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龍應臺——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
龍應臺: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
我們的「中國夢」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裡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沉靜下來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臺灣的我,還有我前后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裡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麼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著軍人的制服、帶著木製的步丄槍去殺「共丄匪」了,口裡唱著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陸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丄匪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陸收復 把大陸收復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滿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五十年代進入六十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余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那酒一樣的長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那血一樣的海棠紅
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一九四九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分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夢的基座是價值觀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著,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著這個巨大的國家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著你、支撐著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臺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里面,牆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里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小的時候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裡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清清白白的辨別。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禮犯義,其原皆生于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顧炎武
「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二 ○○六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丄水扁下臺,臺北的夜空飄著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著大字:「禮」,「義」,「廉」,「恥」。我到 廣丄場上去,抬頭乍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臺灣的人到這廣丄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著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 麼。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十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干什麼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于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
對那麼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十四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兩千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里很震動: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十四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我是誰?
這個中國夢在一九七○年代出現了質變。
一 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臺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號,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 華民國,也就是臺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臺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 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 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臺灣就被禁掉 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境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余光中《鄉愁》詩里所說的「海棠紅」是什麼意思?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習慣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為,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
一九七○年代整個國際情勢改變,臺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于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著,可是對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著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一九四九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臺灣生活了三十年,孩子也生在臺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 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著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產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先生寫的那首《鄉愁》,卻可能不 會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讚的,是臺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裡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從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徵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為「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
一 位澹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臺灣年輕人一樣,七○年代發現臺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 —─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澹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澹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裡頭小山小河的名字?臺灣也不是沒有大江 大海呀?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淼,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于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
《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臺灣夢」里程碑: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一 九七五年,我二十三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里,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著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共 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國丄民黨對共丄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麼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十年 之后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一九七九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臺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臺你是哪裡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 麼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于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丄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 來,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沖著他問「你是哪裡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著就回頭問我「你是哪裡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一九七九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臺灣人。
一起做夢,一起上課
從 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過渡到臺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臺灣夢,人民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八○年代后,臺灣兩千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感 覺就是越來越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臺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八○年代的民丄主大課。這個民丄主 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一九七九變成黨外異丄議人士的雜志名字,集結反對勢力。當年十二月十日,政丄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著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丄民黨決定審判公開,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左手邊是呂秀蓮,上一任的副總統。
我 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八○年代臺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三十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里 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她們倆分別被判十二年徒刑;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為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括 陳丄水扁,謝丄長廷,蘇丄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先生,新聞局長是宋楚瑜先生。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三十年的切片裡,政治犯上臺 變成了掌權者,掌權者下臺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為注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麼?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產 的貪污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臺灣民丄主的所謂「亂」有新的理解。
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丄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臺灣民丄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臺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臺灣的小夢,然后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丄主課,然而臺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掌權者是會腐敗的,反對者是會墮落,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
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臺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我有中國夢嗎?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臺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裡沒有中國。
但 是,你如果問龍應臺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麼?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丄府」,「國家」「政丄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 管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丄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麼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 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于臺灣有那麼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于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麼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麼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裡,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十三億人如何對待兩千三百萬人!
誰 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份子,這,才是我在乎 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 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于水」?至少我不那麼在乎。如果我們對于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于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十五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丄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著軍隊走了。
我的父親在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四年,我捧著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七十年、顛沛流離一生的游子回鄉。
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凄切的輓歌。一直忍者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
楚 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麼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著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著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覺到這個七 十年之后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一個開闊、包容的中國
所 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請不要跟我談「血濃于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 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一九八五年我寫《野火集》,一九八六年 一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八月,我遷居歐洲。離開臺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 行。今天,二○一○年八月一日,我想唸那篇演講的最后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臺灣有什麼樣的夢想?
有。
今天晚上站在這里說話,我心里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后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里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于恐懼的自由。
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
第二篇: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地過渡到臺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的臺灣夢,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臺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課。
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請不要跟我談“血濃于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
我們的“中國夢”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里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沉靜下來思索,1952年生在臺灣的我,還有我前后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里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么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著軍人的制服,帶著木制的步槍去殺“共匪”了,口里唱著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陸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匪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陸收復 把大陸收復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蠻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50年代進入60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余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那酒一樣的長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那血一樣的海棠紅
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1949年,近200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分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夢的基座是價值觀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著,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象中成長。但是支撐著這個巨大的國家想象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著你、支撐著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臺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里面,墻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里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小的時候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里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
義,正正當當的行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別。
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禮犯義,其原皆生于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顧炎武
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2006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水扁下臺,臺北的夜空飄著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著大字:“禮”,“義”,“廉”,“恥”。我到廣場上去,抬頭乍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臺灣的人到這廣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著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么。
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10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 ——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
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于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
對那么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 “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
14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2000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里很震動: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
王不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14歲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
我是誰?
這個中國夢在1970年代出現了質變。
1971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臺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1979年1月1號,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臺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臺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1983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臺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境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
你們是否知道余光中《鄉愁》詩里所說的“海棠紅”是什么意思?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習慣了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為,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
1970年代整個國際情勢的改變,臺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于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著,可是對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著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1949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臺灣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臺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著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產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先生寫的那首《鄉愁》,卻可能不會知道他在1972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贊的,是臺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從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征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為“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一位淡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臺灣年輕人一樣,70年代發現臺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為什么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邊,怎么就從來不唱淡水河,怎么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頭小山小河的名字?臺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么虛無飄渺,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于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么、想什么”的“臺灣夢”里程碑: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復地叮嚀
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復地叮嚀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里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里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1975年,我23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里,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著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10年之后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1979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臺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臺你是哪里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1979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于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來,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沖著他問“你是哪里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著就回頭問我“你是哪里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1979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臺灣人。
一起做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地過渡到臺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的臺灣夢,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80年代以后,臺灣2000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感覺就是越來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臺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1979變成黨外異議人士的雜志名字,集結反對勢力。當年12月10日,政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著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民黨決定審判公開,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左手邊是呂秀蓮,上一任的副總統。
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80年代臺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30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里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她們倆分別被判12年徒刑;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為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先生,新聞局長是宋楚瑜先生。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里,政治犯上臺變成了掌權者,掌權者下臺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為注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產的貪污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臺灣民主的所謂“亂”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臺灣民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臺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臺灣的小夢,然后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臺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掌權者是會腐敗的,反對者是會墮落,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臺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發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
我有中國夢嗎?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臺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里沒有中國。但是,你如果問龍應臺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府”,“國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么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于臺灣有那么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么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 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于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么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么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里,我看這個國家怎么對待外來移民,怎么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13億人如何對待2300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么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么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分子,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于水”?至少我不那么在乎。如果我們對于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于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15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著軍隊走了。我的父親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著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70年、顛沛流離一生的游子回鄉。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著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么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著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著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覺到這個70年之后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
一個開闊、包容的中國
所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請不要跟我談“血濃于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
1985年我寫《野火集》,1986年一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8月,我遷居歐洲。離開臺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今天,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學,我想念那篇演講的最后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臺灣有什么樣的夢想?
有。今天晚上站在這里說話,我心里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么后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里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予恐懼的自由。
那是1986年8月11日。
第三篇:從鄉愁到美麗島
從鄉愁到美麗島.txt第一次笑是因為遇見你,第一次哭是因為你不在,第一次笑著流淚是因為不能擁有你。臺灣聯合報 2010年8月9日 龍應臺:文明的力量:從鄉愁到美麗島
我們的「中國夢」 第一次接到電話,希望我談談「中國夢」的時候,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千枚飛彈對準我家,我哪裡還有中國夢啊?」
可是沉靜下來思索,一九五二年生在臺灣的我,還有我前后幾代人,還真的是在「中國夢」裡長大的,我的第一個中國夢是什麼呢?
我們上幼稚園時,就已經穿著軍人的制服、帶著木製的步槍去殺「共匪」了,口裡唱著歌。當年所有的孩子都會唱的那首歌,叫做《反攻大陸去》:
反攻 反攻 反攻大陸去 大陸是我們的國土 大陸是我們的疆域
我們的國土 我們的疆域 不能讓共丄匪盡著盤據 不能讓俄寇盡著欺侮
我們要反攻回去 我們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陸收復 把大陸收復
這不是一種「中國夢」嗎?這個夢其實持續了滿久,它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圖騰,也被人們真誠地相信。
倉皇的五十年代進入六十年代,「中國夢」持續地深化。余光中那首《鄉愁四韻》傳頌一時: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那酒一樣的長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 給我一瓢長江水啊長江水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那血一樣的海棠紅
那沸血的燒痛是鄉愁的燒痛 給我一掌海棠紅啊海棠紅
一九四九年,近兩百萬人突然之間被殘酷的內戰連根拔起,丟到了一個從來沒有去過、甚至很多人沒有聽說過的海島上。在戰火中離鄉背井,顛沛流離到了島上的人,思鄉之情刻骨銘心,也是無比真誠的。那分對中華故土的魂牽夢繞,不是「中國夢」嗎? 夢的基座是價值觀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種「悲憤」的情結中掙扎著,我這代人在他們鄉愁的國家想像中成長。但是支撐著這個巨大的國家想像下面,有一個基座,墊著你、支撐著你,那個基座就是價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麼?臺灣所有的小學,你一進校門門當頭就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進入教室,簡樸的教室里面,牆壁上也是四個大字:「禮義廉恥」。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萬的「格言」里找出那個最基本的價值的基座,大概就是這四個字。
小的時候跟大陸一樣,四周都是標語,只是內容跟大陸的標語不一樣。最常見到的就是小學裡對孩子的解釋: 禮,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正正當當的行為。廉,清清白白的辨別。恥,切切實實的覺悟。
上了初中,會讀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釋就來了: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禮犯義,其原皆生于無恥也。故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顧炎武 「士大夫之恥,是為國恥」,這些價值在我們小小的心靈有極深的烙印。
二○○六年,上百萬的「紅衫軍」包圍總統府要求陳丄水扁下臺,臺北的夜空飄著大氣球,一個一個氣球上面分別寫著大字:「禮」,「義」,「廉」,「恥」。我到廣場上去,抬頭乍看這四個字,感覺好像是全臺灣的人到這廣場上來開小學同學會了。看著那四個字,每個人心領神會,心中清晰知道,這個社會在乎的是什麼。除了價值基座,還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我們年紀非常小,可是被教導得志氣非常大,小小年紀就已經被灌輸要把自己看成「士」,十歲的孩子都覺得自己將來就是那個「士」。「士」,是干什麼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級的國文老師叫林弘毅,數學老師叫陳弘毅。同時期大陸很多孩子可能叫「愛國」、「建國」,我們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們都是要「弘毅」的。對自己要期許為「士」,對國家,態度就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于度外」。這是蔣介石的名言,我們要背誦。十一二歲的孩子背誦這樣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為國家去死。
然而在「國家」之上,還有一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
對那麼小的孩子也有這樣的期待,氣魄大得有點嚇人。饒有深意的是,雖然說以國家至上,但是事實上張載所說的是,在「國家」之上還有「天地」,還有「生民」,它其實又修正了國家至上的秩序,因為「天地」跟「生民」比國家還大。十四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國語》,《國語》是兩千多年前的經典了,其中一篇讓我心里很震動: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聽,于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簡單幾個字,卻雷霆萬鈞,給十四歲的我,深深的震撼。就是這個價值系統,形成一個強固的基座,撐起一個「中華大夢」。我是誰?
這個中國夢在一九七○年代出現了質變。
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臺灣人突然之間覺得自己變成了孤兒。可是,最壞的還沒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一號,中美正式斷交,這個「中」指的是當時的中華民國,也就是臺美斷交,中美建交。長期被視為「保護傘」的美國撤了,給臺灣人非常大的震撼,覺得風雨飄搖,這個島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種被整個世界拋棄了而強敵當前的恐懼之下,救亡圖存的情感反而更強烈,也就在這個背景下,原來那個中國夢對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強化了,因為危機感帶來更深更強的、要求團結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陸人很熟悉的《龍的傳人》,是在那樣的悲憤傷感的背景下寫成的。這首歌人人傳唱,但是一九八三年,創作者「投匪」了,歌,在臺灣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陸傳唱起來,情境一變,歌的意涵又有了轉換。你們是否知道余光中《鄉愁》詩里所說的「海棠紅」是什麼意思?
我們從小長大,那個「中國夢」的形狀,也就是中華民國的地圖,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葉的形狀。習慣這樣的圖騰,開始看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前面好幾年,我都還有種奇怪的錯覺,以為,哎呀,這中國地圖是不是畫錯了?
一九七○年代整個國際情勢改變,臺灣的「中國夢」開始有分歧。對于一部分人而言,那個「海棠」中國夢還虔誠地持續著,可是對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樣了。
夢,跟著身邊眼前的現實,是會變化的,一九四九年被連根拔起丟到海島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輩,這時已經在臺灣生活了三十年,孩子也生在臺灣了—這海島曾是自己的「異鄉」卻是孩子的「故鄉」了,隨著時間推移,無形之中對腳下所踩的土地產生了具體而實在的情感。所以,你們熟悉余光中先生寫的那首《鄉愁》,卻可能不會知道他在一九七二年的時候創作了另外一首詩,詩歌禮讚的,是臺灣南部屏東海邊一個小鎮,叫枋寮:
車過枋寮
雨落在屏東的甘蔗田裡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從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舉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長途車駛過青青的平原 檢閱牧神青青的儀隊
余先生這首詩,有「中國夢」轉換的象徵意義。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還有一首我稱之為「里程碑」的歌,叫《美麗島》。一位澹江大學的年輕人,李雙澤,跟很多臺灣年輕人一樣,七○年代發現臺灣不能代表中國,而且逐漸被國際推到邊緣,在危機感和孤獨感中,年輕人開始檢視自己:為什麼我們從小被教要愛長江、愛黃河、歌頌長城的偉大—─那都是我眼睛沒見過,腳板沒踩過的土地,而我住在澹水河邊,怎麼就從來不唱澹水河,怎麼我們就不知道自己村子裡頭小山小河的名字?臺灣也不是沒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開始推動「唱我們的歌」,開始自己寫歌。那個「中國夢」顯得那麼虛無飄淼,是不是該看看腳下踩的泥土是什麼樣?他寫了《美麗島》,改編于一首詩,一下子就流行起來,大家都喜歡唱。
《美麗島》真的是代表了從中國夢慢慢地轉型到「站在這片泥土上看見什麼、想什麼」的「臺灣夢」里程碑: 我們搖籃的美麗島 是母親溫暖的懷抱 驕傲的祖先正視著 正視著我們的腳步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不要忘記 不要忘記 他們一再重覆地叮嚀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婆娑無邊的太平洋 懷抱著自由的土地 溫暖的陽光照耀著 照耀著高山和田園 我們這裡有勇敢的人民 蓽路藍縷以啟山林 我們這裡有無窮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蘭花
一九七五年,我二十三歲,到美國去讀書,每天泡在圖書館里,從早上八點到半夜踩著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課之外就有機會去讀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書,第一次讀到國共內戰的部分,第一次知道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員的殺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麼多都是被黨和國家機器所操縱的謊言,這是一個很大的震撼。十年之后寫了《野火集》,去「腐蝕」那個謊言。
一九七九年,我個人的「中國夢」也起了質變。在中國夢籠罩的臺灣,我們是講「祖籍」的。也就是說,任何人問,龍應臺你是哪裡人,我理所當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這麼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幾十年,到一九七九年,中國大陸開放了,我終于在紐約生平第一次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這個樸實人剛剛從湖南出來,一口濃重的湖南腔。有人沖著他問「你是哪裡人」,他就說「我是湖南人」,問話者接著就回頭問我「你是哪裡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會說湖南話,沒有去過湖南,對湖南一無所知,老鄉站在面前,我登時就說不出話來了。這一輩子的那個「中國夢」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兒了,這是一九七九年一個非常大的震撼——原來啊,我是臺灣人。一起做夢,一起上課
從海棠葉的大中國夢慢慢過渡到臺灣人腳踩著泥土的小小臺灣夢,人民在七○年代末八○年代初開始問「我是誰」。八○年代后,臺灣兩千多萬人走向了轉型,自我感覺就是越來越小,什麼事情都一步一個腳印,一點一點做。所以,臺灣人就一塊兒從大夢慢慢轉到小夢的路上來了,開始一起上八○年代的民主大課。這個民主課程上得有夠辛苦。
《美麗島》這首歌,在一九七九變成黨外異丄議人士的雜志名字,集結反對勢力。當年十二月十日,政府對反對者的大逮捕行動開始,接著是大審判。面臨巨大的挑戰,國民黨決定審判公開,這是審判庭上的一張照片:
你們認得其中任何一個人嗎?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瀟灑的,是施明德,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施明德右手邊的女子是陳菊,今天的高雄市長,左手邊是呂秀蓮,上一任的副總統。我想用這張圖片來表達八○年代臺灣人慢慢地腳踩泥土重建夢想和希望的過程。如果把過去的發展切出一個三十年的時間切片來看,剛好看到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圖里有三種人,第一種是叛亂犯,包括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等,她們倆分別被判十二年徒刑;第二種是英雄,在那個恐怖的時代,敢為這些政治犯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等;第三類是掌權者,當時的總統是蔣經國先生,新聞局長是宋楚瑜先生。從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三十年的切片裡,政治犯上臺變成了掌權者,掌權者下臺變成了反對者,而當時得盡掌聲以及人們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為注冊商標的那些英雄們變成了什麼?其中一部分人變成了道德徹底破產的貪污嫌疑犯。
這個轉變夠不夠大?親眼目睹這樣一個切膚痛苦的過程,你或許對臺灣民主的所謂「亂」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亂」,在我個人眼中看來,都是民主的必修課;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須的實踐,因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麼再站起來,跌倒本身就是一種考試。所以,容許我這樣說:臺灣民主的「亂」,不是亂,它是必上的課。
表面上臺灣被撕裂得很嚴重,但不要被這個表面騙了。回到基座上的價值觀來看,從前的中國夢慢慢被拋棄了,逐漸發展為臺灣的小夢,然后一起上非常艱辛、痛苦的民主課,然而臺灣不管是藍是綠,其實有一個非常結實的共識,比如說: 國家是會說謊的,掌權者是會腐敗的,反對者是會墮落,政治權力不是唯一的壓迫來源,資本也可能一樣的壓迫。
而正因為權力的侵蝕無所不在,所以個人的權利、比如言論的自由,是每個人都要隨時隨地、寸土必爭、絕不退讓的。
這是大多數臺灣人的共識。你所看到的爭議、吵架,立法院撕頭髮丟茶杯打架,其實都是站在這個基礎上的。這個基礎,是以共同的價值觀建立起來的。我有中國夢嗎?
回到今天中國夢的主題,可能有很多臺灣人會跳起來說:中國不是我的夢,我的夢裡沒有中國。
但是,你如果問龍應臺有沒有中國夢,我會先問你那個中國夢的「中國」指的是什麼? 如果指的是「國家」或「政丄府」,「國家」「政丄府」在我心目中不過就是個管理組織,對不起,我對「國家」沒有夢,「政丄府」是會說謊的。但如果你說的「中國」指的是這塊土地上的人,這個社會,我怎麼會沒有夢呢?別說這片美麗的土地是我摯愛的父親、母親永遠的故鄉,這個地方的好跟壞,對于臺灣有那麼大的影響,這個地方的福與禍,會牽動整個人類社區的未來,我怎會沒有中國夢呢?
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于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麼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麼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一個國家文明到哪裡,我看這個國家怎麼對待外來移民,怎麼對待它的少數族群。我觀察這個國家的多數如何對待它的少數——這當然也包含十三億人如何對待兩千三百萬人!
誰在乎「大國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剛才我所說的文明刻度——你這大國怎麼對待你的弱勢與少數,你怎麼包容意見不同的異議份子,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說,所謂的大國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軍事的耀武揚威,經濟的財大氣粗,政治勢力的唯我獨尊,那我寧可它不崛起,因為這種性質的崛起,很可能最終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類社區帶來災難和危險。
誰又在乎「血濃于水」?至少我不那麼在乎。如果我們對于文明的尺度完全沒有共識,如果我們在基座的價值上,根本無法對話,「血濃于水」有意義嗎?
我的父親十五歲那年,用一根扁擔、兩個竹簍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車站前買蔬菜,準備挑回山上。剛巧國民黨在招憲兵學生隊,這個少年當下就做了決定:他放下扁擔就跟著軍隊走了。我的父親在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四年,我捧著父親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龍家院的山溝溝,鄉親點起一路的鞭炮迎接這個離家七十年、顛沛流離一生的游子回鄉。
在家祭時,我聽到一個長輩用最古老的楚國鄉音唱出凄切的輓歌。一直忍者眼淚的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
楚國鄉音使我更深刻地認識到父親一輩子是怎麼被迫脫離了他自己的文化,過著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著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覺到這個七十年之后以骨灰回來的少年經歷了怎樣的中國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長大的母親,是如何地一生懷念那條清澈見魚的江水。一個開闊、包容的中國
所以,請相信我,我對中國的希望是真誠的。但是請不要跟我談「大國崛起」,請不要跟我談「血濃于水」,我深深盼望見到的,是一個敢用文明尺度來檢驗自己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因為自信,所以開闊,因為開闊,所以包容,因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韌、更長遠。當它文明的力量柔韌長遠的時候,它對整個人類的和平都會有關鍵的貢獻。一九八五年我寫《野火集》,一九八六年一月,《野火集》在風聲鶴唳中出版。八月,我遷居歐洲。離開臺灣前夕,做了一場臨別演講,是「野火」時期唯一的一次。演講在害怕隨時「斷電」的氣氛中進行。今天,二○一○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大學,我想唸那篇演講的最后一段,與大陸的讀者分享:
在臨別的今天晚上,你或許要問我對臺灣有什麼樣的夢想? 有。
今天晚上站在這里說話,我心里懷著深深的恐懼,恐懼今晚的言詞帶來什麼后果,我的夢想是,希望中國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個晚上站在任何一個地方說出心里想說的話,而心中沒有任何恐懼。我們這一代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將來會有免于恐懼的自由。
那是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一日。
(二○一○年八月一日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演講全文)--高考之前老師們就千叮萬囑,考場之外發生什么事情也不要管,死人塌樓也不要管,一心一意做試卷,就算是大樓著火,只要沒燒過來,也要繼續做試卷。反正考試取消的話,監考老師會帶大家出去的。
當時他覺得這對生命也太不尊重了,就問:“要是外星人攻打北京怎么辦?”
那老師回答說:“外星人攻打北京,自有解放軍處理,關你們什么事?如果和外星人打起來,那祖國自然需要科學人才,科學人才怎么選拔?還不是要考試。退一萬步說,外星人占領中國了,那他們總要地球奸幫他們管理地球人吧?他們要怎么選拔地球奸? 還不是要考試。所以,就算是外星人攻打北京了,我們也還是要繼續考試。” ※ 來源:?水木社區 newsmth.net?[FROM: 211.151.248.*]
———————————————————— Neil反面教材:
一、我不知道你們是如何看待臺灣和臺灣人的,在我眼里,臺灣人是親人,是自家人。如果有其它強權打臺灣,欺負臺灣人,就如同打大陸,欺負國人,我愿意像保護自己一樣保護臺灣;如果有人想把臺灣獨立出去,分裂出去,就如同分裂我國大陸的板塊,我決不允許;而如果臺灣要和大陸統一,要和談,我張開懷抱歡迎,但是這事兒沒法說太細。
二、我很尊敬臺灣人,我對臺灣人的尊敬源于臺灣人對文化的尊重。舉幾個例子瞎說幾句:
1、在幾十年前,國民黨內戰敗北,常凱申同學把能搬的東西都搬到了臺灣,其中有不少古董和文物。
在這幾十年里,大陸人因為這件事一直都在罵臺灣人,然而在幾十年后的今天,我們卻驚奇的發現:
幾十年前被常凱申搬運到臺灣的古董和文物,迄今仍完好無損的躺在臺灣的博物館里,而他們沒有搬走以及搬不走的文物古跡,卻在大陸的文革中被打的打,砸的砸,燒的燒,毀的毀,完好無缺者寥寥無幾。
我去年去山東泰安旅游,專程到孔府拜祭,發現孔家被文革摧毀尤為嚴重。
下面這個鏈接原本是一個講述日本人侵華時進入孔廟破壞的帖子,但在帖子下方有人專門講述了文革時期我國大陸文物古跡被破壞的情況,作為對比,有圖有真相,但是因為太長,我就不全文轉載了,推薦你點進去看看。
http://club.yninfo.com/thread-5081140-1-1.html 說實話,把臺灣保護文物和大陸文革破壞文物的事放在一起,兩相對比,我作為一個因為常凱申運走文物而罵過臺灣的大陸人,心中充滿了愧疚。
你知道在今天,我對政府任何有可能發生第二次文革或者類似文革性質的運動或行為,都會公開表示反對,為什么?因為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要對歷史負責,要對文化負責,要對我們的列祖列宗負責。像文革這樣的災難,它所造成的傷害并不只對公民,也延及到我們的文化。這樣的傷害,我們的文明只能承受一次,再來一次,就什么都沒有了。
我不希望將來在面對自己子孫的時候,我管自己叫中國人,可中國人這三個字卻只剩下一個空殼,完全失去了歷史和文化的內涵,那樣的話,活著還有什么意義?
2、上面提到的“常凱申”,其實就是蔣介石,他為什么又叫常凱申呢?這是我們大陸最高學府,清華大學歷史系的副主任前兩年著書立說時鬧的笑話。
把蔣介石翻譯為常凱申,這在大陸文化圈里算是一個不小的歷史事件,沒聽說過這件事的朋友可以百度“常凱申”,在百度百科里有專門的詞條,把事情發生的時間地點人物起因經過結果講述得很清楚。
咱是文明人,文明人對待別人的失誤或錯誤都要有所寬容,所以我們也沒有必要因為這樣的失誤對清華的教授狠抓猛打,但必須指出,這樣的事情之所以發生,并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事件,它所反映出的是近年來大陸學術圈出書立說風氣盛行,但大陸教授們寫書極為不負責任,或由別人代筆,或者偷工減料,如同豆腐渣工程,各大陸頂級學府尤為如此。我們學術風氣之浮躁,實在另人汗顏。不知道臺灣是不是也這樣?
3、此處原本舉了好幾個例子,但考慮到大陸的言論尺度,所以自和諧了。
三、龍應臺說:【我們就從「大國崛起」這個詞說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國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來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難。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這個城市怎樣對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對于殘障者的服務做到什麼地步,它對鰥寡孤獨的照顧到什麼程度,它怎樣對待所謂的盲流民工底層人民。對我而言,這是非常具體的文明的尺度。】
對這段話我萬分同意。而且我要加一句:
看一個城市的文明程度,不光要看這個城市怎么對待它的精神病人,還要看這個城市怎么對待上訪者、釘子戶和監獄里的犯人。如果一個國家或者城市,把上訪者當作精神病人,把精神病人當作犯人,把犯人在監獄里做掉,讓他們變成死人,把釘子戶用推土機壓成地板磚,那么我絕不會承認這個國家真正崛起了。踏著無數冤魂和白骨前進,怎能讓我們心安理得的崛起?
四、【高考之前老師們就千叮萬囑,考場之外發生什么事情也不要管,死人塌樓也不要管,一心一意做試卷,就算是大樓著火,只要沒燒過來,也要繼續做試卷。反正考試取消的話,監考老師會帶大家出去的。當時他覺得這對生命也太不尊重了,就問:“要是外星人攻打北京怎么辦?” 那老師回答說:“外星人攻打北京,自有解放軍處理,關你們什么事?如果和外星人打起來,那祖國自然需要科學人才,科學人才怎么選拔?還不是要考試。退一萬步說,外星人占領中國了,那他們總要地球奸幫他們管理地球人吧?他們要怎么選拔地球奸?還不是要考試。所以,就算是外星人攻打北京了,我們也還是要繼續考試。”】
第四篇:公司:從歷史到未來——《公司的力量》讀后感
“公司”:從歷史到未來
——央視紀錄片《公司的力量》讀后感
這是一部內容精彩、圖文并茂、給人以深刻啟示的記錄片。無意之中,它讓我們重新認識和關注那無處不在而又被我們忽略的公司。
“我是不會選擇做一個普通人的,如果我能夠做到的話,我有權成為一位不平凡的人。我尋找機會,但我不尋求安穩,我不希望在國家的照顧下,成為一名有保障的國民,那將被人瞧不起,而使我痛苦不堪!我要做有意義的冒險,我要夢想,我要創造,我要失敗,我也要成功。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驕傲而無所畏懼,我勇敢地面對這個世界,自豪地說:‘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做到了!” ’這段鏗鏘有力的語錄就是《企業家》雜志上著名的“企業家誓言”。它十分真切地展現出現代企業家們那種勇于拼搏、無所畏懼的品質和精神。顯然,企業家要實現他們的財富夢想,推行他們的價值理念,離不開他們締造的組織——公司。
公司,既是市場經濟最重要的組織細胞,也是現代社會當中使用頻度最高的一個詞。它就我們身邊,與我們的工作、生活緊密相連,但卻時常被我們忽略。時至今日,“公司”無論是其外延還是內涵都已大大擴展,但幾乎沒有人能夠說清楚:公司究竟是什么?重新認識和解讀公司,能幫助我們全方位認識現代市場經濟的本質,解釋一些現象,同時,還能讓作為公司成員的我們,更加清楚地界定自己應當承擔的義務和責任。
顯而易見,公司是一種經濟組織。人類歷史本身就是一部漫長的商業史。在人們曾經創造出的各類經濟組織當中,為何只有公司能夠
統領現代市場經濟?是什么賦予了公司如此頑強的生命力?這成功背后的答案,都歸功于“公司”那大膽而富有時代特征的制度創新。
現代公司制度源于16世紀的西歐。面對一個隨著地理大發現而急速拓展的海外市場,沿襲數千年的傳統商業組織已經無力承擔遠洋貿易所需要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資金,更加無法承受遠洋貿易所伴隨的巨大風險。在這種情況下,精明的荷蘭商人設計出了一種劃時代的經濟組織形式——公司。一個公司就是一個“法人”,即法律意義上的自由締約人。“公司法人”的收益與風險由股東按其出資份額共同分享、共同承擔。出資人以其出資額對公司債務擔任“有限責任”,多余債務自動免除。“法人”和“有限責任”!正是這看似平常的制度創新,革新了沿襲千年的經濟秩序。從此以后,市場的主要參與者、競爭者逐漸由有血有肉的自然人變成了“法人”,自然人不再是市場風險的直接承受者,這無疑大大降低了資本的運作風險。通過分散和降低資本風險,公司得以聚合起全社會一切渴望增值的資源和力量,并由此開啟了一個屬于公司的新時代。
作為一種前所未有的經濟模式,公司制度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從“重商主義”到自由貿易、從殖民工具到市場健兒,“公司”歷經了從誕生、輝煌、沉寂,到重生的這樣一種破繭化蝶式的脫變,最終一步步融入到社會的血脈之中,真正成為了富民強國的力量。工業化時代開啟后百余年間,作為市場主體的公司,一直推動著市場的繁榮,不斷引領著人們生活方式、社會風尚的進步與改變。一個半世紀以來,一個個貧民窟中的小人物,變成了富可敵國的企業家:洛克菲勒、卡內基、西門子、福特……無數耳熟能詳的創富傳奇在不斷上演;呼嘯而
來的列車、跳躍的無線電波,改變了人們溝通與交流方式,把世界融匯成一個整體;那轟鳴的蒸汽機、內燃機,不斷將來自遠古的化石轉化為推動現代社會的強大動力……。然而,如果沒有公司,這一切的一切也許根本不會發生。難怪有人曾說:“公司才是人類迄今為止最偉大的發明!缺少了他的參與,就連蒸汽機和電力都會黯然失色。”
公司永遠是一個創造奇跡的地方!不斷超越、突破命運的極限,把不可能變成可能,是企業家永恒不變的欲求和使命。企業家的眼光和膽識往往超越了他們所處的時代,以至于在普通人的眼中,他們的所作所為是那樣的不可思議:為了獲得從商需要的100美元,十六歲的范德比爾特與自己的母親訂立借貸“契約”,不僅償還了本金,還支付了10%的利息;為了節約成本,洛克菲勒將提煉原油的費用計算到了千分之一美分,如果需要,他甚至會親自過問油桶上每個塞子的去向,“標準石油托拉斯”得以主宰全球石油市場;為了實現自我的跨越,年輕的卡內基辭掉了年薪5萬美元的鐵路主管職位,不惜冒著巨大的風險創辦起屬于自己的鋼鐵企業……。伴隨著公司沉浮,社會中最具創造活力與奮斗激情的人被篩選了出來。這些令我們無比熟悉而又敬仰的名字,與他們的公司一道,成為了他們各自時代的代名詞。
“你能看到多遠的過去,就能看到多遠的未來!”——這是作者留給我們的重要啟示。透過公司制度的起源與發展軌跡,我們可以初步了解現代市場經濟的本質。實際上,現代經濟體系屬于一種典型的“信托經濟”(或者叫“契約經濟”):投資人基于對市場和公司的信任購買股票、參與投資,把自己的錢交給別人去運作;消費者基于對市場和公司的信任購買產品、享受服務;而儲戶也是基于對金融系統的信任才
將錢存入銀行……,換句話說,真正支撐起現代市場體系的根本動力,既不是公司本身,也不是市場本身,而是數以萬計的普通人對公司和市場的“信任”或“信心”。倘若這種“信任”或“信心”消失了,市場經濟就會面臨崩潰。歷次經濟危機,幾乎都與市場信心的崩潰有關。因此我們可以說,公司的成長離不開平等、互信、合作的市場環境,因為公司本身就是互利合作的產物。但是,自利的原始動機與互利合作這一基本原則之間的矛盾,卻成為了公司永遠也無法破解的“死命題”。這道“死命題”,使公司引領下的人類社會,一直在“繁榮—災難—繁榮”的交替往復中徘徊。環境污染、世界大戰、貧富分化、金融危機……,公司既放大了人類創造財富的能力,同時也放大了人類制造災難的能力。
從歷史到未來,看發展與本質!任何一種制度都有局限和時效,公司制度同樣也不例外。面對舊時代的迷茫與新時代的困惑,公司的腳步永不停歇。企業文化理念的誕生,賦予了公司新的生存高度。從“利益共同體”到“文化共同體”的演進,正日益改變公司獲取利潤的基本方式,喚起了公司人本情懷新一輪的回歸。以往在人們心目中冷冰冰、硬邦邦的公司,開始越來越多地承擔起社會責任,也越來越多地關注公司員工的個性化發展;而在提升組織效率、確保機構合理運作等方面,公司同樣走在了時代前列。現代企業制度的確立和完善,使得公司所有者、決策者、管理者、勞動者、消費者之間的權責關系日漸清晰,“公眾公司”的時代呼之欲出。但是,有關公司的爭論、公司的歸宿、公司的命運,“一切都只是開始!”
讓我們拭目以待!
第五篇:用生態文明的力量托起“美麗中國”
用生態文明的力量托起“美麗中國”
李力言
2012年11月12日09:45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手機看新聞
“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胡錦濤同志在十八大報告中鏗鏘有力的莊嚴宣示,在會場內外引起了熱議,成為一個輿論焦點。
人們還記得,5年前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態文明建設,5年后的今天,十八大報告將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一起,列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并用專章論述。生態文明地位的“升格”,體現了我們黨對生態文明建設更加重視,對生態發展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刻,也順應了時代的要求、民意的呼喚。
從“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理念,到“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的指引,再到“綠色發展、低碳發展、循環發展”的路徑,十八大所理解和規劃的生態文明,早已超越了單純的節能減排、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等問題,而是上升到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提升社會文明水平的現代化發展高度,并且體現為工作部署、發展目標、制度設計,涌動著與時俱進、改革創新的生態文明浪潮。
這樣的歷史性跨越,來自于現實的嚴峻挑戰,人民的強烈期盼。過去的十年,我國工業化突飛猛進,城鎮化率突破50%,曾經“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的鄉土中國,在推土機、生產線和辦公樓的強力推移下,正在成為越來越多人的記憶。然而,當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崛起于東方大地的時候,也日益面臨著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等困擾;當國人的錢包日益鼓起來以后,也越來越深切地體會到,物質豐富并不是生活質量的全部,清新空氣、干凈的水、宜居環境、放心食品也是幸福的必備元素。而從近年來PM2.5監測在社會關注下出臺,到PX項目在一些地方引起的民意波動,更可以發現,人們的環境焦慮、生態期盼也隨著經濟指數的攀升而日益凸顯。
生態文明是中國轉型發展大勢所趨,也是人民過上更美好生活的民心所向,因此,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的目標,提出“給自然留下更多修復空間,給農業留下更多良田,給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凈的美好家園”的愿景,才會引起如此強烈而廣泛的共鳴,開啟新一輪生態文明建設的熱潮。
從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到全面促進資源節約,從加大自然生態系統和環境保護力度,到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展望未來的生態文明建設,我國將更加尊重自然規律,更加依靠發展方式轉變,更加突出制度保障,更加重視全民參與。一個有著“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文化傳統,又對現代工業文明有著深刻省思的民族,將在現代化之路上激發出強大的生態文明力量。
一棵樹好栽,而一片森林則不易培育。生態文明重在建設,難在堅持。讓我們攜起手來,匯聚每一個人的努力,把生態意識體現在日常生活到發展建設的每一個環節,更加自覺地珍愛自然、保護環境,走向生態文明新時代,托起一個山明水秀、天朗氣清的美麗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