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蘇軾

說不盡的蘇軾

蘇軾是偉大的文學家。錢鐘書在《宋詩選注》中評論蘇軾說：“他一向被推為宋代最偉大的文人，在散文、詩、詞各方面都有極高的成就。”蘇軾在世時已經文名滿天下。李紹《重刊蘇文忠公全集序》云：“其為文章，才落筆，四海已傳頌。下至閭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其盛蓋當時所未有。”

蘇軾死后，根據他生前“葬我嵩山下”的遺愿，葬在汝州（今河南省郟縣），其地被稱為“蘇墳”。蘇軾的弟弟蘇轍與蘇軾手足情深，并且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學家。蘇轍死后，蘇轍之子為踐蘇軾和蘇轍生前“夜雨對床之約”，把蘇轍葬于蘇軾墓旁，人稱“二蘇墳”。到了元代，有人又設蘇洵的衣冠冢于蘇軾墳和蘇轍墳之旁，于是就有了“三蘇墳”。蘇氏父子三人在“唐宋八大家”中“占”了三個席位，三人死后，能夠在嵩山下的古柏林中“無言”地“相視”、“相伴”，后人來到“三蘇墳”前，撫今追昔，大概是會有許多感慨的。

白居易《李白墓》云：“采石江邊李白墳，繞田無限草連云。可憐荒垅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蘇軾一生經歷坎坷，他和李白都可以說應了“詩人薄命”那句話，可是，他們都創作出了驚天動地的作品，后人忘不了他們的那些“驚風雨，泣鬼神”的作品，后世有無數讀者在和他們進行超越時空的心靈交流和思想對話。李白和蘇軾都有無數的超越時空的欣賞者、對話者，有了這些數不勝數的欣賞者和對話者，他們在九泉之下是不會感到寂寞的。

蘇軾不單是一個文學家

許多人都知道蘇軾的詩好，詞好，文章也好，所以人們說他是一個文學家。但蘇軾并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家，他還是一個書法家和畫家。

蘇軾是著名的書法家，許多人都很喜歡蘇軾的書法。蘇軾在書法上造詣很高，他和黃庭堅、米芾、蔡襄四人被稱為“北宋四大家”。黃庭堅在評論蘇軾的書法時說：“東坡先生常自比于顏魯公（按：唐代大書法家顏真卿），以余考之，絕長捕短，兩公皆一代偉人也，至于行草正書，風氣皆略相似。”他又說，東坡“中歲喜學顏魯公”，“比來蘇子瞻（蘇軾）獨近顏（顏真卿）、楊（書法家楊凝式）風骨。”

喜歡書法自然也就會愛墨，愛硯。

《蘇東坡全集》中有“硯銘”數十首，可以說，在這些“硯銘”中，蘇軾對硯的無比喜愛之情已經躍然紙上了。

蘇軾有《次韻答舒教授觀余所藏墨》一詩，從此詩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蘇軾的愛墨之心和愛墨之情。從詩中的“此墨足支三十年”一句，我們得知蘇軾的藏墨甚豐；詩中又說“非人磨墨墨磨人”，全詩最后以“聞君此詩當大笑，寒窗冷硯冰生水”兩句作結，耐人尋味。

可以斷定，蘇軾在寫“非人磨墨墨磨人”這句詩時，他心中一定是感慨萬千的——在這句詩中實在蘊涵了太多、太多的話內之意和話外之音！

所謂“磨”，可以和可能是“消磨”，也可以和可能是“磨練”。從這句“非人磨墨墨磨人”中，我們可以品味出：對于蘇軾來說，練字書寫，其目的和意義決不是單純地提高書法技巧或書法技藝，而是“書法就是人生”！蘇軾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幾十年含辛茹苦的書法歷程，也就是在“歷練”和“銘記”他的人生的歷程。

蘇軾是一個“平生好詩仍好畫”的人。黃庭堅有《題子瞻枯木》一詩。詩云：“折沖儒墨陣堂堂，書入顏（顏真卿）楊（書法家楊凝式）鴻雁行。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風霜。”此詩前兩句是稱贊蘇軾的書法，后兩句是稱贊蘇軾的繪畫。

在宋代畫家中，文同（字與可）善畫墨竹，聞名后世。蘇軾與文同是好朋友，蘇軾詩文中論及文同墨竹處甚多，且多精彩之論。《北宋文化史述論》云：“文同墨竹的真跡傳世者極少，<中國繪畫史圖錄>上冊收有目前大陸上碩果僅存的一種，與蘇軾的一幅枯木怪石圖同裱一軸。”“與它同裱的東坡之作，全幅畫面只有一塊磷蹭奇兀的巨石和并排而生的禿樹。那禿樹既不畫鱗斑條紋，也不顯示明暗對比，只是從平面的形狀上看去像一棵樹而已，充分體現了文人畫不重形似的特點，而怪石與枯木的并置??正是與墨竹一樣表現知識分子蘇世獨立（按：疑為“遺世獨立”之誤印）之節操的意象組合。”不知今存的這幅蘇軾“枯木圖”同黃庭堅《題子瞻枯木》詩中所說的那幅“枯木圖”究竟是什么關系？ 說到蘇軾和文與可的友情，還有一個非常感人的故事。蘇軾詩集中有《題文與可墨竹》，此詩前有“敘”，文曰：“故人文與可，為道士王執中作墨竹，且謂執中勿使他人題字，待蘇子瞻來令作詩其側。與可既沒八年，而軾始還朝見之，乃賦一首。”蘇軾在《題文與可墨竹》這首詩中稱贊文與可的繪畫“荒怪出象外”，造詣很高，又說：“舉世知珍之，賞會獨余最。”在詩的最后，蘇軾說：“知音古難合，奄忽不少待。誰云死生隔，想見如龔隗。”從這首詩的記述中，我們得知，蘇軾在文與可死后八年才得以完成文與可生前要蘇軾為其所畫墨竹題詩的愿望，雖然在生物學的意義上，二人已經死生相隔，但在蘇軾寫作《題文與可墨竹》這首詩時，從哲學和解釋學的意義上看，他們又正在進行令后人感動的超越死生和超越時空的心靈對話。

蘇軾在寫《題文與可墨竹》這首詩時，他是在與文與可進行超越時空的對話，同時，他也是在呼喚后人與他進行超越時空的心靈對話。

從蘇軾談人的全面發展

蘇軾不但是一位著名書法家和有一定地位的畫家，而且是一個在哲學史和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和理論家。

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北宋時期是一個思想相當活躍的時期，在思想和學術界幾乎同時涌現出了王安石的“新學”、二程的“洛學”、張載的“關學”、蘇氏兄弟（蘇軾和蘇轍）的“蜀學”，流派紛呈，蔚為大觀。尤其是在嘉祐二年（公元1051年）程顥、張載、蘇軾、蘇轍同登進士第，更可謂中國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話。

蘇轍在為蘇軾撰寫的墓志銘中簡要地敘述了蘇軾問學的歷程：“（蘇軾）初好賈誼、陸摯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后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墨，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矣。”由此可知，蘇軾走的是一條兼學百家（包括佛學）之長的道路。

蘇軾著有《毗陵易傳》，集中體現了他的哲學思想。蘇軾哲學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關于“三教合一”的思想和觀點。蘇軾說：“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于其間，禪律交功。我見大海，有此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蘇轍著有《老子解》，也力主三教（儒、釋、道）合一，蘇軾在《跋老子解后》說：“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南朝之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

蘇軾不但在中國哲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他還有寶貴的經濟學思想和觀點。關于蘇軾的經濟學思想，在趙靖主編的《中國經濟思想通史》中有專節論述和分析，本文就不再饒舌了。

但還有一點，卻是值得特別一提的——那就是蘇軾還深諳醫學。傳世醫書中，有一本《蘇沈良方》，是后人把蘇軾和沈括的醫學方書匯編在一起而成書的。《四庫全書總目》云：“此書以經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非他方所能及矣。”蘇軾在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遇大旱饑疫，“多作饘（稠粥）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眾。”雖然我們不能由此而推斷當時所用“藥劑”必定是蘇軾所定之方，但我們卻有理由猜測當時在選定所用藥劑時，蘇軾應該是發揮了某種程度的作用的。由于這件事的性質，不是醫生個體行醫療病，而是一件“政府”組織的“醫政”活動，我們可以十分肯定地說：在這項活動中，作為深諳醫學的地方行政長官，蘇軾發揮了令人稱贊和大得民心的“領導”和“決策”作用。

如上所述，蘇軾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在書法、繪畫、哲學、經濟學、醫學等方面都可以卓然成家，他確實是一個少見的“多面手”，是令人欽佩的“全面發展的人”。

許多人都把蘇軾當作一位文學家，這個看法當然是正確的，不能說有什么錯誤；但我更愿意把蘇軾看作一個“全面發展的人”，把他看作一個值得效法的古代的“全面發展的人”的典范。

人的全面發展不但是古代先哲的理想，而且是許多現代思想家和哲學家的理想，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人的全面發展問題更有許多精辟而深刻的論述。

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導言》中滿懷景仰之情地贊賞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巨人”，他說：“這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的巨人的時代。”“列奧納多·達·芬奇不僅是大畫家，而且也是大數學家、力學家和工程師，他在物理學的各種不同部門中都有重要的發現。”“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歷史家、詩人，同時又是第一個值得一提的近代軍事著作家。”“那時的英雄們還沒有成為分工的奴隸”，“他們的特征是他們幾乎全都處在時代運動中，在實際斗爭中生活著和活動著，站在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進行斗爭”，“書齋里的學者是例外：他們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惟恐燒著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就時代而言，中國的北宋時期無疑地是無法和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相比的，可是，就個人而言，蘇軾卻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當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與那些“巨人”相比擬的。

馬克思也憧憬著人的全面發展，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一段話是許多人都知道的：“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范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人們有可能根據自己的心愿干事情，“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為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關于人的全面發展問題占有核心性的位置。本文由談蘇軾開始而最后“漫游”到了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的問題，很顯然，本文已經不可能再對這個問題有進一步的討論了。

第二篇：蘇軾（模版）

蘇軾

1.蘇軾的妻子：蘇軾的三任妻子

蘇軾的結發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輕貌美，知書達禮，16歲嫁給蘇軾。她堪稱蘇軾的得力助手，有“幕后聽言”的故事。蘇軾為人曠達，待人接物相對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風后靜聽，并將自己的建議告知于蘇軾。王弗與蘇軾生活了十一年之后病逝。蘇軾依父親蘇洵言“于汝母墳塋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頭親手種植了三萬株松樹以寄哀思。又過了十年，蘇軾為王弗寫下了被譽為悼亡詞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記夢》：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岡。

蘇軾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閏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給了蘇軾。她比蘇軾小十一歲，自小對蘇軾崇拜有加，生性溫柔，處處依著蘇軾。王閏之伴隨蘇軾走過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歷經烏臺詩案，黃州貶謫，在蘇軾的宦海浮沉中，與之同甘共苦。二十五年之后，王閏之也先于蘇軾逝世。蘇軾痛斷肝腸，寫祭文道：“我曰歸哉，行返丘園。曾不少許，棄我而先。孰迎我門，孰饋我田？已矣奈何！淚盡目乾。旅殯國門，我少實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嗚呼哀哉！”在妻子死后百日，請他的朋友、大畫家李龍眠畫了十張羅漢像，在請和尚給她誦經超度往來生樂土時，將此十張足以傳世的佛像獻給了妻子的亡魂。蘇軾死后，蘇轍將其與王閏之合葬，實現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

蘇軾的第三任妻子叫王朝云，原是他的侍妾，比蘇軾小二十六歲。在蘇軾最困頓的時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王朝云是蘇軾的紅顏知己，蘇軾寫給王朝云的詩歌最多，稱其為“天女維摩”。但不幸的是，朝云被扶正后過了十一年，即先于蘇軾病逝。朝云逝后，蘇軾一直鰥居，再未婚娶。遵照朝云的遺愿，蘇軾將亡妻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棲禪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邊筑六如亭以紀念，撰寫的楹聯是“不合時宜，惟有朝云能識我；獨彈古調，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聯有個著名的典故：“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人曰：?滿腹都是見識?。坡亦未以為當。至朝云，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入時宜。?坡捧腹大笑。”朝云墓如今已成為海南名勝之地。

2.念奴嬌·赤壁懷古 蘇軾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云，驚濤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這首被譽為“千古絕唱”的名作，是宋詞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作品，也是豪放詞最杰出的代表。它寫于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七月，是蘇軾貶居黃州時游黃風城外的赤壁磯時所作。此詞對于一度盛行纏綿悱惻之風的北宋詞壇，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開篇即景抒情，時越古今，地跨萬里，把傾注不盡的大江與名高累世的歷史人物聯系起來，布置了一個極為廣闊而悠久的空間、時間背景。它既使人看到大江的洶涌奔騰，又使人想見風流人物的卓犖氣概，并將讀者帶入歷史的沉思之中，喚起人們對人生的思索，氣勢恢宏，筆大如櫞。接著“故壘”兩句，點出這里是傳說中的古赤壁戰場，借懷古以抒感。“人道是”，下筆極有分寸。“周郎赤壁”，既是拍合詞題，又是為下闋緬懷公瑾預伏一筆。以下“亂石”三句，集中描寫赤壁雄奇壯闊的景物：陡峭的山崖散亂地高插云霄，洶涌的駭浪猛烈搏擊著江岸，滔滔的江流卷起千萬堆澎湃的雪浪。這種從不同角度而又訴諸于不同感覺的濃墨健筆的生動描寫，一掃平庸萎靡的氣氛，把讀者頓時帶進一個奔馬轟雷、驚心動魄的奇險境界，使人心胸為之開闊，精神為之振奮！煞拍二句，總束上文，帶起下片。“江山如畫”，這明白精切、脫口而出的贊美，是作者和讀者從以上藝術地提供的大自然的雄偉畫卷中自然得出的結論。以上寫周郎活動的場所赤壁四周的景色，形聲兼備，富于動感，以驚心動魄的奇偉景觀，隱喻周瑜的非凡氣概，并為眾多英雄人物的出場渲染氣氛，為下文的寫人、抒情作好鋪墊。上片重寫景，下片則由“遙想”領起五句，集中筆力塑造青年將領周瑜的形象。作者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挑選足以表現人物個性的素材，經過藝術集中、提煉和加工，從幾個方面把人物刻畫得栩栩如生。據史載，建安三年，東吳孫策親自迎請二十四歲的周瑜，授予他“建威中郎將”的職銜，并同他一齊攻取皖城。周瑜娶小喬，正皖城戰役勝利之時，其后十年他才指揮了有名的赤壁之戰。此處把十年間的事集中到一起，寫赤壁之戰前，忽插入“小喬初嫁了”這一生活細節，以美人烘托英雄，更見出周瑜的豐姿瀟灑、韶華似錦、年輕有為，足以令人艷羨；同時也使人聯想到：贏得這次抗曹戰爭的勝利，乃是使東吳據有江東、發展勝利形勢的保證，否則難免出現如杜牧《赤壁》詩中所寫的“銅雀春深鎖二喬”的嚴重后果。這可使人意識到這次戰爭的重要意義。“雄姿英發，羽扇綸巾”，是從肖像儀態上描寫周瑜束裝儒雅，風度翩翩。綸巾，青絲帶頭巾，“葛巾毛扇”，是三國以來儒將常有的打份，著力刻畫其儀容裝束，正反映出作為指揮官的周瑜臨戰瀟灑從容，說明他對這次戰爭早已成竹胸、穩操勝券。“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抓住了火攻水戰的特點，精切地概括了整個戰爭的勝利場景。詞中只用“灰飛煙滅”四字，就將曹軍的慘敗情景形容殆盡。以下三句，由憑吊周郎而聯想到作者自身，表達了詞人壯志未酬的郁憤和感慨。“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為倒裝句，實為“應笑我多情，早生華發”。此句感慨身世，言生命短促，人生無常，深沉、痛切地發出了年華虛擲的悲嘆。“人間如夢”，抑郁沉挫地表達了詞人對坎坷身世的無限感慨。“一尊還酹江月”，借酒抒情，思接古今，感情沉郁，是全詞余音裊裊的尾聲。“酹”，即以酒灑地之意。

這首詞感慨古今，雄渾蒼涼，大氣磅礴，昂揚郁勃，把人們帶入江山如畫、奇偉雄壯的景色和深邃無比的歷史沉思中，喚起讀者對人生的無限感慨和思索，融景物、人事感嘆、哲理于一體，給人以撼魂蕩魄的藝術力量。

3.東坡辭世二十二年后，公元1123出生的洪邁絕對是東坡的一個鐵桿粉絲。在給東坡無上贊譽的人群中，他是較為突出的一個。洪邁在他所著的《容齋隨筆》中，多篇文章都提到了東坡，其中一篇《東坡不隨人后》對他的偶像給予了極大的褒揚。

“自從屈原開創了賦這種文學體裁，給后代一個競相模仿的機會。后世人寫的詞賦語言不能說不工整，但所有這些人都相互蹈襲沿用屈原的模式，沒有人刻意去改變它突破這個俗套，創造出一些新意來，仿佛不這樣文章就無法寫下去了。等到東坡公出現后，作《后杞菊賦》，開篇就平地起波瀾：?哎，先生，誰使你坐在廳堂上妄稱太守？?這就幾乎像飛騰的蛟龍搏擊的大鵬，高高翻飛在九霄之上萬里之空，難道是那些林中小鳥能夠企及的嗎？”“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殆如飛龍搏鵬，騫翔扶搖于煙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詰……”洪邁老夫子從東坡的《后杞菊賦》入手，把東坡比喻作鴻鵠他人則是“區區巢林翾羽者”。洪邁還把東坡的詩句和白居易、杜甫等人的詩句進行了對比，說：“妙用前人詩意，而手法煥然一新，前無古人，到東坡這里算是到了極點。”白居易說：“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東坡的詩則云：“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杜甫云：“休將短發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東坡則曰：“酒力漸消風力軟，颼颼，破帽多情卻戀頭。”鄭谷的《十日菊》詩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坡則曰：“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又曰：“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對洪邁的這般評點，宋朝的范仲淹認為他的話是經得住推敲。與東坡同朝代人的評價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宋史東坡先生傳》。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宋史東坡先生傳》。

丞相歐陽修評價東坡，驚呼：“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吾老矣，當放此子出一頭地。”丞相王安石稱贊東坡說：“不知更幾百年，方有此人物。”大詞人、蘇門四學士之一秦觀《答傅彬老簡》，“中書（蘇軾）之道如日月星辰，經緯天地，有生之類，皆知仰其高明。”楚辭專家、蘇門四學士之一晁補之評點《屈原廟賦》說：“……賦也不是都仿效《離騷》。盡管如此，卻不是不如《離騷》的。”他還說，“東坡居士的詞，縱橫天地，自是曲中條條框框所禁錮不住的，如絕世美人洗凈脂粉任人去看。他的賦也是這樣的。”東坡的賦如抒情詩，卻常有《赤壁賦》那樣的縱橫議論，真正做到了“賦者古詩之流”。宋朝郎曄認為晁補之對坡賦的評論是精到的。詩人、蘇門六君子之一的陳師道在《后人詩話》當中提及；“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廌在祭文中寫道：“道大不容，才高為累。皇天后土，鑒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古英靈之氣。識與不識，誰不盡傷；聞所未聞，吾將安放！”胡元任《苕溪漁隱叢話》說:“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余詞皆廢。”這句話蓋棺之論太要命了，把東坡捧上了九天，而將后世寫詞的人打入了地獄。真不知道那些再寫中秋之詞的看了這句話是如何面對的。嫉妒東坡？沒有用，相信也沒人這樣做；憎恨胡元仁？我想，那是一定的了。他將后世寫詞的道給堵死了，一點夾縫都不給留。別說憎恨他，就是砸偏了他的心都有。朱弁的《風月堂詩話》云：“東坡詩文，落筆輒為人所傳誦。……是時朝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禁愈嚴而傳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覺氣索。”不讓人讀東坡詩文，這不無疑要了人家的命。李涂《文章精義》：“韓如海，栁如泉，歐如瀾，蘇如潮。”范溫評價說:“老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獨立于眾人之上。”許豈頁更直言認為“東坡海南詩，超然邁倫，能追李、杜、陶、謝。”詩人陸游《題東坡貼》有句，“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千載之下，生氣凜然。”詩人劉辰翁《辛稼軒詞序》說：“詞至東坡，傾蕩磊落，如詩，如文，如天地奇觀。”宋朝之后人們的評價金朝著名學者趙秉文《滏水集》，“東坡先生人之麟鳳也，其文似戰國策，間之以談道如莊周；其詩似李太白；而輔之以明理似樂天；其書似顏魯公，而飛揚韻勝，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竊嘗以為書仙。”明朝禮部尚書、畫家董其昌評點蘇軾的《赤壁賦》及其書法作過一段著名的跋語:“東坡先生此賦，楚騷之一變也；此書，?蘭亭?之一變也。宋人文字俱以此為極則。”這是對東坡賦最為貼切而崇高的評價。明朝文壇盟主、史學巨匠王世貞《書蘇詩后》觀點，“其缺乏權變，故坎坷終生，此蘇子之大不幸也。然其生前死后，宋代文士之爭事東坡，卻又宛如眾派歸江，百川匯海，?天下爭趣之，如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明末清初著名詩人、戲曲家尤侗《西堂雜俎二集》有句，“坡公《大江東去》卓絕千古，而六一婉麗實妙于蘇。”清初著名文學家、史學家趙翼《甌北詩話》說：“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清初杰出詩人王士禎在《帶經堂詩話》當中，更以南北兩宋，豪放派之宗，蘇軾、辛棄疾二人的詞作，與史遷作品比肩。“東坡、稼軒直以太史公筆力為詞，可謂振奇矣。”清朝畫家、詞人徐釚：《詞苑叢談》：“然仆謂東坡詞，自有橫槊氣慨，固是英雄本色；柳纖艷處，亦麗以凈耳。”清朝文學家劉熙載《藝概·詞概》：“太白《憶秦娥》聲情悲壯，晚唐、五代惟趨婉麗，至東坡始能復古。后世論詞者，或轉以東坡為變調，不知晚唐、五代乃變調也。”在他的《藝概》中說：“詞至東坡，其境益大，其體始尊，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清人宋犖甚至把自己畫在蘇軾像側，以示向往。他在《施注蘇詩序》中說：“予自齠齒時，聞長老言蘇文忠公之為人，心竊慕之，及就傅(跟著老師)讀公傳，向往愈摯，嘗圖公像懸座右，而貌(畫)予侍其側；稍長，遍誦公集，然嗜有韻之言尤深。”晚清著名詞家陳廷焯于《白雨齋詞話》說：“東坡詞豪宕感激，忠厚纏綿，后人學之，徒形粗魯。故東坡詞不能學，亦不必學。”“人知東坡古詩古文，卓絕百代。不知東坡之詞，尤出詩詞之右。”“稼軒求勝于東坡，豪壯或過之，而遜其清超，遜其忠厚。玉田追蹤于白石，格調亦近之，而遜其空靈，遜其渾雅。故知東坡、白石具有天授，非人力所可到。”清末國學大師王國維《文學小言》第六則云： “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屈子、淵明（陶潛）、子美（杜甫）、子瞻（蘇軾字子瞻）者。此四子者，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文學小言》第十二則云：“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類言者，其惟東坡乎！”其實即使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的詩人，也應首推蘇軾。《人間詞話》：“東坡之詞曠，稼軒之詞豪。無二人之胸襟而學其詞，猶東施之效捧心也。” 《清真先生遺事·尚論三》：“以宋詞比唐詩，則東坡似太白，歐、秦似摩詰，耆卿似樂天，方回、叔原則大歷十子之流。”國維也說：“詠物之詞，自以東坡《水龍吟》為最工。”清末經學大師、湘學泰斗王闿運《相綺樓說》：“通首(指《念奴嬌赤壁懷古》)出韻，然自是豪語，不必以格律求之。”民國近代人的觀點民國畫家薛瑞年《論蘇東坡及其詞》有言，“以蘇門相尚相矜者亦不乏人，此又蘇子之大幸也。政治之黨爭與文士之爭黨，構成奇特之蘇東坡現象。”民國教育家、學者王國憲在《重修儋縣志敘》中評價蘇軾，“以詩書禮樂之教轉化其風俗，變化其人心，聽書聲之瑯瑯，弦歌四起，不獨‘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辟南荒之詩境也。”近代著名詞人蔡嵩云《柯亭詞論》：“東坡詞，胸有萬卷，筆無點塵。其闊大處，不在能作豪放語，而在其襟懷有涵蓋一切氣象。若徒襲其外貌，何異東施效顰。東坡小令，清麗紆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設非胸襟高曠，焉能有此吐屬。”近代詩人、詞人夏敬觀《宋人詞集跋尾》：“東坡詞如春花散空，不著跡象，”此語，可作東坡自道圣處。學者陳匪石《宋詞舉》：“北宋之詞，周造其極。而先路之導，不止一家。蘇軾寓意高遠，運筆空靈，非粗非豪，別有天地。??東坡詞如天馬行空，其用意、用筆及取神遺貌，最不可及。”當代人的觀點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一書中說：“蘇東坡是個秉性難改的樂天派，是悲天憫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畫家，是偉大的書法家，是釀酒的實驗者，是工程師，是假道學的反對派，是瑜伽術的修煉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書，是飲酒成癮者，是心腸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堅持己見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詩人，是生性詼諧愛開玩笑的人。可是這些也許還不足以勾繪出蘇東坡的全貌。??”研究宋代文學、蘇軾的王水照教授說：“蘇東坡是我國文化史上一位罕見的全才，人類知識和才華發展到某方面極限的化身。”他還在《蘇詩研究史稿序》提出，“幾乎從蘇軾生活的時代開始，就自然形成了一部長達九百年的蘇軾接受史??”這樣說來，你不接受也得接受。長期從事蘇東坡研究的饒學剛在《蘇東坡在黃州》寫道：“當我一旦認識了東坡先生之后，就將他作為偶像加以崇拜。他是中國的一位天才和通才，也是宋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文藝家和科學家。”國學大師錢穆說：“蘇東坡詩之偉大，因他一輩子沒有在政治上得意過。他一生奔走潦倒，波瀾曲折都在詩里見。但蘇東坡的儒學境界并不高，但在他處艱難的環境中，他的人格是偉大的，像他在黃州和后來在惠州、瓊州的一段。那個時候詩都好，可是一安逸下來，就有些不行，詩境未免有時落俗套。東坡詩之長處，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靜不如王摩詰，其忠懇不如杜工部。”學者余秋雨在《東坡突圍》中說：“在中國文化史上，我最喜歡的文學家是蘇東坡。最喜歡的是東坡在黃州寫赤壁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后《赤壁》。”“中國幾千年間有幾個像蘇東坡那樣可愛、高貴而有魅力的人呢？”劉小川語，“中國古代，蘇東坡這樣的個體生命，可能絕無僅有。”“竊以為，沒人比他更豐富。他似乎窮盡了生命的可能性，窮盡了中國文化的可能性。他抵達了生存的廣度與深度的極限。”“他生活在古代，卻比現代人更現代。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提純了人類文化的‘遺傳基因’。”外國人的觀點日本詩人、蘇軾研究家山上次郎觀點，“古代中國在世界上數得著的政治家、文學家為數甚多，但最受民眾所敬愛的要算蘇東坡，其原因在于蘇東坡具有崇高的人格和優美的詩歌、并兼仙風道骨。就其一生來說，又是具有偉大的悲劇性的人物，因而更加征服了人們的心。”日本學者村上哲見在《唐五代北宋詞研究》中指出，“唐末以來，詞有沉溺于傷感的傾向。東坡詞卻以悠然靜觀之姿，以及對人生達觀的態度，組成其作品的基調。東坡詞的豪放，與蘇軾的人生觀有著緊密的關系。豪、雄、放，是其情感、思想的自然流露。”蘇軾作品開始影響韓國從高麗國文宗三十四年開始，九百多年間，韓國人都稱東坡先生為“蘇仙”。蘇軾是韓國文學史上，地位最高的中國文人，比李白、杜甫、陶淵明都要高。在韓國中學校、大學校的課本上，自古至今，都收有蘇軾的前后《赤壁賦》、《三槐堂銘》等。法國《世界報》在全球范圍內評選十二位“千年英雄”，涉及政治、軍事、文化、宗教諸領域，蘇東坡是唯一入選的中國人。沒有尾聲正像林語堂先生說的那樣，“像蘇東坡這樣的人物，是人間不可無一難能有二的。對這種人的人品個性做解釋，一般而論，總是徒勞無功的。”“蘇東坡的人品，具有一個多才多藝的天才的深厚、廣博、詼諧，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爛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穌所說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鴿子的溫柔敦厚，在蘇東坡這些方面，其他詩人是不能望其項背的。這些品質之薈萃于一身，是天地間的鳳毛麟角，不可數見的。而蘇東坡正是此等人！”嗚呼，這種文字實在是做不下去了，對東坡的評點猶如長江后浪推前浪，不舍晝夜，安有窮盡？金庸的武俠小說達到了“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說。”余秋雨在《東坡突圍》中說：“東坡的作品是中國文人的通用電碼，一點就著，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峽阻隔、素昧平生。”“中國古代，蘇東坡這樣的個體生命，可能絕無僅有。”我以為不是可能，而是毫無疑問，東坡做到了“前無古人”。“沒人比他更豐富。他似乎窮盡了生命的可能性，窮盡了中國文化的可能性。他抵達了生存的廣度與深度的極限。”要想再見到東坡這樣“不可救藥的樂天派”，這“后面來者”不知還要等上幾千年。還是以林語堂的一句話作為本文的結尾吧。“我若說一提到蘇東坡，在中國總會引起人親切敬佩的微笑，也許這話最能概括蘇東坡的一切了。”（王 偉）

4.蘇堤(1090)，詩人蘇軾(東坡)任杭州知州時，疏浚西湖，利用浚挖的淤泥構筑并歷經后世演變而形成的，杭州人民為紀念蘇東坡治理西湖的功績，把它命名為“蘇堤”。南宋以來，蘇堤春曉一直居“西湖十景”之首。

蘇堤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棲霞嶺下，全長近三公里，堤寬平均36米。沿堤栽植楊柳、碧桃等觀賞樹木以及大批花草，還建有六座單孔石拱橋，橋名自南而北依次為映波、鎖瀾、望山、壓堤、東（束）浦、跨虹。

每當春風吹拂，蘇堤上楊柳吐翠，艷桃灼灼，長堤延伸，六橋起伏。晨曦初露時，湖波如鏡，橋影照水，鳥語啁啾，柳絲舒卷飄忽，桃花笑臉相迎。置身堤上，湖山勝景如畫圖般展開，多方神采，萬種風情，任人領略。

蘇東坡曾有詩云：“我來錢塘拓湖綠，大堤士女爭昌豐。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堤旁遍種花木，有垂柳、碧桃、海棠、芙蓉、紫藤等四十多個品種。漫步在堤上，新柳如煙，春風駘蕩，好鳥和鳴，意境動人，故稱之為“蘇堤春曉”。杭州西湖蘇東坡紀念館，位于杭州西湖蘇堤南端的映波橋旁，毗鄰雷峰塔、凈寺、花港觀魚，與章太炎紀念館、張蒼水祠、太子灣公園隔路相望。占地面積4200平方米，建筑面積550平方米，建成于1988年12月28日。2004年重整開放。紀念館是開放式的。

館區由主樓展廳、碑廊、百坡亭、酹月軒等組成。紀念館主建筑為一幢翹角飛檐的二層仿清樓閣式建筑。紅窗白墻，清凌方正。樓前廣場玉蘭樹下屹立著蘇東坡的全身塑像，高3米，用花崗巖雕刻而成。蘇東坡紀念館由庭院、兩層樓展廳、東坡世苑三部分組成。一樓展出了蘇東坡家譜、年表和生平介紹，突出反映了蘇東坡兩次來杭擔任地方官的政績及其在杭的文學藝術成就；二樓展出了蘇東坡的詩文著作、書畫手跡復制品及當代書畫名家以蘇東坡詩為題材而創作的書畫作品等。整座展廳融書畫、楹聯、像碑為一體、并配以古箏彈唱。后院的東坡藝苑內，陳列著蘇東坡書畫的拓片、復制品及詩意畫等，可供游人參觀與選購。5.《蘇東坡傳》被譽為“20世紀四大傳記”之一。《蘇東坡傳》記載了文學家、政治家、書畫家蘇東坡的一生。蘇軾文章聞名天下，仕途卻歷盡艱辛，屢遭迫害，而終不改其樂觀的天性。書中寫了他的幽默詼諧、人格魅力，他的快樂的思想、喜悅的心靈。史料詳盡，氣勢恢宏。

在林語堂筆下的蘇東坡，可謂是幾千年來才一出的奇人，他曾這樣評價過文壇的巨子：“李白，一個文壇上的流星，再剎那之間壯觀驚人的閃耀之后，而自行燃燒消滅，正與雪萊，拜倫相似。杜甫則酷似彌爾頓，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長者，學富而文工，以古樸之筆墨，寫豐厚之情思。蘇東坡則始終富有青春活力。” “蘇東坡雖然飽經憂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趨溫厚和厚道，并沒變成尖酸刻薄。”

縱觀蘇軾的一生，在才華畢露的背后，幾度升遷的辛酸卻只有他獨自品嘗。他一生為官，一生清廉，一生都在和大文豪，大政治家王安石斗智斗法。至于王安石的變法究竟是對是錯，我們暫且不管，但要和當朝的得寵人物，位高權重的宰相相逆而行，用一顆博大的心斗那種善于剪除異己，心胸狹窄的小人，在封建的宋朝，也許真的是需要一番勇氣的。類比蘇子由——蘇東坡的同胞親弟，在才華上，可能不及蘇軾的十分之一，更或是百分之一。但是他一生平平安安，妥妥當當，官職也扶搖直上，最終也能夠安享晚年。說道底，在于蘇軾面對邪惡，面對錯誤，有敢于提出，敢于批評的態度。也許是富貴榮華，安寵榮辱在他看來，只不過是一己的私欲，這是十分卑微的事情，他的人生，他的奮斗目標是定位在百姓生上的，他的雙眼，更多關注的是他們的愉悅或是疾苦。只要他認為變法脫離了實際，與救百姓于水火發生了抵觸，他就要反對到底，甚至于在他管轄的州府里，這些所謂的強國措施他概不搭理。作者曾經也這樣描述過：“一個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條藝術手法：那就是要多說話，但內容必須空洞。”這很好理解，如果你的存在不會對那些帶頭人物有所威脅，那你就不會引來不必要的麻煩。“高明的官員永遠不說出什么，但只要否認。高明的官員必須深有休養，長于說‘無可奉告’‘閣下聽說，誠然不錯！’這樣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條，他必須討好朋友。第三條，當特別提防開罪他人。守口如瓶，低聲而斯文，使人高興的竊竊私語，早晚會積勞成疾，因公殉職。”作者說這就是朋黨之爭時政治之中的規則。顯然，蘇軾已一一犯規了，但這并不是他不明白這些“秘訣”，實是因為他的本性就是如此，他的本性就是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更何況這些本性是值得歌頌的。蘇軾就是要做到說話做事都要對得起天地良心。當朝云產下一個男嬰之時，蘇軾也曾寫到：“惟愿我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也許他知道，這許許多多的災禍，全是由于他的才智。但我想，這更是因為他本性中的明辨是非，實事求是到死都未曾泯滅呀！

雖然蘇軾的人生道路上有許多的泥濘，可從他的詩篇，他的文章，以及他的生活見聞中能夠發現，他的人生態度是樂觀，是積極向上的。即使是雙足深陷的時候，他依舊能唱著小調，邀上三五個知心的朋友，享受生活的美好。他為妓女提詩，他和和尚趣談，他為百姓求雨，他四處游歷。蘇東坡的詩詞良篇里，他即能寫出赤壁賦這樣恢弘的文章，也能寫出“天涯何處無芳草”這樣富有深遠意義的詩句。

拿林語堂做結時的話說：“蘇東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個記憶。但是他留給我們的，是他那心靈的喜悅，是他那思想的快樂，這才是萬古不朽的。”用我自己的話說就是：蘇東坡已去，其浩然之正氣，必當永存。

蘇東坡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天派、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大書法家、創新的畫家、造酒試驗家、一個工程師、一個憎恨清教徒主義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個皇帝的秘書、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專唱反調的人。一個月夜徘徊者、一個詩人、一個小丑。但是這還不足以道出蘇東坡的全部??蘇東坡比中國其他的詩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豐富感、變化感和幽默感，智能優異，心靈卻像天真的小孩——這種混合等于耶穌所謂蛇的智慧加上鴿子的溫文。

6.吟詩賞月 蘇東坡在杭州，喜歡與西湖寺僧交朋友。他和金山寺佛印和尚最要好，兩人飲酒吟詩之余，還常常開玩笑。佛印和尚好吃，每逢蘇東坡宴會請客，他總是不請自來。有一天晚上，蘇東坡邀請黃庭堅去游西湖，船上備了許多酒菜。游船離岸，蘇東坡笑著對黃庭堅說: “佛印每次聚會都要趕到，今晚我們乘船到湖中去喝酒吟詩，玩個痛快，他無論如何也來不了啦。”誰知佛印和尚早打聽到蘇東坡要與黃庭堅游湖，就預先在他倆沒有上船的時候，躲在船艙板底下藏了起來。明月當空，涼風送爽，荷香滿湖，游船慢慢地來到西湖三塔，蘇東坡把著酒杯，拈著胡須，高興地對黃庭堅說:“今天沒有佛印，我們倒也清靜，先來個行酒令，前兩句要用即景，后兩句要用‘哉’字結尾。”黃庭堅說:“好吧！”蘇東坡先說：“浮云撥開，明月出來，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黃庭堅望著滿湖荷花，接著說道： “蓮萍撥開，游魚出來，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這時候，佛印在船艙板底下早已忍不住了，一聽黃庭堅說罷，就把船艙板推開，爬了出來，說道： “船板撥開，佛印出來，憋煞人哉！憋煞人哉！”蘇東坡和黃庭堅，看見船板底下突然爬出一個人來，嚇了一大跳，仔細一 看，原來是佛印，又聽他說出這樣的四句詩，禁不住都哈哈大笑起來。蘇東坡拉著著佛印就坐，說道：“你藏得好，對得也妙，今天到底又被你吃上了！”于是，三人賞月游湖，談笑風生。

9.三潭印月是西湖三島之一，歷來人們將這里比作神話傳說中的仙島，故有“小瀛洲”之稱。三潭印月是明萬歷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以湖泥堆積而成，周圍環形堤埂筑于萬歷三十九年。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南北連以曲橋，東西系以柳堤。面積7公頃，俯視呈田字形，素以“湖中有島，島中有湖”的水上園林而著稱。洲上有“開網”、“亭亭”、“迎翠”、“閑放”、“我心相印”等亭、榭、樓、臺，石橋曲折有致，漏窗空靈深遠，花木扶疏，倒影迷離，置身其間，有一步一景，步移景異之趣。在中秋月明之夜，到杭州西湖泛舟，您可領略“煙籠秋水月籠紗”的美境。西湖上的三潭印月，是自古以來的賞月勝地。三個石塔，亭亭玉立在碧波蕩漾的湖面上。中秋月夜，在塔里點上燈燭，洞口蒙上薄紙，燈光從紙中透出，宛如一輪輪明月，倒影在湖中。等到皓月當空時，月光、燈光和湖光交相輝映，月影、塔影、云影相互映襯，畫出一幅“一湖金水欲溶秋”的美景，讓人流連忘返。三潭印月的三個石塔始建于宋元四年（公元1089年），宋蘇軾任官杭州時，開浚西湖，于湖中立塔為標志，禁止在三塔以內植菱種芡，以防湖泥淤積。原塔已在元代毀去，現存石塔為明天啟元年（公元1621年）補立。塔形如瓶，高2米許，塔身中空，周有五個圓孔。每當皓月當空，塔內燭光從圓孔中透出，宛如一個個小月亮，與天空倒映湖中的明月相襯，出現“天上月一輪，湖中影成三”的奇麗景色。更有巧妙之處在于三塔位置是一個等邊三角形，三角形的中心線是岸上的“我心相印”亭和曲橋的中心線的延伸。站在這條線上，視線可以同時穿過三個塔上的洞孔，見到塔外的水面，因此當月光在某一角度射到水面時，在岸上就可以穿過洞口看到反襯的月光，仿佛每一個塔上都有一個小小的月亮。明人張寧詩云：“片月生滄海，三潭處處明。夜船歌舞處，人在鏡中行。”

10.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疏浚西湖，替老百姓辦了一件大好事。杭州居民答謝他，送來不少豬肉美酒。他把這些豬肉切成一塊塊，用他的烹調方法燒制，連酒一起去慰問疏浚的民工，但他的廚師把“連酒一起適”錯領會成“連酒一起燒”，結果燒成帶有酒味的紅燒肉，卻出奇地更加香酥味美。從此“東坡肉”遂廣為流傳，成為杭州的名菜。當時，老百姓贊頌蘇東坡為地方辦了這件好事，聽說他喜歡吃紅燒肉，到了春節，都不約而同地給他送豬肉，來表示自己的心意。蘇東坡收到那么多的豬肉，覺得應該同數萬疏浚西湖的民工共享才對，就叫家人把肉切成方塊塊，用他的烹調方法燒制，連酒一起，按照民工花名冊分送到每家每戶。他的家人在燒制時，把“連酒一起送”領會成“連酒一起燒”結果燒制出來的紅燒肉，更加香酥味美，食者盛贊蘇東坡送來的肉燒法別致，可口好吃。眾口贊揚，趣聞傳開，當時向蘇東坡求師就教的人中，除了來學書法的、學寫文章的外，也有人來學燒“東坡肉”。樓外樓菜館效法他的方法烹制這個菜，供應于世，并在實踐中不斷改進，遂流傳至今。他叫府上廚師把肉切成方塊，用自己的家鄉四川眉山燉肘子的方法，結合杭州人的口味特點，加入姜、蔥、紅糖、料酒、醬油，用文火燜得香嫩酥爛，然后再按疏浚西湖的民工花名冊，每戶一塊，將肉分送出去。民工們品嘗著蘇太守送來的紅燒肉，頓感味道不同尋常，紛紛稱其為“東坡肉”。把肉皮烤到焦黃，再用水浸泡以后，用刀刮去焦皮，洗干凈，切成4厘米厚，6.5厘米寬的小方塊，并且在肉皮上劃出十字刀 將沙鍋洗干凈后（洗 凈 鍋），用姜片和蔥鋪在鍋底，再把切好的肉塊擺放在鍋里，注意是擺放，不是倒，肉上面放上冬筍，冬筍要切成柏葉片，然后加上料酒、醬油、白糖和少許的水（少 著 水）現在，蓋上蓋子，用旺火燒開后，改為文火慢慢燜燒（柴 火 罨 煙 焰 不 起），差不多1小時以后，每隔10分鐘把肉翻一次，直到酥軟透味（待 他 自 熟 莫 催 他，火 候 足 時 他 自 美），這時候，湯是油芡狀的，盛到盤子里就可以叫我了。另外，在旺火上用豬油把菠菜炒一下，一斷生就放鹽，出鍋，放在盤子兩邊。這時候我應該就到了，端起來打包回家正好，你可以再復習一遍，重新做一個，多練習才可以提高。這道菜里加冬筍和菠菜，一是為了味美色佳，二是因為諧音，冬筍的“冬”和菠菜的“菠”合在一起是東坡的諧音，再加上肉，正好是東坡肉

8.（1）杭州，杭州后來幾乎變成了蘇東坡的第二故鄉。他初到杭州便寫出下面的詩句： 未成小隱聊中隱，可得長閑勝暫閑。我本無家更安住？故鄉無此好湖山。

杭州像是蘇東坡的第二故鄉，不只是杭州的山林湖海之美，也非只是由于杭州繁華的街道，閎壯的廟宇，也是由于他和杭州人的感情融洽，由于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過的。杭州人有南方的輕松愉快，有詩歌，有美女，他們喜愛蘇東坡這位年輕的名詩人，喜愛他的朝氣沖力，他那瀟灑的神韻，他那不拘小節的胸襟。杭州的美麗賦予他靈感，杭州溫柔的魁力浸潤他的心神。杭州贏取了蘇東坡的心，蘇東坡贏取了杭州人的心。」他對地方建樹良多，遺愛難忘，杭州人愛之不舍，以為與杭州不可分割。今天，去此偉大詩人居住于杭州，歌詠于杭州，已經一千余年，在你泛舟于西湖之上，或攀登上孤山島或鳳凰山上，或品茗于湖濱酒館中，你會聽到杭州本地的主人嘴邊常掛著“蘇東坡，蘇東坡。”你若指出蘇東坡是四川人，他會不高興聽。他心里認為蘇東坡生于杭州，除去到京都之外，何嘗離開過杭州！」在性情，在放浪的風情，在愛與笑等方面，蘇東坡與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的詩情畫意，非蘇東坡的詩思不足以極其妙；蘇東坡的詩思，非遇西湖的詩情畫意不足盡其才。一個城市，能得詩人發現其生活上復雜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詩人能在寥寥四行詩句中表現此地的精粹、氣象、美麗，也頗不簡單。杭州卻給予了蘇東坡特殊的待遇。瀕臨西湖邊兩條最繁華的街道,一條叫“東坡路”,另一條叫“學士路”(蘇東坡曾任翰林大學士)。似乎不這樣就不能表 達杭州人對蘇東坡的感情。歷史上出任過杭州知州的何止百人,可是能有幾人留下姓名？蘇東坡兩度出任杭州,前后大約5年。從時間來說不算很長。然而他在任期間,體查民生疾苦,帶領百姓疏浚西湖、修筑蘇堤;清淤治河、防治水患;挖井引水、為民解決飲用咸水之苦。他走遍了杭州的山山水水,直到現在杭州城還烙印著他的足跡。沿著南山路南行,經過“柳浪聞鶯”不遠是“學士港”。港灣上有一座開閉式木橋,這就是有名的“學士橋”。橋旁有一間兩層樓的飯店,稱“學士居”。不知此處當年是否就是東坡大學士的故居遺址。通過“學士橋”便到了“學士公園”。公園如半島狀伸入湖中,與雷峰塔遙遙相對。站在湖岸邊近處柳枝低垂,遠處白堤隱秀。日出時湖面涌金,雨色中煙霧空蒙。杭州人感念蘇東坡,在于他給西湖的山水賦予了那么多的靈性,流傳下歌頌西湖山水的千古絕唱。還在于他給西湖添加了濃墨重彩的一道美景---蘇堤春曉我愛蘇堤。它是最有江南味和最有西湖味的地方。不僅是春天可以欣賞到桃紅柳綠的美景。沿著蘇堤散步,你還可以獲得別處無法得到的驚喜。你可以領略到西湖三面環山、一面臨城的姿容。可以見到湖中孤山峙立、三堤縱橫湖間,把西湖分隔成幾片湖面。往東看,小瀛洲等三島鼎立湖中,波光瀲影,明媚秀麗。蘇堤,真個如西子美人“淡妝濃抹總相宜”。此外,蘇東坡和杭州的市井文化、飲食文化也有諸多淵源。“東坡肉”和“吳山酥油餅”就是其中的代表。傳說當年蘇東坡為了犒勞筑堤民工,將豬肉用酒燒好送往工地。百姓為了感念他的功績,把這種肉取名為東坡肉。至于“吳山酥油餅”說的是,一天蘇東坡去吳山游玩,腹中饑餓。正值一位大嫂在賣點心。蘇東坡買了一只并詢問:這種點心叫什么名字？大嫂答：并無名字。蘇東坡見點心一層層、一絲絲,很像蓑衣,說：就叫它蓑衣餅吧！我想大概是蘇東坡的四川話讓這位杭州大嫂聽成了酥油餅。從此吳山酥油餅流傳開來,并成為了杭州的著名小吃。

（2）.復旦大學王水照，王水照，男，1934年7月生，浙江余姚人。196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即進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工作。1978年3月調入上海復旦大學任教。1980年11月任副教授，1985年9月晉升為教授。1990年10月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為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唐宋文學方向）的博士生導師。92年10月獲“有突出貢獻的國家級專家”稱號。1998年9月當選為復旦大學首席教授。現任中文系學術委員會主任。兼任中國宋代文學學會（籌）會長、全國蘇軾學會副會長、中國韻文學會常務理事、上海作家協會理事、《文學遺產》編委等職。長期從事宋代文學的研究，尤著力于從中國文化--文學史的整體背景上探求宋代文學的時代特征和歷史定位。在蘇軾研究、宋詞研究、宋代散文研究、文人集團研究上取得了頗為突出的成績。努力提出并解決“真問題”與“新問題”，不求“宏大敘事”與“龐大體系”，但所著重闡明的“宋型文化”、“文學群體”、“文化性格”、“破體為文”以及“中唐--北宋樞紐論“等命題，已產生較廣泛的學術影響，并得到好評。《宋代文學通論》 1998年獲上海市哲學社學科學優秀成果獎（1996-1997）；

《蘇軾論稿》 1996年獲上海市哲學社學科學優秀成果獎（1994-1995）； 1998又獲全國普通高校第二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獎（著作獎二等獎）； 1999年又獲首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獎（著作類三等獎）。在教學工作中也取得了一定成績，1993年曾以“唐宋文學教學體系的建立和深化”獲上海市高校教學成果一等獎；1997年又以“中國古代文學教學體系的更新與完善”（集體，本人為第一申報人）獲上海市高等教學成果一等獎，國家級二等獎。

蘇軾創作的發展階段《社會科學戰線》1984年第1期 蘇軾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文學遺產》1985年第5期 蘇、辛退居時期的心態平議《文學遺產》1991年第2期 論蘇軾的高麗觀《文史》第46輯 蘇軾臨終的“終極關懷” “蘇門”的形成與人才網絡的特點 走近“蘇海” ——蘇軾研究的幾點反思 《文學評論》1999年第3期（摘錄自《王水照自選集》）

(3).宋詞鑒賞專業，釀酒專業，書法專業，國畫專業，古文學專業，藝術賞析專業，宋飲食文化研究與制作專業，古琴專業，唐宋八大家人物學習專業，宋代風俗講解專業。

釀酒專業。“酒醒還醉醉還醒，一笑人間今古”。他在《行香子》詞中又寫道：“浮名浮利，虛苦勞神。”“幾時歸去，作個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云。”蘇軾的許多名篇，都是酒后之作。“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固然如此；《前赤壁賦》《后赤壁賦》等等，他多少借了酒的靈氣，流傳千古。他在惠州，為當地酒取過很多名字：家釀酒叫“萬戶春”，糯米酒叫“羅浮春”，龍眼酒叫“桂酒”（龍眼又名桂圓故也），荔枝酒叫“紫羅衣酒”（荔枝殼為紫紅色）??他自己也自釀酒漿，招人同飲。他寫道：“余家近釀，名之曰‘萬家春’，蓋嶺南萬戶酒也。”這酒是“雪花浮動萬家春”，好像是上面飄有酒粕的糯米酒。他搜集民間的酒方，埋在羅浮山一座橋下，說將來有緣者，喝了此酒能夠升仙。他贊惠州酒好，寫信給家鄉四川眉山的陸續忠道士，邀他到惠州同飲同樂，說往返跋涉千里也是值得的。說飲了此地的酒，不但補血健體，還能飄飄欲仙，陸道士果真到惠州找他。酒的力量之大，酒的濃香之烈，由此可見。

史料記載北宋時期的名酒有蒲中酒、香泉酒、黃柑酒等五、六十種之多，其中尤以江浙和山東萊州一帶的黃酒為最佳。用現在的標準看，應該說蘇軾是一位很講究生活品味的時尚人物，據說他剛到密州任上就把古稱“醪酒”的萊州美酒定為公務用酒，在三年任內天天都有醪酒相伴。因此，丙辰中秋之夜與友歡娛，想必醪酒是他飲宴時的首選了。

值得一提的是，蘇軾不僅會鑒別酒，而且會釀酒，會制作藥酒。在《超然臺記》中他說：“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煮)，脫粟而食之。”在黃州他制過蜜酒，在汴京制過洞庭春色酒，在定州制過中山松醪。若將蘇軾稱為釀酒師，是名副其實的。在《東坡志林》中，他詳細地記下了蜜酒的制作過程，對后人釀酒，必有裨益。他晚年被貶到惠州，見到嶺南的百姓自行釀酒。當時嶺南尚未有效開發，瘴氣威脅著人們的健康，當地人便制作了一種桂酒，飲之可以抵御瘴毒。蘇軾向當地人學習制作桂酒，并以他廣博的學識，對桂酒的配方和制作方法進行了改進，使桂酒色香味俱全，療效更好。

宋食研究與制作專業，蘇軾是大文豪，卻以好吃的人自居，自稱是“老饕”。對飲食和飲食文化非常熱愛，堪稱美食家和烹飪高手。他留下的寶貴的飲食文化值得我們珍視。蘇軾喜歡制作飲食。他是一代名人，吃過很多佳肴名菜，也吃過民間的很多特色土菜土食，有著豐富的感性知識。在吃到美味食品時，他不恥下問，了解其制作方法。蘇軾對飲食材料的細微差別有很深的了解，這對于飲食原料的選取非常有好處，可以幫助選取最合適的制作原料來制作飲食。比如水，蘇軾就認為長江邊的水和江心的水有區別，各地的泉水水性不同，烹出的茶味道不一樣。他還認為，水有止水和活水的區別，魚又有生于止水和生于活水的區別。他說：“孫思邈《千金方·人參湯》言：須用流水，用止水即不驗。人多疑流水、止水無別。予嘗見丞相荊公喜放生。每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不浮。然唯鰌蛆入扛中輒死，乃知鰌(魚且)但可居止水。則流水與止水果不同，不可不信。又鯽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生于止水中，則背鱗黑而味惡。此亦—驗也。”(《止水活魚說》，《蘇軾文集》卷七十三)蘇軾還認為不同地域的同一種作物，品質不同，做出的飲食質量也不同。比如用北方的麥子作曲子和南方的米釀酒，質量往往超過用南方的麥子作曲子和北方的米釀的酒。可見蘇軾為了制作精美食品，非常重視選取最佳的原材料。蘇軾制作食品，注重色香味的結合。他贊美兒子蘇過用山芋做的玉糝羹說：“色香味皆奇絕”。他制作食品注重營養與美味結合，注重突出食品材料本身的特質。這說明他的食品制作理念是非常高的。蘇軾又是—個極為聰明博學的人，飲食制作也喜歡別出心裁，大膽創新，因而他創造出很多飲食制作方法，制作出很多不同尋常的飲食精品。

（4）。正大門朝東，面積2000畝，兩條東西南北方向主干道，路名，圖書館名，食堂名，宿舍名，就餐東坡肉

.尺寸:高度1米;寬度24.8厘米 厚度2.3厘米 2.此為文房掛屏,螺鈿工藝全是手工,木質為白酸花梨木.3.螺鈿包漿好,木質原有油漆,已經脫掉(原以為材質是黃花梨木)4.名句“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為骨冰為魂”,展示了文人的錚錚鐵骨,節身自好,以梅花托思,表現自己逆境中,臨寒獨自開的傲氣和氣魄,給人產生由生的敬意,此對掛屏陳設書房辦公品味很高.擎蒼（頂天立地，男兒本色）（出自宋代詩人蘇軾的《江城子`密州出獵》“...左牽黃,右擎蒼...”）

真正落實和充分體現“以人文本”與“可持續發展”的規劃設計理念，創建人性化、生態化、信息化與開放性的大學校園空間，本文在廣泛收集、閱讀、總結、歸納與整理分析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資料的基礎上，以西安部分大學校園為例，運用需要層次理論、環境心理學、城市規劃學、城市設計等相關學科的理論，明確空間功能，空間形式服從功能和突出道路系統便捷性”的校園空間規劃設計三項基本原則，從而達到使不同行為者能夠“擇地所用，欣然前往，享用空間，自得其樂”的空間設計效用和目標此外，在行走空間設計中，巧妙、合理地運用途中與盡端吸引元素，達到強化行走空間的引導性和提高吸引空間有效利用率之目的研究成果對現階段大學校園空間宏觀布局和微觀設計

書院座落在風景勝地岳麓山清風峽口，三面環山，層巒疊翠；前臨湘江，碧波蕩漾。名山美水，前依后托，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融為一體，高度協調。從湘江西岸的牌樓口，直往山巔，早有古道聯通，形成一條風景中軸線，岳麓書院就建在此中軸線上的中點。書院海撥約100米，現占地2.5萬余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積7000余平方米。院前有天馬、鳳凰二山分峙兩旁，儼若天然門戶，古代其前后有朱張渡、柳堤、梅堤、詠歸橋、翠微亭等景點相伴；院后沿中軸線而上，有愛晚亭、舍利塔、古麓山寺、白鶴泉及近代修建的蔡鍔墓、黃興墓等著名景點相托，其它景點星布于中軸線的兩側。書院的前門、赫曦臺、大門、二門、講堂、御書樓依次居中軸線而建。文廟、專祠及半學齋分建中軸線的北側；教學齋、白泉軒、園林、碑廊等分建于中軸線的南側。整個院內，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臺樓閣，古樸典雅；佳花名木，姿態各異；碑額詩聯，比比皆是。這充分體現了古書院攻讀經史、求索問道、賦詩作聯、舞文弄墨的特色。岳麓書院現存建筑有山長居室、師生齋舍、授業講堂、藏書樓閣、圣廟專祠、園林碑廊,再加一院前的二亭（風雩亭、吹香亭）二池（飲馬池、黌門池）及院后的參天古木、茂林修竹，堪稱當今海內外保存得最完好、規模最大的書院文物。若將清人所辟的書院八景（柳塘煙曉、桃塢烘霞、風荷晚香、桐蔭別徑、曲澗鳴泉、碧沼觀魚、花墩坐月、竹林冬翠）進一步修整完善，具體體現其佳景妙處，則更美不勝收。

第三篇：蘇軾

蘇軾經歷了從仁宗到徽宗的五朝，平生足跡幾乎遍及當時中國的重要州郡，而且遠至西北地區、海南儋耳。象他的前輩梅堯臣一樣，他把寫詩當作日常的功課，一直堅持到老年。他多方面向前代詩人李白、杜甫、韓愈等學習，晚年更愛陶詩。比之散文和詞，蘇詩的題材更廣闊，風格也更多樣。

蘇軾終身從政，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蘇軾在軍事上主張充實兵力，鞏固邊防，抵抗遼和西夏的侵擾，并認為以金帛賂虜是最下之策。在蘇詩里數量最多對后人影響也最大的是許多抒發個人情感和歌詠自然景物的詩篇。蘇軾的詞有更大的藝術創造性，它進一步沖破了晚唐五代以來專寫男女戀情、離愁別緒的舊框子，擴大詞的題材，提高詞的意境，把詩文革新運動擴展到詞的領域里去，舉凡懷古、感舊、記游、說理等向來詩人所慣用的題材，他都可以用詞來表達，這就使詞擺脫了僅僅作為樂曲的歌詞而存在的狀態，成為可以獨立發展的新詩體

蘇軾改變了晚唐五代詞家婉約的作風，成為后來豪放詞派的開創者。先決定于宋代文人政治地位的改變和詩文革新運動的影響。北宋一些著名文人在政治上都有比較遠大的抱負，他們不滿晚唐五代以來卑靡的文風，掀起了詩文革新運動，余波所及，不能不在詞壇上起影響。在范仲淹、歐陽修的詞里已有一些風格豪放的作品，王安石更明白反對依聲填詞的作法。蘇軾繼承他們的作風，加以恢宏變化，從而開創了詞壇上一個重要流派。其次，決定于蘇軾一生豐富的經歷，他在當時文壇上的領袖地位和他在詩文方面的杰出成就，使他不能滿足于前代詞人的成就，也反對曾經風靡一時的柳永詞風。相傳蘇軾官翰林學士時，曾問幕下士說：“我詞何如柳七?”幕下士答道：“柳郎中詞只合十八七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見俞文豹《吹劍錄》)詞在當時不是由關西大漢來唱的，這話顯然是對蘇軾的一種諷刺，然而它卻生動地說明了柳詞和蘇詞的不同風格。豪邁奔放的感情，坦率開朗的胸懷，是蘇詩蘇詞浪漫主義的基調。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學傳統，祖父蘇序好讀書，善作詩。父親蘇洵是古文名家，曾對蘇軾和其弟蘇轍悉心指導。母親程氏有知識且深明大義，曾為幼年的蘇軾講述《后漢書?范滂傳》，以古代志士的事跡勉勵兒子砥礪名節。當蘇軾21歲出蜀進京時，他的學識修養已經相當成熟了。

蘇軾學識淵博，思想通達，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圍中如魚得水。蘇轍記述蘇軾的讀書過程是：“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 ……后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蘇軾不僅對儒、道、釋三種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認為它們本來就是相通的。他曾說“莊子蓋助孔子者”，莊子對孔學的態度是“陽擠而陰助之”（《莊子祠堂記》）。他又認為“儒釋不謀而同”、“相反而相為用”（《南華長老題名記》）。這種以儒學體系為根本而浸染釋、道的思想是蘇軾人生觀的哲學基礎。

蘇軾服膺儒家經世濟民的政治理想，他22歲中進士，26歲又中制科優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奮厲有用世之志。他為人坦蕩，講究風節，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進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實際效果，他在王安石厲行新法時持反對態度，當司馬光廢除新法時又持不同意見，結果多次受到排斥打擊。他在外任時勤于政事，盡力為地方上多做實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滅蝗救災，抗洪筑堤，政績卓著。甚至在貶到惠州后，他還捐助修橋二座。只要環境允許，蘇軾總是盡力有所作為。然而蘇軾一生仕途坎坷，屢遭貶謫，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歲時遭遇“烏臺詩案”，險遭不測。晚年更被一貶再貶，直到荒遠的海南，食芋飲水，與黎族人民一起過著艱苦的生活。蘇軾對苦難并非麻木不仁，對加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來順受，而是以一種全新的人生態度來對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窮的堅毅精神、老莊輕視有限時空和物質環境的超越態度以及禪宗以平常心對待一切變故的觀念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做到了蔑視丑惡，消解痛苦。這種執著于人生而又

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蘊含著堅定、沉著、樂觀、曠達的精神，因而蘇軾在逆境中照樣能保持濃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創作活力。

蘇軾平生受到兩次嚴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歲那年因“烏臺詩案”而被貶至黃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歲時被貶往惠州，62歲時貶至儋州，到65歲才遇赦北歸，前后在貶所六年。蘇軾去世前自題畫像說：“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就其政治事業而言，這話當然是自嘲。但對文學家的蘇軾來說，他的蓋世功業確實是在屢遭貶逐的逆境中建立的。雖說蘇軾早就名震文壇，貶至黃州后且因畏禍而不敢多寫詩文，但黃州時期仍是他創作中的一個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賦》，詩如《寒食雨二首》，詞如《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名篇都創作于此時。蘇軾被貶至惠州、儋州時，已是飽經憂患的垂暮之人，但創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藝術上進入了精深華妙的新境界。貶謫生涯使蘇軾更深刻地理解了社會和人生，也使他的創作更深刻地表現出內心的情感波瀾。在宋代就有人認為貶至海南并不是蘇軾的不幸，逆境是時代對這位文學天才的玉成。

自然與雄放 兼收并蓄的藝術氣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議論文 敘事、抒情、說理三種功能的完美結合 辭賦和四六

蘇軾的文學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認為韓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潮州韓文公廟碑》），又認為歐陽修 “論大道似韓愈”、“記事似司馬遷”（《六一居士集敘》），都是兼從文、道兩方面著眼的。但是蘇軾的文道觀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獨特性。首先，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文章并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達之于口與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蘇軾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律，例如“日與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反對千篇一律的統一文風，認為那樣會造成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荒蕪。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文學思想指導下，蘇軾的散文呈現出多姿多采的藝術風貌。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營養，其中最重要的淵源是孟子和戰國縱橫家的雄放氣勢、莊子的豐富聯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風格。蘇軾自謂：“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評文》）他的自我評價與讀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蘇軾確實具有極高的表現力，在他筆下幾乎沒有不能表現的客觀事物或內心情思。蘇文的風格則隨著表現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韓愈的古文依靠雄辯和布局、蓄勢等手段來取得氣勢的雄放，而蘇文卻依靠揮灑如意、思緒泉涌的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蘇文氣勢雄放，語言卻平易自然，這正是宋文異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蘇軾擅長寫議論文。他早年寫的史論有較濃的縱橫家習氣，有時故作驚人之論而不合義理，如《賈誼論》責備賈誼不知結交大臣以圖見信于朝廷，《范增論》提出范增應為義帝誅殺項羽。但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如《留侯論》謂圯上老人是秦時的隱君子，折辱張良是為了培育其堅忍之性；《平王論》批評周平王避寇遷都之失策，見解新穎而深刻，富有啟發性。這些史論在寫作上善于隨機生發，翻空出奇，表現出高度的論說技巧，成為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范文，所以流傳極廣。蘇軾早年的政論文也有類似的風格特點，但隨著閱歷的加深，縱橫家的習氣遂逐漸減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寫的一些奏議，內容上有的放矢，言詞則剴切沉著，接近于賈誼、陸贄的文風。

史論和政論雖然表現出蘇軾非凡的才華，但雜說、書札、序跋等議論文，更能體現蘇軾的文學成就。這些文章同樣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為活潑，議論更為生動，而且往往是夾敘夾議，兼帶抒情。它們以藝術感染力來加強邏輯說服力，所以比史論和政論更加具備美文的性質。

由于蘇軾作文以“辭達”為準則，所以當行即行，當止就止，很少有蕪詞累句，這在他的筆記小品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如《記承天夜游》：

蘇軾的辭賦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辭賦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蕭散之氣，吸收了詩歌的抒情意味，從而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創作了《赤壁賦》和《后赤壁賦》這樣的名篇。《赤壁賦》沿用賦體主客問答、抑客伸主的傳統格局，抒寫了自己的人生哲學，同時也描寫了長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駢散并用，情景兼備，堪稱優美的散文詩。

蘇軾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樣體現出行云流水的風格，他在翰林院任職時所擬的制誥曲贍高華，渾厚雄大，為臺閣文字中所罕見。他遭受貶謫后寫的表啟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體中難得的性情之作。如《謝量移汝州表》：

只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林游縲紲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于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饑寒并日，臣亦自厭其馀生。

蘇軾的散文在宋代與歐陽修、王安石齊名，但如果單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則蘇文無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對社會的干預和對人生的思考 樂觀曠達的精神 對藝術技巧的嫻熟運用和超越 有必達之隱而無難顯之情剛柔相濟的藝術風格 宋詩最高成就的代表

蘇軾秉性正直，為人坦率，曾自稱：“言發于心而沖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思堂記》）所以蘇軾對社會現實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都毫無掩飾地表現在其文學作品中，其中又以詩歌最為淋漓酣暢。在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干預社會現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

蘇軾對社會現實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抱著“一肚皮不入時宜”的態度，始終把批判現實作為詩歌的重要主題。他在許多州郡做過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聞目見的民間疾苦寫進詩中，如寫北方遭受蝗旱之災的農民：“三年東方旱，逃戶連欹棟。老農釋耒嘆，淚入饑腸痛。”（《除夜大雪留濰州元日早晴遂雪復作》）又寫南方水災侵襲下的百姓：“哀哉吳越人，久為江湖吞。官自倒帑廩，飽不及黎元。”（《送黃師是赴兩浙憲》）當時賦稅沉重，谷賤傷農，對外歲幣的負擔也都壓在農民身上，他們千辛萬苦收獲了糧食，也難以對付官府的征斂：“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吳中田婦嘆》）

更可貴的是，蘇軾對社會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進行抨擊，體現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識。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嘆》：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龍眼來。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采。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我愿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痏。雨順風調百谷登，民不饑寒為上瑞。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

從唐代的進貢荔枝寫到宋代的貢茶獻花，對官吏的媚上取寵、宮廷的窮奢極欲予以尖銳的譏刺。蘇軾在屢遭貶謫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罵，可見他的批判精神是何等執著！

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閱歷極為豐富。他善于從人生遭遇中總結經驗，也善于從客觀事物中見出規律。在他眼中，極平常的生活內容和自然景物都蘊含著深刻的道理，如《題西林壁》和《和子由澠池懷舊》兩詩：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度，這在蘇詩中有充分的體現。蘇軾在逆境中的詩篇當然含有痛苦、憤懣、消沉的一面，如在黃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寫“空皰煮寒菜，破灶燒濕葦”的生活困境和“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的心態，語極沉痛。但蘇軾更多的詩則表現了對苦難的傲視和對痛苦的超越。黃州這座山環水繞的荒城在他筆下是“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初到黃州》），多石崎嶇的坡路則被寫成“莫嫌犖確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東坡》）。嶺南荒遠，古人莫不視為畏途。韓愈貶潮州，柳宗元

貶柳州，作詩多為凄苦之音。然而當蘇軾被貶至惠州時，卻作詩說：“日啖荔支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貶儋州，又說：“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這種樂觀曠達的核心是堅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運屈服的斗爭精神，所以蘇軾在逆境中的詩作依然是筆勢飛騰，辭采壯麗，并無衰疲頹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

這是蘇軾從儋州遇赦北歸時所作，流露出戰勝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寵辱不驚的闊懷，氣勢雄放。

蘇軾學博才高，對詩歌藝術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純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范，縱意所如，觸手成春。蘇詩中的比喻生動新奇，層出不窮，例如“春畦雨過羅紈膩”（《南園》）、“相排競進頭如黿”（《王維吳道子畫》）、“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守歲》），都膾炙人口。又如《百步洪》中連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真正做到了妙喻連生。蘇軾讀書破萬卷，用典時信手拈來，左右逢源。因用典過多，他有時也遭致后人的批評，但在多數情況下，蘇詩的用典穩妥精當，且渾然天成，達到了如水中著鹽的妙境。例如他作詩安慰落第的李廌說：“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 就堪稱用典精妙的范例。蘇詩中的對仗則既精工又活潑流動，構思打破常規。例如：“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三過門間老病死，一彈指頃去來今”（《過永樂文長老已卒》），對法生新，不落俗套。正因為蘇軾對比喻、用典、對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夠超越技巧，作詩揮灑如意，絲毫看不出鍛煉之痕。如《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楓葉蘆花秋興長。長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壽州已見白石塔，短棹未轉黃茅岡。波平風軟望不到，故人久立煙蒼茫。

看似平淡實則奇警，看似松散實則精練，詩中幾乎不復可睹具體的技巧，因為它的藝術追求是從整體上著眼的。

清人趙翼評蘇詩說：“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后為一大家也。”（《甌北詩話》）的確，蘇詩的表現能力是驚人的，在蘇軾筆下幾首沒有不能入詩的題材。臨流照影，汲水煎茶，都是極其平常之事，但蘇軾寫成“忽然生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為百東坡，頃刻復在茲”（《泛潁》）；“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就格外生動有趣。又如他只用“三尺長脛閣瘦軀”一句，便活畫出病鶴無精打采的清癯之態。他敘寫“惠州有潭，潭有潛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的傳說，也只用“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十字即寫盡其情狀。即使是十分難于處理的題材，在蘇軾筆下往往能化難為易，舉重若輕。比如《續麗人行》詠唐代畫家周昉的一幅“背面欠伸內人”，對一個背面的美人如何描寫？蘇軾先從虛處落筆，推想畫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卻嫣然”，再把此美人想象為杜甫當年在曲江頭遠遠望見的一個背影，最后又以民間夫妻相敬如賓的故事作為反襯，慨嘆美人深閉宮內的不幸。想落天外，卻又非常切題，顯示出駕馭題材的非凡能力。

就像其文論一樣，蘇軾對詩歌風格也主張兼收并蓄。他曾模仿過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孟郊乃至同時詩友黃庭堅的詩風，無不維妙維肖。“短長肥瘦各有志，玉環飛燕誰敢僧”（《孫莘老求墨妙亭詩》）的多元化審美情趣使他能欣賞各種不同的風格傾向。蘇軾尤其重視兩種互相對立的風格的融合，所以在評論他人詩文時提出了“清遠雄麗”、“清雄絕俗”的術語。蘇軾在創作中十分注意使陽剛之美與陰柔之美互相滲透，互相調節。毫無疑問，蘇詩的主導風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缺少馀蘊的缺點。然而蘇詩中許多佳作已經做

到了剛柔相濟，從而呈現出“清雄”的風格，例如《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羈愁畏晚尋歸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靴文細，斷霞半空魚尾赤。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

描寫細致，層次分明，但又筆勢騫騰，興象超妙。惆悵的心情與瀟灑的風度融于一體，且流露出豪邁之氣，典型地體現出蘇詩的風格特征。

以“元佑”詩壇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詩的鼎盛時期，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創作將宋詩藝術推向了高峰。就風格個性的突出、鮮明而言，王、黃、陳三家也許比蘇軾詩更引人注目。然而論創作成就，則蘇軾無疑是北宋詩壇上第一大家。在題材的廣泛、形式的多樣和情思內蘊的深厚這幾個維度上，蘇詩都是出類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蘇軾具有較強的藝術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這樣，蘇軾雖然在創造宋詩生新面貌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詩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這兩個主要缺點。所以蘇軾在總體成就上實現了對同時代詩人的超越，成為最受后代廣大讀者歡迎的宋代詩人。

詩詞一體的詞學觀 對詞境的開拓 以詩為詞的手法 蘇詞風格的多樣性

蘇詩在詞的創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種文體自身的發展而言，蘇詞的歷史性貢獻又超過了蘇文和蘇詩。蘇軾繼柳永之后，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終突破了詞為“艷科”的傳統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

蘇軾對詞的變革，基于他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作主張。

自晚唐五代以來，詞一直被視為“小道”。詩人墨客只是以寫詩的馀力和游戲態度來填詞，寫成之后“隨亦自掃其跡，曰謔浪游戲而已”（胡寅《酒邊集序》，見向子諲《酒邊集》卷首）。詞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藝，猶不逮焉”（同上），不能與“載道”、“言志”的詩歌等量齊觀。雖然柳永一生專力寫詞，推進了詞體的發展，但他未能提高詞的文學地位。這個任務有待于蘇軾來完成。

蘇軾首先在理論上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他認為詩詞同源，本屬一體，詞 “為詩之苗裔”，詩與詞雖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別，但它們的藝術本質和表現功能應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將詩與詞相提并論，說柳永《八聲甘州》中的名句： “此語于詩句不減唐人高處”（見趙令畦《侯鯖錄》卷七），稱道蔡景繁的“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與蔡景繁書》）。由于他從文體觀念上將詞提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這就為詞向詩風靠攏、實現詞與詩的相互溝通滲透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了使詞的美學品位真正能與詩并駕齊驅，蘇軾還提出了詞須“自是一家” 的創作主張。他在《與鮮于子駿》中說：“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頗為壯觀也。”此處的“自是一家”之說，是針對不同于柳永詞的“風味”而提出的，其內涵包括：追求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詞品應與人品相一致，作詞應像寫詩一樣，抒發自我的真實性情和獨特的人生感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其文如其為人”（《答張文潛縣丞書》），在詞的創作上自成一家。蘇軾一向以文章氣節并重，在文學上則反對步人后塵，因而他不滿意秦觀“學柳七作詞”而缺乏“氣格”。

擴大詞的表現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革詞體的主要方向。他將傳統的表現女性化的柔情之詞為擴展為表現男性化的豪情之詞，將傳統上只表現愛情之詞擴展為表現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宋楊湜《古今詞話》即說蘇軾“凡賦詩綴，必寫其所懷”，金人元好問更認為東坡詞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軒樂府引》）。

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寫的《沁園春?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

孤館燈青，野店雞號，旅枕夢殘。漸月華收練，晨霜耿耿；云山摛錦，朝露漙漙。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憑征鞍無語，往事千端。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閑處看。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斗尊前。

既表現了他“致君堯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時代意氣風發、豪邁自信的精神風貌，也流露出中年經歷仕途挫折之后復雜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寫的《江神子?密州出獵》，則表現了他希望馳騁疆場、以身許國的豪情壯志：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云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這現實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壯士形象，繼范仲淹《漁家傲》詞后進一步改變了以紅粉佳人、綺筳公子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詞壇格局。蘇軾讓充滿進取精神、胸懷遠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詞世界，改變了詞作原有的柔軟情調，開啟了南宋辛派詞人的先河。

與蘇詩一樣，蘇詞中也常常表現對人生的思考。蘇軾在徐州時就感悟到“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永遇樂》“明月如霜”）。“烏臺詩案” 以后，人生命運的倏然變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體會到人生的艱難和命運的變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嘆“人生如夢”（《念奴嬌?赤壁懷古》）、“笑勞生一夢”（《醉蓬萊》）、“萬事到頭都是夢”（《南鄉子?重九涵輝樓呈徐君猷》）、“世事一場大夢”（《西江月》）。所謂“人生如夢”，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暫和命運的虛幻易變，也指命運如夢般地難以自我把握，即《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詞所說的“長恨此身非我有”。這種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增強了詞境的哲理意蘊。

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脫，始終保持著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定**》）

余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歲。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蜀主與花蕊夫人夜納涼摩河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無知此詞者，但記其首兩句。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為足之云。

【題解】

《洞仙歌》，唐教坊曲名，后用為詞調。此調歐陽修詞，名《洞仙令》，潘 詞，名《羽仙歌》，《宋史·樂志》名《洞中仙。始見于郭煌詞。

本詞是蘇軾的名篇之一，作者神宗元豐六年（1083年），寫作之由作者詞序中已講得十分清楚，篇中所友誼賽情景，純由想像生發。上片記人物、環境之清涼，人物則“冰肌玉骨”，具不同凡響的神仙資質，環境則水殿、清風、暗香、月光，如置身月殿瑤臺的清虛之境，無一毫塵俗氣。“繡簾開”幾句繪閨房情景宛然如見，“一點明月窺人”句，“一點”與“窺”字靈動奇妙，為本詞增添許多情致。下片描寫蜀主孟昶和花蕊夫人留連月下納涼所見以及因納涼而思秋風，因思秋風而感念流光飛逝的悵惋之情，其間融入作者對人生的深深感慨，自然流麗。整首詞奇逸疏雋，如空山鳴泉，清響絕倫。“清空中有意趣，無筆力者未易到”（張炎《詞源》卷下）。

【原詞】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倚枕釵橫鬢亂。

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注釋】

【注釋】

1、孟昶：五代量后蜀國君，生活奢侈，愛好文學，工聲曲，后兵敗降宋，封秦國公。

2、花蕊夫人：陶宗儀《輟耕錄》：“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蕊之翾輕也。或以為姓費氏，則誤矣。”

3、作一詞：蘇軾詞序云詞已失傳，只記其首二句，后世所傳孟昶《玉樓春》詞乃“東京士人隱括東坡《洞仙歌》（沈雄《古今詞話》）。趙聞禮《陽春白雪》引潘叔明云：“蜀帥謝元明因開摩訶池，得古石刻，遂見全篇（指原《洞仙歌》），詞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則闕琳宮恨初遠。玉闌干倚遍，怯盡朝寒；回首處，何必留連穆滿。芙蓉開過也，樓閣香融，千片紅英泛波面。洞房深深鎖，莫放輕舟。瑤臺去，甘與塵寰路斷。與日俱增莫遣流紅到人間，怕一似當時誤他劉阮。?”宋翔風《樂府余論》評此詞為偽托。

4、冰肌玉骨：莊子《逍遙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

5、水殿：指筑于成都摩訶池上的宮殿。暗香：指梅、蘭、荷、菊一類花清幽的香氣。

6、素手：美人白皙的手。

7、河漢：天河，銀河。

8、金波：月光。《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注：“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玉繩，兩星名，在北斗第五星玉衡的北面。謝胱《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詩：“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

9、不道：不覺。

這首詞描述了五代時后蜀國君孟昶與其妃花蕊夫人夏夜在摩河池上納涼的情景，著意刻繪了花蕊夫人姿質與心靈的美好、高潔，表達了詞人對時光流逝的深深惋惜和感嘆。

上片寫花蕊夫人簾內欹枕。首二句寫她的綽約風姿：麗質天生，有冰之肌、玉之骨，本自清涼無汗。接下來，詞人用水、風、香、月等清澈的環境要素烘托女主人公的冰清玉潤，創造出境佳人美、人境雙絕的意境。其后，詞人借月之眼以窺美人欹枕的情景，以美人不加修飾的殘妝——“釵橫鬢亂”，來反襯她姿質的美好。上片所寫，是從旁觀者角度對女主人公所作出的觀察。

下片直接描寫人物自身，通過女主人公與愛侶夏夜偕行的活動，展示她美好、高潔的內心世界。“起來攜素手，”寫女主人公已由室內獨自倚枕，起而與愛侶戶外攜手納涼閑行。“庭戶無聲”，制造出一個夜深人靜的氛圍，暗寓時光在不知不覺中流逝。“時見疏星渡河漢”，寫二人靜夜望星。以下四句寫月下徘徊的情意，為納涼人的細語溫存進行氣氛上的渲染。以上，作者通過寫環境之靜謐和斗轉星移之運動，表現了時光的推移變化，為寫女主人公納涼時的思想活動作好鋪墊。結尾三句是全詞點睛之筆，傳神地揭示出時光變換之速，表現了女主人公對時光流逝的深深婉惜。

這首詞寫古代帝王后妃的生活，艷羨、贊美中附著作者自身深沉的人生感慨。全詞清空靈雋，語意高妙，想象奇特，波瀾起伏，余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歲。自言嘗隨其師入蜀主孟昶宮中。一日大熱，蜀主與花蕊夫人夜納涼摩河訶池上，作一詞。朱具能記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無知此詞者，但記其首兩句。暇日尋味，豈《洞仙歌令》乎？乃為足之云。【題解】

《洞仙歌》，唐教坊曲名，后用為詞調。此調歐陽修詞，名《洞仙令》，潘 詞，名《羽仙歌》，《宋史·樂志》名《洞中仙。始見于郭煌詞。

本詞是蘇軾的名篇之一，作者神宗元豐六年（1083年），寫作之由作者詞序中已講得十分清楚，篇中所友誼賽情景，純由想像生發。上片記人物、環境之清涼，人物則“冰肌玉骨”，具不同凡響的神仙資質，環境則水殿、清風、暗香、月光，如置身月殿瑤臺的清虛之境，無一毫塵俗氣。“繡簾開”幾句繪閨房情景宛然如見，“一點明月窺人”句，“一點”與“窺”字靈動奇妙，為本詞增添許多情致。下片描寫蜀主孟昶和花蕊夫人留連月下納涼所見以及因納涼而思秋風，因思秋風而感念流光飛逝的悵惋之情，其間融入作者對人生的深深感慨，自然流麗。整首詞奇逸疏雋，如空山鳴泉，清響絕倫。“清空中有意趣，無筆力者未易到”（張炎《詞源》卷下）。【原詞】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未寢，倚枕釵橫鬢亂。

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疏星渡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第四篇：蘇軾

蘇軾（1037－1101），北宋文學家、書畫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又稱大蘇，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與父蘇洵，弟蘇轍合稱三蘇。他在文學藝術方面堪稱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與歐陽修并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清新豪健，善用夸張比喻，在藝術表現方面獨具風格，與黃庭堅并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對后代很有影響，與辛棄疾并稱蘇辛；書法擅長行書、楷書，能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并稱宋四家；畫學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論畫主張神似。著有《蘇東坡全集》和《東坡樂府》等。中文名： 蘇軾 出生日期： 1037年1月8日 外文名： Su shi 逝世日期： 1101年8月24日 別名： 蘇子瞻、蘇東坡 職業： 官員、文學家、畫家、書法家 國籍： 中國北宋 主要成就： 詩、詞、賦、散文、書法、繪畫 民族： 漢 《赤壁賦》《石鐘山記》《飲湖上初晴后雨》《念奴嬌·赤壁代表作品：

出生地： 四川眉山 懷古》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自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漢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時為眉山城）人，祖籍欒城。北宋著名散文家、書畫家、文學家、詞人、詩人，是豪放派詞人的主要代表。他和父親蘇洵，弟弟蘇轍合稱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蘇”。蘇軾是蘇洵的次子（蘇洵長子夭折）。1057年（嘉祐二年），蘇軾與弟弟蘇轍同登進士。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在立新法中與王安石發生不快，被罷免官職。《飲湖上初晴后雨》是描寫西湖的古詩中無人能超越的。世人說：“門下三父子，都是大文豪。”但在父子三人中，蘇軾的成就是最高的，勝過蘇洵和蘇轍。

代表作品：《水調歌頭》《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定**》《江城子·密州出獵》《飲湖上初晴后雨》等

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宋詞豪放派創始人

公元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蘇軾生于眉州眉山。蘇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里提到的“二十七，始發憤”的“蘇老泉”。蘇洵發奮雖晚，但用功甚勤。蘇軾晚年曾回憶幼年隨父讀書的狀況，感覺自己深受其父影響。當然，假若沒有蘇洵的發奮讀書，也就不可能使蘇軾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學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虛歲二十一的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翌年，他參加了禮部的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憂扶喪歸里。1069年（熙寧二年）服滿還朝，仍授本職。他入朝為官之時，正是北宋開始出現政治危機的時候，繁榮的背后隱藏著危機，此時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變法。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在新法的施行上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 “平和世界”。

蘇軾因在返京的途中見到新法對普通老百姓的損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參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認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書反對。這樣做的一個結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離京的師友一樣，不容于朝廷。于是蘇軾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從此，蘇軾終其一生都對王安石等變法派存有某種誤解。

蘇軾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滿后，被調往密州（山東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縣令。政績顯赫，深得民心。

這樣持續了大概十年，蘇軾遇到了生平第一禍事。當時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詩句扭曲，以諷刺新法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豐二年），蘇軾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就因為作詩諷刺新法，網織“文字毀謗君相”的網羅罪名，被捕入獄，史稱“烏臺詩案”。

蘇軾坐牢103天，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時期在太祖趙匡胤年間即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

出獄以后，蘇軾被降職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市）團練副使（相當于現代民間的自衛隊副隊長）。這個職位相當低微，并無實權，而此時蘇軾經此一役已變得心灰意冷，蘇軾到任后，心情郁悶，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覽，寫下了《赤壁賦》、《后赤壁賦》、《記承天寺夜游》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千古名作，以此來寄托他謫居時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豐七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于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準。當他準要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

年幼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以王安石為首新黨被打壓，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

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蓬萊）。四個月后，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個月后，升中書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為皇帝起草詔書的秘書，三品），知禮部貢舉。

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后，認為其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

他對舊黨執政后，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于是又遭誣告陷害。

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黨，又不能見諒于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再次到闊別了十六年的杭州當太守。蘇軾在杭州修了一項重大的水利建設，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邊筑了一道，也就是著名的“蘇堤”。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外放潁州(今安徽阜陽市治)。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執政，新黨再度執政，第二年6月，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再次被貶至惠陽（今廣東惠州市）。1097年，蘇軾又被再貶至更遠的海南(九死蠻荒吾不悔,茲游奇絕慰平生)。據說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后徽宗即位，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屬江蘇）。葬于汝州郟城縣（今河南郟縣），享年六十四歲，御賜號文忠（公）。故有“歷典八州，行程萬里。”的榮譽之稱。

編輯本段藝術成就 文論

蘇軾書法賞析(20張)

《李白仙詩帖》 《次韻秦太虛詩帖》 《渡海帖》 《祭黃幾道文卷》 《梅花詩帖》 《前赤壁賦》 《東武帖》 《北游帖》 《新歲展慶帖》 《寶月帖》 《令子帖》 《致南圭使君帖》 《次辯才韻詩》

《一夜帖》 《宸奎閣碑》 《致若虛總管尺牘》 《懷素自序》 《近人帖》 《與范子豐》

蘇軾書法(19張)

9.欲寄相思千點淚，流不到，楚江東。《江城子》

10.天涯流落思無窮！既相逢，卻匆匆。《江城子》

11.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念奴嬌·赤壁懷古》

12.有情風萬里卷潮來，無情送潮歸。《八聲甘州》

13.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西江月》

14.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凄然北望。《西江月》

15.高情已逐曉云空，不與梨花同夢。《西江月》

16.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 《臨江仙》

17.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臨江仙》

18.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 《陽關曲》

19.人間有味是清歡。《浣溪沙》

20.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浣溪沙》

21.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浣溪沙》

22.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23.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水龍吟》

24.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定**》

25.人生如夢，一尊（通“樽”）還酹江月。《念奴嬌·赤壁懷古》

26.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水調歌頭》

27.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西江月》

28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定**》

詩句

1.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飲湖上初晴后雨》

2.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春夜》

3.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陌上花》

4.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后風流陌上花。《陌上花》

5.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吉祥寺賞牡丹》

6.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警我頑。《游金山寺》

7.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8.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惠崇春江曉景》

9.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10.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11.杳杳天低鶻沒處，青山一發是中原。《澄邁驛通潮閣》

12.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廬山煙雨》

13.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有美堂暴雨》

14.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惠州一絕》

15.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東欄梨花》

16.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和子由澠池懷舊》

17.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題西林壁》

18.盡見西山遮岱嶺，迥分東野隔新羅。《登表海亭》

第五篇：蘇軾

蘇軾

（北宋文學家）編輯 鎖定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1-3]。漢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嘉祐二年（1057年），蘇軾進士及第。宋神宗時曾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元豐三年（1080年），因“烏臺詩案”受誣陷被貶黃州任團練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并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黨執政被貶惠州、儋州。宋徽宗時獲大赦北還，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時追贈太師，謚號“文忠”。[4]

蘇軾是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夸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并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稱“蘇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與歐陽修并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亦善書，為“宋四家”之一；工于畫，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等

主要作品 《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等

主要成就

“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主要代表，“宋四家”之一

早年經歷

蘇軾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5]（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6] 是初唐大臣蘇味道之后。蘇軾的祖父是蘇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蘇軾的父親蘇洵，即《三字經》里提到的“二十七，始發奮”的“蘇老泉”。蘇洵發奮雖晚，但是很用功。[7] 蘇軾其名“軾”原意為車前的扶手，取其默默無聞卻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8] 蘇軾生性放達，為人率真，深得道家風范。好交友，[9] 好美食，[10] 創造許多飲食精品，[11] 好品茗，[12] 亦雅好游山林。[13] 進京應試

嘉祐元年（1056年），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蘇洵帶著二十一歲的蘇軾，十九歲的蘇轍，自偏僻的西蜀地區，沿江東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進京應試。當時的主考官是文壇領袖歐陽修，小試官是詩壇宿將梅堯臣。這兩人正銳意詩文革新，蘇軾那清新灑脫的文風，一下子把他們震動了。策論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的《刑賞忠厚之至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卻因歐陽修誤認為是自己的弟子曾鞏所作，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蘇軾在文中寫道：“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梅二公既嘆賞其文，卻不知這幾句話的出處。及蘇軾謁謝，即以此問軾，蘇軾答道：“何必知道出處！”歐陽修聽后，不禁對蘇軾的豪邁、敢于創新極為欣賞，而且預見了蘇軾的將來：“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名動京師

在歐陽修的一再稱贊下，蘇軾一時聲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會傳遍京師。當父子名動京師、正要大展身手時，突然傳來蘇軾蘇轍的母親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隨父回鄉奔喪。嘉祐四年十月守喪期滿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15] 四年后還朝判登聞鼓院。治平二年，蘇洵病逝，蘇軾、蘇轍兄弟扶柩還鄉，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蘇軾還朝，震動朝野的王安石變法開始了。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反對新法與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見不合，被迫離京。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平和世界”。[16] 自請出京

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憤怒，讓御史謝景在皇帝跟前說蘇軾的過失。蘇軾于是請求出京任職：熙寧四年至熙寧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寧七年秋調往密州（山東諸城）任知州、熙寧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豐二年四月調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頗有政績。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大約是蘇東坡在朝廷當禮部尚書之時,在他被貶謫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書房烏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見烏齋臺桌上擺著一首只寫得兩句尚未寫完的詩──“明月枝頭叫,黃狗臥花心.”蘇東坡瞧了又瞧,好生質疑,覺得明月怎能在枝頭叫呢?黃狗又怎么會在花心上臥呢?以為不妥.于是提筆一改,將詩句改為“明月當空照,黃狗臥花蔭.”王安石回來后,對蘇軾改他的詩極為不滿,就將他貶到合浦.蘇東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見一群小孩子圍在一堆花叢前猛喊：“黃狗羅羅,黑狗羅羅,快出來呀?羅羅羅,羅羅羅.”蘇東坡出于好奇心,走過去問小孩喊什么,小孩說,我們叫蟲子快點出來,好捉它.蘇東坡湊近花前一看,見有幾條黃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蟲在花蕊里蠕動.又問小孩說這是什么蟲?小孩說：黃狗蟲,黑狗蟲.蘇東坡離開花叢,來到一棵榕樹下,正碰到樹上一陣清脆的鳥叫聲,問旁人,這是什么鳥叫?旁人答道：這叫明月鳥.此刻蘇東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錯改了王安石的詩.但后人評價說,王安石身為宰相,氣量心胸也太狹小,他雖懂得地方上的風俗人情,也不應該因蘇軾錯改了他的兩句詩,而立“烏臺詩案”,置蘇下獄,進而又隨便發配人家.這樣做,與搞“文字獄”何別.其實,從史實上看,王安石罰蘇東坡,錯改兩句詩不過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實質上主要原因,則是政治上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因此之故,蘇軾先后幾次被貶.北宋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被貶調湖州.貶調的原因是他不贊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調時,蘇軾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謝.本是官樣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黨的御史們作了手腳,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氣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寫出了略帶牢騷的“知其生不逢時,難以追陪新進；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養小民”一句.當時朝中政敵章惇、蔡確等人借此指責蘇軾以“謝表”為名行譏諷朝廷之實,妄自尊大,發泄對“新法”的不滿,請求對他加以嚴辦.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舉出蘇軾的《杭州紀事詩》作為證據,說他“玩弄朝廷,譏嘲國家大事”,更從他的其他詩文中找出個別句子,斷章取義的給予定罪,如：“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本來蘇軾是說自己沒有把書讀通,所以無法幫助皇帝成為像堯、舜那樣的圣人,他們卻指他是諷刺皇帝沒能力教導、監督官吏；又如“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說他是指責興修水利的這項措施不對.其實蘇軾自己在杭州也興修水利工程,怎會認為那是錯的呢?又如“豈是聞韶忘解味,邇來三月食無鹽”,說他是諷刺禁止人民賣鹽.總之,是認定他膽敢譏諷皇上和宰相,罪大惡極,應該處死刑.于是朝廷便將蘇軾免職逮捕下獄,押送京城交御史臺審訊.此時,沈括還出來告密,說蘇軾詩作有譏諷朝政之意,章惇等人便以蘇軾的詩作為證據（令蘇拭倒霉的詩句是歌詠檜樹的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蜇龍知.”這兩句詩被人指稱為隱刺皇帝：“皇帝如飛龍在天,蘇軾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莫過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場牽連蘇軾三十九位親友,一百多首詩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驚朝野.這就是著名的“烏臺詩案”.蘇軾下獄后未卜生死,一日數驚.在等待最后判決的時候,其子蘇邁每天去監獄給他送飯.由于父子不能見面,所以早在暗中約好：平時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決的壞消息,就改送魚,以便心里早做準備.一日,蘇邁因銀錢用盡,需出京去借,便將為蘇軾送飯一事委托朋友代勞,卻忘記告訴朋友暗中約定之事.偏巧那個朋友那天送飯時,給蘇軾送去了一條熏魚.蘇軾一見大驚,以為自己兇多吉少,便以極度悲傷之心,為弟蘇轍寫下訣別詩兩首,其一：“圣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其二：“柏臺霜氣夜凄凄,風動瑯珰月向低.夢繞云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歲神游定何處?桐鄉應在浙江西.” 詩作完成后,獄吏按照規矩,將詩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賞蘇軾的才華,并沒有將其處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蘇軾的銳氣.讀到蘇軾的這兩首絕命詩,感動之余,也不禁為如此才華所折服.加上當朝多人為蘇軾求情,王安石也勸神宗說：圣朝不宜誅名士,神宗遂下令對蘇軾從輕發落,貶其為黃州團練副使.轟動一時的“烏臺詩案”就此銷結,而蘇軾的這兩首“絕命詩”也廣為流傳開來.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四十三歲，調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給皇上寫了一封《湖州謝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軾是詩人，筆端常帶感情，即使官樣文章，也忘不了加上點個人色彩，說自己“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這些話被新黨抓了辮子，說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說他“銜怨懷怒”，“指斥乘輿”，“包藏禍心”，諷刺政府，莽撞無禮，對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謂死有余辜了。他們從蘇軾的大量詩作中挑出他們認為隱含譏諷之意的句子，一時間，朝廷內一片倒蘇之聲。這年七月二十八日，蘇軾上任才三個月，就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受牽連者達數十人。這就是北宋著名的“烏臺詩案”（烏臺，即御史臺，因其上植柏樹，終年棲息烏鴉，故稱烏臺）。[17]

烏臺詩案這一巨大打擊成為他一生的轉折點。新黨們非要置蘇軾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同時展開，不但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連一些變法派的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王安石當時退休金陵，也上書說：“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這場詩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決”，蘇軾得到從輕發落，貶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受當地官員監視。蘇軾坐牢103天，幾次瀕臨被砍頭的境地。幸虧北宋時期在太祖趙匡胤年間既定下不殺士大夫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18] 被貶黃州

出獄以后，蘇軾被降職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市）團練副使（相當于現代民間的自衛隊副隊長）。這個職位相當低微，并無實權，而此時蘇軾經此一役已變得心灰意冷，蘇軾到任后，心情郁悶，曾多次到黃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覽，寫下了《赤壁賦》、《后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等千古名作，以此來寄托他謫居時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帶領家人開墾城東的一塊坡地，種田幫補生計。“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起的。東山再起

1084年（元豐七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由于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準。當他準備要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常州一帶水網交錯，風景優美。他在常州居住，既無饑寒之憂，又可享美景之樂，而且遠離了京城政治的紛爭，能與家人、眾多朋友朝夕相處。于是蘇東坡終于選擇了常州作為自己的終老之地。[19]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為名，臨朝聽政，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被打壓。蘇軾復為朝奉郎知登州（蓬萊）。四個月后，以禮部郎中被召還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個月后，升中書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20] 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后，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他對舊黨執政后，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于是又遭誣告陷害。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黨，又不能見諒于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

少年英才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臨川（今撫州市臨川區），父親王益，時任臨川軍判官。[6-7] 王安石自幼聰穎，酷愛讀書，過目不忘，下筆成文。稍長，跟隨父親宦游各地，接觸現實，體驗民間疾苦。文章立論高深奇麗，旁征博引，始有移風易俗之志。[8-10]

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隨父入京，以文結識好友曾鞏，曾鞏向歐陽修推薦其文，大獲贊賞。[11-12] 宋仁宗慶歷二年（1042年），登楊寘榜進士第四名，授淮南節度判官。[13] 任滿后，王安石放棄了京試入館閣的機會，調為鄞縣知縣。王安石在任四年，興修水利、擴辦學校，初顯政績。[14]

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愛民，治績斐然。宰相文彥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紀守道向宋仁宗舉薦，請求朝廷褒獎以激勵風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級提拔之風為由拒絕。[15-16] 歐陽修舉薦為諫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辭。歐陽修又以王安石須俸祿養家為由，任命他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17]

王安石主張“發富民之藏”以救“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宋代董煟所著《教荒活民書》，以封建國家從皇帝到各級官吏職責為根據，提出在救荒時各自應該完成的工作。他講道:“賑濟者，用義倉米施及老、幼、殘疾、孤、貧等人。米不足，或散錢與之，即用庫銀糴豆、麥、菽、粟之類，亦可”。有學者認為董煟提出了系統的賑濟學說理論，特別提出了對殘疾人群體的救助，為后世的救助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宋代還特別注重倉儲在救災救濟中的作用。歷代出現過的倉儲形式在宋代幾乎都曾設立過，如常平倉、社倉、義倉等，另外還有廣惠倉、半儲倉、平余倉則是宋代的創舉。這些倉儲形式對救濟殘疾人等社會弱勢群體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下詔設置廣惠倉，救濟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18]

陳說政事

嘉佑三年（1058年），調為度支判官，王安石進京述職，作長達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地提出了變法主張。[19] 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總結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經歷，指出國家積弱積貧的現實：經濟困窘、社會風氣敗壞、國防安全堪憂，[20] 認為癥結的根源在于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決的根本途徑在于效法古圣先賢之道、改革制度，進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設想，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21-22]

王安石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并以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至覆滅的事實為例，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但宋仁宗并未采納王安石的變法主張。[23]

懇辭入朝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館閣之職，均固辭不就。士大夫們以為王安石無意功名，不求仕途，遺憾無緣結識；朝廷屢次想委以重任，都擔心王安石不愿出仕。[25] 朝廷任命王安石與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辭謝多次才接受。[26] 不久王安石任職集賢院，知制誥，審查京城刑獄案件，朝眾士大夫都引為盛事。[27]

王安石在京任職期間，朝廷規定舍人院不得申請刪改詔書文字，王安石認為立法不該如此，據理力爭，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親病逝，遂辭官回江寧守喪。[28]

宋英宗繼位后（1063年—1066年），屢次征召赴京任職，王安石均以服母喪和有病為由，拒絕入朝。[29]

越次入對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30-31]，起用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從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為擺脫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以及遼、西夏不斷侵擾的困境，召見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國之道，首先要確定革新方法”；勉勵神宗效法堯舜，簡明法制。神宗認同王安石的相關主張，要求其盡心輔佐，共同完成這一任務。[32]

王安石隨后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33]

熙寧變法

主詞條：熙寧變法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于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34-35] 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由王安石和陳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呂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36]

熙寧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國范圍內推行新法，開始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所行新法在財政方面有均輸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農田水利法；在軍事方面有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等。[37]

熙寧四年（1071年），頒布改革科舉制度法令，廢除詩賦詞章取士的舊制，恢復以《春秋》，三傳明經取士。同年秋，實行太學三舍法制度。新舊黨爭

主詞條：新舊黨爭

變法伊始，王安石對神宗提出奸佞之論，建議神宗要辨別小人并加以懲處。[38] 新法頒布后，王安石擢拔呂惠卿、章惇、蔡確等多人，參與變法的實施。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法令頒行不足一年，圍繞變法，擁護與反對兩派就展開了激烈的論辯及斗爭。

御史中丞呂誨控訴王安石變法十大過失，神宗貶為地方官，王安石舉薦呂公著代替其職。韓琦上疏規勸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對派的巨大壓力下，神宗打算同意，執政曾公亮、陳升之等乘機附和，王安石雖多方辯駁，神宗仍然認為應聽取各方面的建議。隨后，王安石稱病在家，繼而請求辭官歸隱。韓絳等規勸，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陳數朝廷內外諸官互相依附勾結的情況，進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懷天下。[40]

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都因為與王安石意見不合，相繼離開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彈劾李定違背孝道，皆被罷出朝廷。其后，呂惠卿因父親去世離開朝廷，王安石便對曾布委以重任，對他非常信任。[41]

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三次寫信給王安石（《與王介甫書》），列舉實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廢棄新法，恢復舊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馬諫議書》），對司馬光的指責逐一反駁，并批評士大夫階層的因循守舊，表明堅持變法的決心。隨后神宗欲起用司馬光任樞密副使，司馬光趁機復議廢止新法，神宗沒答應，司馬光遂辭職離京。[42-43]

熙寧四年（1071年），開封百姓為逃避保甲，出現自斷手腕現象，知府韓維報告朝廷，王安石認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爭議紛紛，百姓更容易受到蠱惑。神宗則認為應聽取百姓之言。[44]

罷相始末

熙寧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饑民流離失所,，群臣訴說免行錢之害，神宗滿面愁容，欲罷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認為天災即使堯舜時代也無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監安上門鄭俠反對變法，繪制流民旱災困苦圖獻給神宗，并上疏論新法過失，力諫罷相王安石。[45] 同年四月，慈圣和宣仁兩位太后亦向神宗哭訴“王安石亂天下”。宋神宗對變法也產生了懷疑，罷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職務，改任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從禮部侍郎超九轉而為吏部尚書。[46]

王安石罷相后，奏請皇帝讓呂惠卿任參知政事，又要求召韓絳代替自己，二人堅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呂惠卿掌握大權后，擔心王安石回朝，借辦理鄭俠案件的機會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國，又興起李士寧案件來傾覆王安石。韓絳覺察到呂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請召回王安石。[47]

熙寧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經義》寫成，加封為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呂惠卿外調為陳州知州。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嚴重，新法很難繼續推行下去。[48]

熙寧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請求離職，同年長子王雱病故。十月，王安石辭去宰相，外調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次年，改任集禧觀使,，封舒國公。[49]

元豐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為左仆射、觀文殿大學士，改封荊國公。[50]

病逝江寧

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趙煦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哲宗即位后，加王安石為司空。[51]

高太后在神宗時就強烈反對變法，聽政后立即起用司馬光為相，司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廢除新法（史稱“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歲，獲贈太傅，葬于江寧半山園。[52]

紹圣元年（1094年），章惇執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廟庭，謚號“文”。[53]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孔廟。后至靖康元年（1126年），又被追奪王爵，毀去配享的畫像，降王安石從祀于廟廷。[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