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律師法論文
律師法論文
指定辯護律師作用之實證研究——以委托辯護為參照
學院:哲學與法學學院 姓名:劉碩 班級:法學091 學號:2009092024
一、導論
(一)概念性框架:“客觀職守型援助”與“合理有效性援助”
現代刑事訴訟中,律師辯護有兩種來源:一種是委托律師辯護,另一種是刑事法律援助。后一來源的主體即是由法院指定辯護律師。委托辯護權由被告人自由行使,而指定辯護權首先與案件的嚴重性,進而與被告人的經濟貧困狀況緊密相關[1]。從產生背景看,指定辯護制度是平等權利和正當程序主張的必然要求。從程序平等角度,任何被告人,尤其是經濟貧困的被告人都應享有律師幫助的權利;而根據正當程序的要求,律師辯護應最大限度地避免無辜者被錯誤定罪并促進公正審判{1}。訴訟實踐中,如果沒有指定律師的幫助,相當比例的被告人將無法為自己進行有效辯解,更不可能抗制公訴機關的指控、調查與質證。這意味著,從控辯平衡和程序公正角度,國家不僅僅要為適格的被告人提供免費的律師援助,還應當提供合格的辯護律師。
這就涉及指定辯護的最低質量標準問題。理想狀態下,從權利保障需要角度,指定辯護應與委托辯護作用相當,適用統一的律師辯護質量標準。在我國,根據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指定辯護律師必須為受授人提供“符合標準的法律服務”[2]。至于標準為何,則不夠明確。綜合已有的法律、法規,可以將指定辯護的質量標準大致概括為“客觀職守型援助”。它包括“客觀辯護”與“職守辯護”兩方面的要求。客觀辯護是指,辯護律師應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其法律依據是《刑事訴訟法》第35條、《律師法》第31條。職守辯護是指,辯護律師應當盡職盡責,恪守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其制度依據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制定的《關于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的規定》第21條。上述兩項要求各有側重,前者指向客觀的辯護過程,既適用于指定辯護,也適用于委托辯護;而后者強調辯護律師應遵守作為政府委派人員應有的職業道德,主要適用于指定辯護。可見,在現行法框架內,如果僅考慮辯護過程,指定辯護的質量標準與委托辯護沒有區別。由于指定辯護律師具有政府工作人員或者接受政府指派人員的職業身份,因此,對其職業道德要求更多的是一種政府管理機制,與客觀辯護并不矛盾。
在美國,無論是委托辯護還是指定辯護,都適用于“合理的有效性幫助”(Reasonably Effective As-sistance)標準。早在Powell v.Alabama(1932)案中,最高法院即指出,指定辯護人如委托辯護一樣,也必須提供有效的法律援助。[3]此后,在McMannv.Richardson(1970)案中,最高法院進一步認為,被告人有權“在刑事辯護律師的能力限度之內”,獲得“合理的合格”的建議。[4]上述判決促使下級法院運用更高的標準去審查辯護律師的能力。自此,無論是聯邦還是州的法院,均采納了更加嚴格的標準以要求律師按照McMann案的標準執行或者提供“合理的有效幫助”,其具體的職責要求包括:調查所有重要的事實,較高頻度地會見當事人,以及詢問所有潛在的證人{2}。歷史上,只有極少數州曾區分指定辯護與委托辯護辯護,適用不同的有效辯護標準。例如,德克薩斯州刑事上訴法院在傳統上對待指定辯護與委托采用的是一種“分叉審查”的標準:指定辯護適用“合理有效性標準”,而委托辯護審查的重點則為是否存在“當事人不注意時或者違反法律責任的不當行為”。這種標準經由Ex Parte E-wing(1977)案加以確認。[5]然而,僅僅三年之后,最高法院即推翻了上述標準。在Cuyler v.Sullivan(1980)案中,最高法院認為,州法院進行刑事審判時應當遵守第十四修正案的目標,因此,所有法院必須運用同樣的標準審查無效性抗辯,而不能區分是指定辯護還是委托辯護。[6]有效辯護標準最終演變為一項重要的刑事司法國際準則。1990年9月,聯合國《關于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6條強調,“任何沒有律師的人在司法需要的情況下均有權獲得按犯罪性質指派給他的一名有經驗和能力的律師以便得到有效的法律協助,如果他無足夠力量為此種服務支付費用,可不交費。”
如上所述,盡管現代刑事訴訟對指定辯護與委托辯護的質量要求相當,但在實踐中,它們有其不同的顧客關系與律師來源,這很可能導致律師作用的發揮程度會有所不同。顧客關系方面,指定辯護源于法院指定或政府委派,律師與政府之間形成服務合同關系,而委托辯護基于被告人或其親屬與律師之間的契約。在指定辯護的“顧客關系”中,辯護律師直接服務于被告人,但其最終指向的是公共利益;而委托辯護的“顧客關系”中,辯護律師應忠誠于被告人的個人利益。相比指定辯護,委托辯護的“顧客關系”更加密切。律師來源方面,指定辯護與委托辯護有著“大眾消費”與“奢侈消費”的區別。申言之,法院或政府提供的指定辯護是一種公共服務產品,具有“批量供應”的特征;與此不同,委托辯護是被告人及其親屬基于市場考察、質量比較,進而通過自愿、平等的交易而產生,具有“個別化服務”的特征。由于上述兩方面的因素,為指定辯護與委托辯護設定完全相同的質量標準顯然過于理想化。按照上述邏輯,指定辯護的實際效果在整體上很可能不如委托辯護,但無論如何,都應滿足公正審判的底線要求。
(二)中國問題與既往研究
在我國,指定辯護制度最早由1954年《人民法院組織法》確立,在性質上屬于“任意辯護”范疇。[7]1979年《刑事訴訟法》建立了強制辯護制度,但范圍較窄。[8]1996年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擴大了指定辯護范圍,[9]相應地,1996年出臺的《律師法》建立了政府主導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形成指定辯護制度的有力支撐。近三十年來,指定辯護或刑事法律援助的案件數量不斷增長。在1986年,全國法院指定辯護案件僅有91944件,占全部刑事案件的2.8%,占當年所有律師辯護案件總量的7.2%;而至2007年,指定辯護案件增至118 946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上升到12.7%,占當年律師辯護案件數量的24.0%。[10]上述數據表明,指定辯護在刑事辯護制度體系中的作用不斷增強。
盡管如此,對于指定辯護律師的作用發揮程度,官方與民間看法相去甚遠。總體而言,官方認為,指定辯護整體效果較好,而學者們多認為其作用相當有限。
對于指定辯護作用,司法部采用“辯護意見采納率”作為統計指標。統計顯示,2003年全國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辯護意見被全部采納、部分采納和未采納的三項分別占36%、45%和19%,全部采納和部分采納合計81%{3};而到2008年,辯護意見被全部采納和部分采納比例上升到91%。{4}如果上述數據屬實,指定辯護效果可謂相當顯著。而由結果推諸過程,可以認為指定辯護律師在會見、調查取證、庭審辯護方面作用較大。
北京市律協的一個課題組于2002年7月在北京地區的調研采用了“辯護意見采納率”、“會見率”和“取證率”作為評估指標。在辯護意見采納方面,無罪辯護的成功率雖然比較高(94%),但和刑事案件總數相比數量卻微乎其微(5%);作罪輕或減免刑罰辯護的案件雖然比例比較大(69%),但成功率卻不高(43%)。會見方面,58.7%的律師全部會見過被告人,有些律師只是部分會見或者壓根沒有會見過被告人,只有9.8%的律師經常會見被告人。調查取證方面,所有案件都進行調查的只有12.4%,完全沒有調查、基本沒有調查和很少調查的合占72.2% {5}。相比上述調查,李寶岳和孫洪坤的調查結論更加消極。李寶岳負責的調研小組于2004年7月在云南四個地區進行的調查發現,援助律師基本上無力調查取證,一般都會見了被告人,閱卷權受到一定限制{6}。孫洪坤于2005年在安徽淮北市法律援助中心、中級法院進行了調研,訪談中,相當比例的法官、律師認為指定辯護的質量不高,對案件處理影響不大{7}。
從方法上看,司法部的數據源于各地法律援助機構的上報信息,而地方機構的統計采用辦案律師自由填寫方式,不排除援助機構和辦案律師為了突出辯護效果而夸大填寫的可能性。相對而言,其他三項民間調查由中立的學者親自進行,盡管數據來源不完整,但可信度較高。這三項研究揭示的共同問題是,指定辯護或援助律師在刑事審判中發揮的作用并不明顯。如果按“客觀職守型援助”標準加以衡量,相當比例的指定辯護并不符合要求。何以如此?三項研究揭示的原因主要有:援助律師介入訴訟時間過晚,辦案經費不足,援助律師的責任心不夠,法院對刑事法律援助不夠重視。[11]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材料
以指定辯護律師作用為主題,以“客觀職守型援助”為理論視角,本文是在上述研究基礎上的繼續與深化。本文將系統地回答如下問題:在一個特定的時間、空間范圍內,指定辯護律師在刑事審判中發揮的作用如何?具體表現怎樣?哪些因素制約了其辯護效果?以提高指定辯護效果為目標,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近期或遠期可如何應對?本文將采用系統、實證的方法展開研究。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在研究方法上的主要特點在于:
第一,以委托辯護為參照,得出的結論偏重于現實主義;而既有研究將指定辯護的實踐與規范進行自我比較,得出的結論較具理想色彩。在這種研究范式的背后是兩種截然有別的邏輯前提:本文的預設則是,指定辯護制度無法脫離辯護制度的系統架構,因而指定辯護律師應以委托辯護律師為角色樣板,其理想的辯護效果也應以委托辯護為目標,使之最大程度接近于委托辯護。而既有的研究假定,在實現公平、正義目標之下,指定辯護律師的作用具有無限可能性。
第二,以一個相對封閉的縣級司法轄區為樣本進行研究,雖然區域較小但其變量更易控制、數據誤差較小;既有研究的調查區域雖然更廣,但變量更加復雜、不易控制。為了保證研究結論的相對普適性,筆者選擇的調查地區為西部某中心城市的一個郊縣D縣。無論從經濟、社會水平等宏觀背景因素,[12]還是案件數量、律師資源等微觀外部條件考察,[13]在全國范圍內,D縣均居中等水平。故而,對D縣狀況的考察與分析具有一定的標本意義。同時,調查對象從律師、法官擴展至在押人員、檢察官,具體方法上同時采用主觀調查(問卷、訪談)和客觀調查(統計、檔案),力求調查內容更全面、深入、真實。
第三,建立一個相對完整的評價指標體系,既吸收了既有研究的合理成分,又參照了國外相關研究,[14]并結合實際的調查條件而有所拓展。具體而言,筆者將建立一個兼顧客觀效果與主觀效果,以(客觀效果的)過程作用與結果作用為核心的評價指標體系。其基本結構如下:(1)客觀性指標,指可通過客觀數據度量的指標,包括過程作用指標和結果作用指標。“過程作用”指律師通過辯護權的行使,對訴訟進程的推進作用,具體包括會見、舉證、質證的頻度、內容、方式,辯護意見提出的頻度、意見內容,以及庭審耗時等情況。“結果作用”指律師辯護對案件審理結果的影響,具體通過辯護意見采納率、定罪率、無罪判決率與撤訴率、量刑的刑種與量刑幅度等情況表現出來。(2)主觀性指標,即訴訟主體的主觀評價指標。來自在押人員、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具體包括對律師辯護作用的總體評價及其原因解釋。
第二篇:《律師法與律師實務》論文題目
《律師法與律師實務》寫作題目
包括本科在內的各科復習資料及詳細解析,可以聯系屏幕右上的“文檔貢獻者”(三道題目各自內容獨立,需要考生根據提供的題目分別寫相應的文書,必須全部作答,每道題目各占有一定分值(已在題目后標明),前兩道題每題不少于250字,第三題不少于500字。須作答在同一個word
文檔中,正文題目可略,寫作模版見附件中的“課程論文寫作模板(多題式)”)
一、案例分析(25分)
大連市中山區吳某自籌資金開辦了一家小型百貨商場,因違法經營被中山區工商局依法處以5000元的罰款。吳某認為處罰過重,遂向中山區工商局的上一級行政機關大連市工商局(位于大連市西崗區)申請復議。復議機關經過審查認為該具體行政行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依據正確,程序合法,內容適當,便作出了維持該具體行政行為的決定。吳某接到決定書后,仍然不服,便來到某律師事務所,要求該所律師擔任代理人,以復議機關為被告,代為提起行政訴訟。
請根據該案例,回答以下問題:
(1)律師在接受此案之前應注意哪些問題?
(2)吳某要以大連市工商局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是否正確?律師應如何答復?
(3)如果大連市工商局做出了罰款6000元的決定,吳某不服,應以誰為被告提起訴訟?為什么?
(4)如果大連市工商局做出了罰款6000元的決定,吳某不服提起訴訟,哪些法院有管轄權?為什么?
二、實務操作(25分)
現年20歲的王某因搶劫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檢察院在審查起訴中,認為將來法院有可能判處王某死刑。于是檢察院便指定紅光律師事務所律師于某擔任王某的辯護人,并辦理了委托手續。
請根據該案例回答下列問題:
(1)檢察院是否有權指定辯護人?為什么?
(2)作為辯護人,律師在法院開庭前應做哪些工作?
(3)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指定辯護的情況是如何規定的?
三、律師文書寫作(50分)
根據下面所給的材料,制作一份公訴詞。
要求:格式規范,論證清晰,語言流暢,論點完整,條理清楚,結構合理,有較強法律邏輯性;有關事實情節部分可以根據行文需要自行補充、縮寫、略寫處理。
王華與李偉于2008年2月經人介紹相識,相識5個月后,在雙方家長的催促下,于2008年7月登記結婚。但是婚后不久,雙方便因性格不和而經常吵架。2010年3月,他們的小女兒出生了,但是這也并沒有使二人的關系得到多少緩和,二人仍是經常為家庭瑣事爭吵不休。李偉還經常出去喝酒,有時喝醉了回來還打王華,把孩子也嚇得哇哇直哭。王華也勸過李偉多回,但是他根本不理。于是2011年2月,王華便帶著女兒搬回其父母家居住至今。這期間李偉根本對其母女也是不聞不問。現在王華想結束這段痛苦的婚姻。二人在結婚后曾共同購買一套價值20萬元的房屋。對于財產,王華就是想得到自己依法可以得到的那一部分,同時,王華還想獲得對女兒的撫養權。
現請你為王華寫一份離婚起訴狀。
第三篇: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以下簡稱《律師法》)經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修訂,將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律師法》對律師參與刑事訴訟活動作出了更加明確、具體的規定,進一步擴大了律師的權利,有些權利已經突破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一、《律師法》關于律師參與刑事訴訟活動相關權利的規定 《律師法》賦予律師在刑事訴訟活動中享有以下權利:
(一)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權。《律師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規定,律師可以“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委托,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請取保候審,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擔任辯護人,接受自訴案件自訴人、公訴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的委托,擔任代理人,參加訴訟”。本條取消了《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第一款“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請律師,應當經偵查機關批準”的規定。
(二)依法行使辯護權。《律師法》第三十一條規定,“律師擔任辯護人的,應當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本條與《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的規定基本一致。
(三)與犯罪嫌疑人會見權。《律師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師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本條與《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相比,不僅刪除了“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后”的“后”字,從而使律師介入刑事偵查的時間提前了,而且明確規定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不需批準、不限次數、不被監聽。
(四)查閱案卷權。《律師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受委托的律師自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訴訟文書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師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所有材料。”本條將《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六條規定的律師閱卷范圍,由審查起訴階段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擴大到“訴訟文書及案卷材料”,由法院受理之后的“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擴大到“與案件有關的所有材料”。
(五)申請取證或者證人出庭作證權。《律師法》第三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受委托的律師根據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本條與《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的內容相一致。
(六)享有自行調查取證權。《律師法》第三十五條第二款規定,“律師自行調查取證的,憑律師執業證書和律師事務所證明,可以向有關單位或者個人調查與承辦法律事務有關的情況。”本條與《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相比,取消了律師必須在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后才可以調查取證的規定;取消了律師需經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才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的規定;取消了律師需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并且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的規定。今后,律師只要憑執業證書和律師事務所證明即可調查取證。
二、律師行使相關權利對刑事偵查工作的影響
根據《律師法》的規定,律師行使相關權利不僅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也有利于對刑事偵查活動進行監督,其積極意義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其對刑事偵查工作帶來的影響及挑戰也不可忽視。
(一)律師會見權的影響
從《律師法》的修改看,律師會見權可能對刑事偵查工作帶來五個方面的影響:
1、強化犯罪嫌疑人對抗心理。《律師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師可以會見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可能會憑借這一規定不交代問題,而同偵查訊問人員軟磨硬泡,等候律師“營救”,從而增加了訊問破案難度。
2、訊問施謀受到影響。偵查與反偵查是一種智力較量,偵查部門往往運用偵查計謀進行訊問破案,施謀與反施謀的對抗必將激烈。律師會見對于犯罪嫌疑人來說,其認為有律師作為“靠山”,就可能對偵查人員“那一套”產生懷疑,從而使訊問謀略及其運用的效果受影響。
3、犯罪嫌疑人供述可能趨于不穩定。律師介入偵查訊問,由于沒有明確規定會見時間,并不受監聽,犯罪嫌疑人對自己如何交代所做的事情,既有足夠的時間與律師商量,又會經商量分析而更加明白自己行為及所交代事實的法律性質和后果,進而對自己的供認經利害分析而發生心理動搖,出現供述不斷反復。
4、證人證言可能趨于不穩定,證人拒絕作證現象可能增多。律師會見并了解有關案情后,將會尋找有關證人特別是關鍵證人、污點證人調查核實。由于證人與犯罪嫌疑人之間具有利害關系及出于各種作證壓力等因素的影響,證人對已作證言經利害分析可能發生心理動搖,出現證言不斷反復,一些證人經過律師點撥,可能拒絕作證,以致偵查部門很難找到這些證人作證,最終增加揭露、證實和打擊犯罪的難度。
5、訊問拓展線索難以保密。目前,團伙犯罪比較突出。在律師介入后,訊問中犯罪嫌疑人因政策感化而揭發立功的有關線索已無密可保。如果律師不自律或者出于某種意圖,這些線索就可能被泄露出去,影響公安機關對全案的偵查。
(二)律師閱卷權的影響
從案件訴訟和處理講,證據是刑事訴訟的核心,犯罪事實最終是要圍繞證據來認定和落實,沒有足夠證據或者證據不確實不充分,案件的認定及處理都將受影響。這些影響因素主要有:一是全案證據體系。如果沒有形成完整的證據鎖鏈,就將影響對案件的最終處理。二是有罪證據材料與無罪證據材料。如果證據材料沒有全面收集,特別是忽視無罪證據材料的收集,也將影響對案件的定性處理。三是案件細節問題。如果沒有查清楚犯罪事實的細節,就會影響相關證據的證明力,甚至使所取證據最終失效。四是不規范取證甚至違法取證,使證據存在瑕疵,最終會影響所取證據的證明力,甚至使其失效。就刑事偵查來說,因律師可以查閱所有案卷,對刑事偵查尤其是調查取證存在的問題將一目了然,難免會增加檢察機關在庭審階段的抗辯難度,從而導致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案件證據材料的要求更嚴格,將會促使偵查與起訴更趨緊密,導致偵查階段起訴化、審查起訴階段審理化,對公安機關刑事辦案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律師調查取證權的影響
律師調查取證權對刑事偵查的影響主要有:
1、增強偵查活動的對抗性。按照《律師法》規定,律師調查取證與偵查部門可以同步,并且偵查部門取證的主要對象也可能是律師所要取證的對象,這就可能形成證實犯罪與否定犯罪證言并存的局面,將影響偵查效能乃至懲處能力。
2、形成偵查與反偵查信息不對稱。按照《律師法》規定,受委托律師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也可以自行調查取證,憑律師執業證書和律師事務所證明,可以向有關單位或者個人調查與承辦法律事務有關的情況。通過這些活動所收集、調取或者自行調取的證據,如果在偵查部門視野之外,就會影響偵查部門對案件偵查進程及其偵查結果的掌控,最終勢必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及其處理產生影響。
3、影響證人作證的穩定性,甚至翻證現象多發頻發。由于受委托律師的特殊性,律師取證的目的、方向和角度也即出發點和歸宿,取決于為當事人服務。如果律師取證偏離法律軌道,則在證明對象及證據內容等方面就會與偵查部門的調查取證發生沖突,從而影響證言的證明力。特別是在律師的點撥下,一些證人因某種壓力或者原因,出現證言反復或虛假證言情況,最終影響案件認定處理,甚至使真正犯罪的人逃脫法網。
《律師法》進一步擴大了律師介入在刑事訴訟的執業領域和活動空間,明顯增強了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自由度,律師的權利與過去相比得到了擴張。律師的“三權”(會見權、閱卷權、調查權)對公安機關的偵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對于新法賦予律師的會見權,他提出,考慮到案件的復雜性,不能簡單地規定律師會見所有犯罪嫌疑人一律僅憑“三證”。一些特殊性質的案件,如“涉黑”與涉及國家機密的案件,律師會見嫌疑人必須經過公安機關的批準。“涉黑”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有著復雜的社會關系網,一旦消息走失,偵查難度和阻力將會很大。如果律師過早地直接接觸犯罪嫌疑人,則可能影響案件的偵查,涉及到國家秘密的案件更須如此。
此外,他還指出,關于會見時間的安排,新律師法的規定不易操作。一方面是因為時間緊,各方面的資源性條件有限,公安機關不好安排。不可能律師隨時要求會見嫌疑人,公安機關均立刻予以滿足。另一方面,新律師法的規定不夠明確,也不利于保障律師權益。
對于“律師會見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的規定,金淮明認為,考慮到實踐中,個別律師違反法律和職業道德,為犯罪嫌疑人通風報信、有意識地引導犯罪嫌疑人改變口供的現象時有發生,從維護嫌疑人和受害人合法權益,保障公平正義的角度出發,偵查機關應按照刑事訴訟法規定行使在場權。
最后,金淮明表示,新律師法的實施勢必對公安機關的執法辦案能力提出了更高更嚴格的要求,公安機關必須進一步提高辦案水平。新律師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受委托的律師自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訴訟文書及案卷材料。”以往,偵查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如果把關不嚴,出現執法不規范或影響訴訟質量的現象,由于律師不能閱卷而事先不會掌握,公訴機關發現后予以糾正,只影響到公安機關的執法質量考評。新法實施后,如果類似問題被律師發現,影響的則是證據的效力,產生的是罪與非罪的后果。由于律師介入時間的提前和自由會見,經過雙方多次接觸和信息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反偵查能力有所增加,較之以往,口供難突破、難固定,更不能排除“零口供”案件大量增加的可能性,公訴機關的起訴風險增大,指控難度增加。
其次,引導偵查效果減弱。新法實施后,律師的自由會見權,使律師和偵查人員、公訴人第一次接觸犯罪嫌疑人開始,控辯雙方就站在同一時間平臺上開始競爭,那么,公訴人先前占有的時間先機和優勢不復存在,引導偵查的效果勢必有所減弱。
第四篇: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
第 七十六 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于2007年10月28日修訂通過,現將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公布,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胡錦濤
2007年10月28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
(1996年5月15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 根據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的決定》修正 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修訂)目錄
第一章 總
則
第二章 律師執業許可
第三章 律師事務所
第四章 律師的業務和權利、義務
第五章 律師協會
第六章 法律責任
第七章 附
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了完善律師制度,規范律師執業行為,保障律師依法執業,發揮律師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的作用,制定本法。
第二條 本法所稱律師,是指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接受委托或者指定,為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律師應當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
第三條 律師執業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恪守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
律師執業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
律師執業應當接受國家、社會和當事人的監督。
律師依法執業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害律師的合法權益。
第四條 司法行政部門依照本法對律師、律師事務所和律師協會進行監督、指導。第二章 律師執業許可
第五條 申請律師執業,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二)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
(三)在律師事務所實習滿一年;
(四)品行良好。
實行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前取得的律師資格憑證,在申請律師執業時,與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合格證書具有同等效力。
第六條 申請律師執業,應當向設區的市級或者直轄市的區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提出申請,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合格證書;
(二)律師協會出具的申請人實習考核合格的材料;
(三)申請人的身份證明;
(四)律師事務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請人的證明。
申請兼職律師執業的,還應當提交所在單位同意申請人兼職從事律師職業的證明。
受理申請的部門應當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內予以審查,并將審查意見和全部申請材料報送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應當自收到報送材料之日起十日內予以審核,作出是否準予執業的決定。準予執業的,向申請人頒發律師執業證書;不準予執業的,向申請人書面說明理由。
第七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頒發律師執業證書:
(一)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
(二)受過刑事處罰的,但過失犯罪的除外;
(三)被開除公職或者被吊銷律師執業證書的。
第八條 具有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學歷,在法律服務人員緊缺領域從事專業工作滿十五年,具有高級職稱或者同等專業水平并具有相應的專業法律知識的人員,申請專職律師執業的,經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考核合格,準予執業。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
第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撤銷準予執業的決定,并注銷被準予執業人員的律師執業證書:
(一)申請人以欺詐、賄賂等不正當手段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的;
(二)對不符合本法規定條件的申請人準予執業的。
第十條 律師只能在一個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變更執業機構的,應當申請換發律師執業證書。
律師執業不受地域限制。
第十一條 公務員不得兼任執業律師。
律師擔任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的,任職期間不得從事訴訟代理或者辯護業務。
第十二條 高等院校、科研機構中從事法學教育、研究工作的人員,符合本法第五條規定條件的,經所在單位同意,依照本法第六條規定的程序,可以申請兼職律師執業。
第十三條 沒有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的人員,不得以律師名義從事法律服務業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從事訴訟代理或者辯護業務。第三章 律師事務所
第十四條 律師事務所是律師的執業機構。設立律師事務所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有自己的名稱、住所和章程;
(二)有符合本法規定的律師;
(三)設立人應當是具有一定的執業經歷,且三年內未受過停止執業處罰的律師;
(四)有符合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規定數額的資產。
第十五條 設立合伙律師事務所,除應當符合本法第十四條規定的條件外,還應當有三名以上合伙人,設立人應當是具有三年以上執業經歷的律師。合伙律師事務所可以采用普通合伙或者特殊的普通合伙形式設立。合伙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按照合伙形式對該律師事務所的債務依法承擔責任。
第十六條 設立個人律師事務所,除應當符合本法第十四條規定的條件外,設立人還應當是具有五年以上執業經歷的律師。設立人對律師事務所的債務承擔無限責任。
第十七條 申請設立律師事務所,應當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請書;
(二)律師事務所的名稱、章程;
(三)律師的名單、簡歷、身份證明、律師執業證書;
(四)住所證明;
(五)資產證明。
設立合伙律師事務所,還應當提交合伙協議。
第十八條 設立律師事務所,應當向設區的市級或者直轄市的區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提出申請,受理申請的部門應當自受理之日起二十日內予以審查,并將審查意見和全部申請材料報送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應當自收到報送材料之日起十日內予以審核,作出是否準予設立的決定。準予設立的,向申請人頒發律師事務所執業證書;不準予設立的,向申請人書面說明理由。
第十九條 成立三年以上并具有二十名以上執業律師的合伙律師事務所,可以設立分所。設立分所,須經擬設立分所所在地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審核。申請設立分所的,依照本法第十八條規定的程序辦理。
合伙律師事務所對其分所的債務承擔責任。
第二十條 國家出資設立的律師事務所,依法自主開展律師業務,以該律師事務所的全部資產對其債務承擔責任。
第二十一條 律師事務所變更名稱、負責人、章程、合伙協議的,應當報原審核部門批準。
律師事務所變更住所、合伙人的,應當自變更之日起十五日內報原審核部門備案。
第二十二條 律師事務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終止:
(一)不能保持法定設立條件,經限期整改仍不符合條件的;
(二)律師事務所執業證書被依法吊銷的;
(三)自行決定解散的;
(四)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應當終止的其他情形。
律師事務所終止的,由頒發執業證書的部門注銷該律師事務所的執業證書。
第二十三條 律師事務所應當建立健全執業管理、利益沖突審查、收費與財務管理、投訴查處、考核、檔案管理等制度,對律師在執業活動中遵守職業道德、執業紀律的情況進行監督。
第二十四條 律師事務所應當于每年的考核后,向設區的市級或者直轄市的區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提交本所的執業情況報告和律師執業考核結果。
第二十五條 律師承辦業務,由律師事務所統一接受委托,與委托人簽訂書面委托合同,按照國家規定統一收取費用并如實入賬。
律師事務所和律師應當依法納稅。
第二十六條 律師事務所和律師不得以詆毀其他律師事務所、律師或者支付介紹費等不正當手段承攬業務。
第二十七條 律師事務所不得從事法律服務以外的經營活動。第四章 律師的業務和權利、義務
第二十八條 律師可以從事下列業務:
(一)接受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委托,擔任法律顧問;
(二)接受民事案件、行政案件當事人的委托,擔任代理人,參加訴訟;
(三)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委托,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請取保候審,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擔任辯護人,接受自訴案件自訴人、公訴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的委托,擔任代理人,參加訴訟;
(四)接受委托,代理各類訴訟案件的申訴;
(五)接受委托,參加調解、仲裁活動;
(六)接受委托,提供非訴訟法律服務;
(七)解答有關法律的詢問、代寫訴訟文書和有關法律事務的其他文書。第二十九條 律師擔任法律顧問的,應當按照約定為委托人就有關法律問題提供意見,草擬、審查法律文書,代理參加訴訟、調解或者仲裁活動,辦理委托的其他法律事務,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
第三十條 律師擔任訴訟法律事務代理人或者非訴訟法律事務代理人的,應當在受委托的權限內,維護委托人的合法權益。
第三十一條 律師擔任辯護人的,應當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第三十二條 委托人可以拒絕已委托的律師為其繼續辯護或者代理,同時可以另行委托律師擔任辯護人或者代理人。
律師接受委托后,無正當理由的,不得拒絕辯護或者代理。但是,委托事項違法、委托人利用律師提供的服務從事違法活動或者委托人故意隱瞞與案件有關的重要事實的,律師有權拒絕辯護或者代理。
第三十三條 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師憑律師執業證書、律師事務所證明和委托書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權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監聽。
第三十四條 受委托的律師自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訴訟文書及案卷材料。受委托的律師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權查閱、摘抄和復制與案件有關的所有材料。
第三十五條 受委托的律師根據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
律師自行調查取證的,憑律師執業證書和律師事務所證明,可以向有關單位或者個人調查與承辦法律事務有關的情況。
第三十六條 律師擔任訴訟代理人或者辯護人的,其辯論或者辯護的權利依法受到保障。
第三十七條 律師在執業活動中的人身權利不受侵犯。
律師在法庭上發表的代理、辯護意見不受法律追究。但是,發表危害國家安全、惡意誹謗他人、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言論除外。
律師在參與訴訟活動中因涉嫌犯罪被依法拘留、逮捕的,拘留、逮捕機關應當在拘留、逮捕實施后的二十四小時內通知該律師的家屬、所在的律師事務所以及所屬的律師協會。第三十八條 律師應當保守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不得泄露當事人的隱私。
律師對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況和信息,應當予以保密。但是,委托人或者其他人準備或者正在實施的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其他嚴重危害他人人身、財產安全的犯罪事實和信息除外。
第三十九條 律師不得在同一案件中為雙方當事人擔任代理人,不得代理與本人或者其近親屬有利益沖突的法律事務。
第四十條 律師在執業活動中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費用,接受委托人的財物或者其他利益;
(二)利用提供法律服務的便利牟取當事人爭議的權益;
(三)接受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或者其他利益,與對方當事人或者第三人惡意串通,侵害委托人的權益;
(四)違反規定會見法官、檢察官、仲裁員以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
(五)向法官、檢察官、仲裁員以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行賄,介紹賄賂或者指使、誘導當事人行賄,或者以其他不正當方式影響法官、檢察官、仲裁員以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依法辦理案件;
(六)故意提供虛假證據或者威脅、利誘他人提供虛假證據,妨礙對方當事人合法取得證據;
(七)煽動、教唆當事人采取擾亂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非法手段解決爭議;
(八)擾亂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擾訴訟、仲裁活動的正常進行。
第四十一條 曾經擔任法官、檢察官的律師,從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離任后二年內,不得擔任訴訟代理人或者辯護人。
第四十二條 律師、律師事務所應當按照國家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為受援人提供符合標準的法律服務,維護受援人的合法權益。第五章 律師協會
第四十三條 律師協會是社會團體法人,是律師的自律性組織。
全國設立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地方律師協會,設區的市根據需要可以設立地方律師協會。第四十四條 全國律師協會章程由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制定,報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備案。
地方律師協會章程由地方會員代表大會制定,報同級司法行政部門備案。地方律師協會章程不得與全國律師協會章程相抵觸。
第四十五條 律師、律師事務所應當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師協會。加入地方律師協會的律師、律師事務所,同時是全國律師協會的會員。
律師協會會員享有律師協會章程規定的權利,履行律師協會章程規定的義務。
第四十六條 律師協會應當履行下列職責:
(一)保障律師依法執業,維護律師的合法權益;
(二)總結、交流律師工作經驗;
(三)制定行業規范和懲戒規則;
(四)組織律師業務培訓和職業道德、執業紀律教育,對律師的執業活動進行考核;
(五)組織管理申請律師執業人員的實習活動,對實習人員進行考核;
(六)對律師、律師事務所實施獎勵和懲戒;
(七)受理對律師的投訴或者舉報,調解律師執業活動中發生的糾紛,受理律師的申訴;
(八)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律師協會章程規定的其他職責。
律師協會制定的行業規范和懲戒規則,不得與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章相抵觸。第六章 法律責任
第四十七條 律師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設區的市級或者直轄市的區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給予警告,可以處五千元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情節嚴重的,給予停止執業三個月以下的處罰:
(一)同時在兩個以上律師事務所執業的;
(二)以不正當手段承攬業務的;
(三)在同一案件中為雙方當事人擔任代理人,或者代理與本人及其近親屬有利益沖突的法律事務的;
(四)從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離任后二年內擔任訴訟代理人或者辯護人的;
(五)拒絕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的。
第四十八條 律師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設區的市級或者直轄市的區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給予警告,可以處一萬元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情節嚴重的,給予停止執業三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的處罰:
(一)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費用,接受委托人財物或者其他利益的;
(二)接受委托后,無正當理由,拒絕辯護或者代理,不按時出庭參加訴訟或者仲裁的;
(三)利用提供法律服務的便利牟取當事人爭議的權益的;
(四)泄露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
第四十九條 律師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設區的市級或者直轄市的區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給予停止執業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的處罰,可以處五萬元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情節嚴重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吊銷其律師執業證書;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違反規定會見法官、檢察官、仲裁員以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或者以其他不正當方式影響依法辦理案件的;
(二)向法官、檢察官、仲裁員以及其他有關工作人員行賄,介紹賄賂或者指使、誘導當事人行賄的;
(三)向司法行政部門提供虛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虛作假行為的;
(四)故意提供虛假證據或者威脅、利誘他人提供虛假證據,妨礙對方當事人合法取得證據的;
(五)接受對方當事人財物或者其他利益,與對方當事人或者第三人惡意串通,侵害委托人權益的;
(六)擾亂法庭、仲裁庭秩序,干擾訴訟、仲裁活動的正常進行的;
(七)煽動、教唆當事人采取擾亂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非法手段解決爭議的;
(八)發表危害國家安全、惡意誹謗他人、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言論的;
(九)泄露國家秘密的。
律師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處罰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吊銷其律師執業證書。第五十條 律師事務所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設區的市級或者直轄市的區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視其情節給予警告、停業整頓一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的處罰,可以處十萬元以下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情節特別嚴重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吊銷律師事務所執業證書:
(一)違反規定接受委托、收取費用的;
(二)違反法定程序辦理變更名稱、負責人、章程、合伙協議、住所、合伙人等重大事項的;
(三)從事法律服務以外的經營活動的;
(四)以詆毀其他律師事務所、律師或者支付介紹費等不正當手段承攬業務的;
(五)違反規定接受有利益沖突的案件的;
(六)拒絕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的;
(七)向司法行政部門提供虛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虛作假行為的;
(八)對本所律師疏于管理,造成嚴重后果的。
律師事務所因前款違法行為受到處罰的,對其負責人視情節輕重,給予警告或者處二萬元以下的罰款。
第五十一條 律師因違反本法規定,在受到警告處罰后一年內又發生應當給予警告處罰情形的,由設區的市級或者直轄市的區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給予停止執業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的處罰;在受到停止執業處罰期滿后二年內又發生應當給予停止執業處罰情形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吊銷其律師執業證書。
律師事務所因違反本法規定,在受到停業整頓處罰期滿后二年內又發生應當給予停業整頓處罰情形的,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吊銷律師事務所執業證書。
第五十二條 縣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對律師和律師事務所的執業活動實施日常監督管理,對檢查發現的問題,責令改正;對當事人的投訴,應當及時進行調查。縣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認為律師和律師事務所的違法行為應當給予行政處罰的,應當向上級司法行政部門提出處罰建議。
第五十三條 受到六個月以上停止執業處罰的律師,處罰期滿未逾三年的,不得擔任合伙人。
第五十四條 律師違法執業或者因過錯給當事人造成損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承擔賠償責任。律師事務所賠償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行為的律師追償。第五十五條 沒有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的人員以律師名義從事法律服務業務的,由所在地的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責令停止非法執業,沒收違法所得,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
第五十六條 司法行政部門工作人員違反本法規定,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尚不構成犯罪的,依法給予處分。第七章 附
則
第五十七條 為軍隊提供法律服務的軍隊律師,其律師資格的取得和權利、義務及行為準則,適用本法規定。軍隊律師的具體管理辦法,由國務院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制定。
第五十八條 外國律師事務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設立機構從事法律服務活動的管理辦法,由國務院制定。
第五十九條 律師收費辦法,由國務院價格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制定。
第六十條 本法自2008年6月1日起施行。
第五篇:律師法貫徹整改
關于《律師法》 貫徹實施情況問題的反饋
一、從多渠道入手,加大宣傳力度。一是組織全體律師認真學習新修訂的《律師法》并組織律師以所為單位進行了《律師法》基本知識考試。二是在我區法制廣場先后舉辦了2次“宣傳新《律師法》義務咨詢日”活動。在活動中,30家律師事務所的近百名律師走向街頭,向市民發放宣傳材料、講解法律知識、免費提供法律服務。此次宣傳活動共印發《律師法》宣傳資料1000余份,現場展出20余塊展板,懸掛宣傳橫幅10條,律師現場義務解答法律咨詢500多人次,為當事人代書11份,接受委托代理案件2件。
充分利用“法律服務進社區,進村屯”、“律師參與信訪”等系列活動,向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宣傳律師法律法規,介紹律師的職能作用和業務范圍,向當事人講解如何聘請律師、律師服務的內容及怎樣處理與律師之間的關系等問題,深入宣傳《律師法》,樹立律師良好的社會形象,受到群眾的廣泛好評。
通過宣傳活動的開展,使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等相關知識家喻戶曉,深入人心,使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進一步了解律師制度,關心和支持律師工作。同時進一步增強廣大群眾的法制觀念,提高廣大群眾用法律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自覺性。
二、不斷完善律師行業規范,以制度推動行業自律建設
(一)完善律師學習教育制度,提高律師隊伍素質。進一步完善律師的崗前教育和繼續教育制度。以強化律師思想教育為重點,在律師培訓中增加思想教育的內容,加強對律師的理想信念教育、憲法教育、律師黨員的黨章教育、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服務為民、紀律作風和廉潔自律教育,通過加強思想教育,使我省律師增強政治意識、憲法意識、大局意識和服務意識,堅持律師隊伍的正確方向。
(二)加強對律師事務所貫徹落實行業管理規章制度和文件的情況的檢查,制定了定期檢查制度。一是律師學習情況(包括學習筆記、業務培訓內容和課時)。二是規章制度、文件的貫徹情況。三是律師獎懲。以此推進各項制度的有效實施和了解各地對制度實施的有關建議。
(三)完善律師事務所服務質量管理體系。包括規范律師事務所委托代理制度;建立律師事務所執業利益沖突審查制度;落實服務質量跟蹤反饋制度;律師事務所“律師執業以示制度”;責任賠償和職業保障制度等。律師事務所通過建立這些制度從根本上保障執業誠信。
三、新修訂的《律師法》在律師辦理刑事案件閱卷、會見、調查取證等方面有些突破性的規定。通過與公檢法機關的溝通和協調,目前我區的律師執業環境有所改善。我區大多數辦案機關已能夠按時、按章的保證律師會見與閱卷權利,律師來閱卷時,辦案機關一般能安排相關人員接待,并陪同復制卷宗,保護相關案卷材料安全等。
新修訂的《律師法》在律師辦理刑事案件閱卷、會見、調查取證等方面有些突破性的規定。但在實踐中,律師會見難的狀況沒有隨著《律師法》的頒布實施而發生改變。為此,我們多次組織律師召開律師執業“三難”問題座談會。同時,積極呼吁有關部門盡快協調予以解決。
第一,向立法機關和上級機關呼吁。5月26日,市人大執法檢查組對我市實施新《律師法》情況進行了檢查,并在市司法局召開了有市法院、市檢察院、市公安局等部門領導參加的座談會。會上,市司法局領導和市律協會長重點提出了我市律師在辦理刑事案件中遇到的“三難”問題,呼吁、請求市人大予以協調解決。隨后,市人大向各有關單位下發了檢查情況的通報,并要求公、檢、法等各有關單位在規定時間內對報告中提出的意見和建議上報研究處理結果。另外,維權委員會、刑事專業委員會通過調研以及召開座談會等形式,積極向市局、省廳、省律協反映我市律師執業中存在的“三難”問題。
第二,與公檢法機構建立工作協調機制。7月份,由對外交流委員會出面聯絡,市司法局、市律協與市公安局聯合召開了“推動法制建設,構建和諧社會”主題座談會,市公安局法制機構相關領導及各分局法制科負責人十余人參加了座談會,會上對律師在刑事執業中的“會見難”問題充分交換了意見,并初步達成了解決“會見難”問題的工作意見。即西安律師遇到會見“嫌犯”難的障礙時,可與西安市公安局法制處及各區縣公安局法制科溝通協調解決。另外,對外交流委員會已與市檢察院進行了聯系,下一步將要建立與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的協調聯系機制。
第三,協調降低稅賦。關于降低合伙律師個稅核定稅率問題,前一段時間已和省、市稅務部門進行了聯系,有望在明年上半年解決降低2個點的稅率。
第四,保障按時年檢注冊。大家知道,以往每年都是因上繳省律協會費問題而拖延年檢注冊工作,影響我市律師正常執業。今年協會早準備、早動手,在市局領導的高度重視和律管處的大力支持下,年檢注冊工作按期完成,保證了全市律師的正常執業。在此,讓我們大家以熱烈掌聲對市局王局長和律管處王處長表示衷心的感謝!但要說明的是,上繳會費問題還沒有得到徹底解決,還需要我們積極溝通協調。
(一)加大《律師法》的宣傳和貫徹力度。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報紙等新聞媒體,宣傳《律師法》和律師依法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典型,改善社會輿論環境,樹立律師良好社會形象;司法機關和政府職能部門要深入貫徹《律師法》有關規定,保障律師會見權、調查取證權、閱卷權的行使,為律師執業創造良好法制環境。
(二)規范法律服務市場。認真貫徹落實《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于規范法官和律師相互關系維護司法公正的若干規定》,依法規范法官和律師的關系,切實維護司法公正。司法行政機關要嚴把律師隊伍準入關,加強對法律服務市場的監管,從嚴查處違法執業、取締無證執業,制止亂收費。加強律師年檢注冊工作,履行好管理職能。市中級人民法院要與司法行政機關配合,認真研究規范民事代理工作,按照法律要求,對律師、法律工作者之外的其他公民代理,探索實行司法行政機關登記備案制度,禁止無正當身份人員有償代理,維護法律服務市場的良好秩序。
(三)加強行業自律。司法行政機關和律協組織要針對律師隊伍建設中存在的問題,采取有效措施,教育律師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端正從業思想,正確處理競爭與協作、效率與公平、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關系,引導律師自覺服務于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培養大局意識,增強政治責任感。強化律師的自律管理,建立律師執業評價制度、行業誠信制度和執業監督機制,嚴肅查處律師和法律工作者違法違紀辦案問題,杜絕律師向當事人索要錢財、亂收費以及拉攏腐蝕司法人員行為,樹立律師整體形象。
(四)重視法律援助工作。讓弱勢群體有機會享有平等公正的法律保護,是我國加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時做出的承諾,也是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需要。各級政府要高度重視法律援助工作,建立規范的、行之有效的法律援助工作機制和經費保障機制。律師協會要組織和引導律師按照法律規定承擔起法律援助義務,為弱勢群眾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
(五)積極拓展非訴訟服務領域。加強律師專業知識培訓工作,提升業務水平,不斷開拓公司上市、金融證券、知識產權、國際貿易、風險投資等法律服務市場,改變我市律師隊伍以參與訴訟為主的局面。律師要主動介入經濟建設主戰場,積極主動為政府、企業當好參謀和顧問,為政府依法行政和企業依法經營提供服務。要充分發揮律師在民事糾紛方面的調解職能,做好非訴訟調解工作,推動全市社會經濟科學、和諧、跨越發展,人們生產生活祥和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