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高淳法院四項措施建立刑事和解經驗總結長效機制

高淳法院四項措施建立刑事和解經驗總結長效機制

長期以來，高淳法院的刑事附帶民事調解工作與刑事自訴案件民事部分調解工作一直保持著高調解率、高履行率的良好勢頭。為了進一步總結刑事和解經驗，用經驗指導實踐，達到節約司法資源與規范辦案之成效，高淳法院近期采取四項措施著力構建刑事和解經驗總結長效機制。

一是建立刑事和解案例庫。要求承辦人員對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和刑事自訴案件的民事部分調解工作進行詳細登記，采用一案一表的方式，包括將涉及案由、當事人身份關系、處理中遇到的難點、調解的成敗得失、需要注意的問題等方面均記載在案，交內勤整理建檔。

二是堅持刑事和解數據定期分析制。每季度召開庭務會，在研討解決刑事和解中遇到的疑難問題基礎上，組織全庭人員對當季審結的刑事和解案例進行討論分析，及時總結經驗得失，既可以借鑒成功的做法，又可避免可能出現的類似失誤。

三是建立刑事和解制度理論研討機制。組成以審判骨干為中心的理論研討小組，一方面積極探索將先進的刑事和解理念與我國現行法律法規、當地民俗社情相結合的有效途徑，另一方面嘗試將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和成功的做法進行歸納、總結，使之類型化，然后在法律范圍內提煉成帶有共性的、可反復適用的經驗性辦案技巧與方法。

四是建立刑事和解經驗適用機制。將在實踐中提煉出來的，并且反復證明行之有效的經驗做法融入日常辦案之中。審判人員遇到類似案件時，可參照適用前述經驗做法，從而實現經驗適用機制的規范化、常態化。

該院自開展刑事和解試點工作以來，精心籌劃，大膽嘗試，不斷積累刑事和解工作的經驗，先后制訂出臺了《刑事和解試點工作規則》、《刑事和解試點工作規程》等文件，從實體與程序兩個方面著手規范操作；精心選擇包括盜竊、非法拘禁、故意傷害、詐騙等多種罪名在內的典型案件展開和解，力求覆蓋面廣，示范效應突出；針對每個刑事和解案件，都要求案前分析，案后總結，做到深入挖掘問題，不斷積累經驗，并形成書面材料向中院、市、區政法委反饋，確保上級部門能夠及時了解基層法院刑事和解試點工作的開展情況，從而也引起了省高院有關領導的重視和關注。

二、試行刑事和解所取得的成效

1、被害人利益得到最大化實現

刑事和解是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間為利益最大化而選擇的案件解決方式。為了能夠爭取到最寬大處理，被告人通常都較為積極的愿意賠償被害人的經濟損失。只有當事人雙方的意愿都至少得到最低程度的滿足時，和解才可能達成，其協商談判心理博弈顯然取決于雙方當事人的自由意志，和解與否、和解形式完全

由他們決定。法院只對和解的條件、過程和內容進行監督和審查，并不直接干預和解協議的達成。2009年我院受理的刑事附帶民事案件16件，達成刑事和解協議的案件共11件，和解率達68.75%，其中搶劫罪1件3人，已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0.5萬元；盜竊罪2件3人，已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0.4278萬元；交通肇事罪4件4人，已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46.78748萬元；故意傷害罪3件4人，已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111.88萬元；尋釁滋事罪1件4人，已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1.52萬元，和解并實際履行的標的合計161.11528萬元；占附帶民事案件標的的90.04%，使達成刑事和解案件的被害人利益得到了最大化的實現。

2、減少雙方的對立，增進社會和諧

在2009年該院受理的這16件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達成和解協議獲得從輕處罰的有11件16人。刑事和解為被害人和被告人提供了對話的平臺，通過雙方達成和解，能消除沖突、實現社會和諧。對被告人而言，由于已經真誠悔過，其人身危害大為降低或消除，對其減輕、從輕或免除刑事處罰，能夠幫助其認罪服法，真誠改造，緩和罪犯對被害人、社會和刑事司法機關的敵對和仇視心理，避免將自己置于社會的對立面，對軟化刑罰的執行均有重大的作用。

3、提高訴訟效率

在這11件和解案中，簡易程序9件，平均審理期限13.8天；普通程序2件，平均審理期限38天。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后法官可以當庭宣判，或在最短的時間內做出裁判，可見刑事和解還有利于促進審判效率，縮短案件審理期限。而對于被告人也希望能在開庭的同時聽到判決結果，就象病人求醫一樣，如若醫院長時間診斷而不下結論，病人就會疑惑病重或者焦慮煩燥，不利于病情救治，被告人也一樣希望早日知道結果，才知道努力的方向是什么，才會明白怎樣才能贖自己的罪，洗心革面，重新做人。[2]

4、減少上訴、申訴和其他后遺癥

正如被告人與被害人雙方能夠達成和解，自然經過了一番利益的爭奪和放棄，各自有所滿足，還緩和了關系，減少了當事人上訴、申訴、申請抗訴、上訪的可能性，避免了傳統訴訟方式種種后遺癥。

5、有利于對未成年人的矯正

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大幅上升，與此同時，對未成年人采取的監禁、感化等矯正措施成效不大，青少年緩刑、減刑、假釋和刑滿釋放后的再犯罪率依然很高。但犯罪的未成年人始終是要回歸社會，刑罰功能和刑事和解功能的結合，可以使被告人更加自然地實現再社會化的過程。刑事和解并不必然地帶來刑

罰的免除，但由于刑事和解是以被告人承認過錯、承擔責任以及被害人寬恕為基本內容的，刑事和解過程對被告人直接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是其他矯正措施無法實現的，對刑罰功能的實現無疑具有重要的輔助意義。我院達成和解協議的這11件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案件的僅1件1人，并且在和解后得到了從輕處罰。

刑事和解制度還可以使部分罪行較為輕微的或者初犯、偶犯免除刑事處罰，避免貼上犯罪標簽以及集中關押帶來的交叉感染不利于教化的弊端，最大程度地挽救失足青少年。

三、試行刑事和解存在的問題

被告人的經濟狀況可能導致刑罰適用不平等的問題

同樣的案件或同一案件中的不同被告人，由于存在經濟能力的差別，可能出現富人有能力賠償，而他們在履行了經濟賠償責任后，容易得到被害人的諒解，從而獲得從寬處理或不判重刑；窮人卻因為家庭經濟條件差，無力賠償，沒法達成和解協議，而得不到從寬處理或被判重刑。刑事和解對于富人來說，很容易成為用金錢免于刑罰的“制度依據”，而那些窮人在刑事和解面前有一道無法跨越的門檻，可能導致刑事和解只對有錢的被告人適用而將貧窮的被告人排除在外的情形。

四、實施刑事和解制度的幾點建議

1、堅持刑事和解必須在現行法律框架內進行的原則

把刑事和解制度引入該院司法實踐中還處于探索試行的階段，應當在現行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實施，不能超越或違反，必須堅決維護黨和國家的權威，維護法律的權威。規范刑事和解的適用范圍：（1）是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2）是被告人有悔罪表現，且對自己的犯罪行為供認不諱；（3）是被害人和被告人雙方自愿；（4）是被告人有經濟賠償能力或其他補救辦法，能彌補其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實際損失；（5）是當事人和解不得違反國家法律規定、社會公德。

2、堅持被害人、被告人自愿的原則

在刑事和解中，必須堅持被害人、被告人自愿的原則，不能勉強。和解強調的是對個人自由和自主權的充分尊重，強調當事人的自愿性，在實現和解目的的過程中，雖然法院不可避免地也會起到調停或促和的作用，但糾紛當事人的自主意愿對糾紛的解決起決定作用。

3、堅持公平正義的原則

當事人之間和解的前提是被害人或其家屬基于真實意思表達的同意，如果被害人或其家屬不同意，那么案件就不能進入刑事和解程序，自然也就不存在“賠錢減刑”、“花錢買命”的問題。另一方面，即便被告人有悔罪表現，也能與被害人或其家屬達成和解，但如果案件性質特別惡劣、犯罪手段特別殘忍、社會影響太大，法院也可以不考慮和解因素，對被告人不予以從寬處理。還有，考慮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不使刑事和解這項好的制度為“有錢人”所獨享，可規定具有真誠改過之心，經濟困難的被告人可以分期履行和解協議，但必須提供相應的擔保。

4、堅持明確規定刑事和解期限的原則

刑事和解具有公正高效的法律價值，為避免和解過程久拖不決，影響審限和訴訟效率，必須對和解過程規定一個時限。

五、刑事和解制度的發展方向

1、可以把刑事和解適用到嚴重暴力犯罪上

如果被告人實施嚴重暴力犯罪之后，真誠悔罪，積極賠償被害人或其家屬，說明其人身危險性不大或已經降低，從特殊預防的角度考慮，沒有必要對其適用最嚴厲的法定刑。

對嚴重暴力犯罪適用刑事和解有利于維護被害人及其親屬的利益，一定程序上能夠避免因犯罪引發的后續社會問題。在嚴重暴力犯罪的審理中，如果在量刑時不對經濟賠償給予一定的考慮，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基本上無法執行。由于很多被害人都是家庭中的主要經濟來源，一旦遭受嚴重暴力犯罪的侵害被傷害或殺害，整個家庭就失去了頂梁柱，生活將會陷入困境。而我國目前還沒有完善的被害人補償機制，如果得不到及時有效的經濟賠償，被害人或其家屬就會不斷上訪，或者采取自殺、自殘等極端方式要求執行附帶民事判決，甚至不排除因生活所迫而實施犯罪的可能。[3]

2、刑事和解與犯罪矯治雙管齊下定能取得更好的社會效果

教育、矯正取代報應、懲罰已經成為刑事司法系統的主要目標。對悔改人員，輕微違法犯罪人員，失足青少年要實施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實行“恥感重建”即把注意力集中在行為本身的罪惡上，而不是將被告人視為一個不可救藥的罪惡的人，反對給被告人及其所處的現有社會關系戴上灰色的帽子，[4]矯正其

犯罪心理和行業惡習，使其將來能順利回歸社會。刑事和解和犯罪矯治功能的結合，可以使被告人更加自然地實現再社會化的過程。

刑事和解只不過方法和程序不同而已，它對被害人地位的提升、對被害人損失賠償的重視、強調發揮當事人在刑事訴訟中的主觀能動性及恢復道德觀念、以和平方式恢復秩序，在對話協商基礎上解決沖突，對處理所有或者大部分非敵對、非不可調和的犯罪案件都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一、浮梁縣法院刑事和解適用的現狀（以近五年案件為調查基礎）

1、適用范圍

主要適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輕微刑事案件包括交通肇事、故意傷害（輕傷）、過失犯罪，以及親屬鄰里關系中的盜竊,數額不大的詐騙、搶奪、敲詐勒索等。且上述輕微刑事案件中的犯罪行為主要侵犯了被害人的個人利益，對公開利益的損害較小，適用刑事和解不至于造成被害人利益保護和公開利益保護的失衡。

2、適用比例

經調查，浮梁縣法院近五年刑事案件總數為701件，適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數為116件，占總案件數的16.55%。其中，適用刑事和解的主要案件類型為交通肇事、故意傷害（輕傷）、過失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3、和解程序

從基本步驟上：首先，犯罪嫌疑人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屬）的諒解；其次，被害人（或其家屬）要求或者同意司法機關對犯罪嫌疑人依法從寬處理而達成的協議；最后，司法機關依據雙方達成的對犯罪嫌疑人依法從寬處理的協議對犯罪嫌疑人依法從寬處理。

從結案時間上：刑事和解案件的結案時間以兩個月內所占比例最大。

4、和解方式

包括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但絕大多數案件是以賠償損失的方式達成和解。

5、和解效果

被害人（及其家屬）對案件結果較滿意，無上訴上訪現象；犯罪嫌疑人對案件結果較滿意，無上訴上訪現象；案外民眾普遍反映法律的公平正義得到實現，刑事和解體現了寬嚴相

濟的社會主義法制理念；再犯罪率較低。

二、刑事和解現狀分析

就浮梁縣法院刑事和解適用的具體情況，我們可以看出刑事和解的適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價值，但其制度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1、存在的問題

①整體上適用和解比例偏低

從刑事和解情況來看，浮梁縣法院近五年刑事案件總數為701件，適用刑事和解的案件數為116件，僅占總案件數的16.55%。刑事和解的適用范圍主要集中在交通肇事、故意傷害（輕傷）、過失犯罪等輕微刑事案件，并且在這些案件中適用的比例也并不高。盡管刑事

和解在司法實踐中已經有一定的適用，但就適用的比例來說仍然比較低，其作用并不能得到

更好的發揮。

②和解方式單一，賠償缺乏標準

刑事和解的方式包括犯罪嫌疑人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和解的方式一般僅限于賠償損失，且賠償缺乏統一的標準，在實際操作中差異較大。

③是否增加維權難度存在質疑

表面看來，刑事和解的一個重要條件是賠償到位，能達到被害人諒解的程度，這對被害人權益無疑是一種有效的、切實的保護。但現實中，由于執法部門主張和解，受害人將有可能陷入漫長的“和解”調處過程當中，進一步拉長了案件的處理時間，并不利于受害人維權。

④缺少明確的法律依據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中并未對刑事和解做明確的規定，這使得刑事和解的適用缺少法律依據，同時也使得刑事和解在司法實踐中沒有統一的適用標準，從而造成其適用的混亂。

⑤刑事和解的法律監督問題

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司法機關為了保障刑事和解的自主性，總是會對和解活動的進行保持一段距離，僅僅進行形式上的審查，從而難以發現實質上的缺陷。而且審查和監督很多都是事后進行的，這同樣加大了糾偏的難度。就司法機關自身而言，刑事案件經由和解，會帶來一定的便利，因為依據和解協議所作的判決更加具有可接受性，上訴和申訴的案件數肯定大為減少，這種因為個案正義帶來的效益難以讓人拒絕。因而，司法機關事實上缺乏監督、審查刑事和解的過程和內容進行糾偏的動力。

2、刑事和解的現實作用

①刑事和解，更能體現和諧社會的原生態，維護社會自行和諧的功能。如果說一些輕微的刑事案件的發生是和諧社會的一個個毒瘤，那么對這些輕微的刑事案件的當事人雙方進行刑事和解，司法機關的介入引導就象是一副“良藥”，是在“良藥”的作用下，才消除這些毒瘤的。而允許刑事案件“有限私了”則更象是 連“良藥”都不用就能消除這些毒瘤的自行“排毒”功能。這種功能很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在案發后其“性本善”的迅速悔悟，也可能是來自古老的文明社會“和為貴”思想的影響。若推行用“良藥”去消除毒瘤，為什么不允許用自行“排毒”功能去消除毒瘤呢？如果推行刑事和解，而不允許刑事案件“有限私了”，不免會有“舍本逐末”“只準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之嫌。

②刑事和解制度可以消除被害人和犯罪人之間的對抗狀態，在溝通過程中，犯罪人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被害人諒解，從而國家和犯罪人之間的對抗狀態也得到消除或者緩解，這樣就既確立了被害人的寬容心態，也確立了國家的寬容心態。從這個意義上講，刑事和解是對社會沖突的及時、有效回應，它不是與社會沖突相對抗，而是與之達成妥協。

③刑事和解，能使刑事受害人的損失得到更及時的經濟賠償和精神撫慰。在司法實踐中，我們經常看到有一些本來就很簡單的輕微刑事案件的被害人遲遲得不到犯罪嫌疑人的精神撫慰和經濟賠償，其原因之一是刑事案件不能私了，因此，對犯罪嫌疑人來說，他會擔心即使主動賠償了，也還是免不了要去坐牢的，所以就不愿主動賠償了，就等法院判決后再說吧，而訴訟程序又比較漫長，少則兩三個月，多則一年半載。而允許刑事案件“有限私了”就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里，由刑事案件的雙方當事人通過自愿協商達成和解協議，刑事受害人的損失就能得到更及時的經濟賠償和精神撫慰。

④刑事和解，對犯罪嫌疑人也是一種法律的教育或警告。對于那些社會危害性不大的輕微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來說，若不分輕重地一律采取“一關了之”的從嚴政策，“不良記錄”將伴隨其一身，有的甚至會“破罐子破摔”，不利于壯大構建和諧社會的力量。而允許刑事案件“有限私了”，犯罪嫌疑人通過自身的悔過或者通過親朋好友、領導同事、老師同學等的批評、教育、開導，必定會對自己危害社會的行為有一個深刻的教訓和反思，對犯罪嫌疑人來說，這是一種來自親情和友情的法律教育或警告，更具人性化，也更具親和力和監督力。這種來自“民間” 的法律教育或警告，從效率和效果的角度看，并不會比走一輪“官

方” 的漫長的訴訟程序要差。

⑤刑事和解，更加節約司法資源或成本，讓有限的司法資源用于處置對社會危害較大的案件上。在司法實踐中，如果按照普通的訴訟程序走完，一個刑事案件從公安機關的立案偵查，到檢察機關的公訴，再到法院的審判、執行機關的執行完畢，要消耗大量的司法資源或成本。當然，為了保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受犯罪分子的侵害，為了維護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消耗大量的司法資源或成本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對于一些輕微的對社會危害不大的刑事案件而言，如果能夠不消耗大量的司法資源或成本，就能達到維護人民的利益（最直接的是受害人的利益），維護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最直接的是受害人所在的局部社會的和諧與穩定），那又何樂而不為呢？更何況，我國目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司法機關的人手偏少，嚴重危害社會的惡性案件頻發，人少案多的矛盾還非常突出。如果能在一些輕微的對社會危害不大的刑事案件上把有限的司法資源或成本節約出來，更多地用于處置對社會危害較大的案件上，那又

何樂而不為呢？

⑥刑事和解，符合“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符合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是解放思想、創新司法實踐的具體體現。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轉型期社會，今后一段時期，我

國各地仍然處于刑事犯罪高發狀態，維護社會穩定的任務非常艱巨，必須始終對嚴重犯罪和多發性犯罪保持“嚴打”態勢，以有力地懲罰和震懾犯罪。但我們同時也要充分關注近年來輕微犯罪的發展態勢，努力在寬緩的政策方面有所作為，切實解決當前輕罪處理中的突出問題，緩和沖突，在促進實現社會和諧的同時，更應保護和鼓勵社會的自行和諧功能。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在我國刑事和解制度還不完善，但其價值和意義是不容否認的，刑事和解制度是我國刑事訴訟發展的必然結果。

三、對構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幾點建議

根據以上分析，并結合我國刑事法律制度的特點和刑事司法實踐的現狀，我們認為構建刑事和解制度應在刑事立法和配套措施改革上考慮以下幾點：

1、取消被害人的公訴參與權，確立以刑事賠償為中心的刑事和解制度。

鑒于被害人參與公訴會加劇刑事沖突的對抗程度，并影響到當事人之間正常關系的恢復，因此，在刑事訴訟法中應取消被害人及其委托代理人出庭參與控訴、質證和辯論的權利。指控犯罪的權力應完整地交還給公訴人，被害人只參與和刑事賠償有關的訴訟過程（刑事和解）。在此，公訴人的角色是“報應”，而被害人的角色是“恢復”，兩種相反角色的職能發揮才能充分保證刑事正義的全面實現。這一設計并不是否定或削弱被害人獨立訴訟當事人的地位，相反，可以保證被害人有限的精力投入到與被害恢復有關的必要程序。同時，訴訟立法應改變過去那種將刑事賠償納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傳統模式，將解決賠償爭議作為與定罪、量刑同等重要的訴訟目的。于是，刑事和解在性質上不再是依附于刑事訴訟的民事程

序，而本身就是一種刑事訴訟。

2、適用范圍上應以自訴案件為突破口，逐漸擴展到公訴案件中的輕微刑事案件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待各方面條件完全成熟時，才能擴展到嚴重暴力性犯罪案件。

自訴案件的法官調解已具有了刑事和解的雛形，將其改造為刑事和解程序的難度相對較小。相關的程序設計大致有：法官在受理自訴案件之后，應將其轉交和解中介機構處理，如果和解達成協議，則法官以調解書的形式確認和解協議的法律效力；如果雙方不愿接受調解，則由法官審理后逕行判決。公訴案件中的輕微刑事案件包括輕傷害、交通肇事、鄰里關系中的盜竊、數額不大的詐騙、搶奪等，以及未成人犯罪的各類案件至少應當在偵查終結之后由檢察官或法官提出刑事和解。在我國現行的刑事司法模式下，偵查過程缺乏法官的控制、檢察院的偵查監督也形同虛設，如果將刑事和解置于偵查程序中，則偵查機關將會擁有事實上的審判權，其濫用的可能性極大。鑒于傳統的社會輿論和被害人及其家庭對嚴重暴力性犯罪的極度痛恨，以及正當程序下司法認定的難度增大，我國目前尚不具備適用此類案件的必備

條件。

3、將被害人是否諒解、犯罪人是否賠償或是否致力于賠償作為對其進行實體處理的法

定情節。

在起訴階段，可作不訴處理；在庭審階段，可以作為從輕、減輕或判處緩刑的依據；在行刑階段，可作假釋或減刑的條件之一。對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和解，應以被害人與加害人是否達成諒解協議為依據；對公訴案件中的輕微刑事案件，既要看被害人是否諒解，也要看當事人是否達成賠償協議及是否履行。經檢察官或法官對當事人協議的合法性進行審查認定之后，該協議即具有特殊的法律效力。這種特殊性應當表現在，雙方約定的事項包括經濟賠償、私人勞務、社區服務等與普通民事契約條款不同，一旦犯罪人不自覺履行，經被害人

申請或法官自主裁定該協議即喪失效力；犯罪人不承擔違約責任，也不會被強制履行。違反協議的唯一法律后果是刑事和解過程的終止。

4、以基層普遍存在的人民調解組織為基礎，建立專業的刑事和解調停機構，培訓合格的調停員；以立法的形式確認法官對刑事和解的司法控制和司法監督。

覆蓋社區的基層調解組織具有豐富的調解工作經驗，是建立刑事和解調停機構的重要基礎。在行政隸屬關系上，和解調停機構應劃歸司法行政機關管理，以保持在刑事司法機構之外保持相對的獨立性與中立性。但是，由于刑事和解性質內在地要求該程序的嚴密性，因此，由法官、檢察官對于調停人員的專業知識的培訓和業務的指導是必不可少的。更為重要的是，刑事和解在性質上是特殊的訴訟階段，因此，由法官進行的司法監督或司法控制是不可缺少的。對刑事和解的司法監督與控制應當包括以下內容：審查決定刑事案件是否交付刑事和解，親臨現場或派人在場監督刑事和解過程，對和解協議的真實性、合法性、可行性進行審查以確定其是否有法律效力，對和解協議的履行進行監督，終止和解協議的效力、恢復正常的司

法程序。

5、建立被害人人身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保護制度。

對被害人的保護在現行法中唯一的體現是《刑法》第307條規定之妨害作證罪，但其立法意圖在于正常司法秩序的維護。除此之外，被害人在刑事司法過程中的人身安全的保障，以及在社會名譽、勞動就業及其他社會活動方面安全保護則于法無據。西方國家的被害人保護制度從性質上是一種經濟補償制度，如新西蘭于1963年、英國于1964年建立的對暴力犯罪的人身被害人的補償制度即屬此類。與這些國家良好的法治狀況相適應，司法過程中被害人人身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安全并沒有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因此無立法保護之必要。根

據我國國情，建立刑事司法過程（包括刑事和解過程）的被害人人身保護制度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立法應明確：出于影響司法效果的目的而對被害人的人身、財產、名譽、勞動就業等實施的威脅、暴力、賄賂等行為為法律所禁止，違法人員和有此類行為傾向的人員應分別承擔刑事責任和限制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措施；在刑事司法過程中，被害人的勞動就業、工資福利、醫療保險等予以特別保障，任何形式的改變或調整須經被害人的同意。

第二篇：山東東營落實四項措施建立消防產品管理長效機制

山東東營落實“四項措施”建立消防產品管理長效機制

王元龍

為進一步鞏固消防產品專項整治工作成果，嚴厲打擊制售假冒偽劣消防產品的行為，有效凈化全市消防產品市場，山東東營消防支隊在開展消防產品專項整治工作的同時，積極探索，從落實四項行之有效地措施入手，努力建立消防產品質量管理長效機制。

落實市場檢查機制，凈化消防產品經營環境。支隊把加強消防產品的日常檢查作為防火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定期對轄區消防產品銷售部門進行產品質量抽查，檢查采取資料審查、隨機抽測、現場實驗相結合的形式，嚴厲打擊假冒偽劣消防產品經營銷售的渠道，并把日常檢查與專項治理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對消防產品管理的高壓態勢，有效阻止不合格消防產品流入市場。

落實執法過硬機制，加大審核力度。支隊將消防產品質量監督工作納入建筑工程消防設計審核、在建工程施工質量監督和消防驗收工作，對在驗收中發現的問題，立即予以糾正，責令相關單位拆除、更換不合格消防產品。同時，加強對消防產品流通和使用領域的監督檢查，對生產、銷售和使用不合格消防產品行為予以嚴厲處理，預防假冒偽劣消防產品在市場上流通、在工程上使用。

落實舉報投訴機制，加大對案件處理力度。對群眾舉報的消防產品案件，安排專人進行查辦。對發現不符合市場準入制度和不合格消防產品，除責令更換合格產品外，依照《消防法》對違法行為人實施處罰；對制售假冒偽劣消防產品違法行為，通報工商部門依法吊銷其營業執照，構成犯罪的，由公安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落實部門協作機制，確保消防產品市場健康運營。支隊積極主動與工商、規劃等部門聯系協作，調取所有在冊消防產品生產、維修、安裝、銷售單位及消防設施使用單位名冊，并組織人員逐一核實，為有效監管提供第一手資料。同時，對生產、銷售企業進行全面檢查，及時發現和查處質量違法行為，防止問題產品流向市場，并對復檢不合格和嚴重不合格的產品予以公告，加強對企業的警示教育，切實加強從源頭上加強對消防產品的管理。

第三篇：臨潁縣法院四項措施落實

臨潁縣法院四項措施落實《若干規定》

臨潁法院緊密結合法院實際，認真組織干警學習最高人民法院下發的《關于在審判工作中防止法院內部人員干擾辦案的若干規定》，并及時制定出臺了實施細則，從源頭上有效防止法院內部人員干擾辦案工作，有力地促進了公正廉潔司法。

一是集中學習，層層抓落實。臨潁縣法院于7月15日召開全體干警會議，要求全院干警深刻認識最高人民法院出臺《若干規定》的重要意義，切實增強嚴格執行《若干規定》的自覺性，做到人人皆知，時時牢記；同時，在全院開展貫徹落實《若干規定》專題教育活動，要求各部門以庭科室為單位組織學習討論，熟知具體內容，增強遵守制度，將防止法院內部人員干擾辦案作為加強隊伍廉政建設、樹立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良好形象、推進法院“三項重點工作”的重要內容來抓，引導廣大干警筑牢思想防線，嚴格約束自己的行為，自覺抵制請托說情之風對工作的干擾和影響。

二是加大宣傳力度。以全體在職干警為對象，通過全面動員、學習宣講、座談討論、公開承諾等多種方式進行宣傳教育，要求干警不止自身學習《規定》，還要將《規定》的內容推廣到社會中，特別是向自己的家屬及法院退休人員講明《規定》的內容，從根源上杜絕法院內部人員干擾辦案的現象發生，促進公正廉潔司法。此外，1 法院還要加強對重點崗位、重點環節的監督力度，特別是加強對審判權、執行權和司法管理的監督，為公正、高效、廉潔的司法環境營造更加良好的前提條件。提高社會及相關人員對《規定》的了解，主動接受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的監督，從根源上杜絕防止法院內部人員干擾辦案，促進干警公正廉潔司法。

三是深入對照查擺與整改相結合。臨潁縣法院干警結合自身的工作實際，嚴格對照《若干規定》，認真查擺了自身是否存在私下接觸本人審理案件的當事人及其親屬、代理人、辯護人或者其他關系人；從上到下，從個人到整體，深刻查擺是否存在違反《規定》的行為，努力營造公正、高效、廉潔司法環境。對有違反規定情形的，由干警在七日內填寫《人民法院工作人員涉廉事項報告單》，報主管領導簽字后存檔備查，并結合具體情節給予誡勉談話、通報批評、紀律處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同時，及時對落實的總體情況、具體措施、成功經驗、遇到問題及解決方案等進行總結，在整改中總結，在總結中提高，以進一步推動法院廉政建設和法院工作科學發展。

四是強化監督檢查。臨潁縣法院紀檢監察部門結合開展的“五除”專項活動進行不定期明查暗訪，紀檢監察室加強監督、檢查力度，充分發揮紀檢監察員的職能作用，對貫徹落實《若干規定》開展不力的單位，進行通報批評并督促其限期整改；對違反本規定的法院工作人員和退休人員，依紀依法嚴肅查處。同時，加大對外宣 2 傳力度，通過新聞媒體、法院網絡公布《若干規定》，自覺接受社會各界和案件當事人的監督。對違反《規定》的干警，依法依規嚴肅處理，用鐵的紀律維護司法廉潔，決不允許姑息縱容，做到警鐘長鳴。

第四篇：司法局四項措施構建密切聯系群眾長效機制

某某縣司法局

四項措施構建密切聯系群眾長效機制

一、加強制度建設，建立健全為民服務機制。根據司法局實際情況，建立完善窗口部門和服務行業中為民服務的各項制度，加強內部管理，規范服務標準，簡化群眾辦事程序。完善了崗位責任制、服務承諾制、限時辦結制、首問負責制、一次性告知等系列制度，根據工作職能要求，對服務的內容、辦事程序、辦事時限等相關具體事項，通過公示欄等方式向社會和公眾作出公開承諾，接受社會監督，承擔違諾責任；首問接待人應妥善處理群眾咨詢，熱情、耐心、細致地接待辦事群眾，做到一次性告知，嚴格按照規定的時間、程序和要求處理各項行政事項。

二、提高思想認識，加強與人民群眾的聯系。一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上下功夫，增強為民服務的宗旨觀念。以“爭當人民好公仆”、“發揚傳統、堅定信念、執法為民”和學習劉玉美工作法等活動為載體，定期組織開展“五有”群眾觀念教育活動，讓廣大干部職工樹立“眼里有群眾、嘴里有群眾、手里有群眾、兜里有群眾、車里有群眾”的思想。二是在聯系服務群眾上下功夫，發揮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組織開展“三進三同”、“結窮親”、“三下三清”等活動，2011年我局人均辦好事3件，幫扶社區服刑以及刑釋解教人員105戶、回訪222人次，局領導下基層60余次，科所隊領導下基層400余次。讓廣大干部職工更貼近人民群眾，深入群眾，了解到群眾的愿望，想群眾所想，急群眾所急，為廣大老百姓排憂解難。

三、完善服務設施，加大便民服務力度。一是“148”法律服務專線開通，各鄉鎮（街道）司法所均設立了法律服務便民工作站和工作熱線。為我縣需要尋求法律幫助的服務對象提供了無償咨詢服務，尤其為處于社會弱勢的貧困、殘疾等受援人群提供極方便、快捷、熱情的服務，使得他們足不出戶，便能夠獲得法律幫助。二是大力開展了服務發展、服務社會、服務民生“五項工程”活動。每個律師事務所均與村居簽訂了免費法律服務協議，隨時為村居提供法律幫助，化解矛盾糾紛，切實解決了廣大農村村民的法律需求。三是窗口部門和各司法所均設置了政務公開欄、法制宣傳欄、辦事指南等，方便群眾辦事；在窗口部門和服務大廳等直接服務群眾的場所，設置了群眾休息等待區，提供座椅、飲水設備，配備應急藥品等，滿足辦事群眾的基本需求。

四、拓寬監督途徑，強化群眾監督。一是健全和完善群眾執法舉報、投訴、回訪制度。設立了投訴電話，局機關、各司法所均設立了舉報信箱，明確專人負責對舉報案件的處理和答復工作，對群眾反映的問題及時處理，并對已處理的案件進行定期回訪。二是提高對民主評議工作的重視，組織社會群眾、執法監督員、服務對象等對法律援助中心、公證處、15個司法所進行測評，充分聽取執法監督員的意見和建議，主動接受群眾的監督。通過不斷暢通群眾監督、輿論監督和民主監督的渠道，使廣大干部職工，增強自覺接受監督的意識，把權力真正用在為人民服務上。

第五篇：內丘法院四項措施加強安保工作

內丘法院四項措施加強安保工作

今年上半年，內丘法院接待來訪來訴群眾2670人次，值庭、收監、協助執行80人次，共出警196人次，接待穩控信訪人工作約50人次，攔截危險違禁物品進入法院20余次，有效維護了法院的正常工作秩序，營造了穩定的社會環境。

一是領導發揮正確導向作用。該院黨組書記、院長經常或早或晚重點關注法院安保工作，堅持日常檢查、重點抽查，形成了一把手重點關注、主管院長具體落實、法警隊全力負責、干警扎實執行的良好格局。

二是夯實安保流程管理基礎。一般來訪來訴群眾進入法院，需經過咨詢、聯系、安檢、登記、持證入院、接待簽證、護送出院；庭審用警，需經過調警審批、開庭通知、制定警務保障預案、警務保障工作安排、命令傳達、出警登記；押解值庭經過提押、看管、值庭、還押。以上過程均實行動態管理、記錄在冊，做到任務明確、職責落實到人，確保安保工作形成規范化管理。

三是全面加強干警隊伍素質。該院黨組非常重視法警隊建設，不僅配齊了法警隊領導班子，還新招錄了7名干警；配齊警用設備設施，積極為部分干警解決了工作待遇問題；支持法警進行各項業務技能

等培訓工作，極大提高了法警的釋法能力、業務能力和服務能力，有效推動了審判執行的警務保障工作。

四是嚴格落實績效考核制度。法警值班、出勤、備勤、請假均記錄在案，做到權責分明、有據可查。通過量化管理、以崗定責、以責考績，以績獎罰，全面、公平地評判法警的工作業績，激發了法警隊全體干警創先爭優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