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莫言能取代魯迅成為中國文學的標志嗎？

莫言能取代魯迅成為中國文學的標志嗎？

最近聽到一種高論，說：因為莫言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莫言的小說將大量翻譯成各國文字，不久以后，最為國際友人所熟知的中國文學家將是莫言，不再是魯迅；國際友人耳熟能詳的文學形象將不再是阿Q，而是莫言某部小說中的某個人物。換言之，莫言將取代魯迅，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標志性人物。

諾貝爾委員會、瑞典皇家科學院乃至挪威議會的委員、院士、議員們聽了這種高論，估計都能立即腳跟離地，漂浮起來。據我所知，諾貝爾文學獎雖然是目前世界上獎金最多、最具國際影響的文學獎，但它的作用，似乎并未達到能完全改寫一個國家文學史乃至國際文學地位的神奇地步。迄今為止，共有一百余位各國作家獲得了這一獎項。但是，且不說真正具有國際影響、被公認為大師級文學家的作家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就是論知名度，大部分獲獎者，姓名尚且不為一般文學愛好者所知曉——他們幾乎可以用“默默無聞”四個字加以形容。而與此同時，卻有許許多多未曾獲得過此獎的作家，為全世界一代代的各國讀者所熟知，所喜愛，所閱讀，津津樂道，乃至被尊為大師，頂禮膜拜。俄羅斯、蘇聯先后有多位作家獲得過諾獎，但是，托爾斯泰在俄羅斯文學史上的泰斗地位，絲毫未受沖擊。拉丁美洲也有多位作家先后獲得諾獎，但能跟未獲過此獎的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相提并論的，似乎也只有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等個別作家。

具體到中國，魯迅的文學成就與實際影響，恐怕也不是隨便能夠超越的。沒錯，魯迅是相當煩人的。沒有寫過一部長篇小說，只有三十多篇短篇小說（《阿Q正傳》、《祝福》或許勉強可以稱之為中篇小說），總字數不到三十萬，卻長期霸占著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第一把交椅；寫作明明是個性鮮明、鋒芒畢露、樹敵眾多的非主流路數，卻被一個黨派從造反時期到執政時期都奉為榜樣，其作品從未被禁止閱讀過——事實上曾是全民必讀。這兩點，都足以令他的同行們情無以堪。

其實，貌似偶然的背后，有著歷史的必然性。即使剝離所有某政治集團及其領袖人物在他身上涂抹描繪的一切光彩，將其還原為一個作家，進行審視，即使時過境遷，我們仍然可以看到，身材矮小的周樹人，作家魯迅的形象卻是十分高大的。至少，下邊幾個事實難以否認：

首先，是魯迅將中國現代白話小說的藝術提高到了國際水平。1918年3月15日，胡適先生在北京大學國文研究所小說科作了題為《論短篇小說》的講演，開講第一句話便是：“中國今日的文人大概不懂‘短篇小說’是什么東西。”寫于同年4月、發表于同年5月《新青年》雜志上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是魯迅的第一篇白話小說，也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篇白話小說。魯迅寫作這篇小說，受到了俄羅斯作家果戈里同名小說的影響，同時，也可能借鑒了安特來夫、愛倫·坡等外國作家的心理描寫手法，但它思想深刻犀利，故事結構層次豐富，語言凝練老到，刻畫精神病人心理，模仿其口吻，惟妙惟肖。雖是模仿之作，但總體而言，其藝術成就不在這些外國作家同類作品之下，甚至可以說，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了。魯迅這篇小說一問世，就等于就把中國現代文學的水準一下子提高到了跟當時國際水平同等的高度。

其次，魯迅創造了一系列不朽的文學人物形象。例如：孔乙己、祥林嫂、九斤老太、阿Q。其中的阿Q，作為精神勝利法的典型，更是具有國際意義與影響。

再次，魯迅的語言，精警峻拔，極具個人風格，“辨識度”非常之高。魯迅的語言，因為時處“白話文”“國語”的形成、草創時期，許多句法尚未定型，一些詞語的形式，尚不規范，向來不乏批評者，詬病之人。但是，這種特定時期的局限，對魯迅而言，也是一個創造語言風格的機會。魯迅語言風格的形成，得益于他古文、外語、方言等多方面的過人修養。

再次，魯迅的作品數量、字數雖然不多，但創作手法多樣，體現了作家最寶貴的探索、創新、實驗精神。有研究者所指出，舉凡近現代世界文壇流行過的藝術手法與流派，白描、諷刺、紀實、傳奇、鄉土、意識流、荒誕、魔幻等等，都能在魯迅的中短篇小說中看到。

再次，魯迅對其他作家的影響，是巨大的。魯迅不但生前便如春風化雨，幫助、培養、影響了大批青年作家。他死之后，中國作家也幾乎沒有不曾讀過其作品的。或多或少，都曾受到他的影響。至少，我認為小說寫得最好的兩位作家，孫犁、汪曾祺，他們都不諱言自己對魯迅的推崇與景仰。

另外，按照文學即人學的理論，評價一位文學家，不能不講一下人格獨立的問題。像魯迅那樣始終保持鮮明的性格，保持思想的“特立獨行”，不以結識政治人物為榮（日記里從來不記跟政治人物的交往），也不是一般當代作家所能達到的境界。抄寫一段某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然后領取1000元錢，這樣的事情，估計魯迅是不會干的。看他那些雜文火力那么猛，很難想像，遇到某些敏感的時事話題，魯迅會囁嚅語塞，裝聾作啞，或者顧左右而言他。

我認為，發表莫言即將取代魯迅成為中國現代文學標志性人物這一高論的人，情形猶如：當一個人站在一棵樹旁時，很容易以為，這棵樹是他見過的最高的一棵樹，其高度已經超過了遠處所有的樹。

第二篇：莫言,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符號

為什么是莫言，作為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一個符號？

文/小倦wang 對中國作家而言，諾貝爾文學獎是夢想和夢魘的集合體。莫言2012折桂，真的能治愈 “諾獎抑郁癥”？王蒙、鐵凝、孫甘露、麥家等眾多作家用祝賀和振奮表達中國文學被世界承認的喜悅。臺灣的龍應臺說，“他的得獎是為中國打開一扇門，讓全世界的人從此看到的不止是政治，而是中國人內在誠懇的心靈”。這種中西文化的實質性交流，深遠意義大于政治交鋒和經濟往來。

空談文化交流無益，做足細節才是王道。莫言在獲獎感言中，特別感謝了翻譯者。“正因為有了他們創造性的勞動，文學才可以變為世界的文學”。莫言的外譯者中，瑞典語譯者陳安娜、法譯者杜特萊（Dutrait）尚德蘭（Chantal Chen-Andro）夫婦，都迅速成為中國文學界關注的焦點。尤其是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美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首席翻譯家，因不逐字逐句的“連譯帶改”而聞名。德譯者直接采用英譯本進行翻譯，因為英譯本更符合西方讀者的語言習慣和審美趣味。事實表明，能得到譯入語國家讀者的歡迎，使中國文學和文化，真正在世界范圍內傳播和交流，這些翻譯者細微的用語習慣，獨特的文字偏好，審美品位的把握，都功不可沒。諾獎評委馬悅然評價莫言的外譯者：通曉自己的母語，知道怎么更好地表達。

翻譯者得到莫言的支持，“外文我不懂，我把書交給你翻譯，這就是你的書了，你做主吧。”而且，引進莫言作品的國外出版社也都是名家，比如法譯本的Seuil出版社就是法國最重要的出版社之一，使莫言的作品能夠進入主流發行渠道。

當然，作品本身的鄉土性和故事性，也是容易翻譯和傳播的因素。莫言被授獎的理由之一是“撕下程式化的宣傳海報，讓個人在蕓蕓眾生中凸顯而出，揭露了人性最黑暗的部分”。本次諾獎評委會主席佩爾·韋斯特伯格接受采訪時說，莫言展現了20世紀中國的各個方面，而且很清醒，沒有禁忌。高密就是他的王國，像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縣，馬爾克斯的馬孔多小鎮一樣。

莫言自己在頒獎典禮上，反復向世界聲明他只是一個講故事的人、農民的兒子、來自蒲松齡故鄉并一直受到他精神營養灌溉的人，這種接地氣甚至樸素的說法，讓評論家給他“平民意識”和“鄉土寫作”的標簽，并且成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句話最好的詮釋。莫言自己總結，“土，是他走向世界的原因”。

另一方面，從下半年起，莫言始終處于整個文化界爭議的漩渦，并引發“撕裂式討論”，他現實生活里中庸圓滑的得體談吐，跟政權關系的和諧，都成為被人強烈抨擊之處。也由此引起，是不是中國經濟力量上升和全球地位的提高，才使得他成為本土第一個諾獎幸運兒的討論：到底是不是他文學本身的力量使然？中國有沒有比他更優秀的寫作者？都是耐人尋味的話題。文學批評家朱大可說，莫言在“諾貝爾圣徒”和“鄉愿作家”之間的角色錯位，是他如此備受爭議的根源。也就是說，大家對他的不滿，是希望他承擔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背負起道德乃至歷史追債的十字架，而不是妥協和隨和。莫言自己的解釋是，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應該謙卑退讓，但在文學創作中，必須頤指氣使，獨斷專行。而文學，發端于事件但超越事件，關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從積極方面看，莫言和中國文學，借機更廣泛進入了世界的視野，埃及的北大留學生說，本來只是《紅高粱家族》有阿拉伯文譯本，最近埃及文化部已經開始引進第二部了。瑞典這兩個月，莫言小說銷售7000多套，對一個人口只有900萬的國家而言是巨量了。了解，是一切美好可能的開端，莫言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第三篇：從魯迅到莫言

從魯迅到莫言

2012.10.23 南都周刊2012第40期

1927年，魯迅拒絕了諾獎的提名，但他可能意想不到的是，在此后的將近一百年里，中國作家居然患上了久治不愈的“諾貝爾文學獎焦慮癥”。直到今年，莫言終于讓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荒地上長出了“紅高粱”。

記者_唐不遇

“莫言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的畢業論文《諾貝爾文學獎離中國還有多遠》該怎么寫下去啊！”據說這是一個大四學生的QQ簽名，近幾天在網上以段子的方式廣泛流傳。

在過去的一百年中，“諾貝爾文學獎離中國作家到底有多遠”式的提問幾乎成了中國文學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尤其在每年10月前后諾獎揭曉的那段日子，對這道題的解答就變得迫切而艱難。

準確地說，中國作家患上“諾貝爾文學獎焦慮癥”，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中國作家》雜志主編艾克拜爾·米吉提回憶說：“在整個80年代，諾貝爾文學獎情結彌漫著京城，甚至有一些文壇前輩在著名報刊著文探討，為什么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作家無緣？大有憤憤不平的感覺。”

1927年，在中國考察的瑞典文學院院士斯文赫定曾考慮提名魯迅，被婉言拒絕。魯迅在給“中間人”臺靜農的信中說：“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獎賞金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的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以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魯迅無疑是清醒的，但他的話仿佛一道緊箍咒，在此后的許多年中牢牢套在饑渴難耐的中國作家頭上，直到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荒地上終于長出了“紅高粱”。

不過，莫言的獲獎，真的會成為治療中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焦慮癥”的一劑良藥嗎？恐怕只有時間才能給出答案。

“狂喜并惶恐”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正式宣布前20分鐘，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彼得·恩格隆德給莫言打了個電話，告知他得獎的消息。恩格隆德告訴媒體記者，當時莫言的反應是：“He was overjoyed and scared（他狂喜并惶恐）”。

這多少凸顯了中國作家長期以來對諾獎的扭曲心態：既渴望，又自卑。莫言也承認，自己對獲獎并沒有太多期待：“我一直感覺諾貝爾文學獎離我非常遙遠，全世界有很多優秀的、偉大的作家，都在排著隊等候，輪到我這么一個相對?年輕?的作家可能性很小，所以剛接到這個消息感到很驚訝。”

過去的整整一個世紀里，魯迅、胡適、林語堂、老舍、沈從文、巴金、王蒙、北島……許多中國作家都曾主動或被動地在諾貝爾文學獎前排隊。

首先是“拒絕提名”的魯迅，不少人在潛意識里把他等同于拒絕領獎的薩特。但事實卻讓我們泄氣：被提名諾獎不是多么重要的榮譽，世界各國的高等院校文學教授和語言學教授都有資格作為提名人，每年獲得提名的作家都有二三百號，要最終獲獎還得經過重重篩選。所以說，魯迅即使被提名，能否獲獎，還很難說。

據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瑞典文學院惟一的漢學家馬悅然透露，如果沈從文沒有去世，1988年就肯定能獲獎—而他不幸在當年5月去世。馬悅然說，這個話他本不應該說，因為按規定，任何與諾貝爾文學獎有關的事情，都有50年的保密期。雖然馬悅然的話無從驗證，但自尊心得到些許滿足的中國人大都愿意相信這是真的，既感到欣慰，又遺憾不已。

而另一位中國作家老舍，也曾被風傳因為1966年去世，而遺憾地沒有獲得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讓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撿了個便宜。由于這個有板有眼的說法是老舍的兒子舒乙說的，所以大家都半信半疑。還好，要驗證舒乙的說法，只要再等6年就可以了。

幾十年來，借諾獎炒作的中國作家數不勝數，甚至還包括桀驁不馴的李敖，2000年，有媒體報道說他憑借長篇小說《北京法源寺》獲得提名。而圍繞著馬悅然更是謠言紛起，去年的“受賄門”事件更逼他公開抖出“中國作家”的丑聞：每個月，他都會收到來自中國作家的作品和信件，“信的內容，不外乎是要我幫助他們，當然與諾獎有關”，其中“一位山東的文化干部在兩年之內給我寫過十八封信，其中說他本人很闊，獎金我可以留下，名譽歸他”。

關鍵是翻譯

不可否認，沒有西方文學的影響，就沒有中國當代文學的成就。上世紀80年代，一批中國作家、詩人在模仿西方中成長，成為今天中國文壇的中堅力量。在向西方看齊的過程中，中國作家渴望受到西方認可，渴望躋身世界文壇。而作為世界最重要文學獎項的諾貝爾文學獎，自然而然成為中國作家心目中的桂冠。

因此，只要是獲諾獎作家的書，在中國出版時一定會標明“諾貝爾文學獲得者”，成為普通讀者辨識國外作家分量的一個重要標簽。不少諾獎得主的書在中國風靡一時，對中國當代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此次莫言獲獎，諾貝爾獎官方網站在對他的介紹中，也指出他的小說讓人聯想起福克納和馬爾克斯的作品。

在中國當代作家中，近20年在歐美漂泊的詩人北島一度被認為離諾獎最近。進入2000年后，莫言、余華開始替代北島，被認為是中國最有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

從1994年《活著》被翻譯到法國開始，余華的作品不斷被翻譯到西方國家。去年余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他的《兄弟》、《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都已被翻譯到二十個國家，而即使“翻譯得不多”的《在細雨中呼喊》，也被翻譯到七八個國家。其中，法國出版了他絕大部分作品，韓國更是出版了他所有作品。

中國作家心里都清楚，中國文學要走向世界，自己的作品要征服外國讀者，關鍵還是翻譯。

在獲諾獎前，莫言的作品已被翻譯成十幾種語言，在美、日、法、意、德等國家出版，使他成為中國當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尤其是他十幾部小說的英語譯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三部主要作品的瑞典語譯者陳安娜，成為他獲獎的重要因素。對莫言獲獎唱反調的德國漢學家顧彬，就將莫言的獲獎歸功于葛浩文的翻譯。

“在中國有許多（比莫言）更好的作家，他們不那么著名，是因為他們沒有被翻譯成英文，也沒有葛浩文這樣一位杰出的美國翻譯家。”顧彬說。

出生于1939年的葛浩文，20世紀60年代在臺灣學習漢語，后獲得印第安納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學位，目前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國文學翻譯家。他翻譯了包括莫言、蕭紅、白先勇、張潔、楊絳、賈平凹、李銳、蘇童、王朔、虹影、阿來等20多位中國作家的作品，用嚴謹而講究的語言，讓中國文學披上了當代英美文學的色彩。

上世紀80年代以后，歐美對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譯介幅度不斷加大。然而，顧彬和葛浩文都批評中國不夠重視翻譯。“目前中國對文學翻譯重視不夠，是錯誤的”。顧彬說。葛浩文則表示，中國在推動和資助文學翻譯方面的確是落后了。“美國、歐洲的一些國家，以及日本，都在積極資助以各種外語為母語的譯者，促使其作品進入這些語言區的本土市場。中國在這方面理應做得更好。”

提升中國文學的世界影響

就在兩年前的首屆“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上，美國翻譯家白睿文提供了一個讓中國作家觸目驚心的數據：“2009年，全美國只出版了8本中國小說，僅占美國外國文學出版總數的4%。”英國翻譯家藍詩玲則以一個形象的說法，表明中國文學在英國的推介情況同樣糟糕：“在英國劍橋大學城最好的學術書店，中國文學古今所有書籍也不過占據了書架的一層，其長度不足一米。”

此次莫言的獲獎，多少緩解了中國文壇的焦慮和不自信的情緒，對中國文學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也會有一定提升。中國作家協會在賀辭中稱：“莫言的獲獎，表明國際文壇對中國當代文學及作家的深切關注，表明中國文學所具有的世界意義。”

圍繞著莫言獲獎，不少“狗血”言論在網上蔓延。其中最典型的，是將莫言諾獎與國家強盛聯系在一起，在他們的諾獎夢背后，閃爍著文化復興夢和大國崛起夢。

“莫言獲獎是諾貝爾委員會的一個大戰略，可以看出諾貝爾委員是從全球格局和視角下考慮看待這個事情的。這次獲獎可以視作是諾貝爾委員會對中國崛起的肯定，是對中華文明、中國成就的肯定。”面對莫言獲獎這一“里程碑式的時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以外交部發言人的口吻說。

他的話在新浪微博上被轉發2萬多次，引起上萬網友吐槽。“莫言獲獎不代表中國文學的崛起，中國文學依然乏善可陳。” 學者張鳴則表達了不同看法。

莫言獲獎次日，新華讀書對此展開了一項調查。截止到記者發稿時，52%的網友認為莫言獲獎會激發大批作家創作熱情，涌現更多優秀作品；64.8%的網友認為莫言獲獎能提升中國文學的世界影響。

作家韓東表示，莫言獲獎首先對其個人意義重大，其次可促使西方更加關注中國當代文學。朱大可、馬悅然等眾多作家、評論家、漢學家均持類似看法。

“對年輕作家而言，這種大獎無疑是一種很好的激勵，它像一劑強心針，注入嚴重衰退的中國文學，為青年寫手們提供了無限美妙的榮譽前景。”朱大可說。

第四篇：莫言：對獲獎沒太多期待 我沒權力代表中國文學

莫言：對獲獎沒太多期待 我沒權力代表中國文學

新華網濟南10月12日電

莫言獲得2012諾貝爾文學獎，引起海內外的關注。他是如何走上文學創作道路的？文學對他意味著什么？如何讓現下的讀者重新親近文學？在他的故鄉山東高密，莫言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專訪。

“對獲獎沒有太多期待”

記者：你是從什么渠道獲知得獎消息的？

莫言：向媒體公開前20分鐘，瑞典文學院的常務秘書給我打了個電話，通知我得獎的消息。

記者：在這之前你對這個獎有沒有期待？因為你的呼聲一直比較高。

莫言：沒有太多的期待，因為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渺茫的事情。全世界有那么多優秀作家，中國也有很多優秀作家，一年只頒一次獎，只頒一個人，我覺得好像排了一個漫長的隊伍一樣。

記者：聽說你小時候能背新華字典？

莫言：那時候書非常少，一個村子里幾本書了如指掌，為了看書，想盡了一切辦法，提前拿著自己僅有的幾本書去跟人家交換，人家不感興趣就幫人家干活，幫人家推磨、割麥子，換來閱讀人家藏書的權利。

后來附近十幾個村莊的書都看完了，你不要以為十幾個村莊有多少書，沒幾本書，頂多也就是二三十本，我當時覺得我已經是世界上學問最大的了，把周圍一個鄉的書全看光了，其實也就是十來本書，幾本經典著作。

后來實在沒書看了，就看新華字典，看新華字典也覺得蠻有意思，至于說倒背如流，那是太夸張了。就是讀得很熟，有時候甚至把新華字典的錯誤都可以找出來。

記者：那個時候你幾歲？

莫言：大概十來歲吧，因為我12歲輟學以后就沒有書可看了，天天在家里勞動。刮大風、下大雨不能下地勞動的時候，就躲到我們家的一個磨房里看這些書，翻來覆去地看。

記者：我很奇怪，你為何對書如此癡迷？

莫言：（當時）沒有文化生活，就覺得這個東西能把你抓住，能吸引住你。我們家的人實際上都愛看書，我二哥也是個書迷。我們家原來有一條門檻，當時農村沒有電，只有一盞小煤油燈。每天晚上這個煤油燈的火苗像一個黃豆一樣那么小，我母親在鍋灶上做飯，我們就一腳踏在門檻上看書。幾年之后，那個門檻竟然被我們弟兄兩個踏凹下去一塊。

“嚴肅的文學不可能是熱鬧的” 記者：那么，文學對你意味著什么？

莫言：我當年在這個地方是人民公社的社員，天天面朝黃土背朝天，勞動的時候，厭煩透了。這個地方這么貧困、落后，就夢想著有一天逃離，到外邊去看看世界，到外邊去過更好的生活。但當真出去以后，過了幾年，就開始懷念這個地方。尤其是當拿起筆來寫作的時候，更感覺到這個地方跟自己是血脈相連的。

在我早期的作品里邊，故事、人物，有的是自己的親身經歷，有的是鄰居的、親戚朋友的經歷，有的是聽老人們講過的故事，這是一批最原始、最寶貴的素材。這批素材成就了我早期的小說。當然了，繼續寫下去的話，故鄉也不斷地擴展，寫作的資源也不斷地補充、豐富。這就需要閱讀，需要到更多的地方去了解更大的世界，了解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事情。

記者：有不少評論說你獲獎是中國當代文學進入世界主流社會視野的一個重大的文化事件，也是一個巨大的奇跡。你對這樣的評論怎么看？

莫言：現在網上的評價五花八門，我最近也沒有看。我覺著我肯定是一個中國作家，我的文學是我們中國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我個人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我覺得我沒有權力代表中國文學。當然，得獎會在一段時間內讓世界的目光更多關注中國當代文學，應該會發揮一些比較積極的作用。但這個作用也不可高估，因為文學是一個相對落寞的領域，不可能像電影或其他的媒體，能夠吸引那么廣大的觀眾。

記者：長期以來，受各種因素影響，中國人已遠離了文學，文學從上個世紀80年代的舞臺中心撤到了邊緣，純文學的讀者越來越少，你如何看中國社會對文學的疏離？

莫言：我們一直認為這是一個令人痛心的現象，但是如果你冷靜地想一下，就會發現這是正常的。

我記得20年前我讀過一篇前輩作家汪曾祺先生寫的文章，上個世紀30年代，好萊塢電影大舉引進中國，人們的業余時間幾乎都泡在電影院里，那時汪先生就對這個現象發表了一些很悲觀的議論，說這樣下去小說會沒人讀了。

我們現在的這種感覺，跟汪先生當年面對著好萊塢電影對小說的壓迫是一樣的，現在更多了，又有網絡、又有電視，但是我覺得嚴肅的文學作品，它不可能是熱鬧的，如果它特別熱鬧，它就不是特別正常。

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文學熱潮，一首詩歌萬人傳誦，一部小說能夠引發一種社會性的轟動，為什么會那樣？因為中國經過了十年文革的文學荒蕪時期，突然思想解放，文學出來了，這個時候的文學，附載了很多不屬于它的功能，所以這種轟動是不可能持久的，是非正常狀態。

現在，很多人說小說會消亡，我覺得它永遠不會消亡。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而語言的審美功能是別的藝術作品所不能代替的。

看電影、聽音樂、欣賞美術，都可以得到審美的愉悅，但這些愉悅代替不了我們閱讀優美的文章時候那種感覺。語言的魅力，是永遠不會消亡的。

“估計‘莫言熱’最多一個月就過去”

記者：目前社會的浮躁風，無論是閱讀上的浮躁，還是寫作上的浮躁，都對文學構成了傷害，你如何評價這一現象？ 莫言：從時間分配上來講，那肯定是一種侵占了。聽音樂聽多了，看書的時間必然就少，你在網上聊天的時間多了，你干別的活的時間必然就少了。現在娛樂方式、休閑方式特別多，肯定會擠壓很多文學閱讀時間。

我們小時候那種如癡如醉的閱讀，是因為沒有別的娛樂。那會兒假如有一個電視機，我也不去讀小說，我也天天抱著電視機看。但是我相信當大家玩了一圈之后回來，也許有一天會重新抱起一本書，體驗一下這種古典讀書的樂趣。

記者：實際上你的獲獎，我覺得已經促成了一些人重新回歸閱讀。莫言：我估計有一個月就過去了吧，甚至更短，然后一切又回歸正常。

記者：你的不少作品都拍成了電影，很多大家都比較熟悉。這些電影對你的個人創作有什么幫助？

莫言：電影和文學，實際上是一對互相依賴的關系。好的小說、好的文學作品是基礎，上世紀80年代開始，很多有名的電影都是改編自小說作品，這也是必須承認的。但反過來，如果一部小說改編成電影很成功，也會擴大這部小說的影響，也會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紅高粱》當年被張藝謀改編，第一次獲得國際上A級電影節大獎，反過來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擴大了《紅高粱》這個小說的影響力。后來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這樣。

記者：最后還有個簡單的問題，巨額的獎金大家都很關心，你準備怎么用？

莫言（笑）：我準備在北京買套房子，大房子，后來有人提醒我說也買不了多大的房子，5萬多元一平方米，750萬元也就是120平方米。

第五篇：莫言成為首位獲諾貝爾文學獎中國籍作家

莫言成為首位獲諾貝爾文學獎中國籍作家

2012諾貝爾文學獎剛剛揭曉，我國作家莫言獲獎，成為首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莫言原名管謨業，1955年生于山東高密，1981年開始創作，其作品深受魔幻現實主義影響，代表作有《紅高粱》、《檀香刑》、《豐乳肥臀》等，其中《蛙》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

中國經濟網北京10月11日訊 中國經濟網記者從諾貝爾官網了解到，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被授予了莫言。評委會給出的理由是“莫言的魔幻現實主義作品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和當代”。莫言由此成為首個斬獲此獎的中國人。

據環球網報道：備受關注的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10月11日揭曉。瑞典文學院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宣布，中國作家莫言摘獲這一獎項。評委會稱，莫言的作品是“幻覺現實主義融合了民俗傳奇、歷史與當代性”，他本人也是當代第一流作家之一。

“通過幻想與現實、歷史視角與社會視角的混合，莫言結合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與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作品中的因素，創造了一種世界性懷舊，與此同時，也找到了舊式中國文學與語言傳統的新出發點。”瑞典文學院評委會稱，他的作品是“幻覺現實主義融合民俗傳奇、歷史與當代性。”

報道稱，莫言原名管謨業，生于1955年，曾出版了多部小說、短篇故事和散文，題材十分多樣。評委會認為，雖然他在中國以強烈的社會批判性而著稱，但他無疑是當代第一流作家之一。

莫言是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鄉土作品崛起，充滿著“懷鄉”以及“怨鄉”的復雜情感，被歸類為“尋根文學”作家。代表作有《紅高粱》、《檀香刑》、《豐乳肥臀》、《酒國》、《生死疲勞》、《蛙》。

(本文來源：新華網)責任編輯：NN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