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三農問題”的癥結及其解決辦法

馬克思作業：

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分析我國三農問題的癥結，說明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和措施。2500字左右

我國“三農問題”的癥結及其解決辦法

“三農問題”是指農村、農業、農民的問題。中國現代意義上的“三農問題”并非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國復活小農經濟的時候，而是產生于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后市場經濟對中國封建社會結構的持續沖擊。其根源在于：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發展方向的市場經濟導致了小農經濟生產關系的破產，而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也表現為市場經濟的發展。雖然今日的“三農問題”表面上仍是在“重復以往的故事”，但這個重復不再是產生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的中國封建社會結構的周期循環，而是鴉片戰爭以來市場經濟瓦解小農經濟的邏輯展開和延續。



一、我國“三農問題” 的癥結：小農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矛盾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是社會存在的反映，社會意識隨社會存在的變化而變化。它既反映了社會存在的性質和狀況，同時，正確的社會意識促進社會存在的發展，錯誤的社會意識阻礙社會存在的發展。

在我國農村，目前推行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承包制的成功只是證明了小農經濟的合理性，并沒有證明小農經濟的優越性和先進性。承包制的核心是“分地”，“分地”的改革之所以能得到農民的支持，其合理性在于：一是中國小農經濟的生產力與“分田到戶”的生產關系是內在吻合的，中國農民幾千年基本未變的生產力（肩挑背扛鋤頭挖）只能用小農經濟的單家獨戶經營，難以用社會化大生產的方式來組織。二是現有農民的生產工具的水平決定了：“分田到戶”使單個小農能夠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也就是成為土地的“老板”。加之分地只是分割土地的使用權，農民對所分土地的所有權沒有“私有化”，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每個小農的“老板”身份，在一定時期內避免了由于土地買賣所引致的兩極分化和階級矛盾。目前實行的是一種比較落后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其局限性愈加明顯，相反市場經濟卻愈加的適應現有的生產力水平并正不斷地加速著小農經濟的分化。

上述分析表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對生產力有反作用，當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則會起到推動作用，相反則阻礙其發展，因此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只要中國農民的原始生產力性質不變，農業的生產關系就只能是小農經濟的結合方式。反過來說，市場經濟要求的社會化的組織方式只能適宜于大農業或現代化的農業生產力。中國的小農經濟與正在發展著的現代生產力的矛盾是無法回避的，且隨著農業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土地要求集中化的沖動越來越強烈，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受到發展著的農業生產力的壓力增大。農業用地的集中和農民的集中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要求，但它與小農經濟的個體性和承包制的分散性是相違背的。

由此可見，現今中國的“三農問題”，本質上就是小農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沖突和矛盾，這個矛盾才是“三農問題”的癥結所在。“三農問題”所引發的社會危機其實是內在于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邏輯之中的；農民的破產、農業的凋敝、農村的衰落，是市場經濟在中國展開的必然結果。

二、我國“三農問題”的解決辦法：消滅小農經濟

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是推動一切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落后的小農經濟已不能適應逐漸社會化的大生產，需要更為先進的市場經濟來代替。

既然“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市場經濟發展，中國今日農村的衰敗、農民的困境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市場經濟是“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那么，小農經濟的破產就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與現代化的大農業相比，小農經濟是一種落后的生產方式，正如馬克思所說：小農經濟“按其性質來說就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模的畜牧和科學的不斷擴大的應用。”因此，小農經濟的消亡是必然的，只有“消滅小農經濟”才能解決“三農問題”。我們應當擔心的并不是小農經濟的破產，而應當是破產小農的出路問題。因此，我認為，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是農民的出路、就業問題，消滅小農經濟，實現農業的現代化。

三、要解決我國“三農問題”面臨的難點：怎樣消滅小農經濟

既然“三農問題”的本質是小農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矛盾，那么“三農問題”的治本之策就必然指向“消滅小農經濟”這個根本方向。如何消滅小農經濟？走集體化的道路已被市場化改革的實踐所拋棄，走私有化的道路又會付出社會分化和動蕩的巨大代價。學術界對此主要存在著兩種對立的主張。

在消滅小農經濟從而解決“三農問題”的選擇中，沒有最優解，只有次優解。于是在政策上，消滅小農經濟的努力便不得不修正為緩解“三農問題”的種種權宜之舉，于是政府有關“三農問題”的政策不得不在“促進小農解體”和“保護小農經濟”之間游離。這是明智的，但是在推行權宜之舉的過程中，我們應當始終把握住“三農問題”的癥結所在，從而使得緩解“三農問題”的權宜之計最終指向“消滅小農經濟”這個正確的大方向。十六大提出的“統籌城鄉發展”正是對這個方向的確認和引導。說它是“確認”，就在于“消滅小農經濟”是“統籌城鄉發展”的依據，離開了城鄉的統籌發展，小農不可能自己消滅自己，小農經濟不會自動消亡；說它是“引導”，就在于小農經濟的消亡是城鄉統籌發展、共同努力的必然結果。當然，十六大提出的“統籌城鄉發展”還只是“破題”，如何“解題”尚有待理論和實踐的進一步探索。我對此的初步認識是：

（1）盡管“跨越式發展”的主張用心良苦，但“勞動密集型”很可能是中國產業結構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必然選擇。這不僅是“統籌城鄉發展”的落腳點所在，也是“統籌城鄉發展”不可違背的客觀規律。

（2）目前用土地私有制來置換承包制的條件并不具備。從“城鄉統籌”的角度來看，在城市尚無能力吸納大部分破產小農的條件下，承包制而不是私有制必然成為農村的基本制度選擇。

（3）我個人認為，對于土地使用權流轉的改革固然應當積極支持。既然小農經濟的消亡是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那么凡是既能瓦解小農又是低成本的制度創新探索，我們就應當支持和鼓勵。[

第二篇：我國三農問題范文

當代中國經濟熱點問題評析

題 姓 學 專業、年級

結課論文

目

中國“三農”問題探討

名 王斌 號 12041217

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12-2班

中國“三農”問題探討

【摘要】 “三農”問題是農村問題、農民問題、農業問題的總稱。“三農”問題最早由經濟管理學博士溫鐵軍于1996年正式提出，我黨于2003年正式將“三農”問題引入正式工作報告，并隨之迅速成為我國政府需要解決的頭號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點在農村，難點在農民，這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農民增收困難不僅影響農業發展和農民生活，而且嚴重制約農村購買力的提高，成為擴大內需的重大障礙。“三農”問題關系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關系到社會穩定、國家富強。所以解決“三農”問題是各級黨委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做好服務“三農”文章，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是各級政府和部門緊迫的政治任務和義不容辭的責任。

【關鍵詞】 三農問題 原因 表現 解決對策

【正文】 溫鐵軍被稱為“中國農民的代言人”。他認為，中國的“三農”問題源自兩個主要矛盾，一是人地關系緊張的基本國情，一是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這兩個矛盾在相當長的時期是無法化解的。他對“三農”問題的理解和解決路徑是“農民、農村、農業”。

一、我國“三農”問題現狀

1、農民收入增速減緩，城鄉差距繼續擴大

自1997年以來，農民的收入增長一直比較困難。有研究表明，從1997年到2003年，全國農民人均收入的增幅已連續7年沒有一年超過5%，最高的年份增長4.8%，最低的只增長2.1%，僅相當于同期城鎮居民收入人年均增長幅度的一半。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人在繼續擴大。1997年農民的人均收入為2090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160元，兩者的收入差距為1：2.47；2003年農民的人均收入為2622元，城鎮居民為8500，差距已擴大為1：3.24。農民收入水平的增長緩慢，城鄉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已經成為我國工業化現代化的重大障礙，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2、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難度增大

首先，新增農村勞動力數量巨大，帶轉移勞動力數量眾多。據最新的模型測算，我國目前大約有1.7億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待轉移，占現有鄉村從業人員人數的35%，就業壓力相當大。其次，入世對我國第一產業的就業格局將造成較大沖擊。入世后，從國外進口優質低價的大宗農產品，可能使我國糧食和棉花價格在國際市場的壓力下走低，影響農民收入，進而影響農村就業。最后，由于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下，很難在城里找到理想的工作。抽樣調查資料顯示，在2001年當年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小學以下文化程度占當年轉移總數量的比重為23.5%，幣2000年上升4.7個百分點；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為26.9%，下降2.2個百分點；高中和中專文化程度的比重為0.7%，經過專業培訓的勞動力比重為12.7%，下降12.4個百分點。這樣素質的人員只能從事較為低級的勞動，很難找到理想的工作。

3、農民稅外負擔沉重

從2002年期，我國開始全面推行農村稅費改革，并已經取得初步出成效，農民負擔切實減輕，農村稅費制度漸趨規范。但是，由于村級公共產品的提供問題沒有得到根本上的解決（如農村基本建設、義務教育等問題），農民稅外負擔、隱性負擔依然承重。例如根據北大陶然等做的一項研究表明，自1993年后，各省農民總負擔增加，而且農民負擔的增加主要來自于學費和其他教育支出的增加；貧困地方的農民稅外負擔比富裕地方要重

4、.農村干群關系緊張，基層組織缺乏戰斗力

個別基層干部為顯示政績和索取高額提留，任意夸大農民收入水平，造成部分地區農村農民收入泡沫嚴重。今年來由于農民收入提高，村干部腐敗現象日益加重。加上“三亂”屢禁不止，各種達標、評比、形象工程層出不窮、變本加厲，部分地區農民負擔極為沉重，造成農民與基層干部的矛盾日趨激化，部分農村干群關系緊張，影響了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在農村的貫徹落實，增加了農民的不信任感，也必將造成農村社會的不穩定，最終影響和制約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進程。

二、我國三農問題形成原因

1、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以及由此造成的傾斜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是三農問題的制度因素

三農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愈加凸顯，最根本的制度障礙是城鄉二元體制的分割。城鄉二元分割體制使我國長期以來在國民收入分配方面不合理，這集中反映到我國財政體制與金融體制的城市及工業傾向。我國目前不合理的財政支出體 制使農民負擔重、增收困難的制度性因素。首先，目前我國對農業的財政開支僅為2000億元左右，不到財政總開支的11%，如果扣除農民每年所繳納的1200億元稅、費，凈投入僅800億元左右，投入明顯偏低。其次，在現行的財政體制下，農村承擔過重的義務教育費用。自實施義務教育以來，農村義務教育資金的投資比例中，中央政府負擔的部分僅為2%，省和地區（包括地級市）的負擔部分合計起來也只有11%，縣和縣級市的負擔為9%。而鄉鎮則負擔了全部的78%。在現行體制下，義務教育中的“義務”主要被轉嫁給了農村社會和農民，加重了農村和農民負擔，從而影響了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

2、稅費征收不合理

我國農業稅是根據195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征收的，到現在已有47年，中國農村的情況在28年以前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條例一直沿用至今而沒有改革。《條例》規定農業稅的納稅人主體，主要是合作社(后來是生產隊)。對農業稅征收主體，規定得并不明確，實際上是由人民公社（后來是鄉鎮人民政府）征收。農村改革以后，農村經營的主體發生了變化，集體組織變成了千萬個小農，納稅對象由集體組織的法人變成了人。基層組織包括鄉村兩級的干部成了農業稅的征收主體，都成了向農民要錢的征稅人！

3、農民種糧積極性低，缺乏領路人

現在農民種地大都按照以前的種地方式進行，產量低而且浪費材料。每年種糧食的收入除去農藥、化肥以及人工費就所剩無幾。并且農業勞動強度大，要人每次都要精心照料，但往往一年收入還不如打工掙得多。所以很多人都想出去打工而把農業擱置下。由于農民缺乏領路人，他們不知道市場行情，有人辛辛苦苦種了一年的蔬菜，卻由于豐收的時候沒人要而滯銷。這大大降低了農民種地的積極性。

三、解決三農問題的途徑和方法

1、加強政策的科學規劃能力，推進政策效力的評價體系，建立起嚴密有效地政策推動機制。

從歷史軌跡看，我們針對三農問題的對策往往是綱領性的，雖有提綱挈領的目標，卻沒有切實落實到具體方方面面的行為上，以小城鎮為例，在宏觀政策的指導下，千軍萬馬各自為戰，忽視了資源、環境、社會與人的 發展之間的協調，一些城鎮規劃成了領導體現政績的工具，不切實際盲目擴大城鎮規模，不講科學地追求高標準等等，這都是政策規劃制定、執行、評估、監控過程脫節的表現。因此，注重政策制定的同時還應加強政策的貫徹落實。

2、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力度

加大財政對農業的扶持力度，通過財政轉移支付，進行農業補貼，維護農民利益和生產積極性。加大對農業的技術支持，積極引導農民了解市場行情，給予農民正確的市場指導。加大農業基本建設和農業科技投入，完善農業投入體制。

3、加強對農民的受教育管理，改變重工輕農、重城輕鄉的現象

讓農民享有平等的就業、特別是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農民貧困與其說是收入貧困不如說是知識貧困。它日益加重了作為弱勢群體的農民邊緣化的趨勢，如果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目前這種狀況，將會進一步加大城鄉發展鴻溝，中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將會更加固化，并最終影響到整個國家未來的發展。如果說，國家準備開始歷史欠賬對農民進行“補償”，以解決歷史“欠賬”問題，那么就因從解決最基本的農民平等受教育的問題做起。

【結束語】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一直關系到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全局。不論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改革開放以后還是黨的十六大以來，“三農”問題一直是我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可見“三農”問題對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重要性。所謂農業豐則基礎強，農民富則國家盛，農村穩則國家安，在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今天，一定要處理好三農問題，關注農村，關愛農民，積極支持和參與新農村建設，使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成為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行動。

“三農”問題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解決“三農”問題是全面建設小康的重大任務，只有發展好農村經濟，建設好農民的家園，讓農民過上寬裕的生活，才能保證全體人民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才能不斷擴大內需和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因此，解決”三農”問題是一項系統工程，又是一項長期、艱巨、復雜的重大歷史任務。

第三篇：淺談我國三農問題

淺談我國三農問題

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農業/農村/農民)”關系到國民素質、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實際上，這是一個從事行業、居住地域和主體身份三位一體的問題，但三者側重點不一，必須一體化地考慮以上三個問題。“三農問題”是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必然產物。不管社會如何發展變化，“三農”的基礎地位始終不會變，農民的主體地位和作用也會愈加明顯。因此，認真研究新時期的農民問題，對于保持農村穩定，推進農業改革，加快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引領農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一、三農問題的現狀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陸學藝認為中國的“三農”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農業問題：總的來說，我國農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就是已經實現了保證有效供給這個主要目的。但他同時指出，農業問題并沒有一勞永逸地從根本上解決，考慮到土地，水資源短缺，農業生態環境惡化，水利等其他基礎設施不理想，抗災能力不強，農業科技系統不健全，農業產前產后服務體系沒有建立起來等諸多不穩定因素，主要靠千家萬戶的小農經濟生產，生產效率和商品率低下的現狀離現代化農業目標還相差甚遠。

2、作為“三農”核心的農民問題的現狀主要表現在：我國農民人口眾多，至今我國仍有9億多農民；農民仍然貧苦的，收入來源少，負擔沉重；職業分化速度加快，收入分化同樣很嚴重，并且差距逐漸拉大，貧困農民和徘徊在溫飽線上的農民絕對值仍然很大；農民太弱，農民賴以生存發展的土地經營權得不到保護，諸多的不公正待遇無處抗訴。

3、農村問題主要集中在農村基層的政權架構上不在適合小農生產格局，也就是農村的上層建筑不在適應農村的經濟基礎，農民負擔重，干群關系緊張導致農村社會不穩定。陸學藝對“三農”現狀問題的分析是很全面的，一言以蔽之，“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1、貧富差距加大，農民收入低

改革開放初期，農民的收入增長較快，一部分農民脫離了貧困。但是，進入90年代中期以后，農民增收乏力，貧富差距逐漸加大。貧富差距加大主要體現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系統對31個省份所屬32個縣市的2萬多個農村家庭調查，低收入（年均純收入1千元以下）和中收入（年均純收入1000－1999元）組占到54.2％，這部分人是21世紀中國的貧下中農；按世界銀行的測定標準，中國絕大多數貧困人口是在農村。

2、干群矛盾難以緩和

一般中西部農村生活條件艱苦，農民的生活條件幾乎才剛剛達到溫飽線上，然而生活必需品以及生產必需品的價格日益高漲，農民不僅要承擔著農村的艱苦生活還要承受著城市人一樣的物價壓力。這種城鄉巨大差距使得農民心中產生了巨大的抗拒心態，而且在農村個體之間的差異也隨著基礎條件的差異日益加大。許多擔任村委會干部的人生活條件日益優越，其集緣于村委會干部的身份。這種個體差距激發干群矛盾，導致惡性事件和群體事件。與此同時，農村干部貪污腐敗問題日益嚴重，甚至出現了農村干部當土皇帝的怪象。2011年10月14日漢中市略陽縣村委會干部以及鎮政府兩名干部輪流嫖宿12歲幼女，這種只有在封建舊社會出現的“沒人性”的事件竟然出現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這不能不說是我們農村干部人性的缺失，更加暴露出農村地區的村鎮干部所存在的問題足以激起巨大的民憤民怨，黨干部在農村的自身腐敗問題是農村頻頻出現群體事件的導火索。

3、農村人才缺失，影響村民自治效果發揮

改革開放以后，高校招生規模逐漸擴大，農村精英高考升學越來越多，這些人基本上不再返回農村。而個體經濟發展也使得很多農村精英離開了本地，外出淘金。特別是1995年以后，進城打工農民劇增，對農村自治人才是一個最大考驗。據資料分析，我國從農村流出的農民工在12000萬左右，流出的農民相對而言是農村文化水平較高，年紀較輕，觀念

較新的人群。大量的農民外流，使得農村自治人才缺失，農村干部的素質普遍偏低。

農村人才的流失，不僅導致了農村干部的素質普遍偏低，還導致了農民的民主權利無法得到有效實施。村民委員會作為村民直接選舉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自治組織，需要以現代公民意識的村民來選舉、監督，對于違背村民利益的村委會成員，村民要充分利用法律賦予的權利，予以罷免。然而，很多農村由于外出青壯年太多，留在當地的主要是老人、婦女、兒童，因而對于村委會成員的監督很難到位，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民選的“村官”反過來為非作歹，欺壓百姓的情況

二、解決三農問題的建議

第一，要持久深入的分析三農內部的根本性矛盾，力求找出三農內部的政策發力點。

無論我們轉移多少農村剩余勞動力，給予農村部門多少補貼，都不能代替農村自身的發展，因此我們應找出農村經濟具有先天分散性的與城市經濟發展條件不一樣的這一現實，將一切政策效力的原點立足于人的保障和發展上。解除一切可以解除的農業和農民的經濟負擔，長期堅持以資金投入為主的政策性支持。

第二，加強政策的科學規劃能力，推進政策效力的貫徹，建立起嚴密有效地政策推動機制。

從歷史軌跡看，我們針對三農問題的對策往往是綱領性的，雖有提綱挈領的目標，卻沒有切實落實到具體方方面面的行為上，以小城鎮為例，在宏觀政策的指導下，千軍萬馬各自為戰，忽視了資源、環境、社會與人的發展之間的協調，一些城鎮規劃成了領導體現政績的工具，不切實際盲目擴大城鎮規模，不講科學地追求高標準等等，這都是政策規劃制定、執行、評估、監控過程脫節的表現。因此，注重政策制定的同時還應加強政策的貫徹落實。

第三、三農問題的核心關鍵是農民。只有全力解決好農民的切身利益問題才是解決整個三農問題的核心基礎。農民問題錯綜復雜，解決的切入點就是搞好權利和經濟利益：在政治上，充分尊重民主權利；在經濟上，充分尊重市場規律。為此，在工作中應著重把握和解決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農業政策問題。一是土地政策。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根基，土地問題是“三農”的核心，事關農民的根本利益。侵害農民土地權益，將直接損害農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影響農民的就業和生產生活保障，直接影響農村的穩定和農業的發展。因此，按照《農村土地承包法》之規定，依法保障農民在土地流轉中的主體地位和自主決策權，切實維護農民土地承包權益。二是集體財務管理政策。農村財務問題既是農民關注的焦點問題，也是引起農民集體上訪的主要導火索。搞好農村集體財務管理，對于密切干群關系，保持農村穩定，促進農村經濟穩步發展，將產生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

2、農民自主權問題。對農民來說，自主權是最切實的民主權利。從我國農村改革的成功實踐來看，最基本的經驗就是充分尊重了農民的自主權，放活了農民的生產經營權。我們要始終堅信，農民有能力辦好自己的事情，應讓農民自主決策。政府的責任是為農民提供政策指導、市場信息和技術服務，政府的引導和服務要尊重農民意愿、尊重農民生產經營自主權。

3、加大對農村干部指導工作，全面提升農村干部的素質，向農村地區政策支援注入新鮮的人才資源。加強對農村集體財務，村鎮干部個人作風等各方面的監督，建立健全有效的農村監督體制。

4、農民民主權利問題。保障農民的民主權利，必須堅持和完善“村民自治”，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充分發揮村民委員會在管理社會事務、開展精神文明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等方面的作用，依靠農民的力量形成良好的農村社會風氣和社會秩序。中國的許多成功經驗都是尊重農民創造精神的結果，比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鄉鎮企業等．我們要允許和鼓勵農民，大膽試驗和探索新形勢下的農業經營機制和農村管理辦法，各級干部幫助加工、總結，逐步提高和規范。

第四篇：解決我國三農問題

如何解決我國三農問題

學號

TEL

背景分析

眾所周知，我國的三農問題是指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農民問題主要表現為農民收入連續多年增長緩慢，城鄉居民經濟收入差距以及農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但是直到2004年中央出臺關于增加農民收入的一號文件之前，農民的收入一直在緩慢增長，農民的貨幣收入多年沒有明顯的增長。農民的養老保險、社會醫療、等社會福利保障措施的缺乏導致農民從事非農產業的積極性受到制約，農民的消費需求也因此受到限制。從政治層面上看，這些都成為實現中國農村社會穩定的隱患。

農村問題主要表現在農村基礎設施條件長期由于建設、維護投入不足而惡化。由于包產到戶以及鄉鎮企業衰落以后，導致大部分農村基層組織缺乏充分的集體經濟支撐，有些基層組織組織軟弱渙散，黨對有些農村的領導出現缺位。大多數農村文化事業匱乏，原有的許多政府支持農村文化事業的做法由于體制的改變或者消失或者供給嚴重不足，導致賭博、封建迷信等與社會主義文化事業不能完全相符的東西乘虛而入。

農業問題表現在由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和土地經營權確權以后，在當前的政策體系框架下，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的缺乏成為限制農業實現規模化經營的瓶頸。農業在大多數農村還停留在一家一戶小型農戶經營的狀態。農田水利、林業隔離帶等配套設施由于多年缺乏建設和維護，出現毀損或破壞，直接影響到農業生產率。

為了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從2004年開始至今，黨中央每年都把解決三農問題作為當年工作的重中之重，每年都圍繞三農出臺了一系列一號文件。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主要討論了農村改革問題。會議出臺的《決定》提出，要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土地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核心，維護好農民土地承包權益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一項“民心工程”。讓農民擁有長期穩定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是對農民最大的“多予”；保證農民享有充分的土地收益，是對農民最實的“少取”；放手讓農民自主經營，是對農民最好的“放活”。要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不動搖，進一步穩定和完善農村土地承包關系，健全在依法自愿有償基礎上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機制，切實保障農民土地承包的經營權、收益權、流轉權。特別是要進一步完善農村土地征占制度，依法規范征地程序，健全對被征地農民的補償辦法，提高補償標準，并搞好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

十七屆三中全會將對我國農村改革有重要意義。會議進一步明確了農民要擁有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經營權和對于土地經營權的買賣收益權。財政將加大支持農村改革的力度，并且要把刺激農村經濟作為一項重要工作。建設現代農業體系將是政府支持三農的重點。

應該看到，黨中央出臺的一系列一號文件涉及到了三農工作的方方面面。要達到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目標，在我國當前面臨增長趨緩、財政收入預期增長減少的宏觀經濟形式下，各級政府在支持三農的實際工作中需要有所側重，不能四面出擊。政府在選擇支持三農重點時，首先不能脫離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第二，需要進一步處理好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第三，需要針對農民的需求出臺相應的政策，以做到有的放矢，提高有限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率。

我國當前農村的實際情況是，土地所有權已經實現了部分的私有化。土地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即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土地，雖然表面上屬于地主階層，但實際上最終的所有者是國家。

資本主義國家在需要地主的土地時，通常采取的方式是買賣，但是這個買賣地主是沒有討價還價余地的，因為單個的地主相比國家機器仍然是弱勢的，只能是價格的接受者。我國通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際上是部分的實現了土地私有化——土地的經營權私有化了。這樣就可以在保障國家對于土地所有權的基礎上，調動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這是我國當前土地所有權的實際情況，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出發點。

第二，我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礎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里的市場經濟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不應該被忽視。正是由于是社會主義，因此對于三農而言，國家對于農村土地的所有權是不能改變的。此次金融危機雖然已經殃及全球大多數國家，但是對我國的影響可能只是經濟增長速度變緩而已，中國社會穩定不會受到多大的影響，原因也在于由于農民只是部分擁有的土地私有產權——土地經營權，并且土地經營權的市場化程度也不是很高，于是大批失業的農民工就可以回到土地上去，雖然其貨幣收入肯定會減少，但是農民的生產應該有起碼的保障，于是占中國社會大多數的農民，其生存能夠得到保障，從而保障了中國社會的穩定。

第三，當前農民面臨的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可能有人要說那還用問，肯定是農民收入太低！這實際上是一個現象而不是原因，不能因為農民收入低政府就直接給農民發錢，那樣農民消費以后還是個窮人。實際上農民收入低的原因在于農村市場經濟的發育尚未完善。有些地方政府還是計劃經濟體制的思路，號召農民種某種品種，但是由于市場需求有限，反而出現農民豐收后，相互競價銷售，導致利潤空間被過分擠壓，甚至虧損。

本人認為，根據農業和農產品的特點，如果說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是增加農民收入，那么政府幫助農民增加收入最有效的辦法應該是通過制度創新，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競爭力，增加從事第一產業農民的收入。農業生產和原始農產品的供給具有周期性、同質性、低附加值、高自然風險等特征，如果農業生產仍然停留在小農經濟的規模，農民每年到了豐收時節，將會面對有限的需求而相互展開價格戰，導致農業生產增產不增收。同時許多自然災后也會每年導致一些小農破產，陷入貧困。如果政府能夠推動農業合作化，把生產同類農產品的廣大小農戶組織起來實現大規模生產，并且由財政補助，通過支持農業合作化發展農業保險，降低自然災害對于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從事第一產業農民的收入狀況將得到根本的改觀，三農問題也就能夠從源頭上得到解決了。

解決措施

農業保險是指專為農業生產者在從事種植業和養殖業生產過程中，對遭受自然災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提供保障的一種保險。2003年3月1日開始施行的農業法第四十六條指出，“國家建立和完善農業保險制度。國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農業保險制度。鼓勵和扶持農民和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建立為農業生產經營活動服務的互助合作保險組織，鼓勵商業性保險公司開展農業保險業務。農業保險實行自愿原則。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強制農民和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參加農業保險。”

實行農業保險可以通過農民專業合作組織，也可以通過商業性保險公司。我國正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特征表現在農業上，不應該停留在當前家庭聯產承包的現狀上，而是應該鼓勵發展農業合作化生產。這里的農業合作化不同與我國改革開放前實行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體制下的農業合作，農民被完全剝奪了從事農業生產的主動權，成為靠掙工分

為生的農業工人。這種合作體制雖然為我國工業化過程迅速實現了資本積累，但是由于農民沒有任何產權并且在大鍋飯體制下，缺乏提高農業生產率的積極性，我國也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下實行的農業合作，將是以農民對于土地享有完全的有保障的土地經營權為基礎，本著互助協作、進退自由的原則，形成的外市場內計劃的合作關系。合作社根據市場需求和價格信號，確定當年合作社的總產量和每位社員的生產配額，合作社與社員之間通過合同的方式，在社員開始農業生產之前就已經基本保證了農產品的銷路和價格，同時為廣大社員提供生產信息服務和技術支持，并組織對于社員的培訓。這樣農業市場的價格風險和生產的周期性就被極大程度的降低了。

為了降低農業生產的自然風險，就有必要引入農業保險，政府通過支持農業互助保險的方式，幫助農民減少投保負擔，降低自然災害對于農業生產的影響。某個社員發生農業風險以后，可以通過其他社員繳納和政府補貼的保費，對于受災農戶實行賠付，把單個農戶需要面臨的自然風險轉化為合作社、政府共同負擔的社會風險，于是農業生產靠天吃飯的命運就可以得到根本的改變。如果當年的保費收入出現剩余，可以作為合作社的風險準備金，轉入下年滾動增長。合作社還可以為廣大社員辦理大災風險準備金和再保險業務，為農業生產抵御自然風險提供多層次多渠道的保證。

通過形成這樣一個建立在明確產權界定（土地經營權）基礎上的農業合作化生產加互助農業保險的制度創新，就可以把農業生產的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化解到最低限度，使得從事第一產業農民的生產走上社會化、規模化和自然風險最小化的軌道，我國的三農問題就可以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第五篇：對我國三農問題的看法

『天涯雜談』 對我國三農政策的一點看法

對我國三農政策的一點看法

本人從小在農村長大,又在基層工作,想以自己的所見所聞談談對我國三農問題的一點看法.自這屆政府上臺以來,轉而實行親民政策,客觀來說,廣大農民確實得益不少,“村提留,鄉統籌,農業稅,特產稅,包干費,屠宰稅”等以前壓在農民身上的大山沒有了.在我們這個經濟較為落后基本以農業為主的地方,鄉政府除了車輛使用稅外已沒有面向農民的收費項目了,不僅如此,每年的“直補良補”還向農民給錢,這在以前簡直是想也不敢想,由此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已使得農民的“地位”相比以前大大提高,這本來是件好事,可是,現在在農村由于這些政策的影響,已出現了無政府主義的苗頭.主要表現在:一些合法的稅費農民也不交了,鄉政府的一些本來是對農民有利的工作農民也不支持了,農民們常說的一句話是:有錢嗎?沒錢別啰嗦!

由于農業稅費的減免,本來以前就欠稅費款的一些釘子戶舊帳也一筆勾銷了!當然也許你要說這筆錢本來就不該收,可是,這樣一來,那以前交了稅費的農戶呢?這對他們不是很不公平嗎?這樣直接導致政府公信力下降,以后誰還會交錢?政府不也是欺負老實人嘛,哦,不交的最后就不用交了,免了??

還有,現在農村工作中,涉及許多問題,鄉政府碰都不能碰,明明是依法辦事,可就是跟你鬧!知道你們政府現在怕上訪,一有個芝麻小事就上訪告狀,更有不少人純屬無事生非,煸風點火.也許你們會說我別有用心故意詆毀農民伯伯形象,可是當你真正在基層工作幾年你就會體會到的.我們這有個鄉,浙江移民多,出奇的亂,到目前為止只有二任鄉黨委書記沒挨打,這二任基本靠作老好人,完全至法律政策于不顧換來的.鄉派出所拘捕的流氓居然被其家屬和同伙強行放走,還將民警打傷,這里的民眾稍有什么事就聚眾沖擊政府部門.不達目的不罷休!在這里象計劃生育,林政等執法工作根本很難開展,因為搞不好就要挨打!有一次縣森林公安分局派出十多輛車三四十個民警去追查當地林木走私案,被幾十名婦女圍攻,她們專戳警車的車胎!

從這些情況看來,我認為問題在于:一是我們政府的政策總是以一種運動式的方式推行,而不是通過人大等立法機構以法制的方式穩步推行,許多政策的出臺前缺乏全面周詳的考慮,許多政策看似公平其實隱含著更大的不公平.二是中央集權過多過大,許多政策出于對地方執行變形的擔憂往往一竿子到底,地方政府無法根據本地情況適當調整,而各地情況又千差萬別,使得政策的效應大打折扣.三是我們的政策的出臺和執行沒有一個長效的穩定的法治軌道,就像鐘擺,忽左忽右

評述：近年來我國財政政策的效果

張少春

1997年前后我國國民經濟運行出現新的變化，外貿出口下降、消費需求嚴重不足，銀行資產狀況面臨加速惡化的趨勢。為推動經濟增長，國家開始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現在回過頭來看，就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而言，這項政策的實施結果從兩個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一是直接的方面，在經濟不景氣、銀行普遍“惜貸”的局面下，通過補充銀行資本金和對銀行定向發債吸納資金，防止了銀行信貸資產大量向不良資產轉化的可能，防止了銀行存差持續增大對經營狀況的影響，直接達到了化解銀行風險的目標；二是間接的方面，通過擴張性財政政策，政府加大投資力度，通過政府投資拉動經濟，保持經濟的適度增長，從而通過整體經濟狀況的改善達到化解金融風險的目標。

財政直接化解金融風險的措施包括補充資本金和對原來過高的儲蓄沉淀進行吸納，將信貸資金轉換為財政投融資資金，用于公共投資的即期啟動。這樣的操作是在考慮銀行實力、信貸風險、財政承受力等多方面因素后，分步驟完成的：（1）1998年5月18日，財政部首先面向國有獨資商業銀行以外的其他商業銀行和城市合作銀行，發行了年利率6.8％的450億元7年期專項國債，用以補充非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2）1998年8月18日，財政部又定向對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發行特別國債2700億元，所籌資金全部用于補充上述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的充足率，幫助銀行規避風險，擴大其貸款的承受力。（3）1998年8月底，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決定向商業銀行增發1000億元國債、分兩年納入國家預算、打入財政赤字，同時由銀行配套1000億元貸款，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增強公共投資的拉動作用。

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措施方面，1998年財政吸納的信貸資金有計劃地從農村水利和生態環境建設、交通和通訊建設、城市基礎設施和環保建設、電網改造、國家直屬糧庫建設、經濟適用住宅建設六個方面流

向要素市場，通過對相關產業的帶動直接拉動經濟增長，其中一部分則轉化為消費基金，帶動即期消費增加。國債專項資金與銀行貸款和地方配套資金的比率為1：2.53，說明1元國債專項資金的使用帶動了2.53元社會資金的投入。據國家計委統計，1998年通過國債專項資金帶動的2173.5億元投入，形成了2074億元的工作量，由此拉動經濟增長1.5個百分點左右。

1999年政府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8月30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1次會議通過增發600億元國債用于增加固定資產投入的議案。新增國債資金主要用于在建的基礎設施項目、一些重點行業的技術改造、重

大項目裝備國產化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環保與生態建設以及科教基礎設施等。1999年的財政政策開始注重直接投資和技術改造貼息相結合。在增發的600億元國債資金中，有90億元作為技術改造的貸款貼息，專門用于支持對重點行業和重點企業進行系統的技術改造。據測算，使用90億元財政債券資金用于技術改造貼息，可拉動約1800億元技改投資。采取這種方式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不但可以帶動銀行貸款和地

方、企業的配套資金投入，擴大投資需求，而且可以對企業技術進步、經濟發展起到積極作用。1999年9月初，國家出臺了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的政策，這次調整收入政策重點是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包括適當提高社會保障“三條線”（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金、城鎮居民最低生活費）的收入水平，提高機關事業單位職工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這方面需求對銀行的壓力。總的來看，1999年政府舉債拉動經濟增長2％。進入2000年，中央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發行長期國債，增加基礎設施建設和支持企業技術改造。

我國近年來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效果是顯著的，對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政策的具體制定和執行中，有幾個方面是需要注意的：一是政府通過舉債直接吸納銀行資金的限度問題。向商業銀行發行國債，可以直接減小銀行“存差”過大帶來的經營風險，但這種吸納要以資金使用效果和財政的最終還債能力為基礎，否則就變成了財政與銀行間單純的風險轉移，而不是化解。此外，銀行也必須考慮自身業務應有的發展規模和需要，考慮在市場經濟中應有的定位，不能單純為解決困難而縮減業務，影響發展目標。二是不管直接的措施還是通過經濟增長創造寬松環境的間接措施，都只能起到防止新的金融風險增加和惡化的效果，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長期積淀下來的風險，改革、發展和銀行自身的規范運作才是治本的戰略選擇。因此，要防止這種過渡性政策實施所帶來的對金融風險意識的淡化。三是這幾年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著眼點主要在財政支出的擴大方面，財政收入始終保持著超常規增長，1998年名義增長率14.2％，1999年達16.6％，剔除價格因素則高達15.7％和21.1％。這種收入政策與支出政策的互逆調節可能產生政策效應上的“內耗”，影響對當期經濟的拉動力度，同時由于可能產生的高稅收等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則會影響到企業的融資選擇、強化銀行的“惜貸行為”，從而影響到經濟自動恢復增長的最終效果。

我國退耕還林的有關政策

2002-7-6 10:26:47 責任編輯：

1999年，朱鎔基總理先后視察了西南、西北6省（區），提出“退耕還林，封山綠化，以糧代賑，個體承包”的綜合措施。2000年3月，經國務院批準，國家林業局、國家計委、財政部聯合發出了《關于開展2000年長江上游、黃河上中游地區退耕還林（草）試點示范工作的通知》（林計發[2000]111號），初步明確了退耕還林政策。為了明確責任，嚴格管理，推動試點工作的健康發展，2000年9月國務院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做好退耕還林還草試點工作的若干意見》（國發[2000]24號）。為適應退耕還林工程全面啟動的需要，進一步明確和完善退耕還林的政策措施，2002年4月國務院又及時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完善退耕還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見》（國發[2002]10號）。目前，退耕還林的主要政策是：

（一）退耕還林要堅持生態效益優先，兼顧農民吃飯、增收以及地方經濟發展；堅持生態建設與生態保護并重，采取綜合措施，制止邊治理邊破壞問題；堅持政策引導和農民自愿相結合，充分尊重農民的意愿；堅持尊重自然規律，科學選擇樹種；堅持因地制宜，統籌規劃，突出重點，注重實效。

（二）實施退耕還林要認真落實“退耕還林、封山綠化、以糧代賑、個體承包”的政策措施，堅持個體承包的機制，實行責權利相結合。必須切實把握“林權是核心，給糧是關鍵，種苗要先行，干部是保證”這幾個主要環節，確保退耕還林取得成功。

（三）凡是水土流失嚴重和糧食產量低而不穩的坡耕地和沙化耕地，應按國家批準的規劃實施退耕還林。對生產條件較好，糧食產量較高，又不會造成水土流失的耕地，農民不愿退耕的，不得強迫退耕。

（四）退耕還林要以營造生態林為主，營造的生態林比例以縣為核算單位，不得低于80%。對超過規定比例多種的經濟林，只給種苗和造林補助費，不補助糧食和現金。

（五）國家無償向退耕戶提供糧食、現金補助。糧食和現金補助標準為：長江流域及南方地區，每畝退耕地每年補助糧食（原糧）150公斤；黃河流域及北方地區，每畝退耕地每年補助糧食（原糧）100公斤。每畝退耕地每年補助現金20元。糧食和現金補助年限，還草補助按2年計算；還經濟林補助按5年計算；還生態林補助暫按8年計算。補助糧食（原糧）的價款按每公斤1.4元折價計算。補助糧食（原糧）的價款和現金由中央財政承擔。

在糧食和現金補助期間，退耕農戶在完成現有耕地退耕還林后，必須繼續在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由縣或鄉鎮統一組織。

（六）國家向退耕戶提供種苗和造林費補助。退耕還林、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種苗和造林費補助款由國家提供，國家計委在計劃中安排。種苗和造林費補助標準按退耕地和宜林荒山荒地每畝50元計算。尚未承包到戶及休耕的坡耕地，不納入退耕不林兌現錢糧補助政策的范圍，但可作宜林荒山荒地造林，按每畝50元標準給予種苗和造林費補助。干旱、半干旱地區若遇連年干旱等特大自然災害確需補植或重新造林的，經國家林業局核實后，國家酌情給予補助。

退耕還林種苗和造林補助費發放方式，由各省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在尊重退耕農戶意愿的前提下，退耕農戶與種苗供應方簽訂書面合同，并在造林驗收后，由種苗供應單位與退耕農戶結算種苗補助費。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為退耕農戶指定種苗供應商。種苗和造林補助費，只能用于種苗、造林補助和封育管護等支出，不得挪作他用。

（七）關于退耕還林的農業稅征收減免政策。凡退耕地屬于農業稅計稅土地，自退耕之年起，對補助糧達到原常年產量的，國家扣除農業稅部分后再將補助糧發放農民；補助糧食標準未達到常年產量的，相應調減農業稅，合理減少扣除數量。退耕之前的常年產量，按土地退耕前五年的常年產量平均計算。補助給農民的現金不計入補助糧食標準。退耕地原來不是農業稅計稅土地的，無論原來產量多少，都不得從補助糧食中扣除農業稅。

實施退耕還林的縣，其農業稅收入減收部分，由中央財政以轉移支付的方式給予適當補助。

（八）實施退耕還林后，必須確保退耕農戶享有在退耕土地和荒山荒地上種植的林木所有權，并依法履行土地用途變更手續，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發放權屬所有證明。

（九）在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基礎上，實行“誰退耕、誰造林、誰經營、誰受益”的政策。農民承包的耕地和宜林荒山荒地造林以后，承包期一律延長到50年，允許依法繼承、轉讓，到期后可按有關法律和法規繼續承包。

（十）采取多種形式推進退耕還林。有條件的地區可本著協商、自愿的原則，由農村造林專業戶、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等租賃、承包退耕還林，其利益分配等問題由雙方協商解決。鼓勵在有條件的地區實行集中連片造林，鼓勵個人興辦家庭林場，實行多種經營。

（十一）為了加強生態保護和建設，鞏固退耕還林成果，要結合退耕還林工程開展生態移民、封山綠化，開展農村能源建設，實行封山禁牧、舍飼圈養，加強川地、緩坡耕地的農田基本建設，大力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努力增加農民收入。

（十二）退耕還林實行“目標、任務、資金、糧食、責任”五到省，省級政府對工程負總責。各省級政府要層層落實工程建設的目標和責任，層層簽訂責任狀，并認真進行檢查和考核。

（十三）退耕還林工程的規劃、作業設計等前期工作費用和科技支撐費用，國家給予適當補助，由國家計委根據工程建設情況在計劃中安排。前期工作費用和科技支撐費用的有關管理辦法，由國務院有關部門另行制定。

退耕還林地方所需檢查驗收、兌現等費用由地方承擔，國家有關部門的核查經費由中央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