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4山東選調生考試熱點：廢除勞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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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山東選調生考試熱點：廢除勞教制度

廢除勞教制度

中公教育公務員考試資深講師王曉峰

【背景鏈接】

1、唐慧案。距湖南永州幼女樂樂被逼賣淫案終審判決兩個月后，湖南省委政法委表態，成立調查組調查該案辦理情況。這是這起舉國震驚的刑事案件發生6年后，省一級政法委首次介入調查。2012年8月2日，永州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因樂樂母親唐慧多次上訴擾亂社會秩序，決定對其勞動教養一年六個月。唐慧不服勞動教養決定，于8月7日向湖南省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提出了書面復議申請。湖南省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經審查決定受理，并依法啟動了復議程序。2012年8月10日，唐慧的勞動教養決定經復議被依法撤銷。

2、在重慶，發生了所謂的“一坨屎”勞教案，原因是2011年4月19日到22日期間，重慶涪陵林業局的職工方洪在微博上多次以網名“方竹筍”發表言論，在得知李莊“漏罪”案撤回起訴的消息后，發表了一條消息——“這次就是勃起來屙了一坨屎叫王立軍吃，王立軍端給檢察院，檢察院端給法院，法院叫李莊吃，李莊原律師說他不餓，誰屙的誰吃，這不退給王博士了，他主子屙的他不吃誰吃”。就這樣，方洪被認定散布謠言，“嚴重擾亂社會治安秩序，”“證據事實充分”，被判勞教一年。一年之后，方洪被解除勞動教養，隨即向重慶三中院提起訴訟，法院判決認為被告重慶勞教委以原告方洪虛構事實擾亂社會治安秩序做出勞動教養一年的決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原告的勞動教養決定違法，本應撤銷。然而該強制措施已經執行完畢，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時評分析】

勞動教養是早期我國為打擊反革命分子而從前蘇聯引進的一種制度，后來它成為我國獨有。它的特點在于它的處理并非依據法律條例，從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規定的刑罰，而是依據國務院勞動教養相關法規的一種行政處罰。勞教制度曾為中國的社會秩序穩定發揮過重要作用，但時代發展到今日，這種違背法治理念和違背人身自由權的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

改革勞教制度的迫切性在于，由于公安機關毋須經法庭審訊定罪，即可對疑犯投入勞教場所實行最高期限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強迫勞動、思想教育等措施。由于缺乏明確的性質界定，對其批準程序缺乏監督和限制等漏洞，勞教制度給一些部門濫用權力提供了可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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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而一些案件說明，勞教制度被一些權力機關當成迫害無辜群眾和打擊上訪者的便利工具，嚴重侵害了公民人權和依法治國精神，也損害了政府在人民中的公信力。

唐慧，一個普通的母親，她11歲的女兒遭到了童年生活的永久陰影，唐慧因不服法院判決而多次上訪，先不說她的上訴條件正確合理，退一步來說，即使是略有偏頗，上訪也是公民的自由。因這個事情而將其勞教，于情于理都是錯誤的，而有關部門從管理者的角度判處其勞教明顯是想“一關了之”的想法，粗暴簡單解決問題，為自己免去煩惱。唐慧被勞教一事一出，社會上一片嘩然，勞教制度也已經到了不得不廢的邊緣。

2013年12月2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廢止勞教制度的決定，全國所有在管勞教人員于當天開始被解除勞教。這一決定大快人心，體現了中央推進法制建設的決心和力度，彰顯了我國人權司法保障制度的進步，維護了社會主義法制體系的權威和尊嚴。適時廢止之，對弘揚法治精神具有積極意義。法治的根基在于公民發自內心的擁護，法治的力量來源于公民堅定的法治信仰。公民對司法公正的信心和信仰從來不是憑空而生，而是源于一個個案件的公正判決，來源于司法制度的公正可信。廢止勞教制度，是中國司法改革的重大進步。

在后勞教時代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立法提速，多位專家學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均如此表示。為制度轉型確立理性化的綜合方案，最終通過正當法律程序和執法體系，實現社會公共治理與公民權利自由的雙贏。借用蘇州大學法學院教授周永坤的一句話：“勞動教養這種模糊的制度只能廢，不能改，也無法改。辦法可以歸納為八個字：重者入刑(刑法)，輕者歸行(行政處罰)。”期待有更多新舉措，讓中國人不斷堅定對法治的信仰。

（2014山東選調生信息匯總:http://sd.offcn.com/html/2014/01/54052.html）

第二篇：2014山東選調生考試熱點： 廢止勞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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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山東選調生考試熱點： 廢止勞教制度

【背景鏈接】 熱點1：唐慧案

唐慧年僅11歲的女兒慘遭強奸、被逼賣淫。由于不滿法院對7名罪犯的判決結果，唐慧不斷上訪，最后被永州官方送進了勞教所。唐慧的遭遇引起全社會高度關注，國內眾多學者、意見領袖和官方媒體大聲疾呼要求放人，最后唐慧在被捕幾天后被釋放。

熱點2：彭洪案

彭洪，重慶渝北禮嘉鎮人。三年前在天涯轉發重慶打黑漫畫《保護傘》，加點評“這把傘好怪喲”，結果出現了讓他意想不到的一幕：電腦右下角當即彈出對話，叫他去市公安局網監總隊自首。被重慶市勞教委認定為誹謗，處以勞教兩年。類似的還有所謂“方竹筍案”、“謝蘇明案”和“任建宇案”，以及這些案件當事人在申訴過程中的遭遇，普遍地反映出勞教制度的極度扭曲，并且在事實上制造了廣泛的“寒蟬效應”。這使得社會失去了糾正矯治不正當現象的可能性。

【時評分析】

近年來，廢止或改革勞教制度的呼聲一直不斷，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完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健全社區矯正制度。

勞動教養制度不是刑事處罰，而是為維護社會治安，預防和減少犯罪，對輕微違法犯罪人員實行的一種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在特殊歷史時期，這項制度的確在維護社會秩序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隨著中國社會和法制的進步，其弊端也越來越明顯。勞教制度允許公安機關無須經法庭審訊定罪，即可將疑犯投入勞教場所實行最高期限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強迫勞動和思想教育等措施。因此，一些法律專家認為，這一制度與《立法法》等上位法沖突，也違背了《憲法》的有關規定。由于缺乏明確的性質界定，對其批準程序缺乏監督和限制等漏洞，勞教制度給一些部門濫用權力提供了可乘之機。

勞教制度最終走向消亡，是社會進步的結果，提供給我們一個普遍性的啟示則是：與人一樣，國家法治的肌體，也需要經常洗洗澡、治治病。如果說當年“收容遣送辦法”因孫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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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事件而廢止、舊拆遷條例因各種強拆事件而終結，那么此次通過法定途徑廢止勞教制度，則更接近于主動的清理，意味著公民自由權利再一次得到伸張，憲法的權威和尊嚴再一次得到維護。法治首先乃良法之治。一國的法律體系中，憲法是最高法、根本法。正如總書記所說，“保證憲法實施，就是保證人民根本利益的實現。”憲法的有效實施，要求其他法律法規與憲法相違背時，能夠得到快速而果斷的制止和追究。對此，我國憲法將“監督憲法的實施”職權賦予了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使其有權撤銷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從這個角度看，此次全國人大常委會依職權廢止勞教制度，正可感受到憲法實施的脈動。

在法治的長征中，當我們若干年后回望勞教制度的廢止時，或許能夠清晰感受到這一時刻的歷史性意義。廢除勞教清除的不僅僅是違憲的舊規范，清潔的也不僅僅是法律制度的肌體健康;在更大的意義上，它見證了制度文明進步的力量，折射出上下互動共同推動法治中國的共識。

（2014山東選調生信息匯總:http://sd.offcn.com/html/2014/01/54052.html）

第三篇：廢除勞教制度之我見

廢除勞教制度之我見

[摘要]眾所周知，勞動教養制度是我國獨有的，極具中國特色的一項改造教育制度，勞教制度產生于50年代的肅反，雖然從它產生以來，對于維持社會秩序，預防犯罪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是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不斷完善，它的負面作用越來越明顯，極大的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生活，侵犯了公民權利，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勞教制度被廢除了，對于它的廢除學界觀點不一。

[關鍵詞]勞教制度廢除改造制度

一．勞教制度的產生和內涵

勞教制度是中國所特有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個教育改造制度。據資料記載，勞教制度產生于上個世紀50年代的肅反運動，最早關于勞教的法律是1957年8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決定》指出，設置勞教制度的目的是想把一些游手好閑、違紀亂法與不務正業的但是具有勞動能力的人改造成可以自食其力的人，這樣能夠保證公共秩序的維護與社會主義的建設。

根據傳統的刑法學教科書，它是指“對有違法行為或輕微犯罪行為但不夠刑事處罰的人，依法收容于勞動教養場所，實施強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種行政處罰措施及其相關制度。”

勞教制度的內涵是勞動、教育、培養相結合的制度，簡稱“勞教”,黨中央1955年《關于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該《指示》明確規定：對在肅反運動中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破壞分子，除判處死刑的和因罪狀較輕、坦白徹底或因為立功而繼續留用的，其余進行勞教。其基本方針是“灌輸、感化、挽救”，性質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強制性教育改造，從而形成了一種具有鮮明社會主義人文關懷的制度。

我國規定的勞教兼備了勞動、教育、培養三個特點，共同構建了勞教制度。第一，勞動方面。對勞教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在勞動場所的被教養人員，也會按照其勞動成果發給適當的工資。

第二，教育方面。要對被教養人員采用勞動生產和政治教育相結合的方針，幫助他們建立愛國守法和勞動光榮的觀念。

第三，培養方面。對被教養人員，讓他們在參加勞動的過程中，學習生產技術，使他們成為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勞動者。

二．勞教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在文章里我們說廢止是很容易的，可在廢止勞教制度后，在我國現有的社會治安形勢下，原先勞教制度適用適用的那一部分人員該怎么處理？以下幾個因素我們不得不考慮：其一，我國受儒家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我國傳統的治國理政經驗“縮小（刑罰）打擊面”（法不責眾），減少犯罪數，盡可能使國民免留“罪犯”的污名劣跡，減輕心理壓力，利于個人自由發展。其二，只要還存在有大量的“刑法邊緣行為”的存在，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我國現行刑法因其屬于結果本位的價值取向，使其具有結構性缺損，導致勞動教養對象成為法律的不管地帶，而勞動教養正是通過行為側重反映行為人的劣根性，從而“注重結行為人的教養處遇，這恰好彌補了刑法的結構性缺損，勞教與刑法形成了功能的互補格局，其存在的價值恰恰于此”。其三，立即廢除勞教制度將會增加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勞教制度自我國存在了五十多年，其實踐作用和社會功效是不容忽視的。如果立即廢止勞教制度而沒有相應的替代措施肯定會對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對停止實施勞教制度持否定說學者認為，盡管停止實施勞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就目前形式看來不太樂觀，他們有一下幾點理由。

1.停止了實施勞教，對某些違法行為不能及時治理。一下子停止實施勞教，必定會使社會上許多閑雜游手好閑之人數量增多，他們有勞動力卻好逸惡勞，又沒有良好制度來約束，很容易讓他們走上犯罪的道路。

假設小偷盜竊了不超過盜竊罪規定最低標準的財物，如何對其處罰呢？不能以盜竊罪論處，因為他根本沒有達到構成盜竊罪的最低標準。能否對其進行行政處罰？若小偷沒有任何錢財，就不能對其財產處罰，或將其拘留十五日，他就能改變這種盜竊嗎？如果財產了勞教制度，這些問題就將成為現實，那時候我們又將如何處理？

對停止實施勞教持否定態度的學者看來，停止了不利于預防和減少犯罪、維護社會治安的穩定，對某些違法行為不能及時制止。

2.停止了實施勞教，不利于司法資源節約。停止實施勞教，本來簡單的行為通過勞教解決的，卻要到法庭進行辯論，很大程度上制造了司法資源浪費，也讓公安機關對新的停止使用勞教的做法不太適應了。在十八大之后，國家提倡加快法治建設和和諧社會的構建，對停止了勞教的做法，必定會使法院加大審查力度的負擔和公安機關執行力度。

三．勞教制度的不合法性分析

2012年廣州代某在白云區均禾街平沙村張貼關于車牌、證照的廣告，被當地保安員當場發現，并且在其住所內檢獲一把武士開山刀（經鑒定為管制刀具）、17件自制開鎖工具、一件套筒工具、三塊車牌、一箱廣告小貼紙，辦案民警遂將其傳喚至派出所進行調查。當日，廣州市公安局白云區分局以涉嫌盜竊為由，將代某刑事拘留，送白云區看守所羈押。7月19日廣州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認定代某偽造、變造，買賣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依照《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的相關規定，決定對代某勞動教養一年。

因張貼小廣告就被判勞教一年？其實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按這個邏輯來講，那么多人貼小廣告，那還都得去被勞動教育嗎？如果說不是，那憑什么代某要去被勞教，這個問題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到底是誰的問題？其實答案已經顯而易見，這不是單單一個原因造成的，是多個因素綜合影響的。關于勞教制度的問題，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羅爾斯曾經說過“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是不正義的，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所以我認為，勞教制度應該廢除，因為它是不正義的。

1.勞教制度與“罪刑法定”和“罪責刑相適應”的法律原則相違背。我國《刑法》第3條將其概括為“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出刑。”

我國《刑法》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刑事責任相適應”。

不法人員所受的處罰應該與其所犯罪行的類型以及所犯罪行的大小來決定。罪行比較嚴重要受到形式處罰，罪行比較輕微，要受到輕微罪行的處罰，總之就是犯罪人員所承擔的責任要與其所犯的錯誤相一致。但是勞教制度對公民的人身自由的剝奪和限制最長能夠達到4年，這已經能夠相當于刑事處罰的程度了，但是在刑法中并沒有明文規定。一個人所犯的錯誤與所要承擔的責任并不相符，甚至被剝奪限制自由的時間甚至比收到刑罰處罰的罪行更嚴重，這顯然就違背了罪行相適應的原則。

2.勞教制度違反了法律保留原則。法律保留是指在特定的范圍內對行政自行作用的排除。其中法律是狹義的法律，是通過民意產生的法律，那這樣來講，那么有關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而有關勞教制度的形成過程，在第一部分我們已經講過，它并沒有專門的法律規范，最早關于勞教的法律是1957年8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1980年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將強制勞動與收容審查兩項措施統一于勞動教養的通知》，其中關于勞教制度的一些規定，并不在“法”的范圍之中。

3.勞動教養制度違背了正當程序原則。我國法律規定，任何人未經公開的司法聽審，不得被剝奪權利和自由。勞教制度中的結果決定沒有相關的法律程序加以制約，更沒有合法的機關對其案件進行庭審，所以是不合理的。勞教委員會也只是一個行政機關，它存在于公安機關之中，在實際的運行過程中，真正行使勞教審批權的還是公安機關。在我國勞教制度事實上已經是第三種獨立的制裁體系，它已經不受其他法律體系變化的影響。

四．展望未來

盡管勞教制度已經在十八屆三中全會被廢止了，但是這并不完全意味著是中國法制的勝利，中國的法制建設還有一條很長的道路要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的道路任重而道遠。時至今日，《違法行為矯治法》仍未頒布，違法矯正制度也沒有建立起來。中國共產黨執政六十多年來，在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等方面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黨陸續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并在十五大首次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權”、其后又進一步提出“一切妨礙發展的思想觀念都要堅決改變，一切影響發展的體制弊端都要堅決革除。”讓我們對中國的法

制建設多一些耐心，相信自己的國家一定會更加美好！

王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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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勞教制度廢除的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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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教制度廢除的原因

核心內容：勞教制度廢除的原因有哪些？勞教制度于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正式廢除。勞教制度廢除源于勞教制度缺乏明確的法理依據、缺乏必要的制衡機制、勞教的嚴厲與其作為行政處罰的性質不相符合等弊端。法律快車編輯為您詳細介紹。

12月28日閉幕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廢止有關勞動教養法律規定的決定，這意味著已實施50多年的勞教制度被依法廢止。決定規定，勞教廢止前依法作出的勞教決定有效；勞教廢止后，對正在被依法執行勞動教養的人員，解除勞動教養，剩余期限不再執行。

勞教制度廢除的主要原因：

首先，勞教制度最為人所詬病的地方在于它與國際人權公約、我國《憲法》和《立法法》三個法律依據的精神相沖突，缺乏明確的法理依據。

按照勞教制度，被勞教的人沒有經過合格的法庭、經由正當的程序做出公正的判決即被剝奪人身自由，這是有違公約精神和原則的；2000年，《立法法》實施后，由行政法規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已失去合法性基礎；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中，立法機關又在憲法中加入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條款，從某種意義上表明中國對盡快批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努力。

其次，勞教的權力集中于公安機關，缺乏必要的制衡機制。

按照《勞動教養試行辦法》規定，對需要實施勞動教養的人，由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審查決定，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由公安、司法、民政、勞動等部門的負責人組成。但勞動教養的審批機構設在公安機關，實際上是將勞動教養的決定權集中于公安機關，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形同虛設。

再次，勞教的嚴厲程度也與其作為行政處罰的性質不相匹配。

勞教屬于一種行政權決定的行政處罰，但剝奪人身自由可以多達4年，而刑法的有期徒刑最短只有6個月。其嚴厲程度與刑罰相當，甚至比短期徒刑、拘役、管制更加嚴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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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三中全會廢除勞教制度 南方周末范文

三中全會廢除勞教制度 南方周末：廢了勞教 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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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1 16:19:08 更多

關鍵字 >> 勞教勞教制度廢除勞教南方周末十八屆三中全會三中全會公報輕微罪社區矯正勞教制度改革聚焦三中全會

21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以《廢了勞教，多了什么》為題，回溯了勞教制度被廢除的歷程。文中，回應了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廢除勞教制度”的相關內容。對勞教怎樣廢？什么時機通過什么方式廢除？建立怎樣的制度來轉化、填補勞教制度廢止后的空白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根據《南方周末》報道，早在三中全會《決定》面世之前，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勞教所都已經悄然轉型。近兩年以來，如何替代“勞教”也始終是法律界人士的討論內容。其中，“輕微刑”和“社區矯正”成為勞教的取代方案。對于這兩者，《南方周末》在報道中提出觀點，認為“輕微刑”處理必須有立法授權，而不是通過司法解釋擴大刑罰覆蓋范圍。同時應防止社區矯正成為“第二個勞教”，“程序應是司法化的程序，決定機關應是法院，場所、對象是誰，要在法律中明確”。

《南方周末》 在報道介紹，近幾年各地勞教機構已經悄然轉型。

以下為《南方周末》記者郭絲露等報道全文。

廢了勞教，多了什么

張宇杰的畢業院系和工作單位最近都換了名字：中央司法警官學院勞教系更名為矯正教育系，廣東省第二強制隔離戒毒和勞教所摘下“勞教所”的牌子，成為專職戒毒所。

這些變化都來自勞教即將廢止的消息。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明確提出，廢止勞動教養制度。

勞動教養制度的依據是，1957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以及1982年1月國務院轉發公安部制定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根據“誰通過誰廢止”的原則，接下來，最早可能在今年年底，只要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決議，56歲的勞動教養制度將正式壽終正寢。

具體方案目前尚未出臺，《決定》透露的信息只有短短二十幾個字：完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健全社區矯正制度。

“現在的問題不是廢不廢，而是怎樣廢。”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焦洪昌說，關鍵是在什么時機通過什么方式，建立怎樣的制度轉化來填補勞教制度廢止后的空白。一部法律不能解決問題

2013年10月，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在最高法黨組會上提出，要探索完善輕微刑事案件快審快結機制，大力推進社區矯正工作。

這樣的表態與《決定》對照，基本一致。不過消息傳出時，外界仍與違法行為教育矯正法聯系起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違法行為教育矯正法被視為替代勞教的方案，2005年和2010年它曾兩次納入全國人大立法計劃，但一直未送交審議。

“唐慧案”代理律師徐利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這樣解讀周強的話：立法機關、公檢法對于勞教制度的改革已達成一致——未來代替勞教制度的《違法行為教育矯治法》，其決定權將不在公安，在法院。

過往的媒體報道披露，制定該法的前提是沒有廢止勞教，“參與立法討論的學者透露，當時最大的分歧在于由誰來決定勞教，即矯正機關設在哪里。” 據媒體報道，公安機關對該方案持反對態度。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焦洪昌說，這部法律之所以難產，不僅涉及國家管理職能，還關系到部門利益，“勞教沒了，經費、人員、編制都沒了”。

在沉寂多年后，《決定》一錘定音：不僅不提《違法行為教育矯正法》，勞教也直接廢了。

“十八大”召開后，中央政法委曾組織有關部門對司法改革進行討論和調研，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陳衛東參與了多次討論。

他說，中央的改革決定公布之后，社會對《決定》中“完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矯治和矯正法律”存在誤讀，認為其是勞動教養的替代措施。

他解釋說，“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不是特指一部法律，而是一個在廣義上包含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以及社區矯正制度的法律體系。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馬懷德認為，勞教的“精神”要廢，但從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

利益的角度看，“勞教”不能廢。

沒有勞教就亂了？

11月17日，在《決定》對外發布的第三天，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劉仁文組織了一個勞教研討會，有人就提出：一年下來，沒勞教也沒問題啊。劉持保留態度。在2012年底中央釋放出勞教改革信號之后，2013年初，有多省正式宣告暫停勞教審批。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馬懷德說，徹底廢除勞教，從人權保障和順應民心的角度講，是最理想的方式。勞教的“精神”要廢，但從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角度看，“勞教”不能廢。勞教對象的嚴重泛化，始于1983年“嚴打”之后，人大及相關行政部門通過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等法律法規，將小偷、賣淫嫖娼、吸毒、破壞治安等行為都納入勞教。2005年在各界強烈要求廢除勞教的背景下，治安管理處罰法出臺，將上述行為納入治安處罰的范圍。

不過，治安管理處罰法雖然不再規定勞教，但留下了一個“強制性教育措施”的開放式概念。而有關部門往往因為治安處罰不夠用，仍在使用勞教手段。馬懷德說，治安管理處罰法對傳播販賣制作淫穢物品和嫖娼等人員，也采取教育和收容措施：“只是換了個地方規定，沒有明確說是勞教而已”。

司法部《中國司法》原總編輯王公義介紹，現在勞教制度的管制對象主要包括四類人：吸毒復吸的；嫖娼賣淫、傳播販賣制作淫穢物品的；結伙作案、多次作案、流竄作案且已經受過治安處罰的；擾亂社會秩序、尋釁滋事的。

“如果沒有勞教管，社會就亂了。”王公義說，原先勞教處罰已與治安處罰、行政處罰和監獄處罰并列成為我國四種限制人身自由的處罰，“現在一下子從四種處罰變成了三種，這個缺失必然要用一些東西填補空白。”

他舉了一個例子：對小額偷盜行為，以前的處理方法是，第一次被抓獲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法罰款，第二次被抓就要被處以勞動教養，“但現在（廢勞教后）第二次抓到還是得罰款，第三次還是罰款，那第四次呢？” 從勞教到輕微罪入刑

周強所說的“探索完善輕微刑事案件快審快結機制”，也是勞教改革的配套措施。快審快結機制是2009年最高法院的“三五改革”的內容，主要是為了提高審判效率。

此外，記者注意到，2013年以來，“兩高”針對盜竊罪、敲詐勒索罪、尋釁滋事罪、搶奪罪等罪名出臺了司法解釋，均規定在特定情形下如情節不嚴重或行為人積極認罪積極賠償取得被害人諒解的，可免予刑罰甚至或“由有關部門依法予以行政處罰”。

陳衛東解釋，勞教廢止后，刑法的改革分為兩步：一是將原來輕微違法犯罪行為，通過立法和司法解釋的方式納入刑法“輕微罪”的范圍，“也叫入刑吧”；二是在“入刑”后，探索完善輕微刑事案件快審快結機制。

陳衛東說，這就是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配合勞動教養廢除作出的改革措施。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刑法學教授林維擔心，入刑意味著這些人成為了罪犯，用擴大刑罰覆蓋范圍的做法，將公民從勞教中解救出來，可能會對社會造成更大的危害，比如他們會面臨失業，后期的融入社會甚至生存都會成為問題。他提出疑問：“這是因為我們的容忍度低了，還是因為我們暫時沒有辦法，就索性這樣處理？本來是可以用小刀處理的，但我們沒有小刀，所以對不起我們還是用斧頭來處理吧？”

劉仁文也指出，以司法解釋規定輕微刑的層級太低，有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嫌。“司法解釋只是權宜之計。”陳衛東說，修法是必然的。他和劉仁文都提醒記者注意，刑法修正案

（九）已列入2013年10月全國人大公布的立法規劃中。

“社區矯正”在2009年已經全面鋪開，圖為安徽池州市社區矯正對象走進大墻

接受教育。社區矯正：不能成為“二勞教”

2013年10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的五年立法規劃里，社區矯正法赫然在列。今年2月，由司法部承擔起草的社區矯正法草案送審稿已提請國務院審議。陳衛東說，勞教廢除后，將把有違法行為但不足以受到刑法處罰的輕微刑事犯罪，也納入社區矯正管轄。

“社區矯正”正式入法，是在2011年2月出臺的刑法修正案

（八），明確規定了對判處管制、緩刑以及假釋的罪犯依法實行社區矯正。

林維告訴記者，按照刑法規定，社區矯正的對象主要是假釋、采取監外執行和緩刑的刑事罪犯，是為了解決服刑者短期禁閉刑效果差、融入社會困難等問題，“是一種有條件的短期自由刑”。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焦洪昌認為，社區矯正機構的設立是合理的。從大陸法國家的經驗來看，針對特定的人群，特別是針對輕微犯罪人群，都有一些特定的措施，“大部分叫做保安處分，也有叫做教育矯治”。

不過，現實中已經設立的各類社區矯正中心，與現有法律中的“社區矯正”概念，涵義和內容并不一致。

社區矯正工作10年前開始試點，2009年起已在全國鋪開。

姚穎所在的廣州市尚善社會服務中心就成立于2009年3月。她說，“尚善”承接了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和廣州市司法局社區矯正服務項目。

“尚善”2013年還和越秀區檢察院合作開展了一個“免予起訴的未成年人”的項目。檢察院如果認為涉案未成年人可能適用緩刑，就直接先讓矯正機構介入，矯正對象將有一個考驗期，“如果覺得可以免予起訴，我們會出一個書面的建議書給檢察院，這樣檢察院將不予起訴。”姚穎說，類似的模式全國的社區矯正機構都在探討。

為了不讓社區矯正成為“第二個勞教”，焦洪昌建議抓緊立法：“程序應是司法化的程序，決定機關應是法院，場所、對象是誰，要在法律中明確。” “隨著勞動教養制度的廢除，我相信也沒有時間拖延了。”陳衛東說。在一個內部研討會上，陳衛東提出疑問：“社區矯正法”屬于行政法還是刑事法？因為“社區矯正法”確定矯正對象需要通過司法裁決，但在性質上又是行政事項。社區矯正法是否將是違法行為教育矯正法的新形式？陳衛東給出了否定的答復。在林維看來，現在之所以將刑法已規定的“社區矯正”單獨立法，就為了應付勞教廢止“再弄出來的一個法律”。低調轉型

勞教所摘牌后，現在張宇杰的單位名稱只有一個：廣東省第二強制隔離戒毒所。張宇杰說，這是全國最大的勞教所。2007年，張宇杰考入時的單位全稱叫廣東省第二強制隔離勞教戒毒所。不久后戒毒法出臺后，原本屬勞教管轄的戒毒被分開，從那時起，全國大多數勞教所都掛有勞教和戒毒兩個牌子。

王公義說，勞教廢除后勞教所其實很好處理：大部分把勞教所的牌子一摘，只做戒毒所；沒有戒毒任務的變成監獄；不變監獄也沒有戒毒任務的，還可以變成社區矯正場所。

張宇杰說，勞教廢除對他們的工作沒有影響，因為“已經有兩年沒有接到與勞教有關的案子了”。早在2009年，廣東就已將勞教機構定義為強制隔離戒毒和戒毒康復工作職能部門。

自2013年起，各地除了暫停勞教審批之外，勞教所的轉型也都在低調進行。“唐慧案”的所在地湖南省，2013年5月也將勞教所工作重點向收治強制隔離戒毒對象轉變。

有媒體報道，2013年2月江蘇省司法廳就啟動了大規模戒毒矯治業務培訓，到5月底，已結束省內所有勞教所向強制隔離戒毒的轉型。

有人注意到，北京市大興區的團河勞教所在2013年7月份也掛上了“北京市監獄團河二監區”牌匾。

收教人員的分流是備受關注的熱點。上海官方發布的消息稱，在上海，收教人員已全部依法解教，勞教場所和干警的轉型正在推進，教育矯治將成為上海應對輕微刑事犯罪的重點。

從各地的措施可見，勞教所僅存的一些收教人員，大多得到了寬大處理：要么被直接宣布解散，要么將在勞教期滿后重獲自由。

而對與勞教相關的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馬懷德認為依然有效，根據法不溯及既往原則，按照被勞教時的法律規定，依法作出維持或撤銷勞教的處理。“勞教是最后一個明確法律依據不足，又沒有程序規范的強制措施。”馬懷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