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教案評分標準

教案評分標準

課題（本節課的名稱）

一、教學目標（10分）

應從“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三個維度設定目標。目標要切實可行，可操作、可檢測。

二、教學重點與難點（10分）

本課題要解決的關鍵性問題以及難以理解或接受的內容。要求定位準確，以便在教學過程中突出重點、突破難點。

三、教學策略、方法與教學過程（60分）

教學設計應體現新課改的理念。教學環節完整，包括師生教學和學習的全部活動、小結、練習等，這部分是教案的重點內容，要求認真、詳細地書寫。

四、板書設計（10分）

要反映本節課的知識脈絡，重點突出，條理清楚，簡明扼要。

五、教案書寫

要求書寫工整，漢字及化學用語無錯誤。

第二篇：教案評分標準

一、宋元社會思潮對史學的影響

宋元史學，無論是史論，還是史考，比之前代史學都有一定的特點。特點之一是對史事的評論要比唐代興盛得多。不僅史學家寫史評，理學家、文學家也寫史評。特點之二是對史事的考訂辨析要比唐代發達，精密得多。特點之三是史論與史考發展的不平衡。宋元時期史論著作越來越多，而史考著作日益減少。這些特點形成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受當時社會思潮的影響。

從北宋慶歷年間（1041—1048年）開始，社會思潮發生了很大變化，那就是傳統的儒學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辨方式和方法，形成了更加封建倫理化的、言心講性的新儒學——理學。鑒于唐末五代藩鎮割據、朔方游牧民族政權的沖擊、封建社會內部弊政不斷、農民起義不斷，宋朝統治者守內虛外，亟需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治地位、強化思想倫理，因此，由北宋初期開始，學術一步步走上了崇尚義理，注重當代政治的道路，造成了好發議論、由實轉虛的風氣。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的相繼出現，對整個社會思潮進行了大改造。南宋以后，朱熹作為理學集大成者，進一步鞏固了理學的一統天下。當時與程朱理學抗衡的，除陸九淵的心學外，主要有以陳亮、呂祖謙、陳傅良、葉適為代表的講功利、重實效的浙江學派。浙江學派產生于偏安一隅的南宋，對于如何恢復失地，如何富國強兵等問題比較重視，而對于程朱理學言心講性、天理人欲那一套卻不感興趣。然而，他們的哲學比較粗糙，理論體系也不夠完善，并不能抵擋住理學的沖擊。因此，當南宋中期宋理宗正式詔令“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顥，真知實踐，深探圣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其令學官，列祟祟祀”（《宋史》卷三四《理宗紀》引淳佑元年謂）之后，理學便完全占據了一尊的地位，控制了整個思想學術。至于元朝，理學獨尊，完全成了束縛思想的工具。

宋元史學，尤其是史論的發展演變，無疑受到了當時社會思潮的嚴重影響：

1、把治亂興替的終極原因歸結為倫理道德尤其是君主個人的修養和行為

它一方面繼承了傳統史學，把褒貶人物、勸善懲惡、探討治亂成敗當作史學的第一要義；另一方面接受了理學言心講性、重視倫理道德的內向自省的影響，不再把治亂興替的終極原因歸結于具體的政治和軍事，而是歸結為倫理道德尤其是君主個人的修養和行為。因此史評家往往評論歷代帝王的心術與道德，把史評縮小在對君主個人的勸懲褒貶方面。所以自宋中期以后，出現了一系列專為統治者提供治世經驗、為統治者個人修養和行為提供借鑒的“帝王學”式的史論。

2、主張“尊王攘夷”，重起“正統篡逆”的爭論 鑒于唐末五代藩鎮割據的歷史和北方契丹族威脅（南宋時是女真族的威脅）的現實，宋代史學家接受了中唐啖dan助、趙匡、陸淳及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春秋》學中“尊王攘夷”思想及理學家邵雍《皇極經世》中歷史循環論思想，并與傳統的名分思想湊合起來，重新把東晉習鑿齒以來的“正統篡逆”的爭論推向高潮。

3、隨著理學及反理學的斗爭，史論也出現了相應的流派 北宋時期，隨著理學的形成和侵入史學，史論由傳統的懲戒褒貶與治亂分析，發展為探討君主之心術修養以及正閏之區別。南宋時期，隨著程、朱理學與浙江功利學派的爭論，史記也分為兩大流派，理學家力圖使文學理學化引向探討天理人欲的方向，浙江學派則力圖以歷史為借鑒，把史學引向探討經濟、政治、軍事等實際問題的方向。隨著南宋中后期理學一統地位的確立，史評中的爭論大都平息。隨著元明理學的僵化，史評也日益空洞、保守與沒落。

宋元史考的發達和精密，也與這時的社會思潮有關。中唐啖助、趙匡、陸淳所代表的新《春秋》學固然由于他們的穿鑿附會、乖離本書、發揮義理給宋代理學帶來了空琉、義理化的風氣，但他們拋開傳注，直接從古經中探求大義，懷疑舊說的作法，也給宋代帶來了敢于懷疑的精神。兩宋學者多疑古書舊說。懷疑引起思索，思索便需要考據，這種風氣影響到史學，便使得史學中的考據越加發達，出現了一批很有質量的史考專著，形成了注重史料、注重考辨的風氣。

二、宋元史論

1、北宋前期的史論：總結治亂興廢的經驗教訓，宣揚“尊王攘夷”

基本上沿襲著傳統的觀點和方式，對歷史（尤其是唐代）的政治、用人、理財、軍事，即有關治亂興廢的經驗教訓進行總結，以供統治者借鑒取資；同時為鞏固宋王朝的統治，大力表彰宣揚“尊王攘夷”之說。石介的《唐 1 鑒》、孫甫的《唐史論斷》可為代表。

（1）石介《唐鑒》。石介（1005—1045牛）字守道，人稱徂徠culai先生，若有《徂徠集》、《怪說》和《唐鑒》。在“宋初三先生”中，他是最年輕的一個，也是思想最激烈的一個。他繼承了唐代啖助等人和宋初孫復的新《春秋》學，大談尊王攘夷、強干弱枝等問題。《唐鑒》今已亡佚，但其序文尚存《宋文鑒》卷八十六。其序云：“夫前車復，后車戒，前事之失，后事之鑒。??國家雖承五代之后，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為鑒。”石介在《唐鑒》中把唐代復亡的根本原因歸結為奸臣專政，女后預事，宦官任權三條，希望宋代統治者“鑒李世之復車”。在《漢論》三篇中，批評漢代統治者不能行“三王之道”，所以使得“漢不及三王”，其論借古喻今，表述了他本人的見解。

石介在政治上傾向于范仲淹、歐陽修等改革派，他指斥漢代統治者不能“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明律令，以垂萬世法”，而使“后世法令已定矣，條草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己慣習矣”，以致失敗。顯然是對宋初以來一些造成積貧積弱的弊政的影射和批評。他之所以在《唐鑒》中要尖銳地批評奸臣“專政而亂天下”，恐怕也是為了攻擊反對改革的保守派官僚權臣。正因為他“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所以“人多指目”，甚至死后還幾乎遭到政敵夏緯悚song發棺戮尸的報復（《宋史·石介傳》）。

（2）孫甫的《唐史論斷》。孫甫（998——1057年），字之翰，《續通鑒長編》卷一八五引當時人的話說：“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聽孫甫論。”可見孫甫的史評是很受人推重的。他著的《唐史記》（七十五卷）今已亡佚，只有其中的史論部分九十二篇由其子孫察輯為三卷，題《唐史論斷》，今仍存于世。孫甫的史論也如石介一樣，是用唐代的成敗治亂作為宋代的教訓，以求“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的。《唐史論斷》中論得最多的任賢臣（如卷上《任房杜》、《責封信舉賢》、《命李清為仆射》，卷中《姚元崇相》、《用李林甫平章事》，卷下《用裴度相》），有諷喻政治的意義；至于卷下《辨朋黨》一篇，則完全是歐陽修著名的《朋黨論》的翻版，其意就全不在唐代而在宋代了。

當時與石介、孫甫相仿的，有一大批史論家。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往往就事論事，大都借古喻今很少去探討史學中一些理論問題。據記載，孫甫曾“按先朝故實校當世之治有所不逮者，以為諷諫，名《三圣政范》”。這種方法，顯然是為了實用而作的簡單的歷史比附。

2、北宋中期的史論：“正統”問題的爭論

自北宋中期起，史論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關于“正統”的問題開始成了史學上一個引人注目的論題。較早的有尹洙《河南府請解投贄南北正統論》一篇，大談“天地有常位，運歷有常數，社稷有常主，民人有常奉”（《河南先生文集》卷二）。歐陽修作《正統論》三篇，具體論述五代十三帝當為一統，宋承五代當是繼統而主。但章望之作《明統》三篇，反駁歐陽修之論，主張以宋繼唐（見《宋史·章望之傳》）。蘇軾又作了《后正統論》三篇，為歐陽修之論辨解，反駁章望之的觀點（見《東坡集》卷二一）。稍晚的畢仲游更作了《正統議》，論歷代興廢承繼之理，對尹洙之說進行修正，認為“歷數存于天，治亂在于人”，是否正統，“亦觀其興廢善惡長短之效而已矣。”（《西臺集》卷四）一時爭論得十分熱鬧。

尹洙和畢仲游之論，都是唯心主義的。尹洙把一個王朝的興衰歸之于歷數，把統治者的地位看作是天經地義，是唯心主義的天命觀。而畢仲游既承認天意的權威，又承認人事努力的作用，這種“天”、“人”折衷的論點，較之天命觀似乎進步些，但這里的“人”，乃君主與將相而已，所以仍屆唯心主義歷史觀。理學家邵雍的《皇極經世》，以歷史循環論與正統論相結合，很值得注意。其書卷十一，將歷史與四季相比附，說從三皇到五代，正是春夏秋冬一個循環完畢。五代一過，只要圣人一出，便是春天來到，“茍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舉”。照他說，宋朝正是圣人命世，王道再興的時代。這與尹洙、歐陽修、章望之、畢仲游等人之說盡管在具體論述上有所不同，但用“正統”論為宋朝論證合理性是一致的。邵雍之論，表明理學逐步侵入史學的趨向。

范祖禹的《唐鑒》（二十四卷），在當時的史論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范祖禹（10 41—1098年），字淳夫。《唐鑒》是他長期隨司馬光撰修《資治通鑒》唐代部分時寫下的史論。他在此書卷七中宗部分，象編年史一樣地列出唐中宗嗣圣元年至二十一年的大事，并用了《春秋》“公在干侯”式的筆法，寫下“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十六年春正月帝在東官”等等，表示對武則天篡逆的貶斥和對李氏正統地位的尊崇。司馬光修《資治通鑒》是反對分別正統篡逆的，這在《通鑒》卷六十九劉備稱帝一節之后的評論中表現得極為明顯。然而，范祖禹卻在《唐 2 鑒》中一反《通鑒》的原則，于武則天稱帝時不書武周年號，而硬用被廢黜的中宗紀年，并聲明“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于君子而不辭也”。這里的“君子”，指的就是司馬光。由此可見范祖禹堅持正統論的態度（圖片范祖禹《唐鑒》書影）。

《唐鑒》的史論，還反映出史學與理學日益結合的傾向。理學家注重內在道德的修養和教育，把這看成是獲取治理天下的根本，邵雍所謂“善化天下者，止于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考，止于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盡力而已”（《皇極經世》卷十一），就是這個意思。這里的道德，主要指的就是君主的道德。這種思想的淵源，即《孟子》的“仁政”說和反躬自省說。《唐鑒》在史論中大量采用了《孟子》的說法，有“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己，己正而物莫不應矣”（卷二）；“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卷二十）等等言論。所以《唐鑒》開卷第一條便對李世民勸李淵起兵反隋一事，評說李世民“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卷二又對李世民殺皇太子李建成一事，批評李世民“為弟不悌，悖天理，滅人倫”。范祖禹一反以往史家稱譽李世民之常說，并認為唐朝“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視，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這種言論，正與理學家的說法同一口吻。因此，朱熹以孫甫《唐史論斷》與《唐鑒》相比時，認為孫甫雖“精細”，但“理不及《店鑒》”。

《唐鑒》成書之時（元佑元年），正是王安石變法失敗，政治上的保守勢力與學術上的保守思潮占了上風之際。范祖禹仕進于王安石變法之時，更激進的改革觸犯到大地主大商人的根本利益，又因變法的失敗，他便轉向保守，而在《唐鑒》中多次影射王安石“變革祖宗三法”了。如有“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卷八），“今當何監，不在唐乎?今當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監于唐，取法于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卷末）之論，這顯然是代表保守派的史論。

《唐簽》與過去由史書論贊發展起來的一事一議的舊史論不同，而是“折以義理”，以理學的政治觀和歷史觀為標準衡量史事。因此獲得程顥“自三代之后，無此議論”的稱譽（《晁氏客語》）。此外，北宋蘇洵等人的史論也值得一提。蘇洵（1009一l066年），字明允。其《嘉佑集》卷八有《史論》兩篇，上篇論經、史關系，說“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下篇以《史記》、《漢書》為例，說明史書不僅以“事”、“詞”勝，也有“道”與“法”。蘇洵在此把史學與神圣無上的經學相提并論是有意義的。稍后，王安石新學推崇經義，廢黜史學；二程為代表的理學也推祟讀經窮理，反對讀史，斥史學為“玩物喪志”。此與蘇洵所論不同。然在蘇洵影響下，蘇軾、蘇轍及秦觀、陳師道、張耒等都寫了不少史評，這在理學之風熾chi盛，史學日益哀微的時代，有一定意義，但其影響卻不如《唐鑒》所代表的那一類史評。

3、南宋史論：理學學派和浙江學派 南宋孝宗時代，史論界出現了兩個不同的流派，即以朱熹為首的理學家的史論，及以陳亮、呂祖謙、葉適等人為代表的浙江學派的史論。

朱熹（1130一1200年），字符晦，號晦庵。他是南宋理學集大成的大師，首屈一指的思想家。他的史論對后世有著巨大的影響。《朱文公文集》中有一篇《答趙幾道》，談到近世學者讀史，“務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因而譏笑“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于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于世俗尋常之見，以為雖古圣賢不過亦審利害之算而已。”這是批評浙江學派“意思粗淺”，還不懂得“義理精微”；同時也就強調了史學當以義理為指導。他批評浙江史學家“求義理不于六經，而反取疏略淺陋之子長”（《朱子語類》卷一二二）。他在《通鑒綱目》中“陶镕歷代之偏駁，令歸一理之純粹”（李方子《通鑒綱目后序》），嚴分正閏之際，明辨綱常倫理，大用褒貶義法。

浙江學派，與朱熹史學思想相對立，是由唐仲友、呂祖謙、陳傅良、陳亮、葉適等幾個浙江學者組成的。他們的史論盡管在具體上有一些不同，但在大的方面卻是基本一致的：

一是一致重視史學的作用，甚至把史學與經學相提并論。朱熹曾批評浙江學派“將孔子置在一壁，卻將左氏、史遷雜駁之書鉆研推尊”（《朱子語類》卷一一四）。而浙江學派卻針鋒相對，陳傅良說：“古者事、言皆有史”（《止齋文集》卷四十《徐得之左氏國紀序》）。葉適說：“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于經則理虛而無證，專于史則事礙而不通。”（《水心文集》卷十二《徐德操春秋解序》）他主張“訂之理義，亦必以史而后不為空言”（《習學記言序目》卷十四）。這就大大提高了史學的地位。

二是重視以歷代的典制和措施為借鑒，為現實政治服務。如呂祖謙認為，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知識亦可以高，方為有益”（《東萊文案》卷十九《史說》）。這比起理學家空談仁政王道，正心誠意的史學觀點來，要進步得多。還有，浙江學派與理學家在歷史是退化還是前進的問題上的看法也不一致。朱熹在《答陳同甫書》中就認為三代帝王行“天理”，而漢唐帝王行“人欲”，前者是王道，后者是霸道，因此主張恢復三代之治。這就是一種歷史倒退論。而浙江史家則予以尖銳批評，陳亮在《甲辰答朱元晦書》中反駁朱熹，指出漢唐之君主“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并立，而人物賴以生息”（《龍川文集》卷二十）。葉適在《法度總論》中更以封建制與郡縣制為例，指出：行封建制，是唐虞三代的法度，行郡縣制，是漢唐的法度，“古今易時”，“古不通于今”，所以不必言必稱三代。顯然，這種史論要比理學家的歷史觀進步得多。浙江史學家這種重借鑒、重功利、重實事的歷史觀點，是與他們的政治觀緊緊相連的。他們痛心疾首的，是北土淪喪，強敵壓境，國恥未雪，他們極為憤恨奸臣誤國，也極為憤恨士大夫高談性命義理，“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則亦終于百事不理而已”（《龍川文集·送吳允成序》）的現象。因此，他們主張“古今異宜。圣賢之事，不可以盡以為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不自妨為一世英雄”（《晦庵先生集》卷三六《答陳同甫書》中引陳亮語）。

然而，南宋中期以后，茍安的情緒日益滋長，談心言性的理學之風日益熾盛，史評也日益理學化，如林之奇《論作史之體》（見《南宋文范》卷五四）、張栻《史論》（見《南軒文集》卷十六）、劉宰《讀史鈔》（見《漫堂文集》卷十八）、戴溪《明帝論》（見《南宋文范》卷五七）、王柏《通鑒始托論》（見《魯齋集》卷二）等，都有一股十分濃烈理學頭巾氣。當宋寧宗、理宗、度宗三代皇帝都對義理派朱熹的《通鑒綱目》大加褒獎之后，南宋的史論便逐漸“會歸一理，”納入了理學的軌道。理學學派獲勝。

4、金國史論：王若虛堅決反對義理派，主張史為實錄 在南宋義理史論家占據了上風的時候，北方金國出現了一個史學家王若虛。王若虛（1174一1243年）字從之，號儲夫、海南遺老。他著有《史記辨惑》、《諸史辨惑》、《新唐書辨惑》等，收入《滹hu南遺老集》。本來，金代史學受了北宋義理學的影響，重視褒貶正閏，在金章宗、宣宗時期的“本朝德運”之爭便是一例（見《金文最》卷五六《大金德運圖說》）。然而，王若虛卻一反世俗之見，在《史記辨惑》中聲稱：“予謂史書，實錄也。”《歸潛志》卷八記載了一個故事，說王若虛主張史為實錄，“貴不失真”。這說明他的思想與“義理”說是不同的。他還尖銳地批評寓褒貶、明義理的史學思想，如在《君事實辨》中批評程頤、范祖禹要求司馬光在《通鑒》貶斥魏征“不死于建成之難”而反事唐太宗，違反“忠臣不事二主”的封建倫理的迂腐見解（見卷二八）；批評左氏、杜預、胡安國把舊史料中偶爾缺—人名的現象當作“圣人垂訓”的義例來妄加發揮的作法（見卷一）；指出：“一切異說不近人情者，雖托以圣賢，皆當慎取，不可輕信也”（見卷二十《諸史辨惑》）。他在史料上堅持考證的態度，在編纂上堅持“惟適其宜”的方針，堅決反對義理派史家不顧史料的真偽，只顧發揮義理，講究所謂“書法”的做法。所以元好問在他死后說他“頗譏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為夸，而史學以探頤幽隱為功”（《遺山文集》卷十九《內翰王公墓表》）。當然，王若虛史論中還有不少缺點，如有“區分正閏”的思想（參見卷三十《議論辨惑》），有封建倫理的氣味（如卷二七《臣事實辨》“荀彧”條），有“寧舍史傳而從經可也”的主張（卷一《五經辨惑》）。

5、元朝史論：激烈爭論“正統”問題

元代的史學不很發達，然而對于“正統”問題的爭論，其激烈程度卻超過了任何一代。

蒙古族統治者建立的元朝，為了說明它建立和存在的合理性，在修宋、遼、金三史時，便發生了宋、遼、金何為正統的大辯論。王惲《玉堂嘉話》卷八記載了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一次學者聚會，辯論遼、金、宋的正統問題。有人認為金朝只能在宋史中占一個載記即附庸的地位。王惲則認為，遼之建立在宋之前，與五代曾并立過一段時間，而且后來與宋結為兄第，“降及晚年，遼為翁，宋為孫”，并且不是以篡弒立國，應該單獨為《北史》，以五代為《南史》。宋自建國到靖康，基本統一中國，應為《宋史》，金代“帝有中原百有余年”，當為《北史》，而南宋僅占江南，當為《南史》。后來又有各種各樣的論辨（參考修端《辨遼金宋正統》，載《元文類》卷四五）。所以“三史”之修，從元初（1279年）令修以來，一直未能撰成。直到至正三年（1343年）再次沼修，都總裁右丞相脫脫斷然裁定“三國各與正統”，才得以于次年正式撰成。但是正統問題的爭論還是沒有平息。三史成書之后不久，楊維楨（1296—1370年）又作了《正統辨》進呈皇帝，認為“史有成書而正統未有所歸”。他極力論證元應繼宋，力主宋為正統之說（見《輟耕錄》卷三）。此論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正統”說的理論根據。4 首先，他是以公羊《春秋》學關于書“春王正月”為大—統的說解和朱熹《通鑒綱目》以蜀漢、晉為正統而以魏、北魏為閏余是“正天下人心之公”的理論為主要依據的。其次，他是以“天理人心之正”為劃分正閏的主要標志的。如，他說：“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國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戍渡江，而平江南于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茍然。”這就是以“天理”論正統的論點。再次，他又提出了一個區別正閏的新原則：“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以理學的道統解說治統。這些正說明了元代理學勢力的興盛和元代史論的理學化。

三、宋元史考

宋代史考的發展，一方面，是前面己提到的宋代懷疑風氣的盛行；另一方面，是由于印刷術的廣泛使用和官私各方大規模修史，使得史家易于得到史料，并注意和從事于史料的考訂。當時出現了一些較有水平的考史專著。其中尤以北宋吳縝的《新唐書糾謬》、《五代史記纂誤》，南宋王應麟的《漢制考》、《漢書藝文志考證》、《通鑒地理通釋》最為突出。

1、吳縝的《新唐書糾謬》和《五代史記纂誤》

吳縝，字廷珍，生卒年不詳。《新唐書糾繆》二十卷，《五代史記纂誤》三卷，元佑中曾一起刊行。這兩部書是對《新唐書》、《新五代史》訛誤的考辨。他的指摘有些是很準確的，例如第一條對《新唐書·吳皇后傳》的考辨，《新唐書》記載宰相李林甫陰謀不測，太子（李亨，后為肅宗）內優，玄宗與高力土見其宮不整，故惻然為太子選配偶，于是生李豫（后為代宗），生后三日，負姆嫌其丑陋，便取他兒代之，而玄宗不樂。吳縝便舉出幾條證據反駁其說：據本紀，李豫生于開元十五年，李林甫開元二十年才當宰相；李豫生時，其父李亨還不是太子，至開元二十六年李亨十二歲才為太子；太子之宮有典司之人，不可能不整飭chi；負姆換兒，純屬小說家言，天子的皇嫡長孫豈能輕易更換。所以斷言《新唐書》之說，漏洞很多，“出于傳聞小說增飾之言，不足取信于后世”。這條考辨是很有力的。清人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舉出吳書“據貞觀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辨六年縱京國死囚四百之謬，據高宗年辨《孝敬皇后傳》稱蕭妃女義陽、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之謬，據王承宗反及李吉甫再入相歲月辨《鄭絪傳》言吉甫譖zen絪漏言于盧從義之謬，據楊子琳、暢惠琳二人時地后后辨《劉昌裔傳》、《戴叔倫傳》俱以子琳作惠琳之謬”等等，稱其考證比較精當。特別應該指出的有兩點，第一、他指出的《新唐書》修書“八失”（即責任不專、課程不立、初無義例、終無復審、多采小說而不精擇、務因舊文而不推考、刊慘者不知刊修之要而各循所好、校勘者不舉校勘之職而惟務茍容等八項錯誤），提出了史書編纂學上的不少問題；第二、他用本書前后互證、紀傳互證的方法辨明了書中的毛病，發展了我國史考中原有的一種重要方法——本校法。

在吳縝的同時或稍后，還有劉羲仲的《五代史糾謬》（見徐度《卻掃編》）、范季方《五代史記正誤》（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吳曾《新唐書糾謬》（《撫州府志》卷五九）、汪應辰《新唐書列傳辨證》（見《宋史·藝文志》）、徐次鐸《唐書釋糾辨謬》（見《金華賢達傳》卷九）等書，可見當時形成了—個對唐五代史考證的熱潮。

2、王應麟的《漢制考》、《漢書藝文志考證》和《通鑒地理通釋》 如果說以吳縝為代表的史考僅僅局限于對一部史書的考訂的話，那么宋末王應麟的史考則沖出了考訂一書的局限，開拓了更廣闊的領域。王應麟（1223—1296年），字伯厚，號原齋，學識淵博，著有《玉海》二百卷，《困學紀聞》二十卷、《漢制考》四卷、《通鑒地理考》一百卷、《通鑒地理通釋》十四卷、《漢書藝文志考證》十卷等。這幾部書的意義，在于創造了新的研究方法和考訂形式，涉及了過去一直沒有涉及到的幾個新領域，為后人開辟了道路。例如把漢人注疏中有關制度的材料剔出來，把它們還原為漢代的資料，而不是象前人那樣盲目相信漢人注疏為先秦舊制甚至是三代之制，并能把它們與史書中的資料相印證，這就是歷史地對待史料的一種方法。從經書注疏特別是字書中尋找史料，考證典制，也是開辟了一個新的史料領域。而大規模地考證山川形勢沿革、軍事地理及史志目錄的專著，也是過去從來未曾有過的。后來清代學者的地理名著如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很難說沒有受到王應麟《通鑒地理通釋》的啟發；清代學者的史志考證名著如章宗源《陷書經籍志考證》、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等，很難說沒有受到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的影響。

宋代史考的考證方法較為科學和進步。首先應該提出的是金石資料被大量地引進了史學考證領域。在宋代以前，運用金石資料進行史考的，只是偶然為之，并無有意識有目的地進行。而宋代則不然，先是劉敞，“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宋史·劉敞傳》）再是歐陽修，“凡周秦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duo拾，研稽異同，立說于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宋史·歐陽修傳》）5 以后還有王回、趙明城等。劉敞的著作今已不存，但從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中可知，他的著作名《周秦古器記》，其自序曾論到金石研究法為“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謚”，這應用范圍就相當廣泛了。在當時，很多人都已認識了這一資料的重要性，如趙明城《金石錄序》說：“??蓋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辭當時所立，可信不疑。”王回《故跡遺文序》也說：“子嘗閱古鐘鼎碑碣之文，以證諸史及他傳記，其褒頌功德，雖不可盡信，而于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一時之文采制度，有得其詳。而史傳追述，乃其概耳。”雖然這一方法在宋代并沒有象清代那樣被大規模的運用，但確已開啟了以金石證史這—領域的大門，給史考帶來了新的途徑和可靠的材料來源。

其次還應該提到的是史籍修撰時往往有考證史實的程序。如司馬光修《資治通鑒》，據《傳家集》中《與范內翰修書帖》說，其修撰的四個相銜接的程序中，有“考異”一項，對史料來源及異同進行分析考證，這就是做的史考工作。

此外，如李燾采用卡片匣來儲存史料的方法（見《癸辛雜識》），吳仁杰《西漢刊誤補遺》用古文字學知識來考訂史書記載的訛誤等，（參《十七史商榷》卷二九），也都說明了宋代史考方法的進步。宋代史考風氣很盛，成果很多。其成果不僅在專著、史書中有所反映，在筆記、文學總集、校勘、注疏等之中也有反映。以筆記為例，如《靖康緗素雜記》卷六《太史》條對《史記·太史公自序》的考證、《寓簡》條對柳宗元的兩篇上表是否真偽的考證、《西溪叢語》對韋應物生平的考證、《容齋隨筆》卷六對《新唐書·世系表》的考證、《容齋續筆》卷十一對唐人避諱的考證等，都十分精采。就連理學家朱熹，也曾對許多史料作過考證辨偽。

至于元明，士人“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受義理之學影響極深．多不注意歷史考證。但明代實錄一改再改，曲筆為多，野史雜記叢生，偽說奇聞實甚，這就引起一些史家學者的注意。王世貞、焦竑、胡應麟等都強調寫史務實，做了一些史考工作。王世貞所撰《弇山堂別集》中的《史乘考誤》，對一些歷史著作進行了考辨。楊慎的《史說》、焦竑的《筆乘》、胡應麟的《史書占畢》等都有一些史考內容，而且是針對當代的實錄和野史的。于是，形成了一種風氣，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使得有些野史雜志注意史實，講究考訂；甚至促使有的學者注意史考的總結，如胡應麟的《四部正訛》總結了考核偽書的方法。

教案評分標準

一、教學目標：15

1、知識目標：

52、能力目標：5

3、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目標：5

二、教學重點：10

三、教學難點：10

四、教學方法：5

五、教學用具：2

六、導入新課：15

用的問題或故事是否合適

七、新課教學20

教材內容分析、問題設置、八、小結：5

不照搬板書又精煉、準確，包括了整節課的內容

九、作業：涉及到重點內容:5

十、板書設計：規范、合理、簡明:10 整體字體書寫效果好可加1-5分

第三篇：教案評分標準

備課項目

1、學段目標（寫出本學段課程標準目標）

3、學期教材分析。

4、單元分析包括學情分析、設計理念、教學目標、教學重難點、教法、學法、課時安排，5、課時備課包括教學目標、教學重難點，教學準備、教學過程、板書設計、反思、有單元的科目要有單元反思。

第四篇：教案評分標準

教案評分標準（征求意見稿）

注：教案必須是紙質，手寫或打印各系自行規定，打印的教案必須強調其規范性，不能只是教學內容的打印。

一、期初教學檢查 1.備課量40分：

1）期初需備課3周以上，即周學時為4的備課量達標標準為12學時，周學時為6的備課量達標標準為18，依此類推； 2）每缺1次（2學時），扣5分；

2.規范性35分：

1）教案封面及每次課首頁信息完整10分：不完整的酌情扣分 2）內容充實10分：不充實的酌情扣分

3）小結與作業布置完整10分：不完整的酌情扣分

4）教案中有授課計劃（教學進度表）5分：沒有的或明顯錯誤的予以扣分

3.體現教學設計15分：教學過程中體現教學方法、教學手段、學生互動等，而不僅僅只是教學內容的羅列。

注：為便于檢查此項目，手寫教案中體現教學設計的內容，建議教師用紅色筆跡書寫或標注紅色下劃線（波浪線），打印教案中體現教學設計的內容，建議教師采用旁注或者采用不同字體區分。

5.整潔美觀10分：手寫潦草或打印排版不規范的酌情扣分

二、中期教學檢查、期末教學檢查教案評分標準 1.備課量30分

1）中期檢查備課量要求提前1周，即周學時為4的需提前4學時備課。2）每缺1次（2學時），扣5分；

2.規范性35分：

1）教案封面及每次課首頁信息完整10分：不完整的酌情扣分 2）內容充實10分：不充實的酌情扣分

3）小結與作業布置完整10分：不完整的酌情扣分

4）教案中有授課計劃（教學進度表）5分：沒有的或明顯錯誤的予以扣分

3.體現教學設計15分：教學過程中體現教學方法、教學手段、學生互動等，而不僅僅只是教學內容的羅列。

注：為便于檢查此項目，手寫教案中體現教學設計的內容，建議教師用紅色筆跡書寫或標注紅色下劃線（波浪線），打印教案中體現教學設計的內容，建議教師采用旁注或者采用不同字體區分。

4.教學反思10分

注：教學反思為一堂課完成教師對教學過程的再認識、再思考，并以此總結經驗教訓，進一步提高教育教學水平。教學反思應在每堂課授完之后及時填寫，打印教案必須留有一定的空白處手寫教學反思，手寫教案在最后一頁作業下方書寫教學反思。

5.整潔美觀10分：手寫潦草或打印排版不規范的酌情扣分

教務處 2012-2-8

第五篇：教案檢查評分標準

教案檢查評分標準

一、教案設計總把握的四個維度：

第一、備課欄目齊全：教學目標表述準確，重點、難點把握到位，教學方法多樣化，與實際課型相配，并運用到教學設計過程中。教學準備充分。

第二、教學環節清楚：能根據不同課型設計各個環節，著眼與學生的能力培養，體現課堂教學的整體性、靈活性和生成性。

第三、師生活動充分：學生的主體地位明確，尊重學生，創設寬松、民主、平等、互動的學習環境，課堂教學形式多樣，多媒體等輔助手段運用合理。

第四、設計意圖凸顯：教師做學生學習活動的引導者、合作者、幫助者、激勵者；組織學生進行合作探究、研究性評價，課堂的組織和問題的討論具有開放性。能指導學生學會自主學習、學會自我總結、反思、學會自我評價；面向全體學生，注重全面發展，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

二、教案設計具體評價指標：

（二）教學目標設計：15分

根據大綱和新課程標準，結合實際情況確定目標，表述準確，有可測性，有梯度，層次性強。

1、目標清楚明白，具體便于師生操作。滿分5分。

2、符合課程標準、學科特點和學生實際。滿分5分。

3、體現三維目標等幾個方面。滿分5分。

（二）教學重點難點（10分）

4、把握重點難點準確，（三）課前準備（5分）

5、工具、教具、學生操作材料、預習等準備充分，貼近教學內容，符合學科特點和學生特點。

（四）、教學方法設計： 15分

6、方法選擇得當。必須遵循學生的認知規律，采取啟發式教學，充分體現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主體地位，突出學法指導，面向全體學生，注重全面發展，有利于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結合教材特點，學生教師實際，一法為主，多法配合，優化組合）10分

7、運用現代教學手段恰當。5分

（五）、教學過程設計：55分

符合學生的生理和年齡特點，教學活動圍繞教學目標，突出重點，突破難點，教、練、做時間分配合理，對教學媒體的選擇恰當，使用時要適時、適當、適量，恰到好處，各教學環節的銜接要自然，措施得當，操作自如。

8、教學思路清，教學內容安排合理，能突出重點，分散難點，強調實踐，鼓勵創新。（有主線，內容系統，邏輯性強）30分

9、以舊引新（尋找新舊知識的關聯和生長點，注重知識的發生發展過程）15分

10、突出重點（體現在目標制定和教學過程設計中）10分

榮昌區雙河初級中學

2017.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