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余華研究綜述

余華小說語言研究綜述

摘要：余華是一位成就突出的中國當代先鋒作家，自 1984 年處女作《十八歲出門遠行》發表后，其一系列實驗性極強的作品一直倍受評論界和文藝界關注。受到西方哲學“語言轉向”的深刻影響，余華的語言簡潔明快、新銳詭異，通過語言的尖新求變闡釋自己對世界的深刻理解。余華小說語言的研究，受到了關注。關鍵詞：余華；小說；語言；研究；綜述；

語言學與文學有密不可分的關系。語言是小說及其他文學樣式的載體，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和風格正是通過語言表達和體現出來的。風格成熟的作家在作品詞匯、句法、修辭等方面都會表現出自己的特點。余華是一位成就突出的中國當代先鋒作家，其作品一直是學術界和評論界討論的熱點。自 1984 年評論家肖復興發表的第一篇余華研究論文《一月清新的風》開始，關于余華其人其作品的研究從未間斷。早期主要是針對單篇作品的研究論文，進入上世紀 90 年代以來出現了大量對余華作品多角度多方位解讀的論著。綜觀 20 余年的余華研究歷程，評論界對余華文學創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從五個方面展開：小說的主題思想及成因；創作母題及演化；創作風格的前后轉變；獨特的敘事藝術，以及比較研究等等。這其中對于余華小說語言的探索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可以概括為三個主要方面加以簡單的評述，系統地勾勒出余華小說語言研究的運行軌跡。

一、純文學角度談語言特色

余華作為先鋒作家中的佼佼者，他表現出對文學的語言和文本的巨大熱情。他作品中關于暴力、死亡、苦難和欲望的主題，對人物的刻畫等都因其語言的獨特運用而引起文壇的關注。評論界也紛紛從文本分析的文學角度談語言特色。研究余華的著名學者李平教授說：“在小說的語言上，語言的‘詩話意味’沒有了，少了些文人氣，而多了些民間文學的喜劇風格。”鄧大琥的《余華小說的語言特色》中，用“簡潔又動感十足的語言”、“詩興的比喻”來強調作品語言的“真實性”；正如馬知遙在《論余華小說創作的先鋒性》(2007)中說：“讓語言決定思維的形成。”這類評論的目的在于通過對小說事件語言、人物語言的歸類分析，來強化作者的創作風格和作品的主題思想。在比較文學領域，也涉及到了余華小說語言的比較研究。“評論家都認為小說的語言多借鑒了國外先鋒語言”；“十分重視比喻、擬人等修辭手段的運用，主觀性描述新奇而時髦，句子結構復雜而冗長”①“‘許多年以前’，‘許多年以后’，《百年孤獨》中的這種句式得到了充分的實現，打破了故事的自然進程，使故事隨意跳出原有的封閉圓圈任意確定新的起點，巧妙地進入了敘述的進程之中。”②黎晨的《黑色幽默對中國當代作家的影響研究》中也以余華為例，對余華小說的語言特色作了簡要的藝術性分析。

二、敘述學、文藝學角度談語言運用：

在關于余華“怎么寫”的文本形式研究中，對其作品的敘述語言、文類顛覆、重復敘事等層面的研究經久不衰，而且呈現出“細化”傾向。根據研究側重點的不同，可以把對其文本形式的研究分為1990 年前后、20世紀 90年代中后期和21世紀初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1990年前后，這個時期的文本形式研究多談及余華作品的敘述語言與常規小說的不同之處。如張衛中于 1990 年發表的《余華小說解讀》（當代作家評論）和王彬彬于有 1991 年發表的《余華的瘋言瘋語》（當代作家評論）。在研究者早期的印象中，余華小說對被敘時與敘事時間進行割裂，其文本序列“成了一種令人心醉神迷的詞語施虐”，“像一堆白日夢囈，或者像一個精神病人的瘋言瘋語”。③這些屬于印象式的評論，探索出余華小說的語言由于陌生化效果、由于能指的泛化和感覺的幻化而具“仿夢小說”的特征，而這種敘述語言是為其顛覆日常傳統經驗服務的。這時期對余華敘述語言的研究中，全新闡述了一種新的敘述語言和敘述方式。但研究者認為，這種敘述語言的變革是余華為突破日常經驗和話語規范的束縛而采取的敘事策略。因此，在這一時期敘述語言的研究中，語言始終作為一種載體。第二個時期是 20 世紀 90 年代中后期，這個時期評論界多探討其長篇小說的敘事藝術，在敘事研究中側重了對文本語言和話語方式的解析。如謝有順的《絕望審判與家園中心的冥想——再論<呼喊與細雨>中的生存進向》（當代作家評論，1993（2）），在對《在細雨中呼喊》的研究中，認為該小說的顯著變化是“大量啟用了心靈語言”；吳義勤在《切碎了的生命故事——余華長篇小說〈呼喊與細雨〉試評》（小說評論，1994（1））中分析了小說的語言意象、預言式敘述和分析式敘述兩種典型的話語方式。余弦在對《許三觀賣血記》的論述中雖談及語言的重復修辭手法，但更著重的是對敘事重復和主題重復的研究，從而引起了研究者對作品敘事技巧和方式的關注。

第三個時期是 21 世紀初，這個時期對余華作品敘事研究從更小更細的方面介入。如石慧的《論余華小說的敘事特點》、羅綺衛的《淺論余華小說敘事視角的變化》及張衛中的《余華小說的時間藝術》都從細微角度進行研究，其中涉及對敘事語言的簡要概括。同時期，高校對余華及其文本語言的研究也一度成為熱點。據中國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檢索結果，自 2001 年——2005 年，全國高校以余華及其代表作為研究主體的碩博論文共計 18 篇，其中論及作品語言的共4篇。

三、語言學角度談語言

余華作為先鋒派作家的代表，視文本和語言為文學的生命。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他對小說語言進行了充分的探索和實驗。這種在文學中將語言視為獨立的自足的表現，近五年來引起了語言學界的足夠重視。學術界充分運用語言本體論、符號學等理論探究余華語言詞語、句式、修辭等。如在《余華〈許三觀賣血記〉語言的本初性特征》（2003）中，何瀅運用具有本初性特征的內部語言解釋了它在《許三觀賣血記》中的運用；在《〈許三觀賣血記〉的語篇銜接與語言風格》（2005）中，董育寧對話題連續、概括詞替代、同語復現和排比用語言學理論進行了分析。

根據20余年來學術界與評論界對余華及其文本語言研究的有效梳理，可總結出以下幾個問題：

1．研究角度：從文學角度、敘述學角度、美學角度探討小說語言，僅僅是停留在藝術分析的層面上。無論是從先鋒文學的特征出發，還是從敘述學的角度進行分析，都把語言看作一種研究載體，為主題思想的闡述、為揭示文學作品的審美特征提供論點支持。

2．研究材料：對余華作品語言層面的觀照和專門研究并不多。從語言學角度研究的論著，多是對余華單個作品的語言形式給予關注，對具體文本的研究還不夠細致，目前也沒有出現綜合余華全部作品語言為研究材料的文章。3．研究方法和結果：近幾年來雖有學者從修辭學、符號學角度對余華作品語言進行了研究，但卻沒能從語言本體論的角度和高度進行研究。在對余華作品的敘事研究取得豐富成果的同時，在文本的修辭研究方面，盡管有研究者在論文中偶有提及，如余弦的《重復的詩學——評〈許三觀賣血記〉》，然而能從這方面有所徹底突破的論文仍然不多。結語：

余華作為80年代異軍突起的先鋒派代表作家之一，自覺受到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理論、語言本體論的深刻影響，在創作中關注語言自身，使他的小說語言呈現出與傳統文學語言迥然不同的尖新詭異的風貌，他看重語言的彈性、可變性和潛隱性，努力突破語言的常規形態：如句式的錯位與變形、詞組特殊的搭配與組合、標點的省略或繁復等。因此，運用語言學理論深入分析余華小說的語言，對小說文本進行語言角度的解析有助于對小說的整體把握。參考文獻：

①何瀅.余華:短暫而安詳地敘述[J].湖南工程學院學報,2002,(2).②劉保昌,楊正喜.先鋒的轉向與轉向的先鋒——論余華小說兼及先鋒小說的文化先鋒[J].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4).③張崇員.20 年來余華研究綜述[J].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5).

第二篇：余華小說創作研究述評

余華小說創作研究述評

[日期：2010-08-02] 來源：天府新論2003年第3期(總11

1期)作者：黃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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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余華是一個筆耕不輟,風格多變的當代小說家。綜觀90年代以來對余華小說的研究,無論是創作思想、主題內涵、敘事風格還是小說其他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特別是2000年以來又有了新的進展和突破。

[關鍵詞]余華;先鋒;承繼與轉變;比較研究

余華是我國80年代成長起來的作家。余華的小說創作迄今為止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 1987年~1990年,完成了《十八歲出門遠行》、《四月三日事件》、《現實一種》、《世事如煙》等中短篇小說的創作;第二階段: 1991年~1999年,完成了《在細雨中呼喊》等三部長篇小說,以及《我沒有自己的名字》、《黃昏里的男孩》等短篇小說。近年來余華的作品被譯成英、法、德、意、西、荷、日、韓八種外文傳播海外,代表作《活著》在臺灣、香港、意大利獲獎。

作為一名小說家,余華具有格外強烈的自我挑戰和超越意識。無論是在個人的創作思想上還是在作品主題內涵或文體結構上,都有著明顯的變化和發展,使得他在當代作家中脫穎而出,也使其研究呈現出評論者態度褒貶不一,研究視角多元化以及后來居上、蓬勃發展的態勢。

(一)早在1991年,莫言發表了有關余華的評論文章《清醒的說夢者———關于余華及其小說的雜感》。站在同時代作家的立場上,莫言以深入淺出的筆法談了他對余華以《十八歲出門遠行》為代表的小說的理解,肯定了余華用哲學上的突破來設計自己的創作方向的做法。這篇作家筆下的作家評論還是切中肯綮的。〔1〕但是真正學術性評論文章是在1996年之后才大量出現的。余華在第一階段創作的小說,評論者都將其納入先鋒小說的范疇。對這一階段小說的評價,評論者多從余華小說的內容題材、主題內涵、敘事模式、語言特色等方面分析了余華小說的先鋒特點。

評論者都認為暴力是余華小說的一個重要題材。分析暴力之所以會成為余華先鋒小說反復涉及的一個主題,多數評論者都從余華的童年的記憶中尋找答案。另外也有評論者指出是緣于作家和現實的緊張的關系。實際上,暴力成為余華小說中一個反復涉及的主題,除了和作家本人的早年記憶相關外,也與80年代特殊的社會文化狀況有著密切的關系。原有社會結構的裂變,思想文化傳統的破棄和再造,話語權力結構的重組這些都構成了余華小說中蜂擁而出的暴力敘述的一個不可忽視的背景。這一背景被評論者所忽略了,使得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失之片面,缺乏深度。倪偉在《鮮血梅花:余華小說中的暴力敘述》一文中提到了這一點,遺憾的是,也沒有展開論述。對于余華作品的主題內涵,評論者的意見比較一致,認為包括對人的質疑,對歷史的拷問,對認識經驗的反叛等。但是就主題的價值而言,卻是存在分歧。有的評論者肯定余華作品的先鋒價值,陳琳認為,“余華對常規經驗的反撥使舊有價值搖搖欲墜,他穿透了禁錮人們感覺的現實之厚壁,讓世界的本真無蔽的顯現出來。”〔2〕劉曾文則在文中持否定態度,他認為余華是偏激而無奈的,“他回避對終極關懷和人道信念的永久承諾,從而遁入暴力的迷狂和感覺的放縱??迷失了反叛的方向。”〔3〕我們注意到,這些評論對余華先鋒小說主題價值的判斷都停留在文本本身和哲學層面上,沒有結合作者的時代背景以及中西方的生存環境與文化背景的差異進行分析,因而缺乏歷史的厚度和思想的深性。

對于余華的《現實一種》等先鋒小說的敘事結構,可以用郅庭閣文中的一個標題:“形式枷鎖中的迷失”〔4〕。多數評論者都認為余華小說的先鋒性最主要的是體現在小說的敘事模式上。首先,評論者都認為余華的敘事態度是冷漠的。沈夢瀛從自然主義寫作方法的角度出發,認為:“像拔牙一樣把事物中包涵的確定性意義全部拔除了”,“正是零度情感寫作的形象化表達”,“也是自然主義真實客觀追求之下的必然取向”。〔5〕其次,對于余華先鋒小說中的敘事時間,評論者認為采用了時間的分裂、重復、錯位的方式,即把物理時間轉化為心理時間。從表面上看,事件時間倒錯連接,實質上用時間的名義把敘述空間化。〔6〕再次,評論家都認為小說的語言多借鑒了國外先鋒語言,“十分重視比喻、擬人等修辭手法的運用,主觀性描述新奇而時髦,句子結構復雜而冗長”〔7〕,“許多年以前”、“許多年以后”,《百年孤獨》中的這種語式得到了充分的實現,打破了故事的自然進程,使故事隨意跳出原有的封閉圓圈任意確定新的起點,巧妙地進入了敘述的進程之中。〔8〕

對于余華小說中的人物形象的分析,何瀅、尹國均等人都提出余華小說中人物符號化的問題。他們將余華筆下的人物與傳統小說中的人物相比,認為余華筆下的人物被特別的符號方式所虛化,不是他不重視人物,而是不屑于刻畫物質意義上的人。在暴力的舞臺上,強調的是人的強烈欲望,展示了先鋒小說形而上的性質。〔9〕對于余華先鋒小說的總體價值的評價。一方面,相對于中國傳統文學和現實的主流,部分評論者肯定了其寫作觀念的變革和手法的創新。認為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國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危機,對批判社會現實、反省人類和民族自身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評論者也普遍認為在西方新潮理論的誘惑下,作者忘記了中國的文化語境與現實變革的要求,在探索試驗中,過分迷戀形式和語言技巧,作品的清晰度和理解性受到了挫傷,詩性的失落和讀者的叛逃在所難免,也就導致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的垂亡。總的來說,對于余華先鋒小說的評論,評論者從先鋒文學的特征出發,多是從敘述學的角度來進行文本分析,分析細致,論證較為充分。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例如對于作品風格產生的原因和淵源都只是從西方思潮的影響和作家個人經歷方面著手,泛泛而談,缺乏深度。從宏觀上看,評論者沒有把余華這一時期的小說放到文學史中去考察,缺乏系統的審視:微觀上看,評論視角單一,思路不夠開闊。

(二)余華先后于1991、1992、1995年發表了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評論者多認為《在細雨中呼喊》是余華小說轉型的開始。而在全國百余名評論家推薦的20世紀90年代最有影響力作品中,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名列第四,《活著》排名第八。2000年以來,各種針對具體文本的分析或是各種專題研究的評論文章紛至沓來。從表面上看,這幾部長篇小說無論是主題還是敘事風格都與余華以往的作品風格大相徑庭,評論者或是抓住其中一篇做個案分析,或是將這三者連貫起來從不同的角度對于包涵其中的發展演變過程予以了解讀。

余華小說主題的承繼與轉變是評論者關注的焦點之一。齊紅認為余華前期的小說是“直面苦難”。當這種姿態保持到一定程度時,“主題發生了變化,即由咀嚼苦難并沉浸于其中走向了對苦難的超越與升華”〔10〕。夏中義教授也寫下了4萬字的評論,“從《呼喊》是‘苦難中的溫情’到《活著》推崇‘溫情地受難’”,系統地追溯了余華小說的母題的生成及其變異。〔11〕郅庭閣認為,余華通過平凡的故事對愛的真諦、力量和意義做了重新建構。〔12〕評論者都把溫情和苦難視為余華小說中貫穿始終的主題。這同時也帶來了對余華第一階段先鋒小說暴力主題的重新認識。夏中義寫到,即使是“《十八歲出門遠行》也是預示余華母題的全程生成的始原胚胎”:暴力是現實苦難的表現方式之一,在余華早期的先鋒小說里蘊藏著對苦難中溫情的渴望,渴望之不得,始變冷漠。這也預示著一些評論者研究的轉向,即從一般的的現象研究轉為更加系統地梳理和概述,從由外而內的聚焦式的思維轉為由內而外的發散性思維,立論的視角始終兼顧到作家本人的整個創作軌跡。

隨著“民間”一詞在評論界的流行,評論者也嘗試著從民間立場來看余華小說的轉型。陳思和認為余華從80年代的“先鋒”寫作,轉向了新的敘事空間———民間的立場。并且批駁了一些人的否定觀點,認為并沒有減弱知識分子批判立場的深刻性,只是表達更含蓄了。〔13〕鄭國慶、葛麗婭等人都肯定了余華對民間話語的關注,認為作家采取尊重的平等對話而不是霸權態度,使作品充滿了民間意味,意味著一種民間樸素的人生觀開始進駐到寫作者對主體的思考中。〔14〕何瀅、趙思運從短篇小說與長篇小說創作比較的角度來分析了余華轉型后作品的結構特點。具體地說,何瀅認為他是“從弱化故事的社會和自然背景、減少人物形象塑造要素、簡化人物關系、套用最典型的情節結構模式以及運用淺顯通俗的語言等等方面為小說做減法的”,“用短篇小說濃縮的手法進行長篇的創作。趙思運以《許三觀賣血記》為例,認為余華“以少勝多,人物單一,情節單一,結構單一,純然短篇寫法,顯示了他變構小說體裁的努力。”〔15〕結合近期余華發表的隨筆集《高潮》,李自強、劉惠珍進一步闡釋了余華文本敘述的單純是從音樂中受到啟發,嘗試著把重復運用到敘述中去。他用得最多也最出色的還要數那些描述性重復以及作家在具體的描述中運用相同詞語和句子的重復,尤其是故事的細節和人物的對話中的詞語和句子的重復。這也與民間話語的特點不謀而合。〔16〕還有評論者獨辟蹊徑。林華瑜就把余華小說里的女性形象作為一個研究對象進行解讀,指出她們分別作為暴力的犧牲品、苦難的承擔者以及人性惡質的一種顯現在余華作品中的特殊意義,并進而分析了余華的女性觀。〔17〕從研究視角上給后來者以啟發。

以往評論家習慣著眼于余華對傳統文學觀和創作手法等的顛覆來進行評論。近年來,隨著對余華小說轉型研究的深入,一些評論者重新從余華的小說中發掘出與傳統文化的聯系,可謂柳暗花明。如趙尕在《余華小說與傳統文化的聯系》一文中認為,從題材上看,余華演繹了早在兩千多年前古代思想家荀子就提出的“性惡論”;從文體上看,余華的《鮮血梅花》、《古典愛情》等都是從公案偵探小說、才子佳人小說、武俠小說這些中國傳統文學中有悠久歷史的通俗文類變幻而來;敘事上也有化用傳統白話小說客觀冷靜、平鋪直敘的態度,質樸無華的語言和樸素的白描手法。〔18〕還有胡河清談到余華的作品中體現出中國術數文化。〔19〕

比較研究是近年來研究者比較熱衷的一個領域,這個領域包括不同國別的作家作品的比較,而且還包括同一國家不同時期或同一時期在創作風格、創作主題以及思想傾向有相似之處的作家的比較。比較研究可以把一個作家放在文學史的坐標系中,準確地確定其位置,更準確地認識其創作的意義、價值,以便更好地評價其創作,同時拓展研究的范圍。因此,適當地對作家進行比較是有必要的。

就余華而言,對于前一類型的比較,相關評論很多。吳惠敏從小說敘事藝術的角度,將余華與契訶夫進行了比較。〔20〕余華所受川端康成的影響,散見于諸多作家的文論中。俞利軍《憂郁朦朧之美———余華與川端康成比較研究》一文,從兩者的經歷、性格、審美追求等方面著手,做了全方位的比較研究,成為集大成者。〔21〕類似的還有余華與海明威、與福克納的比較,等等。有的評論者從人道主義及五四新文學啟蒙傳承的角度將余華與魯迅做了比較。耿傳明認為,雖然身處不同的時代,由于受中國泛道德化的文化現實的影響,“與魯迅一樣,余華的結構也首無表現為對道德常理的一般性領域的解構。兩人之間的區別在于魯迅是以人的道德觀解構非人的道德觀,而不是解構道德本身。而余華所要解構的則是道德自身的結構。”〔22〕葉立文也認為“余華的小說在顛覆歷史理性的時候,還繼承了‘五四’啟蒙文學的許多核心意象”〔23〕。余華《一九八六》中的看客場景與魯迅的《藥》有異曲同工之妙。姜波從死亡命題出發,把余華與同時代作家畢淑敏進行了比較。〔24〕實際上,余華零度情感的寫作與同時期的新寫實小說家也是異中有同,同中有異,放在當時文學思潮的背景下,應該會有新的發現。但筆者尚未發現相關的評論。

(四)隨著時間的推移,余華小說在新近出版的一些文學史書中有了一席之地。字時行間不見了昔日偏激的言辭,多了份寬容和理性。反映出受眾和小說家在共同成長,并形成互動之勢。我們也欣喜地發現對余華小說創作的研究從早期零散的、隨筆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體化、系統化的理論研究,研究思維、視野從閉鎖走向了開放,研究格局也從單一化走向了動態化、立體化。但是,我們也注意到一些認識還有待澄清。比如對于余華自創作長篇小說以來的變化,評論者多將其看作是余華前期先鋒小說的轉型,歸結為向現實主義的回歸。令人困惑的是,《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等作品真的是現實主義的小說嗎,現實主義小說必備的典型人物是誰。如果一定要找出一個典型來,恐怕只能說是一個典型的生存狀態。再加上前文所述的那些敘事特點,更是以往所謂的現實主義作家所沒有的。筆者認為,隨著外界和內在因素的變化,作家創作實踐也呈現出豐富多樣性。余華作為一個作家,整個創作過程就是一個為表達服務的過程,表現為先鋒和傳統的現實主義因素在相應作品中的消長。所以筆者認為關于余華的小說形式和內容之間的關系還缺乏研究,關于《活著》等作品的歸屬還值得商榷。我們期待著余華小說研究有新的突破。

參考文獻: 〔1〕莫言·清醒的說夢者———關于余華及其小說的雜感〔J〕·當代作家評論, 1991·(2)·

〔2〕陳琳·反叛與回歸———余華小說讀解〔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 1999·(2)·

〔3〕劉曾文·終極的孤寂〔J〕·文藝理論研究, 1997·(1)·

〔4〕郅庭閣·從混沌到澄明———余華小說的一種解讀〔J〕·文學評論, 1998·(2)·

〔5〕沈夢瀛·余華的冷酷:抉發人類本性———論余華小說的自然主義傾向〔J〕·武漢交通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

學版), 1999·(2)·

〔6〕參見尹國均·先鋒試驗〔M〕·東方出版社, 1998·61-74·

〔7〕何瀅·余華:短暫而安詳地敘述〔J〕·湖南工程學院學報, 2002·(2)· 〔8〕參見劉保昌,楊正喜·先鋒的轉向與轉向的先鋒———論余華小說兼及先鋒小說的文化先鋒〔J〕·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9,(4)·

〔9〕參見〔6〕〔7〕·

〔10〕齊紅·苦難的超越與升華———論余華小說中的“苦難”主題〔J〕· 〔11〕夏中義,富華·苦難中的溫情與溫情地受難———論余華小說的母題演化〔J〕·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2001,(9)·

〔12〕參見〔4〕·

〔13〕陳思和,張新穎,王光東·余華:由“先鋒”寫作轉向民間之后〔J〕·文藝爭鳴, 2000,(1)·

〔14〕參見鄭國慶·主體的泯滅與重生———余化論〔J〕·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 2001·(2);葛麗婭,任梓輝·試論《活著》在余華創作中的意義〔J〕·河南商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2000,(7)·

〔15〕趙思運·以短篇手法寫長篇的成功嘗試———讀余華許三觀賣血記〔J〕·小說評論, 2000,(4)· 〔16〕參見李自強·苦難的循環與重復———余華小說結構初探〔J〕·內蒙古教育學院學報, 2000·(3);劉惠珍·告別“虛偽的形式”———論余華90年代轉型后的作品〔J〕·廊坊師范學院學報, 2002,(3)·

〔17〕參見林華瑜·暗夜里的蹈冰者———余華小說的女性形象解讀〔J〕·中國文學研究, 2001,(4)·

〔18〕趙尕·余華小說與傳統文化的聯系〔J〕·常德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1,(2)·

〔19〕參見胡河清·論格非、蘇童、余華與術數文化〔A〕·靈地的緬想〔M〕·上海:學林出版社, 1994·

〔20〕參見吳惠敏·小說敘事:余華與契訶夫之比較〔J〕·文藝研究2002,(3)·

〔21〕參見俞利軍·憂郁朦朧之美———余華與川端康成比較研究〔J〕·外交學院學報, 2000,(4)·

〔22〕耿傳明·試論余華小說中的后人道主義傾向及其對魯迅啟蒙話語的解構·

〔23〕參見葉立文·顛覆歷史理性———余華小說的啟蒙敘事〔J〕·小說評論, 2002,(4)·

〔24〕參見姜波·生命真諦的求索與超越———畢淑敏、余華小說死亡命題比較〔J〕·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1,(1)·

第三篇：余華《兄弟》

讀余華《兄弟》有感

余華作為先鋒小說的代表人物，其前期作品被認為是冷血的，沒有人情味的，但后期作品逐漸讓人感受到了人性的溫暖，我想談談我對《兄弟》這篇小說的看法，讀完了余華的《兄弟》讓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不是親身的兄弟可以如此相親相愛，李光頭和宋剛，雖然不是同一個父母的孩子，但仍然相處得很好，盡管什么都不懂，但是即使是關系很好的兄弟，也會在現實面前低頭的。

文章塑造了兩個性格完全不同的兄弟形象

李光頭從小或許受父親的影響，十四歲就偷看劉鎮上女孩子的屁股，被稱作“李屁股" 而且憑借這一本是，吃到了好多人們寐以求的三鮮面。鎮上的人們雖然對這個李光頭有點兒反感，但是不得不佩服他的這種本領，而且這些人也希望從李光頭那里讓自己的欲望得到滿足，這充分體現了人性的弱點，貪婪。而李光頭對也因自己有如此大的本領而自豪，因為這可以讓他有面吃。李光頭也是一個自大的人，總以為以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征服自己喜歡的姑娘林紅，但是在知道林紅喜歡宋鋼的時候崩潰，但是這并沒有讓他疏遠宋剛，對他一如既往的好，而且李光頭也是一個有生意頭腦，敢想敢干，很有人情味兒的一個男子漢，雖然李光頭是一個大粗人，但是很有生意頭腦，因為宋鋼與林紅結婚，李光頭憤然結扎，而后想童鐵匠，張裁縫，關剪刀，王冰棍，余拔牙，蘇媽集資七千塊錢打算開個衣服制作廠，自己一人去上海聯系顧客。但失敗回來了。這些并沒有把他打倒，他回來之后

想繼續做福利廠廠長，但政府不答應，于是他在縣政府靜坐示威，而在這期間自己收垃圾開了一個垃圾處理廠，讓政府不得不妥協，宋剛剛開始每天給李光頭錢買吃的，但是在林紅的離婚威脅下，與李光頭斷絕了兄弟關系。李光頭開始收破爛，最后竟成為了一個垃圾收集站，賺了大錢!還清了童張關余蘇的錢，他是一個有志向，有遠見的人，而后去了日本，回來之后，在劉鎮開了服裝廠，洗澡堂，飯店，為劉鎮提供了吃喝住，有生到死一條龍服務。成為了劉鎮的GDP，每天接見記者等，成為劉振的人大代表，風光一世！

余李光頭相比，宋剛是一個老實本分的孩子，宋剛的父親宋凡平在文革中被批斗而死，母親李蘭在幾年之后因疾病而死。在宋剛的爺爺去世之后，跟李光頭生活在一起，相依為命，后他們倆都有了自己的工作，宋剛在五金廠，李光頭在福利廠。兩個人依然感情如故，這期間，李光頭在福利廠干的很出色，成為了自封的李廠長，兩個兄弟感情出現破裂那是因為林紅，宋剛喜歡林紅，但礙于對母親生前的許諾，拒絕了林紅，內心的痛苦讓他上吊自殺，被李光頭及時救起。而后兩個人結婚了，在一起了。從此兩個兄弟感情疏遠了，宋剛是一個老實本分的人，在五金廠老老實實工作，下崗后做了搬運工，扭傷了腰，生活拮據，李光頭讓他做副總裁，他不去。他跟林紅的感情也慢慢的冷卻！最后無路可走在林紅的請求下去找了李光頭，李光頭給他錢治病，派他出去宣傳，不惜隆胸。在這期間，林紅與李光頭也發生了不正當關系，宋剛知道之后臥軌自殺！而李光頭在宋剛死之后也過期了隱居的生活，研究俄語，最后小說以李光頭說

宋剛是外星人而結尾。

這篇小說的結局發人深省，兩兄弟的感情由近而遠，最終宋剛無奈而死的悲劇是誰造成的呢？ 不是某一個人，而是生活的現實，在我們生活當中，愛情和金錢是我們每個人都要追求的，因為愛情兩兄弟感情漸漸疏遠，又是因為金錢因為生活，兩兄弟的自身利益自身欲望已經不能顧忌倫理道德了，從而造成了這種結果。

余華的這篇小說不僅生動反映了人性的真善美，不是親兄弟，卻可以有那么深的感情，真是讓人感動，同時也體現了人性的弱點，諷刺了人們的這些真善美在現實的利益誘惑面前是經不起考驗的，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是對現實社會的反應，引起人們反省。

第四篇：解讀余華

荒誕與荒涼

——淺析余華小說中的“虛幻”世界

系別：文法學院

班級：098511班

學號：085109030

姓名：杜紛紛

指導老師：劉書營

摘要：余華是80年代先鋒派文學的代表作家之一。作為先鋒派文學的領軍人物，他早期的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煙》、《古典愛情》等無不充滿了荒誕、冷酷甚至血腥的色彩。作者借助這種類似于抽象的表述手法，向我們展示了他對現實生活的另一種解讀。

關鍵詞：《十八歲出門遠行》、《四月三日事件》、荒誕筆法、荒涼世界、現實的虛妄

余華曾坦言：“當我發現以往那種就事論事的寫作態度只能導致表面的真實以后，我就必須去尋找新的表達方式。尋找的結果使我不再忠實所描繪事物的形態，我開始使用一種虛偽的形式。這種形式背離了現狀世界提供給我的秩序和邏輯，然而卻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實。”這在他的早期作品《十八歲出門遠行》、《四月三日事件》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一、十八歲的成長禮

《十八歲出門遠行》這部小說主要講述了主人公十八歲的“我”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父親要求出門遠行，在遠行的途中經歷了一系列的看似荒誕的事情。作者用荒誕的筆法簡單的語言向我們講述了“我”的匪夷所思的經歷，折射出了作者對現實生活的困惑和批判。

小說中“我”滿懷高興地走出家門去遠行，卻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哪里。“我”向路人詢問前面是何方、有無旅店，每一個人都說“你走過去看吧”。“我”費盡周折坐上了一輛貨車，司機卻想方設法捉弄“我”。“我”努力幫助貨車司機阻止一群群搶掠者搶蘋果，貨車司機卻在旁邊無動于衷。“我”遍體鱗傷，司機卻坐上了其中一輛搶掠者的拖拉機揚長而去，并拿走了“我”的背包。在整部小說中，似乎“我”扮演著小丑的角色，被一群人圍觀戲弄。

這就是十八歲的成人禮，作者借用一個荒唐的故事向我們揭示了他所理解的嚴酷的社會。涉世未深的人總是對一切事物抱有幻想，充滿希望。然而生活的真實能把每一個心懷夢想的年輕人徹底淹沒。在余華的筆下，生活是虛幻的還是險惡的。每一個人都心懷鬼胎，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十八歲出門遠行的“我”注定要經受這一場人生的洗禮。

這部小說是余華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從中可以看出他對現實世界的清醒認識和驚懼，小說中的“我”即是余華，“我”滿懷希望，現實卻一步步殘酷地去掉偽裝，露出了猙獰的面目。作為先鋒派文學的領軍人物，余華對人生和生活進行了深刻拷問。

“我不知道，把這整部小說視為一場夢的記錄是否有幫助。它更像是被延遲，被撤換的焦慮的一個漫長隱喻，而且焦慮也不只是在夢里出現。??并致力于探索一個由我們的需要和憂慮而不是由物理法則主宰的世界的隱秘的邏輯。”

當然，針對《十八歲出門遠行》這部小說，作者不是正在我們眼前寫作，也不是在報告他寫作的方式。他好像是在用啞劇的方式表現小說的藝術，讓讀者看到他對他筆下的人物是何等的感興趣。他并不是在拆解小說的故事情節，而是讓讀者看到小說是怎么編織成的。讓讀者明白為什么他在乎這個十八歲的主人公以及為什么讀者可能也會在乎他。甚至，那種宣稱我們不能為明知是捏造出來的人物而哭泣的觀點成了一個陳舊的現實主義的偏見。不管在小說里還是在小說外，人物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們的需要對讀者而言是否真實，讀者是否能在閱讀的時候和閱讀之后想象他們的人生。所以，小說的虛幻性又有了必然發生的內在合理性。

二、病態的虛無

和《十八歲出門遠行》相比，《四月三日事件》則是聚焦在一個十八歲少年的病態的懷疑和恐懼上。少年對父母、朋友都抱著懷疑的態度，覺得他們在策劃一個“驚天的陰謀”。終于他在四月三日到來這一天跳上火車逃跑了，他在車上慶幸他們陰謀未得逞，并回憶起了小時候的鄰居和他的口琴聲。鄰居后來死掉了，于是口琴聲也死掉了。少年所呈現出來的這種懷疑一切的病態的心理是余華對現實虛妄的最直接表達。

一篇《四月三日事件》，我們可以看到余華對人、對人所構成的生態和人文環境的質疑達到了何等的深度。“四月三日事件”，它其實是一個不存在的事件，一個虛擬的事件，一個莫須有的事件。“四月三日事件”從某種意義上說，與“第二十二條軍規”一樣，是一種潛存在，是一種隱喻和象征，是高懸于現象世界之上的本質真實，它可能更多地來自于主人公對于人的經驗世界的一種懷疑和內心體驗，因而，它無需有現象世界的內容，連主人公本人都不清楚：它如果是陰謀的話，陰謀的含義又是什么呢？他相信的唯有一點：周圍的人和事都在孕育、醞釀著那個陰謀，他警惕地傾聽著，觀察著周圍的可疑的和并不怎么可疑的聲音和事物，從路人的微笑、營業員的低語、父母的說話聲乃至呢喃的鳥語。敘述者和閱讀者，面對這樣的事件，感官將不可避免地處于一種緊張和痙攣之中，并且，無論是敘述者和閱讀者，都無力將這一事件最終完成――因為它時時刻刻在發生著，衍變著。只要我們的內心無法擺脫那仿佛來自上蒼的指令，那揮之不去、召之即來的懷疑情緒和精神，我們就會成為這一類事件的制造者、參加者、演示者和承受者。說到底，這一類事件來自于人類已有的命運。

三、拷問生活的真實

通過對這兩部小說的研究，我們可以總結出余華對現實生活的態度。作為先鋒派作家，他的早期作品注定是曲高和寡。他對生活充滿了懷疑，他不相信真實性的東西，因此在小說中構建了一個又一個的虛幻世界。他將自己放置在小說里，卻發現只有自己一個人是清醒的，而虛幻世界里充滿了暴力、殘酷、病態和血腥。他努力想喚醒那些麻木的、唯利是圖的人們，可一切都是徒勞。于是他跟隨著他們慢慢沉淪，這也容易解釋《十八歲出門遠行》和《四月三日事件》的沒有結局的結局。余華試圖找出其解脫的方法，可是他沒有成功。這也許是先鋒派作家面臨的同一個問題，他們犀利地指出了生活的虛無和偽真實性，但同時也使自己陷入了“真實”和“虛妄”的兩難境地。

而余華在90年代以后將創作中心逐漸轉移到了民間，這也許是他沖出虛妄包圍的重要嘗試。很明顯是成功的。但是他拷問生活的真實的態度依然延續著，在人人自樂的氛圍里他執著地堅持著自己獨立的思考。這注定了他的孤獨和固執，卻是這個時代漸行漸遠的嚴肅和黑色的冷靜和清醒。這印證了魯迅的那句話“無窮的遠方，無窮的人們，都與我有關”。

參考文獻：①《余華作品精選》

作家出版社出版

②《虛偽的作品》

上海文論1989,5

③《解讀余華》

攀枝花學院學報

第五篇：余華簡介

余華，當代作家，浙江海鹽縣人，祖籍山東高唐縣。著有中短篇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鮮血梅花》《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事件》《世事如煙》《難逃劫數》《河邊的錯誤》《古典愛情》《戰栗》等，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兄弟》，也寫了不少散文、隨筆、文論及音樂評論。

編輯本段基本介紹

1960年4月3日（《四月三日事件》的來源）生，祖籍山東高唐。出生于浙江杭州，后來隨當醫生的父親華自治、母親余佩文（父母的姓，是余華名字的來源）遷居海鹽縣。中學畢業后，曾當過牙醫，五年后棄醫從文，先后進縣文化館和嘉興文聯。余華曾兩度進入北京魯迅文學院進修深造，在魯院期間，結識了后來成為他妻子的女詩人陳虹。因陳虹在北京工作

當代著名作家---余華生活照片，余華后來遷居北京十余年。現居浙江杭州。[1]

余華1984年開始發表小說，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和蘇童、格非、孫甘露等的創作形成了一股文**流，評論界稱之為“先鋒文學”。其作品被翻譯成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荷蘭文、挪威文、韓文、日文等在國外出版。長篇小說《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同時入選百位批評家和文學編輯評選的“九十年代最具有影響的十部作品”。1998年獲意大利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2002年獲澳大利亞懸念句子文學獎，2004年獲法國文學與藝術騎士勛章。長篇小說《活著》由張藝謀執導拍成同名電影。

著有短篇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短篇小說集《世事如煙》、《黃昏里的男孩》、中篇小說集《現實一種》《我膽小如鼠》《戰栗》和長篇小說《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兄弟》《在細雨中呼喊》等。他也寫了不少散文與文學音樂評論。

編輯本段創作生涯

余華生于浙江杭州，長于海鹽。父母都是醫生。1973年小學畢業，1977年中學畢業，曾在一家鎮上的醫院任牙醫。1983年開始創作，同年進入浙江省海鹽縣文化館。處女作《星星》發表在《北京文學》1984年1期。后就讀于魯迅文學院、北京師范大學聯合招收的研究生班。現定居北京，從事專業創作。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年》，《河邊的錯誤》，《現實一種》，《鮮血梅花》，《在劫難逃》，《世事如煙》，《古典愛情》，《黃昏里的男孩》等，長篇小說《在細雨中呼喊》，《活著》，《許三觀賣血記》。他是“先鋒派”的代表作家，早年的小說帶有很強的實驗性，以極其冷酷的筆調揭示人性丑陋陰暗的角落，罪惡、暴力、死亡是他執著于描寫的對象，處處透著怪異奇特的氣息，又有非凡的想象力，客觀的敘述語言和跌宕恐怖的情節形成鮮明的對比，對生存的異化狀況有著特殊的敏感，給人以震撼。然而他在90年代后創作的長篇小說與80年代中后期的中短篇有很大的不同，特別是使他享有盛譽的《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逼近生活真實，以平實的民間姿態呈現一種淡泊而又堅毅的力量，提供了歷史的另一種敘述方法。死亡仍是其一大主題，極端化處理仍時隱時現。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于2006年11月10日至14日在北京舉行。有2500多名文學藝術界代表及嘉賓與會，共商我國文學藝術事業繁榮發展大計。第八次文代會有47個代表團、12個藝術門類的約1500名代表和港澳臺嘉賓出席。第七次作代會有38個代表團、953名代表與會，并特邀港澳臺嘉賓及海外華僑華人作家嘉賓出席。

編輯本段

《活著[1] 》是余華改變風格之作。在敘述方面，他放棄了先鋒前衛的筆法，走

當代著名作家--余華作品《活著》向傳統小說的敘事方式，然而結構上，仍能給讀者劇力萬鈞、富于電影感官和想象的感覺。據最新消息，曾獲意大利文學大獎——格林扎納·卡佛獎、臺灣《中國時報》十本好書獎，由著名作家余華創作的長篇小說《活著》，自1998年5月由南海出版公司重新出版以來，至今年7月底，已發行約20萬冊。并且據首都各大書店介紹，該書自上市以來，脫銷是常有的事。其實，《活著》早在1993年11月已由長江文藝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但1993至1998年該書發行量還不到一萬冊。同一本書，為什么兩次出版會遭遇不同的市場命運呢？

據長江文藝出版社副社長、《活著》1993年版的責任編輯周季勝介紹，當初他一看完這部書稿，就決定立即采用。但是，眾所周知，90年代初期，各大出版社仍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渡期，市場意識還相當薄弱。因此，該書出版后幾乎沒有進行任何宣傳、介紹，使許多讀者沒有直接的機會得以了解。而且，當時國內的純文學市場正處于低迷狀態，普通讀者關注的仍是港臺武俠與言情。所以，《活著》雖然當時一出版，就引起圈內人士的關注，并得到相當高的評價，可是，《活著》誕生5年了，對普通讀者而言，仍然是個陌生者。但是，《活著》1998年5月由南海出版公司重新出版以來，不到一年時間，已得到約20萬讀者的“接受”，并且這一數字還在不斷增加。

據《活著》1998年版的責任編輯楊雯透露，出版社幾乎是以每個月加印一萬冊的速度來滿足此書的市場需求。當記者問到，《活著》一書重版后的宣傳有否采用現今流行的炒作方式時

當代著名作家余華生活照片，楊雯編輯邊搖頭邊介紹道，現在的讀者意識敏銳，有著自己獨立的判斷力，對圖書的炒作方式往往比較反感。《活著》之所以有如此好的銷售量，原因有三點：首先最根本的一點是《活著》這本書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圖書也是商品，其“質量”優劣永遠是第一位的；其次，現今讀者的整體閱讀水平比90年代初期有很大的提高，近幾年多部純文學作品的熱銷也足以證明這點；最后，該書在封面設計、版式裝幀以及宣傳介紹等方面，把握準市場因素，好的內容還需要好的形式，這樣才能讓更多的讀者了解它。

另外，《活著》的創作者、著名作家余華也就此書的兩種市場命運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國內文壇并不缺乏好的作品，缺少的是把這些好作品介紹給普通讀者的途徑。《活著》現在已“幸遇”20萬讀者，這是得力于90年代中期以來圖書市場二渠道，即除新華書店以外的經銷

當代著名作家余華接受采訪渠道的逐漸拓寬。二渠道的經銷，使很多民營書店、個體書攤等零售市場能夠及時、迅速地滿足市場的需要，讓讀者有更多的機會接觸新書。此外，余華也說到圖書的宣傳介紹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同時還認為張藝謀的電影《活著》確實對該書重版時最初的銷售產生過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廣告宣傳、媒體推動的作用只是一時的，一部書命運的掌握者是千千萬萬普通的讀者，讀者會作出自己明智的選擇。據業界人士分析，《活著》遭遇的兩種市場命運再次說明，在圖書運作中，一部書的本身價值是最重要的，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費時費力的圖書炒作是毫無意義的。同時，在“酒香也怕巷子深”的今天，如何作好圖書的宣傳工作，如何開拓更寬更廣的途徑讓普通讀者接觸到新的作品、好的作品，這些問題也是值得關注和努力解決的。

《兄弟》

當代著名作家余華作品長篇小說《兄弟》《兄弟》一開始并不在余華的寫作計劃內。“5年前，我開始寫作一部望不到盡頭的小說。2003年8月，我去了美國，在那里東奔西跑了7個月。回來后，發現自己失去了漫長敘述的欲望，于是中斷了那部大長篇的寫作，打算寫一部稍短些的作品，以幫助自己逐漸恢復敘事能力。《兄弟》就是這樣開了篇。” 余華把《兄弟》稱為“兩個時代相遇以后誕生的小說”：“前一個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個精神狂熱、本能壓抑和命運慘烈的時代，相當于歐洲的中世紀；后一個是當代的故事，那是一個浮躁縱欲和眾生萬象的時代，更甚于今日的歐洲。”余華認為，一個西方人要活400年才能經歷這樣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而一個中國人只要40年就經歷了，400年的動蕩萬變濃縮在40年當中，這是彌足珍貴的經歷。余華寫的兄弟倆就是連接這樣兩個時代的紐帶，他們異父異母，來自兩個家庭重新組合成的新家庭。“他們的生活在裂變中裂變，他們的悲喜在爆發中爆發，他們的命運和這兩個時代一樣天翻地覆，最終恩怨交集自食其果。”余華對于這兩個時代的第一次正面描摹，是他本人引以為傲的。

《兄弟》讓余華“研究生畢業”

余華認為《兄弟》是他寫作至今最為厚重、自己也最滿意的一部作品。“起先，我的構思是一部10萬字的小說。可

當代著名作家余華生活照片是敘述統治了我的寫作，篇幅最終突破了40萬字。寫作就是這樣奇妙的，從狹窄開始往往寫出寬廣，從寬廣開始反而寫出狹窄。這和人生一模一樣，從一條寬廣大路出發的人常常走頭無路，從一條羊腸小徑出發的人卻能夠走到遙遠的天邊。作家和時代的相遇，作家和作品的相遇，是機遇，也是時機。”

在這部小說當中，余華不自覺地增強了敘述的強度，“增加了敘述強度也就增強了閱讀強度，這會加強小說的可讀性，像19世紀的文學作品那樣，像偉大時代的偉大作品一樣，令讀者激動。我一直很崇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他們的

作品就很令人激動，敘述非常樸實，就算運用了寫作技巧，那種技巧也是爐火純青。”“對一個作家來說，文學技巧用得越多，說明他本身的作品越沒有力量。”《兄弟》的寫作讓余華往前跨出了一大步，“靠技巧來寫作，好像一直在念研究生，永遠也成不了大師。我現在能拋開技巧寫作，感覺自己研究生畢業了，非常欣喜。”

并非“十年磨一劍”

有人稱《兄弟》是余華“十年磨一劍”的作品，余華對此矢口否認：“我是去年4月份開始寫作這部作品的。雖然寫作過程中經歷了為數不少的失眠的夜晚，但完全談不上是?十年磨一劍?。此前，我一直在進行隨筆寫作。”

相比于十年前《許三觀賣血記》出版時的冷清，《兄弟》尚未出版，已經引起了各方面的廣泛關注。余華覺得“十年磨一劍”這種說法，會給讀者一種心理暗示，從而對作品產生過高的心理期待。雖然余華對這部作品有著非比尋常的信心，但仍然希望讀者能夠以平實客觀的心態來閱讀它、進入它。“本來這部作品就比較厚重，而且我的風格也有所轉變，我會擔心某些老讀者無法適應這種轉變。?十年磨一劍?的說法等于把我推到了懸崖邊上。”

初寫美妙愛情

余華很少寫愛情，但是在《兄弟》中，他寫下了自認這個世界上最美妙的愛情。“每個人的愛情，都必定與他的時代緊密相連。”余華說，“?文革?那個時代，給人們留下的印象，似乎一直是夫婦父母子女之間的互相背叛和出賣。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那個年代，有很多家庭是空前團結的。就像我的小說里寫的一樣，有一男一女，他們互相需要，相依為命，缺了對方就地活不下去。這樣的愛情非常實，是這個世界上最美好的，只有這樣的愛情才能永遠。像我們現在這樣的年代，誰缺了誰都沒啥大不了，是不可能產生美妙永久的愛情的。”

網絡榮譽

2010年12月29日，由騰訊網攜美濤品牌合作舉行的騰訊網2010星光大典在北京國家體育館舉行，“最具影響力微博”頒發給了余華老師。作為目前最具社會影響力的作家之一，余華在騰訊微博的150條發言平均轉發量都在千次以上，話題觸角從文學、哲學深入至政治、社會等領域，信息含量豐富，極富啟發性與感染力，互動性強，充分體現微博的社會話題屬性。

探討話題

作家成名不宜太早

聽說“80后”的小作家埋怨前輩作家不愿交出“文壇接力棒”，余華付諸一笑：“他們還年輕，不明白。其實文壇的認可始終要比市場的認可晚十年左右。我80年代初開始寫作，直到1987年才得到文壇認可。現在回頭來看，我覺得作家成名不應太早。”

“由于成名需要一個過程，所以我長期對作品精益求精，養成了不斷修改的習慣。”余華透露，此次出版的《兄弟》上部，他曾不厭其煩地修改過3次，才最終定稿，“我寫作的時候文思噴涌，難免有粗糙的地方需要改動，修改的習慣非常好。作家如果太早成名，對作品的要求就不會那么高。特別是一旦得到市場認可以后，作家可能就會不斷地為市場去寫作，像一臺復印機，而不是真正地去創作。這樣非常不好，年輕人也許無法意識到。”

余華說，其實人的一生成名的感覺只能有一次，“我年輕時給很多地方投稿，天天郵差過來，往我家郵箱里塞東西。我父親如果碰上厚重的來信，就知道是我的退稿。某一天，我一下子收到了十幾封約稿信。我突然明白，我成名了，以后幾乎再也不會有退稿了，心情非常激動。但是此后，我對這再也沒有強烈的感覺了。所以人家問我，盛名之下有無壓力，我覺得是沒有的。而現在的?80后?，也不必太在意成名的問題，好好寫作就可以了。他們這代人中，必定會有大師出現。”

編輯本段

余華是“先鋒派”的代表作家，早年的小說帶有很強的實驗性，以極其冷峻的筆調揭示人性丑陋陰暗，罪惡、暴力、死亡是他執著描寫的對象，處處透著怪異奇特的氣息，又有非凡的想象力。客觀的敘述語言和跌宕恐怖的情節形成鮮明的對比，對生存的異化狀況有著特殊的敏感，給人以震撼。

他在上個世紀90年代后創作的長篇小說與80年代中后期的中短篇有很大的不同，特別是使他享有盛譽的《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逼近生活真實，以平實的民間姿態呈現一種淡泊而又堅毅的力量，提供了對歷史的另一種敘述方法。死亡仍是其一大主題，極端化處理仍時隱時現。

余華蟄伏十年分上下兩冊推出自己的最新長篇《兄弟》，使人們關心這位作家及其作品的熱度從去年持續到今年。面對十年巨變的文壇與圖書市場，《兄弟》在迅速成為暢銷書的同時，也遭遇了文學界無情的批評，甚至有專著《給余華拔牙》隨之出版。《兄弟》能否成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經典，余華還能否占領自己在文壇上的地位，一切大約還需要時間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