剩下一頭老黃牛相伴，但他還是可以在田間唱著歌謠把田耕得嘩嘩翻動，猶如水面上掀起的波浪。這一點就可以證明福貴是活在當下的人，之前的所有的苦和淚都隨風而去，福貴沒有抱怨、沒有放棄、更沒有逃脫，而是選擇活在現在，活在當下，這是很明智的做法，也成就了“不死”的福貴。

這就給我們一個很大的生命啟示：活在當下。人類沒有上天的庇護，每個人都隨時可能面臨著未知的苦難，我們也要像福貴一樣，不抱怨、不放棄、不逃脫，活在當下。活著，承受一切，擁抱一切，通過自己的力量消解苦難，成為活下去的強者！

（3）以樂觀的態度善待生命

余華在《活著》主人公福貴的出場安排是以歌聲引出的，“我聽到老人粗啞卻令人感動[8]﹙P5﹚他的出場讓人絲毫聯想不到他曾經經歷過那么多的嗓音，他唱起了舊日的歌謠。”苦難。“老人黝黑的臉在陽光里笑得十分生動，臉上的皺紋歡樂的游動著，里面鑲滿了泥土，[8]﹙P6﹚福貴牽著一頭老牛，就如布滿田間的小道。”在陽光正濃的樹蔭下向我們講述他的一生，在親人紛紛離去的孤寂中，福貴用詼諧的方式演繹著生命的韌性和力量。沒有悲傷，沒有痛苦，只有懷念。在爽朗的笑聲中，福貴流露出仁厚親切的高遠情懷，溢出一種昂揚樂觀的精神內核。在福貴粗啞卻令人感動的嗓音，唱著古老又快樂的歌謠中，我們看到了凡俗人生中的那種坦然和平和、樂觀與自足中蘊含著寧靜而深邃的力量。苦難的折磨和對死亡的恐懼被一種超越理性化的樂觀主義式的敘述態度化解了。從福貴身上，我們看到了中國這一古老民族的某一精神原型：于苦難的生命中抗爭不止，以樂觀的態度對生命執著不已！

《活著》有一種超越現實的社會力量，它并不局限于對某一具體的社會時代的批判，而是力圖達到對人類命運的理解。余華通過敘述福貴這個人物的苦難人生，并不是為了彰顯苦難，也不是為了批判苦難，而是借福貴這個受難者的形象所要表現的是人類承擔苦難的品質。如果人類命運是苦難，像《活著》所敘述的那樣，是一連串令人難以忍受的死亡的體驗，那么，我們要學著福貴那樣，用堅韌和樂觀的態度去面對和承擔苦難。苦難不是目的，承擔能力和樂觀通達的態度才是余華希望通過福貴這個人物所要傳達的全部內涵。的確，苦難無處不在，與生相偕，苦難好像已經成為人類難以擺脫的宿命，那么苦難來臨之后應該怎樣做？作為“弱者”個體，在面對強大的“外界”困擾時，又應該怎么應對？是抗拒，還是死亡？在歷史和自然面前，人們有太多的無奈和不能，死亡在這里顯得太過于容易。《活著》中的福貴一無所有，僅以生命來抗拒命運所“賜與”的一切，面對死亡，生命就是一種進攻，他始終站在那里，毫不退縮，這種抗拒不是死亡，相反而是“活著”！盡管人生有太多的名譽、財富等等，但如果撥開所有的迷霧直達生命的本質，為活著而活著，就是最尊重生命的態度！

[注釋] [1] 相福庭．承受生命之輕—余華《活著》解讀．名作欣賞，2002年第1期．15頁 [2] 張清華．文學的減法．南方文壇，2002年第4期．5頁

[3] 余華．活著（中文版自序）．見：余華．活著．第一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4] 黃海燕.余華論[J].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1996,﹙4﹚：92-99 [5] 王敏達．余華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 余華．我能否相信我自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 余華．活著（韓文版自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四頁 [8] 余華．活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參考文獻】

[1] 余華．活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 人大復印報刊資料：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3] 王敏達．余華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 余華研究資料[C].濟南：山東出版社，2006 299

第五篇：余華小說中的兒童形象

余華小說中的兒童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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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余華小說中普遍存在著一組具有獨特特征而又被人容易忽略的群體——兒童形象，他們既是暴力死亡的承受者，又是苦命孤獨的見證者，更是成人世界的映射者。這些大量的兒童形象，既表達了余華內心的童年印記，同時又借助兒童的目光和思維表達了自己對現實世界的直觀感受和真實體驗。

關鍵詞：余華；兒童形象；特征；童年記憶

余華，盛名于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中國當代作家，從其成名作《十八歲出門遠行》發表之后，就很受文藝評論界的關注，直到余華的近作《兄弟》面世之后，社會上又掀起了一輪新的研究熱潮。對余華的研究已有24個年頭，到目前為止，余華研究大體上從五個方面展開：1．在對余華創作觀的探討方面；2．在先鋒精神與創作轉型領域；3．在其作品的表現內容方面；4．在關于余華“怎么寫”的文本形式研究中；5．在關于本土和外來影響層面。[1]本文所探討的內容屬于第三個層面。但是，在眾多的關于余華小說表現內容的研究中，依然存在著一個被遮蔽的群體：兒童形象。在余華的小說世界里，兒童群體是“在場者”而非“缺席者”，因此，對這一群體形象的特征分析與作者創作這一群體形象的原因探究確實是很有必要的。

一、暴力死亡的承受者

余華早期的小說以冷靜的表現暴力和死亡著稱，并由此形成了其小說創作一個極為明顯的主題。兒童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正是他們被首先推到了暴力的舞臺上，以承受者的角色游走在暴力的陰影中。

余華是描寫暴力的天才，他冷酷客觀而又出神入化的白描著針對兒童的暴行。《古典愛情》中屠夫為了保持人肉的新鮮，對作為菜人的幼女采取了凌遲般的宰殺：“店主的利斧猛劈下去，聽得‘咔嚓’一聲，骨頭被砍斷了，一股血濺得店主一臉都是。幼女在‘咔嚓’聲里身子晃動了一下。然后她才扭回頭看個究竟，看到自己的手臂躺在樹樁上，一時目瞪口呆。半晌，才長嚎幾聲，身子便倒在了地上后哭喊不止，聲音十分刺耳。”[2] 《現實一種》里四歲的皮皮因為好奇而失手摔死了自己的堂弟，在得知自己的兒子是由皮皮摔死的，山峰馬上朝皮皮走去，殘酷的暴力便開始了：“接著他看到山峰把皮皮的頭按了下去，皮皮便趴在了地上……與此同時山峰飛起一腳踢進了皮皮的胯里。皮皮的身體騰空而起，隨即腦袋朝下撞在了水泥地上，發出一聲沉重的聲音。”

《黃昏里的男孩》盡管沒有把人物的命運定格為死亡，但我認為這是一篇將暴力承受者的形象刻畫到了極致的作品。衣衫骯臟的男孩深受饑餓折磨，在孫福的水果攤前苦苦乞求，然而得到的只是孫福粗暴的拒絕和呵斥。男孩趁孫福不注意偷走了一個蘋果，于是，一場由孫福主導的追捕和暴力懲罰就開始上演了：“追上來的孫福揮手打去，打掉了男孩手里的蘋果，還打在了男孩的臉上，男孩一個趔趄摔倒在地。……孫福一只手抓住他的衣領，另一只手去卡住他的脖子。……接著孫福兩只手一使勁，‘咔’地一聲扭斷了男孩右手的中指。”孫福對男孩的摧殘既有毆打、致殘的肉體暴力，更有示眾、自我羞辱的精神折磨。孫福對男孩實施殘酷的懲罰，是在道德的名義下進行的，他一再振振有詞的聲稱：“我這輩子最恨的就是小偷”，“我也是為他好”。“這樣，道德的維護者對男孩實施的不道德行為就既合情又合理了。更讓人震驚的是，小說中的旁觀者對這殘酷的一幕竟然無動于衷，他們都不知不覺的站到了孫福的立場上，至此，不道德的懲罰被合法化了。”[3]而黃昏里的那個男孩有可能會

成為下一個惡毒的孫福。

以為余華小說中兒童的死亡僅此而已是大錯特錯的，《河邊的錯誤》中發現人頭的男孩被瘋子用柴刀砍死；《在細雨中呼喊》里的孫光明被淹死；《難逃劫數》中打電話的男孩被打死；《死亡敘述》中兩個女孩被汽車軋死；《兄弟》中孫偉被紅袖章用理發推子絞斷頸部動脈而死……余華在作品中不厭其反的描寫兒童的受暴和死亡，把兒童置于最直接、最赤裸裸、最野蠻的行徑中。

二、苦命孤獨的見證者

余華小說中的苦命兒童形象也為數不少，在暴力陰影籠罩下生活的兒童是一類，還有一類則是命運對他們的不眷顧。

《蹦蹦跳跳的游戲》中，一對年輕的夫婦帶著他們的兒子——一個七八歲的小男孩到一家醫院去治病，沒寫小男孩得了什么病，病了多長時間，病情如何，只寫了他們在醫院門外的三個鏡頭。第一個鏡頭，他們第一次送孩子來醫院，醫院沒有空出來的床位，他們就回家了。第二個鏡頭，第二天他們第二次來醫院，孩子終于住了進去。第三個鏡頭，大約過了一個星期，這對夫婦走出醫院，孩子死了，他們安靜的走了。

這個孩子無名無姓，在病魔的手中他沒有一絲的反抗，只能順從，幼小的生命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消失了，他可能還沒有體會到這個世界的美好，沒有體會到童年的快樂，他的父母或者就是他短暫生命的慰藉，蹦蹦跳跳的游戲亦或是他最開心的事情。如此巨大的痛苦悲傷，卻寫得這般不動聲色；不寫痛苦悲傷，卻能夠感受到痛苦悲傷的聲音，這只有寫過《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的余華才能寫得出來。

《活著》中的有慶也沒有幸免于苦命的玩弄。他每天一大早起來，給他心愛的羊割草,喂食,然后跑步去上學。中午再回來,給羊喂食,再跑步上學。為了不把鞋子跑壞,他習慣了把鞋子拿著跑,到了目的地再穿上，甚至在下大雪的時候也是如此。他很喜愛他的羊,在公社把羊充公以后,仍然每天去看他它們,他只是想抱抱它們。這樣可愛的孩子,最后也死了.他沒過過一天好日子,時常挨餓受凍。肚子餓了，就去喝涼水。這個孩子的血型和縣長夫人的一樣，不幸就這樣發生了，縣長夫人活了,可有慶卻被抽血抽死了。他躺在醫院那個小房間冰冷的床上,他在等著他的父親把他帶走,接他回家.這樣一個孩子,他只想他的羊吃得飽飽的,然后跑步去上學,有時候會有一分錢一顆的糖吃。可惜,他就這樣在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

鳳霞——有慶的姐姐,在很小的時候她還是會說話的，但在富貴被拉去當兵之后她生了場大病，就不能再說話了，成了一個啞巴，從此她的人生軌跡就徹底發生了轉變。渴望愛情和婚姻的鳳霞只經歷了短暫的幸福，后因生孩子難產死在醫院里。鳳霞的孩子苦根，從名字上就已經定位了他的身世和往后的命運。自打苦根一出生就失去了自己的母親，成了一個徹徹底底的孤兒，誰料想最后的結果更殘忍，苦根竟然被撐死了。《活著》中把苦命兒童的人生推向了極端。

《兄弟》里的宋鋼，怎么看都像一個苦命受難的形象。在母親去上海治病、父親被批斗關押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弟弟李光頭相依為命。父親被造反派毒打致死安葬鄉下老家后，母親把他留下來照顧風燭殘年的老地主爺爺，一呆就是十年。在那個視地主為階級敵人并時時刻刻對其進行專政的年代，一個未成年的孩子要去照顧一個沒有任何經濟來源且生命快要走到盡頭的老人，談何容易？這十年他和爺爺是怎么過來的，其中的苦難辛酸，局外人恐怕是難以想象的。

這些兒童形象不僅是苦命的，同時也是孤獨的。《在細雨中呼喊》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在小說中，膽小怯弱、敏感豐富的“我”整個從六歲到十八歲的成長過程中，充滿了無盡的孤獨，“我”經常來到池塘邊獨自派遣孤獨，在村人眼中，“我也越來越像一個怪物”。[4]這種對孤獨的深刻感受真切地寫出了一個孩子的內在體驗。“我”的哥哥孫光平在愛情失敗后，在被城里孩子出賣和拋棄后，感受到的孤獨更是接近絕望。而魯魯、蘇宇他們也處在無盡的

孤獨中。孤獨意識深深困擾著這些年幼的孩子。

三、成人世界的映射者

兒童本應該是天真無邪的，他們正處于人生的萌芽期，生命的花朵剛剛開始綻放，兒童的雙眼本未經世事的熏染，稚嫩、純真、美好是他們的代名詞，但在余華的作品中卻出乎人們的預料。

如果說成人對兒童的殘害依然屬于成人世界的罪惡，那么孩子對孩子的和成人的傷害則不能不讓人感到震驚。余華小說中的兒童形象不僅是暴力和罪惡的承受者，還是制造者和執行者。

《現實一種》中的皮皮抽打和卡扼自己的堂弟，并最終將堂弟摔死：“這哭聲使他感到莫名的喜悅，他朝堂弟驚喜地看了一會，隨后對準堂弟的臉打去一個耳光。……他就這樣不斷的去卡堂弟的喉管又不斷的松開，他一次次地享受著那爆破似的哭聲。……”他在堂弟的痛苦和那流淌的鮮血中獲得的是無比的快感。皮皮或許長大后就是另外一個山崗或山峰。

《死亡敘述》中有這樣一個情節：“那個十來歲的男孩從里面竄出來，他手里高舉著一把亮閃閃地鐮刀。他撲過來時鐮刀也揮了下來，鐮刀砍進了我的腹部。……”正是這個十來歲的男孩“在我被別人推了一下后，又用鐮刀給了我致命的一擊，他狂熱的加入了對我襲擊的隊伍中，用他的鐮刀伴隨著那個女人的鋤頭和大漢的鐵器共同完成了對我的‘懲罰’”。

《細雨中呼喊》中，相對于孫光林略帶壓抑的性萌發和成長過程，蘇杭則以一種大膽激進的方式來完成這一成長過程，他毫無顧忌地談論異性，追求女生，傳看女性生理圖片，甚至于非禮老婦人。相比之下，蘇宇的成長過程則充滿了更多的現實悲劇，他既沒有像孫光林那樣將忍耐、壓制和溫和的探索進行到底，吔沒有像蘇杭那樣自始就走上自我放縱的道路，他在科學探索而不得的時候，以一種嚴重違反社會道德、法律法規的方式爆發。余華將不同類型的被性意識籠罩下的兒童的生理和心理都做了細致入微的描寫，他們或者無法抵御“性”的誘惑，或者無法抗拒青春期“性”的猛醒和泛濫。為了情欲，他們或者背叛自己的家庭、基本的倫理規范，或者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兄弟》里的李光頭，他的人性質量在七八歲時便初見端倪，到十四歲那年的“偷窺事件”發生時基本定型。八歲時，李光頭性欲勃發，偷看了父母交歡后在長板凳上磨擦下身，后來還在木頭電線桿上磨擦，并且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磨擦，他覺得很舒服，磨擦得紅光滿面。后來別人告訴他這是“性欲”。再后來他每逢磨擦，就呼喊著“我的性欲來了”。后來他到了十四歲，便膽大地將眼睛瞄準了白的胖的瘦的小的大的不大不小不胖不瘦的女人屁股。小說中通過一個兒童在欲望的驅使下發生的偷窺行為，誘發了劉鎮男人們集體性的變相偷窺，以一種荒誕的充滿幽默的敘述，寫出了那個禁欲與反人性的時代人們的性壓抑，以及用人性扭曲的形式有限度地宣泄被壓抑的欲望。

余華在此一反在他的其它小說中將兒童置于成人暴力和罪惡的犧牲品之下的書寫形式，將兒童推置暴力者和實踐者這一驚心動魄的角色之上，而孩子的暴力行為和性意識不能不讓人將其根源歸因于人的本性。余華一方面借助孩子的眼睛完成了對成人世界的獨特發現和結構，另一方面又將探索的筆伸向孩子本身，將人們通常意識中的純潔無比的孩子形象進行了徹底的顛覆。余華正是借用兒童的視角來表現他的令人震撼的現實卻不讓人懷疑它的真實性，兒童眼中的世界給人以無法抗拒的真實感。正是在兒童視角之下，余華鮮明地展現出現實世界的混亂、罪惡與齷齪不堪，余華自己的情感表達和價值判斷也自然得以凸顯。

余華為何這么偏愛兒童形象？

這一切皆出自作者童年的記憶。童年記憶對作家的創作有重要作用。童年，是一個人認識社會、認識自然的初始階段，對于一個作家而言，童年記憶會在他的創作中留下深刻的印跡。正如余華自己所說：“一個作家的童年其實就是決定了他今后寫作的方向，我小時候的感受就是這樣。”[5] “我的寫作全部是為了過去。確切來說，寫作是過去生活的一種記憶

和體驗。世界在我的心目中形成最初的圖像，這個圖像是在童年的時候形成的，到成年以后不斷重新地去組合，如同軟件升級一樣，這個圖像不斷變得豐富，更加直接可以使用。”[6] 那么，余華童年時期的感受是什么呢？余華父母都是醫生，這一特殊的身份使他們忙于自己的工作，常常忙的連飯都吃不上，更沒有時間照顧孩子，對孩子的管束少之又少，但是生性膽怯的余華在童年時期并沒有過得自在和狂野，更多的時候是父母將他們兄弟倆關在上鎖的閣樓里，很少得到父母的關愛。在余華讀小學四年級的時候，他們家搬到了醫院里住，并且家的對面就是太平間，所以余華說：“應該說我小時候不怕看到死人，對太平間也沒有絲毫的恐懼。”“我喜歡酒精和福爾馬林的氣味，我對手術室里提出來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東西已經習以為常了。”由此可以看出這些經歷導致了他童年時期溫情的缺失，而多了對孤獨、恐懼的體驗，同時也造就了余華在寫作中特有的沉著與冷靜。從而可以看出余華為什么總在小說中表現鮮血和死亡的原因了，童年特殊的經歷和記憶，使余華習慣了鮮血和死亡，甚至于迷戀。

所以，余華童年的特殊經歷，使得他過早地接觸到了暴力、鮮血和死亡，這些經歷伴隨著他的成長慢慢進入了潛意識里，當后天寫作時，這些東西就會不自覺地蹦出來，影響他的創作。

參考文獻： 【1】張崇員,吳淑芳.20年來余華研究綜述[J].徐州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9月,第33卷第5期.【2】余華.古典愛情[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第256頁.【3】王達敏.余華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余華.余華作品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第369頁.【5】余華.我的文學道路[J]當代作家評論,2002，（4）第14頁.【6】張英.文學的力量[M]民族出版社,2001版，第6頁.Images of Children in Yu Hua's Novel

Li Guang-lei

Abstract: In the Yu Hua's novel has a group to have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ommunity--child image which easy to be neglected by the human generally, they are not only the violence death heirs, is also the cruel fate lonely witness, is the adult world mapping.These massive child image, both expressed the Yuhua innermost feelings childhood mark, simultaneously and drew support from child's vision and the thought expressed itself to the real world direct-viewing feeling and the real experience.Key words:Yu Hua;The image of the child;Characteristic;Childhood mem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