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講話稿

《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介紹和讀書心得

這本書是中央黨校策劃組織的系列訪談實錄，最初在2016年底到2017年初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連載。2017年8月正式出版成書籍。這組采訪實錄共采訪了29人，其中既有同他一起插隊的北京知青，又有同他朝夕相處的當地村民，還有當年同他相知相交的各方面人士。這些受訪者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用真實的歷史細節講述了總書記當年“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的歷練故事。該書共有19篇訪談稿，分為“知青說”“村民說”“各界說”三個部分，書中選用了76幅珍貴圖片，其中大部分為首次公開發表。

習近平1953年6月15日出生，父親習仲勛建國以來長期主持西北黨、政、軍全面工作。1959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負責國務院常務工作。習近平出生于高級革命干部家庭，在北京八一學校讀書。1962年9月，習仲勛因所謂“《劉志丹》小說問題”被停職審查。1965年，他被下放到洛陽礦山機械廠當副廠長。“文革”爆發后，他又被揪到西安，此后身陷囹圄。直到“文革”結束后，習仲勛才被徹底平反。

文化大革命開始，毛主席號召1600多萬城鎮知識青年奔赴農村和邊疆接受貧下中農教育，其中1966年、1967年、1968年畢業的三屆城鎮初中、高中畢業生約400萬上山下鄉。習近平就屬于這400萬人的其中一員。1966年文革開始后，大學停止招生，中學停課、工廠不招工，學生成為紅衛兵鬧革命。1969年1月，習近平15歲，讀初一年級，來到陜西省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落戶。1969年從北京來延安插隊的知青有兩萬六千六百多人，被分配到延安的各個村落。當時習近平有三個最，年齡最小的知青，插隊的陜北是全國插隊知青中條件最艱苦的地方之一，他是插隊知青中在農村待得時間最長的極少數人之一。他在延川縣一待就是7年，最初誰也不清楚在延安要待多久，有人剛到農村因為水土不服，吃不下苦就離開了。1971年國家開始，每年在知青中招工，提干，招生，征兵，大批知青抓住機會陸續離開延安回到北京，到1975年末，整個延安地區待下的北京知青只剩下991人，這里邊不少人是因為與當地農民結婚而留下來的。其中習近平所在的延川縣梁家河大隊于1974年的時候就剩下習近平和雷平生兩個知青，雷平生于1974年10月被推薦錄取上了延安大學，整個大隊就剩下習近平一個知青。1975年10月才被推薦錄取上了清華大學。習近平為什么不早點離開呢？因為他的父親習仲勛在文革期間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習近平自然就是反革命的后代，屬于受牽連人員，多次錯失返回北京的機會。

1969年，習近平與北京八一學校的20多名知青同學到延安后被分在文安驛梁家河村，住進了陜北特有的窯洞，生活非常艱苦，跳蚤咬，抓虱子，吃的是腌酸菜，粗糧，沒有油水，一年吃不到肉，如果能吃到新鮮蔬菜那是罕見的大餐。當知青每天掙工分，1969年開始，勞動滿一天算十個工分，干一天農活總共一毛二分錢。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沒有放棄讀書和思考”》： 一開始，上廁所我們也不習慣。當地的廁所，就是在窯洞外面找個角落挖個坑，四周一擋，就是廁所了。廁所又臟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風吹得人渾身哆嗦；夏天，蚊蠅到處都是，所以我們在那里，都養成了快速上廁所的習慣，方便完了就趕緊從廁所里逃出來。像我們現在這樣，坐在家里衛生間的馬桶上看書、玩手機，一坐就是半個小時，在當時是不可想象的。在陜北農村，洗澡也比較困難，淋浴當然沒有。冬天，我們就只好燒點熱水，拿毛巾擦一擦身上。天氣轉暖之后，我們6個人一起到溝里的水井旁邊去洗澡，這樣就省得把水擔回來洗了。擔水要走十幾分鐘，我們剛來，還不怎么會挑水，為了圖方便，就到那口井旁邊沖涼了。雖然穿著游泳褲，但是村里人笑話我們，說大小伙子還光腚，以后我們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對于吃的東西，我們也很不習慣。不過，我們剛去的頭兩天，各自到老鄉家吃派飯，伙食還可以。我們給老鄉支付4兩糧票和2毛錢，老鄉盡量給做好的，把家里平時舍不得吃的都給我們做上。有玉米面饃饃，有豆面饃饃，這就已經是當時最好最有營養的食物了。老鄉家里的小孩都看著我們吃，很眼饞。當然，這和我們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來差太多了。

后來，我們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當時我們十六七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每天吃野菜團子、黑米糊糊、玉米糝子這些非常粗糙和難以下咽的糧食。有時候，我們能吃上小米飯，這就算是最有營養的了。但小米飯太干了，感覺沒法吃，一嚼起來滿嘴竄，咽不下去。我們經常吃不飽肚子，晚上睡覺的時候，躺在炕上，我們就聊吃的，越聊越餓。

到了春節，生產隊為了歡迎我們，特意弄了幾桌好吃的，并且讓全村人都來吃。那頓飯真不錯：有八大碗，有各種菜，還有炸酥雞。那頓飯吃的香得不得了，我們都驚嘆：陜北咋還有這么好吃的東西？

正月十五過完了，整個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殘。我們當時還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們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飯了，從這里走到銅川、西安，沿路乞討。

我們了解這個情況后，非常震驚，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鄉，自己肚子都吃不飽，甚至還出去要飯，卻沒有虧待我們知青。這些事情，加深了我們對這片土地的了解，增進了我們對父老鄉親們的感情，更促使我們進一步認識社會的現狀，加深了我們對這個國家的認識。

石春陽的父親給我們做了一段時間飯后，我們就開始自己做飯了。我們知青有國家補助糧，每個月四十四斤原糧，其中有玉米、小米。我們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著吃，有時柴燒光了，玉米碴子還沒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得吃夾生的。沒有菜，大家就讓我去跟老鄉要點酸菜，我就硬著頭皮去要。因為陜北很缺菜，老鄉也很困難，他們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們知青去要，他們還是會給一些，有時候能給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來，我們六個人一人分一點，就著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強把肚子糊弄飽。近平后來在訪談中回憶起酸菜，他說：“長時間吃不到酸菜，還挺想。”這就是那個時候留給我們的特殊記憶，因為那種條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經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他當了梁家河的村支書，帶領大家建沼氣池，創辦鐵業社、縫紉社，我一點都不吃驚。因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時候，就發現他這個人有一股鉆勁，有強烈的上進心。

我們有時也去周圍幾個村的知青窯串門。那時我們閑得無聊，肚子又餓，就經常一起商議到什么地方去蹭飯。我們說：“近平，走啊，咱們去梁家塌吃他們一頓！”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書，他說：“我就不去了，你們弄到吃的，給我帶回點來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歡參與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時間“癡迷”在閱讀和學習之中。他碰到喜歡看的書，就要把書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細研究透徹。當時，我并不覺得什么，現在想起來，一個十五六歲的小伙子，同齡人都跑出去玩耍，他還能餓著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來看書、閱讀、思考，這確實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強的求知欲和上進心。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實現了精神升華”》：

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插隊生活，對于我們這些知青來說，主要是體力上和生活上受苦，我們像農民一樣在黃土高原貧瘠的土地上勞動，缺吃少用，甚至還要為燒柴發愁。而對于近平來說，這還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壓抑，比體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黨的九大召開的時候，我們幾個知青都在窯洞里聽收音機，當廣播里宣讀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名單的時候，近平在特別認真地聽。結果名單里面沒有出現他的父親習仲勛的名字。當時，近平雖然沒說什么，但我能感覺到他的情緒是比較失落的。他這個人比較堅強，不會對身邊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傾訴自己的苦悶，但是我們能理解他的心情：敬愛的父親已經受到了9年的迫害，至今仍命運未卜；母親也過著受審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們的頭上還戴著“黑幫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個家庭四分五裂??這些，對于他，一個17歲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壓力是可想而知的。

況且，一兩年之內，跟他一起來插隊的知青陸續都走了。我們都是先轉回老家插隊，再從老家當兵走了，因為我們的父母都是從老家參加革命，孩子要當兵比較容易。而且當兵這個出路是非常好的——那個年代，當兵是最光榮的，社會地位也是最高的。

然而，習仲勛的問題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解決，他的家庭受到的沖擊太大了。要尋找一條從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對那時的近平來說，實在是太艱難了。這種困境帶來的巨大心理壓力，是一種精神上的磨難，這種苦遠遠超過了體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們無法想象的。

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近平沒有消沉。他貼近黃土地，貼近農民，下決心扎根農村，立志改變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7年。在這7年時間內，他靠自己的苦干實干做出了一番成績。

劉金蓮《“近平干活跟咱農村人一樣”》：

我老伴兒叫張青遠，當時是他們生產隊的隊長，每天都帶著近平他們這些北京知青到山里去打壩，修梯田，受苦，勞動。近平干活能受下罪，吃下苦，一點兒城里娃娃的嬌氣勁兒都沒有。

近平從村里往地里挑糞，那扁擔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層一層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脫下來，墊在肩膀上。墊得薄了，不管事兒，扁擔還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墊得厚了，使不上勁，扁擔又容易掉下來。沒過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繭子，就不怕扁擔磨了，也不用墊衣服了。

夏天，我們這邊太陽毒得很，天氣干熱。近平身上都曬紅了，之后又蛻皮。那個苦，可不是一般大城市的娃娃能吃下的。有時候，我老伴看他太辛苦，就說：“近平，你坐那兒歇歇。”近平不歇，他說：“沒有事，干完這一氣兒再說。”結果，他又干了很長時間活，還不歇著。他這個人就是這樣，有什么活兒都要干完了再歇著，干不完就不休息。

不到兩年頭上，北京知青差不多都返城回去了。但是，近平因為家庭政治方面的原因，走不了，他就這樣一點一點吃苦，鍛煉成了每天能掙10個工分的壯勞力。

我老伴兒很佩服他，他跟我拉話說：“你看，近平是北京的娃娃，大城市里來的，但是干活跟咱農村人一樣，一點都不惜力。又有文化，又愛學習，又能吃苦，了不起呀。”

第二篇：習近平七年知青歲月讀后感

《習近平七年知青歲月》讀后感言

自2016年11月28日至2017年3月17日《習近平七年知青歲月》在《學習時報》連載后，引起社會巨大反響。書中的系列采訪實錄來源自與總書記一起插隊的北京知青、和他共同生活的陜北村民以及同他相知相交的各方面人士共29人，以真實的歷史細節和簡樸的文字內容，生動再現了那段艱苦而光輝的歲月中總書記的整體形象，清晰展示了其無私品德、崇高追求和吃苦實干的黨員精神，令我不由為之敬佩動容，深有感觸。

當代青年以青年習近平為榜樣 充滿情懷 拼搏奮進

“1969年1月，當我們乘車前往陜北途中，就被沿途漫無際涯的光禿禿的黃土高坡所震撼，進入眼簾的盡是‘窮山僻壤’，我們無法將眼前的情景與革命圣地、與自己的未來聯系起來，竟有同車人懷疑司機是不是走錯路了。到了公社和生產隊，看到農民驚人的貧窮，心中詫異：‘新中國成立已經十幾年了，怎么竟還有這么窮困的地區和農民？’”。作為年齡最小、去的地方最苦、時間最長的知青，當時15歲的總書記來到陜西省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插隊落戶，直至1975年10月。

延川縣梁家河村民張衛龐、呂侯生、劉金蓮說：“近平與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1969年在延長縣插隊的知青孔丹說：“陜北七年，他真是不容易也真是不簡單。”沒有地磚緊靠黃土壓實的地面、各類牲畜緊靠住所等多種因素使得跳蚤猖獗知青們痛癢難忍；沒有細糧只有粗糧、肉和油稀缺、新鮮蔬菜匱乏等飲食問題讓知青們難以適應；每天在艱苦條件、惡劣環境下進行高強度勞作讓從大城市來的知青們叫苦連天；面對知青生活后的前途未卜內心充滿了忐忑和迷茫——跳蚤關、飲食關、勞動關和思想關這下鄉要面對的四個關卡，對當時的所有知青來說都是異常艱難的考驗。

面對這樣艱苦的環境和看似無法完成的挑戰，總書記既不消沉也不抱怨，他貼近黃土地，貼近農民。當時總書記的知青伙伴、作家王海燕說：“我們說：‘近平，走啊，咱們去梁家塌吃他們一頓！’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書，他說：‘我就不去了，你們弄到吃的，給我帶回點來吧。’”可以說，梁家河的七年知青歲月，誕生了一位人民領袖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歷史起點和邏輯起點；蒼茫黃土的陜北高原，深深鑄就了一位有志青年的愛國為民情懷和艱苦奮斗品質。

總書記的七年知青歲月著實是當代青年勵志成才的范本，為青年們開辟了一扇解國家領導人真實酸甜苦辣的人生經歷的重要窗口，青年一代向其學習，即不忘初心、矢志不渝，堅持跟黨走的理想信念，真正牢固樹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奮斗的遠大理想；青年一代向其學習，即不怕吃苦、真抓實干，秉持不放棄的奮斗精神，深刻領悟凝聚為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青年一代向其學習，即熱愛學習、熱愛讀書，結合書本知識和實踐真知，時刻不忘向書本學習為打牢自身成長打牢基礎的良好習慣。

黨員干部視青年習近平為模范 錘煉黨性 增強素質

竹根即使被埋在地下無人得見，也決然不會停止探索而是力爭冒出新筍。七年艱苦支教，總書記在困境中實現了精神升華，當時生產隊隊長張青遠回憶到：“到山里去打壩，修梯田，受苦，勞動。近平干活能受下罪，吃下苦，一點兒城里娃娃的嬌氣勁兒都沒有。他從村里往地里挑糞，那扁擔把肩膀磨得一層一層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脫下來，墊在肩膀上。墊得薄了，不管事兒，扁擔還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墊得厚了，使不上勁，扁擔又容易掉下來。沒過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繭子，就不怕扁擔磨了，也不用墊衣服了。”總書記與廣大中國農民同甘苦共患難，從心底里熱愛百姓，始終堅定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認真踏實、攻堅克難。

習近平曾自述：“七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最大的收獲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么叫實際，什么叫實事求是，什么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梁家河七年知青歲月中，青年習近平擔任過駐隊社教干部、梁家河村黨支部書記，始終在最基層、第一線為老百姓做一件件實事，贏得了群眾的口碑，成為“大家都擁護”的村支書。“近平是一個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細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來，他當了梁家河的村支書，帶領大家建沼氣池，創辦鐵業社、縫紉社，我一點都不吃驚。”

總書記用躬身實踐告訴我們這些黨員干部“為什么選擇當干部、怎么樣當好干部”，為黨員樹起了看齊的標桿。閱讀《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一書，不難得出它是廣大黨員干部錘煉黨性、提升素質生動范本的結論，其引導黨員干部積極對照、自我反思，認真踐行書中所展示的青年習近平砥礪奮進、勇于擔當、銳意進取、堅韌不拔、無私奉獻優秀品質的生動形象，深深印刻在每一位黨員干部的心中。

高校以立德樹人為根本 引導大學生像青年習近平學習

與總書記一起上山下鄉的知青戴明說：“他碰到喜歡看的書，就要把書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細研究透徹。當時，我并不覺得什么，現在想起來，一個十五六歲的小伙子，同齡人都跑出去玩耍，他還能餓著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來看書、閱讀、思考，這確實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強的求知欲和上進心。”當今，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總是具有哲學的眼光和辯證的智慧，常常獲得國內外廣泛贊譽，而他之所以能把握住歷史規律、遵循著歷史經驗，之所以常常引經據典、信手拈來名言警句，想必與他注重學習、讀書有關，更與他“厚積薄發”的積累有關。

總書記強調要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都建立在他對中國優秀文化和歷史傳統的深刻認識基礎上，這些品質對于當代大學生以及高校教育尤為重要。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樹人，而作為我國各類人才培養、儲備，并為祖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提供源源不斷智力支撐的主陣地，高校肩負重任。高校教育應始終站在培養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高度，堅持把服務人民、服務社會發展內在統一到本科人才培養的具體實踐中，不斷增強基層黨組織的政治功能和服務功能，發揮好黨支部的戰斗堡壘作用。強化學生黨員隊伍建設，提高發展學生黨員質量，加強日常管理監督考核，發揮好學生黨員勇立時代潮頭的先鋒模范作用。

以我從《習近平七年知青歲月》書中所感，我校教師都要培養總書記那樣“深入工作一線”經邦濟世、胸懷天下的擔當情懷和價值追求，深入社會、深入學生之中，做學生的良師益友，回答大學生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增強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將學術責任與社會責任結合起來，把個人的學術追求融入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中為引導大學生學習青年習近平的崇高精神和優秀品格。

因此，高校非常有必要開展“青年學子學習青年習近平”教育實踐活動，要靈活運用多種方式開展學習，通過召集黨支部成員學習、撰寫心得體會、舉行交流座談會、集中討論研究黨精神、舉辦讀書會等形式廣泛開展活動。既要抓好“關鍵少數”的學習，又要抓好青年黨員的組織學習，嚴防搞形式、走過場，讓全體成員通過學習討論，真正學有所得、學有所獲。并將系列學習活動作為推進本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舉措，將活動融入理論教育、校園文化、實踐育人和基層黨建多方面，進而促使在校大學生自覺踐行二十四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學習青年習近平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愛國為民的家國情懷、勤奮好學的進取精神和吃苦耐勞的優秀品質。

第三篇：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

《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讀后感

通過閱讀《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我了解到了習近平主席是一位“既一心為民辦事又善于為民辦事”的主席。習主席多次在農村中親身實踐，不斷學習農農業、科技等知識。他用自己的知識和能力為百姓能夠過上好日子而打拼，為中國數億百姓們打造出了一片美好的生活藍圖。讓百姓看到了未來國家發展的大好光景。

另一方面，習主席十分熱愛讀書讀書，并且涉獵廣泛。馬克思主義經典、中外歷史著作、中國古代文學、世界經典名著以及軍事理論和國際政治。廣泛的閱讀不僅帶給習主席思維的拓展、視野的開闊和心靈的滋養，更帶給他學貫中西、博古通今的驚人學識和兼容并包、胸懷天下的宏大格局。讀書是一個不斷豐富自我、提升自我的過程，讀書會讓我們受益終生。

都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習主席的種種故事給了我迷茫的青春增添了幾分堅定。讓我懂得沒有什么是比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的實干更有意義更有成效的事情。我們要著眼于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情，不斷努力，在學習知識的過程中刻苦鉆研。習主席說：“夢想從學習開始，事業從實踐起步。”作為學生的我們唯有像習主席那樣博覽群書、勤學不輟，不斷從書籍中汲取營養，厚實根基，才能學以成才，成為能夠跟上時代發展步伐的新時代的大學生。我會永遠將習主席的那句：“干在實處，走在前列。”銘記于心。

第四篇：習近平七年知青歲月學習心得

《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學習心得

自動化控制中心黨支部副書記 曹銀強

人都有自己的青春時代。之后，人生歷程中拉開的差距，除了所處的不同客觀環境、客觀條件影響外，很大程度上與青年時代的主觀世界、主體努力與人格狀態不同直接相關。習近平同志之所以在今天能擔任我們黨的總書記，并明確為全黨的核心，應當說，與他在陜北延安梁家河七年知青歲月的艱辛磨煉、積極努力，以及之后的歷練密切相關。陜西省延川縣梁家河村民王憲平一語中的：“習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實實干出來的。”曾任延川縣革委會通訊組組長、1975年采訪過習近平的曹谷溪說：“陜北七年是習近平一生最寶貴的財富。”曾任延川縣文安公社黨委書記、縣教育局局長的白光興也說：“入黨、提干、上大學都是習近平奮斗的結果。”這些親眼看見習近平在梁家河插隊鍛煉且成長的人這樣來評價習近平，充分展現了習近平真實的知青歲月和成長歷程。讀完《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習近平知青歲月的整體形象，清晰地展現在我們面前了。

7年知青歲月，是習近平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階段，這個階段對他整個成長、成熟、成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習近平之所以能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走好人生的第一步，一是與他這7年努力拼搏、自強不息、刻苦鍛煉有關，他不甘于平淡生活，認為人活一世，要做一番事業，要在“修齊治平”方面有所作為，這是他成長的內因；二是外部因素。如黨組織的培養，家庭與環境的影響，陜北老鄉的關懷教育，等等。今天，總書記的“有追求”，主要體現在“為民族擔當”“為人民擔當”“為黨擔當”。

7年艱難困苦的知青歲月，為習近平擔當黨和國家大任，奠定了堅實的人格基礎。習近平到延川縣梁家河插隊，一開始要過四關：跳蚤關、飲食關、勞動關、思想關。應當說，這四關過得很艱難。就是說，要找出一條從梁家河走出的路，對那時的習近平來說，實在太難了。如果思想認識和精神境界得不到升華，就會處處怨天尤人。別人是從零開始，而習近平要從負數開始。然而，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中，習近平沒有消沉，他不對身邊的人抱怨什么，不向別人傾訴自己的苦悶，反而比較堅強，能吃苦，能頂住壓力，這使他度過了這四關，也使他的精神得到了升華，思想得到了提升，認識得到了提高，這就是：貼近黃土地，貼近農民，下決心扎根農村，立志改變梁家河的落后面貌。今天，總書記的“能吃苦”，主要體現在他為民族、黨和人民的事業夙夜在公、竭盡心力。

習近平到梁家河插隊期間，裝滿了兩個箱子的書。他在田間地頭休息間隙抓緊讀書，干了一天活再累，晚上也要看書到深夜。他勤奮好學，到了夜以繼日的程度。他讀的書有政治、歷史，有文學、哲學、軍事，他還注重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中國經典古籍。政治能幫助他明確政治方向，哲學能幫助他抓住事物的矛盾、本質、問題、重點，歷史能使他看到事物發展的來龍去脈，并從中汲取歷史智慧，文學能豐富他的精神世界，了解五彩繽紛的人生。他讀書注重分析對比，力求知其所以然。當今，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之所以具有哲學的眼光、底蘊和智慧，之所以能把握歷史規律和歷史經驗，之所以常常引經據典、信手拈來，就與他注重學習、讀書有關，與他“厚積薄發”的積累有關。而這，對他今日治國理政，尤為重要。今天，他強調要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建立在他對中國優秀文化和歷史傳統的深刻認識基礎上的。擔當大任，不僅需要勞其筋骨，還要博覽群書，掌握認識世界的方法。好比領導干部完成工作任務是過河，而過河需要船，需要橋，這里的“船”和“橋”，就是思想方法，就是工作方法。這種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既從實踐經驗中來，也從學習、讀書中來。習近平說得好：“好學才能上進，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學習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學習走向未來。”

習近平在梁家河插隊期間，一心想著為當地群眾辦實事，試圖改變當地落后面貌。為群眾做實事，是他矢志不渝的信念。無論是在當知青的時候，還是在當大隊書記的時候，習近平的目標很明確，就是為人民服務。要為群眾辦實事，就要先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了解當地實際情況。一個黨的工作者，只有真切了解基層群眾的疾苦和貧困地區群眾生活的艱難，才能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才能夠有正確的工作方法，才能真正為老百姓做實事、做好事。當習近平越來越多地了解當時農村的落后與老鄉生活的艱苦，就越激發他為群眾做實事的激情。

習近平曾自述：“7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最大的收獲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么叫實際，什么叫實事求是，什么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通過調研研究了解實際情況后，習近平就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并腳踏實地去做，去苦干實干。習近平在梁家河的7年，靠自己的苦干實干作出了一番成績。他帶領干部、群眾打壩、挖井、辦縫紉社、代銷點、鐵業社、磨坊、辦沼氣。只要是村民需要的，只要是他能想到的，他都去辦。從剛到梁家河才幾天就去吊唁一位老黨員過世的母親，到對智力有點缺陷的靈娃之包容、關心；從把“娘的心”針線包送給村民張衛龐，到幫助果農提高蘋果產量質量；從把好點的糧食分給老鄉吃，到對貧下中農、老人、兒童、殘疾孩子的真誠相待；從傾其所有把一切有用的東西給討吃老漢，到慷慨助他人，目的都是為了讓群眾過上美好的生活。這樣，久而久之，就養成了習近平的為民情懷。習近平認為自己“就是個普通農民”，還經常說他是“老陜”，把自己看作黃土地的一部分，這說明他已經完全把自己融入農民之中了。當今，總書記之所以三番五次強調以人民為中心，強調“我的執政理念，概括起來說就是：為人民服務，擔當起該擔當的責任”，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強調“要把人民作為我們力量的源泉”，之所以經常到那些貧困地區體察民情，與他這7年知青經歷所培養起來與人民的深情有關，與他在梁家河插隊所形成的為民情懷直接相關。近幾年，總書記一再強調扶貧要攻堅、扶貧要精準，就是因為他曾經就是一名農民，他懂農民。

習近平善于運用辯證思維處理各種矛盾，做各種細致的工作。他做群眾工作很注意方法，也很人性化，從不采取強勢、高壓的做法，總是盡量做思想工作，認為把人的思想做通了，心理疙瘩解開了，事情也就順理成章做好了。習近平看問題，習慣從多方面考慮，善于運用辯證思維方式，針對一個問題進行多角度反復推敲，互相印證，而不是簡單地只從一個方面刻板地考慮問題，更不自以為是。這使他找到了解決問題的辦法。雷平生說，習近平對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有較多思考。當今，總書記特別強調要樹立辯證思維，提高辯證思維能力，就與他當年在梁家河插隊時注重學習唯物辯證法有關。

敢擔當才能辦大事，敢擔當才能成偉業，敢擔當才能為人民。十八大以來，總書記之所以能解決過去長期想解決但沒有解決好的難題，辦成許多過去想辦但沒有辦成的大事，就與他這種敢于擔當的精神和氣概相關。

梁家河村民梁玉明說：“近平敢說敢做敢擔當。”習近平做事情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他一旦擔起責任，就有自己的想法，就敢干事，敢干大事。敢于擔當與具有戰略定力有關。不論大事小事，習近平遇事總是沉著淡定，始終保持情緒上的冷靜，因為他認為，做大事者要具備冷靜的心態和自控能力，這樣即使事務再緊急，也可以條分縷析找到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當今，總書記治國理政，具有敢于擔當和戰略定力的品格，就與他在梁家河7年知青歲月所養成的擔當精神和戰略定力是直接相關的。

第五篇：《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

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

（一）發表時間：2016-11-29 來源：黨建網 作者：邱然 黃珊 陳思

（本文發表于中央黨校《學習時報》2016年11月28日 第A3版）

編者按：1969年年初，15歲的習近平來到黃土高原的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離開。這七年，他在這片黃土地上同鄉親們打成一片，一起挑糞拉煤，一起攔河打壩，一起建沼氣池，一起吃玉米“團子”。他后來深情地說：“七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最大的收獲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么叫實際，什么叫實事求是，什么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

下面刊發“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訪談錄，敬請關注。

采訪對象：王憲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縣文安驛鎮梁家河村人。當年的返鄉知青，與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驛公社把習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參加工作，曾擔任延川縣交警大隊協理員，2013年4月退休。

采 訪 組：學習時報記者 邱然 黃珊 陳思等

采訪日期：2016年2月26日

采訪地點：陜西省延川縣梁家河村委會

采訪組：

四十多年前，從北京來了一批下鄉知青。您和村里十幾位社員從梁家河走到文安驛，把十五名知青接回村里，其中就有習近平。請您講講第一次見到他的情形。

王憲平：

他們這一批首都來的知青是1969年1月13日從北京動身，1月16日到了我們文安驛公社(即今陜西省延安市延川縣文安驛鎮)的。我們村上怕他們行李太多，派了十幾個壯勞力去接他們。到了文安驛，看到知青們從大卡車上下來，村民們就幫他們往下搬行李。當時，縣上和公社的負責人拿了一份名單，把插隊知青都分配好了。我們大隊(即現在的行政村)分到十五個，其中四個女知青，十一個男知青，包括近平。他瘦瘦高高的，當時我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們一起在公社吃了一頓飯，有大燴菜，有玉米團子。飯后，各大隊就把分到本隊的知青接走了。

出發時，我們幫助知青搬行李箱，發現其中有兩個箱子特別沉，一個老式的棕箱，還有一個皮箱，都很陳舊，看著也不起眼。我們都覺得奇怪，說：“咋這么沉呢?這是誰的箱子?”

近平說：“這是我的箱子。”

我們當時也不知道近平的名字，第一印象就是這個瘦高的后生有兩個很沉的箱子。就這樣，我們扛著行李，領著知青回到了村里。

四十多年前，進梁家河的那道溝是一條很難走的土路。兩山夾一川的狹窄地方，中間有一條彎彎曲曲的羊腸小道通往深山里。那條路窄到什么程度呢?兩個輪的架子車都沒法通過。可見梁家河村當年有多偏遠、多閉塞。

到了村里，我們把知青分成兩個隊：一隊九個人，在村子的前面;二隊六個人，在村子的后面。近平當時被分在了二隊，他住的窯洞離我家很近。村里當時派人給知青做飯。幾個月后，農村生火做飯這一套活兒，知青們基本上都學會了，他們就開始自己做飯。一開始，他們做的飯不好吃，不過也只能湊合吃了。當時很艱苦，基本吃不到肉，飯菜也沒什么油水，可是因為肚子餓，大家也都不在乎飯菜味道怎么樣，能吃飽就算是好生活了。

采訪組：

習近平和北京知青在村里安頓下來，您和村里的社員從什么時候開始和他們熟悉起來的?

王憲平：

一開始還是很陌生的，后來就逐漸熟悉了。我們梁家河這個小山溝，當時村里有二百多村民。北京知青從大城市來到這個偏遠的小山溝，很不習慣這里的生活。他們最先接觸的，是我們村里的年輕人。我本人也是知青，早幾個月就回來了，但我和他們不一樣，我是返鄉知青，是這個村土生土長的，在縣里上初中，又響應毛主席號召回到家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因為我本身就是農民，又是回到老家插隊，和父母、鄉親們在一起，不存在生活不適應的問題。

我們村里的年輕后生，和北京知青年紀相仿，最先和他們熟絡起來。我們住得很近，一起勞動，一起生活。當時農村連收音機都沒有，農活兒之外也沒有什么娛樂，年輕人就經常聚在一起拉話(延川方言，聊天)，通過一些日常小事的交往，近平他們就跟整個村子的社員熟悉起來了。

采訪組：

后來你們和習近平熟悉了，知道他的箱子里面裝的都是什么東西了嗎?

王憲平：

全都是書。近平到梁家河以后，我們村里幾個年輕人經常去找他拉話，我也經常到近平住的窯洞串門。一次閑談中，我問起他那一大摞書：“近平，你咋有這么多書?”他說：“都是我帶過來的。”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你來的時候，那兩個箱子那么沉，裝的都是書，可不是拎不動嘛!”

采訪組：

他的箱子里都是些什么書?您看過他的書嗎?

王憲平：

他們好幾個知青都帶了書來，都在一起看，他們的書大部分是文化教材，有哲學、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書;還有一部分是外國文學名著，也有中國作家的小說。那個時候，近平十五六歲，我十七八歲，我們都是在上學的年紀就到農村來了，對知識非常渴求。那個年代，我們偏遠的山村沒有電，更談不上現在的電視、互聯網，那時候啥都沒有。要想了解外面的世界，只有通過書籍，而當時的農村，書也很難找到。

那個年代，考試交白卷、得“鴨蛋”很光榮，但是近平沒有受那種社會風氣的影響。他熱愛讀書，“癡迷”讀書，每時每刻都汲取知識。那時候，整個社會文化生活匱乏，黃土高原閉塞而荒涼，待在屋里就是昏暗的窯洞，出門就是漫山遍野的黃土。近平在勞動之余讀書，也是一種充實自己、讓自己不至于荒廢時光的好辦法。

我經常到近平的窯洞去做客，也經常看他的書，有時候我也把他的書借走看，這樣一來二去，我們的共同話題也越來越多，經常談起書里面的知識。我們雖然文化程度差不多，我還比他年長幾歲，但是從我們各自成長的家庭環境、社會環境還有生活閱歷來比較，我與近平的見識、知識面，都有很大差距。然而，近平非常謙虛，知識層面上的差距并沒有使我們之間產生隔閡，反而是他隨和的性格促使我與他交朋友、談天說地，遇到不懂的事情都向他請教。

他每天下地干活回來，吃完飯就看書，到了晚上，他就點一盞煤油燈看書。當時的煤油燈很簡陋，把用完的墨水瓶里灌上煤油，瓶口插個鉛筒筒，再插上燈芯，點燃了照明。近平就拿本書，湊著那點兒亮光看書，因為離得太近，煤油煙經常熏得他臉上、鼻子上都是黑的。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近平每天都要看到大半夜，困得不行了才睡覺。我這個人喜歡寫寫畫畫，在村里經常干一些農村“文化人”的活兒，所以我和近平之間就更容易溝通，我也喜歡去他住的地方串門，白天我們一起勞動，晚上我就去他們住的窯洞找他拉話。

當年，我們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小伙子，精力旺盛，白天干一天活兒，到了晚上還很有精神。我們點燈熬油，拉話，講故事，講笑話，有很多共同語言。那時候，村民之間在熟識的情況下習慣稱呼小名。我因為皮膚黑，小名就叫“黑子”，近平一直叫我“黑子”。1970年9月的一天，我去近平住的窯洞拉話。他從箱子里拿出一個筆記本說：“黑子，我送給你一個筆記本，你能看上不?”我說：“咋能看不上呢?你送給我，我就拿上。”我沒舍得在這個筆記本上寫字，一直都保存著。

1971年1月，縣里給村里來了一個通知，準備調我去關莊公社工作。2月的一天，勞動結束后，我去近平的窯洞拉話，他當時已經知道我要去工作的消息。我們拉了一會兒話，他拿出一本《毛主席詩詞》，在上面用鋼筆寫了“送黑子：工作紀念”，送給了我。直到現在，他從來不叫我的大名王憲平，都是叫我的小名“黑子”。

我們之間經常聊大山外面的世界，聊首都北京是什么樣的。我從沒去過北京，很羨慕近平這樣從大城市來的人。通過他通俗易懂的描述，我也對大山外面的世界有了實在的了解。我們還聊些書本上的知識，互相交流學習方面的事情。此外，我們也經常聊一些本地的情況。近平通過聊天，了解了梁家河這個山村里的溝溝坎坎，這里社員的生活情況，能打多少糧食，有多少存糧，以及一年四季的生活方式，吃喝用度，生活環境，等等。

近平在干農活方面，也有很多要向我請教的。比如怎么鋤地，怎么耕地，怎么翻土，怎么趕牲口，什么樣的地形種什么作物，什么樣的土質愛長什么??我是土生土長的陜北人，農民子弟，這些當然很清楚，所以勞動方面的事情，我也毫無保留地告訴他。

采訪組：

您當時和習近平在一個生產隊，平時也經常在一起勞動吧?

王憲平：

是的。當時包括近平在內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種地、鋤地這類的活兒都不太會干。我們本地的娃娃干起農活來，比他們強一點，但是我們跟村里的農民比起來也還差得遠。所以那時候，根據實際情況，村里就組織我們這些不擅長耕種的娃娃成立了一個基建隊，這個基建隊主要就是在山溝里邊打壩(用土壩抬高山口，平整山谷里的土地，形成壩田)，在山上修梯田，不干莊稼活。陜北山多地少，修建壩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積，能多打糧食。近平干活很賣力氣，肯吃苦。他雖然在勞動技巧上和我們農民有差距，但他一點兒都不惜力，甚至比我們干活還拼命。

比如打壩，當時沒有大型機械，挖掘機、打夯機全都沒有，都靠人力把一層層的土鋪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軟的土砸得緊密起來，這是強度非常高的體力勞動。那時候基本談不上什么勞動保護措施，近平也沒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繩子，再用全身力氣往下砸黃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的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開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從來不“撒尖兒”(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兒”，即偷奸耍滑，偷懶)。

像這么苦的活兒，干兩三個小時，大家就累得干不動了。坐在地邊休息的時候，我們幾個精力旺盛的年輕人，就捉對兒摔跤，坐著休息的人就給我們鼓勁兒。有一次，我和近平摔跤，因為他比我小三歲，力氣上不如我，又沒有什么摔跤經驗，一下就被我摔倒在地上。近平雖然輸了，但他這個人很倔強，就是不服我，還要和我比試。以后我們又較量過多次，他也沒能贏我，但他那股不服輸的勁頭上來了，一有機會就要跟我“切磋切磋”。那段時間雖然特別辛苦，但是我們這些年輕娃娃過得很快樂。

我和近平一起勞動了三年時間。1971年底，我就到縣里參加工作了，差不多每半個月回來一次，雖然我還能經常和近平在一起拉話、看書，但是一起勞動、一起摔跤的機會就沒有了。

經過兩三年時間，近平對我們陜北常見的農活兒基本上都熟悉了。雖然有些活兒還不是很熟練，但是至少都會干了。因為近平一開始就接觸打壩和修梯田，對這更是熟門熟路，所以后來他到趙家河搞“社教工作”，以及回到梁家河負責村里事務以后，也一直做打壩和修梯田這些事。在他1975年離開梁家河之前，近平一直沒有間斷過這些基礎設施建設。

采訪組：

面對陜北黃土高原惡劣的自然環境和辛苦的勞動，習近平和其他北京知青在最初階段有沒有想過離開這個地方?

王憲平：

最初，北京知青們不適應這里的環境，不少人都想離開。而且很多知青也確實早早地就離開了。他們離開的時間差別很大，有的來這里幾個月就返城了，有的一年兩年，也通過招工、參軍等方式陸陸續續走了。

在“文革”期間，家庭成分對一個人的前途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知青當中，如果父母是在部隊工作的，那就是“紅色家庭”的子弟，想到部隊當兵或者返城，都相對比較容易。而那些家庭出身或政治背景不好的所謂“黑幫子弟”，只能在農村插隊當農民，不會被批準當兵、返城。近平就屬于這種情況。他插隊期間，他的父親習仲勛正在受迫害下放基層，家里人都受到影響。

當時梁家河的北京知青，“紅色家庭”的、成分好的，不到兩年時間都陸續走完了，最后就剩下兩個知青，一個是近平，還有一個是雷平生。到了1974年，雷平生也走了。近平是1975年最后走的。他一共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時間，是這十五個知青中插隊時間最長的。

當年在窯洞里，近平有一次跟我拉話時說：“我餓了，鄉親們給我做飯吃;我的衣服臟了，鄉親們給我洗;褲子破了，鄉親們給我縫。咱梁家河人對我好，我永遠都記著。”他真的是把老百姓當成自己的親人。可以說，近平不僅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而且對老百姓有著深厚的感情。

梁家河人確實對包括近平在內的這些知青非常關心，把他們當成自家人。我還記得一件小事：近平住的窯洞下面還有一排窯洞，住著一個叫李印堂的后生，跟近平關系很好。李印堂在銅川當工人，有一次回家，帶回來一兩斤大米。當時在陜北，大米是很稀罕的東西，逢年過節都吃不上。李印堂把米撂下，跟他娘說：“娘，蒸了米飯，給近平也嘗嘗。”李印堂他母親把這大米細細地洗干凈，蒸了一鍋噴香的白米飯，她盛了一碗，然后跟李印堂說：“你趕緊，趁熱給近平端過去。”過了幾天，我回到村里，去看近平，他跟我說：“黑子，我前幾天吃上白米飯了!”我說：“嘿，你咋吃上這好東西了?”近平說：“印堂媽讓他給我送來一碗，可把我吃香了(延川方言，意即我吃得真香啊)!”

七十年代初的梁家河人，絕不會想到近平今天會成為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近平當年是一個沒有出路的“黑幫子弟”，人生邁向社會的第一步充滿了艱難。但是梁家河人沒有“看人下菜碟”，村里人也不認可這種不正常的政治環境對人的歧視——讀書的娃娃能犯多大的錯?憑啥給娃娃扣這么大的帽子?所以，村里人對所有的知青都一視同仁。

梁家河人只是純樸地認為，這些首都來的娃娃，本來過著很好的日子，吃飽穿暖，他們背井離鄉到咱窮山溝里來，父母親都不在身邊，太不容易了。雖然村里人也都窮得叮當響，但都愿意盡自己的力量把人家娃娃好好照顧一下。

采訪組：

聽說因為他父親習仲勛當時受到政治迫害，習近平入黨的過程非常艱難?

王憲平：

確實費了很大的勁。那時候從農村來說，“地、富、反、壞、右”的子女就不允許入黨;他們這些城里來的知識青年，則是“黑幫子弟”禁止入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你的“血統”——也就是“成分”，首先決定了你能不能成為黨的一員，然后才看你工作怎么樣。像近平這樣，無論他工作多么上進，對黨多么忠誠，但因為家庭的原因，入黨的希望非常渺茫。

我是1969年入黨的，知道審查過程非常嚴格。當時，我寫了入黨申請書，組織上首先調查申請人自己有沒有政治上的問題。這一關過了，再把申請人主要的親屬關系、社會關系都調查一遍。通過調查，如果申請人的親屬沒有坐牢的，沒有“地、富、反、壞、右”，工作表現也好，這才能入黨。如果申請人的親屬有問題，就入不了黨。

近平生在革命家庭，從他的成長環境和家庭教育來說，他對黨的忠誠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他肯定是想入黨的。而且從摔跤這個事能看出來，他這個人一旦認準了的事，是很執著的，決不會輕易放棄。據我所知，他反反復復寫入黨申請書，交到組織上超過了十次，但是每一次都遭到冷遇，主要原因就是他父親習仲勛的所謂“問題”。

但是近平沒有放棄，他一次又一次地寫入黨申請書。而且，他這個人工作努力，在我們當地是有口皆碑的。文安驛當時的黨委書記看到這種情況，也拿不了意見，就親自到延川縣找當時的縣委書記申昜請示。

申昜調查了近平本人的表現，了解到他工作非常突出，群眾反映一致很好，完全符合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申昜也是陜甘邊區的革命后代，對習仲勛的政治品質非常了解，對當時迫害老干部及其家屬、子女的做法非常不滿。因此，在申昜同志的全力支持下，近平終于入了黨。

采訪組：

習近平入黨之后，又被梁家河人推舉為大隊黨支部書記，請您講一講，他當支書之后做了哪些事情?

王憲平：

近平當了支書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帶領社員們在村里的溝口打了一個淤地壩。

在計劃這個事情之初，大家并不支持。因為這個壩的位置在正溝——也就是通往村里一條必經之路上，在雨季時這個地方就會匯聚整條山溝里所有的雨水，在下大雨的時候，這里的水勢是最大的。那個時候，山上植被稀疏，土壤存不住水分，黃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很嚴重。下雨的時候，河里的水特別大。所以淤地壩建在這個位置就面臨著山洪高強度的沖擊。

當時，梁家河的村民議論說：“近平想給咱村修個大淤地壩，多種糧食，這是好事。那個地方，雨季的水那么狂，搞不好沖垮了，就是勞民傷財，白忙活一場。肯定不成!”幾百年來，這個位置都沒修過淤地壩，村里人多數思想比較保守，認為老祖宗沒干成的事，自然有道理，咱肯定也干不成，所以大都持反對意見。

可是近平堅決想把這個壩打起來，他不僅自己挨家挨戶做大家的工作，也把我找來幫忙。他跟我說：“黑子，你在咱們村里一直當‘總管’(指在村里經常幫助村民料理紅白喜事的人。一般由有文化、辦事有條理的人擔當)，村里人聽你的，你幫我給大家做做工作。”

我當然想幫近平，但我對這個壩也沒多大信心，我說：“幫你做工作沒問題，但是這個壩能打成嗎?那個位置確實水大，夏天發洪水，真能沖垮了。”

近平說：“這個我早就計劃好了。河口的一側給它攔住，淤地壩的另一側給它好好加固，把自然河道的一部分再加深、清淤，形成一條大的泄洪溝。只要保證夏天水量最大的時候，泄洪溝能承受得住，那淤地壩的安全就不成問題。咱們精心施工，保證質量，只要這個淤地壩搞好了，從這里一直延伸到咱們村的大片良田就出來了。”

我結合那里的地形，仔細考慮了近平的規劃，覺得他說的很有道理，就點了點頭。

近平又說：“黑子，你說咱梁家河為啥窮?為啥吃不飽飯?就是因為土地太少了。這里打上壩，增加這么大面積的水澆地，以后梁家河的子子孫孫都會受益。咱說啥也得干成這個事!”

我說：“近平，能成!我也幫你跟村里人說去。”

當時，我就到文安驛公社，給工作單位打了個電話，我跟領導說：“我這次要遲回去一兩天，村里有點事要處理一下。”

之后，我專門找到村里那些年紀大的、反對意見比較強烈的社員，給他們做工作，把近平規劃的如何加固、怎么防洪等辦法都給他們講清楚了。我說：“你們說的洪水垮壩的情況，當然是有。但咱們只要把泄洪溝建好，淤地壩的安全肯定是沒問題的。”

我還勸他們說：“你看，近平做事一向穩妥、可靠，他啥時候胡來、蠻干過?他是外來的，不是咱梁家河人，卻能當咱的書記，給咱當這個家。他每天辛辛苦苦的，帶領大家勞動，他下的力氣最多;回到家里，他又要洗衣服、做飯，很不容易;現在管村里的大事小情，付出得更多。他本來可以不主張打這個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打壩他還要帶頭勞動，受這大苦，圖的是啥?還不是為了咱村多打糧食，吃飽肚子嗎?將來咱打的糧食吃不完，還可以存起來，不就過上好日子了嗎?你們當老人的，在村里有威望，一定要支持他把這個事情弄成。”

那些老人們慢慢地被我說動了，他們點頭說：“近平這個娃娃，確實可靠，他也確實是為村里好，你們娃娃有文化，懂得比我們多，咱就不好反對了。”

這段時間，近平也一直給村里人做工作，再加上我幫忙，村里絕大部分人都同意了。雖然還有極少部分人不同意，但已經不影響大局了。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大規模的淤地壩就開始熱火朝天地建設了。這個壩規模大，工程量大，耗費的人力也很多，全村人付出了全部力量，費了好大的勁，終于把這個壩打起來了。

近平在打壩期間，更是付出了全部的熱情和精力，他白天晚上，起早貪黑，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白加黑”“五加二”，把精力都放在這個工程上了。他要求施工要快，施工質量還要好，特別是洪水沖擊的關鍵位置，他搞得扎扎實實，固若金湯。而且他不僅一直在第一線指揮，也一直在第一線勞動，鏟土、打夯、搬大塊石頭砌堤圍，這些事情他都和村里人一起并肩戰斗。所以大家的干勁非常足，打壩進展得很快。

到最后關頭，打壩遇到了排洪溝的規格問題。近平跑到縣上，找水利部門來現場考察，把排洪的相關數據都嚴格計算好，按標準施工，把排洪溝的兩側用石頭牢靠地砌好。

這個淤地壩建好以后，確實很堅固，夏季的洪水能夠順利地從泄洪溝流走。一到雨季，近平就非常注意維修和防護，嚴格督促汛期的排洪管理，所以這個壩很牢固，壩頂的大片土地，一直在生產糧食。在近平離開梁家河幾年以后，因為當時村里疏于管理和維修防護，再加上那一年洪水比較兇猛，這個壩的一部分被沖垮了。后來，村民把損壞的部分恢復起來。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淤地壩跟七十年代的樣子完全一致。壩頂的土地，是我們梁家河村最好、最平整，也是最便于灌溉的土地。(未完待續)學習時報：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

（二）“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實實干出來的”

發表時間：2016-12-03 來源：黨建網微平臺 作者：邱然 黃珊 陳思

（本文發表于中央黨校《學習時報》2016年12月1日第A3版）編者按：1969年年初，15歲的習近平來到黃土高原的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離開。這七年，他在這片黃土地上同鄉親們打成一片，一起挑糞拉煤，一起攔河打壩，一起建沼氣池，一起吃玉米“團子”。他后來深情地說：“七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最大的收獲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么叫實際，什么叫實事求是，什么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

采訪對象：王憲平（小名：黑子），1951年10月出生，延川縣文安驛鎮梁家河村人。當年的返鄉知青，與村里人一起去文安驛公社把習近平等北京知青接回梁家河。1971年2月參加工作，曾擔任延川縣交警大隊協理員，2013年4月退休。

采訪組：本報記者 邱然 黃珊 陳思 等 采訪日期：2016年2月26日

采訪地點：陜西省延川縣梁家河村委會 采訪組：

我們去看了淤地壩，感受了當年造地的不容易，您印象深刻的還有哪些事情呢？

王憲平：

要說印象深刻，不能不說近平帶領村里人辦沼氣和修路這些事。近平當梁家河村支書以后，一直想改變村里的生產生活面貌，改善村民的生活。但是村里人思想一直比較封閉，對一些新觀念新想法，第一反應往往就是反對。當時近平主張辦沼氣，也面臨這樣的情況。村里有一部分人，特別是觀念保守的老年人就議論說：“挖那么個坑，填上糞，就能著火？不可能！”

近平去四川學習沼氣池建設技術，回來以后就建沼氣池。把第一口沼氣池搞起來以后，產出沼氣了，點著火了，這個作用很大，大家看到事實了，也就相信了，而且也確實解決了我們這個地方缺柴燒的問題。

不久之后，辦沼氣在我們周邊就普及開了，全縣大多數村都開始向梁家河學習。陜西省的沼氣現場會議，也是在我們村召開的。

現在從外面通到村里的這條路，就是辦沼氣的同時修建的。原來一個架子車都無法通行的羊腸小道，修成了平整寬敞的路，因為建沼氣池的時候，水泥、沙子要運進來，必須先修好路。反過來，這條路又為村里的發展帶來了更多好處。

這些事說明，對改善人民生活的探索和實踐，往往會帶動相關的發展，而這些發展又會持續地讓人民受益。這些事物之間，都是緊密關聯、相輔相成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近平非常注重讓村里人學習文化知識。在平時勞動和生活中，近平和村民們朝夕相處，聊天的時候他不僅給大家講大山外面的世界，也普及一些文化知識，總是想方設法讓大家學習文化。

我離開村里到縣上工作以后，差不多每兩周回來一次，都會去看近平。即使其他知青都返城了，他的窯洞里還是那樣“高朋滿座”，村里人都喜歡找他拉話。我們村有個后生叫武輝，經常跑到近平那里去拉話，問這問那，對外面的世界、對知識充滿了渴望。

近平在村黨支部開會的時候就說：“咱們村，像武輝這樣想學習的人可多呢。年輕人如果不識字，不學習，以后是沒有出路的。我辦一個掃盲班，把大家組織起來學習吧！” 當時村里人大多數不識字，他們一聽近平這個提議，都很高興。近平說辦就辦，馬上就辦了個掃盲班。他的目標是，讓每一個梁家河人多少都能夠認識最常用的一些漢字，并且認得越多越好。

近平自己抄寫了一些卡片，上面寫著簡單的漢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從認識這些基礎的漢字數字開始，再逐漸教一些比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東、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讓村民們了解這些經常用得到的文字，把這些學扎實了，再慢慢地教他們更多的文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勞動回來吃完晚飯的時間，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時間，把大家召集過來開掃盲班，教大家識字。

除了識字以外，近平也經常跟大家談天說地，通過這種輕松愉快的形式，梁家河村的人從他那里了解了很多大山以外的風土人情、人文地理，豐富了自己的知識，也增長了見識。所以，在當時，與周圍的其他村相比，梁家河的村民文化素質要高一些，識字的人也要多很多。

采訪組：

請您給我們講一講，習近平離開梁家河以后，他每次回來看望鄉親們的情況。此外，您與他還有哪些聯系？

王憲平：

近平離開村里，上大學走了以后，還一直惦記著梁家河的鄉親們。除了和村里通信聯系以外，他還回來過三次。

第一次是1993年，那時候近平任福州市委書記，工作雖然非常忙碌，但他抽出時間回來看望大家。村里根本不用挨家挨戶通知，消息一落地，就在全村男女老少中間傳開了。大家跟他感情都很深，一聽說近平要回來了，都高興得不得了。那時候正是陰歷八月，有人就說：“哎呀，近平回來的正是時候，正好咱的紅薯下來了，他能吃上咱的紅薯了。”

村里人在他來之前，就開始準備迎接他，早早就開始張羅做飯，還殺了兩只羊。

近平一到梁家河，村里人都涌出來迎接他，他跟鄉親們拉話，跟我們這些“當年的小伙伴”握手，拍著肩膀問好，非常親熱。我們拉了一會兒話，近平就在村里挨家挨戶地走了一遍，把每一戶人家都看一看。他當梁家河村支書的時候，還是七十年代初，將近二十年過去了，村里人都過上了好日子，吃穿不愁，近平也感到非常欣慰。那時候，村里人住得很分散，他把全村走了一遍，走了幾里地的路。

中午吃飯的時候，近平用那大海碗，吃了滿滿一大碗羊肉。吃完以后，他說：“咱們這羊肉還有沒有了？我離開咱梁家河這么多年了，走到哪里也沒吃到過這么香的羊肉。”石春陽說：“有嘛！還能沒有你吃的？”馬上又給他盛了一大碗羊肉，近平又吃光了。我們問：“近平，還吃不吃了？”他搖搖頭說：“哎，可吃不下了，再吃就撐了。”鄉親們都笑了起來。

2005年，我到北京辦事，和當年插隊的幾個北京知青聯系上了。他們跟我聊天說：“黑子，既然你來了，咱們干脆把當年的知青都聯系一下，聚一下。其實，大家多數都在北京，就是不知道都在哪個單位。”我說：“好啊。”于是我們就開始聯系，通過托人打聽、一個一個地確認，當年的知青，我們全都聯系上了。但是有幾個人沒能來參加這個聚會，有一個在英國工作，沒回來。還有兩個人因為臨時有事，沒來成。

近平當時已經調到浙江工作了，雷平生給他打電話說：“近平啊，黑子到北京來了，我們幾個把咱們插隊的老知青都聯系上了，打算搞個聚會，看你能不能回來參加？”

近平那段時間恰好開會，特別忙，他也想回來，但是實在脫不開身。他把這個情況跟雷平生說了一下，然后囑咐他說：“黑子來了，你先替我掏3000塊錢給他，讓他在北京多待幾天，陪他到那些景點、好玩的地方轉一轉。他大老遠來看咱們，咱得好好招待他，不要讓他掏門票錢。”我們聚會的時候，雷平生就拿出3000塊錢給我，他說：“黑子，這是近平給你的錢。”

2009年11月13日，當時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的近平到延安來考察，那次因為事務繁多，行程安排得很緊，還有市、縣、鎮、村四級匯報座談會等活動。所以近平就沒有專程到梁家河來看望鄉親們。但是他把我們幾個比較要好的朋友都請到了延安，和他一起吃了個晚飯、敘敘舊。

我到了延安市，看到了闊別多年的近平，心情非常激動。和他握手的時候，我一時不知道說什么話好，面對小時候的好朋友，現在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也不知道該稱呼他“習副主席”，還是“近平”。

近平倒是首先開口叫了我的小名，他說：“黑子！你比上次見面胖多了！”

我哈哈一笑，說：“是啊，我是胖了，咱現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生活環境也變好了。”

近平說：“前些年聽說你身體總鬧毛病，現在好了沒有？” 我說：“先前是胃病，老是治不好，后來又是高血壓性心臟病，人一上了年紀，各種病就都來了。不過現在醫療條件越來越好了，我的病已經好多了。”

近平說：“你現在還在工作崗位嗎？”

我說：“2003年我就離崗了，因為那時候身體不太好，之后一直在家養病。”

近平說：“你現在生活方面有什么困難嗎？”

我說：“我沒什么困難，市委、市政府對我們退休的老職工很關照。我吃、穿、花、用，各方面都足夠了。”

近平點點頭，說：“你家里人還好嗎？孩子結婚了沒有，有工作嗎？”

我說：“家里都很好，我現在住在縣城，孩子們都成家了，也都有工作，只有兒媳婦還沒有工作。不過生活各方面都挺好的。”

近平一聽說我身體、家里生活都很好，感到很欣慰。他說：“黑子，這么多年過去了，你還記不記得當年在村里勞動，咱們在寨子溝里打壩，我總是和你摔跤，我每次都摔不過你，但就是不服你。那個時候真開心啊。”

我說：“近平，這事你都沒有忘，我更忘不了。那時候咱們年紀都小，但我比你大幾歲，你摔不過我很正常啊。不過，我當年要是知道你現在能當這么大的官，我就不敢把你摔地上了！”

近平哈哈大笑，說：“你看你這是啥話！”

隨后，近平又對我說：“黑子，你在縣里工作了幾十年，比村里人經歷得多，見得廣，工作上也更有經驗。你要為咱梁家河多出點主意、獻計獻策，協助春陽把村里的事辦好。”

我說：“近平，你放心，我會的。之前村里的同志經常和我聯系、交流，遇事共商，今后會做得更好的。”

席間，我們聊到陜西的方言和飲食，近平就問陪同的陜西省委書記趙樂際：“樂際同志，你能不能聽懂‘酶酶’是什么東西？”

趙樂際說：“這個還真不知道。”

近平就解釋說：“‘酶酶’就是饃饃，白面饃饃，也就是饅頭，是延川縣的土話。”

他又轉過來問我：“黑子，咱們梁家河現在能吃上‘酶酶’了吧？” 我說：“現在生活好了，主食基本就是‘酶酶’和大米這些細糧，偶爾吃些粗糧。”

近平又問：“‘團子’（“團子”在延川當地特指一種在貧困時期用谷子皮、玉米皮摻到玉米面里做成的充饑食物）現在還吃不吃了？”

我說：“早就不吃了。”

他問：“那現在種了玉米主要干什么？” 我說：“少部分當糧食，大部分做飼料了。” 會餐結束后，近平跟我們幾個告別。他囑咐我說：“黑子，你要養好身體，多鍛煉，回去以后代我向你老婆存英問好，還要代我向村里人問好。”

我說：“好的，我一定會轉告你對村里人的關心，你也要保重身體，也替我向你母親及家人問好。”

近平說：“謝謝，謝謝！” 采訪組：

總書記于2015年2月13日回到梁家河看望鄉親們，那時您也在場，請您講一講那天的情形。

王憲平：

近平2015年2月13日回來，距離他1993年回來，有20多年時間了。那天，縣里沒有事先通知我們近平要回來，只是說：“中央要在延安召開一個扶貧工作會議，有一個主管扶貧工作的中央領導，要來梁家河看一看。”

說來也怪，正因為沒提到這位領導的名字，村里人反而都有一種很強烈的直覺，感覺這次可能是近平回來了，所以大家就都涌到村委會的大院子里，等待這位“領導”的到來。

車剛到村口就停了，車門一開，第一個下來的就是近平，隨后下車的就是彭麗媛老師。村民一看，“轟”的一下就沸騰了，就有人喊：“真是近平回來了！彭老師也來了！”

那時候村里人一下子就從院子涌到門口去，把近平給圍起來了，有跟他握手的，有挽著他胳膊的，有跟他打招呼的，當時那個場面非常熱烈。大家都很激動，這時候，近平身邊的隨行人員過來“解圍”了，他們說：“鄉親們，大家讓一讓！你們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把總書記擠在外面進不去吧！”大家一聽是這么回事，于是擠在門口的村民就閃開了一條路，大家簇擁著近平走進院子里。

那天，近平跟村里的老朋友、老熟人，全都見了面，還跟村里人合影，到各家各戶去看，還去視察了果園、農田。他這次回來，能叫出來我們每一個人的名字，不光是我們經常聯系的人，就是那些四十多年沒聯系的人，他一見面就能認出是誰，大名、小名也都能叫出來，而且梁家河的每一座山、每一條溝叫什么名，他都記得清清楚楚。

吃中午飯的時候，近平、彭麗媛、石春陽、呂侯生、張衛龐、梁玉明，還有我，幾個人坐在一桌。大家都坐下以后，近平給彭麗媛老師介紹了我們五個人。彭麗媛老師也跟我們一一問好。

梁玉明提議說：“近平，今天你回家來了，喝兩杯酒吧！”近平猶豫了一下，說：“那好，聽你們的！快過年了，我來看望鄉親們，得給大家敬兩杯酒。”于是，我們打開了一瓶酒，每人倒了一點，互相敬酒祝福。

那天的飯菜很簡單，都是當地農村的“土菜”。近平給彭麗媛老師詳細介紹桌上每道菜和湯的名稱，用什么原材料做的，怎么做的，有什么口味和特色。

我說：“這些菜，在現在看來很普通了，平時我們就經常吃。但是在近平當知青插隊的時候，只有過年才能吃到這么好的東西，而且那時候油水少，清湯寡燉的，味道比現在可差遠了。” 大家都感嘆說：“是啊，那個時候，吃‘團子’能填飽肚子，就算是好生活了。”

近平問石春陽：“隨娃，村里現在有多少人？今天都在嗎？” 石春陽說：“有四百一十人，快過年了，大家都在家。”近平又問：“村里養殖的情況怎么樣？還種地嗎？現在吃水的情況怎么樣？水質如何？”

石春陽說：“養殖搞得不錯，養豬的、養雞的都有，但是養牛羊的現在沒有了。山上都不種地了，就河條地和壩地種一些玉米。現在吃水沒問題，你那時候打的那幾大口井還在用，現在家家戶戶都有自來水，可方便了。我們找衛生部門檢測過水質，水很好，各項指標都合格。”

近平又問：“現在村里老人們的生活怎么樣？大米，肉類，能經常吃上嗎？”

大家說：“老人們生活都挺好的，伙食也沒問題，吃的都挺好。”近平感慨地說：“現在生活好了，那時我在梁家河插隊七年，只吃過一次大米飯，是鄉親送給我的，那碗米飯真是香啊！”

我說：“是李印堂家給你送的。你跟我提起過，說那碗大米飯有多香。”

近平說：“對，對，就是印堂媽送給我的。” 席間，近平問張衛龐：“你去過北京嗎？” 張衛龐說：“我去過，去年就去了一次北京。” 彭麗媛老師問：“你們都去過廈門、福州嗎？” 梁玉明、石春陽和呂侯生都說“去過”。

梁玉明還對彭麗媛老師說：“有一次，我帶兒子去廈門，到你家里，還是你親自給我們做的飯。”

彭麗媛老師說：“噢，時間太久了，我想不起來了。黑子，你沒有來過吧？”

我有點不好意思，說：“我哪里也沒有去過。”

近平說：“以后你們都可以到外面走走、轉轉，看看外面的發展，開闊眼界。雖然工作崗位不同了，離得也遠，但咱們也要經常聯系，你們以后可以經常給我寫信。”

他還說：“我看，咱梁家河的干部年齡偏老化，這樣不行啊。像張衛龐，都那么大年紀了還當隊長，咱們要重視培養年輕的村干部。”

午餐快結束的時候，我給近平敬酒說：“近平，請你放心，全村的鄉親一定盡快發展產業，大家伙兒都更加富裕起來，給你爭光添彩。”

近平對大家說：“黑子說得很好，希望全村都過上好日子。大家都富裕起來了，我就放心了。”

采訪組：

最后請您談一談，總書記插隊的那七年對他有什么影響？ 王憲平：

近平年輕時拼搏奮斗的經歷，特別是知青生活對他性格的磨練，對他人生觀與價值觀的形成，這些與他后來在各級領導崗位上所做出的成績，肯定是有重要聯系的。人的一生充滿各種偶然性，這可能就是我們常說的“命運”。但是，人內在的意志力，人對精神世界的積極追求，又蘊含著很大的必然性。我們講一個杰出的人物甚至一個偉大的人物，應該重點講他的成長過程，講他遇到的困境，講他付出的努力，看看他的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只有過程才能真正給人啟迪，給人感悟。

近平離開中學走上社會的第一步就是在梁家河，雖然艱難困苦，但這段經歷磨練了他的意志，也讓他從走上社會之初就與最底層的中國農民同甘苦共患難，榮辱與共，由此培養了他一生都割舍不斷的深厚感情——從心底里熱愛人民，把老百姓擱在心里——這可是哪一所高等學府、哪一座象牙塔里都學不到的真東西。

無論一個人身處什么樣的逆境當中，只要你能積極地面對生活，無私地為他人奉獻，抱有遠大的理想，那么你無論將來成為工人、農民、學者、醫生、教師，或者國家干部，都能為人民服務，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直至成為棟梁之才。

近平這個人在他年輕的時候，就志存高遠。但他的遠大理想，恰恰不是當多大的官，走到多高的位置，而是看似平凡的“為老百姓辦實事”。他2015年回梁家河來，跟全村人說過一句話：“當年我離開梁家河的時候，我就有個想法，如果將來我有機會從政，我要做一些為老百姓辦實事的工作。”當時我聽到這句話，再回想當年他的所作所為，心里非常感動，眼淚差一點掉下來。那一刻，我相信村里人也同我一樣的感動：咱們近平的理想，今天確實是實現了。

回顧近平和梁家河的這些往事，我覺得最讓我感動的一點，就是近平沒有變，梁家河人也沒有變。表面上來看，近平從一個無依無靠的普通知青，成為了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梁家河從一個貧窮閉塞的小山村，變成了全國聞名的地方。但是本質上，還是和四十年前一樣：近平還是那個為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打拼的“好后生”，梁家河人也還是成群結隊送近平去上大學的那些淳樸老百姓。

近平說：“當年我人離開了梁家河，但是我的心一直留在這里。”其實我所理解的“這里”并不是單指我們梁家河，而是指我們中國每一個普通的小村莊，每一個平凡的老百姓。

我很高興能通過你們的采訪來回憶一下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我本人就是一個純粹的老百姓，我從參加工作到離崗，一直都是一名普通職工，從來沒有擔任過任何領導職務。

我與近平相識，正是在“文革”那個動蕩年代，但是對近平的思想和價值觀起作用的，并不是標語、口號和高音喇叭的灌輸，而是知青歲月那日復一日艱苦的生活和勞動，是當年同我們農民兄弟朝夕相處的那二千四百多個日日夜夜對他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這其中更多的是情感上的融合，是精神上融為一體，是近平扎根黃土地，成為我們農民兄弟中的一員，由此所形成的與我們一樣的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這個國家未來的一種期望。

近平說：“不要小看梁家河，這是個有大學問的地方。人生處處留意，皆有學問。”確實是這樣，同樣的這條山溝溝，我們村里人從這條溝接他來到梁家河；七年以后，我們又把他從這條溝送出去，在梁家河這個山溝溝里，近平度過了人生最艱苦的七年。2002年5月，我聽說習仲勛逝世的消息。那個時候各方面的條件有限，我就到縣上的郵局給近平發了一個電報，表示哀悼。幾天后，近平給我回了話：“電報收到了，非常感謝！”要知道，在近平剛來梁家河插隊的時候，我們并不知道他的父親習仲勛曾是國務院副總理，只知道他是從北京來的知青。后來，其他的知青都陸陸續續離開了，而近平還因為種種原因不能離開，并且在入黨、上大學方面遇到了很多困難。慢慢地，我們才知道他的身份，都替他著急，可是他并不著急，真正扎根農村為群眾做事，打淤地壩、修梯田、辦沼氣??一干就是七年！村里的人都說：“真沒想到近平是國務院副總理的兒子，真沒想到國務院副總理的兒子能給咱建沼氣池、打淤地壩！咱一般的老百姓都吃不了這苦！”近平在梁家河插隊的這七年，是受苦受難的七年，是踏踏實實干出來的七年。在這七年里，他用每一滴汗水和每一份付出詮釋了他說的那句話：“干在實處，走在前列。”

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

（三）發表時間：2016-12-07 來源：黨建網微平臺 作者：邱然 黃珊 陳思等

（本文發表于中央黨校《學習時報》2016年12月5日A3版）

采訪對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淀區西頤中學學生，1969年1月與習近平一起到延川縣梁家河大隊插隊，住同一孔窯洞。1970年招工離開梁家河，曾做過教師、科技副縣長，西安地質學院產業處處長，在長安大學公安處副處長(正處級)任上退休。

采訪組：《學習時報》記者 邱然 黃珊 陳思等 采訪日期：2016年6月6日 采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臺演播室 采訪組：

戴明同志，您好!1969年，您與習近平一起到陜北的梁家河村插隊。請您講一講當年知青插隊的背景和選擇到陜北去的原因。

戴明：

知青插隊的背景，簡單來說，就是席卷全國的“上山下鄉”運動。我們當時都在學校上學，毛主席發出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這個號召一發出，每一個人都必須積極響應。實際上，我們當時也談不到“想去”或者是“不想去”，這就像是一場巨大風暴，把我們都卷到里面了。如果我們不響應號召，那肯定不行。如果不走，居委會的老太太、學校的老師、革委會的工作人員，就會天天找上門來談話，動員我們下鄉插隊。

根據國家安排，我們那一批知青，插隊的目的地主要是山西和陜西。我問我父親是去山西好，還是去陜西好?我父親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陜西好!陜北可富裕了，條件很好。婆姨都不上山勞動。”我父親之所以有這樣的印象，就是因為他們在陜北工作的時候，當地有一個持續了多年的大生產運動，農業各方面發展得很好。而且，當時南泥灣留給我父親的印象非常深刻。就像那首民歌里唱的“南泥灣，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來好風光??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所以，他對我說：“你肯定要去陜北。”

那一年，我不到17歲，近平不到16歲。因為近平早上一年學，所以他是我們幾個北京知青當中年紀最小的。

采訪組：

你們從北京出發趕赴陜西，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您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嗎? 戴明：

還有些印象，一些細節還記得挺清楚。我們是1月13日出發的。近平和我們幾個都到了北京站，當時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擠都擠不動。有知青，有來送行的家人，還有維持秩序的警察、軍人、車站工作人員，整個站臺擠滿了人。當時，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為人太多，他們沒能擠到前面去。

我們乘坐的“知青專列”能容納一千多人。車停在那里等待出發

的時候，我們心情還是很好的。有這么多人送我們，場面這么隆重，有點兒像去當兵的感覺，覺得還挺光榮的。可列車一開動，車上車下就是一片哭聲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為畢竟都是些十幾歲的孩子，大多都沒怎么單獨離家出過遠門。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訪談中回憶起當時出發的情景。他說：“在去延安的專列上，我記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個專列上沒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當時車底下我的親屬都說，你怎么還在笑啊?我說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這兒有命沒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這不是好事嗎?我哭什么呢?他們聽后就破涕為笑了。”

“知青專列”從北京出發，經過河南，過黃河大橋，沿著隴海線，一路到了西安。沒換車，火車又開到了銅川。抵達銅川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過饅頭、咸菜，之后就準備出發了。出發的時候，天已經亮了。一兩百輛大卡車來接我們，那個卡車還不錯，上面加了一個篷子遮風擋雨。我們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車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輛卡車能坐二十幾個人。

近平和我上了一輛卡車。我們上車的時候，看到當時的情景壯觀得很：前面出發的車在環山路上排成了長龍，黃土滾滾，鋪天蓋地。當時看到那個情景，我們都很興奮。等到上車走了半天，凍了一路，吃了一路的土，我們也就不興奮了。

就這樣，一路顛簸到了延安。下車的時候，我們身上全都是土，32 變成一個個“土人”了。天已經黑了，我們住在一個學校里。經過一天的顛簸，知青們非常疲憊，有人就把桌子一拼，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我睡不著，就找了幾個人出去溜達。那時延安城特別小，我們轉了半個小時就轉完了。延安當時最高的一個樓就是新華書店，是個二層樓房。整個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長途汽車站前面有一個路燈，寒風一吹，燈罩“啪啦啪啦”地響，燈光一閃一閃的。當時我的心情簡直沒法描述——“原來這就是延安”，心里涼了半截。

接下來的一天，我們繼續坐卡車，從延安到延川200里地，當時那個路非常難走，全都是盤山路，在塬上繞來繞去，走了很長時間。遇到比較好走的路，車一開快了，又很冷，黃土一直不停地從縫隙里灌進來。我們就把口罩、棉帽子都“武裝”上了，有什么都往身上裹。

從這里開始，我們就發現原來的大卡車長龍變得稀稀拉拉，車越來越少了。每到一個地方，就有一些車停下，一部分知青就到站了。我們的心情也越來越低落，怎么越走車越少?我們怎么還不到地方呢?我們見到荒涼的黃土高原，以為快到目的地了，沒想到走了那么久，還有更荒涼更貧窮的地方，當時真是感覺走到了世界的盡頭。但車還是一個勁兒地往前開，最后滿眼都是黃土飛揚，卡車只剩下幾輛，我們的心情越來越絕望了。

近平一路上都沒怎么說話，我們的話也漸漸少了，一是疲勞，二是忐忑，我們都蔫了。車還在一直不停地往前開，總也不到地方。車上有個知青沉不住氣了，就拍著車廂對司機喊：“師傅，你是不是走錯了?”司機說：“這條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錯的!”

我們終于到了文安驛公社。下車的時候，發現同行的卡車已經所剩無幾了。一下車，公社就給我們每人發了一本《毛主席語錄》，一條白毛巾。

吃過飯，各個生產隊的人都已經在公社大院里等著我們了，負責人一念名單：某某某，哪個生產隊的，跟各村的人對號入座。梁家河來的人幫我們背上行李，領著我們就走了。

梁家河的老鄉推來了一輛平板車，給我們拉大件行李。其他十幾個人，把我們的行李背上。村里的老鄉對我們可好了，什么都不讓我們拿，行李都是他們背。我們就拎點小件，有的連小件都沒拎。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買的一個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被褥、隨身物品全都裝到里面了，箱子很沉。村上最壯的一個勞力——一個名叫“會兒”的小伙子，把我那個箱子用繩子捆起來背在身上。

我們一路往梁家河走。梁家河在一條很深的山溝里面，山溝窄的地方，那架平板車勉強能通過。終于到了梁家河，“會兒”已經累得不行了，我去拎我的箱子，他跟我說：“這是你的箱子呀?差點沒把我腰背斷了!”

現在你要是從北京去延安，坐高鐵就幾個小時，當天就能到。坐飛機當然就更快，一個多小時就到延安了。從延安開車到梁家河只要一個多小時也就到了。

采訪組：

你們到了梁家河以后，生活是如何安頓下來的?又是如何適應的? 戴明：

到了村里，我們十五個知青就分組了，其中九個知青分到一隊，也叫“前隊”。近平和我們五個人，分到二隊，也叫“后隊”。他們前隊有幾個女生，都在一起。我們后隊六個男生，沒有女的。梁家河的生產隊長就覺得，男女比例不均衡，人數也不均衡，想重新分配一下。

我們嫌和女生在一起麻煩，就跟他說：“沒關系，我們不要女的!” 隊長說：“你們不要女的，誰給你們做飯?” 我們就說：“隊里給我們派個做飯的嘛!” 隊長說：“做飯的工分誰給?” 我們就說：“你們隊里給出工分嘛!”

隊長也不跟我們計較，就應下了。就這樣，我們后隊的六個“和尚”住到了梁家河團支部書記張太平家里。張太平人很聰明，有文化，而且能說能干，所以村里讓他當我們的房東，這樣跟我們這些北京知青更好交流和相處。后來也確實是這樣，太平就住在我們隔壁窯洞。他沒事就跑過來跟我們聊天，也給我們講團的知識。

但是，光明白道理，光有知識也不行，我們還是要面臨生活中實際的困難。

近平以前提到的過“跳蚤關”，這對我們知青來說，確實是非常難忘的記憶。陜北那個地方，像貓啊，狗啊，豬啊，這些動物身上都有跳蚤，它們沒事都喜歡往窯洞里面跑，這樣就把跳蚤傳染給了人，人和人之間又互相傳染。我們六個人在一個炕上睡，只要其中一個人身上有跳蚤，其他五個人也不能幸免。有時候我們生產隊開會，甚至

一個大隊的幾十個人都擠到一個窯洞里，實在擠不下，門口外面再坐幾個。人擠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傳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癢起來非常難受，抓來抓去的，皮膚就抓破了。但到后來，我們就習慣了，也學會了防治跳蚤的辦法：燒一大鍋水，把衣服燙一燙，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殺死了。

一開始，上廁所我們也不習慣。當地的廁所，就是在窯洞外面找個角落挖個坑，四周一擋，就是廁所了。廁所又臟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風吹得人渾身哆嗦;夏天，蚊蠅到處都是，所以我們在那里，都養成了快速上廁所的習慣，方便完了就趕緊從廁所里逃出來。像我們現在這樣，坐在家里衛生間的馬桶上看書、玩手機，一坐就是半個小時，在當時是不可想象的。在陜北農村，洗澡也比較困難。淋浴當然沒有。冬天，我們就只好燒點熱水，拿毛巾往身上擦一擦。天氣轉暖之后，我們六個人一起到溝里的水井旁邊去洗澡，這樣就省得把水擔回來洗了。擔水要走十幾分鐘，我們剛來，還不怎么會挑水，為了圖方便，就到那口井旁邊沖涼了。雖然穿著游泳褲，但是村里人笑話我們，說大小伙子還光腚，以后我們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對于吃的東西，我們也很不習慣。不過，我們剛去的頭兩天，各自到老鄉家吃派飯，伙食還可以。我們給老鄉支付四兩糧票和兩毛錢，老鄉盡量給做好的，把家里平時舍不得吃的都給我們做上。有玉米面饃饃，有豆面饃饃，這就已經是當時最好最有營養的食物了。老鄉家里的小孩都看著我們吃，很眼饞。當然，這和我們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來差太多了。

后來，我們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當時我們十六七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每天吃野菜團子、黑米糊糊、玉米糝子這些非常粗糙和難以下咽的糧食。有時候，我們能吃上小米飯，這就算是最有營養的了。但小米飯太干了，感覺沒法吃，一嚼起來滿嘴竄，咽不下去。我們經常吃不飽肚子，晚上睡覺的時候，躺在炕上，我們就聊吃的，越聊越餓。

到了春節，生產隊為了歡迎我們，特意弄了幾桌好吃的，并且讓全村人都來吃。那頓飯真不錯：有八大碗，有各種菜，還有炸酥雞。那頓飯吃的香得不得了，我們都驚嘆：陜北咋還有這么好吃的東西? 正月十五過完了，整個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殘。我們當時還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們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飯了，從這里走到銅川、西安，沿路乞討。

我們了解這個情況后，非常震驚，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鄉，自己肚子都吃不飽，甚至還出去要飯，卻沒有虧待我們知青。這些事情，加強了我們對這片土地的了解，增進了我們對父老鄉親們的感情，更促使我們進一步認識社會的現狀，加深了我們對這個國家的認識。

石春陽的父親給我們做了一段時間飯后，我們就開始自己做飯了。我們知青有國家補助糧，每個月四十四斤原糧，其中有玉米、小米。我們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著吃，有時柴燒光了，玉米碴子還沒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得吃夾生的。沒有菜，大家就讓我去跟老鄉要點酸菜，我就硬著頭皮去要。因為陜北很缺菜，老鄉也很困難，37 他們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們知青去要，他們還是會給一些，有時候能給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來，我們六個人一人分一點，就著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強把肚子糊弄飽。

近平后來在訪談中回憶起酸菜，他說：“長時間吃不到酸菜，還挺想。”這就是那個時候留給我們的特殊記憶，因為那種條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經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玉米碴子經常煮不熟，是因為柴禾不夠燒。打柴對于我們來說是一個難題。老鄉有時候到山崖邊上，冒著生命危險去砍那種硬邦邦的酸棗刺。老鄉能上去，我們卻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對付不了那種到處是刺的灌木。這種柴很好，耐燒，不需要燒太多就能把一鍋飯做熟了。我們只能到山上去摟茅草，一摟就是一大捧，看著挺多的，回去填到灶臺里，一點火，那火“呼隆隆”地響，幾分鐘就燒沒了，結果鍋還沒燒熱，茅草已經燒光了。我們一看，這不行啊，今天沒燒的了，做不成飯就要挨餓了，于是就六個人一起去打柴。結果，我們六個人打來的柴還不夠做一頓飯用的。因為山上確實沒有柴，都是那種很細的灌木或者茅草。

有一天早上，我們不起床了。隊長來問我們：“為啥都在這兒躺著不起來?”我們說：“我們是餓得起不來炕了。”隊長問：“那你們怎么不做飯吃?”我們說：“因為沒柴燒。”隊長說：“這可得想個辦法，別把娃餓壞了。”于是他就批準我們去用大隊冬天儲存下來的玉米秸，那個很好燒。這些玉米秸可是起了很大作用，我們一沒有柴禾了就到那兒抱，解決了燒柴的難題。

在那個時候，我們更深刻地了解到：陜北很苦，延安更苦，延川極苦，梁家河最苦。

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

（四）發表時間：2016-12-10 來源：黨建網微平臺 作者：邱然、黃珊、陳思等

（本文發表于中央黨校《學習時報》2016年12月8日A3版，文章有刪節）

采訪對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淀區西頤中學學生，1969年1月與習近平一起到延川縣梁家河大隊插隊，住同一孔窯洞。1970年招工離開梁家河，曾做過教師、科技副縣長，西安地質學院產業處處長，在長安大學公安處副處長（正處）任上退休。

采訪組：《學習時報》記者：邱然、黃珊、陳思等 采訪日期：2016年6月6日 采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臺演播室 采訪組：

知識青年下鄉以后的主要任務就是和社員一起勞動，對于當年的辛苦勞動，您還有哪些記憶？

戴明：

我們之前在北京上學的時候，學校一般都有學農課程，雖然強度沒那么大，但是基本農具我們都認識，大部分也都會用。但到了陜北農村，他們有些獨特的農具，我們北京的孩子就沒見過。像一般平原地區的農村，翻地和刨土，用的都是鎬。陜北因為經常開墾山坡地，39 有一種“老”，比普通頭要寬很多。勞動力越強的人，用的頭口越寬，受力面積越大，翻出的土越多，但是所耗費的力氣也就越大。

陜北的扁擔，跟我們以前見過的也不一樣。陜北的木材很少，扁擔這種必需的農具一旦折斷了，就損失了一根好木頭。于是，老鄉往往就會在扁擔中間增加一根木頭，起到加固的作用。這樣的扁擔就更沉。

陜北還有一種脫粒的連枷，這種農具其他地方也有，但我們在北京學農的時候沒有接觸過。使用的時候，人把連枷悠起來，借著慣性打糧食，這樣糧食和外皮就分離開了。在這里，婆姨用它來打麥子比較多。她們打麥子時，排成隊，動作一致，一排連枷同時打下來，非常整齊，打谷場上塵土飛揚，熱火朝天。我們這些知青就感嘆，怎么沒有一個舞蹈藝術家來表現這個勞動場景呢？等我們和別人一起排隊打谷的時候，才知道這個活兒實際上非常辛苦。我們要努力跟別人保持一致，否則就把一隊人的速度給拖慢了。

從適應農具到逐漸加大勞動強度，干農活確實算是一個挺難過的“關”。對于我們這些十七八歲的大孩子來說，尚且不容易，對十五六歲的近平，更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一開始，我們都是費盡了力氣，活兒仍干不好，但是社員們卻能做得又快又好。因為他們對這些勞動已經非常熟悉了。

盡管我們干活不行，但這里的老鄉很淳樸，對我們這些城里的娃娃都很好。我們中午在地頭吃飯，送來的飯，幾口就吃光了。老鄉很關心我們，就問：“吃飽了嗎？”我們知青就說：“差不多吧！”老

鄉就拿出紅薯干來分給我們，說：“沒吃飽就再墊吧墊吧。”我們確實沒吃飽，接過來就吃，一邊吃一邊問：“我們吃了你的，你怎么辦？”老鄉就說：“狗吃了！狗吃了！”我們面面相覷，不知道啥意思，有的知青就開玩笑說：“那是罵你們呢，說你們是狗！”后來我們才知道，梁家河方言中“狗”和“夠”的發音非常接近，老鄉其實是說自己“夠吃了”。我們知青就和老鄉們一起哄堂大笑。

打壩中間休息的時候，農村的青壯勞力就和我們知青摔跤。近平也經常摔跤，他跟村里很多年輕人都摔過跤。我們北京青年個頭大，身體上占優勢，而農村青年力氣大，經驗豐富，所以我們之間互有勝負。那段時間，通過一起勞動，一起玩耍，我們相處得非常融洽。

老鄉們知道我們不會干農活，但只要努力干活，他們都非常鼓勵。勞動的時候，只要你能努力跟上他們的節奏，他們就會說：“好后生！今天到我家吃飯去！”有一天，我干得不錯，“會兒”的父親就跟我說：“戴明，今天到我家吃飯去！”

采訪組：

您能講一些生活細節和有趣的事情嗎？ 戴明：

有一次，我們從住的地方上山，翻一個大梁，再下一個溝，到了依洛河村。這個村的知青有十幾個，因為男女比例差不多，就成兩個隊。一個隊全都是女生，都是學校合唱隊的；另一個隊都是男生，都不會唱歌。每天晚上，依洛河的女生就唱歌，唱得很好聽，住在對面的男生就不服，就和他們對唱。可是這些男生什么歌都不會唱，就會

唱《兩只老虎》——“兩只老虎，兩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無論那些女生唱什么，他們都用這首歌應對。那些女生平時遇到他們，就開玩笑損他們說：“你們這些土包子！不會唱歌，就會唱《兩只老虎》。以后不要跟我們對歌了！”

那天，我們六個全體出動，就去支援這些男知青了。近平平時不怎么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們一起唱，他嗓門也挺大。我們上來就唱了一首《山楂樹》，把對面的女生給震住了。她們奇怪，這些男生怎么突然變厲害了？于是，她們就拿出真功夫，唱了一首二重唱，非常好聽。這一下，又把我們蓋過去了。我說：“別慌，我帶著《外國民歌200首》呢！”我把那本書就交給依洛河的男生了，我說：“你們學習一下吧！你們識譜嗎？”他們說：“哎呀，這個可是寶貝！我們識譜！識譜！”這本書，我們經常翻，所以那里面有幾首歌我們非常熟。就這樣，我們那天晚上連續唱了《燈光》《紅河谷》《小路》《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們甩開大粗嗓子“吼歌”，但是基本上也不跑調。就這樣，一直唱到對面的女生沒動靜了，也不知她們是驚呆了還是睡著了。

采訪組：

下面請您具體談談對當年的習近平有什么印象？ 戴明：

當時插隊的時候，近平這個人比較沉穩，抗壓能力比較強。這個抗壓，指的可不僅是生活上、體力上的壓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經受的巨大壓力。

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同志受迫害、受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親當時也過著受審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幫子弟”，這樣一來，我們知青的兩大出路——征兵、招工，對他來說都幾乎不可能實現。所以，他要承受著比我們幾個都大得多的心理壓力，也面臨著比我們幾個大得多的困難。

我們家里給我們寄東西、寄錢，而近平家里因為這種情況，明顯對他的“支援”就比較少。但是，近平這個人不愿意對我們說他自己的一些困難，也從來不跟我們訴苦，更不抱怨什么，而是把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說，由此可以看得出來，近平是一個多么堅強的人，他從不向困難低頭。

近平也是一個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細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來，他當了梁家河的村支書，帶領大家建沼氣池，創辦鐵業社、縫紉社，我一點都不吃驚。因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時候，就發現他這個人有一股鉆勁，有強烈的上進心。

我們有時也去周圍幾個村的知青窯串門。那時我們閑得無聊，肚子又餓，就經常一起商議到什么地方去蹭飯。我們說：“近平，走啊，咱們去梁家塌吃他們一頓！”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書，他說：“我就不去了，你們弄到吃的，給我帶回點來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歡參與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時間“癡迷”在閱讀和學習之中。他碰到喜歡看的書，就要把書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細研究透徹。當時，我并不覺得什么，現在想起來，一

個十五六歲的小伙子，同齡人都跑出去玩耍，他還能餓著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來看書、閱讀、思考，這確實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強的求知欲和上進心。

采訪者：

請您結合自己的經歷，談一談梁家河下鄉插隊那段時間，對你們有什么樣的影響？

戴明：

人的經歷不同，想的東西不同，對人的影響不同，最后所走的道路就會不同。近平在梁家河插隊的這七年，給他對社會、對人民的認識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他通過勞動，理解了貧苦勞動人民的生活窘迫狀況。那時，農民的希望和訴求，就是吃飽肚子。而農民生活的困苦，我們在北京城里幾乎想象不到。如果沒有插隊這段經歷，我們很難看到農村的真實情況，很難認識到農民的生活現實。我在梁家河插隊是一年半的時間，而近平待了七年多時間。農村生產隊的這段生活經歷，對我一生的影響是巨大的，對近平的影響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們知青下鄉，開始是聽毛主席的號召下去，憑著一腔樸素的階級感情，憑著對毛主席的熱愛，“聽毛主席的話”。下去之后就發現，我們必須跟這片土地和這里的人民融合，我們真的要依靠他們。他們教我們勞動，幫助我們的生活。所以，我們如果和老鄉建立不好關系，就會生活得很艱難。因此，我們在農村插隊期間，就逐漸形成了這樣的一個意識：要依靠老鄉，要與老鄉好好相處，要盡心盡力為父老鄉親做事。否則，在農村插隊就沒有價值，我們的未來也就沒有出路。

陜北老鄉對近平也非常好。別的地方不接納他，陜北接納了他，并且對他沒有任何歧視。在近平插隊期間，當地的干部和老鄉們，一直都在幫近平擺脫這種不利局面，近平也就是在梁家河的這些年，摘掉了“黑幫子弟”的帽子，逐漸發展成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就為他后來入黨，當村支書，被清華大學錄取，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礎。可以說，近平和陜北人民之間是一種親人一般的感情——這么說一點兒都不過分。

在插隊期間，老鄉對我們進行無私的幫助和教育。反過來看，我們知青也給老鄉帶去很多有用的東西，我們的書本，我們的科學文化，我們給他們講的新鮮事物??這對農村面貌的改變，對鄉親們思想意識的轉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近平在當梁家河村支書短短一年多時間里，就讓這個貧窮落后的村子面貌有了很大變化。村里人不僅能吃飽穿暖，還可以用沼氣做飯和照明，有灌溉井，有鐵業社，有縫紉社，有代銷點，有磨坊??原來一到青黃不接時就全村出動出去乞討的貧困村莊，在近平一年多的帶領下，變得紅紅火火，一片生機。所以，近平要離開梁家河返回北京的時候，村里人依依不舍，全村出動去送他。

在梁家河那段艱苦的日子里，近平從來沒有放棄過讀書和思考。我和近平都看過一部書，是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簡編》。書名雖然是“簡編”，但實際是厚厚四大本。我和近平都從頭到尾認真地讀過這部書。對我而言，大概就是讀過了，了解了歷史，豐富了知識。而對于近平來說，他就會有思考、有借鑒、有批判。可以說，他的執

政理念，他的思想，就是在持之以恒的讀書生活中積淀下來的。

從實踐層面說，近平在梁家河學到了很多，之后他又返回北京到清華大學深造，畢業之后依次在國務院、軍隊工作了一段時間，又主動回到基層，從縣到市到地區到省到中央??幾十年這樣腳踏實地干下來，從來沒有脫離過基層。基層群眾想什么，渴望什么，面臨的問題是什么，每一個層次碰到什么困難，需要做什么樣的工作來改變現狀??這些工作內容比他當初在梁家河所面臨的問題要復雜得多，但本質是相同的，那就是：群眾需要什么，群眾想要怎么辦，干部就要帶著大家怎么辦。近平當選黨的總書記以后，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根子就在他對基層群眾和基層實際情況的了解上。

經過知青歲月，再苦的日子都不覺得苦了。以后的日子稍微過得好一點，都會覺得很知足。

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

（五）“群眾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發表時間：2016-12-23 來源：黨建網微平臺 作者：邱然、黃珊、陳思等

（本文發表于中央黨校《學習時報》2016年12月22日A3版）

采訪對象：石春陽（小名：隨娃），梁家河村民，1954年生。1975年10月習近平離開梁家河后，石春陽接任村黨支部書記。2016年，任大梁家河黨總支部書記。

采訪組：《學習時報》記者 邱然 黃珊 陳思等 采訪日期：2016年2月27日

采訪地點：陜西省延川縣梁家河村委會

采訪組：

石春陽同志，您好！習近平在梁家河插隊期間，您曾和他一起勞動，他離開梁家河后，您接任了村支書。請問您最初認識習近平是什么時候？

石春陽：

1969年1月，我到文安驛公社接北京知青。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第一次見到了近平。

當時，梁家河派了十幾個年輕力壯的社員去接知青。怕人手不夠，我們還牽了毛驢，幫著馱行李。知青們的行李有鋪蓋卷，有箱子，我們輪流幫著拿行李，你拿一氣兒，我拿一氣兒，幾十個人，浩浩蕩蕩地就回到村里來了。

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梁家河村一共來了十五名北京知青，十一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當時梁家河村委會接待室是一隊的地方，分來五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近平和其余五名男知青在后面的二隊。村里當時安排我父親給二隊的知青做飯。

采訪組：

他們是從首都北京來的知識青年，能適應農村生活嗎？ 石春陽：

最初很難適應。近平他們這些知識青年，從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觸的人多，見的世面廣，到了我們這個窮山溝里，住土窯洞，干農活，面朝黃土背朝天，和我們這些大字不識的農民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習慣。在農村，吃得很差，吃不慣也吃不飽。上很臟的茅廁，冬天冷，凍屁股，夏天臭氣熏天，蒼蠅蚊子騷擾不斷。睡覺也是挺作難的一件事，幾個知青躺成一排，擠在一個炕頭上。這么艱苦的生活，這么大的落差，要說一下子就適應了，顯然不太現實。

我們農民就是黃土地里生長的，在黃土地里種糧食吃、挖窯洞住，所以身上總是沾滿黃土，根本就不在意。我們村里這些年輕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經常跑到他們窯洞里去串門，進了窯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黃土弄得被褥和枕頭上都是。有些個人衛生特別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經常一身黃土，慢慢也就習慣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沒被虱子咬過，剛來梁家河的時候腿上經常被虱子咬得紅腫一大片，奇癢無比，他經常撓，后來都撓得流膿流血。在地里勞動時，大家都把褲腿挽起來，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處都是被虱子咬的紅疙瘩，有的剛剛結痂，有的痂被撓掉，還往外滲著血。過了一段時間，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們農村人一樣，對虱子的毒素產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紅腫也沒那么嚴重了。

采訪組：

習近平和村里人也越來越熟悉了吧？請您談談他平時生活和勞動的情況。

石春陽：

近平沒過多久就適應了陜北農村的生活。兩年后，大多數北京知青返城了，近平卻幾乎和我們成了一家人。無論是老漢、后生、娃娃、婆姨，他都能跟大家聊到一塊兒去。

近平不但見多識廣、知識豐富，而且性格很隨和，說話既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實在，所以我們特別喜歡跟他拉話。特別是晚上，我們年輕人經常到他住的窯洞去串門。他給我們講北京，講中國，講世界，講很多我們從來都沒聽說過的事，開闊了我們這些山里人的眼界。他喜歡看書，而我們村里人大多不識字，他就經常給我們講書本上的知識，讓我們對讀書識字產生了濃厚興趣。

近平也不光是給我們講，他也向我們打聽農村的情況，農活怎么干，莊稼怎么種，村里各方面情況他都問得很細，我們也都樂于給他講。

在勞動方面，近平非常下力氣。知青們剛開始干活不行，每天給他們記6分工。近平干活不惜力，從掙6分，到掙7分、8分、9分、10分??10分是一個農村壯勞力一天的工分。

近平因為勞動突出，跟社員群眾關系好，縣團委書記陶海粟發現他能力強，就派他到趙家河去搞了半年多的社教。他回到梁家河不久，就當了我們村的黨支部書記。

采訪者：

村里當時為什么推舉習近平當黨支部書記？ 石春陽：

我覺得有這么幾個方面的原因。

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主意，頭腦靈活。當時我們村里識字的人不多，需要一個有文化的人來主持事情，所以就選了近平當書記。

他勞動非常下力氣，和我們農村的壯勞力能干一樣的活兒。那個年代，領導干部必須要吃苦在前，近平在平時勞動的時候，干的比我們社員還要多。這樣的人當干部，能讓大家信服。

他和我們村里人相處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眾基礎非常好，大家都喜歡他，愿意和他拉話，他說啥我們都愿意聽。

近平敢擔當，能做事，總是為村里著想。在當村支書之前，他就對村里有很多規劃和想法。打壩、修梯田、打井，增加糧食產量，這些他一直都在考慮，都在和社員交流。當時村里一些老年人比較保守，對新鮮事物比較抵觸。近平給他們做思想工作，容易說服他們，能把隊伍帶好。

他在搞社教期間處理趙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積累了一定的工作經驗。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們農村各個姓氏、各個家族中間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會偏袒誰，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當時也非常愿意擔任村支書這個職務，雖然很苦很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實意想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

采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