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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對廣東出口企業的影響分析

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對廣東出口企業的影響分析

徐林清暨南大學國際經濟與貿易系副教授、經濟學博士

[摘要]中國財政部從2007年7月開始大幅度下調了出口退稅率，短期內將會使廣東相關出口企業的出口成本增加，利潤率下降。一些基礎薄弱、長期以來靠出口退稅維持生存的中小貿易企業甚至可能會被淘汰。但從長期來看，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有助于抑制出口的過快增長，減少貿易摩擦，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從而為廣東外貿及經濟增長提供良好的秩序和寬松的環境。企業必須順應這一趨勢，適時地調整產品結構，充分挖掘企業內部空間，調低生產成本，通過提高產品的附加值來提高出口商品的銷售價格，同時開拓市場，發展多種貿易形式。

[關鍵詞]出口退稅，廣東，出口企業，外向型經濟

一、引言

出口退稅是指當產品銷往國外時，可以憑海關的證明要求政府退還已經征收的間接稅額，包括增值稅、消費稅和中間產品進口關稅等。出口退稅是一種被各類國家廣泛采用的貿易政策，世界貿易組織明確規定出口退稅不應視為出口補貼。出口退稅的理論依據是避免出口國和進口國對同一產品的雙重征稅，同時，由于各個國家的間接稅稅率不同，因此只有當出口商品以不含稅的價格進入國際市場時，才能保證國際競爭的公平性。

中國從1985年開始實施出口退稅政策，曾經多次對這一政策進行調整，其中除了20世紀末為了應對亞洲經濟危機的影響大幅度調高退稅率外，其余幾次都是向下調整。中國財政部于2007年6月19日宣布，從2007年7月1日起大幅度調低出口退稅率，以控制外貿出口的過快增長，緩解過大的貿易順差帶來的各種問題。這次政策調整共涉及2831項商品，約占海關稅則中全部商品總數的37%。政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進一步取消了553項“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二是降低了2268項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稅率；三是將少數商品的出口退稅改為出口免稅。政府曾經在2006年9月和2007年4月對出口退稅政策進行過較大的調整，對部分產品調低和取消出口退稅。不到一年時間內，政府多次調整出口退稅政策，而且調整幅度越來越大，涉及范圍越來越廣，給整個出口產業帶來了較大的沖擊。

廣東經濟是典型的外向型經濟，地方生產總值對外貿進出口的依賴程度很高。2006年廣東外貿進出口額達到5272.24億美元，其中出口額達3019.54億美元，相當于全國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一。廣東的外貿依存度高居全國首位，進出口增長對GDP增長的彈性系數大大高于全國的水平。外向型經濟的特點使廣東對國家外經貿政策的調整十分敏感。那么，這次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到底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廣東經濟運行，調低退稅率將會對哪類企業帶來較大的利潤壓力，同時又會對廣東未來的經濟走向產生如何的影響?這些問題都非常值得探討與分析，為使企業更好地沖減政策調整帶來的壓力，增強其對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本文擬從微觀與宏觀兩層面來分析出口退稅政策對出口企業的影響，并提出一定的對策措施。

二、微觀層面影響分析：部分行業短期內會陷入利潤困境

從理論上看出口退稅是為了避免雙重征稅和保證國際競爭的公平性，但從事實上看它是一種提高本國產品國際競爭力和鼓勵出口的重要手段。根據嚴才明對中同1994-2005年的數據分析，綜合退稅比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出口增長率將提高0.515個百分點，可見出口退稅對出口有明顯的激勵作用。出口退稅率又是一種重要的經濟調節杠桿，政府可以根據經濟發展戰略和進出口現狀對退稅率進行調整。顯然，如果提高出口退稅率，出口企業出口成本就降低，利潤就提高；而調低退稅率則使企業的出口成本增加。所以從微觀層面看，這次出口退稅率的大幅度下調必然會使相關出口企業出口成本提高，利潤空間將被壓縮。

對照這次出口退稅率的調整清單，涉及出口金額規模大、涵蓋出口行業范圍廣是此次出口退稅率調整政策出臺給廣東外貿帶來的最明顯影響(見表1)。短期內廣東受影響較大的產業包括紡織服裝業、皮革及相關制品行業、塑料制品業、家具行業、石材及陶瓷行業、水泥行業、機械制造行業、化學工業、有色金屬行業等。政府從2007年6月1日開始對部分鋼鐵產品征收出口關稅，已經使鋼鐵產品出口增長受到抑制。廣東的紡織服裝業是廣東的一大優勢出口產業，但這一行業平均利潤率就不到4%，這退稅率雖然僅下調2個百分點，但卻使行業平均利潤下降一半以上。上述這些行業的產品在廣東均屬于大宗出口商品(單稅號產品出口額在500萬美元以上)，其中部分行業利潤空間本來就比較小，有些行業甚至僅僅靠退稅來維持微薄的利潤，因此下調退稅率將使其受到較大的沖擊。

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受此次退稅率下調影響金額最大。數據顯示，1-6月，廣東外商投資企業出口涉及調低出口退稅率項下商品總值為283.3億美元，占同期廣東調低出口退稅項下商品出口總值的46.4%；私營企業出口195.3億美元，占32%；國有企業出口102.7億美元，占16.8%。“般貿易和加工貿易商品出口所受影響各占一半。1-6月廣東一般貿易出口占廣東出口總值的29.7%。其中調低出口退稅項下商品總值為288.3億美元，占同期廣東調低出口退稅項下商品出口總值的47.3%；加工貿易項下同類商品出口292.8億美元，占48%。此次涉及調整商品的主要出口市場集中在美國、香港、歐盟和東盟。2007年1～6月廣東調低出口退稅率項下出口前4位市場分別為美國、香港、歐盟和日本，出口金額分別168.9億美元、136.2億美元、96.2億美元和24.2億美元，4者合計占同期調低出口退稅率商品總金額的69.8%。

總的來說，退稅率調整將會使出口企業成本上升，利潤下降，抑制企業擴大出口的積極性。受退稅率下調沖擊大的行業可能會出現一次“洗牌”過程，這些行業內的一些中小出口公司基礎較弱，多年來靠壓價競銷，其利潤僅限于若干個百分點的出口退稅，退稅率下調將使他們首先出局。還有一些產品結構比較單一的小公司，如果恰好其產品的退稅率下調幅度較大，則其生產經營活動將難以為繼。外貿企業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生產型的外貿企業，有完整的采購、生產加丁及出口的產業鏈，出口退稅率下調后，他們可以從各個環節人手，通過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來消化退稅率下調帶來的影響，甚至可以通過壓低原材料采購價格等方式轉移負擔。另一類是專業的外貿公司，這類公司從其他企業購進貨物，然后轉手出口。這類企業雖然比重不是太高(廣東省內不到四分之一)，但因其產業鏈較短，如果不能有效降低收購價格，則其利潤就會與退稅率同比例減少，因此這類企業受出口退稅率下調的影響最大。

還需注意到的是，在出口退稅政策調整正式實施不到一個月后，中國商務部、海關總署公布了新的加工貿易限制類商品目錄，涉及塑料原料及制品、紡織紗線、布匹、家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共計1853個十位商品稅號，占全部海關商品編碼的15%，同時規定對列入限制類的商品將實行銀行保證金臺賬實轉管理。新政策于8月下旬正式實行。因為此前出臺的退稅政策調整基本上不涉及加工貿易企業，因而可以認為這項政策是對退稅政策的一個補充。從實際效果上看，因為廣東省貿易結構中加工貿易占較大的比重，這一政策的實際影響可能比退稅政策的影響更大。加工貿易企業應對這一政策調整的主要策略是通過協商調整產品價格，通過價格調整將部分損失轉移給上游或下游企業。部分企業可以考慮將相關生產環節轉移到中部和西部地區，因為中西部地區企業綜合運行成本仍然要低于東南部地區。條件較好的加工貿易企業，可以以此為契機，適時地改變產品結構，將資本投入到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生產環節中去。

三、宏觀層面的影響分析：信號意義多于實際影響

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會對廣東部分企業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使廣東出口增長速度減緩，但從整體來看，此次政策調整更多的是信號意義，并不會對廣東經濟帶來太多實質性的負面影響。

首先，從廣東的出口商品結構上來看，機電產品及高新技術產品占絕對大的比重。2007年1-6月，廣東機電產品出口1121.3億美元，占同期廣東出口總值的67.5%，占同期我國機電產品出口總值的53.6%。其中涉及調低出口退稅率項下的機電產品出口金額為192.7億美元，占同期廣東機電產品出口總值的11.6%。但此次涉及調整的機電產品稅率變化的范圍相對較小，涉及調整的商品出口金額所占比重明顯低于服裝等傳統大宗出口商品。此次調整從短期看，對部分機電產品出口會有一定影響，但影響相對較小，從長遠看，將有助于進一步提高出口企業的競爭力。

其次，從廣東省出口的主體結構上看，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65%左右，其他所有制形式在廣東省出口總額中的比重不到四成。而外商投資企業因為可以享受到各種政策優惠，其對出口退稅的依賴程度并不高。而真正對出口退稅依賴程度較大的私營企業和集體企業，其在廣東出口總額中的比重并不大。所以，退稅政策的調整對廣東的影響整體來說并不會太大。

再次，從貿易方式上看，廣東省2006年一般貿易增長迅速，與上年同期比增長50%，出口額為800億美元，但這僅僅相當于廣東省出口總額的30%左右，廣東省加工貿易出口額仍占出口總額的70%。廣東省加工貿易的比重不僅遠遠高于全國的水平(55%左右)，也高于江蘇、浙江等長三角發達地區(60%左右)。對于加工貿易而言，由于加工出口過程中的進口原材料部分為免稅，不涉及出口退稅問題，只有國內采購的原材料部分和加工增值部分涉及出口退稅，因此影響程度相對較小。因此，相對來說，廣東出口企業受出口退稅影響的程度要低于全國其他地區。

最后，廣東省多數“兩高一資”企業及其他出口企業對于政府調低出口退稅率的政策早有預期，行動上亦有一些前瞻性的應對措施，在某種程度上提前減輕了政策的沖擊力。例如廣東的紡織企業除了對長期合同仍維持原價，自身消化退稅率下調成本外，在與外商簽訂新合同時，都已部分考慮到出口退稅率下調、棉花價格上漲、人民幣升值等因素的變動，并以提高出口產品價格的形式來適度轉移出口成本。

四、退稅率調整政策的利好因素

出口退稅率下調和征收出口產品關稅的效果是十分類似的。從理論上分析，如果調低出口退稅率，則生產者來自出口的收益會隨之減少，如果這一收益低于在國內市場上銷售的收益，則生產者會轉而在國內銷售。內銷的增加會降低國內市場上該產品的價格，并使產量降低，最終市場會在內銷收益與外銷收益相等時達到均衡。這時，相對于退稅率調整以前，國內價格降低、消費量增加(消費者剩余增加)、政府財政支出減少，但企業產量降低、出口量減少。如果僅從短期及經濟角度來看，政府減少退稅會有一個凈福利損失，因為生產者剩余損失要高于消費者剩余和政府財政支出的減少。當然，如果該國是一個大國，則因為出口減少，使該國的貿易條件得到改善，貿易條件改善所得甚至會超過價格扭曲的損失，從而使該國獲得一個凈收益。

中國在很多領域已經是一個在國際市場上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大國，退稅政策調整使出口減少，有可能改善中國的貿易條件，從而完全有可能獲得一個福利增量。即便在另外一些領域中國的進出口不足以影響國際市場價格，退稅率下調也有可能使整個國家有一個凈福利損失，但由于中國區域發展的不平衡，這種損失的分布也將是不均勻的，一些地區仍然會從這一政策變革中獲益。例如對于廣東來說，降低出口退稅率可能包含著更多的正面意義。廣東省的出口企業多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珠三角地區的出口占廣東省出口總額的95%)，而從整體來說，珠三角出口企業的素質優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如果說降低退稅率是一次產業大洗牌，那么廣東企業相對來說仍是勝出者。

如果這一政策的實施能夠減少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對廣東來說也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中國連續12年成為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針對中國的其他類型貿易摩擦也顯著增加，僅2006年一年就有25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發起“兩反兩保”(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特保)調查86起，涉案金額超過20億美元。而近年來廣東是遭遇此類貿易摩擦最多的地區之一，企業飽受其苦。雖說反傾銷被很多國家當做貿易保護的重要武器，但之所以中國企業屢屢遭遇此類訴訟，與中國企業之間惡性價格競爭有很大關系。這次退稅率下調的一個重要的政策取向，就是要減少因產品價格過低造成的貿易摩擦，如果這一目標能夠達到，將有助于建立一個良好的國際貿易秩序和良性競爭的環境，對廣東對外經濟貿易活動的開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從更長遠的觀點來看，政府一系列貿易政策的實施，會使中國貿易失衡的狀況得到緩解，有可能會在較大程度上解除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出口退稅率下調的影響是局部的、暫時的，但人民幣升值的影響是全面的和長遠的，所有的出口商品都會受到影響。2006年以來，人民幣升值速率加快，很多珠三角企業已經明顯感到出口價格優勢已經越來越不明顯。對于廣東這樣的外向型經濟大省來說，較低的本幣匯率有利于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這次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的主要目標就是緩解過大的外貿順差，如果最終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對廣東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將是有益的。

五、企業的應對策略

貿易政策的調整目標就是創造一個有利于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宏觀環境。企業要必須主動地適應這一政策環境的變化，適時調整產品結構、營銷策略及贏利模式，以盡快消化政策調整對企業帶來的不利影響。

第一，企業要全面、客觀地評估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對企業的影響，順應國家政策導向，適時調整出口戰略。對于在這次退稅率下調中受到較大影響的企業，應當認識到這次政策調整的導向意義。近年來政府已經多次調整外貿政策，表明政府已下定決心解決長期以來的外貿失衡問題和由此引致的流動性過剩、人民幣升值壓力及貿易摩擦問題，進而優化對外貿易結構，最終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但僅僅是調整退稅率也許并不能完全奏效，可以預見，政府必將采取一系列相關措施來保證上述政策目標最終得以實現。事實上，若干天之后，政府就出臺了針對加工貿易的新政策。以后政府除了繼續調整退稅率及加工貿易禁止性商品目錄外，還將在環境、資源、勞動力使用等領域出臺新的措施，進一步提高高污染、高資源占用和低附加值產品生產和出口的成本。所以，從戰略上講，企業必須順勢而為，積極采用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加速出口產品的結構調整和升級換代，提升對資源性產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水平，從而提高出口產品的附加值，發展技術含量高、能獲得國家出口退稅支持的產品，走高檔化、精品化和白有品牌的產品路線，盡早實現由出口數量導向向出口效益導向的轉變。

第二，充分挖掘企業內部空間，調低生產成本。出口退稅率的下調使出口企業的貿易成本增加，擠占了企業的利潤空間，廣東企業應盡可能地挖掘與擴延內部空間，要樹立成本節約意識，在設計、采購、施工、生產等各個環節進行全方位、全過程的成本控制，將政策調整帶來的不利影響降至最低程度。

第三，通過提高產品的附加值來提高出口商品的銷售價格，同時增強國際議價能力。出口退稅涉及的是增值稅、消費稅等間接稅，而間接稅是可以通過價格機制來轉嫁的。如果企業所生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需求彈性比較小，可以通過適當調高產品價格的方法彌補退稅率降低的損失，而產品價格調高的同時如果質量也得到了提升，則其國際競爭力并不會因此而下降。如果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需求彈性比較大，則企業可以尋求更多內銷，通過內銷來規避國際市場風險，并化解政策造成的負面影響。對于專業的貿易公司，可通過與國內供貨商協商降低進貨價，使政策帶來的損失由多方利益相關者共同承擔。這類企業應該盡快建立自己的出口加工基地，打造自己的品牌，延長產業鏈，增強抵御政策風險和市場風險的能力。如果以上這些路子都走不通，則意味著企業必須做長遠打算，適時地調整產品結構和經營模式，必要時甚至要考慮改變投資方向。

第四，出口企業應開拓市場，發展多種貿易形式。企業要通過對外投資，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優化資源配置，拓展發展空間，開拓國際市場，以多種形式擴大銷售渠道。

第二篇：出口退稅政策調整

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結合

2007-08-24 12:41:04| 來源：新華網 | 作者：

6月18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發出通知，從7月1日起調整部分出口產品的退稅率，這次政策調整共涉及2831項產品，約占海關稅則中全部產品總數的37%.此次調整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抑制全國外貿出口過快增長，緩解我國外貿順差過大帶來的突出矛盾，優化出口產品結構，抑制“兩高一資”產品出口，促進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和進出口貿易的平衡，推動進出口貿易可持續發展，從這次調整的內容來看，我國的出口退稅政策正逐步向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相結合的方向發展。

一、出口退稅的稅收中性理論分析

稅收中性是針對稅收的超額負擔提出的，指國家征稅時應避免對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干擾，盡可能不給經濟個體帶來其他的額外損失或負擔，對所有經濟活動按統一的稅率普遍征稅。理想的出口退稅政策應該是徹底的出口退稅，這不會對自由貿易產生扭曲效應并且符合國民待遇原則，使出口產品可以與進口國的同類產品承擔相同的稅負，符合稅收中性原則。正是由于徹底的出口退稅符合稅收中性原則，有利于世界資源配置效率，《關貿總協定》規定“在任何締約方領土的產品進口至任何其他締約方領土時，不得由于此類產品被免除在原產國或出口國供消費的同類產品所負擔的稅費或由于退還此類稅費而征收反傾銷或反補貼稅”.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將出口貨物在國內生產和流通過程中所繳納的間接稅予以免征或退還，從而使本國產品以不含稅價格進入國際市場。我國自1985年起開始對出口產品實施出口退稅政策，1988年明確了“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和徹底退稅”的原則，1994年結合增值稅制度的全面實施，重申了對出口產品實行整體稅負為零的零稅負政策，因此可以說，我國出口退稅制度一開始在設計上是遵循稅收中性原則的。但事實上，稅收中性原則的內容從來都是相對的，絕對稅收中性只是一種理論的抽象，中性原則運用于出口退稅制度設計時往往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一）出口優勢產品的存在。國際貿易的基本理論是各國依據自己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進行國際貿易，當一國出口貨物在國際市場上占據相當份額并足以影響甚至控制市場價格后，這種貨物就擁有了競爭優勢，出口國對該種貨物征收出口稅，可以調節該行業利潤而增加本國稅收。如目前我國紡織、家電等行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他們在國際上的競爭對手大部分都是國內的同行，對這些出口產品適當征稅，使其邊際成本上升，不會影響到出口，反而會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通過市場的方法培育他們的競爭力，因而，對此類貨物就沒有必要實行完全的零稅率。

（二）稅收優惠政策下的“少征多退”.我國目前存在先征后退、即征即退以及免征本道環節增值稅等針對不同性質企業的不同稅收優惠政策。政策雖然規定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生產企業直接銷售產品給外貿公司出口時不得享受出口退稅，但是由于目前企業的經營方式靈活多變，如果這種產品在國內進行多環節生產和流通最終出口，那么就存在多退稅款的情況。例如：某進出口公司貨物購進的生產企業是非民政福利企業，但是該貨物購進單位有大量原材料是從民政福利企業購進，并且開具了專用發票，很顯然該貨物出口后，在出口環節退稅且民政福利企業也享受了優惠政策，這就存在多退稅的情況，造成了稅款的合法流失和財政收入損失，最終形成政府對出口產品的不合理財政補貼。

（三）征管缺陷。增值稅納稅人實行分類管理，小規模納稅人不需要專用發票抵扣稅款，這就使得一般納稅人銷售給小規模納稅人和個人的貨物不開票不申報納稅以及小規模納稅人銷貨時不開票不申報納稅現象大量存在，破壞了增值稅鏈條的完整性，偷稅也在所難免，從而導致出口退稅過程中存在欺騙和不公平現象。同時，由于政府的信息不完全、不對稱等因素導致政府干預失靈，納稅人和政府總是在征稅與偷稅、騙稅與反騙稅領域不斷進行博弈，我國目前少征多退和出口騙稅嚴重的情況表明，在出口退稅領域所進行的博弈過程中政府仍處在劣勢，征收和退稅管理還存在漏洞。

（四）不斷加劇的國際貿易摩擦。隨著我國貿易規模的迅速增長，對外貿易量大幅提升，外貿順差急劇擴大，2007年上半年我國貿易順差達到1125億美元，同比增長83%，這打破了原有的國際經貿格局，不可避免地與一些國家產生碰撞和摩擦。我國遭遇國際貿易爭端的領域也由貨物貿易擴展到服務貿易、投資、知識產權等多個領域，由以企業為主的微觀經濟層面向宏觀經濟政策、體制和制度層面發展，不斷加劇的國際貿易摩擦已成為當前影響經濟平穩增長的重要因素。在此環境下，實行完全中性的出口退稅政策是不可行的，只有對出口退稅率進行總量調整，對出口產品有保有壓，抑制快速擴大的貿易順差，減緩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才能確保對外貿易“平穩、均衡、協調、健康”發展。

綜上分析可知，一方面稅收中性原則嚴格落實到出口退稅政策上，應體現為對出口產品所含的國內流轉稅進行徹底退稅，退稅率與征稅率完全一致，這應是出口退稅機制的理想目標。另一方面稅收調控原則在出口退稅政策方面，則表現為對征稅率與退稅率之間存在差異的運用，從而有助于國家特定政策目標的實現，這是各國實行出口退稅制度的普遍現實性。

二、近年來的出口退稅政策調整

自2004年以來，我國連續四年對出口退稅率進行了調整，2004年初實行新的出口退稅機制改革，調整了出口退稅政策，確立了出口退稅分擔機制，普遍調低了出口貨物的退稅率，退稅率整體降低約3個百分點；2005年重新確定了中央和地方財政負擔出口退稅資金的比例，同時先后取消鋼坯等多種資源類產品的出口退稅，調整了煤炭、錫、鎢等部分產品的退稅率；2006年大范圍地調整了煤炭等部分高污染、高能耗和資源性行業產品出口退稅，同時提高了高新技術、機電產品和農產品的退稅率，并將取消退稅率的產品列入加工貿易禁止類目錄；2007年進一步取消“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降低了服裝等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的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出口退稅率的調整有升有降，表明國家不再把稅收中性原則作為退稅政策制定的唯一原則，而是希望通過退稅率調整使企業在提高產品結構、增加產品效益方面更加努力，出口退稅作為一項政策，其作用的內涵已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已從原來單純的鼓勵出口性政策，轉變成了有限制有鼓勵的彈性政策。筆者認為自2004年以來的出口退稅政策調整體現出了稅收中性與稅收調控的高度結合，充分發揮了其潛在的經濟杠桿作用。

（一）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有利于緩解中央政府的財政壓力。我國自實行鼓勵外貿出口政策以來，出口規模迅速擴張，致使我國出口貨物的應退稅額大幅增長，年均增長率遠遠大于財政收入的增長率，出口退稅資金需求量逐年增大，給中央財政帶來巨大壓力。只有對出口產品普遍下調出口退稅率，調整出口退稅政策，才能緩解中央政府的財政壓力，從根本上解決出口退稅資金問題。新的出口退稅機制改革建立了中央與地方共同負擔的新機制，引入地方政府退稅方面的責任，減輕了中央財政支出，同時近年來的出口退稅率的調整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央財政壓力。

（二）出口退稅率的調整，可以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減少貿易摩擦。降低出口退稅率，等于提高出口產品的成本，使出口產品的價格提高，從而使進入國際市場后的競爭力下降，會減緩外貿出口的增長速度；反之，提高出口退稅率，則起到相反的作用。出口退稅率的這一經濟杠桿作用實際上與匯率的微調對出口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因此調節出口退稅率可以緩解匯率變動的壓力，同時避免了匯率變動對其他方面（如貨幣市場）帶來的負面影響，在當前匯率基本穩定的格局下，調整出口退稅政策成為適當緩解貿易順差過大局面的一個有效手段，有助于緩解國際上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穩定了市場，進而也抑制國內經濟過熱。

（三）出口退稅率調整可以調節我國出口的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對出口產品分別制定不同的出口退稅率，能夠調整出口的產品結構，對國家鼓勵出口的產品退稅率可以制定得較高一些，對一般性出口產品退稅率可適當降低，對國家限制出口的產品和一些資源性產品，以及那些具有很強競爭力的出口產品則可以多降或取消退稅，其目的是通過出口退稅杠桿淘汰低端產業，實現資源配置的調整，使資源向所扶持產業方向流動，推動我國出口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調整。

三、出口退稅發展趨勢

理性的出口退稅應是消除出口歧視的中性政策，而不是鼓勵出口的優惠和補貼措施。我國出口退稅政策目標的確立應貫徹中性與稅收調控相結合的原則，在政策設計上力求按消費地原則和國民待遇原則，向徹底的出口退稅政策靠攏，但在一定的范圍內，出口退稅可以根據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需要，成為適度調整外貿出口總量和結構的經濟杠桿。

（一）進一步深化增值稅制改革，實行規范、中性的增值稅制。出口退稅主要涉及增值稅，因此出口退稅的調整要與增值稅的政策同步進行。我國目前仍實行生產型增值稅，與世界上標準的增值稅存在很大的差距，這種差距的存在必然影響出口退稅制度，使其很難達到徹底的出口退稅原則。因此在增值稅的改革中要盡快實行消費型增值稅，準許將納稅期內購置的用于生產應稅產品的全部固定資產的進項稅金進行抵扣，消除重復征稅，保持增值稅的中性，使產品出口時全部進項稅能得到退還；對勞務普遍征收增值稅，消除不同稅種帶來的稅收負擔差異，做到真正的稅收公平，對勞務出口同樣要實行退稅政策。

（二）擴大出口退稅的范圍。首先是目前出口經營權實行備案登記制，私營企業、個體戶都可以從事進出口貿易，但按我國現行出口退稅政策，個人出口的貨物還無法辦理退稅；其次，對出口企業從事的出口業務都應一視同仁，準予享受出口退稅待遇，生產企業為擴大出口以及完成合同的需要，有時需收購非自產貨物直接出口或與生產貨物配套出口，現行政策不予退稅，直接影響企業經營，影響企業出口積極性。因此，應對個人自帶貨物出境、個人從事貿易出口貨物、生產企業收購非自產產品準予退稅。

（三）充分發揮出口退稅調整外貿出口總量和結構的杠桿作用。要保持我國經濟長期穩步增長，就需要靠內需與外需“兩部發動機”一起轉，積極開拓外需，擴大出口，需要政策制度的支持，出口退稅政策在這一歷史條件下，其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我們根據宏觀經濟發展要求，充分發揮出口退稅的稅收調控作用，在退稅率的調整中要有所側重，要體現國家的產業政策，對國家鼓勵出口的產品退稅率提高或不降；對一般性出口產品的退稅率適當降低；對國家限制出口的產品和一些資源性產品多降或取消退稅，以逐步調整出口產品的結構，由勞動密集型向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的產品轉變，實現工業制成品出口由初加工到深加工的轉換，這是我國外貿發展的關鍵，也是增強我國產品國際競爭力的要求。

第三篇：出口退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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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退稅政策

中國出口退稅政策：

出口退稅是指對出口商品已征收的國內稅部分或全部退還給出口商的一種措施，這也是國際慣例。1994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規定，納稅人出口商品的增值稅稅率為零，對于出口商品，不但在出口環節不征稅，而且稅務機關還要退還該商品在國內生產、流通環節已負擔的稅款，使出口商品以不含稅的價格進入國際市場根據《增值稅暫行條例》規定，企業貨物出口后，稅務部門應按照出口商品的進項稅額為企業辦理退稅，由于稅收減免等原因，商品的進項稅額往往不等于實際負擔的稅額，如果按出口商品的進項稅額退稅，就會產生少征多退的問題，于是就有了計算出口商品應退稅款的比率——出口退稅率。

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中國出口退稅政策歷經7次大幅調整。

1995年和1996年進行了第一次大幅出口退稅政策調整，由原來的對出口產品實行零稅率調整為3%、6%和9%三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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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為促進出口進行了第二次調整，提高了部分出口產品退稅

率至5%、13%、15%、17%四檔。

此后，外貿出口連續三年大幅度、超計劃增長帶來了財政拖欠退稅款的問題。2004年1月1日起國家第三次調整出口退稅率為5%、8%、11%、13%和17%五檔。

2005年進行了第四次調整，中國分期分批調低和取消了部分“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 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同時適當降低了紡織品等容易引起貿易摩擦的出口退稅率，提高重大技術裝備、IT產品、生物醫藥產品的出口退稅率。

2007年7月1日執行了第五次調整的政策，調整共涉及2831項商品，約占海關稅則中全部商品總數的37%。經過這次調整以后，出口退稅率變成5%、9%、11%、13%和17%五檔。

2008年8月1日第六次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后，部分紡織品、服裝的出口退稅率由11%提高到13%;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稅率提高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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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次調整就是將從2008年11月1日實施的上調出口退稅率政策。此次調整涉及3486項商品，約占海關稅則中全部商品總數的25.8%。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適當提高紡織品、服裝、玩具等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退稅率。二是提高抗艾滋病藥物等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屆時，中國的出口退稅率將分為5%、9%、11%、13%、14%和17%六檔。

2008年12月1日起執行了第八次調整的政策，涉及提高退稅率的商品范圍有:

(一)將部分橡膠制品、林產品的退稅率由5%提高到9%。

(二)將部分模具、玻璃器皿的退稅率由5%提高到11%。

(三)將部分水產品的退稅率由5%提高到13%。

(四)將箱包、鞋、帽、傘、家具、寢具、燈具、鐘表等商品的退稅率由11%提高到13%。

(五)將部分化工產品、石材、有色金屬加工材等商品的退稅率分別由5%、9%提高到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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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將部分機電產品的退稅率分別由9%提高到11%，11%提高到13%，13%提高到14%。

2009年1月1日起執行了第九次調整的政策，提高部分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機電產品出口退稅率。具體規定如下：

一、將航空慣性導航儀、陀螺儀、離子射線檢測儀、核反應堆、工業機器人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率由13%、14%提高到17%。

二、將摩托車、縫紉機、電導體等產品的出口退稅率由11%、13%提高到14%。

2009年2月1日起執行了第十次調整的政策，將紡織品、服裝出口退稅率提高到15%。

2009年4月1日起執行了第十一次調整的政策，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具體明確如下：

一、CRT彩電、部分電視機零件、光纜、不間斷供電電源(UpS)、有襯背的精煉銅制印刷電路用覆銅板等商品的出口退稅率提高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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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將紡織品、服裝的出口退稅率提高到16%。

三、將六氟鋁酸鈉等化工制品、香水等香化洗滌、聚氯乙烯等塑料、部分橡膠及其制品、毛皮衣服等皮革制品、信封等紙制品、日用陶瓷、顯像管玻殼等玻璃制品、精密焊鋼管等鋼材、單晶硅片、直徑大于等于30cm的單晶硅棒、鋁型材等有色金屬材、部分鑿巖工具、金屬家具等商品的出口退稅率提高到13%。

四、將甲醇、部分塑料及其制品、木制相框等木制品、車輛后視鏡等玻璃制品等商品的出口退稅率提高到11%。

五、將碳酸鈉等化工制品、建筑陶瓷、衛生陶瓷、鎖具等小五金、銅板帶材、部分搪瓷制品、部分鋼鐵制品、仿真首飾等商品的出口退稅率提高到9%。

六、將商品次氯酸鈣及其他鈣的次氯酸鹽、硫酸鋅的出口退稅率提高到5%。

2009年4月1日，國家正式發文，中國紡織企業出口退稅從原來的15%上調至16%，希望借此推動紡織企業的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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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開題報告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對外貿企業的影響

開題報告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對外貿企業的影響

一、課題研究背景與意義：

為了緩解貿易順差過大，促進外貿平衡，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經國務院批準，2007年6月18日，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商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海關總署發布了《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調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的通知》，規定自2007年7月1日起，調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政策。

外貿順差增長過快，不僅加劇貿易摩擦，而且加大了國內流動性過剩和人民幣升值壓力。為了緩解貿易順差過大，促進外貿平衡，政府需要利用多種政策工具，出臺一攬子政策措施，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這次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作為一攬子政策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抑制外貿出口的過快增長，緩解我國外貿順差過大帶來的突出矛盾，同時，進一步落實科學發展觀，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促進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和進出口貿易的平衡，減少貿易摩擦，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根據有關專家預測，出口退稅率每下調1個點，我國出口就會下降4.9個點。調整后的出口退稅率平均水平將降低3％左右，這將直接提高部分出口企業的成本和定價，削弱出口企業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不利于企業的出口。根據有關部門計算，出口退稅率每下調1％就相當于一般貿易出口成本增加1％；若下調3％，將使一般貿易出口成本增加約3％—4％。當然不同的企業因其出口產品的不同影響程度也不同。

近幾年國內市場的飽和使生產企業下大力氣開拓國外市場，爭取出口訂單，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稅，企業將處于兩難境地，若提高出口產品價格，將影響出口產品的競爭力，若不提高出口產品價格，企業將出現收益下降。而且不少企業所用原材料不斷漲價（如棉花、化工產品等），企業生產和出口已處于虧損邊緣，甚至有些出口訂單已出現虧損。出口退稅率下調將加劇這些企業的虧損。企業若提高出口產品價格，那么其產品出口競爭力將下降，以物美價廉贏得海外市場的企業及其產品很可能因此市場分額縮小，將會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將原來外銷的產品改為內銷，在國內市場競爭已很激烈的情況下，外銷的產品返回來涌入國內市場，必將加劇國內市場的飽和，升級價格戰。出口企業如不得不放棄國外市場，而國內市場又無法容納其產品，企業的生存能力就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企業的生產成本又會上升。相當一部分生產傳統產品的企業產品單一，資金不足，靠低價打市場，出口退稅率的下調將加劇這些企業的困難。外貿企業如何適應出口退

稅政策的調整，如何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將會是外貿企業生存的關鍵。本課題將會對上述問題進行分析，因此本課題的研究對外貿企業優化出口商品結構、促進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和進出口貿易的平衡將具有深遠的意義。

二、國內外研究現狀：

近年來由于我國出口退稅政策的頻繁調整和出口退稅率的多次下調，出口退稅的作用和影響力不斷加大。特別是在東南亞經濟危機之后，出口退稅己經成為我國調整進出口貿易的重要宏觀調控手段。因此，引起了國內國外學者對于出口退稅政策的關注。

國際上，重農學派的先驅布阿吉爾貝爾最早于18世紀中葉提出了進口商品征稅出日商品免稅的思想，他在《法昌的辯護書》指出，“我們王國的關稅、出口稅和渡河稅開始整頓。把王國內部征收的這些稅全部取消，這對于國王及其人民是一筆巨大財富，因為這些稅收帶來了可怕的后果。關于法國的進口稅，稅額應僅持現狀，但應消除手續上的麻煩，因為這對國王絲毫無益，卻會使外國人望而卻步。至于出口稅，則絲毫不應輕饒，而應全部取消。因為這是國王和王國前所未有的敵人”。

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明確從稅收來源及轉嫁角度指出出口退稅的必要性。他認為某

個國家如果對其享有特殊便利的生產條件的效率高于別國的某些輸出品課稅，這種稅會完全落在外國消費者身上，該國政府支出的一部分就將由外國的土地和勞動所有者來負擔。但是，如果一個國家閉關自守，不與鄰國通商，就不能把稅賦的任何部分轉嫁出去。因此，從稅收方面來看，對出口產品征稅是進口國消費者負擔的，既不公平又不合理。從道理上講，出口退稅是必要的。

亞當.斯密(Adam Smith)是集古典政治經濟學之大成者，他對出口退稅有過較為深入的研究，他認為高關稅比低關稅危害更大，出口稅比進口稅危害更大。他指出，在各種獎勵出口措施中，要數退稅最合理。商品輸出國外時退回其國內交納的一部分或全部稅金，既不會使貨物的輸出量減少，也不會驅使資本違反自然趨勢轉投入某些特定產業，破壞社會資本的自然平衡和勞動的自然分配。他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認為，商人和制造業者，不以獨占國內市場為滿足，而要為他們的貨物謀求最廣大的國外市場。擬由于他們的國家在外國沒有管轄權，他想要占領國外市場是不可能的。出口退稅是獎勵出口的最好手段，國家可以根據貿易情況退還部分或全部稅款，有利于自由貿易和商品出口。

諾思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中指出，制度是人為設計出來構建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互動關系的約束，由非正式的規則(獎懲、禁忌、習俗、傳統和行為準則)、正式的規則(憲法、法律、產權)組成。出口退稅制度作為國

家管理出口退稅的法律制度，包括一國退稅的稅種、退稅率的高低、退稅管理辦法等，是一項正式的經濟制度。一國的出口退稅制度狀況，直接關系到國家的稅式支出、退稅運行成本、出口企業所能取得的退稅資金乃至該國的對外貿易結構等。

國內的一些學者也提出了他們對出口退稅的一些看法。茅于軾2001年在《出口退稅未必合適》中認為出口退稅會造成三種弊端:(1)出口退稅會扭曲價格，導致資源配置錯誤，降低投入產出效率，對本國消費者和外國生產者不利;(2)出口退稅會造成國內企業競爭的不公平，最后會形成國內經濟結構的扭曲;(3)出口退稅會造成大量詐騙案件。他針對對我國出口實踐過程中產生的種種問題而對出口退稅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

劉劍文2004年在《出口退稅制度研究》中從間接稅的轉嫁性強調出口退稅的必要性，指出出口退稅作為一種宏觀的調控政策，在各國追求貿易自由化的時代背景下，是WTO的公平貿易原則所認可，是鼓勵各國商品以不含稅的價格進入國際市場來競爭。

朱智強、張曉麗2004年在《出口退稅制度的理論依據及政策建議》中則認為出口退稅制度的定性問題應該跳出從“中性稅收原則”的角度去探討的舊框框，應該以是否實現政府既定的長期經濟戰略目標為依據，也就是當前的出口退稅政策應該為現行實施的“走出去”戰略服務。

雖然理論界對出口退稅制度合理性及必要性的判斷存在上述兩種分歧，但從總體上看,學者還是普遍認為出口退稅具有合理性，也有必要實施。國內大部分學者也認為出口退稅有助于消除重復征稅，保護公平競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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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出口退稅政策效應分析

出口退稅政策效應分析范文三篇

出口退稅是一國政府為了本國增強出口商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將出口商品中所含的間接稅部分或者全部退還給出口商，使得出口商品以含部分或不含稅的價格進入國際市場所實施的一項政策。實施出口退稅是國際通行的做法，是關貿總協定和世貿組織允許的促進出口措施。關貿總協定東京回合擬定的《補貼和反補貼守則》規定，只要不超過出口產品生產和銷售環節所征收的間接稅部分的退稅不屬于出口補貼。出口退稅政策的初衷是鼓勵出口，客觀上避免了國際雙重征稅，體現了國家稅收主權獨立，稅收的公平與效率以及稅收的國民待遇等原則。

一、出口退稅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稅收主權獨立原則

從稅收的法理進行分析，間接稅屬于轉嫁稅，雖是對生產和流通企業征收，但實際上是由最終消費者負擔。根據間接稅的屬地主義原則，各國消費者只負擔本國的納稅義務。由于出口貨物并未在國內消費，而在國外消費，因此應將出口貨物在國內生產和流通環節所繳納的間接稅退還；同時，出口國將貨物出口以后，根據領域權原則，進口國為保護本國的工農業生產，增加財政收入，還要依照本國的稅法規定對進口貨物征收間接稅。這樣既不歧視為內銷的生產，也不歧視為外銷的生產，既不歧視國內貿易，也不歧視國際貿易，符合國家的稅收主權獨立原則。

(二)出口退稅有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國際競爭力

從發展國際貿易的需要來說，不同國家的貨物要在國際市場上公平競爭，就必然要求在稅收負擔上享有同等待遇。但是，由于各國的稅制不同而使貨物的含稅成本相差較大，而且進口國對進口貨物根據屬地原則征收流轉稅使得進口貨物與內銷貨物承擔相同比率的流轉稅，為了避免雙重課稅，就必須使出口貨物以不含稅價格進入國際市場。所以說，只有對出口貨物退、免稅，才能使本國的出口貨物具有競爭力。因此，按照以上邏輯應該存在出口退稅與出口額的正相關關系，出口額又是計算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組成部分之一，因此出口退稅與GDP存在相關關系。

(三)出口退稅對社會福利的影響

從進出口的對應關系來講，出口退稅表面上使國家財政少收了出口貨物的間接稅，實際上由此可降低出口商品成本，提高競爭力，擴大出口，增加創匯。出口創匯是為了支付進口用匯，進口用匯多了，就有可能多進口商品，進而增加進口關稅的收入，上述一增一減，兩者相抵后，國家財政收入并不一定會減少。因此，檢驗出口退稅對稅收收入和進口貨物所征間接稅的影響，可以推論得知出口退稅對財政收入有正的影響，從而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

二、出口退稅稅收效應的檢驗

目前，有很多學者指出，由于出口退稅需要從國家財政中支付，減少財政收入，對GDP的影響只有短期效應，認為應該取消出口退稅政策。因此，檢驗出口退稅是否對整個社會福利帶來正的效應是判斷該政策是否適當的標準，本文將出口退稅對社會福利的影響稱為稅收效應。對此，本文通過對1991-2003年稅收、進出口貿易和財政收支相關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分別檢驗出口退稅與GDP、出口退稅與流轉稅收入的關系。

我國自1985年實施出口退稅政策以來，出口退稅政策多次發生重大變化。1988年明確“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和徹底退稅”的原則；1994年稅制改革，頒布的《出口貨物退(免)稅管理辦法》重申了對出口商品實行整體稅負為零政策；1995年將出口退稅率調整為10％、14％，從1996年開始實施；1996年下調為3％、6％、9％，自1997年開始實施；1998―1999年間，為鼓勵出口，分別提高到5％、13％、15％、17％等四個檔次，2003年又增加一個檔次，將出口退稅率檔次增加到5個。出口退稅政策的變化表現為退稅率在1996年開始的下調，1998～1999年間的提高，以及2000年后期的下調。因此，1996年這一政策的轉折時期可能會影響到回歸方程的系數，對此，本文將出口退稅對GDP的影響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1985～1996年，第二個階段為1997-2003年。

(一)出口退稅對GDP的影響

筆者根據上文理論分析的第二點推論，即出口退稅與GDP存在相關關系構建模型一。

模型一：GDPt=a+b×INVt+c×DBt+εt

其中：INV為總投資，本文采用年固定資產投資額替代；DB為出口退稅額。樣本數據分別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4年)和《中國財政統計年鑒》(2004年)。根據上文的分析，本文將樣本劃分為1991-1996年、1997-2003年兩個階段。

從表的結果可以看出，模型一設置的自變量(固定資產投資和出口退稅)對GDP回歸程度高，兩者均達到95％以上。其中，固定資產投資的系數顯著為正(T值的概率均小于5％)，說明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每增加1億元的固定資產投資，會增加1.86億元(1991-1996年)和1.34億元(1997-2003年)的GDP；出口退稅稅收效應在1991―1996年顯著為正，表現為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每增加1億元的出口退稅，會增加26.74億的GDP，說明出口退稅對GDP的貢獻明顯；而在1997-2003年，出口退稅稅收效應的系數不顯著。

(二)出口退稅與流轉稅收入的關系

筆者根據上文理論分析的第三點推論，即出口退稅和財政收入的相關關系構建模型二。

模型：TAXt=a+b×DBt+εt。

其中：TAX為財政收入中的流轉稅收入，本文采用財政收入中的增值稅收入替代；DB為出口退稅額，本文采用財政支出中有關出口退稅的數據，包括出口退增值稅和消費稅。因為征收消費稅的商品一定會被課征增值稅，因此回歸方程因變量和自變量所用數據存在的口徑差異不影響回歸結果的整體合理性。變量的數據分別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04年)和《中國財政統計年鑒》(2004年)。

從表的結果可以看出，模型二設置的自變量(出口退稅)對財政稅收收入回歸程度較高，達到81％。出口退稅的稅收效應顯著為正，表現為每增加1億元的退稅，會增加3.86億元的增值稅稅收收入，而且截距不顯著。

三、稅收效應檢驗結果的啟示

(一)出口退稅有利于擴大出口，拉動GDP和財政收入的增長

出口退稅對GDP的貢獻主要來自于出口擴大帶來的固定資產投資和產品產值的增加。出口退稅雖然一方面需要財政負擔，另一方面，由于外匯儲備充足，進口貨物的增加帶來財政稅收收入的增加，一增一減，使得出口退稅的稅收效應為正效應，即出口退稅對整個社會福利的效應為正，驗證了上文的理論分析。

(二)出口退稅政策應當保持穩定性，避免政策波動造成的稅收效應的減損

我國從1994年開始稅收體制改革，出口退稅政策從1995年至2004年經歷了5次較大的變化，出口退稅率波動較大，出口退稅的財政支持不足導致退稅欠款情況較為嚴重，使得出口退稅政策刺激出口的作用下降。由模型一中1997―2003年的數據檢驗結果可以看到這種情況的存在。

篇二

摘要：出口退稅政策作為一種調節出口量的方法，已經被我國連續廣泛的使用，因此對其經濟效應的研究變的非常重要并使其成為近年來眾多學者關注的焦點，本文將相關文獻中的研究方法和觀點進行梳理，有助于為進一步研究出口退稅政策提供新的啟示。

關鍵詞：出口退稅總量分析結構分析

出口退稅是指一國政府或地區對其出口到國際市場上的商品免征、退還其國內流轉稅(主要指商品生產、流轉過程中征收的增值稅、消費稅等)，確保其本國或地區的出口商品以不含稅價格進入國際市場競爭，使得進入國際市場的商品具有平等競爭力。這也是我們一般認為的退稅，即外貿企業所享受的一種退稅政策。

出口退稅作為一項被WTO允許的政策工具,為許多國家所使用。出口退稅調整對出口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它體現了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的財政、經濟、價格和對外貿易的基本政策。退稅率的大小，通過影響對外貿易，進而影響國民經濟發展，也關系到整個國家的經濟利益。因此對于出口退稅政策效應的分析已經有很多學者對其進行了研究。

一、出口退稅經濟效應總量分析

國內外學者在進行出口退稅經濟效應總量分析時，基本都認同上調出口退稅可以增加出口總量。但是研究思路和視角上有所區別。林龍輝等（2010）利用圖形對出口退稅政策的經濟效應進行一個直觀的比較靜態分析,由于出口退稅使企業出口利潤增加,從而導致出口供給的增加,對于出口國而言出口退稅政策具有正的貿易效應，同時還得出出口退稅政策對進口國同類產品具有負的產出效應。湯貢亮（2002）通過國民經濟的相機抉擇的發生機制，得出：從總量上看，出口退稅率的提高，可以擴大海外凈需求，并通過乘數效應，帶動GDP的增長，GDP的增長又會提高政府財政收入，而政府財政收入的增加又可對出口退稅提供有力支持。李悅（2010）卻指出雖然出口退稅對我國經濟和外貿出口有一定促進作用。然而這種政策調整所取得的效果只是暫時的,在經濟實踐中,我國試圖通過提高出口退稅率以獲得長期經濟利益還是有一定困難的。以往的文獻均著力于對價格因素以及相應的價格競爭力和貿易盈利性的分析，陳平等（2003）引入有效匯率還被用來衡量一國匯率和商業政策（關稅、出口補貼、出口信貸優惠、出口退稅、復匯率等政策）對進出口盈利性的效應。在實際有效匯率的分析框架下,出口退稅是通過商業政策來影響出口盈利性的，出口退稅率的提高,在名義匯率和出口換匯成本不變情況下，起著與人民幣貶值同樣的出口鼓勵效應。

近年來,國內外少數學者主要采用計量方法對出口退稅政策的經濟效應進行了實證分析,但是所得到結論卻存在不小的差異。Chen等(2006)考察了中國出口退稅政策對出口的影響,認為出口退稅可以增加本國出口企業的產出和利潤,但是會減少國外競爭企業的產出與利潤;并利用1985-2002年中國的有關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實證結果表明,中國的出口退稅政策與中國的出口總量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張倫俊等（2005）通過對出口、退稅、經濟增長的協積回歸，得出退稅增長1個單位,則出口增量約4.4個單位。萬瑩（2007）利用1985-2003年的統計數據對中國出口退稅與外貿出口和國民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出口退稅對中國出口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對外貿出口增長的貢獻率約為1/3。陳文錦（2010）截取1994―2008年的有關數據直接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變的條件下，出口退稅額每增加1億元，則出口額會增加17.957元；4294.801表示即使出口退稅額為0的情況下，出口額為4294.801億元。由此可得出結論，退稅率調整對出口額構成直接的影響。

二、出口退稅經濟效應結構分析

不僅出口退稅和外貿出口同方向變動，出口退稅還有利于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和出口貿易結構，提高出口貨物的國際競爭力。出口退稅對貿易結構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出口商品結構、貿易方式結構、貿易地區經濟結構、貿易主體結構等方面。本文只對出口商品結構部門進行文獻綜述。

出口商品結構是指一國對外貿易中，各出口商品在貿易總體中的地位、性質以及相互之間的比例關系。樊琦（2009）從微觀層面，利用消費者效用函數，生產者利潤函數進行分析得出：如果產品間差異程度越小，退稅政策效應就越明顯。一般情況下初級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對手之間產品差異程度較小；隨著產品加工程度加深、技術含量提高，競爭產品間差異程度增大，從而得出出口退稅對于初級產品的促進作用應比高技術產品明顯。并運用實證研究方法考察了2001年1月至2008年8月不同技術程度行業，我國出口退稅政策對出口商品結構影響的實際效應。對其微觀分析進行了驗證。謝麗芬等（2005）通過分析2004年新出口退稅政策效應，得出了此次調整可以產生促進出口產品結構升級的正效應，但是同時也會帶來一些負效應，比如說貿易摩擦等。王帥（2010）通過構建模型的方法，選取紡織品和鋼材進行分析，得出出口退稅對對出口商品結構具有一定的優化作用，但由于非價格因素的存在使得起作用非常有限。游國和（2010）選取機械及運輸設備、服裝、農產品三類有代表性樣品為樣本，分析1994-2004年這三類產品未退稅率與出口增長的關系。可未見退稅率的差異對出口產品結構的影響。

三、關于出口退稅調整的對策與建議

（一）出口企業應對出口退稅的策略

柳曉秋（2010）從出口企業層面探討應對出口退稅的對策，文章指出為適應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企業必須加大改革步伐,內強素質,外樹形象,提高整體管理水平。優化出口產品結構,不斷開發新產品,提高出口產品附加值,以提高出口效益。除此之外，夏麗萍（2008）企業應調整銷售區域，尋找新的目標市場，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采取內外銷結合的辦法，積極拓展國內市場，增加內銷產品比重，同時有條件的企業要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避免出口退稅調整和國外貿易壁壘的影響，不斷拓寬發展空間。

（二）出口退稅政策的完善

王曉雷（2008）提出經過出口退稅對出口的影響進行測算或進一步下調“兩高一低”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同時可以適當上調高基數產品、高附加值產品和比較優勢明顯的產品的出口退稅率,實行更顯著的差別出口退稅政策,既保證出口規模的增長,又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吳卓（2010）提出實行出口產品“免稅采購制”即每年年初該類出口企業根據上一出口實績向所在地稅務機關申請本的出口免稅額度。批準后該企業在內以及批準額度范圍內可以自主辦理免稅購進貨物。

（三）出口退稅政策不宜作為調節出口的政策

有的學者則不贊成以出口退稅對出口進行過多的干預。李石凱（2008）指出出口退稅政策屬于間接調控措施，它的作用并不是直接的，不應該給出口退稅政策過大的負擔，也不應該對它的效果寄予過大的期望。要解決我國對外貿易中存在的問題，還有許多措施比調整出口退稅率更加重要。比如貿易摩擦問題，我們應該更多地通過雙邊的或多邊的國際協調加以解決，而不是在出口退稅政策上做文章。徐奇淵（2009）提出：一是出口退稅政策，屬于國家干預，并且在事實上將其作為調節或促進對外貿易的一種政策工具。這種政策取向改變了出口退稅作為中性政策而誕生的初衷，扭曲了國內、外兩個市場的資源配置。聞媛(2008)從維護企業間競爭的公平和加強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兩方面保證出口徹底退稅，這種中性的稅收政策實際上也是反對國家把出口退稅當成促進出口的政策工具。

四、評述與啟示

通過以上綜述看出在對出口退稅經濟效應進行總量分析的各種文獻中，有很多是利用出口退稅總額與出口貿易總額進行回歸分析，對于這種做法，并不太嚴謹。準確的說不能表達出出口退稅率的變化對出口總額的變化，因為即使出口退稅率不變，出口額由于別的原因比如國際需求變大等原因而增加出口退稅率也會增加。對出口退稅的結構效應分析方法還是比較全面的。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多全面深入的學術探討能為該政策的制定依據和具體實施提供新的思路，促進出口退稅政策消除消極作用、發揮積極作用，保持其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

篇三

[摘要]出口退稅制度是世界各國普遍采用的一種旨在鼓勵本國出口產品在國際貿易中公平競爭的稅收措施。我國自1985年開始恢復實行出口退稅制度以來，至今已有30來年的發展歷史，期間經歷了多次的重大改革和政策調整，并在改革和調整中不斷發展完善。該制度在促進我國出口貿易的發展、優化出口商品結構及產業結構、推動國民經濟增長中都發揮了不可替代作用。系統分析了出口退稅的作用機制及對出口貿易的影響機理，從出口貿易增長、出口貿易方式、出口商品結構及其短板效應等幾個維度闡析了出口退稅政策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效應。

[關鍵詞]出口退稅；政策變革；貿易方式；效應分析

出口退稅在一國政府應對國際貿易的大幅波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已成為各國一項貿易調控政策。不同的出口退稅政策對出口貿易的影響不同，我國的出口退稅政策對出口貿易的影響主要集中體現在出口貿易規模、出口貿易方式和出口商品結構等幾個方面。

一、出口退稅政策對我國出口增長的影響分析

我國近年來從出口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中獲取了巨大的利益，并且因此帶動了整體經濟的高速增長和改革開放的深化。對于出口退稅額、出口增長之間的關系，很多學者對此已做定量分析。為驗證出口退稅對出口貿易的影響，在1994—2019年各類貿易數據的基礎上，對出口退稅率與出口貿易增長率相關性以及出口退稅額與出口貿易總額的相關性進行分析。(一)出口退稅率與出口貿易增長率相關性分析。出口退稅率經過多次調整，中國現行的出口退稅率是從2018年11月1日起，參照國際通行做法，將出口退稅率為15%，部分13%的提至16%；9%的提至10%，其中部分提至13%；5%的提至6%，部分提至10%。①從整體上看，出口退稅率全部上調。從出口貿易增長率看，在出口退稅率上調后，2018年11月中國對外貿易出口額達到了1.26億元，同比增長8.2%；2018年中國對外貿易出口額達到了16.42億元，同比增長7.1%；2019年中國對外貿易出口額達到了17.23億元，同比增長5.0%。②這說明，我國的出口退稅率的提高對出口貿易額的增長有促進作用，是影響出口貿易增長率的重要因素之一。2009年為保持外貿穩定，政府采取分批上調出口退稅率的措施來促進外貿出口的增長，保護我國的外貿出口。2020年受疫情影響，為緩解企業資金壓力，促進外貿穩定，財政部、稅務總局提高部分產品出口退稅率，外貿大省廣東430.32億元出口商品受益，增強了出口商的信心。（二）出口退稅總額與出口貿易總額的相關性分析。在我國出口退稅發展過程中，從總體上看，出口退稅政策的實施在促進出口增長方面發揮了正效應，促進了中國外貿的發展，我國的外貿出口額逐年增長。但是，如果單純從出口退稅率變動來分析該政策對出口貿易的影響，不能全面反映兩者之間相關情況，從某種意義上說來顯得有點片面，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對出口退稅總額與出口貿易總額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我國1994-2019年出口貿易總額的增長趨勢與出口退稅總額的增長趨勢大體保持一致，但二者增長速度又不盡相同。從總量上看，出口退稅額從1994年的450億元增長到2000年的810.4億元，再到2019年突破2萬億元，占GDP比重超過2%，拉動全年GDP增長約0.8個百分點。③1994-2000年期間出口退稅額增長不足1倍，而2001-2019年期間增長了接近20倍。通過對比可以看出，在大多數年份，我國出口退稅總額的增幅基本都高于同期出口貿易總額的增長，但是也有少數年份情況特殊。例如1996年出口退稅額增長率為50.4%，高于出口貿易額增幅49.4個百分點。1997年出口退稅額負增長，但同期出口貿易額增長了20.55%，兩者幅度之差達到了68.19%。2004年實行新稅制，出口退稅額增長低于出口額增幅27.63%，2010年出口退稅額增長低于出口額增幅17.51%，其它年份出口退稅額增幅均高于出口增長的幅度。這表明出口退稅雖然是影響我國出口貿易的重要因素，但僅僅是影響因素之一，并不是唯一因素。那么，出口退稅影響出口貿易的程度如何呢?

根據樊藝璇(2018)從選取的1986年至2015年數據進行的實證分析中可知，出口退稅的增加會對出口產生政策激勵作用，即出口退稅額增長1%時，出口貿易總額會增長0.34%，兩者存在同向變動的關系[2]。

二、出口退稅政策對我國出口貿易方式的影響分析

我國出口貿易方式主要以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加工貿易又包括進料加工貿易出口和來料加工貿易出口)為主，因此重點從這兩種貿易方式的出口額進行分析。(一)出口退稅政策與出口貿易方式的相關性分析。根據中國海關總署數據統計，我國出口退稅率的調整會影響到我國貿易方式發生相應的變化，出口退稅率的上調或下降一般情況下伴隨著以一般貿易方式進行出口的出口額的增長或下降，每一次出口退稅率的調整在一定程度上對一般貿易出口的增長起到促進或阻礙的作用，進而影響到不同貿易方式出口額在我國出口貿易總額中的比重。我國加工貿易企業是否進行國內采購受出口退稅政策的影響很大。根據我國現行的對來料加工貿易和進料加工貿易不同稅收政策，出口退稅率的調整直接影響到原對料的采購渠道，進而對進料加工出口的生產企業的國內采購比率產生影響。從歷年出口數據看，出口退稅率的調整對來料加工出口貿易的影響大，對進料加工出口貿易影響較小。因此，當出口退稅率發生變化時，局部上會出現貿易方式發生新的變化情況。我們以2004年出現的“境外一日游”貿易現象為例來說明出口退稅率調整對出口貿易方式變化的影響。④2004年我國對出口退稅進行結構性調整，將出口退稅率從17%下調到13%，出口退稅率的降低直接影響到原先采購零部件后再組裝出口的企業的出口稅收成本及出口企業的利潤。組裝出口企業為了消除退稅率下降的影響，利用自身優勢，將這部分稅收成本轉嫁給上游原料供應企業，要求上游供應商先將零部件報關出口。緊接著，組裝出口企業就可以申請以免關稅、增值稅的進料加工貿易方式進口零部件，從而完成稅收的轉嫁。從表1中可以看出，2017—2019年間，一般貿易的出口額持續保持著增長。在“逆全球化”浪潮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負面影響下，一般貿易出口額仍保持著正增長，2019年加工貿易出口負增長，和2018年調整出口退稅率有關，來料加工出口額波動受出口退稅率的影響比進料加工大。2004年出口退稅率經歷了重大調整，2004年我國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的出口增長率基本都保持了較為高速的增長，增長率分別為33.8%和35.6%。而在加工貿易中，2004年進料加工貿易的增長率為38.4%，比來料加工貿易多將近13個百分點，2005年和2006年的增長率情況也基本一致，加工貿易進料加工的增長率比來料加工貿易的增長率高，可見出口退稅政策對進料加工的方式影響作用明顯。（二）出口退稅政策對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影響分析。

近年來隨著我國出口退稅致策的不斷調整，針對不同的商品實行不同的出口退稅率，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也在發生著變化。從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看，初級產品出口占比逐年下降，從1994年的16.3%下降至2019年的5.3%；工業制成品出口占比逐年上升，從1994年的83.7%上升至2019年的94.5%，提高了10.8%。據中國海關總署統計，2019年機電產品出口額在全國總出口額中占比高達68.6%，遠遠高于1994的26.4%；2019年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額在全國總出口額中占比為24.6%，比1994提高了19.4%。工業制成品和高新技術產業在國家具體激勵政策的引導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中國歷次的出口退稅政策調整以及制度變革顯示，出口退稅率的結構性調整，帶有明顯產業政策導向作用。這種導向作用主要表現在國家制定差別化的政策措施，一方面降低或減少出口退稅額限制或降低勞動密集型產品和資源消耗型低附加值產品出口，另一方面提高出口退稅率或增加出口退稅額鼓勵引導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產品出口。從我國出口退稅的實踐中可以看出，出口退稅政策對我國機電產品及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從總體上來說，出口退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以及整體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對我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三、出口退稅政策的短板效應分析

（一）出口退稅政策連貫性和穩定性不夠。

在我國出口退稅制度的演變過程中，最明顯的特點就是頻繁、波動。出口退稅政策的頻繁變動，減弱了出口企業對出口的穩定預期。由于產品生產的周期性，企業對政策變更的行為反應因政策實施的時間長短而異，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出口退稅政策過于頻繁的調整，不利于出口經營環境的穩定，同時也會因其較低的連續性、穩定性和可預期性而影響企業經營策略的調整。

（二）出口退稅效率不高。

目前我國的出口退稅制度缺乏健全的管理機制，具體的出口退稅管理業務流程以及管理程序尚不統一，在實踐中影響了工作效率。一方面，出口退稅管理機制存在征稅、退稅脫節現象，出口商品的征稅地和退稅地地域分離；另一方面，出口退稅部門協調機制不健全。出口退稅制度的全面落實需要不同部門和機構相互協作，但目前我國尚未建立協調有序的外部管理系統，各職能部門和管理機構之間缺乏系統的溝通和協調，從而使整體出口退稅效率不高。我國現行出口退稅政策針對不同類型企業和不同貿易方式實行不同的退稅稅率，因此不同類型企業和不同貿易方式在出口環節所承受的稅收負擔不同。不同貿易方式，不同類型企業適用不同的出口退稅標準。由于出口退稅率的調整引起的貿易方式之間的稅負不平衡，加工貿易企業可能會減少國產料件的使用，“境外一日游”現象可能會增加。因此，應加快調整不同貿易方式下出口退稅政策不公平的狀況，建立公平的稅收環境。

四、結論

隨著我國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我國現行的出口退稅運行模式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調整完善現有的出口退稅機制，使出口退稅政策具有政策連貫性和穩定性、促進出口結構的優化、效率提升，實現退稅主體的公平待遇。出口退稅作為一項被WTO所認可的政策，已被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所采用，成為一種國際通行的做法。在我國經濟連年保持快速增長的過程中，出口退稅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通過分析總結出以下幾點結論:第一，出口退稅與出口貿易額之間存在著正相關性，出口退稅率的高低對外貿出口額的升降具有影響作用。分析表明，我國的出口退稅率與出口貿易額大致同方向變動，從總量上看，出口退稅對出口總額的影響是顯著的。第二，出口退稅政策的實施主要影響一般貿易和進料加工貿易，分析表明，出口退稅率的調整對一般貿易出口和進料加工貿易出口影響較大，而對來料加工出口總體規模影響較小。第三，出口退稅政策的結構性調整，體現了國家產業政策導向。實踐證明，出口退稅政策對我國機電產品及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起到了促進作用。從總體上來說，出口退稅政策促進了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第四，分析表明，出口退稅作為我國擴大外貿出口的一項重要稅收政策和國際上認可的通行做法，理應具有連貫性和穩定性，同時在執行過程中處理好穩定性與靈活性的“度”。建立公平競爭的經濟環境，不斷優化管理機制，提速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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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對廣東出口企業的影響分析

第一篇：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對廣東出口企業的影響分析

第二篇：出口退稅政策調整

第三篇：出口退稅政策

第四篇：開題報告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對外貿企業的影響

第五篇：出口退稅政策效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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