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司法體制改革的幾個基礎性問題

關于司法體制改革的幾個基礎性問題

改革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深化。隨著當前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逐步深入，改革推動者、參與者在“問題導向”的指引下已將改革任務聚焦于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健全法官職業保障制度、完善司法責任制等核心問題。如何理解中央改革導向、如何把握改革的基礎性問題，以避免和祛除根深蒂固的行政化觀念對改革實踐造成影響和妨礙，已成為改革實踐者必須直面的現實。為此，筆者從試點法院改革實踐的角度出發，就應予進一步厘清的幾個基礎性問題略抒管見。

一、關于建立科學的法官員額制度

人的問題是根本問題。改革首先呼喚法官隊伍的職業化、專業化建設，其基本路徑首選去蕪存菁、去偽存真地構建法官員額制度，以實現由合格法官行使裁判權，根本性重塑司法權主體。在這項改革實踐中，需要明確兩個基本問題。

問題一：法官員額的確定應參考哪些因素？

確定法官員額需要考慮的因素非常復雜，需要根據當地的人口數量、經濟發展水平、案件數量、案件的復雜難易程度等確定每名法官的工作量，進而根據案件總量確定法官員額。同時經費裝備、司法輔助人員的配置、交通環境條件等方面因素，也都與員額比例的設置有直接關系。

容易被忽略的是，在確定法官工作量時應對法官的生理承受極限給予必要關注，以避免鞭打快牛，單純以提高法官人均辦案量為目的。在以往的法官員額制改革探索中，大多數被選任的精英法官年均辦案量均大幅增加，致使改革后的法官疲于奔命，違背了改革初衷。相應的解決辦法應當是注重完善審判輔助隊伍建設，擴張其規模，提高其效能，使法官從繁雜的程序性事務中解脫出來，專注于公正裁判。這就需要立足于實際，對法官與審判輔助人員的比例進行“此消彼長”地逐步調整，避免用指標式“一刀切”的辦法確定法官員額。

問題二：如何準確把握員額確定標準與員額比例之間的關系？

員額一旦確定，不得隨意變更，追求員額制相對固定是設計者、管理者的便捷化思維。當員額確定的影響因素發生變化，員額比例必然需要適當調整。員額確定標準是基礎和前提，員額比例是在員額確定標準基礎上，對各類司法人員之間占總人數的量化反映。如果恒定了具體比例，以法院總人數來確定法官員額，不僅與法官員額確定的通行標準不符，也將使法官員額的確定具有了很大的隨意性和不可控性，很難照顧到不同法院的實際。因此，改革應側重于法官員額的確定標準而非具體的比例值。筆者認為，本輪司法體制改革，各個具有代表性的試點地區要根據本區域的實際情況在確定員額標準上下功夫，設定富有彈性的員額確定方案，而非統一確定員額設置比例。

二、關于建立符合司法規律的辦案責任制

完善辦案責任制具有重要意義。權力、責任、利益是管理過程中管理者實施管理的“三要素”，缺一不可。落實“權責利統一”的原則，“責”在其中居于核心，承上啟下。要實現人民法院審判權運行中的“權責利統一”，必須完善辦案責任制，準確把握四個基本問題。

問題一：什么是辦案責任？

辦案責任可以界定為：依法取得審判權的法官，在履行執法辦案、審判管理、審判監督過程中，違反法律法規和紀律規定、管理規定以及法官行為規范、道德準則，嚴重損害和影響人民法院司法為民、公正、公信形象，依法、依規應當承擔的辦案崗位責任。

有關辦案責任的制度設計，旨在解決好辦案責任如何發現、如何認定、如何追究的問題，特別是責任追究程序如何啟動、由誰來啟動等具體操作的問題，力求辦案問責制度落到實處。相關的制度規范大體應包括以下一些內容：一是建立辦案質量負責制。在保障合議庭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前提下，按照“權責利統一”的原則，明確和細化承擔責任的程序事項和實體事項以及免責事由等，區分審判績效責任與違法違紀責任、司法過錯責任，理順啟動責任追究的工作程序，建立法官申辯機制，既強化責任追究又保障法官的正常履職行為。二是合理劃分辦案責任。筆者認為，辦案責任可以劃分為：案件審理的法律事實認定責任、辦案程序公正責任、法律依據適用責任、案件管理監督責任、審核簽批把關責任以及案件裁判效果責任等。三是有效落實辦案責任。在辦案責任的監督、管理、追究方面，要強調以權定責，并將違法、違紀、違規、不當履職行為責任統一量化為崗位目標責任，記入法官審判業績檔案，進行科學考評，嚴格獎懲。

問題二：如何明確辦案責任主體？

完善辦案責任制的前提是要構建符合審判權運行規律的審判組織體系。在審判組織體系中，獨任庭、合議庭、審判委員會是其基本構成，在這些基本構成中又包含了院長、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審判長、主審法官、合議庭其他法官等基本構成要素。對于這些構成及其要素，均要首先明確其意義，不能相互混淆，否則就會導致制度設計上的矛盾和模糊，更不可能具有可操作性，也將與訴訟法的規定相沖突。

例如，實踐中就存在對“主審法官”這一概念的模糊認識。2013年11月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及2014年7月公布的《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在中央層面正式提出了“主審法官”的概念。自“主審法官”這一概念出現以來，對之內涵的爭議始終未絕。筆者認為，“主審法官”與“法官”的區別僅在于各自在合議庭中的職責分工不同，“法官”因承辦某一具體案件而成為“主審法官”。“主審法官”本身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僅僅是對具有法官身份的人當其參加到合議庭承辦某一具體案件時的職責上的稱謂。由于合議庭中的審判長具有法定的核心地位(訴訟法明確規定)，主持合議庭審理案件是其基本職責，故不能將“主審法官”中的“主審”理解為主持合議庭審理案件，而應理解為承擔主要的案件審理職責，并對其承辦的案件在其職權范圍內享有獨立的相對完整的裁判權。否則就將混淆“主審法官”與“審判長”的界限，勢必影響整個辦案責任制的制度設計，也將難與相關訴訟法的規定相符，亦與法理不通。

問題三：如何對審判職權進行優化配置？

所謂審判職權，是指享有裁判權的機構、組織或個人，針對申請者向其提交的訴訟案件，依照法律規則作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裁決結論，從而以權威的方式解決爭議的權力。作為人民法院職權的核心組成部分，審判職權的優化配置，內涵豐富、外延寬廣。從審判職權內容上看，包括審判權和與審判權相關的輔助性權力兩大組成部分，其中，審判權又包括管轄權、審理權和裁判權三項權能；與審判權相關的輔助性權力又包括審判事務管理權、審判解釋權和審判指導監督權三項權能。從審判職權配置的表現形式上看，可分為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所謂縱向的審判職權配置，主要是指審判職權在上下級法院之間的分配與設置。所謂橫向的審判職權配置，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審判職權在同一層級法院之間的分配與設置，比如地域管轄分工等；二是審判職權在同一法院內部的分配與設置，比如審判機構的職能分工、審判組織的權限等。

就同一法院內部的審判職權配置來講，應著重在審判職權的橫向優化配置方面進行制度設計，最主要的是對審判權、審判事務管理權和審判指導監督權等進行合理配置。只有如此，才能在權力的制約監督上做到管控到位、管控有度、管控有序、管控有效。

問題四：對錯案責任追究制度應如何修正？

由于司法過程中對于事實和法律的認知存在多樣性，因此我們必須謹慎地使用“錯案”這一概念。從實踐角度看，“錯案”的產生極其復雜，往往摻雜了司法人員主客觀方面的多重因素，如果不問具體情形，一律追究其責任會使司法人員因履職而處于不利境地，也與國際倡導的司法豁免權理念不符。從某種程度上說，現在關于錯案責任追究制的一切問題，都可以歸咎于我們如何評價和處理“錯案”，也就是“錯案”的認定標準、認定機制問題，而對此又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衷一是，尚無定論。因此，筆者建議不再使用“錯案”這一頗受爭議和詬病的概念，改之以“司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度”，其好處是，一方面可以不再探究是否構成錯案，只要在司法活動中出現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即可認定為存在過錯，這樣就將過錯客觀化了，也符合基本的過錯行為理論；另一方面，能夠與司法職業責任豁免制度相配套、相協調，有利于法官排除不必要的案外因素的干擾，潛心嚴格依法辦案，確保司法活動的獨立與公正。

三、關于建立符合職業特點的法官職業保障制度

建立法官職業保障制度，是由法官職業所決定的，也是完善司法廉潔機制的重要途徑。法官職業保障的內涵較為豐富，它包括法官的權力、地位、收入、安全、教育和監督保障等內容。筆者對業已形成一致意見的有關問題不再贅述，僅著重探討兩個基本問題。

問題一：法官等級為何應當“自然晉升”？

司法體制改革后，法官已不是官，故法官等級也與行政官級無關，其僅代表法官的自身素質及其司法能力，因此，不能再簡單地套用行政職數來限制法官等級職數，否則會使對法官的管理重新陷入行政化的怪圈，進一步壓縮法官的職業發展空間，不利于法官自身素質的養成，不利于留住優秀人才。法官法對于法官等級實行的是“等級評定”制度。“等級評定”意味著只要具備法定條件，均應自然晉升法官等級，而不是“擇優”或“競選”。因此，不能將行政級別的晉升方式原封不動地移植到法官等級的晉升規則之中。只要法官的自身素質及其司法能力達到了相應等級的基本要求或資格條件，即應自然晉升法官等級。

問題二：是否應建立司法職業責任豁免制度？

所謂司法職業責任豁免，是指司法人員對于自己在司法活動中依法實施的行為、發表的言論和裁判的結論，享有不受指控或法律追究的權利。

司法職業責任豁免制度起源于西方國家，它不同于違反職業倫理的個人責任。法官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規定已賦予法官一定范圍內的責任豁免權。賦予法官這一權利，旨在確保法官的獨立性，使得法官能夠自主履行審判職能。一般地講，強化法官的辦案責任制是以賦予其獨立的審判權和充分的職業保障為前提的，而且權、責、利必須配套同步推進，沒有充分的司法職業保障，包括司法職業責任豁免，甚至讓法官以有限的權力去承擔無限責任，就不會有自由心證和獨立審判，更不可能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如此，改革的成效就將大打折扣。

四、關于司法體制改革的配套推進

北京大學法學院傅郁林教授曾言道：司法體制改革可以“打折”，但必須“打包”。所謂“打包”，是說改革所涉及的各個元素和環節必須同步推進，因為單項推進會導致制度結構失衡。因此，改革在設計思路上和推進方向上一定要全盤考慮、配套推進，必須考慮到各個環節之間的系統性問題。

問題一：人員分類管理改革如何跟進？

實踐中，審判輔助機構、司法行政機構的綜合管理、服務保障對發揮審判職能機構的作用影響至關重要。因此，相配套的審判輔助機構、司法行政機構改革必須同步進行，相應的審判輔助人員、司法行政人員的分類管理改革也須跟進，否則不可能全面優化司法人力資源配置結構，也會影響整體改革的應有效果。

尤其重要的是，要突出審判輔助人員的職業特殊性。人員分類管理后，審判輔助工作的服務與支撐作用必定會越發重要，專業化甚至職業化的法官助理、書記員將日益凸顯其區別于一般公務員的職位要求和職業特點，如果將他們按公務員法有關綜合管理類公務員的規定予以管理，未顧及其職業特殊性，將會極大地削弱這部分人員的工作積極性，進而降低其職業尊榮感，不利于相關工作的有效開展和順利接續。

問題二：改革應否突破現行法律？

本輪司法體制改革已然涉及深層次問題，必然面臨是否可以突破法律框架這一不可回避的問題。比如，我國目前雖有法官法，但現行公務員法已將法官納入普通公務員進行管理，法官法實際上已被虛化了。申言之，我國立法目前并無對法官作有別于普通公務員進行管理的制度規范，而目前的改革政策明確提出將法官按有別于普通公務員的制度進行管理，改革目標本身不僅挑戰改革適法性，而且必然推動新一輪修法、立法。如果硬性要求司法體制改革必須“堅持在法律框架內開展”，必將使改革裹足不前。

筆者建議，在司法體制改革試點過程中，有權機關應就改革所觸及的法律修改問題向有關立法機關提出修法意見，或者取得立法機關對改革試點單位的法律適用授權，以確保改革取得預期效果。

五、結語

司法體制改革作為我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法治建設的關鍵點和切入口，是凸現“法治中國”的標志和宣言，足以激蕩起全社會的法律信仰和法治情懷，對國家法治建設及未來發展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司法改革的力量源泉，來自于對司法權性質的正確認知和對改革阻力的準確估量。在這場舉足輕重、復雜艱巨的改革中，面對橫亙在現實面前的深層困境，需要改革者的智慧、勇氣、魄力和擔當，要以“殺出一條血路”的氣概來謀劃和推動改革，最終讓每一起案件的裁判不論特殊與否，都只遵循法律判斷而無其他因素的紛擾，讓每一個公民都能在自己所親歷的司法體驗中確定無疑地見證到公平。

第二篇：司法體制改革

司法體制改革：立案審查變立案登記制

發表時間:2014-10-29 8:25:50 內容來源:新京報 瀏覽:3 上傳:0 作者: 全文(共2頁)

■ 說明

司法不公問題十分突出

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我曾經引用過英國哲學家培根的一段話，他說：“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十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如果司法這道防線缺乏公信力，社會公正就會受到普遍質疑，社會和諧穩定就難以保障。因此，全會決定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

當前，司法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問題十分突出，一些司法人員作風不正、辦案不廉，辦金錢案、關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等等。司法不公的深層次原因在于司法體制不完善、司法職權配置和權力運行機制不科學、人權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針對司法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舉措，這次全會決定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基礎上對保障司法公正作出了更深入的部署。

加強公共利益保護

現在，檢察機關對行政違法行為的監督，主要是依法查辦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涉嫌貪污賄賂、瀆職侵權等職務犯罪案件，范圍相對比較窄。而實際情況是，行政違法行為構成刑事犯罪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是亂作為、不作為。

全會決定提出，檢察機關在履行職責中發現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行使職權的行為，應該督促其糾正。作出這項規定，目的就是要使檢察機關對在執法辦案中發現的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違法行為及時提出建議并督促其糾正。這項改革可以從建立督促起訴制度、完善檢察建議工作機制等入手。

在現實生活中，對一些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造成對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險的案件，如國有資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轉讓、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等，由于與公民、法人和其他社會組織沒有直接利害關系，使其沒有也無法提起公益訴訟，導致違法行政行為缺乏有效司法監督，不利于促進依法行政、嚴格執法，加強對公共利益的保護。

由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有利于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完善行政訴訟制度，也有利于推進法治政府建設。

以審判為中心避免冤假錯案

充分發揮審判特別是庭審的作用，是確保案件處理質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環節。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公檢法三機關在刑事訴訟活動中各司其職、互相配合、互相制約，這是符合中國國情、具有中國特色的訴訟制度，必須堅持。同時，在司法實踐中，存在辦案人員對法庭審判重視不夠，常常出現一些關鍵證據沒有收集或者沒有依法收集，進入庭審的案件沒有達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法定要求，使審判無法順利進行。

全會決定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目的是促使辦案人員樹立辦案必須經得起法律檢驗的理念，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檢驗，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這項改革有利于促使辦案人員增強責任意識，通過法庭審判的程序公正實現案件裁判的實體公正，有效防范冤假錯案產生。

——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

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

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必須完善司法管理體制和司法權力運行機制，規范司法行為，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一）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任何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都不得讓司法機關做違反法定職責、有礙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機關都不得執行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違法干預司法活動的要求。對干預司法機關辦案的，給予黨紀政紀處分；造成冤假錯案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健全行政機關依法出庭應訴、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執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完善懲戒妨礙司法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拒不執行生效裁判和決定、藐視法庭權威等違法犯罪行為的法律規定。

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非因法定事由，非經法定程序，不得將法官、檢察官調離、辭退或者作出免職、降級等處分。

（二）優化司法職權配置。健全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各司其職，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體制機制。

完善司法體制，推動實行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試點。完善刑罰執行制度，統一刑罰執行體制。改革司法機關人財物管理體制，探索實行法院、檢察院司法行政事務管理權和審判權、檢察權相分離。

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回法庭，審理跨行政區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辦理跨地區案件。完善行政訴訟體制機制，合理調整行政訴訟案件管轄制度，切實解決行政訴訟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等突出問題。

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變立案審查制為立案登記制，對人民法院依法應該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訴必理，保障當事人訴權。加大對虛假訴訟、惡意訴訟、無理纏訴行為的懲治力度。完善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完善審級制度，一審重在解決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二審重在解決事實法律爭議、實現二審終審，再審重在解決依法糾錯、維護裁判權威。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

明確司法機關內部各層級權限，健全內部監督制約機制。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主任檢察官、主辦偵查員辦案責任制，落實誰辦案誰負責。

堅決懲治司法掮客行為

（三）推進嚴格司法。

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

全面貫徹證據裁判規則，嚴格依法收集、固定、保存、審查、運用證據，完善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保證庭審在查明事實、認定證據、保護訴權、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明確各類司法人員工作職責、工作流程、工作標準，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確保案件處理經得起法律和歷史檢驗。

（四）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司法。堅持人民司法為人民，依靠人民推進公正司法，通過公正司法維護人民權益。在司法調解、司法聽證、涉訴信訪等司法活動中保障人民群眾參與。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保障公民陪審權利，擴大參審范圍，完善隨機抽選方式，提高人民陪審制度公信度。逐步實行人民陪審員不再審理法律適用問題，只參與審理事實認定問題。

構建開放、動態、透明、便民的陽光司法機制，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警務公開、獄務公開，依法及時公開執法司法依據、程序、流程、結果和生效法律文書，杜絕暗箱操作。加強法律文書釋法說理，建立生效法律文書統一上網和公開查詢制度。

（五）加強人權司法保障。強化訴訟過程中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知情權、陳述權、辯護辯論權、申請權、申訴權的制度保障。健全落實罪刑法定、疑罪從無、非法證據排除等法律原則的法律制度。完善對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偵查手段的司法監督，加強對刑訊逼供和非法取證的源頭預防。

落實終審和訴訟終結制度，實行訴訪分離，保障當事人依法行使申訴權利。

（六）加強對司法活動的監督。完善檢察機關行使監督權的法律制度。完善人民監督員制度。司法機關要及時回

應社會關切。規范媒體對案件的報道，防止輿論影響司法公正。

依法規范司法人員與當事人、律師、特殊關系人、中介組織的接觸、交往行為。嚴禁司法人員私下接觸當事人及律師、泄露或者為其打探案情、接受吃請或者收受其財物、為律師介紹代理和辯護業務等違法違紀行為，堅決懲治司法掮客行為，防止利益輸送。

對因違法違紀被開除公職的司法人員、吊銷執業證書的律師和公證員，終身禁止從事法律職業，構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堅決破除各種潛規則，絕不允許法外開恩，絕不允許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

■ 說明

跨行政區劃設法院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深入發展和行政訴訟出現，跨行政區劃乃至跨境案件越來越多，涉案金額越來越大，導致法院所在地有關部門和領導越來越關注案件處理，甚至利用職權和關系插手案件處理，造成相關訴訟出現“主客場”現象，不利于平等保護外地當事人合法權益、保障法院獨立審判、監督政府依法行政、維護法律公正實施。

全會決定提出，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這有利于排除對審判工作和檢察工作的干擾、保障法院和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有利于構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區劃法院審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區劃法院審理的訴訟格局。

建巡回法庭

近年來，隨著社會矛盾增多，全國法院受理案件數量不斷增加，尤其是大量案件涌入最高人民法院，導致審判接訪壓力增大，息訴罷訪難度增加，不利于最高人民法院發揮監督指導全國法院工作職能，不利于維護社會穩定，不利于方便當事人訴訟。

全會決定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回法庭，審理跨行政區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這樣做，有利于審判機關重心下移、就地解決糾紛、方便當事人訴訟，有利于最高人民法院本部集中精力制定司法政策和司法解釋、審理對統一法律適用有重大指導意義的案件。

——習近平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

第三篇：司法體制改革

司法體制改革

楊小軍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副主任

課程前言

大家好，下面我們要講的主題是關于“司法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一直是一個老話題，說這個話題的時間已經很長了，但十八屆三中全會將這個問題又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司法體制改革的目標和一些基本要求和內容，今天我們以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作為基礎和結合當前司法體制改革的一些具體做法，介紹關于中國的司法體制改革。

我們講三個問題：第一，為什么我們要改，即原因；第二，改是要達到什么目標，改來改去想干嗎？它要達到目標是什么；第三，改哪些內容，我們就講這三個問題。

一、司法體制改革的原因

（一）司法欠缺公平正義

現在來看第一個問題，中國的司法體制為何要改革？2013年1月在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習近平同志說：“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在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中推進。”這是第一次講到了一個標準問題。什么標準？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

第二，在2013年2月，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同志有一個講話，也重復了這個話，他說：“我們提出要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所有司法機關都要緊緊圍繞這個目標來改進工作，重點解決影響司法公正和制約司法能力的深層次問題。”這兩次講話都提到了一個關鍵的命題，司法要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就能感受到公平正義。2013年1月和2月兩次場合習近平就講這句話，這說明現在的人民群眾在司法案件中沒有感受到公平正義，至少沒有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要不然為什么會提出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公平正義是司法的生命，是司法的核心，是司法之所以要成為司法的一個價值所在。打官司法院是最后一個講理的地方，是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如果最后的也不講公正，那留它干嗎。所以，全世界，包括中國，都希望司法是最公平的地方，所以法院的徽章標記，全世界法 1

院的門口都是天平，拿著公平的一把劍，眼睛蒙著，它看不見，這才能顯示公平。習總書記講的是中國為什么要搞司法改革的一個重要原因，當前的人民群眾沒有感受到司法的公平。

那你這么說了，司法認為自身是公平正義的，如最近查出來的很多在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當中，它都是經過了合法程序，一個人被判了刑，在監獄里面服刑，然后過了兩天，他就出來了，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等各種理由，減、假、保就出來了，他出來以后，你看這是不是不對？他說沒有，我們都是經過考核給了分，然后監獄、監獄管理局、檢察院、法院，所有的司法機關都參與了的，怎么會存在問題？我是公平正義的，減刑也是按程序做的，但觀察者（老百姓）不這么認為，那為什么減、假、保出來的當官的比例多呢，為什么有錢的人多，為什么老板多，為什么官員多？那些不是老板、不是官員的人為什么就出來得少？所以最近新聞媒體上講，有多少個官在牢房里面服刑的這些官，以及減、假、保出來的現在又重新被收了回去。這是沒感受到，你說你公平正義，但老百姓說沒感受，我們看到的不是這樣的，你既不公平也不正義，這就是問題。

（二）司法公信力不足

那到底它正義不正義呢？我們來看，習近平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在作說明的時候有這么一段話，他說：“這些年來，群眾對司法不公的意見比較集中，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與司法機制和工作機制不合理有關。”這里面有三個命題，中央領導是如何來看待這個問題的？第一，群眾對你有意見，而且還比較集中。我們先不說你有沒有問題，我們先說群眾對司法不公的意見比較集中。這么多意見難道你就沒有問題了嗎？你說你做得天衣無縫，你說你做得很好，我說我的件件案件都很公平正義，可群眾對你的意見比較集中，“兩會”的時候為什么有幾百張棄權票對檢察院和法院，這難道不值得我們注意嗎？這是第一層意思。第二層意思，司法的公信力不足，習近平講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與XX有關，他已經確定了一個前提“公信力不足”，你讓別人相信你，可是越來越多的人不相信你，不信你就是你的問題，所以這不是老百姓個別人的感受問題，既然意見比較集中就說明公信力不足，公信力不足你還在那兒叫喚說自己怎么地公平正義，那就有問題了，這是第二層意思。第三層意思，這種公信力不足，與體制機制的不合理也有關，所以才要改。所以具有這三層意思，第一，大家的意見比較大；第二，公信力不足；第三，在公信力不足當中存在各種原因，但與體制機制也有關。這是為什么我們要改司法的關鍵。

二、司法體制改革的目標

所以我們來看第二個問題，要改成什么樣的？要達到什么目標？還是這句話，總目標是要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 2

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這個總目標里，首先是一個政治目標，你改來改去別改成資本主義的了，必須堅持道路是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在這個大前提下，我們來看它的三個目標。

（一）公正

第一，公正。公正是司法的生命。怎么改？如果改來改去，離個目標越來越遠的話，或者原地踏步，那改革是失敗的，所有的改革措施和改革內容都要圍繞著如何增強司法的公正性來的。比如你這個法官，你怎么去裁決，比如說你抓一個人，公安機關抓一個人（犯罪嫌疑人），那你怎么去收集證據，那你會不會受到左鄰右舍的影響，先入為主，把他認定為是個罪犯？這是公正性的問題。法院也好，檢察院也好，你能否做到你的公正性，不受別人的干擾，著力地作出判斷，依照法律，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

所以改革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去地方化”，何為去地方化？法院、司法機關的人財物的管理要歸省上統一進行管理，縣上不能管，市上也不能管，要將司法跟地方保持適當的距離。我們來舉一個例子，一個派出法庭在鄉里面，它是要審案件的，但鄉黨委、鄉政府給它的要求是法院、法庭，你到我這兒來，你要配合我的工作，要圍繞著鄉黨委，鄉政府的中心工作來搞，這是冠冕堂皇的，他怎么會圍繞著鄉長的工作來搞，鄉長說把那個農民的房子拆了，法院上去把那房子拆了。有一個游客發生糾紛了，鄉長說這個事情需要處理，公安局上去，公安局上去就把他逮了。這是你替我分憂，司法替鄉政府、鄉黨委分憂，這樣一種體制和做法長時間下去會把鄉鎮的司法機構變成鄉黨委、鄉政府的看家護院的走狗，怎么可能有公正？它就成了鄉黨委、鄉政府的一個工作機構、一個附庸，一個“兒子”或“孫子”，那又如何談得上公正？你應該是服從國家的法律，而不是去服從鄉黨委、鄉政府，你連這個都做不到，你談什么公正，所以這個改革一定要朝著這個目標，朝著這個目標絕不是一句空虛的話，這個制度上是需要進行動的。

（二）高效

第二，高效。對于中國的司法機構而言，當前的高效有一些是明確的，所有司法案件的辦理都有一個期限，多少時間之內完成，你別小看它，世界上有些國家，甚至發達國家，對于法官是沒有時間限制的，一個案件你拿過來，你愛什么時候審就什么時候審，你什么時候審查都可以，中國是有的，這個制度我們比歐洲國家有些制度還要好，要保證高效，我跟你限制個時間，你得把案子給我結了，你拖上個三年、八年，人都已經拖沒了，有一句話叫做“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因為這個正義已經失去了它的價值，至少它會打折扣，這是第一個，這方面我們已經有了，所以這個制度我們應該堅持下去。

高效里的第二個目標是要做到能夠終結糾紛和案件。就一定有一個結點，我們一審、二 3

審、申訴、信訪來回轉，這談何高效！一個案件十幾年在這兒轉，它沒有一個退出機制，或退出機制非常地脆弱，這是不行的。這是目標的第二，必須要做到高效，這是兩個方面的問題了。

第三，有些案件簡易的，速戰速決，不要都按著規矩來拖得很長，沒有必要。當事人也清楚，原告也清楚，被告也清楚，大家都認可這個事情了，能簡則簡，不是每一個事情都要上至公堂，都要擺在一個大法庭去開決，其實這種例子，我們看過不少這樣的例子，雙方當事人都沒有什么爭議，這個問題解決起來對事實沒有什么疑問，剩下的就是對責任的歸屬和法律的問題的爭議，在這時候一個司法機構能夠很快地作出一個決斷以滿足社會運轉的需求，這是第二個高效的目標。

（三）權威

第三，權威，要確立法治的權威，就必須確立司法的權威，因為司法是保證法律實施的，但很遺憾，這么多年來，法院、檢察院越來越沒有權威了，司法的公信力正在不斷地丟失，今天我們不是去討論司法公信力的丟失問題，但這個事實我們要假定，我們將它作為一個前提，所以它的權威性不夠，說的話也沒人聽，有的聽，有的沒人聽，如果你說的，你判的滿足他的需求，他就說這個法院是個好法院，法官是個好法官，但如果你判的東西不符合他的要求，那你就是一個貪官，法院就是不合格的。所以，我就接著告，一直告到滿足為止，這個制度必須改，這樣的話，司法就沒有權威了，你讓一個沒有權威的機構來解決法律糾紛，怎么可能解決得了。我講一個案子，有一個大學老師評職稱的時候，他從副教授評為教授，然后教授委員會通過了，職稱評定委員會通過了，通過了以后學校就應該發文，結果學校沒發文以前說有人舉報，說他以前填的一些工作量是假的，然后學校就去調查，調查了以后認為這個舉報是屬實的，因此學校就把他的教授資格給當住的。職稱評定委員會通過以后，那學校再重新要發一份文件，我們靠文件來認定教授的資格，這個制度就是一個行政化的模式，現在學校就不發這個文件，文件里面沒有這個老師的名字，這個老師就不干，他就到法院去告，法院認為學校這個認定是錯的，所以法院讓原告贏了，讓這個被告（學校）輸了官司，輸了以后我們現在不要去討論這個案件對與錯，查得準還是不準，這些事情我們沒法了解，我們只說一個問題。法院既然已經作了決定，那這時候它就應該生效了，它生效了以后生效了法院就應該服從，但學校不理法院，高校是一個廳局級，而一個基層法院的法官他甚至連個科長、科級都不是，所以這個法官更沒有辦法跟學校對話，它就不理他，不執行判決，一直拖下去，那這樣的法院、這樣的司法，在一個學校里面尚沒有如此高的權威，它怎么去駕馭社會，駕馭國家機關？這種現象是不能發生的，因此我們的改革一定要有助于提升司法的權威性，說的話要管用，這就叫權威，當然權威是多方面的，從制度上來講有權才有威，你要不給它一個權力，它沒有一個終結點，4

它說完了以后后邊還有人說話，這就不管用了。法院判了以后，信訪還在后邊管，那你法院頂什么用？什么制度上給它一個權力，一個終結糾紛的權力，這是第一，有權才有威；第二，法院要具有公信力，你不具備公信力誰聽你的？權威要從公信力里邊出來，所以這個制度建設里面，它是環環相扣的，你怎么樣保證你的裁決是公平正義的，這是司法體制改革要達到的三個目標，公正性、高效性和權威性。

三、司法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

（一）改革司法管理體制

1、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

第三，該改什么問題？改哪些方面？司法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都包括其中了。第一，改革司法管理體制。首先是體制問題，體制里面包括第一項，推動省以下地方的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的統一管理，這是“去地方化”，法院不要成為縣、鄉、市，當地黨委政府的一個部門。把人財物要統一歸到省上去？為什么要把人財物歸省上統一管理？是為了讓它同當地的黨委政府適當地保持距離，如果一套檢察院，一套法院，完全的吃喝拉撒都靠當地黨委和當地政府，它能不聽當地黨委和當地政府的話？是捏著它的命脈的，你發工資得我管，你的基本建設得我管，你的車輛的配置的錢歸我出，辦公樓的建設也是歸我。你要是得罪了我，我就不批你的辦公樓，你就建不成。人家國家機關都在發這個費用，那個費用，那法院、檢察院你就不給你發，那你這個檢察長、法院長能干得下去嗎？領導又不喜歡，群眾又抱怨，那是兩頭受夾板氣，所以我們不是說要讓它脫離地方，而是要適當地保持距離，保持這個距離讓它能夠做到公平正義。這是人財物拉出來，不要再歸縣上、市上管了，更不要歸鄉上管，直接掛到省上去，由省上統一管。

2、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保證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 第二，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保證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施。這是管理體制的，管轄制度的錯位管轄，錯位管轄是指我們現在的司法管轄的區域制度和行政區劃是完全一致的，比如一個區的行政區劃，一個縣的行政區劃，一個省的行政區劃，一個鄉也是個行政區劃，那法院、檢察院，它也和這個體制完全融合，省法院對應的是省這個行政區劃，市法院、市檢察院對應的是市的行政區劃，區法院、縣法院對應的也是，鄉鎮也對應的是這個，完全重合，完全重合，這個制度我們實行了幾十年，但存在著一些問題。它跟地方黨委政府的關系就越來越緊密，它就越來越成為同級黨委和政府的一個工作部門。它越來越它的話，所以案件放在它這兒，它就沒有辦法審。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告區政府的案子，區法院怎么 5

審？你讓一區法院去審一個被告是區政府的案件，這就不好審了。另外一個，它當然不會把黨委作為一個被告，如果區黨委或書記打過招呼的案件，在本區域內它怎么審，所以，給它實行錯位管轄，當然需要探索，怎么個錯位才合適。比如像金融機構那樣分大區，比如像有人提出那樣，我們搞巡回法庭，我管一片，我和你錯開，你這個縣，縣法院和縣政府不完全在同一個區域，是否可以？我幾個縣歸這個法院管行不行？或者說省法院派一個巡回法庭管這一片，那我就不歸這一片的市、縣管了。這也是能夠增強司法適當獨立性的一種制度性改革。24:45

3、建立符合職業特點的司法人員管理制度，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職業保障制度

第三，建立符合職業特點的司法人員管理制度，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的職業保障制度。這里的核心問題是要建立符合職業特點的人員管理制度。當年公務員法制定的時候，我們把公檢法司都列為了公務員，即“大公務員”，但我們忽略了另外一個問題，司法里的公務員和普通公務員有它不同的特點，我們過分強調了它的統一性，而忽視了它的特殊性，這就是問題所在。所以，我們怎么來改？讓法官的管理制度不能完全按行政化的方式來管理。比如一個案件的裁決，在行政機關一個事項是逐級請示的，在法院我們也是這種方式，現在也是這種方式，那這就不適合他。一個法官的晉升、錄取、考核和一個政府官員的錄取、考核幾乎是一樣的，沒有體現司法人員管理制度的特點，這是不行的。這是第一，司法改革的體制問題。

（二）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

1、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 第二，要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改完了就要運行，這個運行，如何運行？第一，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讓審理者裁判，讓裁判者負責。這是我們當前案件處理當中、運行機制當中存在的一個問題，按照我們的法律，這個案件最終要經過審判委員會，如果這個案件疑難、復雜、重大，它要經過審判委員會去作出決定。實際運行當中，豈止是審判委員會，我們還有法官，法官上面還有合議庭，合議庭上面還有庭務委員會、庭務會議，還有庭長、副庭長，然后還有主管副院長、院長，法院外面還有政法委、政府、黨委、上級法院等，所以各個都能夠影響了決定這個案件，這就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審者不判案，判者不審案”的現象。審者不判，判者不審，這個案件是誰審理的，誰對事實、誰對案情、誰對當事人最了解？是這個案件的三個法官，他會調查事實，他會詢問當事人，他會跟律師對話，他會去收集證據，執政，這個過程沒有比這三個人更了解，這是審理者。但在這個案件最后拍板的是審判委員會，審判委員會是院長、副院長、各庭庭長，是大官。這些一、二十 6

個人又不審案件，他就坐在那兒聽匯報，“你說這個案件怎么回事？”然后他再問一問這個問題那個問題，問完了以后說：“我看就這么定吧。”這就是典型的審者不判，判者不審，這個制度就應該被改掉。所以改成主審法官和合議庭辦案制，法官和三個人組成的合議庭，你們三個人定這個案子，你定你就有權力，把這個權力給了你怎么體現？很簡單，院長就不要再簽字了，副院長就不要再簽字的，庭長就不要再簽字了，你就管好行政事務，案子上的事情由三個法官自己定，他們簽發這個案件就可以打印，對外就發生效力。當然，還有第二個內容，不要看把這個權給了法官，但是你是否有負責任？出了事唯你是問。這是第一。

2、明確各級法院職能定位，規范上下級法院審級監督關系

第二，明確各級法院的職能定位，規范上下級法院的審級監督管理。不要小看，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從法律規定上而言，要劃分為兩部分。從法律規定上來講，我們的法律從來規定的上下級法院都是審級監督關系，什么叫審級監督？只有在案件的審理上你才能夠監督他。你們是審理上、案件處理上的級別，而不是行政級別。因為這個法院是由地方人大產生的，和上級法院沒有關系，這是法律規定的，從來沒有變過，稱為“審級監督”，比如這個案件你處理了，如果當事人不上訴就是我們說了算，上級法院也無權過問，如果當事人要上訴到你那兒去了，你有權決定這個案件的處理，所以我們之間的關系就是各審各的案件，在審理級別上的關系，這是法律規定的。這是第一。

第二，事實上早都不這樣了，已經加了很多內容。它的審級監督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變成了一個上下級領導關系，比如上級法院管下級法院的人事，一個直轄市的法院、省市級法院幾乎統管了全直轄市各個區縣法院領導人的任免，我光通過這個人事任免權，我就能夠控制你，那就把上下級法院變成了一個“老子”和“兒子”的關系了，不僅僅是審級監督了。這是第一。第二，上級法院開會、發通知、提要求說哪類案件我們不要接，哪類案件，我們必須加大處理，這不是審級計監督關系，這是我立規，你們去執行，比如我們規定，凡是房屋拆遷的案子，法院都不要受理，這是上級法院規定的，下級法院一聽就都不受理了。這是事實上存在的上下級法院的關系，和法律上規定的審級監督關系已經失之千里了，法律沒動，實際已經動成這個樣子了。

所以，我們現在的司法改革要正本清源，要回來，回到法律上來，所以他講明確各級法院的職能定位，最高法院主要是干什么的？省級法院主要是干什么的？基層法院和中級法院是審案件的，最高法院除了少量的案件的上訴審以外，主要是搞司法解釋和司法政策的。省法院就是審級監督關系，不要自己也造一部分司法解釋出來，現在很多省法院給自己造一批司法解釋出來，按照法律規定，省法院就沒權作司法解釋，這個職能定位就存在問題。第二，要規范上下級審級監督關系，我們現在的做法，它違反了法律，它不規范，要把它糾正過來，有相當的 7

難度。因為讓嘗到甜頭，得到權力的上級法院，你對它一規范，它的權力就沒那么大了。那能否做到？可以拭目以待。

3、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錄制并保留全程庭審資料，增強法律文書說理性，推動公開法院生效裁判文書

第三，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錄制并保留全程的庭審資料，增強法律文書說理性，推動公開法院生效裁判文書。這是講了一個司法公開問題。司法文明也好，司法規范也好，我們一直說它有一個核心的關節點是司法公開，對社會公開，對當事人公開。當事人能夠監督到你，你作這個判斷的理由是什么？你給有拿出來，這就叫公開。你認定它偷雞摸狗的證據是什么？你把證據拿出來。你不能說，一方面認定你有問題，一方面我不告訴你認定的理由，認定的證據，這個證據是從何而來的，所以它要推行全過程（司法公開），司法公開是司法體制權力運行機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的抓手。

怎么公開？它側重講了幾個問題。第一個，全程錄像，這個資料必須保留，錄制資料，你審一個人，訊問一個人，開一個庭，這個過程必須要錄制下來，而且這個資料要保留，不能說你錄下來以后，你有選擇性的，我錄這兒不錄那兒，這就成了PS，都是唬人的，要解決這個問題。第二，所有法院生效的法律文書都要公開，為了保護個人隱私，你可以把他的名字隱去，但是這個法律文書是要公開的。第三個，法律文書是要講道理的，你得把內心認定的依據說出來，我才能夠監督到你，在過去說這個人的民憤極大，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那你根據什么來說明民憤極大，你總不能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叫民憤極大。

4、嚴格規范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程序，強化監督制度

第四，嚴格規范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程序，強化監督制度，這是現在社會詬病比較多的問題，已經判刑入獄的人的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現在講的是兩點，一點要嚴格規范其程序，其實我們現在在實踐當中的減、假、保的程序就規范制度要求和操作過程而言，表面上的程序和制度沒有大問題，它已經做得非常規范了，比如這個人被判刑入了監，那他是需要打分的，他在一天、兩年、三年，每個月每天他的監管人員都要對他以量化的分數進行評價，比如給他分配的活，他有沒有如期完成，他要是完成了，給他加兩分，如果他活沒做完，那就給他減一份，他是這樣來的。比如有人想逃跑，有人想打架，然后他報告了，有一個好的表現，加兩分。比如這個地方出災害了，比如出現地震了，他幫著去救傷員，搶救物資，這就會加分。我們現在對于入監的犯人在制度化管理方面已經非常細了。

所以，嚴格規范減、假、保外就醫程序，程序問題其實最核心的是在后面這句話，要強化監督。程序如果僅僅從字面來看我們已經做得很不錯，但為什么還存在這些問題？比如打分，你的工作做完了，你守了規矩，那應該加兩分，你搶救了人，應該加兩分，你檢舉了他人的問 8

題，應該加兩分，他是這樣來的。但如果有人要造假，如果那兩分、三分、三分不是這么來的，是因為這個人入了刑以后他找了關系，他使了銀子花了錢，然后有人做通了工作，在他服刑的監獄里面給他的分數這么加上去了，那怎么辦？比如他有錢，這個活他干不完，他讓別的犯人給他干，然后他買他的勞動成果，我就是一個大爺，我不能干這么多活，到你這兒就是來改造的，改造的我也干不了，那就誰幫我干我給錢，有人就去干。其他的犯人，沒錢的就跑去干，那干完了以后算我的，所以他的分就會加到他的名下。所以這不是一個程序問題，這是說一套做一套的問題，他這個說一套做一套，我們怎么能夠發現？如果他這個材料一開始就是造假的，然后他從監區報到監獄，從監獄報到監獄管理局、檢察院和法院的時候，你們那一堆法官坐在那兒頂什么用？我們來討論一下，我們程序嚴格不嚴格？程序絕對嚴格，那要上會，要說意見，要說理由，要符合制度，領導要簽字，張

三、李

四、王五都要過一遭，它嚴格地按程序走，但你就無法發現他的造假。所以，程序是表，問題的核心，里在于要監督，核心的問題是要監督。

那怎么監督？牢房是別人進不去的，公眾監督的可能性是沒有的。說老百姓監督，老百姓不可能跑到牢房里面去。那誰才能監督？檢察院。所有的大的，對司法，對人犯的監督，對勞改場所的監督是檢察院的職責，檢察院為什么沒有把這件事情監督出來？因為有一些檢察院滿足于形式，滿足于材料上的審查，而不就地去調查核實，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以司法體制改革在這個減、假、保的問題上出現了這么多官員提前出來，出了這么多有錢人提前出來，這種丑聞難道是程序問題？不是，是真假的問題。只要審判機關、監督機關、管理機關實地去核實，實地去觀察，實地去了解，實地去調查，我們就能發現這些蛛絲馬跡，就能從根子上來解決問題，所以，這個制度改革的關鍵在于減、假、保的這套程序有沒有人去真正實現有效監督。所以，程序建設不等于僅僅是一個過程建設，一個步驟建設，那這樣是沒有實際價值的，問題是在于它是不是真的，它真的一步一步走過來。另外一個，如果上邊有人干預，有人要給這個人減，那你上了會以后告訴我怎么通，領導把下邊的辦事人員叫去說，這個人明天就要開會了，這個人的材料要上會，那你寫個報告，給會上報告一下，意圖是把這個人要減刑或保外就醫，難道這個下屬以后能夠頂著干嗎？你能回去查他法律，這個人不符合條件我就不干。那不是，一定會聽領導，你就按這個寫，你寫完了以后給你的領導看，領導也同意，然后最后到真正發指示的大領導那兒，那當然，本來就是他的意圖，這套程序也是假的，誰來監督？它是用行政背后后臺運作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要講的司法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這么兩大方面，一個是體制問題，一個是權力運行，我就講這些。

總結

我們歸納一下，關于當前的司法體制改革，我們主要講了三個問題：第一個，我們為什么要改，主要的問題是因為它的公平正義的欠缺，公信力不足，所以這些不足和缺陷一定程度上和制度有關，所以才需要改制度，這是第一；第二，改的目標，改來改去，我們最后衡量達到什么目標？也要看目標來衡量，一個目標是公正，這是最核心的，第二個目標是高效，不能變成拖拖拉拉的一個事情，第三個目標是權威，司法能夠取信于民，這是權威的本質；第三，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一個體制改革，“去行政化”、“去地方化”，第二個，司法權力在運行過程當中的改革，比如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問題，如規范性和監督性的問題。由這三個方面的內容來構成了我們今天所講的司法體制改革，我們要講的內容就這些，今天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第四篇：有關司法體制改革淺析

有關司法體制改革提案演講稿

------經濟法1216班胡煜欣

各位親愛的到場的同學們：

大家晚上好，今晚，能夠有幸站在這里，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態度，倍感榮幸。首先，我想說的是自己并沒有資格，沒有足夠的閱歷和經驗去評論有關司法體制相關問題以及司法與行政之間的聯系。站在這里，我僅僅說一下自己對于司法，以及它與行政之間的關系的一些見解，和自己對于司法體制的展望。

我國在歷史上一直是以行政權為主導的國家，行政權在我國歷史由來已久，并在歷史上一直是代替司法權、立法權統一行使其職能的，司法權作為一種“舶來”的權力直到近代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南京臨時國民政府才開始受到中國政府的重視。由于歷史發展的缺陷與后天發展的不良環境，司法與行政在中國其實不像西方現代各國那樣成為與一對相互制約的權力，行政權的獨大占用過多的資源，導致司法權的發展缺乏足夠的資源來壯大自身的力量以對其制衡，而最終的結果是行政權越發強勢，司法權愈發軟弱，集中體現在行政司法化和司法權不夠獨立兩個方面，下面就這兩個問題具體分析我國現行體制下司法權與行政權的關系。

(一)司法行政化

司法行政化是指：司法機關在內部結構、管理方式、運行機制等方面，套用行政機關的模式，并且在體制上沒有完全實現司法審判和司法行政的分立，從而呈現出的一種行政化傾向。從新中國成立至今，中國的司法行為模式是一種典型的行政化的司法行為模式，這種式樣，具有明顯的民族特色和時代特征，是與中國悠久的歷史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相結合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首先，司法機關的行政化管理，亦即法院內部的行政化管理，我國法院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并對其負責，現實中表現為法官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選舉產生，并由其任免，法官由同級黨委極其人事組織部門考察和管理。法院在接受黨委、人大領導的同時又要上級人民法院的垂直領導，上下級法院關系行政化加上法院內部要接受審判委員會的領導，使法院基本上成為一個半行政化的機構，事事報批，時時待命，在重大案件的審判上不敢負責，推卸責任，缺乏創造性。

其次，法官制度的行政化。法官作為司法機關中依法履行審判權的審判人員，在司法機關中處于重要地位。司法公正能否順利實現，直接取決于法官在案件審

理中是否正確地適用了法律。法官素質的高低、法官制度是否合理，已經成為司法體制改革進程中的重要問題之一。我國的法官制度構建于建國初期，但是從一開始就是按照黨政干部制度的模式來設置的。司法機關依然實行的是政府行政部門的人事管理制度，人員參照政府公務員來管理，法官也如同政府公務員一樣，實行著“職位制和品位制相結合，以職位制為主”的職級制度和工資制度，使得法官也有副科級、正科級、副處級、正處級、副廳級、正廳級之分，同為法官，可地位并不一定平等，甚至還有上下級隸屬關系。在法官的補充和選任方面，也是行政意味濃厚，雖然近年來在學歷和知識層次上法官的門檻逐漸增高，但是法官的選拔卻依然和公務員以及其他行政領導干部一樣，必須經過地方政府人事部門或黨的組織部門研究、審批。可以說，一名法官從進入司法機關起，就已經完全的被“行政化”了，法官在這種體制環境下，“獨立”顯然是很難實現的。

(二)司法不夠獨立

司法權是指國家司法機關依據法定職責和法定程序，具體應用法律處理案件的專門活動，具體而言是法院適用法律處理案件的權力，其核心是審判權。司法權和行政權在本質上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國家權力。行政權的主動性、傾向性、應變性、傳授性、先定性、主導性使得行政機關當然形成了層級化、高效化、核心化、強力化的體制結構和管理方式，而這種體制顯然與司法權的被動性、中立性、終極性不相適應，再加上我國司法機關內部司法審判和司法行政的合一化設置，司法機關在承擔著司法職能的同時還履行著部分行政職能，從而使司法機關的獨立受到了影響。主要體現在：

首先，無獨立的司法資源。司法機關的財政預算受制于行政機關，司法賴以運行的資源也由同級人民政府劃撥，行政機關掌握司法機關的經濟命脈是使行政權得以滲入司法審判的深層次因素，司法機關在這種狀況下在審理行政案件時不得不有所顧忌，這種明顯帶有行政化傾向的司法權難以保證法院審判的公平、公正。

其次，由于司法機關的行政化管理和對行政機關的依賴，導致司法權在我國不能作為一種有效的權力獨立行使，無法發揮對行政權的制衡作用，而更多的是受到行政權的干涉，被行政權所牽制，無法發揮司法權應有的維護公平與正義，保證法律的權威不被侵犯的作用。在現實社會中往往出現行政代替司法裁判的現象，司法的最終裁判職能被行政所代替，行政權成為一把掌控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萬能鑰匙，哪里有問題，行政權就出現在哪里，如果政府能很好的作為人民的公仆而服務，這樣一種行政權必將造福于人類，但權力一旦失去制約，必將被濫

用，這是萬古不變的真理，所以，各盡其責，各守本分，達到相互制約與平衡才是最理想的狀態，司法權不夠獨立帶來的危害不僅是制度上的失衡，而且將導致整個社會生活的混亂

三、完善我國司法獨立制度的具體措施

針對前述我國司法制度中存在的問題，筆者建議采取以下具體改革措施：?

（一）理順黨對法院工作的領導體制?

地方各級法院是黨和國家設在地方貫徹執行國家法律和黨的方針政策，履行國家司法職能，維護國家法制統一的國家的司法機關，不是地方的司法機關，不應該受地方黨政機關的領導和制約。為維護司法獨立、公正和法制的統一，應落實法院在國家機構中“一府兩院”的憲法地位，法院系統應實行人、財、物條條管理，由黨中央直接領導最高人民法院黨組，然后法院內部則逐級由上級法院黨組領導下級法院黨組。法院的組織人事和對法院貫徹執行黨和國家方針政策和法律的領導工作由各級法院及其上級法院的黨組和黨委負責。地方黨委對設在本地方的人民法院只在法院貫徹執行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上有監督指導的權利。地方黨委不能領導法院的工作，不得干預法院具體案件的審判工作，否則以違反黨紀論。同時，法院黨務與審判業務要脫鉤，在組織上不能將黨務和審判業務混為一體，管黨務的不能管業務，管業務的不能管黨務，這樣可以防止或至少減弱因上下級法院黨組的領導關系對審級獨立的影響；?

（二）修改法官的任免程序?

現在世界上法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大體上分為三種，一是任命制，二是選舉制，三是任命加選舉制。我國是單一制國家，為維護法制的統一性，司法人員的任命權應統一行使，具體可采取選舉加任命制，即黨中央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或者主席團提名，提請全國人大選舉產生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最高法院院長提名任命最高人民法院其他法官和各高級人民法院法官。中級法院和基層法院的法官均由其上一級法院院長提請上一級人大常委會任命。地方各級法院的院長則從法官中產生，法官按照法定標準，通過國家嚴格的考試取得資格的，非因法定事由，未經法定程序，不受罷免。?

（三）改革現有的法院人事管理機制和法官制度?

對外不能獨立的法院和法官難保司法公正，而將諾大、獨立的司法權賦予一個無能，甚至腐敗的法官無異于災難！?

司法不獨立、不公正和腐敗既有法院外部制度的原因，也有法官制度和法官自身的原因。改革現有的法院人事管理機制和法官制度，首先應將法院的人事管理與地方組織人事部門分離，歸由法院系統。將法院工作人員分為兩類，一類為勤務人員，由法院直接向社會招聘；另一類即為法官，基層法院法官由國家向社會公開招考，符合法定條件的，由人大任命為法官。中級以上法院的法官從下一

級法院的優秀法官中產生。以后的升、降、免職等均按《法官法》由法院直接按程序辦理。同時，制定嚴格的、高標準的法官任職條件，淘汰不合格法官，精化法官隊伍，保證法官隊伍的高素質和高層次；提高法官待遇，增強法官抵御物質誘惑的能力。?

（四）改進法院財政管理體制?

法院經費由地方財政供給，在財政上受制于人有礙司法獨立；法院直接收取各種訴訟費用和實際執行費，也不利于法院的廉政建設，應改為法院的財政開支，包括法官的福利待遇，一律由國家財政統一負擔，根據人員、案件數量等因素，按定額直接劃撥至各級法院或由最高人民法院代管。法院不得自行創收，不收取任何費用。對訴訟費用，法院只負責計算數額后，交由國家有關收費部門負責收取，上交國庫。?

（五）在人大設立專門的司法監督委員會完善人大監督制度?

根據“誰也不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則，當法院或法官本身違反法律時，就產生了一個誰來裁判的問題。因此，可以在人大設立專門的司法監督委員會，行使準司法權，一是對法官的職務犯罪案件組成特別法庭依法審理。二是對法院在適用法律可能損害立法權力的情形下，根據當事者或其它關系者的申訴，糾正錯誤的司法解釋，并作出一般性的立法解釋。?

（六）改革現行的執行制度?

執行職能和審判職能是兩種性質不同的職能，執行職能從其本質上說是不符合司法權性質的，而將這樣一種職能附加于法院就會使法院的性質變得模糊不清。法院只應是專門的審判機關，如果承擔執行職責，那么執行結果勢必會影響裁判的效力，進而使人們對法院的公正權威發生質疑，使司法權力受到損害，因而應將執行從人民法院的職能中分離出去，交由司法行政部門負責，司法行政部門可以為此設立專門的執行警察。?

（七）改革法院內部的管理機制?

建立嚴格的審判責任制是保證司法公正的重要條件。要一改過去審與判、權與責相分離的狀況，真正做到誰審案，誰判案；誰判案，誰負責就必須徹底摒棄現行的院、庭長層層把關，簽批案件的用行政手段管理審判的傳統模式，還權合議庭和獨任審判員。“法官除了法律就沒有別的上司”（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77頁《萊茵省議會的辯論》），法官對案件的具體處理無須事先報院、庭長審核同意，除須報經審判委員會討論的案件和法律規定由院長簽發的法律文書外，所有案件的處理一律由承辦案件的審判組織自行裁決，所有案件的裁判文書一律由審判長或者獨任審判員簽發。要逐步縮小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范圍。同時還要嚴格錯案責任追究制，從嚴懲處違法違紀審判的法官。

第五篇：本土化背景下司法社會工作的基礎性問題探討

本土化背景下企業社會工作的基礎性問題探討 本土化背景下學校社會工作的基礎性問題探討

本土化背景下司法社會工作的基礎性問題探討

馬 姝?

（華東政法大學社會發展學院，上海201620）

摘要：司法社會工作在我國是一個新生事物和新興職業，面臨著從理論構建到實際運作的一系列問題。在社會工作本土化的背景之下，司法社會工作得以確立其概念的合法性，司法社會工作的工作領域可以“行為”為中心，確定為行為前的預防和行為后的矯治，司法社會工作具有社會福利與社會控制、社會化管理與行政化管理、自愿性與強制性等特性。在目前的工作中也存在著社會服務體系和科學運作機制還未建立、司法社會工作者的數量與素質難以滿足需要，政府的重視與扶持不夠等問題。關鍵詞：本土化 司法社會工作 基礎問題

“司法社會工作”目前在我國是一個被廣泛使用但語焉不詳的詞，常見與社區矯正、矯正社會工作等詞替換使用。相應的，司法社會工作的工作領域也不明確，有的將司法社會工作等同于社區矯正，有的將社區矯正與禁毒工作、青少年社會工作一起統稱為司法社會工作1。社會工作在我國正處于起步階段，這些問題的存在本屬正常，但從長遠來看，如果要在我國建立一套規范、嚴謹的社會工作體系，就必須實現定義的明確化和工作范圍的清晰化，具體到司法社會工作的問題上，就是必須解決概念含混、理論基礎薄弱、工作邊界模糊等一系列問題。

?1 華東政法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

譬如上海自2003年以來便提出司法社會工作是構建預防和減少犯罪工作體系的組成部分的工作思路，文件中多將社區矯正、禁毒社會工作、青少年社會工作統稱為司法社會工作。

一、司法社會工作概念合法性辨析：

日常生活中經常會用到一些詞典中并不存在的詞。這些詞如果只限于日常交流，就無需對其用法是否規范進行深究。在強調專業性的研究工作中，概念的使用不能如此隨意，因此就有了概念是否符合專業規范即是否合“法”的問題。具體到本文中，就是“司法社會工作”這一用法是否符合社會工作的專業規范，“司法”與“社會工作”是否兼容？

提到“司法”，人們立即會想到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說的這樣一句話，即“每一個國家有三種權力：

（一）立法權力；

（二）有關國際法事項的行政權力；

（三）有關民政法規事項的行政權力??依據第三種權力，他們懲罰犯罪或裁決私人訴爭。”這一表述集中體現了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學說，即司法有別于立法及行政，是“處罰犯罪或裁決私人爭訟”的權力。當然，從現代各國司法體制及司法機關的職權來看，司法的含義與孟德斯鳩所說的并不一致。現在一般認為，司法的內容受各國傳統及時代因素影響，具有歷史的可變性，無法以一定的方式加以界定。

在我國，“司法”一詞古已有之，司，即執掌，“司法”從漢語字面上直接理解就是專門執掌、操作法律事務的活動。清末變法，中國通過學習西方，引入了西方司法制度，因此，近代意義上的“司法”，始于清末修律，“司法”一詞即便不算舶來的話，司法的真正內涵卻是沿用西方的理解。目前，我國法律中對何謂“司法”并無明確定義，學界對此也沒有一致認識。一般來說存在廣義和狹義兩種解釋，廣義的司法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及司法組織依據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具體應用法律處理案件的專門活動。狹義的司法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在辦理訴訟案件

中的執法活動。實踐中所稱的司法機關，有時指法院，有時是將公檢法司都包括在內。由此可見，司法在我國還是一個定義寬泛的詞，它并非嚴格限定為法院和檢察院應用法律處理案件的過程，一切與執法有關的活動都可稱為“司法”。

至于社會工作，也有多種定義。例如，社會工作是為有需要的人（包括窮人、身心殘疾者、老年人和急需救助的兒童）有組織地提供個人福利服務的工作。例如，理查蒙在《社會診斷》一書中指出社會工作是借助于一個系統來收集材料并理解個人的有組織的方法，社12 【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5頁。

見《社會學詞典》，David Jary&Julia Jary著，周業謙、周光淦譯，臺灣貓頭鷹出版社，第636頁。會工作基本上是一個用特殊方法來實現的改變過程。盡管社會工作的定義有多種，但在社會工作的發展歷程這一問題上少有分歧，社會工作是19世紀初在西方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中產生的一項專業助人工作，最初表現為私人慈善和福利組織的公益活動，之后日益專業化，現在主要由法定機構提供。隨著社會的急速變遷，我國在考慮如何應對社會發展帶來的各種挑戰的同時，在社會領域里引入了社會工作的價值理念。北京、上海、深圳等現代化程度較高的城市則率先在罪犯矯正、青少年和禁毒等工作領域中開始政府購買社工服務的嘗試，由于這些工作離不開司法機關的領導，需要司法工作者和社會工作者的相互配合，因此在實際工作中誕生了司法社會工作這一提法。

按照司法的定義，司法是指一系列由國家司法機關和司法組織參與的與執法有關的活動，在工作性質上具有國家權威性和強制性以及嚴格的程序性和合法性，這便與社會工作的基本價值理念之間存在一定的“沖突”，如司法活動的強制性與社會工作中強調案主自決與自愿之間的“沖突”，如司法活動所代表的行政意志與社會工作雙方的平等性之間的沖突，等等。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的美國，當社會工作專業服務進入到刑事司法體系中時，就遭遇了類似的問題，即“除了面對改變的慣性，還有在矯正機構里的社會服務提供常是非自愿性質的，以及與社會工作其他的價值之間的矛盾，例如案主的自決權利，為案主提供倡護或支持矯正機構，以及在一個權威的情境里提供服務給沒有動機的案主”。因此，“司法”與“社會工作”兩個詞是否適合組合在一起便成為問題。另外，追溯西方社會工作的發展史，可以發現司法社會工作這一提法也極為少見。在社會工作介入罪犯矯正并已形成一套成熟工作體系的國家，也多是按照工作領域將這一過程稱為矯正社會工作。因此，如果以西方社會工作的經驗為標準的話，“司法”與“社會工作”組合在一起的用法也與專業規范有悖。

但是，根據昆耶塔的說法，各國社會工作發展進程會隨著其社會經濟發展的水平和人們在一定時期內所面臨的問題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阮增媛琪教授也說，“每一個社會的社會工作都有其獨特的被建構過程，而每一個社會也會因其所處的環境、時空及群體意愿而去建構它的社會工作本質。在某一個社會及社會工作時空所認定的社會工作本質亦絕不可被套用于12《矯正社會工作》，Albert R.Roberts等著，鄭瑞隆等譯，臺北心理出版社，第22頁。【菲】羅密歐?C?昆耶塔：《契合文化敏感性方向的社會工作課程》，載王思斌主編《社會工作專業化及本土化實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第6-13頁。另一個社會或另一個時空，因為每一個社會都擁有它獨特的文化和社會背景，而且也有它本身的社工群體去參與塑造他們對社會工作本質的理解”。也就是說，社會工作會因各國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甚至各個不同的社會也會對社會工作本身產生影響，形成社會工作的不同特質。因此，我國的社會工作也就是一個需要結合我國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來建構的過程，即社會工作的本土化過程。

本土化的關鍵在于對一國特定文化和社會背景的充分理解。社會工作在我國的出現雖然與西方有相似的社會背景，如都是在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都是在社會變遷過程中出于解決社會問題的需要，都是源于社會中存在大量需要依靠福利制度來救助的群體，等等，但在作為一項專門職業的社會工作的實現路徑上我國卻遵循著與西方并不相同的規律。西方的社會工作是誕生在社會力量強大、社會資源充足的土壤之上，雖然各項社會工作的展開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參與，但各類獨立的社會團體如具有宗教背景的慈善組織、社區組織、民間團體以及社會志愿者組織等在社會工作中發揮著實質作用并承擔主體工作。我國社會長期以來是“大政府，小社會”的格局，政府占有絕大多數資源，非政府組織和社會企業的發展不僅相當緩慢，而且對政府存在資源上的依賴性和組織上的依附性，因此，可以說，我國的社會工作的發展不是一個自然歷史進程，而是在一個社會力量還不是足夠強大的環境中，掌握優勢資源的政府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建設和諧社會和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自上而下大力推動發展起來的，同樣，如果沒有政府的觀念更新、資源投放和組織建設，社會工作也是無法發展起來的。實踐中我們也看到，在那些社會工作得到良好發展的區域，無一不是政府起著主導作用，社會工作組織與政府機構在目前的形勢之下既是合作關系，更有內在的從屬關系。司法領域中的社會工作更是如此。我國的司法機關目前還難以避免地帶有行政色彩，在與司法有關的工作領域內引入社會工作也必然是一個行政主導社工的過程，因此，司法社會工作這一用語中的看似矛盾之處，即具有國家強制力的“司法”活動與以平等為基調的“社會工作”二者之間的矛盾，在我國的現實之中便統一起來，事實上，二者也必須統一起來，因為如果沒有司法機關及其他相關行政部門的支持與推動，社會工作的發展也會存在問題。在本土化背景之下，司法社會工作這一用語不僅可以成立，而且還可能在我國特定的社會環1 阮增媛琪：《從社會工作的兩極化看社會工作的本質》，載何國良、王思斌主編：《華人社會社會工作本質的初探》，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0年版，第123頁。境之下拓展更為廣闊的工作空間，“司法”與“社會工作”這兩個看似不能兼容的工作領域完全可能結合起來。

據此，我們最后可將司法社會工作定義為：在國家司法機關和司法組織參與的與執法有關的活動中，為有需要的人員有組織地提供專業助人服務的工作，其目的在于借助社會工作的專業優勢，在司法機關、社會工作者及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解決社會糾紛、消除社會對立面，促進社會和諧。

二、司法社會工作的工作領域：

司法社會工作目前在我國常被等同于社區矯正工作，即將符合條件的罪犯置于社區內，由專門的國家機關在相關社會團體、民間組織以及社會志愿者的協助下，在法定期限內對其實施矯正，并促使其順利回歸社會的非監禁刑罰執行活動。這里符合條件的罪犯主要包括被判處管制的、被宣告緩刑的、被裁定假釋的、被暫予監外執行的、被剝奪政治權利并在社會上服刑的。但是社會工作可以有所作為的領域應當不止于此，有些城市，比如上海就將戒毒工作、社區青少年工作也納入進來，與社區矯正一道歸入司法社會工作的范疇。可以說，司法社會工作的工作領域目前還沒有形成定論。筆者認為，對于司法社會工作的工作領域，在邏輯上應當從定義出發、結合社會需求來予以確定。司法廣義上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和司法組織參與的一切與執法有關的活動，在這些活動中，國家司法系統大多是當不良行為構成違法行為甚至犯罪之后才介入，體現的是對既定事實的懲罰，在行為發生之前的預防階段和行為人犯罪之后的獄中及出獄后的階段，所發揮的作用相對有限，而這又正是司法社會工作可以有所作為的領域，尤其是在預防違法犯罪這個階段，司法社工能發揮司法系統的工作人員無法替代的作用。因此，司法社會工作的工作領域可以“行為”為中心，分為行為發生之前和行為發生之后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在違法行為發生之前。這一階段司法社會工作的重點在于預防，可以在人民調解、緊急突發事件處理、信訪、治安管理、未成年犯罪預防、法律普及與援助等多個工作領域中發揮社會工作者的作用。這些工作領域的共同特點在于面對的案主都是潛在的違法者，他們或是因為與他人發生利益沖突（如人民調解），或是對社會問題存在偏激認識，或者是一些政策執行不當的過程中產生的利益受損群體（如上訪群體），等等，如果對這些案主不及時進行情緒疏導，就容易導致違法行為的發生，引發進一步的社會沖突。因此，司法社會工作者在這一階段的工作任務就是，盡可能將矛盾、情緒、問題化解或層層過濾，減少 違法行為發生的幾率。具體工作中，可以立足社區，與團委，司法部門、城管、民政、街道，居委，NGO、學校、家庭等多部門建立聯系，以社區為單位，在更廣的范圍內進行篩選，對潛在不穩定人群、困難、弱勢或高危人群（包括下崗失業人員、吸毒人員、不良青少年、流動人口等），建立檔案，組成動態監控網絡，及時了解其動態信息，并尋求資源及時直接扶助幫教，有效應對可能出現違法犯罪行為的人員，必要時請求司法部門協助，并及時提供高危人員的一手信息，以有效預防和減少犯罪。

第二個階段是在違法行為發生之后。這一階段司法社會工作的重點在于矯治。目前司法社會工作主要集中在違法行為發生之后這個階段，例如社區矯正工作，就是對于犯罪行為相對輕微、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的罪犯，讓其在社區內服刑，社會工作者配合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幫助其建立社會連接，以使其更好的改過自新，重新融入社會。除此之外，對于在監獄服刑的人員以及刑滿釋放的人員，司法社會工作都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例如在監獄中可參與到犯罪人的心理疏導、假釋決定，出具判決前的調查報告，勞動技能培養等工作中，在監獄之外可參與刑滿釋放人員就業指導，安置幫教等工作，通過社會工作的專業技能，恢復其社會功能。具體工作中，同樣可以立足監獄系統開展對罪犯的幫教工作，或是通過與社區、司法、城管、民政、街道、居委、NGO、家庭等部門建立聯系，了解社區范圍內的刑滿釋放人員的生活條件、精神狀況、人際交往等方面的情況，及時掌握其動向，幫助其尋求社會資源，以防止其重蹈覆轍。

總的來說，司法社會工作的任務就是致力于在違法犯罪之前，在造成嚴重后果之前預防和減少不良及犯罪行為，在發生違法犯罪行為后對行為進行矯正，跟蹤服務，避免適應不良或因其他因素重新犯罪。

三、司法社會工作的特點：

從上文對司法社會工作概念的合法性探討中，可以看到，司法社會工作是社會工作本土化背景之下符合我國現實的提法，具有現實合理性。同時，由于司法社會工作的工作領域的特殊性和案主群體的特殊性，因此也具有其他社會工作所不具備的特點，主要表現為：

第一，司法社會工作具有社會福利與社會控制雙重特性。從社會工作的發展歷史來看，無論是將社會工作視為一個專業還是一種職業，社會工作的出現與發展，都是以現代社會福利體系的發展為基礎的。有學者在分析社會工作時，還將社會工作本身理解為“社會福利”的一部分，并將社會工作定義為傳遞社會福利的職業之一。因此，社會工作專業是社會福利 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推行社會服務的主要載體，社會工作具有社會福利特性是沒有疑問的，司法社會工作雖然面對的是社會中具有犯罪傾向或本身就是罪犯的人群，但他們作為一名社會成員所應獲得的福利待遇并不因此而被剝奪，司法社會工作同樣也具有推進社會福利的作用，它是社會福利在司法工作領域中的落實。例如，針對刑滿釋放人員和社區服刑人員，社會工作者需要借助社會福利體系為其提供應有的生活保障，符合條件的為其辦理低保，有工作技能的為其拓展就業渠道。但是，司法社會工作畢竟又不同于一般的社會工作，它所面對的案主既是需要提供關切和救助的群體，同時也是具有違法傾向的人或其本身就是罪犯，對這一群體司法社會工作除了要體現社會福利的一面，還要實施社會控制，并根據其危害社會的可能程度不同，實施不同級別的監管，以防止他們對社會造成危害。

第二，司法社會工作具有社會化管理和行政化管理的雙重特性。社會工作既是一項專業的助人工作，同時也擔負著社會管理的職能。由于我國社會工作是受雇于政府的社會團體，沒有行政行為能力，社會工作者主要是依據國家的法律、法規，以社會普遍認可的道德規范，運用人性化、助人自助的管理方式來規范、整合并修正社會成員的行為，在工作業務上受社會工作事務所和行業協會的指導，因而是一種非行政化的社會化的管理方式。司法社會工作是在司法部門主導下開展工作，現行司法體系保持著與行政體系同質的體制，因而司法社會工作除具有一般社會工作的社會化管理特點，還具有行政化色彩，主要表現在管理主體代表的是政府，是由政府賦予其管理相關人員的權利，行使政府的管理職能，并根據社會控制、發展、管理的需要，制定相關政策、規定，使政策具有可操作性，并對政策做出解釋，便于順利實施。這種同時具備行政化和社會化特點的管理體制，有利于司法社會工作實現預防和減少犯罪的目標。

第三，司法社會工作具有自愿性與強制性雙重特性。社會工作的工作原則之一是遵循自愿原則，即必須是在案主有需求且對社會工作的建議予以認可和接受的情景之下開展工作，工作環境應當是沒有權威和強迫的。但是司法社會工作面對的有相當一部分是非自愿的案主，他們不會主動地與社會工作者接觸，兩者關系的建立是被迫的、不得已的。這類案主在接受專業人員協助時，由于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所以可能會出現一些不合作或抗拒的行為，包括:說謊、違約、沉默、冷漠、否定、逃避、指責、轉移話題、攻擊行為，過度依賴或過度同意社會工作者所說的一切，未能完成應做的事等。司法社會工作者在工作中一方面要遵守自愿性原則，另一方面在面對這一特殊群體的時候，出于工作和社會安全的需要，要 體現一定的強制性，并不能完全遵照案主的意愿，在其許可后再來采取行動，例如，對于監獄里的犯人，對于社區矯正的對象，或者是有一定人身危險性的人，就無法完全遵守自愿性原則，而是應當強制要求其遵守司法機關的要求，履行應盡的義務。

四、司法社會工作的現狀及發展對策：

目前我國在如何做好司法社會工作方面，已經開展了大量積極和有效的探索。但與社會發展的需求相比，在如何創新體制和更有效地開展司法社會工作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1、我國還沒有建立起支撐現代司法社會工作的社會服務體系，體制上還是靠司法部門“一條腿走路”。目前與司法社會工作有關的工作，主要還是靠司法職能部門或其公職人員自己擔當，社會化的職業社會工作者或者機構很少。司法部門迫切需要高素質的職業社會工作者或機構來提供相應的司法社會服務。正是由于社會還缺乏此類專業人才和機構，許多本該由社會提供的司法社會服務工作，如心理咨詢，技能培訓，回歸社會就業指導等，不得不由相關司法部門自己來完成。事實上，那些通過司法部門自身的工作來進行的工作，由于很難消除勞教對象或服刑人員心里的排斥和抵觸情緒，效果總體上并不理想。對此，應該逐步建立起“兩條腿走路”的模式，加強司法社會工作。具體來說，就是一方面繼續在體制內引入司法社會工作理念，合理配置司法社會工作崗位，進一步提高司法職能部門的履職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通過試點工作總結出哪些工作是本來應該由職業社會工作者（或機構）承擔，而司法部門及公職人員沒有精力去做或缺少專業力量去做的，將這些工作交給社會工作者或機構去完成，即開動社會力量這一條腿。這樣一來，既有利于減輕體制內的人力物力財力負擔，降低政府成本，又能夠充分發揮職業社會工作者的專業作用，提高司法社會工作的功效。

2、還沒有建立起現代司法社會工作的科學運行機制，司法社會工作者的勞動價值還難以實現。我國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個由司法職能部門提出需求，由職業社會工作者或機構提供專業服務、由政府管理部門或社會公益團體購買服務的有效運作機制。通常都是誰有需求，誰想辦法，結果是司法部門為了做好工作，不得不千方百計自己想辦法來解決一些本來應該由社會力量提供的服務工作。司法人員既要履行其法定職責（如警察、法官、檢察官等），又要充當社會工作者，不僅工作效果不理想，還導致人員編制緊張，經費發生困難。另一方面，由于司法社會工作的對象本身不可能自己來購買服務，具有司法社會工作資質的人員或團體也很難以此為業，他們利用專業知識協助司法部門緩解社會矛盾和預防及減少犯罪的社 會作用也就難以發揮出來。針對這一情況，政府可盡快出臺相關政策，鼓勵、引導和規范社會力量進入司法社會工作領域，探索建立起司法社會工作新機制。例如，政府管理部門可以出臺諸如減免稅收、資金支持等激勵政策，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承辦具有法人資質的心理咨詢、技能培訓、就業指導等社會工作機構，并針對司法部門或相關單位所提出的不同服務需求，向這些職業社會工作機構購買所需要的服務。與此同時，出臺社會工作職業規范和從業標準，加強對職業社會工作的資質評審（如MSW社會工作專業碩士學位的設立就是一大進步），準入評估以及服務質量檢查等方面的監管，進而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學有效的由司法職能部門提出服務需求，由職業社會工作機構提供專業服務，由政府管理部門購買服務并負責監管的司法社會工作機制。

3、現有司法社會工作者的數量和素質都難以滿足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現實中各地普遍存在的情況是在從事司法工作的人員當中，社會工作者的數量相當缺乏，人員的缺口大，社會工作者的專業素質也有待提高。具有大專及更高學歷的人才比較缺乏，具有法學、社會學、犯罪學、心理學等相關專業背景的人員所占比重較低。而且目前的社會工作者這一職業的準入門檻也較低，一些地區的社會工作者主要是來自司法機關退休人員和部分下崗人員。這一職業的發展前景也并不明朗，培訓少，工資低，從而導致隊伍流失嚴重。從事社會工作的人干不了多久就會選擇離職。長期來看，僅靠這樣的一支隊伍是無法做好司法社會工作的。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有關部門高度重視司法社會工作者的隊伍建設，為推動司法社會工作改革和進步創造人力資源。司法社會工作本質上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新型職業勞動，它要求從業者具有相應的專業背景，豐富的工作經驗，良好的職業精神。只有盡快培養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從業資質的職業社會工作者，才能滿足未來司法社會工作改革和發展的實際需要。對此可做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一是不斷加強社會工作年輕人才的培養，二是加強職業培訓，委托相關高校院所承辦培訓任務，提高現職司法人員的社會工作專業知識和司法社會工作者的專業水平，鼓勵有志和有意從事司法社會工作的人通過自學考取職業資格證書。三是出臺優惠就業政策，鼓勵司法部門和司法社會工作機構聘用具有司法社會工作專業背景的應屆大學畢業生和社會人才。四是建立健全激勵保障機制。建立職稱職級體系，明確任職資格條件和要求，明確職稱職級晉升規范，并盡快出臺指導性薪酬政策。

4、政府對司法社會工作的重視、引導和扶持還有待加強。司法社會工作目前在我國還是一個新生事物和新興職業，需要政府下大力量予以重視，給予政策引導和財力扶持。在司 法社會工作改革方面，上海和深圳等地的做法值得參考。自2003年以來，上海針對其體制內“人力、物力、財力投入連年加大，而失業、失學青少年，濫用藥物人員和兩勞釋放人員三個高危群體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具體情況，提出了司法社會工作是構建預防和減少犯罪工作體系不可或缺組成部分的工作思路。在上海市政法委統一領導下，成立了市團委社區辦、政法委禁毒辦和司法局矯正辦三個辦公室，并針對三個高危群體對應成立了三家社會工作機構。三個辦公室負責協調和管理各自相應的社會服務工作，并代表政府為三個高危群體購買由三家社工機構所提供的專業服務。改革推行幾年來成效明顯，并因此而被稱為“上海模式”。可見司法社會工作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依賴體制內資源的支持，各地司法部門可以上海和深圳的經驗為參照，逐步探索適合本地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