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金融監管報告(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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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南發展銀行的關閉案例分析

1.1案例內容

1998年6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發表公告，關閉剛剛誕生2年10個月的海南發展銀行。這是新中國金融史上第一次由于支付危機而關閉一家有省政府背景的商業銀行。海南發展銀行成立于1995年8月，是海南省唯一一家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其總行設在海南省海口市，并在其他省市設有少量分支機構。它是在先后合并原海南省5家信托投資公司和28家信用社的基礎上建立和壯大的。成立時的總股本16.77億元，海南省政府以出資3.2億元成為其最大股東。關閉前有員工2800余人,資產規模達160多億元。

1997年底按照省政府意圖海南發展銀行兼并28家有問題的信用社之后，公眾逐漸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開始出現擠兌行為。隨后幾個月的擠兌行為耗盡了海南發展銀行的準備金，而其貸款又無法收回。為保護海南發展銀行，國家曾緊急調了34億元資金救助，但只是杯水車薪。為控制局面，防止風險漫延，國務院和中國人民銀行當機立斷，宣布1998年6月21日關閉海南發展銀行。同時宣布從關閉之日起至正式解散之日前，由中國工商銀行托管海南發展銀行的全部資產負債，其中包括接收并行使原海南發展銀行的行政領導權、業務管理權及財務收支審批權；承接原海南發展銀行的全部資產負債，停止海南發展銀行新的經營活動；配合有關部門施實清理清償計劃。對于海南發展銀行的存款，則采取自然人和法人分別對待的辦法，自然人存款即居民儲蓄一律由工行兌付，而法人債權進行登記，將海南發展銀行全部資產負債清算完畢以后，按折扣率進行兌付。6月30日，在原海南發展銀行各網點開始了原海南發展銀行存款的兌付業務，由于公眾對中國工商銀行的信用，兌付業務開始后并沒有造成大量擠兌，大部分儲戶只是把存款轉存工商銀行，現金提取量不多，沒有造成過大的社會震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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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案例發生原因分析

海南發展銀行從開業之日起就步履維艱，不良資產比例大，資本金不足，支付困難，信譽差。為保護海南發展銀行，國家曾緊急調了34億元資金救助，但只是杯水車薪。為控制局面，防止風險漫延，國務院和中國人民銀行當機立斷，宣布1998年6月21日關閉海南發展銀行。海南發展銀行倒閉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兩點： 1.不良資產比例過大

可以說，海南發展銀行建立本身就是一個吸納海南非銀行金融機構不良資產的怪胎。1992年開始海南房地產火爆，1993年5月以后，國家加大金融宏觀調控力度，房地產熱逐步降溫，海南的眾多信托投資公司由于大量資金壓在房地產上而出現了經營困難。在這個背景下，海南省政府決定成立海南發展銀行，將5家已存在嚴重問題的信托投資公司合并為海南發展銀行。據統計，合并時這5家機構的壞賬損失總額已達26億元。有關部門認為，可以靠公司合并后的規模經濟和制度化管理，使它們的經營好轉，信譽度上升，從而擺脫困境。1997年底，遵循同樣的思路、有關部門又將海南省內28家有問題的信用社并入海南發展銀行，從而進一步加大了其不良資產的比例。2.違法違規經營

海南發展銀行建立起來以后，并沒有按照規范的商業銀行機制進行運作，而是大量進行違法違規的經營，其中最為嚴重的是向股東發放大量無合法擔保的貸款。海南發展銀行是在1994年12月8日經中國人民銀行批準籌建，并于1995年8月18正式開業的。成立時的股本16.77億元。但僅在1995年5月到9月間，就已發放貸款10.60億元，其中股東貸款9.20億元，占貸款總額的86.71%.絕大部分股東貸款都屬于無合法擔保的貸款，許多代款的用途根本不明確，實際上是用于歸還用來入股的臨時拆借資金，許多股東的貸款發生在其資本到賬后的一個月，入股單位實際上是剛拿來，又拿走。股東貸款實際上成為股東抽逃資本金的重要手段。這種違法違規的經營行為顯然無法使海南發展銀行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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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案例啟示

1.不良資產比例過大是銀行業的主要風險

我國的商業銀行特別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比例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盡管對4家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資產比例的匡算結果有不同，有的說20%左右，有的說30%左右，不論哪一個比例，反正都是高比例，大大超過了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17%的最高限界，也大大高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之初的泰國（7.9%）、馬來西亞（6.4%）、印尼（17%）、韓國（12%）、日本（12%）、臺灣（11%）。而形成高比例不良資產的原因雖有銀行自身經營管理的問題，但更多是由于體制因素及由此引起的過多行政干預造成的。國有商業銀行在如此高的的不良資產比例下之所以還能正常運轉，根本一點在于廣大民眾相信國有銀行不會倒閉，因此不但不擠提，還照常存款。海南發展銀行一開始就染上了國有商業銀行的體制病，長官意志使它一起步就背上了沉重的不良資產包袱，而由于它不是國有商業銀行，沒有國家信用保證，因此，一有風吹草動，就會發生擠兌，引發支付危機而難以為繼。目前我國的主要商業銀行事裹著國家信用大旗掩蓋著高額不良資產的病灶，如果不能盡快把不良資產比重降下來，隨著不斷的全球化和我國的商業銀行企業改革的深入，就極容易引發類似海南發展銀行這樣的**。2.合規合法經營是商業穩健運行的基本要求

海南發展銀行之所以短命，原因是它一業就是違規經營，《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四章第35條、第36條、第40條規定，“商業銀行貸款，應當對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償還能力、還款方式等情況進行嚴格審查”，“商業銀行貸款，借款人應當提供擔保”，“商業銀行不得向關系人發放信用貸款；向關系人發放擔保貸款的條件不得優于其他借款人同類貸款的條件”。而海南發展銀行完全違背這些規定，貸款不問用途，貸款不搞抵押，通過貸款的方式抽逃資本金，前門拿進、后門拿出，拿來多少、帶走多少。如此違法亂紀經營，豈有不垮之理。

3.中央銀行的救助是防止商業銀行發生信用危機，化解銀行風險的最后一道防線

在1998年上半年海南發展銀行出現儲戶擠兌時，中央銀行緊急調動34億資金予以支持，當發現如此救助不足以制止信用危機發生時，中央銀行采取斷然措施，立即關閉海南發展銀行，由中國工商銀行對其實行接管，從而避免了事態的擴大，保護了私人儲戶的利益。同時按照國際通行的規則，對法人債權進行登記，在海南發展銀行全部資產負債清償完畢以后按折扣率進行總付，以體現投資者自我承擔風險的原則。這一案例充分顯示了中央銀行充當最后貸款人和化解銀行風險的最后一道防火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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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雷曼兄弟破產案例分析 2.1案例內容

2008年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按照美國公司破產法案的相關規定提交了破產申請，成為了美國有史以來倒閉的最大金融公司。

擁有158年歷史的雷曼兄弟公司是華爾街第四大投資銀行。2007年，雷曼在世界500強排名第132位，2007年年報顯示凈利潤高達42億美元，總資產近7 000億美元。從2008年9月9日，雷曼公司股票一周內股價暴跌77%，公司市值從112億美元大幅縮水至25億美元。第一個季度中，雷曼賣掉了1/5的杠桿貸款，同時又用公司的資產作抵押，大量借貸現金為客戶交易其他固定收益產品。第二個季度變賣了1 470億美元的資產，并連續多次進行大規模裁員來壓縮開支。然而雷曼的自救并沒有把自己帶出困境。華爾街的“信心危機”，金融投機者操縱市場，一些有收購意向的公司則因為政府拒絕擔保沒有出手。雷曼最終還是沒能逃離破產的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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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案例發生原因分析

1.受次貸危機的影響

次貸問題及所引發的支付危機，最根本原因是美國房價下跌引起的次級貸款對象的償付能力下降。因此，其背后深層次的問題在于美國房市的調整。美聯儲在IT 泡沫破滅之后大幅度降息，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全球經濟的強勁增長和追逐高回報，促使了金融創新，出現很多金融工具，增加了全球投資者對風險的偏好程度。2000年以后，實際利率降低，全球流動性過剩，借貸很容易獲得。這些都促使了美國和全球出現的房市的繁榮。而房地產市場的上漲，導致美國消費者財富增加，增加了消費力，使得美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又進一步促進了美國房價的上漲。2000至2006年美國房價指數上漲了130%，是歷次上升周期中漲幅最大的。房價大漲和低利率環境下，借貸雙方風險意識日趨薄弱，次級貸款在美國快速增長。同時，浮動利率房貸占比和各種優惠貸款比例不斷提高，各種高風險放貸工具增速迅猛。

但從2004年中開始，美國連續加息17次，2006年起房地產價格止升回落，一年內全國平均房價下跌3.5%，為自1930 年代大蕭條以來首次，尤其是部分地區的房價下降超過了20%。全球失衡到達了無法維系的程度是本輪房價下跌及經濟步入下行周期的深層次原因。全球經常賬戶余額的絕對值占GDP 的百分比自2001 年持續增長，而美國居民儲蓄率卻持續下降。當美國居民債臺高筑難以支撐房市泡沫的時候，房市調整就在所難免。這亦導致次級和優級浮動利率按揭貸款的拖欠率明顯上升，無力還貸的房貸人越來越多。一旦這些按揭貸款被清收，最終造成信貸損失。

和過去所有房地產市場波動的主要不同是，此次次貸危機，造成整個證券市場，尤其是衍生產品的重新定價。而衍生產品估值往往是由一些非常復雜的數學或者是數據性公式和模型做出來的，對風險偏好十分敏感，需要不斷的調整，這樣就給整個次級債市場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投資者難以對產品價值及風險直接評估，從而十分依賴評級機構對其進行風險評估。然而評級機構面對越來越復雜的金融產品并未采取足夠的審慎態度。而定價的不確定性造成風險溢價的急劇上升，并蔓延到貨幣和商業票據市場，使整個商業票據市場流動性迅速減少。由于金融市場中充斥著資產抵押證券，美聯儲的大幅注資依然難以徹底消除流動性抽緊的狀況。到商業票據購買方不能繼續提供資金的時候，流動性危機就形成了。更糟糕的是由于這些次級債經常會被通過債務抵押債券方式用于產生新的債券，尤其是與優先級債券相混合產生CDO。

當以次級房貸為基礎的次級債證券的市場價值急劇下降，市場對整個以抵押物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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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證券市場價值出現懷疑，優先級債券的市場價值也會大幅下跌。次級債證券市場的全球化導致整個次級債危機變成一個全球性的問題。

這一輪由次級貸款問題演變成的信貸危機中，眾多金融機構因資本金被侵蝕和面臨清盤的窘境，這其中包括金融市場中雄極一時的巨無霸們。貝爾斯登、“兩房”、雷曼兄弟、美林、AIG 皆面臨財務危機或被政府接管、或被收購或破產收場，而他們曾是美國前五大投行中的三家，全球最大的保險公司和大型政府資助機構。在支付危機爆發后，除了美林的股價還占52 周最高股價的1/5，其余各家機構股價均較52 周最高值下降98%或以上。六家金融機構的總資產超過4.8萬億美元。貝爾斯登、雷曼兄弟和美林的在次貸危機中分別減值32 億、138 億及522 億美元，總計近700 億美元，而全球金融市場減記更高達5,573 億美元。因減值造成資本金不足，所以全球各主要銀行和券商尋求新的投資者來注入新的資本，試圖度過難關。2.雷曼兄弟自身的原因

（1）進入不熟悉的業務，且發展太快，業務過于集中

作為一家頂級的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注重于傳統的投資銀行業務（證券發行承銷，兼并收購顧問等）。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固定收益產品、金融衍生品的流行和交易的飛速發展，雷曼兄弟也大力拓展了這些領域的業務，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稱為華爾街上的“債券之王”。

在2000年后房地產和信貸這些非傳統的業務蓬勃發展之后，雷曼兄弟和其它華爾街上的銀行一樣，開始涉足此類業務。這本無可厚非，但雷曼的擴張速度太快（美林、貝爾斯登、摩根士丹利等也存在相同的問題）。近年來，雷曼兄弟一直是住宅抵押債券和商業地產債券的頂級承銷商和賬簿管理人。即使是在房地產市場下滑的2007年，雷曼兄弟的商業地產債券業務仍然增長了約13%。這樣一來，雷曼兄弟面臨的系統性風險非常大。在市場情況好的年份，整個市場都在向上，市場流動性泛濫，投資者被樂觀情緒所蒙蔽，巨大的系統性風險給雷曼帶來了巨大的收益；可是當市場崩潰的時候，如此大的系統風險必然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

另外，雷曼兄弟“債券之王”的稱號固然是對它的褒獎，但同時也暗示了它的業務過于集中于固定收益部分。近幾年，雖然雷曼也在其它業務領域（兼并收購、股票交易）方面有了進步，但缺乏其它競爭對手所具有的業務多元化。對比一下，同樣處于困境的美林證券可以在短期內迅速將它所投資的彭博和黑巖公司的股權脫手而換得急需的現金，但雷曼就沒有這樣的應急手段。這一點上，雷曼和此前被收購的貝爾斯登頗為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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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身資本太少，杠桿率太高

以雷曼為代表的投資銀行與綜合性銀行（如花旗、摩根大通、美洲銀行等）不同。它們的自有資本太少，資本充足率太低。為了籌集資金來擴大業務，它們只好依賴債券市場和銀行間拆借市場；在債券市場發債來滿足中長期資金的需求，在銀行間拆借市場通過抵押回購等方法來滿足短期資金的需求（隔夜、7天、一個月等）。然后將這些資金用于業務和投資，賺取收益，扣除要償付的融資代價后，就是公司運營的回報。就是說，公司用很少的自有資本和大量借貸的方法來維持運營的資金需求，這就是杠桿效應的基本原理。借貸越多，自有資本越少，杠桿率（總資產除以自有資本）就越大。杠桿效應的特點就是，在賺錢的時候，收益是隨杠桿率放大的；但當虧損的時候，損失也是按杠桿率放大的。杠桿效應是一柄雙刃劍。近年來由于業務的擴大發展，華爾街上的各投行已將杠桿率提高到了危險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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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案例啟示

1．危機意識

正如比爾蓋茨所說的“微軟離破產永遠只有18個月”。海爾董事長張瑞敏提出的“永遠戰戰兢兢，永遠如履薄冰”；說明企業越大，企業家越要有危機意識，生存了158年的企業也會轟然破產，那么我們有什么理由掉以輕心呢？

2．提升企業的內部管理和抗風險能力

雷曼兄弟作為一個生存了158年的企業，我們相信其內部管理已經達到了相當規范的程度，但其仍在困境中破產，說明企業的抗風險能力是一個綜合的因素，所以在做企業的過程中，不僅要加強企業的內部管理，同時也要提高企業在困境中生存的能力，企業家要隨時準備好面對引起企業倒閉的困境。3．正確的戰略規劃

雷曼兄弟的破產主要是因為其持有大量次貸債券，之所以持有大量的次貸債券，說明持有次貸債券是雷曼兄弟的戰略決策，如果單就破產而言，可以說雷曼兄弟的戰略規劃出現了問題。所以做企業戰略規劃是非常重要的，戰略規劃的任何疏漏都會將企業帶入無法預料的困難境地。世界每天都有企業破產，雷曼兄弟只是眾多破產企業中的一個，我們始終能感覺到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的種種危機，我們也深知任何的一個危機處理不好都將引起意想不到的嚴重后果，所以每一個職場人都要謹慎認真的做好自己的工作。

第二篇：分析中國金融監管體制

分析中國金融監管體制

一、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概述

金融監管體制是指金融監管的職責和權利分配的方式和組織制度,其要解決的是由誰來對金融機構、金融市場和金融業務進行監管、按照何種方式進行監管以及由誰來對監管效果負責和如何負責的問題。由于歷史發展、政治經濟體制、法律與民族文化等各方面的差異,各國在金融監管體制上也存在著一定的差別。

二、中國金融監管體制的現狀

金融監管是指一國金融監管當局以法律法規為依據,對金融業的經營進行監督管理的行為。目前,世界各國及地區的金融監管體制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模式。為適應金融業的發展,我國政府一直在摸索符合國情的金融監管模式。目前,我國實行的是以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即所謂的“一行三會”)為主的金融業分立監管體制,并建立了銀、證、保三方的“監管聯席會議機制”。國務院是金融監管的主體,它和三大金融監管部門實際上是一種委托代理關系,金融監管部門在國務院的授權下發揮監管的職能,發揮著核心作用。2003年10月,經修訂的《中國人民銀行法》保留了中國人民銀行為履行其央行職責所必要的金融監管權力。至此,形成了我國目前的金融監管體制。目前,我國實行金融分業經營體制,并依據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和銀行業監管法的規定實施具體的金融監管。從體制上看,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應屬于“一元多頭”,即金融監管權力集中于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設立的金融主管機關和相關機關分別履行金融監管職能,即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分別監管銀行、證券、保險機構及市場,中國人民銀行、審計機關、稅務機關等分別履行部分國家職能。在這種分業監管體制中,中國人民銀行處于核心地位,是全國金融業的最高主管機關,它不僅負責銀行業和信托業的監管,還要從宏觀上對證券業和保險業的監管予以指導,以保證整個金融業的健康發展;銀監會負責對銀行業的監管,證監會作為國務院證券監督機構對全國證券市場實行集中統一的監督管理;保監會負責對全國保險業和保險市場的統一監管。同時,我國法律還規定有有金融業的自律監管和社會監管作為輔助監管。自律監管包括金融機構自我監管和行業自律監管,社會監管主要是指中介機構的監管。

三、現在監管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監管的協調性不夠

監管協調性差是分業監管體制的固有弊端,加之我國特有的行政體制和行政文化,導致三家監管部門之間以及監管機構和中央銀行等宏觀調控部門之間的協調難度大,效果差。這些部門均為獨立的正部級單位,自成系統,各司其職,條塊分割,易形成部門利益,造成監管真空和磨擦,給跨業違規以可乘之機。此外,當發現問題時,由誰牽頭,由誰做出最終決定等,都有一定難度。隨著金融創新和綜合經營的進一步發展,這些問題將更為突出,并嚴重影響監管效率的提高。

(二)監管目標不夠明確

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金融監管目標與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目標是不同的。貨幣政策目標是宏觀目標,借助貨幣政策工具調節貨幣供應量,以保持幣值穩定。而金融監管的目標較為具體,突出強調保護存款人利益和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管理暫行條例》(1986)、《金融機構管理規定》(1994)和《商業銀行法》(1995)的內容看,我國的金融監管目標具有多重性和綜合性。金融監管既要保障國家貨幣政策和宏觀調控措施的有效實施,又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保護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競爭和金融機構合法權益,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

(三)沒有形成統一規范、連續和系統性的監管

目前我國的金融監管體系主要是行政監管,并且在具體的運作中大多數是一次性的、分散的和孤立的,沒有形成一個有效的全方位的金融風險監測、評價、預警和防范金融監管體系,缺乏早期預警和早期控制,往往是忙于事后救火。非現場監管和現場檢查的結合效率不高。信息的不對稱,沒有建立集中統一的監管信息庫和信息網絡,缺乏金融監管體系數據的收集、整理、加工、分析系統,社會中介機構會計審計等社會監督作用沒有充分發揮。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市場約束力薄弱,金融監管信息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四)金融業開放缺乏整體戰略,單純的分業監管無法對外資金融機構實施有效監管

首先,我國實行“一行三會”模式下的分業監管體制,在該體制下,以證監會、保監會、銀監會為主,與其他一些監管部門如主要管理國債市場的財政部、管理企業債券市場的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管理外匯的國家外匯管理局等一起.在分業監管的基礎上,共同實現對我國金融市場的監管。在當前我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尚未完全有效建立,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協同配合仍需加強的情況下,行業監管區隔和多頭監管的并存,往往導致金融監管真空和監管重復的難以避免,在金融混業經營環境中尤其如此。其次,在金融機構產權監護人功能缺失的情況下,國內金融機構的自律監管作用相對薄弱,自我約束、自我發展、自擔風險的內控機制難以形成,金融監管當局的風險監管要求未能轉化為金融機構自身的風險管理需求,從而使金融監管部門承擔了過多的責任,提高了金融監管成本,降低了金融監管效率。

第三篇：金融監管工作調研分析

一、當前我國金融監管存在的問題

現階段，我國實行的分業監管的監管模式專業化優勢較為突出，便于分散風險，而這一點亦導致了監管協調中深層次的問題，中國加入wto以后，面對來自混業經營、金融創新、網絡金融的挑戰，這一問題更加突出。

(一)金融監管目標不夠明確。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金融監管目標與中央銀行貨幣政策

目標是不同的。貨幣政策目標是宏觀目標，借助貨幣政策工具調節貨幣供應量，以保持幣值穩定。而金融監管的目標較為具體，突出強調保護存款人利益和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管理暫行條例》(1986)、《金融機構管理規定》(1994)和《商業銀行法》(1995)的內容看，我國的金融監管目標具有多重性和綜合性。金融監管既要保障國家貨幣政策和宏觀調控措施的有效實施，又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保護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競爭和金融機構合法權益，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這實際上是將金融監管目標與貨幣政策目標等同看待，強化了貨幣政策目標，弱化了金融監管目標，從而制約了金融監管的功效。

(二)金融監管獨立性不強。巴塞爾委員會《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規定：促進有效銀行監管，必須具備穩健且可持續的宏觀經濟政策，完善的公共金融基礎設施，有效的市場約束，高效率解決銀行問題的程序以及提供適當的系統性保護機制等基本條件。更為重要的是，在一個有效的銀行監管體系下，參與銀行監管的各個機構要有明確的責任和目標，并應享有操作上的自主權和充分的資源。我國銀監會作為國務院下屬機構，在業務操作、制定和執行政策、履行職責時，較多地服從政府甚至財政部的指令。銀監會分支機構在實際監管中很難不受地方政府的制約，當監管機構的監管行為觸動地方政府的利益時，地方政府往往對監管機構施加壓力，從而弱化了監管作用。

(三)金融監管機構協調性差。從金融監管機構的設置來看，我國基本上屬于分業監管模式。但是，這些部門的職責缺乏嚴格的界定，相互間缺乏協調。因而在實際操作中，常常導致監管過程脫節，多頭、分散，使監管環節出現諸多漏洞。

(四)金融監管措施不力。從金融監管手段看，我國金融監管長期依賴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金融監管以計劃、行政命令和適當的經濟處罰方式進行。基本金融法律與實際工作的要求相差甚遠，沒有具體的實施細則，監管難以做到有法可依和違法必究。從金融監管方式來看，我國的金融監管主要是外部監管。由于自我約束、自我管理機制不健全，自我監管能力極低，金融同業工會等行業自律性組織在我國也極為少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師事務所等社會監督機構對金融機構的監督和檢查非常少。從金融監管內容來看，我國金融監管中的風險監管幾乎是空白，監管部門將主要精力放在機構審批和業務審批上，對金融機構日常營運監管較少，金融監管和稽核也忙于完成上級任務，作用有限。從金融監管標準來看，對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檢查和評級以及風險管理沒有一套統一的具體量化標準，監管行為隨意性強。

(五)現行監管制度不利于金融創新。在現行分業監管制度下，銀行參與證券業務被限制，一些具有轉移風險及套期保值功能的金融產品和金融工具無法在市場立足，影響到證券機構的運作及策略，證券市場表現出很強的短期投機性和不穩定性。

(六)現行監管制度不利于金融業規模化。現行分業監管制度，不利于銀行業向“全能銀行”發展，影響其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對于證券、保險的嚴格限制、融資及投資渠道的缺乏、傳統單調的業務品種，加劇了同業之間的惡性競爭，使證券、保險行業競爭力下降。

二、改善我國金融監管的思路

(一)由人民銀行牽頭建立金融穩定協調機制，協調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的監管工作，使其監管向功能型發展。人民銀行要成立“金融協調委員會”，通過立法使金融監管聯席會議法制化。“金融協調委員會”可以對三個原有的監管機構進行整合，其聯席會議的主要職責是研究銀行、證券、保險監管中的重大問題，定期磋商，及時交流監管信息，界定業務交叉中的監管職責，解決分業監管中政策協調和配合問題。、(二)建立和完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國家應盡快出臺相關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應能夠涵蓋所有的金融業務，具有嚴密性、配套性和協調性。盡快制定已經出臺金融法規的實施細則，增強其可操作性。針對我國金融機構市場退出機制不健全問題，以法律形式明確接管的具體程序及具體措施，明確金融機構的解散原因和程序，金融機構合并、分立、破產清算的形式、條件、程序及法律后果，保障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三)改進監管方式。目前，發達國家均建立了比較完善的風險目標監管，其核心是運用先進的技術手段、專業知識和信息，判斷最新發展趨勢和主要風險領域，及早發出預警信號。我國的金融監管方式也應

由過去粗放式監管向風險目標監管轉變：由單純的業務合規性監管，向合規性監管和風險性監管并重、以風險性監管為主的方向發展；由單一的現場檢查，向現場檢查和非現場監督相結合、以非現場監督為主的方向發展；由傳統的手工檢查，向手工檢查和現代化的計算機檢查互補、以計算機檢查控制為主的方向發展；由對金融違法的事后管制，向事前防范、正確引導金融機構的創新活動、將金融監管和金融創新有機結合的方向發展。在我國的金融監管中，非現場檢測和現場檢查都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由于宏觀經濟環境、金融機構以及金融監管機構自身行為的影響，非現場檢測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必須盡快建立規范化的非現場檢測體系、法律體系和風險監控指標，建立規范化的會計報告制度；利用計算機等先進工具，發揮網絡監控作用；盡快實現對風險的事前預警，使非現場監測成為現場檢查的目標導向，現場檢查成為非現場檢測的基本依據。

(四)完善金融監管主體自身建設。我國目前金融業法定監管主體有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為適應后wto時期的監管需要，應加強監管主體自身建設。一是改進現有法定監管主題的權責制度，塑造具有獨立性和自主執法權的監管主體，防止地方政府及其他部門的干預。二是加強監管機構的隊伍建設，提高監管的專業水平。三是為彌補法定監管主體的局限性，應補充監管主體，建立金融同業工會，借助同業自律補救現有法定監管的不力，以同業公會充實法定監管主體和完善監管，制約和防范法定監管主體權力的濫用。

(五)充分發揮中介機構的社會監督作用。只有充分利用各種社會中介力量進行監管，才能取得較好的效果，形成法定監管機構——中介機構——商業銀行自律組織的有效監管體系。通過行業自律的方式進行金融監管是世界普遍采用的形式，如香港銀行公會、美國的基金聯合會、臺灣證券投資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等均屬金融行業自律組織。我國金融公會組織尚不健全，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銀行工會在行業內的自律作用可以大大減少國家在金融監督與矯正方面的成本。

受現階段銀行信息披露質量、監管成本、監管資源等因素制約，法定監管部門的監管信息與實際情況總存在誤差。應該借助社會審計等部門對銀行的財務報表和會計記錄進行檢查，并在條件成熟時強化信息披露，不斷完善社會檢查與監督機制。

(六)加強國際合作，強化金融監管。按照新資本協議要求，監管當局必須在強化合規性監管的同時重視安全性監管，逐步強化對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約束。首先，要按照新資本協議要求制定相應的規章，強化對商業銀行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風險管理及資本金的要求；其次，要對銀行風險評估體系的合理性、準確性及信息披露的可信性進行監督，推動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科學化；再次，針對國有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偏低的問題，要制定相關政策，使其資本充足率盡快達到巴塞爾協議的要求；最后，要強化監管當局對銀行安全性監管的獨立性和權威性，使其具有處罰的自主權。對于跨境銀行，通常的做法是，母國監管當局負責對其資本充足性、最終清償能力實施監管，東道國監管當局負責對其所在地分支機構的資產質量、內部管理和流動性等實施監管。同時，兩國監管當局要就監管的目標、原則、內容、方法以及實際監管中發現的問題進行協商和定期交流。

第四篇：金融監管問題分析論文

摘要：金融監管是中央銀行的重要職責，金融監管的內容應該涵蓋有關金融機構從市場準入到市場退出的全部業務活動，其中主要是日常經營的規范性和風險性監管。中央銀行的金融監管應建立和完善金融監管的法律法規體系；應有直接人事處理權；健全金融機構自律管理機制；引入社會監督，增強金融監管和經營透明度，有效抑制金融風險，提高金融監管的效率和質量。

金融監管是中央銀行的重要職責，央行金融監管到位程度、效果如何，將直接影響到央行威信和權威的樹立，關系到央行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

一、建立以風險監管內容為核心的金融監管

金融監管的內容應該涵蓋有關金融機構從市場準入到市場退出的全部業務活動，其中大量和主要的是日常經營的規范性和風險性監管。但我國目前央行的監管內容主要是機構的審批、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審查及經營的合規性，對金融機構的日常經營的風險性監管尚不規范和完善，機構審批、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審查以后怎樣對其進行有效的監管則注意得不夠，金融檢查或稽核也主要是一種合規性檢查，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金融風險監管。參照《巴塞爾協議》的有關要求，借鑒國際監管辦法，結合我國金融業的實際，當前我國中央銀行金融業風險監管重點應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第一，在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的基礎上開展風險監管，保證金融業資金的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對上述“三性”根據不同類型、不同地區金融機構的特點，制訂量化監管指標進行具體操作。第二，建立大額貸款的報告制度。嚴格防止風險集中在少數單個貸款大戶，限制貸款過于集中，監管單個貸款比率，并形成風險報告制和備案制。第三，加強重視對表外業務的監管。目前我國金融機構的表外業務有日益增大的趨勢，把其納入金融監管的視野已成為一個迫切的任務，要盡快制定專門的表外業務監控辦法。第四，制定出能客觀反映我國銀行業風險的各類資產風險權重和核算系數，定出貸款集中風險、貸款沉淀風險等風險權重。第五，要建立真正的風險準備金，以增加金融機構的抗風險能力。尤其對中小地方性金融機構加大提取呆賬準備金和壞賬準備金的力度，簡化手續，強制執行。第六，推行存款保險制度，設立由財政部為主注入資金及各商業性金融機構認繳部分資本金，不以盈利為目的，直屬國務院，由中國人民銀行管理的政策性存款保險機構，利用強制方式對在我國境內吸收存款的金融機構進行存款保險。至于存款保險費用和賠付比例，可依據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比例，資產風險比例等有關風險監管的重要指標來制定。

二、完善金融監管的法律法規體系

當前，金融法制建設應當緊緊圍繞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工作重點，做好金融機構風險防范和市場退出等立法研究和起草工作。一是對已出臺的金融法規，要抓緊制定出切實可行的實施細則，以增強現行金融法規的可操作性，真正解決當前金融監管過程中有法難依的問題。二是完善金融法律法規體系，重中之重是盡快建立金融機構市場退出的法律制度。此外，金融機構破產方式的立法也應當提上工作日程，盡早出臺，以避免引起社會的不安定。

中央銀行金融監管應有直接人事處理權。中央銀行金融監管對違規問題處理時對事對人的處理要對稱，做到“兩結合”：一是對事對人處罰結合，也就是既要糾正違法違規問題，又要對責任人進行處理，使其吸收教訓，也教育他人。二是經濟處罰和行政處分相結合，讓違法違規金融機構集中共同承擔經濟損失，達到相互制約的作用。而且要改變中央銀行只有審查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的現狀，對被監管金融機構享有人事處理權，通過法律形式確定。

健全金融機構自律管理機制。在實施有效的金融監管中各金融機構既是被監管的對象，也是基礎性監管的自律主體。各個自律主體應按照中央銀行的金融政策，法律法規為基礎，加強內部控制，建立相應的規章制度。中央銀行還應定期檢查各金融機構內控制度的落實情況和有效性，督促金融機構內控機制真正發揮作用。同時，中央銀行要牽頭金融機構建立行業自律組織，加強信息溝通，協調行業關系和業務活動，避免和制止行業之間的不正當競爭。

引入社會監督，增強金融監管和經營透明度，有效抑制金融風險，提高金融監管的效率和質量。一是加強公眾金融法律法規知識和風險防范意識的宣傳，二是充分發揮會計師、審計師事務所等社會中介機構的積極作用。三是建立一套完善的信息披露標準，以更好地反映銀行的風險性。主要包括：第一，要全面、詳盡的分析和披露金融機構風險因素以及可能出現風險的主要環節；第二，進一步加深對銀行資產狀況、負債項目的披露，既可減少地方行政干預，也能增強社會公眾的心理承受程度；第三，對不良信用行為披露，促進聯合制裁逃廢金融債務，增強社會信用意識。

第五篇：互聯網金融監管問題分析

互聯網金融監管問題分析

10月13日，中國國務院辦公廳公布了《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實施方案》，此次政府監管升級，引發了行業內的極大關注。自此，互聯網金融行業的規范化進入實質性階段。

實際上，2015年12月出臺的《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就給予P2P平臺18個月的整改期。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將“規范發展互聯網金融”列入重點工作，2016年也因此被稱為互聯網金融規范發展的元年。自2016年3月以來，監管部門緊鑼密鼓地開展了調查、摸底工作，對監管細則征求了各方面意見，積累了豐富經驗，掌握了大量案例，對當前互聯網金融企業及市場做到了心中有數，為互聯網金融的規范與創新打下了重要基礎。此次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給予互聯網金融企業更多時間進一步完善內控制度、強化風險管理，進而滿足監管細則及要求，實現平穩過渡。

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互聯網和計算機技術的應用使得科技和經濟的發展更為迅速，而互聯網更是融入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聯網與金融的融合形成了互聯網金融，是目前金融領域中非常重要的內容，為金融業的發展，甚至是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更多的空間。互聯網金融的出現，帶來了一定的利益，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弊端，其中關于互聯網金融監管的問題，就成為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內容。本文主要針對互聯網金融監管展開，從多個角度分析了當前互聯網金融監管中存在的問題，同時針對問題也提出了一定的應對策略。

今天的社會環境中，互聯網的應用使得社會生活變得更加便利，越來越多的社會活動通過互聯網實現，為人們節約了更多的時間，網絡金融更是迅速獲得人們的親睞，網絡支付、網絡融資、網絡投資理財等一時間風靡社會，這是互聯網金融繁榮發展的體現。可以說，互聯網金融的出現，在為傳統金融帶來競爭壓力的同時，也彌補了傳統金融的不足，更好的滿足了社會生活的需要。與互聯網金融伴隨而來的是互聯網金融監管問題，互聯網金融監管的缺失和不足造成了互聯網金融的交易風險、互聯網金融市場的混亂等。因此，更好的發揮互聯網金融的優勢作用，更好的利用互聯網金融，就需要正確的認識互聯網金融監管中的問題，并找到科學的解決方式，這樣才能引導互聯網金融的發展，規范互聯網金融市場。

一、當前互聯網金融監管中存在的問題

根據當前我國互聯網金融監管的實際情況來看，互聯網金融監管在完善的同時，仍然存在著較多的問題，主要包括：

1、法律法規不健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社會，是目前我國發展的總體方向，而法治國家的建立，離不開健全的法律法規體系，在法治國家，市場經濟活動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互聯網金融作為新興事物，同時又屬于金融業，對國家經濟發展有直接的影響，更需要明確的法律法規來規范和調整，但目前我國互聯網金融監管的過程中，相關法律法規還不健全。一方面，關于互聯網金融監管的專門法律還不足，目前我國規范互聯網金融的法律多是普通金融監管的法律，這很難調整互聯網金融中一些特殊的問題，而互聯網金融與傳統金融的差異在逐漸增大，這就使得法律法規不健全的問題在互聯網金融監管中的表現越來越突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地方性法規中對互聯網金融監管的引導也不多，地方經濟條件、發展水平的不同對互聯網金融的影響也比較大，所以，各地區的互聯網金融監管也不盡相同，而地方性法規的缺失自然也就造成了互聯網金融監管中的問題。總之，法律法規不健全是當前互聯網金融監管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2、監管部門分工不明確監管部門分工不明確也是互聯網金融監管中存在的問題之一。在我國，政府承擔著市場宏觀調控的職責，自然也承擔著互聯網金融監管的職責。目前，我國政府部門在互聯網金融監管中，監管部門的分工還不夠明確，這就直接造成了監管的缺失和遺漏，本身金融領域就需要嚴格緊密的監管，而針對互聯網金融，甚至缺少基本的監管部門，這自然容易引起因監管疏漏而產生的負面結果。此外，互聯網行業的發展都是非常迅速的，互聯網金融也不例外，幾乎每天都有新的互聯網金融企業的崛起，都有新的互聯網金融形式的出現，而政府部門的監管則無法跟上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這也容易產生互聯網金融監管問題。總之，監管部門作為互聯網監管的主體，應當與互聯網金融相對應，有明確的部門分工來實現互聯網金融監管，在問題出現時，有明確的部門承擔責任，這樣才能實現互聯網金融的健康發展。所以說，監管部門分工不明確也是當前我國互聯網金融監管中存在的問題。

3、監督手段落后單一除了以上提到的兩點以外，當前互聯網金融監管中存在的問題還包括監督手段落后單一。上面我們已經提到，互聯網金融是變化非常快的一個行業，新的科技、新的市場需求都有可能帶來互聯網金融大的變化，互聯網金融監管的監管對象是互聯網金融，自然需要以互聯網金融的改變做出適當的調整，特別是監督手段，如果監督手段落后單一，一般很難應對互聯網金融中的問題，實現監管的目標。目前我國互聯網金融監管的手段還很單一落后，與當前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距，而監管手段與監管內容之間的差異就容易促使互聯網金融活動中非法活動的產生。所以說，監督手段落后單一也是互聯網金融監管中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互聯網金融監管中存在問題的解決策略

互聯網金融市場的良治需要政府監管、行業自律和企業創新三個層面的相互協同，營造“政府外部監管、行業內部引導、企業轉型創新”的新型治理框架和格局，共同形成規范發展的合力。

這三者之中，最為重要的是政府監管，特別體現在完善國家和地方的相關法律法規。法律法規的完善，是解決互聯網金融監管的根本性途徑，從國家角度而言，國家應該針對互聯網金融監管制定出專門性的法律法規，作為國家互聯網金融監管的宏觀性指導，就地方政府而言，應該以國家的法律法規為基礎，根據本地區的特點，制定更為詳細的地方性法規。這樣才能保證互聯網監管過程中嚴密的法律體系，解決互聯網監管問題。其次，監管部門完善職責分工體系。監管部門應該以互聯網金融監管的實際需要為基礎，對互聯網金融做好充分調研工作，設置出明確的監管部門，不同部門各司其職，進而實現互聯網金融監管的目標。西外，監管部門還應該根據互聯網金融的變化及時調整相應職責部門。最后，創新監管手段。借鑒國外互聯網監管的先進經驗，我國的互聯網金融監管還應該創新監管手段，特別需要注意互聯網金融市場一些新的金融形式，要及時確定相應的監管手段。同時，互聯網金融監管手段的創新，還應該具備一定的前瞻性。

第二，作為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中介和橋梁，互聯網金融行業自律組織能理解政策意圖和監管思路，領會防范系統性風險的底線，更好地參與、配合政府部門開展專項整治工作。同時，行業組織更貼近市場，掌握更多的行業信息和企業實際情況，更加熟悉互聯網金融自身特點，有利于引導互聯網金融從業機構接受監管、完善管理、守法經營。

發揮行業自律組織的柔性作用，無疑是對互聯網金融監管的一種有效補充。一是資源有限，監管不可能面面俱到，行業組織可把握行業實際，提出更高的自律要求，幫助行業健康發展；二是可以根據行業發展情況及時完善自律條款，彌補整治和監管的滯后性；三是自律可以提前為整治工作和監管政策進行市場驗證和壓力測試，待驗證可行有效后再予以推廣。因此，在開展剛性整治、底線管理的同時，充分調動行業自覺自發的自律行為，是保障互聯網金融行業規范、健康發展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吳迪.互聯網金融監管問題及對策[J].市場研究，2015(06).[2]袁凱宇.我國互聯網金融監管的分析[J].金融觀察，201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