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克阿女士簡介

克阿女士簡介

布里幾德·克阿女士（Brigid Keogh）美籍愛爾蘭人，英美文學博士、西方史碩士、東方史博士、延安大學終生教授。

1909年9月9日，她出生于美國紐約。其父馬丁·克阿（Martin Keogh）曾為紐約高級法院法官；其母凱瑟林·艾米特·克阿（Katharine Emmet Keogh）是愛爾蘭民族英雄羅伯特·艾米特家族的后裔，她酷愛詩歌，小克阿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16歲時，她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曼哈頓維爾學院。

布里幾德·克阿兄妹十人。他們有的是馳騁二戰疆場的軍人、有的是法官、有的是商人、探險家。1929年，她卻獨自走進曼哈頓修道院做了修女。

“到世界最貧困的地方興辦教育，為人類的文明與進步獻身”是她對上帝最初的承諾；她稱自己是“世界公民”。血統、國籍、膚色和語言都無法阻隔她對人類的至愛，她先后在非洲、亞洲創辦過七所學校，執教50多年。延安大學是她從事教育生涯的最后一站，整整十年，她為這所大學的發展、壯大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先后榮獲“陜西省優秀外籍專家”稱號和國務院“友誼獎”。

2007年6月1日，布里幾德·克阿女士在日本東京病逝，享年98歲。

她的父親是紐約最高法院法官，在美國享有很高的聲望；她的母親凱瑟琳·艾米特則是愛爾蘭民族英雄羅伯特·艾米特的侄孫女，她是美國上流社會的的貴族小姐；然而，她卻許下了“到世界最貧困的地方辦教育”的諾言。

１９８６年２月２７日，她來到中國，來到了向往已久的紅都延安，在延安大學當了一名老師。這一年她７６歲。

７６歲的高齡，對任何一個人而言，都該是頤養天年的時候了，而克阿卻選擇了工作，她說：“工作就是我的食品和飲料。”。

剛來延大，她發現整個外語系竟然沒有多少圖書資料，沒有語言實驗室和視聽設備。于是，她自己拿了幾萬元為外語系買了一些必須的圖書資料和復印設備。

但是，圖書買回來，卻沒有地方放。大量圖書被長期地堆放在庫房里而派不上用場。她幾次建議學校騰出一間房子作為專門的閱讀室，但當時的延大用房非常緊張，很多老師不得不在校外租住民房，再騰出一間房來實在有困難。

克阿也理解了學校的難處，她主動提出要為修建外語教學樓籌集資金。她的建議得到了校方和國家教委的歡迎和支持。

籌集資金的過程也是異常艱難的。那年暑假，她急匆匆地踏上了到海外籌款的旅途。

一次，她和西雅圖塔瑪基金會長約好，第二天談延安大學外語教學樓建設資金的贊助問題。結果，飛機中途遇到了意外狀況，不能直達西雅圖，這可急壞了克阿，行期是絕對不能耽誤的。于是，她找到了航班負責人交涉：“我要去做一樁非常重要的生意，如果耽誤了，你們要負責任！”后來，在航班負責人的安排下，她如期趕到了會面地點。最后從這個基金會中成功爭取到了一筆數萬美元的設備贊助款。

在她馬不停蹄地日夜奔波努力和社會各界人士的幫助下，成功地為延大外語教學樓的修建籌集到了２０多萬美元的建設資金。

資金到位后，本該投入建設了，不料中途又生變故，西安有關方面想縮小建設規模，欲克扣一部分建設款。克阿急了，因為她非常清楚地知道延安大學急切地需要這筆錢。不得已，她求助于她的遠方親戚——世界著名傳記文學作家和記者、美國作協主席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索爾茲伯里給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寫了信，問題才得以解決。

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２日，延大外語教學樓終于破土動工。

克阿在教學中的認真與嚴謹是眾所周知的。

每周２２學時的教學任務，年輕人也有些吃不消，已過花甲之年的她卻毫不推辭，工作起來一絲不茍，教案至少提前一周寫好，從不因為有幾十年教齡而草率馬虎。她的一位學生回憶說：“克阿老師的那套有時讓人受不了，不按時交作業的，抄襲的，記零分；不論何種原因缺考的，她也會毫不客氣地送你一個大鴨蛋。”“在她的‘威懾’下，我不得不認真對待每次作業、每次考試。當然我也在心里埋怨過她，討厭過她，可現在，同樣做了老師的我卻越來越像她。”

“克阿老師對我們要求很嚴，而對她自己的要求更嚴，甚至有些苛刻。為盡快提高延大外語系的師資水平，在克阿的倡導下，學校辦了一個為期一年的師資短訓班。她不辭勞苦，一個人竟擔任了英美歷史，英美文學史，英美名作家欣賞和英語寫作等７門課程的教學任務。”

“有一年冬天非常冷，她得了重感冒，嗓子都發炎了，她不得不喝一口水講一會兒課。可能是沒有休息好，感冒演變成肺炎，不得不住院，但在醫院里還惦著她的學生，曾幾次三番地鬧著要出院，醫生不同意。她就讓我們把作業抱到醫院，一手打著點滴，一手握著筆批改作業。”她的一位女學生回憶說。

詩人谷溪曾邀請克阿教授去他家做客。克阿看著朋友們幫她一起完成的“中美合作”式餃子時，這位老太太沉思片刻，風趣地說：“我被這里的生活完全同化了，像個餃子，被完整地吞了下去。”

的確如她所說，隨著工作生活時間日久，她對中國、對延安、對她的學生已經產生了難以割舍的深厚的感情。

有一段時間，她幾乎失去視力，不得不到日本接受治療。手術后傷口還沒有痊愈便鬧著要出院，甚至給阻止她出院的醫生大發脾氣，結果造成視網膜再次脫落。

１９８８年９月３０日，國務院召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３９周年國慶招待會，克阿應李鵬總理之邀參加招待會。席間一位美國福特汽車公司的代表大談福特汽車的優點，并說福特汽車使美國變的偉大，同樣能使中國變的偉大。這位代表的這番“宏論”讓克阿有些不舒服，她當場反駁說：“對于福特汽車我知道的很少，也從來沒有經銷過汽車發動機及配件。然而，我正經營著中國最有價值的自然資源——青年人的智力。如果中國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努力提高農村中小學的教育水平，那么，若干年后西方將要從中國進口汽車。”

熟悉克阿女士的人都說，克阿女士一直說自己有著愛爾蘭脾氣。但究竟什么是愛爾蘭脾氣呢？是執著的精神，嚴格的態度？還是頑強的毅力？極強的原則性？或者是其他的什么？

一個活潑有趣的老太太 克阿是第一個捧著“智慧之果”從西方世界來到延安這片黃土地講學的美國教授。她的到來使寧靜的校園泛起漣漪。不少老師熱情地去拜訪她。看著這些好客的老師，克阿心中有些焦急了，老師們的漢語名對她來說實在太難記了。比如，男性姓高的老師好幾個，她一時無法區分，就按照個子高矮給他們冠以大高，二高，三高之名，她還根據名字的讀音或者個人的特點給他們起了外號，有一個老師的中文名字聽起來像Ａｍｅｒｉｃａ，她就給這位老師取名“美國”，她還給王姓的老師起了大王、小王、搗蛋王之類的外號。

曾是克阿學生的延大外語系的一位老師回憶說：“克阿老師講課是理趣相協，中西合璧。她上課時氣氛非常輕松，講到興起處，她還會甩起響指。為了加強我們對英語單詞的理解和記憶，她總是在讀一個英語單詞時，便做與之相關的形象性動作。講“ｐｌａｎｔ”種植，她就會弓起身子，雙手在空中做出握鋤的姿勢，而后來回揮舞做出鋤地的樣子；念“ｃａｔ”貓時，就模仿貓叫。有時候，她的模仿會讓我們笑的前仰后合。就在這歡樂與輕松中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

同樣做了老師的他感慨說：“教書最高的境界怕就是這種化有形于無形了。她不是照本宣科，而是讓我們在自然的狀態下，學到很多東西。我現在就努力踐行著這種教學方式，效果很顯著。”

２００７年６月１日，這個在延安大學執教整整十年，為這所大學的發展和壯大，為延安的教育事業做出過重要貢獻的女士；這個曾先后在亞洲、非洲創辦過７所學校，在美國、日本、尼加拉瓜、北京、臺灣、香港等地都任過教，執教時間長達５０年的老人，在日本東京寓所病逝。

她的一生，是奉獻的一生，就像她在延大課堂上給學生講的奉獻樹的故事：童年，孩子玩耍時，將樹的枝條編制成皇冠；孩子長大了，樹便把果實奉獻給他，孩子需要建房時，樹便把枝條奉獻給他；孩子出海尋夢，需要一條船時，樹便把軀干奉獻給它。孩子走了，樹光禿禿地扎在土里。時過境遷，孩子老了，累了，回來了，樹便讓孩子疲憊衰老的身軀附在它低矮的墩子上歇息。

一位法國哲人曾說，藝術家的任務是在沒有陽光的時候去創造陽光。克阿女士堪稱藝術家，她既有青年人詩意的浪漫，又有老年人深邃的哲理，她又是創造太陽的人，用她的生命之燭，照亮了每一個學生的心田。

第二篇：克緹簡介

克緹簡介 “一粒種子締造一個王國”。1989年，總裁陳武剛博士以半百之齡創建克緹國際集團。20年來，克緹從無到有，已然發展成為一個海納健康、美麗、財富的天堂。如果說克緹是一片麥田，總裁陳武剛便是那個腳踏實地的播種者，始終堅持一分耕耘、一分收獲。

克緹創立以來，推行“直銷、店銷、經銷”三種銷售模式，成功突破直銷行業的規范，并以研發、生產、銷售為一體，開創了“克緹奇跡”。

如今，克緹早已邁開國際化步伐，產業遍布中國臺灣、中國香港、中國大陸、中國澳門、馬來西亞、美國、印度尼西亞、泰國、新加坡、韓國、加拿大等13個國家和地區；經由專業訓練的營銷人員高達30萬人以上；自1996年開始，連續9年蟬聯臺灣直銷冠軍寶座；在大陸的克緹事業遍布29個省市自治區；2009年2月，克緹更成為中國大陸首家獲得直銷牌照的臺資企業。

21世紀的經營策略在于掌握渠道及趨勢，克緹集團從研發、生產、制造、銷售到售后追蹤及服務，均能透過完整的渠道掌控第一手的信息和最新的市場趨勢，開拓更廣大的市場規模。將貿易、產銷及其他相關的投資事業整合，進而成為高效率的跨國集團。

偉大的目標構筑偉大的心，克緹用卓越的目光審視世界，將不倦的足跡跨越國際。展望未來，克緹將以華人為軸，立足中國，放眼世界。

克緹中國

1997年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中國。已在中國臺灣、香港、東南亞等地創下輝煌業績的克緹國際集團，審時度勢，正式進軍潛力無限的中國大陸市場。

1999年克緹穩步前進，厚積薄發，并正式在上海設立總部。克緹人用自己對美麗事業的執著激情，踏出了在中國大陸第一步堅實的足印！

13年來克緹深深扎根中國市場，截至目前，克緹集團已經在大陸投資近1億美元，事業遍布上海、廣州、北京、成都、大連、溫州、青島等29個省、市、自治區。

在活力無限的中國舞臺上，克緹(中國)日用品有限公司在總經理陳碧華女士的帶領下，延聘專業管理團隊及人才，業務發展迅猛。多年來，克緹開發新品以確實服務顧客；經營工廠以使產銷合一；參與公益活動以落實回饋社會，一路走來，已枝繁葉茂，成績斐然。

繼2008年6月5日，克緹（中國）日用品有限公司獲得中國商務部批準的直銷經營許可證之后；2009年2月6日，克緹完成商務部服務網點核查備案，從而正式獲得了從事直銷活動的資格。克緹成為迄今為止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獲牌的臺資直銷企業。

至此，克緹在中國完成了“直銷、店銷、經銷”的三重布局。克緹直銷在中國的啟動，不僅代表著克緹十幾年來在中國內地的事業有著穩定而茁壯的發展，更代表著克緹以專業的服務積極向外擴展，期望為更多快樂生活、知性品味的克緹人服務。

克緹20年來對直銷擁有著豐富經驗和深刻感悟，克緹（中國）日用品有限公司不僅繼承并發揚這一優勢，同時，構建了對中國直銷具有深刻理解和把握的管理團隊，結合克緹的國際經驗與中國實際情況，發展出克緹直銷在中國的獨特道路。

服務世界半數的人口，是克緹直銷在中國的目標，多年來，克緹始終堅持自己的目標，步步推進，從未動搖。今天，我們有理由相信，憑借20 年的豐富直銷經驗，憑借克緹在大陸建立的市場基礎和良好口碑，克緹必將會為中國大陸的直銷行業帶來新的血液和沖擊。

克緹制度

克緹以加盟方式為基礎，每個加盟商加盟后可以擁有自己的美容院，并成為店長，首次投入約為十幾萬，其中包括6.5萬元的首次進貨與1.5萬元的加盟金。而在繳納加盟金后，每個店鋪有4個培訓名額，可去上海培訓，考核合格后頒發證書。加盟商加盟后，除了經營自己的美容院外，還需要發展下一級加盟店。對于加盟店，克緹有自己的考核機制，即一般加盟商(專門級店)在半年內的銷售達到10萬元并且已經發展兩家以上的加盟店后，可以升級為指導級店，而且可以從其下的加盟店處提取獎金;半年內指導級店達到70萬元的銷售額并且已經發展五家以上加盟店后，可升級為區域督導。而如果每月的進貨量達不到相關要求，則可能受到降級的處罰。

克緹的大陸政策除了低調，還有一個就是制度不穩定，不僅是上面提到的進貨制度，還包括獎金制度、人員制度都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

首先公司在考核店鋪上更加嚴格了。以前申請開店的條件是在3公里以內的繁華小區內，后來變為1公里，最新的政策則變成了700米。而從店鋪的地址、裝潢和經營理念上，公司的考核也逐步嚴格。

第三篇：阿克頓就職演說

阿克頓就職演說：論歷史研究

阿克頓

[1]諸位同仁：今日我回想起本世紀中葉以前的一段時光，那時我正就讀于愛丁堡，熱切地向往著這所大學。我向三所學院提出人學申請，然而當時我卻被它們一一回絕。在這里，我最初曾徒然地定下我的愿望；也是在這里，在這個時隔45年之后更令人愉快的時刻，它們終于實現了。

首先，我要給各位談談也許我有理由稱為近代史之統一性(the Unity of Modern History)的歷史觀，對于每個擔任此職的人一踏入門檻就要碰上的問題，這種歷史觀不失為一個方便的解決之道。我的前任熠熠生輝的名望，使我對這一職位充滿敬畏。

大家經常聽說，近代史是個不能確定起止日期的研究領域。沒有起點，因為人類命運是被織成了一張并無縫隙的密網；因為社會如同自然界一樣，其進程是持續不斷的，我們可以不停地追溯既往，直到我們會在德意志的森林中朦朦朧朧地看到《獨立宣言》。沒有終點，是因為基于相同的道理，已經發生的歷史和正在發生的歷史，并不能科學地加以分割，若分割開來，便失去意義。

約翰·西利爵士曾說：“政治學若不以史學來開闊視野，便是粗俗的；史學若看不到它與實際政治的關系，便退化為純粹的文學。”每個人都覺得此言不虛。因為政治科學恰如河沙中的金粒，是由歷史長河積淀而成的一門科學。而歷史知識，即對經驗所揭示的真理之記載，作為行動的工具和促成未來的力量，是極有實用價值的。在法國，這種重要性被賦予了對我們自身時代的研究，以至于有規定的當代史課程以及相應的教科書。在促使科學繁榮、政治昌明的勞動分工的漸進過程中，某一天我們也許會在本國發現那一教職的。同時，我們不妨承認兩個時代之間的分界線。因為“當代”在這一點上區別于“近代”：我們不能明確地查知它的許多事實。生者不以死者的坦誠放棄他們的秘密；總有某個關鍵處無法確知，一代人之后我們才能了解真相。研究者都知道，通常的報道和外觀表現并不能如實的反映事實。甚至一件值得紀念的事件，如1870年戰爭，其真實起因仍模糊不清；許多我們信以為真的事情，在過去六個月里都成為捕風捉影，重要見證人的進一步揭示仍有待出現。歷史學的價值更多地依賴所獲信息的可信性而非豐富性。

在可信性問題之外，是超然性問題。據發現原則和確定其作用的過程并不等于它們在實踐中被應用的過程；我們最神圣最公正的信念，應當在寧靜的空間里形成，超脫塵世的紛爭與躁動。因為如果一個人在歷史學方面持一種意見，在政治學方面持另一種意見，對國外持一種意見，對國內持另一種意見，一種針對反對派，另一種針對執政派，我們便有理由鄙視他。歷史學要求我們把握永恒的問題，使我們免于局限短暫易變之物。政治學和歷史學相互交織，但并非不分你我。我們的領域超出國家事務的范圍，并不受政府的管轄。我們的職責是關注和指導觀念的運動；觀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結果而是其原因；我們的職責甚至是優先考慮教會史而非世俗史，因為它涉及更重要的問題，包含著謬誤的嚴重后果，因此是縝密的論述者和優秀的學者所要對待的首要問題。

同樣，如果一種哲學總是在思索事物的起因和根源，把歷史中的榮耀作為一部完整的史詩看待，它便是一種包含著智慧和深刻的哲學。然而，每位學者都應當明白，大師地位是在既定的限制之內取得的。孟德斯鳩及其學派用相同的術語稱謂不同的事物，堅稱自由是我們所屬種族的原始狀態，混淆就由這種理論而生。如果我們所要說明是思想而非事件，是觀念而非武力，是賦予歷史學以尊嚴、典雅和知識價值的精神財富，以及它對于提升人類生活的作用，那么我們就不會用民族現象來解釋普遍現象，用風俗來解釋文明。安提戈涅的一篇演講，蘇格拉底的一句話，第二次迦太基戰爭之前刻在印度巖石上的幾行文字，居住于死海之畔、隨著耶路撒冷的陷落而衰亡的一個沉默而有遠見的民族的足跡，較之于海西山脈那些用橡果喂豬的蠻族的先人智慧，更加貼近我們的生活。

那么，為了我們當下的話題，我將近代史界定為肇端于四百年之前。一條明顯而合理的界線，把它與以前的時期區分開來，它在自己的進程中呈現出特殊的、顯著的特征。近代并不是按正常的順序從中世紀過渡過來的，也不帶有合法子嗣的外部特征。作為不速之客，它根據革新的法則，削弱了歷史連續性的威力，為萬物創立了新的秩序。在這些日子里，哥倫布顛覆了有關世界的觀念，徹底改變了生產、財富和權力的狀態；在這些日子里，馬基雅維里將政府從法律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伊拉斯謨把古代的理智之流從世俗之溝導人基督教之渠；路德在最堅固的環節上打斷了權威和傳統的鏈條；哥白尼創造了一種不可征服的力量，為即將到來的時代豎起了進步的永久標志。一如神授權力之發現和羅馬帝國擴張時的情形，少數哲學家表現出不受束縛的創造性和對傳統權威的勇敢挑戰。類似的結果隨處可見，一代人見證了所有這一切。它是新生活的覺醒；世界在新的軌道上旋轉著，為一種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動著。過去的許多年代為一種信念所支配，認為世風日下，社會不久就要毀滅；為陋習和墳墓中的主子的意志所左右。但16世紀出現了，它準備嘗試未曾嘗試的經驗，滿懷信心地展望著充滿無窮變化的未來。

這一進步運動將它與舊世界大為不同：新世界的統一性展現在探索和發現的普遍精神之中。這種精神不曾停止活動，它抵抗住了多次卷土重來的反動力量；直到我們稱為革命的一般觀念的時期的來臨，它才最終盛行起來。對我們而言，這場從依附到獨立的持續解放和漸進的過程，不論好壞都是一種具有重要意義的現象，因為歷史科學一直是它的工具之一。即使歷史是一種羈絆和負擔，對歷史的認知卻是最穩妥最可靠的解放手段。這種對歷史知識的認真探索，是我所說的這四個世紀區別于以前世紀的一個標志。中世紀擁有一些記述那一時代歷史的優秀作者，卻對更早的史實漫不經心和不夠耐心。他們在虛假證詞的籠罩下滿足于被欺騙，滿足于生活在幻象的昏暗之中；他們按照便利原則去編造，高興地歡迎著偽造者和騙子。隨著時間的推移，謊言被普遍地信以為真，其影響不斷增強，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文藝復興時代。那時揭露假象的人文曙光落在幾個思想敏銳的意大利人身上。正是在那時，歷史學才如我們所理解的那樣被人理解，也正是在那時，涌現出一批著名的學者，至今我們仍然要在方法和資料上求助于他們。我們的世界不同于昏睡中的史前世界，它知道有必要和有義務使自己成為過去時代的主人，但又不會丟掉它們的智慧或警諭，它把自己最好的精力和才華，奉獻給了探查謬誤和證實可靠真理這一至高無上的目的。

在這個歷史學完全成熟的時期，人們不再默然順從他們的生存現狀。他們不是把一切視為當然，而是竭力想搞清楚自己存在的根據、走過的行程和個中原由。因此，史學家的重要性不斷增長，超越于眾人之上。穩定性的法則被不斷變化的日新月異的觀念力量所征服，這些觀念充滿生機與活力，展翅越過海洋和疆界，使得在一個孤立國度的封閉狀態中尋求事物的原有秩序成為徒勞。它們強迫我們涉足于比我們更為廣大的社會，熟悉遙遠的異域風情，攀登更高的山峰，沿著主要方向，與不可能是一個國家所造就的各路豪杰、圣者和天才生活在一起。我們不能輕率地對巨匠前賢視而不見，必須收藏各類物品以供盡可能長久地欣賞；因為研究的無情后果就是不斷地減少它們的數量。例如，展現最為強健的智力，莫過于觀察拿破侖這個最著名、最有能力的歷史人物的智力活動。在另一領域，熟悉了費奈隆的人格，那將是一個更高的境界，他是政治家、宗教活動家和文學家的神圣典范，是一個世紀的見證者和下一個世紀的先驅，是窮人反抗壓迫的鼓動者，是專制年代之自由、迫害年代之寬容、習慣于屈從權威的人群之人性美德的擁護者。他的一個敵人說，他的睿智足以戰勝恐怖；另一個敵人說，他的眼睛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因為單是這些最偉大最優秀的智者就可以作為指導性的榜樣。一個資質平平或智力較低的人，不知道如何走出自己的封閉的思想，如何使自己的意志擺脫周遭的干擾，超脫于時間、民族環境的壓力之上，如果選擇為自己指引道路的星辰，如何用內心的光去糾正、審查和檢驗自己的信念，如何依靠堅定的良知和理想的勇氣，重塑出身及教育所賦予他的人格。對我們而言，倘若不去追求更高水準和更寬廣的視野，國際史就會被“先有議會，后有議會文件(parliamentary reporting is younger than parliaments)”這種絕對和偏狹的理由所支配。外國人沒有在他的政府中安排某種神秘的機理，沒有arcanum imperii(神秘物——原文為法文)。對外國人來說，政府的基礎一目了然；政府機器的每一種動力和功能，可解釋得像一只手表的運行一樣清清楚楚。但是，由于我們土生土長的憲法不是人為制定或寫在紙面上的，而是要求遵循有機生長的法則發展；由于我們對明確的界定和普遍原則不信任，而是信賴相反的原則，我們便沒有那種激烈和漫長的辯論，而其他社會卻已在辯論中把政治科學最深層的秘密展示給每個能夠識字的人。在費城、凡爾賽和巴黎，在加的斯和布魯塞爾，在日內瓦、法蘭克福和柏林，尤其是在美利堅合眾國那些最開明的州，當它們改造自己的政制時，制憲會議的討論達到了政治學著作的頂峰水平，提供了我們在國內從未享有過的智慧。

對歷史學家而言，他們宏大課題的近代部分是彌足珍貴的，因為它是難以研究窮盡的。它是最易于把握的，因為它是最熟悉和最明晰的。較早的景象從模糊的背景中呈現出來。我們不久便陷入到山重水復疑無路的處境。成百上千的近代人提供著自相矛盾的證據。可以用他們的私人通信去研究他們，依據他們自己的供述去評判他們。他們的行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的，每個國家都開放了自己的檔案，邀請我們去探知國家的秘密。當哈勒姆(Hallam)撰述有關詹姆斯二世的篇章時，法蘭西是文件可資利用的惟一大國。后來，羅馬和海牙也開放了它們的檔案，再后來是意大利諸國的收藏，最后是普魯士和奧地利的文獻，西班牙也開放了它的部分文件。在哈勒姆和林加德只能依靠布里隆的問題上，他們的后繼者卻可查閱十個政府的外交資料。實際上，沒有哪個論題已經用盡所有的資料，以至于我們可以滿足于目前的成果，再也不想對該論題重新探討。路德和腓特烈的部分生平，30年戰爭的片斷，美國革命和法國復辟時代的許多內容，黎世留和馬扎然的早期歲月，伽地納先生的一些卷冊，如同太平洋的島嶼一般在各地重見天日。雖然蘭克是對歷史文獻進行杰出研究的真正始創者，歐洲史學界最敏銳最成功的探索者，我也不敢說他的70卷著作中沒有一卷不曾被后人趕上，不曾被部分地超越。主要是通過他不斷擴大的影響，我們的學科才開始不斷進步，使最杰出的導師很快便落在了更好的學生后面。單是現在對外界開放的梵蒂岡檔案，在運往法國時就裝了3239箱，然而其數量還不是最多的。我們仍處在文獻時代的開端，這個時代傾向于使歷史學不再依靠歷史學家，傾向于以犧牲著述為代價來發展學識，傾向于在其他學科也完成一次革命。

我愿向大家說明，我為何認為近代史非常重要。我的理由并不在于強調它有豐富的資料，亦不是因為它已同過去決裂，或革新永無止境，步伐不斷加快，或意見日益壓倒了信仰、知識又日益壓倒了意見，而在于它講述著我們自己的故事，是我們自身生活的記錄，是那些未曾放棄未曾停息的努力的記錄，是那些仍然牽制著人類的步伐、困擾著人類心靈的問題的記錄。它的每一部分都包含著極其珍貴的教訓，這些教訓是前人在他們的社會——和我們生活的社會有很多相似之處的社會——中摸索出來的。如果我們不知道如何利用他們的先例和教誨，要想學到這些教訓，我們只能再做嘗試，并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即使近代史研究未能使我們著書立說，只是使我們變得更明智，使我們擁有了比歷史知識更有益的歷史思考的才能，它也就實現了它的目的。它對于人格的形成和才智的培養，是最有力的促進因素。我們的歷史判斷力，無論對于公眾或私人行為，還是對于來世的希望，都是大人可為的。經過近代各種事件和相互比較的錘煉之后的信念，其堅定性與力量，會大大超過那些受著每個新事物的困擾，常常比幻覺和無據的偏見強不了多少的信念。

人類的首要關懷是宗教，它是近代幾個世紀的顯著特征。這幾個世紀以新教的發展為標志。它們從一個極端麻木、無知和衰敗的時期起步，立刻便陷于那場激烈而持久的沖突之中，無人能夠想像它的無窮后果。教義信仰(Dogmatic conviction)——因為我避免使用與當時的許多特征聯系地一起的信仰(faith)一詞——成為普遍關注的中心，直到克倫威爾時代，它仍然是公共政策的最高支配力量和出發點。然后便出現了這樣一個時期，持久沖突的激烈程度有所減弱，甚至勢不兩立的信心也不再那么精力旺盛，于是好斗的精神開始為科學精神留出了余地；暴風雨過后，出現了一片塵埃落定的場地，許多爭論都留給史學家們去沉穩而祥和地解決，他們本來就具有這樣的特權，能夠把宗教事業從諸多不公正的譴責中，從更為有害的公正譴責中拯救出來。蘭克常說，在七年戰爭之前，教會的利益支配著政治，它標志著社會的一個階段，這一階段結束于勃蘭登堡的主人們唱著他們的路德教圣歌在盧蒂尼亞采取的行動。那個大膽的主張即運用于今天這個時代，仍是可以質疑的。當羅伯特·皮爾爵士解散了他的政黨時，追隨過他的領導人便宣布，沒有任何天主教教義能夠成為使它重建的基礎。另一方面也可以強調指出，在1870年7月，即法國戰爭爆發時，惟一堅持廢除教會世俗權力的政府是奧地利；此后我們便目睹了卡斯特拉爾的下臺，因為他試圖調和西班牙同羅馬的關系。

1850年后不久，幾個最聰明的法國人對本國人口增長受到抑制和“未來不列顛”(Further Britain)突增的人口統計數字深感不安，預言英吉利民族的優勢地位即將到來。他們沒有預見到——當時誰都未預見到——普魯士更加迅猛的崛起，以及世界上這三個最重要的國家，到本世紀末會成為基本上皈依宗教改革的新教各派的國家。因此，這幾個世紀，對于宗教正如對于眾多事物一樣，一直促進著新事物的產生；引力中心從地中海國家轉向大西洋國家，從拉丁族轉向條頓族，同時也從天主教轉向新教。

歷史科學同政治科學一樣，從這些爭論中脫穎而出。正是在斯圖亞特王朝復辟之前的清教徒時代，神學與政治學攜手實現了一場根本性的變革。17世紀發生在英國的變革，其本質與其說是教會之爭，不如說是教派之爭，分裂常常是由于戒律和自律方式(self-regulation)的不同，而非教義的不同。各個宗派并沒有控制國家的野心，他們更多地關心著個人而非信眾，熱衷于宗教秘密會議而不是國家一級的教會。他們雖視野狹窄，卻又目光敏銳。他們認為，政府和制度如同塵世萬物二樣，注定是要消亡的，而靈魂卻是不朽的；在自由與權力之間，恰如在永恒和時間之間，根本不存在可比性；因此強制命令的范圍應當控制在確定的界限之內；過去由權威、外部戒律和有組織的暴力所為之事，應當采取分權的方式處理，并委之于自由人的理智和良心。于是，意志對意志的支配，由理性對理性的支配所取代。寬容的真正使徒，并不是那些為自己的信念尋求保護的人，也不是那些沒有信念可保護的人，而是這樣一些人——對他們來說，不論他們的事業如何，寬容都是一個政治、道德、神學的信條，一個既涉及宗教，又涉及政治的良知問題。這樣的人就是索齊尼，以及一些更小派別的人們——羅德島殖民地獨立的創建者，賓夕法尼亞的貴格會主教。用于鼓吹信條權威的大量精力和熱情，也被用于預見中的自由。空氣中彌漫著發出新吶喊的熱忱，但是事業未變。它成為一種自詡：宗教是自由之母，自由是宗教的嫡傳；宗教思想的發展對政治生活之既定形式的這種轉變和顛覆，將我們帶到了我的論題的核心，為我們展現了歷史循環之重要的關鍵特征。它的起點是歷史上那場最強大的宗教運動和最優雅的專制統治，它導致了各國生活中的政治高于宗教。最后，結束于一種平等的要求：每個人在履行天職時都不應當受到其他任何人的約束——這是個攜帶著風暴和破壞力的信條，是人權(the Rights of Man)的內在實質和革命顛撲不破的主題。

如果我們考慮到敵對勢力的情況、他們持續的抵抗和一再崛起，考慮到在1685年、1772年、1808年這些斗爭似乎永無成功希望的關鍵時刻，我們可以不夸張地說，若沒有17世紀宗教動機所提供的威力，世界朝向自治的進步便會束手就擒。這種朝向有組織有保障的自由狀態的不斷進步，是近代史諸多事實的特征，是它對神學理論的貢獻。我確信，許多人會發現這是種陳詞濫調，老生常談，會質疑這樣的結論：世界雖無多大進步，但智力是個例外，它正在獲得自由，或自由的增長既是一種進步也是一個成果。我的導師蘭克便反對前述觀點，孔德這位更優秀者的導師，認為我們在死人之手的合力重壓之下，拖著一條越來越長的鏈條；我們許多晚近的一流作家——卡萊爾、紐曼、弗勞德——認為，在證明上帝對待人類的方式上，并無進步可言，若僅僅是自由得到了加強，這就如同朝著尾巴方向前進的生物運動一樣。他們認為，針對壞政府而急于采取的防備措施，是通向美德的障礙，它使能者受制于無能者，為庸碌眾生的利益而放棄開明的品德，因而敗壞道德和靈魂。他們堅信，為人類所做的偉大而有益的諸事，都有賴于權力的集中，而非權力的平衡、抑制和分散；源于正在消亡的宗派的輝格黨理論，即惟有受到制約的權力才是合法的權力，統治須賴臣民的同意，是對世代相傳的那種神圣意志的背叛。

我陳述以上反對意見，不是為了陷入與我們不一致的一門學問的激烈爭吵，而是為了借助于界定對立的說法以表明我的主旨。在此，沒有任何政治信條比史學家的如下格言更能說明我的意圖：盡可能替對方考慮，避免自己的偏執和自負。這就像18世紀的一句源于柯爾貝爾的經濟學格言“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在創立方法上即使它不是定論，也是重要的一步。不錯，像麥考萊、梯也爾和當代兩位最偉大的作家蒙森和特賴奇克這樣最具感染力的人物，把自己偉岸的身影投射于他們的著作之中，這種做法對偉人是合適的，而且一個偉人也許抵得上幾個完美的歷史學家。然而這句諺言自有道理：史學家不露面時，才會有最杰出’的表現。我們更恰當的榜樣是牛津主教，除了他面前的事件，他從不說明自己的想法；還有他著名的法國對手福斯泰爾·德·庫朗熱，他對一群興奮的聽眾說：“不要以為你們是在聽我說話，這是歷史自己發出的聲音。”除非考慮到三千年的歷史，我們便不能在這四百年的歷史觀察中發現哲理。這會是一個片面而錯誤的誘導。但是我期望，即使這段短暫而難以啟迪人智的歷史，也有助于大家看到，超然于他所要拯救的人類之上的基督，他的行動并未失敗，而是還在加強；神的統治智慧，并不體現于世界的完美，而體現于世界的改善；已經獲得的自由是個道德成果，它有賴于進步文明的各種條件的匯合和共同作用。然后，你們才會理解一個著名哲人的所言：史學是對宗教的真實證言。有人宣稱自由是勛章，是獎品，是桂冠。既然自由是個具有兩百種定義的概念，而且除了神學之外，這一大堆解釋引起的流血遠甚于任何事物，那么他們這樣說是什么意思呢?自由是指法國的民主，或是指美國的聯邦制度?是指意大利人所關注的民族獨立，還是指德國人理想中最優秀者的統治?敝人不知如下工作是否會進入我的職責范圍：穿越我們盛衰多變的歷史景觀，去追索自由觀念的緩慢進程；去描述那些觸及良知本質的深邃思考如何促進了一種維護良知的更崇高、更神圣的自由觀，直到權利的衛土變成作為權利之原因的義務的衛土，直到作為塵世財富的物質保障而受到獎賞的自由，因為保障著一切宗教活動而變為神圣。我們所需要的，只是一把進入歷史的平凡的鑰匙；不必停下來討哲學家的歡心，我們當前的愿望也可得到滿足。我們不必探詢，在上帝的人間代理是否永無謬誤這個問題上，薩拉薩或巴特勒、康德或維內所持的觀點有幾分道理，也可順利達成以下共識：只要絕對專制的統治依賴的是無敵的武器、集中的財富、御用的教會和殘忍的法律，它的統治便會崩潰；崛起的商業反對土地，勞動反對財富，國家反對社會的支配勢力，分權反對國家，個人思想反對歷代習俗，因此無論什么權威，無論是少數派還是多數派，都不能要求絕對的服從；哪里經歷了漫長而艱辛的考驗，存在著對于可靠的信念和累積的知識的保護，哪里存在著相當水平的普遍道德、教育、勇氣和自制能力，哪里(即使只有這一個地方)就可以發現這樣一個社會，整個世界會邁著不同的步伐，通過克服種種失敗，向它所展示的生存狀態前進。各位從以下現象即可了解這一點：代議制、奴隸制的廢除，輿論的統治，等等；通過較不明顯的事例，也會更好地體會到這一點：對弱勢團體和良心自由的保護，它們在受到有效保護后，又保障著另一些自由。

說到這里，我的論點有陷入自相矛盾之虞。如果社會高高在上的征服者所以取勝，更多地是依靠暴力而不是溫和的技藝，如果事物的發展趨向就是走向動蕩和災難，如果世界將宗教自由歸功于荷蘭革命，將立憲政體歸功于英國革命，將聯邦共和制歸功于美國革命，將政治平等歸功于法國革命及其追隨者，那么，我們這些沉湎于既往的忠實而專注的學者又該如果是好呢?革命者的凱旋使史學家無立足之地。上個世紀那場大革命，通過它的權威闡釋者杰斐遜和西哀士，否定了史學。他們的信徒宣告與歷史決裂，并且隨時打算銷毀歷史文獻，趕走并不礙事的歷史教授。然而，出人意料的真理簡直比虛構的故事還要離奇，它表明這并不是史學的末日，而是它的復興。在進步的過程中，同時也在倒退的過程中，直接或間接地出現了一種動力，它使作為文明要素之一的史學，發揮了較以往無可比擬的更大作用。一場思想領域的運動開始了，它比古代學問的復興更加深入人心，意義也更為重大。主宰著我們生活和勞作的天命，首先體現于對否定發展規律的消極精神的反抗，其次體現于分析并糾正革命，根據歷史因素的固有作用對它加以說明的努力之中。保守派作家，即以浪漫主義或歷史主義學派之名在德國享有地位的作家，將大革命視作一個反常的插曲，一個時代的錯誤，一種需要用追根尋源的方式加以根治的疾病，他們竭力想把斷裂的歷史脈絡再聯結在一起，恢復有機進化的正常狀態。自由主義學派的故鄉是法國，它將大革命辯解為一種真正的進步和全部歷史的成熟果實。這就是那一代人的兩種主要論點，我們把一些觀念和科學方法歸功于他們，而正是這些觀念和科學方法，使得歷史學大大不同于上個世紀人們眼中的歷史學。嚴格而言，創新者并不比古人高明。穆托拉里見多識廣，德蒂耶蒙嚴謹準確，萊布尼茲能力過人，弗里爾特目光犀利，吉本的綜合整理的技能亦堪稱大師。然而，在本世紀過去四分之一時，歷史學家的一個新時代開始了。事物頭緒紛繁，我只想特別說明三點，它們構成一個正確的順序。對于如洪水般不斷涌來的不容懷疑的新課題，我無需說些什么。教皇的秘密檔案在巴黎開放有一些年頭了，但是有效利用的時間尚未到來，除了檔案員本人，幾乎無人接觸過它們。時至1830年，文獻研究才大規模地開展起來，奧地利處在領先地位。1836年前，米什萊可以稱為先驅，此后即被諸如麥金托什、布霍爾茨和米涅這些對手所超過。30年后，即當1859年的戰爭完成對意大利的分贓時，一個新的更多產的時期開始了。各國雖有先后，但現在都已允許對其文獻進行研究。對溺死的恐懼，已勝過饑渴之苦。由此造成的結果是，窮盡一生盡量收集已經出版的著作，仍不足以培養出近代史學的真正大師。一個歷史學家，在他的研究從著作轉向原始資料，從伯內特轉向波考克，從麥考萊轉向坎帕納夫人，從梯也爾轉向波拿巴家族的大量通信，他仍會迫切地感到，有必要去查閱威尼斯或那不勒斯、奧蘇納圖書館或愛爾米塔什博物館的資料。此時此刻我們所關心的并不是這些事情。因為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需要學會的主要不是積累資料的技術，而是分析資料，辨別謊言與真相、可疑與可靠的更為重要的技術。歷史研究充實、匡正和擴展思想所依靠的，不僅是博學多聞，更是有力的批判。那些不倦的編纂者、妙筆生花的敘述者、技巧嫻熟的人物描繪者、能言善辯的勸善者等等，如果他們的位置被批判者們所取代，將無異于史學王國中的一次政府更迭或改朝換代。因為，所謂批判者，就是這樣一種人，當他把視線投向一段有趣的陳述時，他是從懷疑它開始的。在他的權威沒有對三個步驟表示認可之前，他是不會放棄懷疑態度。首先他要詢問，他所看到的句子，是否就是原作者所寫下的句子。因為轉述者、編者和編者之上官方的或濫用權力的審查官，可能在文字上玩弄花招，對原文做了不少篡改。如果這些人沒有過失，也有可能作者本人重寫了著作，你可以去查找第一稿，找出后來的改動，增加了什么，刪去了什么。其次要詢問的是，作者從何處獲得信息。如果來自過去的一個作者，這可以得到查證，但仍要對后者提出相同的質詢。如果源自未刊文稿，必須追溯它們的來源，當達到了源頭或線索消失時，真實性的問題便出現了。有關作者的性格、社會地位、家世和可能的動機，也必須予以探究；從“批判”一詞的另一個恰當的含義說，較之于苦役式的、常常是機械的追尋文字來源的工作，這就是所謂更高層次的批判。因為必須把歷史學家當作證人看待，如果他的誠實不可靠，便不足憑信。未證明某人有罪即應視其為無辜，這句格言是不適用于他的。

可見對于我們而言，評價權威著作，權衡歷史記述，要比發現新課題更有價值。近代史雖然是個應用面最寬的領域，卻不是我們獲得技藝的最佳領域。因為它太寬廣，不像古代史或十字軍之前的歷史那樣，它的豐碩成果依然良莠不分。最好還是去考察一下在那些明確而有限的問題上已經做出過的事情，以及從施韋格勒那兒學習如何著手這種分析性工作。這些問題諸如普盧塔克的《伯里克利》的資料來源，論述《雅典政制》的兩部小冊子，《致狄奧格內圖斯書信》(Epistleco Diognetus)的原始文本，《圣安東尼傳》(Life of St．Antony)的寫作時間等。通過與新版本的比較而對中世紀作者的批判，更為確鑿，也更令人滿意，因為后人在這些新版本上做了一些不可信的工作，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過于斯塔布斯主教的數篇序言，其中對《神曲》的抨擊是一個重要事件，它引起最優秀的意大利學者為維護但丁而做出了并非有失分寸的反擊。若是有人告訴我們，英國在批判者的隊伍方面落后于歐陸，我們應當承認，就工作的數量而非質量來說，這話是正確的。兩位劍橋大學的教授，萊特弗特和霍特，既已不在人世，因此我可以說，他們是法國人和德國人皆未能超越的批判學者。

在我們的歷史學與前輩歷史學之間掘出一道鴻溝的這一代作者，他們的第三個顯著特點，便是不偏不倚的原則(dogma of impartiality)。在普通人看來，這個詞即意味著“公正”(justice)。他們認為自己可以宣稱，他們的宗教信仰、他的繁榮昌明的國度、他的不論民主的、自由主義君主制(liberal monarchy)的或歷史保守主義的政治傾向，具有種種優點，這樣做沒有任何不公或失當：只要他公平對待另一方也許稍遜一籌的優點，并且從不因某人的立場而視其為圣徒或惡棍。他會說，一個絕對抹殺某一方面所有優點的評判者，是毫無公正可言的。這些手執批判主義羅盤的人們，航行于他人未曾涉足的海洋，開辟了一個不同的研究視野。超然于辯解或爭執之上的歷史學，必須立足于文獻而不是意見。他們有自己的“真理”觀，它建立在對發現真理超常困難，發現后加以驗證更為困難的認識之上。他們認為，以極其慎重、明晰而有洞察力的態度著書立說，可以使每一個有著良好愿望的人和他們走到一起，不論他們的感情如何，都可贏得他的贊同。宗教和政治中作為真理的思想，便是歷史的力量。必須尊重它們，切不可禁錮它們。只要歷史學保持至高的尊嚴、嚴格的自律、審慎的超然姿態和對司法事務的緘默，它便可以高居于紛爭之上，形成一個公認的審判庭，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如果人們真正誠實，只根據明確的道德而不是教義做出判斷，那么，基督教徒和異教徒就會用相同的語言來描述尤里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就會用相同的語言來描述路德，輝格黨人和托利黨人就會用同樣的語言描述華盛頓，法國和德國的愛國者也會以同樣的語言來描述拿破侖。

我懷著敬意來談論這個學派，是由于它所做出的功績，它堅持歷史真理，堅持這種真理對人類思想享有正當的權威。它為我們每個人提供了一門既可恰當接受、也可恰當放棄的學問。因為它不是真理的全部。蘭弗里的評述卡諾的論文，舒蓋有關革命戰爭的論著，羅珀的軍事史，羅熱有關加爾文時代日內瓦的著述，可以為各位提供不偏不倚的事例，它們比我所講述的還要純正。勒南說，它是富裕的貴族社會中的奢侈品，注定會在殘酷而骯臟的爭斗年代消失。在我們的大學里，它得到了一個高貴而牢固的避難所；為了協助它的神圣事業——因為那是真理和榮譽的事業，我們可以從公共生活這個極不科學的領域，吸取一個有益的教訓。在這個領域，一個人可以很快看到一些更有能力、更優秀的人和他做對。此外，觀念是權力的來源，也是培育原則的名校，為了理解它們的巨大力量和真正含義，我們便不停地清除那些從永恒紛爭及不良后果中滋生出來的謬言、偏見、自詡之辭，直到讓我們的對手變得比他們自己所展示的更強大、更有說服力。除了在我讓各位散去之前我們就要面對的事例，令歷史學家不愿意信奉的誡律莫此為甚。

蘭克是近代史學得以形成的這個時代的代表。他認為近代史學是批判的、無價值色彩的和嶄新的。我們在每個環節上都繞不開他，他為我們做出的貢獻無人可比。有些著作比他的所有著作更扎實，有些著作在政治、宗教和哲學見解方面，在創造性想像的活力方面，在思想的獨創性、高度和深度方面，也許超過了他；但是他優秀的重要成果所達到的程度，他對于杰出人士的影響，打上了他的思想烙印、被人類所接受并加以運用的知識的數量，世人無可匹比。我最后一次見到他是在1877年，當時他虛弱不堪，形容枯槁，雙眼近乎失明，幾乎無法閱讀和寫作。他柔聲地喃喃道別，我擔心再聽到他的消息就是他的噩耗。兩年后，他開始了一部世界史的寫作。雖然不能說沒有缺陷，但這部創作于83歲之后、內容遠涉中世紀時期的17卷著作，創造了著作史上令人嘆為觀止的成就。

他的道路在早年便由《昆廷·杜瓦爾德》(Quentin Durward)一書所定。他吃驚地發現斯科特筆下的路易十一世與科明尼斯的原始記載不符，于是下定決心，他今后的目標首先就是毫不動搖，死心塌地地遵從他心目中的權威的引領。他要堅決抑制詩人、愛國者、宗教或政治宗派分子的傾向，不支持任何事業，讓著作中完全沒有自己的痕跡，不寫任何旨在滿足個人感情或宣傳一己信念的著作。一位像他一樣也寫過論述宗教改革著作的勤勉的神學家，敬稱他為同道。蘭克拒絕了他的抬舉，說道：“你首先是個基督徒，我首先是個歷史學家，你我相距甚遠。”他是展現出米什萊所謂le desinteressement des morts(死者的超然——原文為法文)的第一位卓越作家。當他能夠做到盡力不做評斷，表明對立的雙方各有理由，將臧否之事留給上帝時，對他而言這堪稱道德上的勝利。他想必會和倫敦的兩位著名醫生產生共鳴，據說他們對某一病例不能確診，于是做出了含糊其辭的說明。患者家長堅持要求有一個明確的答復。他們回答說，他們無能為力，但他可以輕易找到五十個能夠給出明確答復的醫生。

尼布爾指出，在印刷術發明之前寫作的編年史家，曾一度只抄錄一位前人的著述，幾乎不知道對權威學者進行甄選或綜合。這個意見在蘭克筆下大為改觀。蘭克以他的眼界和敏銳的感覺，以一種近代史研究中史無前例的嚴謹態度，仔細審查和剖析了從馬基雅維里到《一個政治家的回憶錄》(Mdmoires d’un Hommed’Etat)時代的史家。但是，尼布爾把傳統著述棄之不用，以自己的著作取而代之，而蘭克的使命則是，對于那些他可以在適當范圍內服從的大師，他要去維護(而不是毀壞)和樹立他們的這種地位。蘭克在多篇優秀論文中表現了這種技藝，雖然他的后繼者也可以和他的技藝一爭長短，并且做了更為細致的工作，他這些論文仍是我們掌握一種技術程序的最佳指導，在今人的記憶中，使近代史研究煥然一新的正是這種技術程序。蘭克的同代人厭倦了他的中立態度和超然風格，厭倦了開創者們借助于蘭克的拐杖所做的那些有益但從屬性的工作；他們認為，這種只需一個人呆在書房里，幾乎不必關心公共生活，只為自己而完成的晦澀難解的初級成果，已經做得夠多了。實踐著這些基本技術的人，也許自有他們的道理。我們這些人，雖然必須掌握此種技術，卻應當全心全意地投身于學習偉大的榜樣。

除了技術因素之外，方法不過是對常識的重復。觀察最優秀的人在各種智力活動中對于方法的運用，是獲得它的最佳途徑。邊沁坦言，他從個人本專業中學得的東西，還不如從林奈和卡倫那里學到的多；布魯厄姆建議法學學生從研究但丁起步。李比希把他的《有機化學》說成是對密爾《邏輯體系》的實際運用，有位著名的醫生，為避免讓他知道我在議論他，在此姑隱其名，他通過閱讀三本書來豐富自己的醫學頭腦；它們分別是吉本、格羅特和密爾的著作。他還認為，僅靠一門研究，是變不成有修養的人的，他必須受到自然、社會、道德等不同思想形式的薰陶。我引述同僚們的這些金玉良言，是為了感謝他們。既然科學家說從我們這兒有所獲益，我們當然也可以從他們那里學到不少重要的東西。因為他們能夠表明，如何保證歸納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如何限制和妥善使用假設和類比。他們掌握著神秘的思想寶藏的秘密，正是藉此秘密，謬誤向真理俯首稱臣，真理雖然緩慢但不可抗拒地占了上風。他們的秘密就是發現的邏輯，展示知識的增長和觀念的發展，人世間的欲望和感情幾乎沒有變化，而這些增長和發展才是進步的標志和歷史的輝煌所在。當他們專注于自己的研究課題，向自己的同儕發表看法時，也常常能給予我們珍貴的啟示。請記住，達爾文只去注意那些給他的道路造成麻煩的文字，一位法國哲學家也抱怨自己的工作沒有進展，因為他沒有發現更多的矛盾事實；還有貝爾，他認為謬誤同真理一樣有益，皆應仔細對待，因為謬誤有助于發現新的反對意見；正如羅伯特·鮑爾爵士告誡我們的那樣，我們常常是通過考慮反對意見來學習。法拉第斷言，“在知識領域，不思進取的人只配受到譴責和鄙視。”約翰·亨特的話對我們大家都應有所啟發：“千萬別問我曾經說過什么，曾經寫過什么。要是問我現在的看法，我倒是可以給你們說說。”

自本世紀初以來，來自各地的作者一直在激勵和充實著我們。法學家們告訴我們演進的連續性法則，它使歷史從諸多偶然事件的排列，變成一個類似于有機體的過程。時至1820年，神學家們開始根據發展的線索修正他們的學說，紐曼說，那是很久以后被進化過程所證實的線索。甚至務實的經濟學家也確信，歷史不是附屬品，而是他們應予探究的實際課題，從而把他們的學科也撒入歷史之河。哲學家聲稱，早在1804年，他們就開始為他們的形而上學的脖子套上了歷史之軛。他們教導說，哲學不過是對歷史上一切哲學思想的正確總結而已，每一種哲學體系都帶有時代的痕跡，關鍵是要把保存至今漂泊無著的真理之光聚集起來，歷史學即使不能完全取代哲學，也是哲學的源泉。孔德在他的一部著作中，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歷史學支配了哲學便是他所生活的這個時代的特征。自從居維葉首次認識到歸納發現的過程與文明進程之間的聯系以來，科學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它使歷史的思維方式成為時代風氣，使一切方面都受到了它的影響，由此才出現了“歷史主義”(historicalism)和“歷史意識”(historicai—mindedness)這類令人感到壓抑的名稱。

有些錯誤屬于可以彌補的智力缺陷，對此我應當說幾句不中聽的話，因為它們在我們大家身上普遍存在。首先，對事件的前因后果和真實意義缺少強大的理解力，對現實政治家來說是致命的，對于歷史學家來說則是一場災難，因為他是不能正視現實的政治家。把研究當游戲，除了毫無意義和啟發性的表面現象，看不到任何東西，我們普遍如此。因此我們具有一種怪癖，易于忽視并逐漸忘掉確知的事實。試舉一兩個事例即可說明我的想法。一位最有名的英國作家記述了他親眼目睹托利之名被安在保守黨的頭上的前后經過。因為當時托利是個惡名，用來稱呼被愛爾蘭政府懸賞緝拿的人；所以如果我過于相信進步，我至少可以欣然指出這個事例以說明我們的言談舉止有了改進。有一天，提圖斯·歐茨對那些拒不相信他的人大為光火。他搜腸刮肚找到一個惡毒的罵名，便開始稱他們為托利黨。這個名稱流傳至今，但是笛福所證明的來源，卻從人們的記憶中失落了，仿佛一個政黨以自己的教父為恥，而另一個政黨并不在乎有人把他們同他的事業和性格扯在一起。各位想必都知道有關特拉法爾加戰役的消息，以及消息到達兩天后庇特先生在一群熱情的人簇擁之下去城里赴宴的事。當大家向這位拯救祖國的首相舉杯祝酒時，他謝絕了那些贊揚，并說：“英國以她自己的力量拯救了自己；我希望，英國以自己的力量拯救了自己之后，她也將以她的榜樣拯救歐洲。”1814年，當這一愿望實現之時，有人記起了這位大演說家的最后一次演說，鑄成一枚勛章，把這句話簡化四個拉丁文單詞刻在上面：Seipsam virtue，Europam examplo(塞普沙姆之美德，歐洲之楷模——原文為法文)。當時，就在庇特先生最后一次公開露面之時，他聽到法國對德國的大獲全勝和奧地利人在烏爾姆投降的消息。他的朋友斷言，陸地上的抵抗是無望了，現在是把歐陸留給侵略者，依靠我們新的海上帝國的時候了。庇特卻不以為然。他說，只要拿破侖遭到一個國家的抵抗，他就會受到遏阻。他宣稱這個國家就是西班牙，然后英國就會插手。剛從印度回來的韋爾茲利將軍當時在場。十年后，即他已實現了庇特臨終前的明確預見之后，他在巴黎講述了這件事。我可以毫不猶豫地說，這是最為令人震驚和最深遠的預見，政治史上這樣的事并不少見。

我不會再有機會對著今天這樣的聽眾說出我的思考，在一個如此榮幸的場合，演講者難免會讓自己想一下，他是不是知道一些被人忽略的真理和重大主張，可以或為一句精巧的雋語，用作結束演講的提示，甚至可能成為一個研究目標。此時此刻，我并沒有考慮那些已成為每個學派專屬財富的閃光箴言，它們是——讀寫皆有益于學習；莫為佳作而自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兼容并蓄；不以人廢言；偉人面前不氣餒；堅持己見，不懼異見；無證不信；思之慎重于行之慎；惡強善弱，不可輕忽；不為偶像崩塌或真相暴露而動容；以最佳處論能力，以最劣處論人品；防權甚于防魔；以及研究問題參之以時代。例如這些問題：路德思想的來源，培根的科學影響，亞當·斯密的先驅，盧梭的中世紀先師，柏克的傳承，第一批輝格黨人的查實，等等。我想，其中的大多數都無可爭議，也無需詳述。然而，我是受著輿論力量的反對，而對各位發出如下勸誡：不要降低道德水準或操行的要求，要用支配著你們個人生活的最終準則去評判別人，不要讓任何人和任何事逃脫歷史有權施加于邪惡之上的永恒懲罰。減輕罪行和放松懲罰的請求恒久存在。每走一步我們都會遇到一些論點，它們姑息養奸，掩飾罪過，混淆是非，誘使正派人墮落。那些企圖迷惑和阻撓我們的人，首先是那些創造了今日之歷史的人。他們樹立了這樣一條原則，只有愚蠢的保守主義者才用過去的觀點來評判現在，只有愚蠢的自由主義者才用現在的觀點評判過去。

那一學派的使命就是使遙遠的過去，特別是中世紀，甚至最遙遠的古代，能夠被18世紀的社會所理解和接受。這當中有些困難，其中之一就是第一次東征時那些胸掛十字架的十字軍根據教令大肆殺戮猶太人的事實。用一個永恒的標準評價他們，稱他們是狂熱的瀆神者或殘忍的偽善者，就等于無故地向伏爾泰投降。不能為某種行為辯護時就贊美其精神，這已成為一種慣用的手法。因此我們沒有通用的法典；我們的道德觀總在變動；你們不得不考慮時代，人們所屬的階級、環境的影響，學派中的掌門，講壇上的宣教者，他們無意識遵從的運動，等等，直到責任消失在群體之中，沒有一個有罪者會被追究。一個謀殺者，如果他遵守當地習俗，如果得到鄰人的贊同，如果被官方顧問所鼓勵，被司法當局所表揚，如果他的行動是為了國家或出于純潔的宗教熱沈，或者，如果法律就是他的同謀，他可以受其庇護，他便是無罪的。道德的泯滅不可寬恕，其原因卻是這樣一些因素，它使我們能夠以一種陰暗的快意，去體會邪惡生命的秘密。因時間和地點不同而大不相同的道德法典，可以隨著原因而變化。赦免是人的一個創造，它使我們能夠編造例外，權衡利弊，以不公平的法律對待朋友和敵人。

它聯系著一種哲學，即加圖認為源于諸神的哲學。因為我們有一種用事件來證明上帝正確的學說，它將成功看得高于一切，它認為邪惡的事業不可能獲勝；戒律和慣例皆有其正當性；凡是存在的，就是正確的和合理的；既然上帝借被寬容者來體現他的意志，我們必須服從神的命令，按照既定的過去塑造未來。還有一種學說少了一些自信的張揚，它認為歷史是我們的向導，它為我們展示可以避免的謬誤和可以遵循的范例。它對成功的幻覺存有戒心。真理雖然有望大獲全勝，或許不是依靠其自身的吸引力，而是靠逐步消滅謬誤，但它并不承認在何為美德上做出的相應承諾。它相信，膜拜歷史比無視或否定它更加危險，因為這將使罪惡長存，承認謬誤的統治。它認為，懂得如何特立獨行、終生抗擊著時代洪流的人，才算得上真正的偉大。

蘭克平實地敘述了威廉三世頒布剪除一個天主教派別的命令，駁斥他的辯護士們虛弱的藉口。而當他談到這位來自荷蘭的英國救星的去世和人格時，卻忘記了格倫科慘案，對屠殺未置一詞，仿佛它不值一提。約翰內斯·繆勒是瑞士的一個大名人，他寫道，英國政制(British Constitution)是某人——可能是哈利法克斯——一時設想出來的。嚴謹的法律家們不會贊同這種簡單論斷，它不是對英國政制成長方式的可靠而恰當的說明。英國政制經過歷代的神奇生長，有著遙不可測的起源，它從未被好斗的人類智巧所玷污；但是它并不像乍看上去那樣怪異。在哈林頓和博林布魯克之間的眾多小冊子作者中，哈利法克斯勛爵是最具創造性的諫議書作者；在抵制威廉的斗爭中，他提出了一個限權方案，這個方案即使不是在形式上，也是在實質上，預示著后來漢諾威王朝中君權的地位。雖則哈利法克斯并不相信這一方案，他卻堅持認為，為滿足多數而犧牲無辜是應該的。威廉·坦普爾爵士寫道：“我們僅在這一點上存有歧異：如平民院所要求，僅因某些人被指控為神甫，就要把他們繩之以法，我認為這完全有失公正。在森德蘭勛爵的居所，哈利法克斯勛爵和我對此有過非常激烈的爭論。他警告我，如果我不贊成那些為使人民滿意而必須采取的觀點，他將對每個人說我是個教皇黨。他強調，因為人們非常廣泛地相信這些觀點，所以必須認為這個方案是正確的，姑不論它是否如此。”盡管哈利法克斯有過這種疾言厲辭，麥考萊在他那個時代的所有政治家中還是對他情有獨鐘，對他的仁慈大加贊賞：“他厭惡走極端，寬厚慈悲似乎是他一貫的天性，因此他從未涉足當時最嚴重的罪惡。”既然我們因為沒有把握而必定經常出錯，那么有時與其放縱，不如更嚴厲一些為好，這樣我們至少不會因為喪失原則而造成損害。即如培爾所言，無關痛癢的行為所潛藏的動機，更可能是惡而不是善。這個令人沮喪的結論無需神學上的依據，因為詹姆斯·莫茲利以牛津天主教復興運動的雄辯語氣，也從另一個側面論證了這位懷疑者的話。他說：“受自己的信條所約束的基督徒，必須警惕邪惡，不可懈怠……在別人不察之處，他能看到罪惡；神賦予他強大的直覺；他的目光異常犀利，他具有透視靈魂的洞察力和辨別力。……他相信原罪說，這必然使他對表象保持戒心，使他在混亂中保持警醒，隨時能夠確定自己的立場。”斯塔爾夫人有句名言：我們寬恕我們真正理解了的一切。這句自相矛盾的話被她的后代布羅格利公爵審慎地糾正為：“當心太多的解釋，以免我們以太多的寬恕告終。”弗勞德說，歷史昭示著正確與錯誤之間有不容含糊的區別。意見改變了，態度轉化了，信條也生生滅滅，而道德法典卻銘刻于永恒之碑。我們也許可以有理由反駁弗勞德的箴言，卻不大可能反駁戈德溫·史密斯先生對他的支持：“正確的史德會認可邪惡年代采取的嚴厲手段，但在最邪惡的年代它也不會允許采取諸如自私的野心、背叛、謀殺和偽誓，因為它們正是令時代邪惡的根源。正義就是正義，仁慈就是仁慈，榮譽就是榮譽，虔誠就是虔誠，真理就是真理，亙古不變。”即如托馬斯·布朗爵士所言，道德觀并不是流水。這個觀點被柏克——當他忠實于自己時，可以說是我們最有智慧的導師——表述為：“我的道德原則使我能夠對歷史人物與事件作出自己的判斷，正如它們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一樣。這些判斷的形成，并不是來自現在或過去的事件和人物。歷史是謹慎的導師，而不是原則的導師。真正的政治原則就是道德原則的延伸；無論現在還是將來，我都不會承認任何其他的原則。”

一個人，不論他對這近幾個世紀持什么觀點，大體上他也會對自己持這樣的觀點。這些觀點以歷史的名義，遍布于他的哲學、宗教和政治信條之中。它們給了他尺度，揭示著他的人格；他的偏好比他的嫌惡更有害，就如同溢美之辭是歷史學家的災難一樣。近代史與我們休戚相關，它是一個深刻的生與死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找出一條自己的超越途徑，必須運用我們自己的洞察力。以往歷代史學家的學識與才華我們難以企及，然而他們并非不可逾越。我們有能力比他們更超然、更冷靜和更公正，有能力從那些去掉虛飾的真實文獻中學會帶著同情心看待過去，帶著對更美好事物的堅定期望展望未來。請記住，如果我們在史學中降低我們的標準，我們便不能在教會或國家中堅持它。

[1]這一演說在1895年6月作于劍橋大學（London,1895）:后收人Lectureson Modern History（London：Macmillan Co.,1906）,pp.1-3l和319－342．

第四篇：阿克木江心得體會

學習“反暴力、講法制、講秩序”心得體會

在“反暴力、講法治、講秩序”主題教育中，我學習了張金林書記的報告，聆聽了校長的講座，觸動很大。兩位領導認識很有高度，結合學校辦學中存在的實際問題，讓教職工多了解民族問題，認清“民族問題”和“法律知識”的區別，不要混為一談。

我出生在新疆少數民族地區，漢族和少數民族溝通比原先少多了，隔膜的結果就是相互誤解，相互排斥。同在一片土地上，卻接受著完全不同的教育、文化。

作為一名教師，幫助學生提高自身素質是我的責任。如果自身沒有觀念的改變，一切都是空談。正如政府目前實行的“民漢學校合并教育”的做法，隨著經濟的逐步發展，我們與外界的交流越來越多。對于我們的國語又怎能忽視呢？小至個人，大至民族和國家，許多的矛盾都緣于我們缺乏了解和溝通。生存發展才是謀求民族生存、進步的唯一途徑。民族只有適應了社會發展的要求，才能生存和發展。我們新疆的少數民族在面對社會轉型的重大時期，要有正確的認識，要辨別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蠱惑和欺騙。只有提高自身的素質，才能適應社會的需求，才能不被社會淘汰。拋開發展談民族生存是幼稚的、狹隘的，也是可悲的。

新疆基礎教育階段學校發展的大趨勢。民漢合校為雙語教學提供良好環境，實施雙語教學的最佳途徑。民漢合校既可以快速提升雙語教學的水平和質量，促進民漢教育教學的共同發展，也有利于民漢師生在廣泛接觸中建立友情，相互學習，共同進步。開展民漢合校后的學校工作，既要認真思考，更要積極實踐，做到穩步推進，以實現預期的目標。

我們民族之間要建立深厚的情感，刻畫少數民族的質樸、勇敢、熱情的天性，這是和少數民族朝夕相處的結果。少數民族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得以繼承和繼續發揚光大的重要保證，絢麗多彩的少數民族文化鑄就了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新疆的發展需要各民族共同努力，漢族教師應該多一些對少數民族文化的了解。

克拉瑪依準東第一小學 阿克木江。依米提

學習“反暴力、講法制、講秩序”心得體會

阿克木江。依米提

克拉瑪依準東第一小學

2011.9.13日

第五篇：阿克小學兒歌課堂實施方案

阿克小學兒歌課堂活動實施方案

中國夢，就是承載著華夏兒女對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無限向往的夢。中國夢，是國家的夢、民族的夢,也是人民的夢。

兒歌課堂是學生實現成人、成才夢想，樹立遠大理想的抓手，是打造“三香”校園的載體，是學習國語的基石，是落實“歌唱生活，綻放自我”的重要形式，是孩子們享受童年生活的主要陣地。

打造兒歌課堂，幫助孩子們從小樹立正確的理想追求、更高的學業追求、健康的人格追求、美好的生活追求，更好的學習國語。

一個孩子影響一個家庭，一個家庭默化一個村居，一個村居改變一個城鎮。兒歌課堂憑借學校、家庭、社區的互動，承載著教化一方、化物萬方的重要使命。

一、兒歌課堂活動理念 兒歌育人，歌唱國語

二、兒歌課堂活動的概念

創建兒歌課堂，就是要以兒歌這種簡約活潑、內容淺顯、節奏明朗、富有美感的藝術形式，及時反映生活、心境和社會正能量，使孩子們受到藝術的熏陶和道德化育，從小樹立生命理想、人生理想和教育理想。

三、兒歌課堂活動載體

（一）更快更好的實現國語教學這一目標，是學生能流利的使用國語。

（二）豐富兒歌知識。

借助村委會和校園文化建設，幫助孩子了解祖國、及學校周邊、村社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激勵孩子們努力學習，服務社會，建設祖國的進取心和責任感。

四、活動對象 阿克小學全體師生

五、活動要求

1、組織學生按時參加。

2、每周三下午兩節課后進行活動，由各班主任老師組織。

3、嚴格遵守紀律。

六、活動內容

主要以學習兒歌和紅歌為主，為加強國語水平提供良好的幫助。

七、采取措施

1、教師要認真負責，把它看成是學校教育的組成部分，使活動開展得活潑、豐富。

2、每周學習的歌曲，學習歌曲的下周星期一進行各班評比，學校教師參與評價，并打分，班會時由班主任組織對所學歌曲的歌詞進行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