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民政協界別制度研究的新視角

人民政協界別制度研究的新視角

李東屹

? 2013-02-28 15:47:06

來源：《中國政協》(京)2012年16期第55～60頁

【作者簡介】李東屹，國家圖書館立法決策服務部館員

【內容提要】 界別是人民政協組織的顯著特色。近年來，隨著黨和國家對人民政協工作的日益重視，人民政協界別制度相關問題變得眾所矚目，引發了熱烈的討論。人民政協是中國協商民主的重要承擔者，對其界別問題的討論有必要引入協商民主理論。通過澄清協商民主實質，把握住協商民主精髓，并且與人民政協的實踐相對照，協商民主理論可以為人民政協界別制度的調整和完善指引確切的方向，在具體實踐問題上提供有益的啟迪，促進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

【關 鍵 詞】協商民主/政治協商/界別制度

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職能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的意義，長期以來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關注，不斷從理論和實踐上得到提升。在《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2006年)提出“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之后，越來越多專家學者以協商民主來看待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并從這一視角推進對人民政協制度的研究。此方面研究雖然已經取得不少成果，但其意義仍有很大的發掘空間。人民政協的民主性奠基于其獨具特色的界別制度，因此，從協商民主的角度來深入理解人民政協的協商職能，界別制度是首要的因素、同時也是最需深刻剖析的因素。本文擬挖掘協商民主的內在涵義，嘗試探討協商民主理論能為人民政協的發展、特別是界別制度的完善，以及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進步帶來怎樣的啟示。

一、協商民主理論的核心及啟示

民主政治在近現代歷史上大多以選舉票決的形式為代表，但與此同時，協商民主的精神始終是共存的。即便是在最典型的西方代議制民主模式之下，整個政治活動的過程中仍然充滿了協商、溝通、爭論、妥協的細節。比如，西方國家常見的地方自治制度就相當強調，在可能的條件下最大程度地讓公民就身邊的公共事務進行討論和協商，最大程度地參與公共決策。所以，在選舉民主占據民主政治主流的時期，民主政治也不能否定協商民主精神的存在。

在這樣的背景下，自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由于原先以選舉投票為特征的民主形式遇到難以擺脫的困境，始終存在為一種選擇的協商民主再次浮出水面就顯得自然而然了。

近現代民族國家賴以成長的民主政治模式之所以遇到困難，與現代社會的飛速發展相聯系。從傳統的民主政治模式來看，通過競爭性選舉制約民選代表、以民選代表行使公共權力的做法環環相扣，一定程度上的確保障了公民政治權力的實現，但它本身并不是完美無瑕的，其弊病伴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變遷而越發難以回避。簡言之，弊病主要集中于這樣幾個方面：一是選舉投票過程中必需的多數原則容易帶來多數暴政；二是技術官僚和專家的統治排斥了公民參與；三是政治代理方式使公民對政治感到冷漠、政治極權由此產生。

對現代政治民主弊病的批判，實際上都指向傳統政治模式的天然缺陷，即政治生活中公民參與的缺乏。正因為公民不能直接參與到政治決策當中，他們多半極少對公共事務作出思考和批判，不能在公共政策中充分考慮各種觀點和利益、不能培養公民的集體精神和政治能力，也就不可避免民主實質的缺失，甚至走向獨裁和暴政。西方學者的反思認為，兩次世界大戰就是現代民主政治弊病極好的證明，民主和暴政往往在一線之間，倏忽而變。關鍵是，在舊有的民主政治模式中，民眾不清楚、不理解公共決策的問題，也缺乏相關的經驗，他們在政治生活中難免淪為“民主”的傀儡，沖動而盲目。

而協商民主理論的興起正集中于現代民主政治中的這一重大問題。怎樣增進公民參與、促進民主實質，是協商民主的著眼點所在。協商民主的研究學者已經產生了繁雜的論述，究其實質而言，協商民主的核心要點在于：

(一)尊重多元、主張主體平等。現代自由民主理論關于多元主義的觀點認為，現代社會各種價值觀念、偏好和標準都是不一致的，而且其中沒有哪一種特別高于另外一種，多種價值標準的聚合使得社會共識的取得很大程度上難以想象。但是在協商民主理論看來，盡管價值不可通約、甚至彼此沖突，并不表明不存在多元價值共存和沖突解決的可能性。在承認多元主義事實的前提下，協商民主倡導一種開放、理性的互動空間，它建立在對個人的尊重之上，承認多元的價值主體都是平等的，這是協商民主所倡導的公共空間得以成立的根本前提。協商民主的平等之所以那么重要，乃因它是區別于一般性公共協商、并能夠做得更好的關鍵——它致力于給予所有關于公共事業的價值觀念平等的發言參與機會，為公共決策提供更為寬廣的共同的善的視野，使得公共空間的爭論可以充分地剖析、比較各種特殊觀念，契合于多元主義的社會現實。當然，還需要注意的是，協商民主的平等，不僅僅是協商機會和資源的平等，還應當包括參與能力的平等，這不是說無視差異、認為所有人天性能力等同，而是說應當使參與協商的個體能力都能夠得到充分發揮。

正如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所說：“正義否認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剝奪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當的，不承認許多人享受的較大利益能綽綽有余地補償強加于少數人的犧牲。所以，在一個正義的社會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確定不移的，由正義所保障的權利決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會利益的權衡。”協商民主正是為了保障這樣的平等權利。

(二)合法性來源于通過協商與妥協達成的共識。協商民主在多元價值、主體平等的基礎上，提出了其主張的主要特色，即“協商”。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在于，行使國家權力必須得到此種權力支配下的社會成員共同決策的授權。國家權力是從屬于合法性的，而這合法性來自于社會共同意愿。這就凸顯了協商民主之所謂“協商”的重要意義：不僅要賦予主體以平等地位，而且要強調其協商的共同行為。社會成員經歷溝通、對話、交流、討論甚至爭辯的過程，使得各種意見得以充分的展現和交流，對不同甚至對立的意見做出反應，深入理解各自不同的意圖和動機，促進深思熟慮的判斷和某種程度上妥協和共識的達成，這構成了協商的整個生動的面相。

協商的過程應當處于公共決策之前，為真正的決策獲得有力的共識基礎。公共協商這一過程主要有三個要點：一是充分的意見展現。各種不同意見得以全面納入公共空間是非常必要的，不忽略任何少數意見，也不讓任何意見成為獨斷，使得公共事務涉及的所有因素盡可能全面地進入公共視野，才能為公共協商的有利結果奠定基礎；二是協商不可缺少理性。即是說，公共協商不是簡單的交談爭論，不是毫無節制、毫無目的的對話，它應當是在理性指導下，爭取恰當地理解公共意見，對公共事務作出有益判斷，那就不可避免地要求參與協商的人們秉持理性原則——當然，歷史和現實表明，理性在政治生活中并非是輕易可以達成的原則，但是至少協商民主必須以此為努力前行的方向；三是協商所需的必要妥協。實際上，參與政治生活就等于面對各種必要妥協的選擇，特別是在多元社會的民主政治中，特定的公共事務也許會面臨多重意見和利益的競爭，如果沒有妥協，協商將毫無結果：公共協商的目的就在于使得意見各方達成相互理解，并在公共利益的考量下做出妥協，所以說，共識的達成是相當依賴于各種意見的相互妥協的。妥協是協商民主之下的重要政治內容，關鍵在于，它不是依靠強制或者誘騙，而是依靠相互理解、溝通、說服的方式來獲得同意，這也正是現代政治文明的特色和優越之處。

(三)協商民主的價值取向是對公共性的追求。雖然協商民主實質上也是公民的意見集合和表達，但這并不意味著協商民主所希望的民主政治僅僅是把選舉民主以選票為主的個體表達換了個場所而已，畢竟，協商民主的主張特別針對著選舉民主所引起的政治冷漠和個體分離，它寄希望于借由民主政治形式的轉換，在整個社會倡導和促進更豐富、深入的公共精神。協商民主主張，公共決策應當經由公共協商、建立在社會共識的基礎上，更重要的是，這一過程應當堅持公共利益的價值取向。協商民主本身就代表了一種公民積極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政治態度，它締造了一個公共空間，為公民的親身參與民主政治提供充分的可能，那么在這里，公民通過自己的表達、交流和妥協，能夠清晰地認識到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之所在，能夠對這個空間賴以存在的社會共同體產生更直接更深厚的關切情感，這對于培養公民的公共價值、公共利益和公共精神，以及促進現代民主政治所必需的公民社會形成和成熟都是極為關鍵的。

總之，協商民主的核心在于社會各種聲音的平等表達、交流與討論，在于“意見的充分交談”。協商民主的優越之處在于，它既因為多元平等的主張保護了少數利益的表達權，也通過充分的交流討論有力促進了現代民主政治公共決策的合理性、全面性，還實現了對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公共精神的培養及民主能力的鍛煉，有助于溝通國家與社會、促成民主政治的進一步完善。

二、從協商民主看政協界別制度

協商民主理論雖然是西方學者針對西方民主政治困境提出的，但協商民主本身并非西方獨有，在中國的政治實踐中，中國的協商民主并不是從西方引進協商民主理論之后才發展起來的，而是的確自有其傳統。在中國，協商民主精神最為突出的典型就是人民政協。

雖然一些學者認為政協界別的含義規范性不夠，但政治協商制度明確指出，界別是“參加人民政協的各個黨派、人民團體、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在人民政協組織中的具體劃分形式，也是政協會議的基本組織形式”，是由“經濟社會結構和統一戰線內部結構所決定的”。人民政協是由來自不同的界別的委員們組成，各個界別指向相似的身份職業特征，起到聯系和代表界別范圍內社會成員的作用。正如許多專家學者指出，從建立開始，界別制度作為中國人民政協制度的特色，其內容和實質就是與協商民主精神相契合的。

首先是人民政協的全面性包容性。從人民政協的歷史上看，人民政協的界別設置經歷過一些變化，但始終體現了對社會現實的反映、對各種社會成員的包容。1949年人民政協首次發揮作用、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職權之后，政協界別調整為29個(時稱“單位”)，此后幾十年間略有增刪，全國政協的界別到現在定為34個，包括各個黨派、主要社會團體、十三個社會主要組成部分以及某些特邀人士，地方政協參照這一設置、界別大致相同。總體來看，人民政協的界別設置可以說容納了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重要的方方面面，構成了協商民主公共空間的基礎。此外，人民政協的界別設置還呈現出力爭全面、適時調整的趨勢，特別是八十年代以來，經濟社會結構變化較大，人民政協的界別設置變化也相對較大，數量有一定的增加。比如1993年全國政協增加“經濟界”，將“港澳同胞”分為“香港同胞”和“澳門同胞”兩個界別，都是出于增強包容性的考慮，為了盡可能全面地反映經濟社會現實。雖然從長期看來，人民政協的界別設置調整未必足夠及時和徹底，但至少人民政協的歷史的確表達了界別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全面包容性。

從這一點來看，人民政協為代表著不同意見和利益的社會成員提供了一個參與公共決策的制度空間，符合協商民主對于多元平等主體的要求。至少在這樣一個公共空間內，人民政協的界別制度為不同身份、不同職業的公民群體提供了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保證了參與公共決策的委員們有平等地發出不同聲音的權利，為公共協商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基礎。這個意義上，中國的人民政協的界別制度是協商民主的一種頗富特色的創造性實踐。以界別為政治協商組織根據的理由在于，相較之下，以身份、職業為特征的界別劃分更有利于聚集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和意見，在各種可能的選擇中是較好的一個，甚至可能是最好的一個。由此可見，人民政協的界別制度是構成協商民主的優良選擇，它所體現出來的包容性對于創造一個公共協商的基礎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次，人民政協界別制度的相關政策和規范符合協商民主以協商達成共識的要求。人民政協的運行規則要求，政協委員按照界別產生、調整、取消相應資格，按照界別分組參加會議、組織討論、開展活動，其運作是沿著一系列規則有序地進行的。在實際的政治協商中，人民政協堅持求同存異、尊重不同意見、包容各方在信仰利益和觀念上的差異，力求使各種意見都能夠反映到公共決策中——“求愛國和統一之‘同’，存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之‘異’”。所以，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符合協商民主的協商特征，各個界別的委員在人民政協所提供的空間內表達意見、溝通交流、共同協商，最終提出對公共事務的共識。

此外，人民政協議事并不具有法律強制性，它的決定和報告更多地具有宣言性、協調性，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民主政治下的公共意見，通過公共意見進而影響公共決策的制定和施行。人民政協的性質決定了它相當適合作為協商民主的公共空間；經由公共協商而形成的政協報告，體現了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的共識，同時也正體現了社會各界的共同意志、社會整體的公共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講，人民政協的界別制度明顯趨向于社會公共性的培育。并且，人民政協在實際討論過程中，一直堅持著對公共利益的追求，堅持各界別在表達各自利益和意見的同時，都要把國家的共同利益、長遠利益放在根本位置，要遵從一個得到普遍認同的協商標準即公共理性，很明顯，人民政協公共協商活動體現了協商民主的公共價值取向，已經成為增強公民政治參與成熟度、完善中國現代政治民主的重要環節。

三、社會變遷與政協界別制度完善

從協商民主理論來看，人民政協的界別制度是其功能實現的基礎，正是在界別制度之下，人民政協能夠如協商民主理論所主張的那樣，建立多元平等而又追求公共性的政治協商過程。同樣，從已經趨于成熟的協商民主理論來進一步審視人民政協的界別制度，也有助于發現政治協商不足之處，對人民政協的發展完善有所裨益。

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活動是建立在以界別為基礎的整體架構之上的，就此界別制度而言，首要的問題就是各個界別的設置和委員的產生。在人民政協幾十年的發展歷程當中，人民政協曾經對界別設置做出過一定調整，根據現實需要適當地增刪了若干界別，但是，這種調整相對于現實社會的政治經濟變遷而言仍然有相當的不足。近年來，許多專家學者紛紛建言，認為人民政協現有的界別設置存在代表性不足、群眾性不足的問題，亟須通過一定的方法增強其社會性。例如，在討論全國基礎教育問題時，參與的卻基本上都是高等教育的精英分子；在全國非公有制經濟比重已經增長到相當大、各種社會新型職業涌現的背景下，經濟界這一界別劃分已經不足以代表現實社會經濟結構了；有的界別活動能力強，而大多數界別相當缺乏以界別為組織形式的活動。

人民政協的界別設置問題實質上是協商民主從理論到實踐這一環節如何具體操作的問題，它涉及協商民主也無法繞過的精英政治和參與式民主的困境。問題在于，在一個大的政治共同體當中，既要考慮到數量過大的人口難以實現直接參與協商，所以必不可少地由少數人代表多數人決策，同時又要兼顧民主性，追求全面充分地反映社會意見。那么，如何確定參與政治協商的委員、如何以界別為基礎進行活動就成為重要問題。

綜合來看，主要有這樣幾個問題值得深究：

其一是界別制度的群眾性問題。現在政協委員、特別是上層委員大多來自各界別的知名人士和精英分子，專業素養、專業成就等因素是最經常被考慮到的選擇標準。其結果就是，政協委員的產生體現了明顯的精英政治態勢。這很自然地引起了對政治協商民主性的疑問。選擇協商民主的目的就是要有所改變、就是要在公眾參與性上下工夫。那么，應當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

從根本上講，排除精英參政是不可能的，也并不可取；精英政治具有技術上的現實性，也具有知識素質等方面的優勢。那么，可能有所改變的就是精英參政的界定。或許，對精英這樣進行描述更符合協商民主的要求：精英不僅僅指該行業較為優秀的個人，更應該是該行業中最熟悉行業情況的人、最了解本行業群體訴求的人、能從本行業立場出發參與公共決策的制定的人，也是在政策執行過程中能隨時從本界別立場進行民主監督的人。他不一定是本界別個人成就最突出或者影響力最大的，但肯定是熟悉本行業情況的，肯定是有能力從本界別立場出發思考公共政策的。從這樣的角度來進行考慮精英的含義，才能產生協商民主所需要的精英參與。總的來說，人民政協界別制度的關鍵是，怎樣在一個人口數量眾多的國家里，更為有效地增強民主參與，顯現民主實質。因此，人民政協的民主參與不在于委員是否都是精英，而在于這些精英是哪一種精英。現在也許暫時還難以制定明確而詳盡的標準來做到這樣的選擇，但是在這個方向上進行一些嘗試是有益的，如要求委員必須有在本界別長時間的基層經驗、對本界別的各類問題有深入的理解、有精力和能力代表本界別積極參與協商活動，等等。還應當特別指出的是，人民政協有必要減少政協委員中行政官員的比例——對各個界別來說都是如此，因為人民政協的公共協商本身就應該是讓各界別群眾發出聲音的活動，過大的官員比例會造成濃重的行政氛圍、削弱政治協商的群眾性和權威性，使協商民主的基礎變得薄弱。

此外，為了增強人民政協界別制度的群眾性，還可以在界別活動方面多做努力。這主要是指，人民政協可以根據界別設置安排適當規則，創設一些常規性、長期性的活動機制，使得各個界別的委員能夠更有效、更深入地與群眾產生聯系，時刻保持對本界別群眾意見和切身利益的敏感，隨時更新對本界別重要問題的了解。政協委員應當有專門的時間和精力用于“到群眾中去”，甚至可以專設固定的聯系機制，安排好聯系計劃，通過面對面交流、實地調查研究等等方式履行委員職能。人民政協也可以盡力為委員提供各種協助(而非主導)，以界別為基礎幫助委員聯系群眾、集中輿情、提供資料、組織會議等，幫助各界別委員培養活動能力、增強各界別的認同感。使各界別的委員與他所代表的界別群體維持緊密聯系，才能實現以界別為基礎的民主實質，實現人民政協的群眾性。

其二是政協界別制度的包容性問題。中共中央2006年下發的《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就提出了這個問題：“要適應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研究并合理設置界別，擴大團結面，增強包容性。”這實質上也正是協商民主所提出的包容性問題。政協所承擔的協商民主功能要求它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高度的包容性，以適應正不斷變化中的社會現實；既然人民政協的界別設置是由我國經濟社會結構和統一戰線內部結構所決定的，那么人民政協界別調整也應對應于我國經濟社會結構和統一戰線內部結構的變化。當前中國社會結構急劇變化，新的社會階層不斷出現，社會各類成員的利益需求呈現多元化特點，表明現在正是需要做出適當調整的時刻。

與我國社會現實相對比，人民政協現有的界別設置急需調整。這一點已經在很多專家學者的論述里提及，共識較為明確：

一是調整已有界別結構，通過合并、拆分、削減，對原有的結構進行調整，去其繁冗，留其精華。比如，對共青團和青聯界別、科協和科技界這樣在性質上近似的界別，可以考慮進行合并；而對一些界別，如成分日益復雜的經濟界，無疑需要按照國有或非國有等方式進行更細地拆分，才能切實代表界別內群體；

二是注意吸收新鮮的血液進入政協體系內參與政治協商。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社會各階層、各領域早已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一些群體的影響力產生了此消彼長，一些新興的社會階層悄然出現，代表著現實社會新的意見和利益格局；這些新的意見也應當在協商民主中占有一席之地，應當有能力發出自己的聲音。比如有人提出，法律相關人員已經成為當今社會越來越有影響力的群體，應當有一個司法界作為其代表，社會上越來越多的自由職業者、中介組織、服務業人員等都可考慮設置界別，以協調不同利益、促進社會和諧。

其三，界別設置要為盡可能豐富的意見留下空間。人民政協的界別制度看起來足以反映各個界別的意見，但即便如此，也并不能完全構成理想的協商民主。人民政協的界別設置在盡可能體現對社會各界主流意見的代表性和包容性基礎上，也應當保持對社會不同意見的充分吸收，即盡可能將各種不同的公共意見納入公共協商之中。一些并非主流的、帶爭議性的意見，如果確有可取之處，也應納入協商。比如，人民政協可以在特別邀請人士界別的產生標準中加入這樣的考慮，使人民政協的協商活動更具綜合性、更富活力，以增強民主討論結果的合理性。這一方面是由于，就公共決策而言，并非多數意見總是合理的，在利益、立場、視野和經驗的限制下，多數意見對什么是協商民主所倡導的“公共的善”也會犯錯，而如果更豐富的意見和選擇能夠呈現在公共協商場域內并參與討論，對增強公共協商過程中的理性、彌補公共決策難免的不足之處無疑大有裨益；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隨著社會多元化的發展，極有可能出現部分群體無法劃入適當的界別、獲得代表的情況，他們難免會在公共協商中失聲，造成多數政治下少數人的意見和利益被忽略掉，損害政治民主實質。

當然，這種嘗試難免會引起一些懷疑：過多的意見甚至非主流意見是否會導致政治協商活動的效率低下、秩序混亂？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從協商民主理論來說，政治協商本身并不等同于代議制民主下的簡單投票行為，協商過程強調各類公共意見的交流和討論，一定程度上的爭執甚至是現代參與式民主政治中理所當然的部分。其次，在協商民主看來，公共協商并不是散亂無章甚至對抗性的，而是在一定規則下進行的、追尋公共利益的理性行為。這使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只要政治協商活動遵循人民政協的議事規則，堅持理性討論及公共利益為先的原則，所謂的混亂并不可能真正出現，也不會危及協商民主本身。最后，也不必過于擔心效率問題。引入各種不同意見，就是為了使公共協商過程更為充分和徹底，這種嘗試有利于公共決策的合理和科學、并能為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帶來長遠的促進作用，其結果終究是利大于弊的。

四、結語

在社會主義政治民主發展的關鍵時刻，各種政策建言層出不窮，協商民主已然成為其中一個相當引人注目的選擇。黨和國家對協商民主的認可，證明了它在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中可以有更加長遠的發展前景，理應得到高度重視。因此，從協商民主理論出發研究人民政協這一中國協商民主的主要承擔者，針對中國經濟社會現實來建言獻策是極有意義的。正如本文所指出的，對人民政協的界別制度做出積極有效的調整和改進，并隨時推進對界別制度的反思和交流，創設新的、有利于界別制度與協商民主相契合的規則，不僅有利于增進人民政協履行職能的能力，更有利于協商民主的發展和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必將從中獲益。當然，協商民主理論帶給我們的啟示和思考還有待于在現實工作中細化，轉變為具體的制度和規則，以待進一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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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政協論文：探討人民政協發揮界別作用途徑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將“體現界別特點”作為加強政協自身建設的重點，提出“要根據界別的特點和要求開展活動，充分調動各界別參政議政的積極性，認真探索發揮界別作用的方法和途徑”。

一、發揮界別作用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人民政協自成立起就注意體現自身的界別特點。

(一)發揮界別人用是人民政協實踐發展的需要

政協自成立之日起，就以“界別”作為參加單位。1954年，全國政協二屆一次會議時，全國政協改由黨派、團體、界別、特邀四個方面共29個單位組成。以后各屆略有變化，至第十屆共由34個界別組成。20xx年3月全國政協通過的政協章程修正案，在“組織總則”中第一次明確政協“設若干界別”。但對于如何設置界別，以及發揮界別作用的方式、途徑和要求等問題，都沒有具體規定。

(二)發揮界別作用直接關系到我國民主政治的優勢

第一，人民政協是我國政治架構中惟一一個以界別為單位組成的政治組織。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機構，其委員由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通過協商產生，主要體現人們在利益代表和訴求上的界別區分。這是適合我國國情的民主政治的創造，是我國民主政治的優勢所在。第二，作為履行政協職能主體的政協委員，是惟一一個以界別代表的身份履行職責的政治力量。政協委員作為政協履行職能的主體，是各個界別的代表，是本界別參與民主政治的代言人；每位政協委員的背后，都有一個龐大的、具備一定影響力和貢獻的社會群體。政協委員的界別代表身份，是人民政協具有廣泛代表性和巨大包容性的關鍵所在。中國共產黨通過人民政協這個平臺，得以最廣泛地爭取、團結、影響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充分利用各種政治資源，調動方方面面的積極性，共同奮斗于既定目標。

(三)發揮界別作用是適應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元化，產生了許多新的社會階層，統一戰線也發展成為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聯盟。人民政協的界別設置雖然基本上能夠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但仍存在不少亟須研究和改進的地方。特別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重大戰略任務的提出，更凸顯了政協發揮界別作用的重要性。人民政協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大團結大聯合的組織，其基本屬性、主要職能、組織構成、工作原則和活動方式，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內在的本質的聯系。

二、政協發揮界別作用的現狀

(一)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逐步調整和完善界別設置

歷屆全國政協都對界別有所調整。從總數看，適應新的社會階層的產生，界別總數不斷增加。全國政協二屆一次會議設29個界別，七屆時增至32個界別，八屆以來設34個界別。從構成看，有的界別因為社會階層的消失而取消，有的則新設。如五屆一次會議時，取消“合作社”界別，增設體育界別；

六、七屆政協增加了“中華全國臺胞聯誼會”和“港澳同胞”兩個界別，體現了臺灣和港澳問題被提上重要議事日程；八屆起增加了科協和經濟界別，同時將“社會福利界”改為“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界”、“香港同胞界”改為“特邀香港人士界”、“澳門同胞界”改為“特邀澳門人士界”、“農林界”改為“農業界”。地方政協基本上是參照全國政協的做法。

第三篇：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的關鍵環節研究

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的關鍵環節研究

摘要：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針對協商民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論述，明確了政治協商的新方向。在新的歷史時期，要針對人們的思想觀念、利益格局的多元化趨勢反映在政治生活中的新矛盾、新特點，針對協商民主關鍵環節，不斷改善黨的執政方式，堅定地推進和完善協商民主政治建設。

關鍵詞：關鍵環節；協商；民主

黨的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要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并強調“要充分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這些論述，對推動我國人民政協事業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隨著我國民主政治進程的推進，協商民主最終將成為政協工作創新發展的主要方向。為更好發揮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我們需把握好協商民主的各個關鍵環節，著力提高協商質量。

一、對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的科學認識

協商民主理論興起于西方20世紀80年代。協商民主作為一種制度形式，其實質是更廣泛地發揚社會主義民主，使人民群眾能更好的行使民主權利[1]。協商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基本理念，政治協商是我國政治生活中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政協各界別擁有參與討論決策方案的權利，可以有效地影響決策，但并不具有決定政策的權力。通過這種協商，可以有效的把不同黨派、不同團體、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等各方面人士的利益表述

和政治述求納入有效的政治參與。民主監督是參政黨對執政黨及其所領導的國家機關的監督，是人民政協及各黨派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通過提出意見、批評、建議的方式進行的政治監督。這種監督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優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監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對人民政協協商民主科學內涵的準備把握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在我國政治活動中作用的體現，關鍵在于協商效果的好壞。協商的效果取決于以下關鍵環節：一是協商的公共性，協商民主所涉問題都是民生大事，緊密聯系群眾的利益，通過協商把人民意志轉化為黨和政府意志，真正實現人民當家做主[2]；二是協商的大眾性，協商是敞開大門聽政，不是關起門來議事，需要多渠道聽取廣大百姓的意見及述求，不能僅局限于少數政治精英人士之間，不然就會失去協商民主的真正意義；三是注重協商的溝通性，協商的形式在于溝通，需要通過討論、解釋、質疑、反駁、甚至妥協來完成，不同形式的溝通是協商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增強共識的必要方式；四是協商需要達成共識性，協商是把不能確定、有爭議和分歧的問題，通過不同形式的溝通交流，最終集思廣益達成共識，所以共識性是協商的最終目的。

三、對發揮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重要環節的理解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說明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它是最具有中國特色的東西。它的產生和發展，是由我國的具體國情、是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做出的歷史選擇，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獨特創造[3]。首先決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要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前提下，積極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結果，踐行協商民主。其次為更好地促進協商民主的發展，必須不斷的豐富協商的形式，不斷的探索新的協商方法，使協商民主的視野更加寬闊、活動更加經常、方式更加靈活。現目前主要的協商形式是會議協商，但我們不應該僅局限于會議協商，可通過書面協商、網絡協商，甚至現場協商，擴寬協商渠道，讓委員們的“說”，變成實地現場的“看”，豐富協商的多樣性，增強協商的有效性。最后人民政協的協商民主的堅持和完善，離不開制度作為保障，好的制度可以有效的促進協商結果更快的轉化落實，為保證協商結果落實，必須建立黨委、政府和政協三方共同跟蹤督辦的工作機制，安排專人進行跟蹤督查。通過組織視察、調研、走訪等方式進行跟蹤了解，對一些重要的協商成果在實施中存在的問題要進行再次協商，從而促進協商成果的深層次轉化。

參考文獻：

[1]代吉成，協商政治:多黨合作與民主參與的實現途徑[J]，求實，2006(5)。

[2]田曉玉，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性質及關鍵環節，人民政協報，2014(2)。

[3]倪 迅，什么是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光明日報，2014(2)。

第四篇：滿意還是忠誠客戶滿意度研究的新視角

滿意，還是忠誠？——客戶滿意度研究的新視角

報告出處：上海大正市場研究有限公司

發布日期：2006-03-10

[摘要]采用KANO理論進行滿意度研究已經成為現代經營管理的重要手段，本文闡述了滿意度的基本理論，回 顧了傳統滿意度研究的諸多局限，著重介紹了MOSTER滿意度研究模型的理論起源和概念體系。文章結合一個IT行業的滿意度研究實例，說明 MOSTER模型的使用與分析方法，并通過MOSTER的研究，來降低或避免傳統滿意度研究可能產生的誤導。

[關鍵詞]客戶滿意度 MOSTER KANO 邊際效用指數 行動迫切性指數

[Digest]Customer satisfaction is the key to success in the 21 century and KANO’s theory has been employed as an important method in customer satisfaction research.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a brief review of basic theories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discussion on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models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research.The mainbody of the article focu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where MOSTER developed and the structure of concepts in MOSTER.A case study of customer satisfaction research in the IT industry was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 which illustrated the application of MOSTER in real business practice and revealed how MOSTER helps today’s marketers to avoid the mistakes traditional customer satisfaction models may make.[Key words]Consumer Satisfaction, MOSTER,KANO, Likely impact of Marginal Improvements, Index of action urgency.何為客戶滿意？

滿意（Satisfaction）是指客戶通過對一種產品/服務的實際表現（Performance）與其期望值(Expectations)相比較后，所形成的愉 悅或失望的感覺狀態。客戶在購買產品/服務前，通常都會對產品/服務有所期待。這種期待可能是心中清晰的意念，也可能是潛意識中不自覺 的期望，但這種“事前期待”是客觀存在的。如果產品/服務的實際表現低于期望，客戶就會不滿意；如果實際表現與期望相匹配，客戶就會滿 意；如果實際表現超過期望，客戶就會高度滿意或欣喜。可見客戶滿意是一種心理活動，是客戶的需求被滿足后的愉悅感。客戶基于產品/服務 的實際表現和期望的綜合心理反映，將導致其在行為上的忠誠或抱怨的反應。

傳統客戶滿意度研究的局限：

一、基于錯誤的一維判斷法則：

傳統滿意度研究認為，企業在每個屬性上提供的越多，客戶就越滿意。而事實上并非每一屬性都屬于線形屬性（績效屬性），還存在 著必備屬性和欣喜屬性。這一滿意度研究中的最重要理論之一，是由日本學者KANO將赫茲伯格的激勵—保健理論引入到產品質量管理中來而形 成的。KANO將產品屬性劃分為三個類別：必備屬性、績效屬性和欣喜屬性。

必備屬性是客戶認為產品必須具備的屬性。產品不具備該屬性，則將嚴重影響客戶滿意；反之，產品具備該屬性，客戶滿意并不因 此而提高。這種屬性通常是一些無差異化的產品屬性。

績效屬性是該屬性表現越好，客戶越滿意的屬性。反之，該屬性表現越差，則客戶越不滿意。

欣喜屬性是一些客戶沒有期望/預料到的屬性，但是這些屬性可以讓客戶滿意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反之，如果產品沒有該屬性，也不會導致客戶不滿意。

二、滿意度與忠誠度關聯不大：

滿意度測度與購買行為不相關，滿意度得分的提高與穩定客戶的百分比不吻合。用戶的滿意度提高了，可是用戶還是大量轉向競爭對 手，忠誠度下降。

從傳統的滿意度研究結果，我們的確會發現客戶滿意度的提高并不等于客戶忠誠度的提高：90年代初，美國國會曾進行了一項有關 Baldridge Award獲獎公司的研究，結果發現：“雖然在這些公司中，客戶的滿意度水平已經有所提高，然而維持率水平幾乎沒有什么變化。”

一個不滿意的客戶當然會流失，不幸的是：有時候一個覺得滿意的客戶假如他轉換購買后不但不損失什么或許還有所得，這樣他也會 流失。那么到底如何才能保持客戶的忠誠呢？答案是：只有感覺到欣喜的客戶才有可能是忠誠的客戶。所謂欣喜，也就是產品/服務的實際表現 超過了客戶的預期，它是與期望相比較的結果，而不是傳統滿意度研究中的8分、9分，這種狀況也可以定義為完全滿意。

我們知道，市場競爭越激烈，客戶滿意度的重要性就越突出，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如耐用品、商用設備、金融服務和零售等），滿 意的客戶和欣喜的客戶在忠誠度上有著天壤之別。（參見圖：競爭環境如何影響滿意度-忠誠度關系）從汽車行業陡峭的曲線就可以看出，相比 基本滿意的客戶，完全滿意（欣喜）的客戶的忠誠度要高得多。即使在競爭相對較少的市場中，為客戶提供非凡的價值也是讓客戶持久保持滿 意和忠誠的唯一可靠方法。忠誠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真正持久的忠誠，另外一種為“偽忠誠”，“偽忠誠”也就是客戶看似忠誠，它們包括： 政府限制競爭的有關規定；高昂的轉換成本，比如患者在治療過程中的轉院成本；專有技術，客戶沒有替代品可以選擇等。這類客戶，一旦有 新的選擇就會離你而去。因此，客戶滿意度研究應該立足于對客戶欣喜狀態的了解，而不是像傳統滿意度研究那樣，單純去關注產品/服務的實 際表現得分，只要這樣，客戶滿意度才能真正與客戶忠誠聯系起來。

三、各屬性相對重要性不符合客戶心理：

傳統滿意度研究的各屬性重要性多依據相關分析、回歸分析、結構方程等統計方法的結果來判斷。但是假設各屬性之間高度相關，且 預期所有的屬性與“總體滿意度”正相關，此時那些統計結果將不再適用。此外，在屬性的改進優先度上，采用的基本上都是一條簡單的標準 ：在比較屬性的重要性外，“滿意度得分較低的，需要更早采取行動予以改進。”這一點甚至經常產生誤導。如：客戶對不同的兩個屬性進行 評價，屬性1的實際表現（傳統滿意度研究，有時直接把該得分作為滿意度得分）均值為7.2分，而屬性2均值得分為7.4分，假如在重要性相等 的情況下，相比屬性2，似乎屬性1更應被改進。而相對嚴謹一點的傳統滿意度研究則會把產品/服務屬性的實際表現和客戶期望的比較結果作為 最終的滿意度評價結果，我們同樣能發現，屬性1得分比屬性2低，而屬性1更應該比改進。但是，如果我們來研究總體中，到底有多少用戶感到 欣喜了，此時我們就能發現，屬性1讓所有客戶都欣喜了，而屬性2只有一半客戶感覺到欣喜，因此，很明顯，如果我們從滿意度研究的最終改 進行動是為了讓更多的客戶更加穩定和更加忠誠，那么就更應該先改進屬性2。屬性1 期望 實際表現 實際表現-期望 屬性2 期望 實際表現 實際表現-期望

客戶1 7.1 7.5 0.4 客戶1 7.1 7.9 0.8 客戶2 6.8 6.9 0.1 客戶2 7 6.9-0.1

均值 6.95 7.2 0.25 均值 7.05 7.4 0.35

第五篇：人民政協制度與當代中國的政治發展

[內容提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人民政協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兩種重要形式，是當今中國政治發展的現實基礎，決定了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走向。完善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既是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現實要求，又符合世界民主理論和實踐發展的大趨勢，對有效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

[關鍵詞]政協制度 中國 政治發展

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思想強調人民當家作主，人民在憲法意義上享受管理國家的權力，主要體現的是人民主權觀念。在當代中國的民主政治實踐中，人民民主權利的實現還是相當有限的。造成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是，我們對人民當家作主(即實質民主)強調較多，對如何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即程序民主)注意不夠。

在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人民通過投票選舉人民代表，人民代表通過表決決定法律法規和國家發展的重大事項，是社會主義民主的重要形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政協是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集中體現，在我們這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社會主義國家里，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廣泛協商，體現了民主與集中的統一。“人民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和人民內部各方面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致意見，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的兩種重要形式。”這兩種民主形式既是當今中國政治發展的現實基礎，又決定了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走向。應該說，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人民政協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統一，但從實踐模式看，前者注重于民主的結果，后者則側重于民主的過程。因此，可以說人民政協的制度安排和政治實踐，不僅彌補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安排和實踐上的不足，反映了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現實要求，而且與世界民主理論和實踐發展的大趨勢相一致，是側重于程序民主的政治運作模式。

人民政協作為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選擇，是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由于“中國政治發展的現實條件、承擔的歷史責任和基本政治理念，共同決定了在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程序選擇必須以協商為價值偏好”，因此，協商(既是價值上又是技術上)是人民政協基本的程序選擇。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為載體的政治協商機制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一項制度安排。

從具體內容看，這項制度安排又分為不同層次。一是憲法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當然，憲法對人民政協的制度安排是肯定性規定，而不是操作層面的規定。二是中共中央文件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明確提出要完善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要進一步完善政治協商的內容、形式和程序，并且對協商的內容和形式作了原則規定。三是政協章程和政協自己發布的文件、規定等，對人民政協政治協商的內容、形式和程序作了綱要性規定。四是地方各級黨委貫徹中共中央有關文件的實施意見和地方政協的有關規定，在關于政治協商的內容和形式的有關表述上，與中共中央文件和政協章程的內容差別很小。

除了上述法律、文件、章程和規定等構成我國人民政協政治協商的基本制度安排外，近年來，各級政協還對與政治協商相關的工作作了具體的規定，如會議制度、提案工作條例等。在實踐中，盡管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取得了不少成效，但存在的問題也不少。這些問題，既有協商程序的技術過程設計及與之相關的制度安排方面的，又有制度落實方面的。這些問題的產生，既有政協自身的原因，又有政協之外的因素。其主要表現為：

政治協商的主體不明確。政協章程及其他有關政治協商的文件、規定中對政治協商的內

容、形式有大概的規定，但對政治協商的主體并沒有直接的表述。根據政協章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重要機構，由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人民團體、各少數民族和各界的代表以及特別邀請的人士組成，設若干界別。因此，政治協商的主體應是組成政協的不同界別，具體履職者是代表不同界別的政協委員。但實際運作中，政治協商往往是代表本人的政協委員之間的協商，或者是代表政協的委員與代表政府的官員之間的協商，委員的界別角色沒有凸現，委員與界別的關系不明確。政治協商的內容比較模糊。盡管政協章程及其他有關政治協商的文件、規定對政治協商的內容作了規定，但具體內容的邊界還是比較模糊，實際操作中往往出現一定的隨意性。如“重要方針政策及重要部署”、“重要的地方法規草案”、“重大問題”、“重要事務”等，對其“重要”、“重大”的把握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實踐中，像“五年”規劃這樣的重大問題，相關部門未主動提交到政協充分協商的事例也存在。

政治協商的形式和程序不夠規范。應該說，政協章程及有關的文件、規定中，對“全體會議、常務委員會會議、主席會議、各專門委員會會議”等形式的政治協商不僅制度安排比較周密，而且實際運作程序也比較規范，但其他形式的政治協商，其形式和程序都不夠規范，實際運行的隨意度較大，特別是根據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提議進行的政治協商，還缺少安排協商活動的協商機制。

政治協商的效果缺少合理評價。政治協商是實行科學民主決策的重要環節，是對重大問題、重要內容決策的必經程序，但實際運作中，對政治協商的效果卻缺少應有的評價。如對協商過程中所提的各種意見和建議，往往以現場口頭回復為主，對于無法當場回復的，事后也沒有通過一定的形式進行反饋。因此，如何從制度安排上保證政治協商的效果及對其作出合理評價，是推進政協政治協商的必然要求。

政治協商的制度效力有一定局限。近年來，全國政協對履行職能的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進行了積極探索，取得了明顯成效。但人民政協對政治協商的制度安排對其政治協商的效力卻存在局限性。在我國的政治架構中，嚴格地說，政協的章程、規定只能對政協自身發生效力，而不能對別的政治主體產生制約。政治協商往往牽涉到政府、人大和執政黨，因此，政協的章程、規定對政治協商的效力自然就受到限制。當然，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和地方黨委轉發的有關落實政協的章程、規定等的文件，大大提升了有關政治協商的制度效力，但實際運作中也會受到各級干部的“政協意識”強弱的影響。

堅持和完善人民政協這種民主形式，對有效實現人民當家作主、推進當代中國政治發展具有重要現實價值。但上述問題的存在，影響了人民政協政治協商職能的有效展開，制約了當代中國政治發展進程。從當代中國人民政協政治協商的實踐模式看，應著重推進以下幾個方面的完善和發展：

1、明確協商政治主體在政協中的定位和作用。在人民政協中，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和其他界別都是協商政治的主體，它們在政協組織中是以界別的形式出現的，要明確各界別在政協中的定位和作用，從制度安排上賦予各界別政治協商的權利和義務。要推動組成政協的各界別有效組織化。制度是行為的規則，組織是行為的主體或角色。組織是具有共同目標的個人形成的集合。有效組織則是指該組織已形成實現其目標的理性的運作機制。有效組織的博弈有利于制度的形成和貫徹實施。在政協，有效組織是政協政治活動實現制度化和制度形成實施機制的關鍵。但目前組成政協的各界別的組織化水平較低，總體來看大多不是有效組織。各民主黨派界別和人民團體類界別雖然是組織，不過還不能稱為

有效組織。非人民團體類界別是某一方面委員的集合，不是組織，界別內部沒有組織聯系，不能發揮組織功能。因此，當前一要推進各民主黨派界別和人民團體類界別的組織化水平；二要對政協的界別設置作比較大的調整，使非人民團體類界別組織化，可以用新的社會團體如行業協會、職業團體、學術團體、公益團體、社區組織等，代替部分非人民團體類界別，這樣做，既可使參加政協的各界別有效組織化，又可滿足新的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的政治需求，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

2、建立確定協商內容的民主協商機制。人民政協政治協商雖已比較規范，但對協商內容的確定卻缺少規范的機制。現在會議形式的協商內容大多是由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其他界別很少有機會對協商什么內容提出意見和建議。這樣做既沒有充分調動非中共界別主體的積極性和作用，又影響了中國共產黨主導作用的有效發揮，容易使協商變成通報會甚至工作布置會。協商內容應當通過雙向甚至多向運行機制來確定，也就是在協商內容的確定上要充分體現政協的協商性特征。非中共界別主體畢竟代表和聯系著多個界別的群眾，而政協作為執政黨與各界別之間協商議事的機構，在政治協商時，理應關注各界別群眾的意愿與要求，把其中的重要問題作為確定協商內容的選擇依據。

3、進一步完善政治協商的形式和程序。盡管“全體會議、常務委員會會議、主席會議、各專門委員會會議”等形式的政治協商的制度安排比較周密，實際運作程序比較規范，但專題議政會等形式要在實踐的基礎上逐步完善，諸如參與協商的界別和人員、協商內容的確定、協商進行的原則和規則以及協商成果的處理及反饋等，都應當規范。尤其要關注的是，要積極探索根據“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提議”進行政治協商的問題，如果這方面能有所突破，必將促進人民政協政治協商職能的有效發揮。

參加政協的各界別都要模范地遵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和有關政治協商的各項規定。在制度安排上，不僅要保證參加政治協商的各界別有充分的準備時間、規范的運作程序，而且要對各界別有具體的要求，避免走過場，從形式和程序上保證協商的基本質量和效果。當前可以探索非中共界別參與政治協商的基本要求和程序，使參加協商的各方最大限度地反映本界別廣大群眾的意志和愿望。

4、明確政協法律地位，增強政協制度效力。目前各級政協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同時召開，政協委員列席人大會議，參與協商國家和地方重大事務，政協委員的提案，相關國家機關和政府部門必須回復。政協與人大、政府、黨委一起構成了我國現行政治體制的基本框架。應該說，人民政協的政治協商在我國政治生活中已經發揮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人民政協政治協商的制度安排對政協政治協商的效力存在局限性，所以其作用的發揮義會受到種種內外因素的制約。因此，我們應該以“人民政協法”的形式從法律上進一步明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整個國家政治結構中的性質、地位和職能，并把“就國家和地方的重要問題在決策之前和決策執行過程中進行協商”的政治協商原則法律化，克服政治協商過程中的隨意性，從而增強政協的制度效力，使人民政協政治協商職能的有效發揮具有法律保障。

5、規范委員產生機制，探索委員專職化途徑。由于目前的委員產生機制不規范，造成了比例不低的協商議事能力不高的人上進入政協，影響了政協政治協商職能的有效發揮。因此，為了有效發揮政協的政治協商職能，必須規范現有委員的產生機制，把既有代表性又有政治參與能力的人士推選到政協中來。可以在某些界別中進行協商確定委員與選舉確定委員相結合的試點。委員通過選舉產生，既可以提高委員的協商議事能力，又可以增強委員的權利義務意識。

政協政治協商職能的有效發揮，不僅需要政協內部制度化水平的提高，還需要有比較良好的外部環境和條件。當前，影響政協政治協商職能有效發揮的重要外部因素是政協委員都

有自己的本質工作，政協委員是非專職的。既要求委員做好本質工作，又要當好政協委員，在實踐中很難統一。當本職工作與政協活動相沖突時，需要犧牲的往往是政協活動。因此，有必要探索走委員專職化的道路。此外，常委會會議的協商是政協政治協商的基本形式，搞好常委會會議的協商對政協協商政治職能的有效發揮會起到關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