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索羅斯中歐大學演講：人的不確定性原則

人的不確定性原則

演講時間：2009年10月26日

——金融投資家喬治·索羅斯在布達佩斯中歐大學系列講座演講稿

在我的一生中，我制定了一個概念框架幫助我既作為一個對沖基金經理去掙錢，也作為一個政策導向的慈善家去花錢。但是，框架本身是無關乎錢財的，它是關于思想和現實之間的關系，而這個問題從很早開始，就已經被哲學家們廣泛地研究。

50年代末，我還是倫敦經濟學院的一個學生時，就開始發展我的哲學。由于我提前一年參加了最后的考試，在我得到學位之前，有一年的空白時間去打發，可以選擇導師對我進行指導，我選擇了卡爾波普爾，一位維也納出生的哲學家，他的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已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他的書中，波普爾認為，經驗真理不能被絕對地肯定。即便科學規律也不可能擺脫疑云：他們可以被實驗所證偽。也就是說，只要有一個實驗數據證明這個理論是錯的，就足以證明整個理論不成立，而哪怕有再多的數據支持該理論，也無法完全肯定該理論是對的。科學規律實際上是假設性質的，而真相永遠有待檢驗。意識形態聲稱掌握著絕對真理是胡說八道，因此，他們只能由武力去推行。這適用于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等等。所有這些思想最終都導致鎮壓。波普爾提出了一個更具吸引力的社會組織形式：開放社會，一個人們自由持有不同意見的開放社會，法律規則允許不同意見和利益的人和平相處。在這里，經歷過納粹和共產主義占領的匈牙利，我發現開放社會的理念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當我閱讀波普爾時，我也在學習經濟理論，我發現在波普爾強調知識永遠是不完備的同時，經濟學理論卻有完全競爭理論，并假設知識是完備的，我被兩者的矛盾難住了。這使我開始懷疑經濟理論的假設。這是我哲學上的兩大理論啟示。當然，我的哲學也深深地植根于我個人的歷史。

我一生中的經驗成型于1944年德國對匈牙利的占領。那時我還不到14歲，擁有不錯的富裕中產階級背景，但突然之間，就因為我是猶太人，就面臨著被驅逐和殺害的前景。

幸運的是我的父親對這種非常態的事情是有充分準備的。他經歷過俄國革命，那是他一生的寶貴經驗。在那之前，他是一個雄心勃勃的年輕人，一戰爆發后，他自愿參加了奧匈軍隊。他被俄國人俘虜，送到西伯利亞去成了戰俘。由于野心，他成了犯人們自制報紙的編輯。這份報紙是手工寫在一個木板上的，名字就叫“木板”。這份工作使他非常受歡迎，他被選為囚犯的代表。之后，一些士兵逃離了鄰近的集中營，該營的囚犯代表被報復性槍殺。我父親不想坐以待斃等待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他所在的集中營里，就組織了個小組領導了一次越獄。他的計劃是造一個木筏航行進入大海，但他的地理知識太缺乏，他不知道西伯利亞所有河流都流向北冰洋。他們漂流了幾個星期才意識到是在漂向北冰洋，又花了好幾個月穿過重重的針葉林，尋找道路回到文明。與此同時，俄國革命爆發，他們又卷入其中。經過了一系列的冒險之后，我的父親才終于回到了匈牙利，如果他當時留在集中營不逃走，應該早就回到家了。

我父親回到家已經變了一個人。俄國革命期間的經歷深深影響了他。他失去了他的野心，除了享受生活之外什么也不想。他傳授給他孩子的價值觀和我們生活的環境流行的也截然不同。他不想斂財，也不想成為社會支柱，只想干活掙錢恰好能過日子就行。我記得一次滑雪度假之前，被他派去向他的一個主要客戶借錢，之后我父親不高興了好幾個星期，因為他不得不加緊干活還錢。雖然我們日子過得還算寬松，但我們不屬于那種布爾喬亞式的家庭，我們為自己的與眾不同而驕傲。

1944年，當德國占領了匈牙利，我父親馬上明白這不是正常的時世，也不能按正常的法則辦事。他給他的家人和不少其他人弄來了假身份證，那些人有的付了錢，有的是免費的。大部分人幸免于難了。那是他最好的時光。

用假身份生活也成了我的一次刺激的體驗。我們處于致命的危險之中，周圍就有人死亡，但我們不僅活著，還幫助了別人。我們和天使是一伙兒的，戰勝了不可一世的魑魅魍魎。這讓我感到很特別。這是多么 High的冒險。有父親做可靠的向導，我順利地度過了艱辛。一個 14歲的孩子還能要求什么？

經歷了逃脫納粹的快感之后，在蘇聯占領期間，匈牙利的生活開始失去光澤，我需要尋找新的挑戰。在我父親的幫助下，我找到了離開匈牙利的路。當我 17歲時，我成了倫敦的一名學生。在我的研究中，我主要的興趣是深入了解我所誕生的這個古怪世界。但我必須承認，我也懷有一些成為大哲學家幻想。我相信，我已經獲得了把我和其他人區別開的智慧之光。

在倫敦的生活真是令人大失所望。我沒有錢，單身一人，沒人對我說的話感興趣。但即使可惡的生活迫使我靠更世俗的方式謀生，我也沒有放棄哲學雄心。在結束學業后，我有一串錯誤的開始。最后，我在紐約套利交易的位置上穩住了。但空閑時我仍然繼續我的哲學研究。

這就是我第一篇重要文章的來歷，題目是“意識的負擔”。這是一次試圖把波普爾的“開放和封閉社會的框架”進行模型化的嘗試。它把有機社會和傳統的思維方式聯系在一起。封閉社會與教條方式相聯系，開放社會與批判方式相聯系。我不能妥善解決的問題是，我無法將思維方式和真實社會事件之間聯系的屬性進行分解。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這是我怎么想到要發明“反身性”這個概念的歷程，這個概念我呆會兒要詳細探討。

第二篇：索羅斯中歐大學演講《未來的路》

我在這個系列講座中提出了一個能夠更好地理解人類行為和事件的理念結構。這些事件不是由永恒有效的自然法規決定的。當然這些法規的確存在，但不足以決定事件的發展過程。原因之一是情況的復雜性，另一個原因是事件參與者的思維所起的作用。

我已經集中講了相關反身性(reflexivity)的問題，即當事者的思維與現實情況的雙向關聯，以及我所強調的錯誤理解和錯誤觀念對現實情況形成的因果關系。但這兩種影響都很奇怪地被忽視了。這些影響給事物加入了不確定因素，結果是除了非常簡單的情況以外，幾乎不可能預測未來。

但我們仍然可以大略估計幾種情況，并評估其可能性，也可以提出希望得到的結果。我在這兩方面都做過，而且是多次嘗試。的確，我可以稱為是專家，作為投資者，我專注于預測(prediction)；作為公益慈善家，主要是為解決問題開處方(prescription)。我前者做得成功，足以支持后者。今天的講座我想從預測和開處方這兩個方面來談。

當下所處的時刻，不定因素的范圍異常廣泛。我們剛剛渡過了二次大戰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這個危機在量上大得多，質上也與以往的危機很不相同。可作相關比較的，是1991年日本發生的房地產泡沫破滅，至今尚未恢復；還有就是30年代美國的大蕭條。與日本情況不同的是，那次危機僅限于一個國家，而這次危機卷入了全世界。與大蕭條不同的是，這次沒有允許讓金融體系垮臺，而是給它上了人工生命維持器。

事實上，我們當今所面臨的信貸和杠桿問題(credit and leverage problem)的深度和廣度比30年代要嚴重得多。1929年時美國的信貸余額(credit outstanding)是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60%, 到1932年增長到250%； 而2012年初是365% – 這還不包括30年代時金融市場上尚未存在而如今廣泛使用的衍生品(derivatives)。但盡管如此，人工生命維持器居然奏效了。雷曼兄弟公司倒閉不到一年，金融市場已經穩定，股市也已回升，經濟顯示復蘇跡象。人們想回到一切照舊的情況，把 2012年的崩潰只當成是一個惡夢。

但我很遺憾地告訴大家，復蘇的勢頭可能會停止，甚至隨之出現 “再次衰退”(double dip)，而我不能確定的是這將發生在2012年還是2012年。

有這種觀點的絕不止我一個人，但我的觀點與目前的主導情緒不一樣。復蘇的時間越長，就會有更多的人相信復蘇；但是據我的判斷，這種主導情緒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這是典型的遠非均衡的狀況，此時人的感知往往落后于現實。更復雜的是，這種落后于現實是雙向的。一方面，多數人還沒有意識到這一次危機不同于以往 – 我們是處在一個時代的終點。另一方面，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未能預見到復蘇反彈的程度。

混亂和困惑不只是在金融界，它延伸到整個國際舞臺。

前蘇盟帝國垮臺后美國成了唯一的超級大國。沒有其他大國或國家聯盟可以挑戰其至高無上的國力。但是這種“單極”(uni-polar)的世界秩序未能持久。當布什總統為顯示美國的威力，以不實之詞為借口入侵伊拉克時，其效果與他的意圖適得其反。美國的力量和影響力一落千丈，其結果是混亂的國際金融體系加之以不穩定的國際關系。此后終將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將不會再像以往那樣的程度受美國的控制和左右。

為了理解正在發生的這些事，我們需要一個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那種理念框架。有效市場假定論把金融市場孤立看待，完全不考慮政治因素。這是一種曲解。像我已經多次提到過的，在市場的無形之手背后，有一個有形的政治之手，在制定市場運作的規則和條件。我的理念結構關系到政治經濟學，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受永恒有效規律主宰的市場經濟學。我把金融市場看成是歷史的一個分支。

二戰后重建的國際金融體系并沒有建立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其傾側與不平衡是有意設計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金融機構，是按控股公司的形式組建的，其中富國有不成比例的投票權并且控制其理事會。這使處于該體系邊緣的國家比位于體系中心的國家處于劣勢。

該體系從初建起就一直受美國控制。在布雷頓(bretton woods)會議上，盡管英國凱恩斯勛爵(lord keynes)提出了該體系的建議，但是是由美國代表團團長哈里.懷特(harry white)具體操作的。從那時起，我們從幾乎全面監管的體系變成了幾乎完全無監管的體系；這些變化由美國主導，而且所謂的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仍在繼續引導這個體系。

盡管由華盛頓共識制定的法規條例理應對所有國家平等適用，但美國作為主要國際貨幣的發行者，卻比別人“更平等”。實際上國際金融體系是一個兩個等級層次(two-tier)的架構：能用自己的貨幣借貸的國家是該體系的中心，而借貸要由硬通貨之一來決定的國家是這個體系的外圍。如果某個國家遇到困難，可以得到援助，但條件很苛刻，這對核心國家和外圍國家都是一樣的。但是如果核心本身受到了威脅，那么該體系的維存則成為第一位的優先考慮。

這種情況在1982年的國際銀行業危機中第一次發生。如果債務國被允許拖欠付款，銀行體系將崩潰。因此國際金融權威機構聯手，采用了我當時稱為的 “合作出借體制(collective system of lending)”。借貸國不得不滾動延續貸款(roll over loans)，使債務國能得到足夠借款支撐債務。最終結果是，債務國被推進嚴重衰退，拉丁美洲的發展因此被推遲十年，而銀行體系得以贏利而擺脫困境。當銀行建立了足夠的儲蓄時，這些貸款則被重新組合為所謂的布雷迪債券(brady bonds)，其余的損失由銀行銷賬。

1997年類似情況再度發生，但那時銀行已經學會審查貸款, 不至被迫采取合作出借的做法，而絕大部分損失不得不由債務國承擔。這樣就建立了一個模式：債務國受制于嚴厲的市場戒律，但如果體系本身受到威脅，規則通常暫停執行。其整體失敗將使該體系陷入危險的數家銀行得到保釋。

XX/2012年的金融危機與此不同，因為它起源于核心國，而外圍國家是在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后才被卷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面對的是一個新的任務 – 保護因核心國風暴而受影響的周邊國。該組織沒有足夠的資金，但其成員國很快聯合行動募集了一萬億美元。盡管如此，應對局面還有一定的困難，因為imf的設立是為了應對政府部門的問題，而這時信貸的短缺主要影響的是私營領域。但總的來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承擔這一新的任務上做的相當出色。

國際金融權威機構應對這次危機的做法，總體上與過去一樣：救助將要垮臺的金融機構，實行貨幣及財政刺激措施。但這次危機要大得多，用同樣的辦法起初沒有奏效。對雷曼兄弟公司的救助失敗，是一個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金融市場實際上停止運轉，不得不加上人工生命維持器。這意味著政府被迫實際上是在擔保，不能讓其他可能危及這個體系的機構再垮臺。正是此時危機延伸到了周邊國，因為這些國家無法提供同樣有信譽的保證。這次東歐國家受創最重。處于核心地位的國家，用他們中央銀行的資金平衡表給這個體系注入資本，為商業銀行的債務進行擔保，而且政府為刺激經濟，赤字財政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

第三篇：索羅斯開放社會系列演講第三講：開放社會

索羅斯開放社會系列演講第三講：開放社會

布達佩斯 中歐大學 2009年10月28日

今天，我將介紹我概念框架的第三大支柱，開放社會。在前面的演講中，我總結了我一生的研究和試驗。在這里，我將開拓一個新的領域，因為我對于開放社會的看法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在改變，至今他們仍然在演變。因此，未來兩講將更加具有探索性質。

開放社會和反身性之間的聯系并不明顯。在個人層面上，他們是緊密聯系的。你會記得，我研究經濟理論的同時還閱讀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波普爾堅持認為易錯性是我們固有的屬性，導致我對經濟理論基本假設的質疑，并提出了反身性的概念。

但是在概念層次上，兩者的聯系卻是間接的。聯接兩者的是第一支柱，也就是易錯性。在這種語境下，易錯性不僅意味著我們對世界的看法總是不完整的和扭曲的，而且還意味著，在我們努力簡化這個復雜的現實過程中，我們常常把它曲解了。我們的誤解在塑造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如果我的思想中的確有什么原創內容的話，那就是對于誤解的強調。它在對開放社會的批判性思維中提供了強有力的論據。

波普爾沒有提供一個開放社會的確切定義，因為他認為確切的定義與我們不完美的理解力不相兼容。他喜歡從相反的方向來定義事物，首先描述它們，然后給它們一個標簽。在他命名為開放社會的社會組織形式中，實際上與民主社會相近似。

他最有效的努力是以認識論做為論據為民主辯護。由于完美知識實際上超出了人類理智，一個由言論、思想、選舉自由為特征的社會比起以武力強加意識形態的社會更加可取。由于經過納粹迫害和共產主義的壓迫，我發現這種說法非常有說服力。

波普爾的哲學讓我對金融市場誤解的作用更加敏感，反身性概念讓我發展出了自己的泡沫理論。這給了我一根必要的拐杖來參與市場活動。

成為一個成功的對沖基金經理后，我經過了一場中年危機。那時我接近50歲。我的對沖基金已經增長到1億美元，其中約有4000萬美元屬于我個人。我覺得我已為我自己和家人賺夠了錢，運作一個對沖基金極端緊張和枯燥。有什么事情值得我繼續賣命掙錢？

我苦苦考慮了很久，最終決定成立一個專門推動開放社會的基金會。我把這個基金會的使命定義為：去打開那些封閉社會，糾正開放社會的不足，和促進嚴肅的思維模式。

隨著時光的流逝，我開始越來越多地參與慈善事業。我于1984年在匈牙利成立了基金會，那時它還在XX黨統治之下，在中國是1986年，波蘭和蘇聯是1987年，當蘇聯和南斯拉夫解體時，我成立了一個基金會網絡，幾乎覆蓋了整個前共產主義世界。

通過這種方式，我獲得了怎樣建立開放社會的實踐經驗。我學到了很多。我發現了一些我本應該首先就知道的東西。例如，封閉社會的解體并不一定會導致開放社會的誕生，它可能只導致持續的分裂，直至一個和垮掉的前政權類似的新政權上臺，而不是出現一個開放社會。

2004年，布什總統在美國連任，迫使我徹底重新思考開放社會的理念。這是世界上最成功最悠久的民主政權，卻在踐踏著它本應該代表的原則，在反恐的名目下侵犯人權，僅僅靠著虛假的借口就進攻了伊拉克。但他竟然再次當選了。這怎么可能？我不得不問自己：美國哪兒出問題了？我寫了兩本書試圖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我怪罪布什政府誤導民眾，我指責民眾允許布什政府來誤導他們。

當我探討愈加深入時，我開始懷疑自己的概念框架。我發現了一個開放社會的理論缺陷。波普爾主要考慮的是認識現實的問題。他基于認識論而選擇了開放社會，而對政治爭論則較少考慮。他認為，“只有民主提供了這樣一個制度框架，允許改革的時候不使用暴力，在政治問題上使用民主的原因即在于此?！?/p>

但他的方法是基于一個隱藏的假設，即思維的主要目的是加深對現實的了解。而并不一定如此。操縱函數可以優先于認知函數。事實上，在一個民主國家，政治家的首要目標是能夠當選，并賴在位置上不走。

這個非常明顯的分析導致了關于開放社會概念的一些其他問題。波普爾怎能想當然認為，自由政治過程的目的就是理解現實？而且更有趣的是，我，一個在反身性概念中把操縱函數提到如此高度的人，怎么會盲目地跟著他的思路走？

這兩個問題都使我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是深深地根植在這樣的知識分子傳統中，它或者忽略掉操縱函數，或者把它置于認知函數的附屬地位。

* * *

我們很容易看到這種對世界的看法是如何變得如此根深蒂固的。認知函數的目的是生產知識。知識被表示為符合事實的斷言。要建立對應關系，斷言和事實是分開的，而且表達必須明白無誤（只有是和否，沒有差不多這樣的說法）。因此，追求知識的過程要求思想應該和它們所研究的目標分離。這項規則使哲學家（主要關注的是思想）產生這樣的信念：理智和現實是不同的。這種二元論根植在希臘哲學中，在啟蒙運動中又主宰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

啟蒙運動的哲學家把他們的信心交給了理性。理性被認為像探照燈一樣工作，照亮了靜靜躺在那里被動地等待被發現的現實。在重塑現實時，理性可以起到的積極作用大部分都被忽略了。換句話說，啟蒙運動沒有認識到反身性。這導致了認識和現實之間的偏差，但在當時來看，這顯然沒有被認識到。

在啟蒙運動時期，人類對控制自然力量的知識還知之甚少，科學方法還能給人無窮遐想。當時有如下想法是恰當的：認為現實的東西就在那里，被動地等待著被發現，在探索過程中理性積極地卷入其中。畢竟，當時就連地球都還沒有被充分探索。收集事實，并在它們之間建立聯系，就可以收獲豐厚的回報。人們從四面八方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獲取知識，世界的可能性看上去是無限的。理性一掃幾世紀的傳統關系和宗教教條，摧枯拉朽播撒著人類社會將越來越進步的理念。

當時的人們在很大程度忽略了，反身性給人們能否正確認識社會帶來的困難。法國大革命領導人認為，理性可以幫助人們從頭開始重建社會，但他們對理性的信仰過了火。整個社會無法跟隨理性的支配，1789年革命的歡快小曲變成了1794年的恐怖呻吟。

啟蒙運動誤解了現實，它錯誤地在思想和現實之間引入了一個二分法，這樣導致他們認為，理性可以獲得完美知識。這個二分法不是來自于客觀事實，而是由啟蒙哲學家在試圖理解社會的時候臆造出來的。

后現代主義者給這個啟蒙運動所犯的錯誤起了個名字：啟蒙謬誤。這里我也將采用這個術語，但我需要明確一點，我曾提到了一個術語叫創造性謬誤，其中包含著有價值的真理內核。

讓我簡要解釋創造性謬誤的意思。我們有能力獲得知識，但我們絕不可能獲得足夠的知識，使我們所有的決策都建立在確定的知識之上。因此，如果一個知識點證明是有益的，我們就會將其過度開發并擴展到它不再適用的地方，因此它就成為了謬誤。

這就是啟蒙運動發生的情況。理性和現實的二分法在針對自然現象時極其成功，但是運用到人類領域，就導致了謬誤。

啟蒙謬誤深深根植于我們對世界的看法。它導致波普爾宣布同樣的標準同時適用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它導致經濟學家利用牛頓物理學來創建經濟模型。無論波普爾優雅的科學方法模型，還是經濟學家的經濟理論，都沒有認識到反身性。更糟的是就連我，發現（或發明）了反身性的人，沒有認識到波普爾的開放社會概念實際上是基于如下隱藏假設的，即認知函數優先于操縱函數，在他看來，我們在努力尋找真相，而不是簡單地操縱人們去相信我們希望他們相信的事情。

啟蒙謬誤根植于有效市場假說，以及該假說的政治衍生物暨市場原教旨主義之中。在這兩個思想的謬誤在金融系統的崩潰中一覽無余。但我發現的那個開放社會的缺陷卻不那么引人注目，因為這個概念沒有如同有效市場那么廣為接受，但對我個人而言卻是翻天覆地的。它迫使我重新考慮開放社會的理念。

我沒有放棄我對開放社會優勢的信念，但我知道這需要更強大的論據來鞏固它。波普爾想當然地認為，在一個開放社會中，認知函數天然優先于操縱函數，我現在相信，如果一個開放社會要蓬勃發展，就必須明確保證認知函數的優先地位，它不是天然的，而是必須通過努力去保證。讓我解釋一下我是如何得出這一結論的。

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政治活動不是為了發現現實（即認知函數），而是為了要當選和繼續掌權（即操縱函數）。因此，自由的政治活動并不一定會比壓制不同政見的專制政權產生更明智的政策。

更糟糕的是，在政治斗爭中，為了操縱現實，承諾遵循事實已經成為了障礙。布什政府掌握了強大的右翼宣傳機器，沒有任何必要去尊重事實。這反而給了它決定性的優勢，讓他可以輕易地對付掉那些更加傳統的政治人物，這些人還在受著啟蒙謬誤的影響，受限于事實，無法放開手腳。

Frank Luntz，最成功的右翼宣傳家之一，公開承認他在設計口號時使用的教科書是喬治奧威爾的《1984》。作為一個開放社會的信徒，我發現這的確令人震驚。奧威爾書中的集權口號在開放社會中怎么能取得成功呢？甚至可以做到與一個集權國家依靠其真理部，利用斯大林式的方法讓人保持一致相類似的效果？

最終，針對于美國到底怎么了這個問題，我得到了一個結論：人們并不特別關注對真理的追求。他們已經習慣于被更加先進的技術所操縱，也不介意被欺騙；事實上，他們表現得還很積極。

人們已經習慣了接受實現包裝好的消息，因此也樂于接受那些付費的政治廣告。他們更感興趣的是娛樂而不是信息，因此也樂于接受那些民粹主義評論家諸如Bill O’Reilly和Rush Limbaugh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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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縱的技術已經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步發展。它們起源于19世紀結束時的商業領域，企業家們發現，他們可以通過品牌和廣告來區分他們的產品，從而提高利潤。這促進了對消費者動機的研究，以及對于信息和重點小組的試驗，并通過反身性的過程改變公眾的行為。它導致了消費社會的發展，并最終擴散到政治和文化領域。

我逐漸發現，經濟和政治所依據的隱含假設（即認知函數優先于操縱函數）是假的。經濟理論在給定需求和供應的條件下，顯示了基于完全競爭的自由市場如何導致資源的優化配置。但是，需求曲線的形狀并不是獨立的，它是受廣告操縱的。

代議制民主理論假定候選人會代表自己和選民，選舉和制度能夠選擇出選民最想要的人，但它沒有預期到候選人們會研究公眾意見，并專門講選民喜歡聽的話。

這些理論都沒有考慮到現實是可以操縱的。操縱現實也成為了一門主要的藝術。是文學批評最終導致后現代世界觀的發展，把啟蒙運動翻了個底朝天：它否認存在可以由理性發現的客觀事實，作為替代，它把事實當成一堆常?；ハ嗝艿臄⑹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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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無法跟上這個不可收拾的后現代世界觀，因為它與我對客觀現實的深深敬意相沖突。我不知道后現代世界觀和布什政府宣傳機器之間的聯系，直到Ron Suskind的一篇文章讓我大開眼界。他引述一個宣傳機器作手的說法說：“我們不學習事實，我們制造事實?！边@迫使我改變我的想法。我不得不對后現代狀況更嚴肅，看出它實際上是一個創造性謬誤，與當初對啟蒙運營的影響完全一致，甚至更有影響力。

但我仍然把后現代謬誤更多看成是一種謬論，它缺乏像啟蒙謬誤那樣更具創造性的因素。通過更加強調操縱函數的優先性，它忽略了客觀事實的最核心部分是無法操縱的。在我眼里，與啟蒙運動忽略操縱函數相比，后現代謬誤只能算是一個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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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啟蒙運動，理性和現實相互分離和獨立于彼此。人們利用現實的唯一方法是去理解事件發展背后的規律。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想當然認為發現那些規律是第一位的。這促進了自然科學的發展，標志著人類智慧的偉大成就。只有當對人類事務進行研究時，謬誤才出現了。

相反，后現代世界觀完全是誤導。它催生了一種不道德、務實的政治態度。它可以歸納如下。現在我們已經發現現實是可以操縱的，為什么要賦予認知函數比操縱函數優先的地位呢？為什么不直接進行操縱？為什么不繞過真理直接追求權力？

有一個答案我覺得是決定性的。盡管現實可以操作，其結果必然會偏離操縱者的意圖。如果要將這樣的偏離最小化，就只有更好地理解現實。正是這種見解，讓我為開放社會引入了一個明確要求必須追求真相的承諾。

這個抽象的變量可以由一個具體的例子來強化?？匆豢床际驳目偨y生涯。在操縱事實上，他異常地成功。通過向恐怖分子宣戰，全國人民都整齊劃一地站在了總統身后，一說攻打伊拉克，全國人民就為他鋪好路。這次入侵說是為了在世界上確立美國霸權，但適得其反。美國徒然喪失了權力和影響力，布什也被普遍認為是有史以來最糟糕的美

國總統。

這個例子應該是令人信服的。然而，現在的反身性的概念正在日益被認識到，危險是，根據后現代謬誤，它會被誤解。一個反身性現實非常難理解，人們更容易被簡單的回答所誤導。有時候需要一輩子才能理解“一個預測是對的，并不一定證明它所依據的理論也同樣是對的”這樣的話，但一個付費政治宣傳只需要30秒。

我們很容易采納后現代世界觀，但它非常危險，無視客觀事實的存在。一個回到客觀現實的方法是指出人是會死的。人的意識很難接受死后自己就不存在了這個事實，各種各樣的神話敘述都在編造著人死后的生活。我一直被一個阿茲特克人的儀式深深打動，隊員們參加一場球賽，獲勝的一方將被獻祭給神靈。這是此類神話威力的一個極端例子。然而，事實是冠軍們都死了。

即使如此，我必須承認，死后生命就不存在了這樣的觀念還是無法證明給那些相信死后世界的人看。我對現實世界客觀屬性重要性的堅持是個人信仰的問題。事實上，它和宗教信仰有奇怪的相似性。我構造的現實世界的客觀屬性具有許多一神教中神的屬性：它是無所不在的，全能的，它的工作方式仍然保持一定的神秘性。

我對現實世界客觀屬性賦予了很高的地位，我曾經認為這是人們的常態。后來我認識到我的態度是相當不尋常的，它與我的個人歷史有關。

我一生中經驗形成時期是德國占領匈牙利的1944年。在我父親明智的庇護下，在極端危險的情況下，我們不僅成功地活了下來，還設法幫助了其他人。對我來說，1944年是積極的經歷，讓我總是蠢蠢欲動想去和艱難的現實相對抗。

這種態度在我參與金融市場時得到了加強。我是一個冒險家，經常把事情推到極限，但又避免摔到懸崖下面去。為了避免不愉快的意外，我學會了事先看到所有最壞的情況，這樣才能保護自己。我選擇投資于就算是最壞的情況出現，風險/回報率仍然比較有吸引力的地方。這使我總是強調各種情況的陰暗面。

然后我開始積極地參與我的基金會。在這里，由于我發現可以采取積極行動減輕現實中的不公正，又增加了我承認和面對殘酷現實的意愿。負面評價導致了積極參與。

我的基金會最終投入了許多資源在看上去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上，比如藥物管理政策，以及看似無望的事情上，比如緬甸、海地、利比里亞、塞拉利昂和剛果。不用說，打敗仗不是許多基金會的首選。

我對現實客觀性的信心就像其他人對宗教的信仰一樣。由于缺乏完美知識，我們需要信仰。我正好相信殘酷的現實，而其他人相信上帝。

不過我認為，當社會忽視了現實的客觀性，它自己也就危險了。如果我們試圖通過欺騙自己和選民來避免不愉快的狀況，現實將懲罰我們，它的發展絕不會符合我們的預期。

是的，現實是可以操縱的，但是我們操縱的結果不是由我們的欲望決定，而是由我們還無法完全了解其規則的外部現實所決定。我們了解愈多，結果就越接近于我們的預期。理解現實就是認知函數。這就是為什么認知函數應該優先于操縱函數的原因。忽略我們還無法完全了解的現實將導致后現代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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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最近的歷史中，關于思想和現實的關系上，人類引入了兩個謬誤：啟蒙謬誤和后現代謬誤。他們彼此相關。啟蒙運動沒有意識到對人類領域進行操縱的威力，但是操縱函數的發現又導致了后現代謬誤。兩種謬誤各自注意到了這個復雜關系的一半。

我的概念框架是基于易錯性和反身性這一對概念的，從而將復雜關系的兩半結合在了一起。這兩個謬誤都已經很有影響力，但我的框架卻很少有人接受。這正好說明人們是多么容易誤解現實，比獲取正確的認識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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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現代謬誤方興未艾。它指導了布什政府的政策，我警覺地發現，它在奧巴馬政府的影響也浮出了水面。我指的是由George Akerlof和Robert Shiller最近寫的一本書《動物精神》，它在塑造奧巴馬政府的政策時有重要影響。

這本書贊美了“信心乘數”的優點，也就是說，經濟的弊病可以通過大談金融市場來治療。這只是真理的一半：股市反彈使銀行籌集到資金，并加強了經濟的其他方面。但是，信心乘數無視另一半的事實：如果現實并不支持期望，信心可以變成失望，繁榮可以變成蕭條。我非常擔心，如果過于相信信心乘數，奧巴馬總統已經在通向衰退的路上了，如果舊癥復發，他將因此受到指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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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引入討論對現實的兩種虛假解釋，將有助于澄清我的反身性理論。尤其是有一點需要強調，這一點歷來被闡述得不夠清晰明確：客觀事實是有一個硬核的，它不能被操縱，就像死亡一樣充滿了必然性。正是這個硬核被后現代謬誤忽略了。

在最近成功的激勵下，我宣稱我的概念框架提供了對現實的正確解釋。這是一個大膽的說法，乍一看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對現實正確的解釋如何與人們永遠無法取得完美的理解這個原理相調和？非常容易。反身性向參與者的思想和事態發展這兩方面都引入了不確定因素。這個框架聲稱未來是天生不確定的，自然不能被指責為完美的。

然而，它可以提供對現實的重要見解，它甚至可以預見一定范圍內的未來，雖然這個范圍本身是不確定和多變的，正如我們最近在金融危機中看到的。通過承認不確定性，我的框架既是自我一致的，也是符合實際的。然而，因為它不夠完美，它擁有改進的余地。

其實上我能找到許多理論發展的空間。我的原始框架是在波普爾的影響下建立起來的，只是想解決理解現實的問題。但是當我接續認為，選民應當珍惜真實懲罰欺騙的時候，我進入了價值領域。在這領域中，不確定性比在認知領域內更為普遍，也需要有更多的思考。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真理很難建立，往往更難承擔。如果不想遇到阻力，往往會導向相反的方向：避免談及不愉快的現實，獎勵欺騙，同時仍然可以保持威信。如果一個開放社會要保持開放和繁榮，這些傾向都必須予以抵制。

這個藥方特別對于現在的美國更加重要，因為金融危機后，美國正面臨著一大堆不愉快的現實。該國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以來一直過著超出其能力的生活，通過向國外借款來維持?，F在，房地產泡沫破滅，人們消費過度，現在必須需要重建自己的積蓄。銀行系統已經崩潰，需要自己想辦法逃離黑洞。

布什政府在入侵伊拉克時故意誤導了選民。奧巴馬政府不能被指控為故意欺騙，但它卻不愿面對殘酷的現實，開始指望“信心乘數”。

不走運的是，客觀現實不能滿足信心乘數提出的希望。同時，政治反對派攻擊總統時毫不受制于事實。在這種情況下，要求選民應該更加致力于追求真理將難以實現。它為我的基金會提供了很好的議題，但目前美國的民主狀況卻無法為開放社會做出榜樣，表現不出它是一個更有優勢的社會組織形式。我需要找到更強有力的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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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有一個更好的例子，我們的國父們在開放社會理論出現之前就形成了自己的觀點。他們的觀點來自于相信個體自由的價值。他們采用的認識論觀點是有缺陷的：獨立宣言說“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沒有什么是不言而喻。但是不管是否不言而喻，個體自由的價值是持久的，并且，由于曾接觸極權政權，我給個體自由一往情深。我并不孤獨。

回到國父有另一個很大的優勢：它允許討論權力關系。憲法通過分權避免暴政。

分權本身就意味著承認在社會中存在著相互競爭的利益和對于現實世界不同的解釋，而整個社會卻需要靠政治進程去和解。憲政制衡首先就排除了宣稱掌握終極真理的絕對權力的出現。憲法確立了不同政府部門之間的互相影響互相制衡的機制。但這是不夠的。只有社會能向權力說出真相時，開放社會才能獲勝。它需要法治，保障言論和新聞自由、結社和集會自由、以及其他自由權利。他們賦予公民通過司法機構抵御濫用權力的權利。這就是國父們是如何創造一個開放社會的。

讓我更清晰地說明我的信息。不管是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還是目的本身，開放社會都是一個理想的社會組織形式。它使一個社會通過將認知的重要性放在操縱函數之上，更加了解它正面臨的問題，并比其他社會組織形式更成功地處理這些社會問題，它的人民也更愿意直面嚴峻的現實。換言之，民主的工具性價值是依賴于選民素質的，目前美國民主的表現沒有達到其過去的成就。我們不能只是依靠美國制度固有的優越性，還需要重新證明自己。但是，除了工具性價值之外，開放的社會還有一個內在的價值，即個

人自由，它能表示開放社會的興旺與否。例如，它適用于蘇聯。

但是，個人自由的內在價值卻不總是不言而喻的。比如，在中國，集體利益被置于個人利益之上，它就很難得到承認。這是奧運會開幕式所表達出來的清晰信息。它顯示，通過整齊劃一的螞蟻式服從，失去了個性的集體也能夠產生極壯觀的景象。

隨著美國和中國之間權力關系的改變，個人自由的價值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越來越重要。我將在我最后一講談這個問題。

謝謝。

第四篇：升級演講(原)2

My favourite season Hello, everyone!I’m August, my level is B.Today my topic is my favourite season.My favourte season is summer.In a year, we have four season, they’re spring summer autumn winter.I think, summer is the most different season.Summer comes after spring and before autumn.It is the hottest time of a year.It lasts for about three mouths in a year.In summer, the daytime is long and the nighttime is short.Summer is usually sunny, but sometimes it’s thundery and stormy.Typhoon occurs more frequently in summer in a year.My favourite sport is swimming and the best time to go swimming is in summer.I like summer because I can usually swimming in summer.Swimming is very interesting.My friend and I go swimming together.We have water fight and compete to be the fastest in the pool.In summer, we can also go to beach and have a sunbath.I like summer because in summer I have a long summer vacation from July to August.In this vacation, I can do many things.The most interesting thing is travelling.In a year I can only travel once.This year, I went to Singapore.My dream of flying in the sky finally came true.Last year I went to lan yun gang.I took lots of photos.Olympic is held every four years.Olympic is always held in summer.I only can remember two Olympics.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 is that my birthday is in summer.It’s on the twenty-third of August.On my last birthday, we had a big dinner.I must eat noodles because noodles are always long, it means I can live a long life.After that, I made a wish I hope I have more time to play.After that, I blew out the candle then cut the cake and eat it.But this year, I want to spend my birthday in web.That’s maybe very good.Another reason that I like summer is fruit.Summer has lots of fruit, like watermelon, tomato and mango.I like watermelon best, it has lots of juice.And the juice is all sweet.If I am thirsty, I can eat a piece of watermelon.The second one I like is mango.It’s yellow and it has a big stone, but it has the sweetest pulp.I like summer because summer has my favourite fruit.Oh, wonderful summer, I love you!

第五篇：老簡批中歐商學院李善友老師演講

老簡批中歐商學院李善友老師演講

老簡批中歐商學院李善友老師演講老簡創業茶館07.28 11:07閱讀594查看原網頁搜狐媒體平臺 07-28 11:07大中歐李善友教授上個周末過得很歡愉，除了兩部破票房紀錄的國產大片，還有李善友老師的刷屏演講。任何一位能把自己理想一步步實現的人，我都敬佩，2002年，李老師就說要成為一個牛逼的培訓師，“以嘴養嘴”，現在這個理想儼然華麗麗的實現了。我也是李老師的受惠者，2001年他在搜狐的時候，組織了20多場專業 管理培訓，為我們二三十個企業中層開拓了眼界和視野，不亞于一次小型的MBA，感恩！現在每次看李老師的講稿，都蠻過癮，如果把這篇演講稿翻譯成英文，互聯網女王Mary Meeker膚淺的流水賬報告只有靠邊站做個陪襯了。我相信李老師有這個實力——遲早的事兒。再牛逼的人，開篇講一個宏大命題時，立論也難免有粗疏紕漏，下面我就把這篇演講中，不甚究竟的地方，一一評述一下：

一、基于事物本身賺錢的模式不會消亡，精神體驗需要物質載體后工業時代末期，“滿足”、“體驗”和“社交”的價值（下面簡稱“精神體驗”）逐漸成為“事物”表象價值的主體。這時候，在創造事物的過程中，創造“精神體驗”價值的主體和創造物質載體的主體開始分裂。說簡單點，LVHM（控制LV品牌的公司）創造了LV的“精神體驗”，所以獲得了“精神體驗”部分的溢價；而代工生產LV皮包的公司，僅僅創造了LV皮包的物質本體，所以他們獲得的是物質本體的價值，顯然，前者遠遠高于后者。創造了iPhone體驗的Apple公司，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IT公司，而創造了iPhone物質載體的工廠，成為了富士康。雖然富士康以接近于零毛利生產了巨量的iPhone，依然很難從iPhone的全球熱賣中獲得更多的利益。所以，獨特的、有價值的體驗，依舊是后工業時代的王道，能創造這個體驗，就是蘋果、就是LV、就是迪斯尼；不能創造這個體驗，就是富士康、就是東莞某工廠、就是電影播到最后一分鐘，觀眾都快走光時候，名單中出現的后期制作公司。缺乏物質承載的純精神產品，同樣也難以獲得高價值，因為感官體驗是精神體驗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極品飛車聯網游戲中的保時捷911，怎么也不可能賣到和現實中一臺911一樣的價格。因為后者能創造出更極致的感官體驗和更高的精神溢價。拋開研發成本攤銷不算，如果單純從生產制造角度，做這么一臺車并不比制造一臺普通的寶馬325i復雜許多。所以，能夠賺錢的事物永遠不會消失，只不過，最后誰能賺到錢，取決于精神和體驗價值由誰來創造。未來會有更多的“精神體驗”溢價，依附在事物本身上，推高事物的價值和價格。過去我們買鞋，現在我們買耐克；過去我們買書包，現在我們買Prada。

二、不是每個企業都能成騰訊阿里百度，免費模式并不適用于所有企業我常講：太陽底下沒新鮮事。互聯網市場和義烏小商品批發市場并沒有本質區別，都有三個基本要素：買家（價值消費者）、賣家（價值提供者）、市場/交易平臺。只不過在具體情境下，三者的角色可能混雜，甚至有可能互換。平臺有可能充當賣家，買家（也就是流量）賣給“賣家”，這時候，賣家變成了流量的買家。當賣家規模足夠大，品牌足夠強，也有可能自己成為一個小平臺，把流量賣給別的賣家，甚至把流量反向倒給平臺。阿里和京東之所以都在搶優衣庫，是因為優衣庫這種品牌化的大零售商，已經掌握了很大的高品質流量，透過一些機制，能夠分享給平臺。在任何一個市場里，真正的“幕后英雄”，終極價值的創造者和多數的參與者，是哪些真正創造體驗價值的賣家。他們的平均規模不大，數量眾多，就像草原和森林，是整個生態系統的能量基礎。能夠在系統中長期存活下來的賣家，毛利往往與規模成反比。成功的賣家，往往就是在毛利和規模之間取得某個恰當的平衡。如果每一個賣家都去學免費模式，整個系統的價值源頭就會崩塌。這正是阿里系統的危機所在——阿里并沒有給能夠創造體驗溢價的優質賣家一個更好的生存環境。在零售體系里，其實一直在用類似于互聯網的“免費模式”運營。比方說，很多超市會給周圍的居民發打折商品的小冊子，這些商品大部分都是“毛利為零”甚至賠錢賺眼球的商品。這就是李善友老師所說的“毛利為零”的商品。超市賭的是，絕大多數消費者去一趟超市，肯定還要買些別的東西走。所以超市里必須有不起眼的高毛利商品，比方說毛巾、玩具，還有超市收銀臺外側由超市出租的小商鋪，那個叫“POP開放平臺”。超市先通過零毛利甚至負毛利商品吸引流量，然后把流量倒給高毛利商品和開放平臺?？纯矗思以缇蜁媪髁亢汀盎ヂ摼W模式”了。偏巧有些幼稚的“互聯網模式”中毒癥患者，鬧了很多笑話。比方說，5年前某個著名的電子商務創業公司，認為自己代表“互聯網的先進模式和 生產力”，把某個品類的商品毛利統一按照一個比例一刀切，現在連這家連年虧錢連年反省的公司都成為行業笑柄。未來一切都免費，這可能么？不管羊毛出在誰身上，總得有那么多毛可以出才行，這是基本數學問題?，F在互聯網模式已經快被神話成：反正羊是可以不用出毛的，有豬呢！豬在哪兒呢？不要問豬在哪，豬只是個傳說......三、創造價值的并不是關系，而是依附在關系上的交易我認識李善友老師，找到他本人也不難，但這本身創造不了任何價值，只是存在創造價值的“可能性”，如果有一天我買了他的課程，或者他買了我的產品，或者我把一個學生介紹給他，這個價值才真正產生。所以關鍵并不在是否已經建立了“關系”，而在于是否能夠產生“交易”?；ヂ摼W降低了建立關系的成本，促進了交易，這是互聯網的價值所在?；ヂ摼W越是無所不在，找到“交易的目的和理由”愈發顯得重要，建立鏈接反而不是主要問題。羅振宇老師在我的好友名單里，并不意味著這會我無事生非給他發條消息有什么實際意義。交易的本質是價值交換，所以，所有的問題最終又回到價值的創造和消費這兩個基本點上?；ヂ摼W時代，鏈接讓交易成本不斷弱化，卻沒有解決價值創造這個最基本、最原始的問題。在未來，我們必然越來越少地關心成本問題，因為如何創造溢價、促成交易，才是問題的本質核心。就像黃太吉，關心如何讓大家愛吃它的煎餅，要遠遠多過關心如何能節省油、面和雞蛋的采購成本。能賺錢的既不是事物本身，也不是事物的連接，而是促成交易的能力。

四、消費者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免費商品，而是有價值的商品某年春節，鐵路購票網剛剛開放的時候，安全漏洞百出、UE爛得像癩蛤蟆、天天宕機、支付麻煩得讓人崩潰，即便如此，依舊秒殺了一干 電子商務網站，成為當月電商流量頭牌，搞得天天為流量發愁的電商人一通鮮血狂噴。為什么？因為春節火車票對億萬國人的意義和價值遠超過訪問網站遇到的痛苦和麻煩。當一個產品，很容易被替代，是在找不出來特別價值的時候，才有必要祭出最后的大殺器——免費?？稍谶@個人人都免費，甚至貼錢陪你玩的時代，免費有可能讓你成功，更有可能讓你死得更快。免費這種 競爭策略，往往意味著這種商業模式本身并沒有足夠的獨特價值，轉而期望依靠規模能夠獲勝。當然，最后的勝者，有可能成為王者。可是，那聽李老師講課的幾千個粉絲，和轉李老師文章的幾十萬朋友。你們真以為做成百度阿里這樣的公司，這事跟你有關系么？要不要把這個時代搞成人人都希望圈一堆羊，卻找不到豬來拔毛？我有個朋友，本來是做2B業務的，服務很專業，過程很復雜，客單價和毛利都很高，想互聯網化。有個“互聯網投資人”給他出主意，讓他用“免費”這個大殺器來迅速擴大規模，融資上市。我聽了以后，笑抽了，這位仁兄可以送去深切治療室了。從古至今，客戶需要好服務，就該給好價格；免費以后，反而難以保證高水平的服務，客戶未必會選擇他。如果這樣瞎搞，真把2B業務做成貳逼業務了。

五、不能免俗地再說說小米小米是零毛利模式么？顯然不是。小米用 網絡口碑營銷節約了營銷成本，用電商直銷節約了渠道成本，用大規模制造壓低了 采購成本，用品牌營銷和粉絲經濟提升了好感和流量轉化率，只要保持和 競爭對手差不多的價格，就足以把競爭對手玩死，完全沒必要把毛利壓低到零。實際上，小米手機的毛利從來都不是零，小米靠賣手機賺了很多錢，小米恰恰證明了，雖然在玩互聯網模式，羊毛依舊可以出在羊身上。不僅小米，全球安卓市場的領先企業： 三星、華為，都是高毛利玩家。所有這些公司的偶像蘋果，更是以超過40%的毛利創造了消費電子行業的奇跡。重要的事情再說一遍！用戶需要的不是最便宜的，而是他覺得值得花錢擁有的。一廂情愿地自踐身價，很容易成為女神身邊那個冤大頭的備胎。出力出錢出感情，最后人家還是跟高富帥跑了。雖然吐了這么多槽，爭論并不代表不認可，李老師的演講無論從知識性還是趣味性，都很難找到替代，再次感謝李善友老師的努力和付出，讓我們能看到這么精彩的文章和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