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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雜文集名稱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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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魯迅雜文集名稱的由來

魯迅雜文集名稱的由來

在魯迅先生一生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雜文占據(jù)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那風雨如晦的黑暗社會里,他用一支犀利的筆,共創(chuàng)作了700多篇雜文,編為16個集子,這些雜文,“如匕首,似投槍”,在對敵斗爭中發(fā)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魯迅作品集子的名稱,或比喻,或反語,或引用,或拆字,詼諧風趣,精辟深沉,如同那些雜文一樣,有著豐富的內(nèi)涵,它折射出作者的生活、心境及時代的風貌,充分體現(xiàn)了魯迅先生高超的命名藝術(shù)。《熱風》(1918年——1924年)1925年編定,收入雜文41篇。對于集名,魯迅曾解釋說:“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于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為《熱風》。”編集時,魯迅對當時令人窒息的社會現(xiàn)狀感到“寒冽”,以“熱風”命名集子,正反映了魯迅主張深刻批判社會,促醒人們?nèi)ジ母锷鐣膹娏以竿?/p>

《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1925年——1926年)分別于1925年12月和1926年10月編定,收入雜文31篇、32篇。舊時迷信說法,將人的運氣好壞稱為“交華蓋運”。魯迅將自己的這本雜文集命名為《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其中的原因他曾做過解釋:“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在那險惡的斗爭環(huán)境中,魯迅可謂命運多舛,釘子常碰,真是“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自嘲》),但他“偏不遵命”,“偏不磕頭”,詼諧地將自己的雜文集取名《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先生雜文的鋒芒大多指向反動政府及當時的一些所謂學者、名流和正人君子,因而招致了政府的迫害和文化幫兇的圍攻。先生將此迫害和圍攻比喻成交華蓋運,在調(diào)侃中體現(xiàn)了辛辣的諷刺,借此表達對敵人的蔑視和嘲弄。

《墳》(1907年——1925年)1926年10月編定,收入雜文23篇,魯迅早期雜文多收其中。為什么取下這樣一個看起來很晦氣的集名?魯迅曾在他的文章中解釋道:“過去已經(jīng)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么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墳》收了作者十余年間創(chuàng)作的雜文,說它是“糟粕”,當然是自謙之詞。對那些舊制度的維護者,“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他面前,使他有時不舒服”,“得到一點嘔吐”,這也許正是魯迅將自己的早期雜文編輯成集的目的所在,也是《墳》真正的命名意圖。先生又說,“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時也喜歡將陳跡收存起來,明知不值一文,總不能絕無眷戀”,命名為《墳》也是一種“取巧的掩飾”。

《而已集》(1926年——1927年):1928年10月編定,收入了1927年創(chuàng)作的雜文29篇,附1926年創(chuàng)作的雜文1篇。當時正處于白色恐怖時期,如1926 年的“三·一八”慘案,次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等。面對反動軍閥大肆屠殺革命黨人和進步人士,先生既憤恨,又無能為力,先生憤然命筆,寫下了這樣一首詩:“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后來他就將寫于這一年的雜文集命名為《而已集》,把自己“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表達了他對國民黨叛變革命、屠殺人民的極大憤慨和決心用手中的筆同他們斗爭到底的決心。這個虛詞“而已”虛中有實,表現(xiàn)出先生強烈的憤慨之情,真可謂“出離憤怒”了。

《三閑集》(1927年——1929年):1932年4月編定,收雜文34篇。《三閑集》的命名脫胎于革命文學陣營內(nèi)部的文學論爭。1928年,就“革命文學”問題,魯迅與創(chuàng)造社展開了論爭。創(chuàng)作社成員成仿吾在《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一文中,指責“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是“以趣味為中心”,“它所暗示著的是一種在小天地里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針對這種指責,魯迅反駁道:“成仿吾以無產(chǎn)階級之名,指為'有閑',而且'有閑'還至于有三個”,是一種“鍛煉周納法”。“編成而名之曰《三閑集》,尚以射仿吾也。”

《二心集》(1930年——1931年):1932年4月編定,收入雜文51篇。1930年5月7日,《民國日報》刊載了署名“男兒”的《文壇上的貳臣傳》一文,文中描繪了魯迅既受反動文人的攻擊,又受“左聯(lián)”內(nèi)部宗派主義者指責的處境,惡毒諷刺和攻擊魯迅為“貳臣”,“為了盧布”,“被共產(chǎn)黨屈服”。對此,魯迅先生進行了有力的回擊:“御用文學家給我這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是有皇帝的。”不但一針見血地點出了“男兒”之類御用文人的幕后主子,還公開宣告“唯新興的無產(chǎn)者才有將來”。魯迅干脆用“二心”作為集名,其反意而用之,表明了自己對反動統(tǒng)治者懷有“二心”,與他們勢不兩立而堅定地站在無產(chǎn)階級立場上的決心和勇氣。

《偽自由書》(1933年1月——1933年5月)1933年7月編定,收1933年1月至5月創(chuàng)作的雜文43篇。本集中的雜文均發(fā)表于《申報》副刊《自由談》。魯迅尖銳指出:“《自由談》并非同人雜志,'自由'更當然是一句反話。“即以魯迅的文章而論,凡針砭時事,揭露黑

暗的,要么被刪節(jié),要么被禁止。名集為《偽自由書》,意思是并無言論的自由,這正是對國民黨反動派”文化圍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調(diào)集》(1932年——1933年):1932年2月編定,收入雜文51篇。當時上海有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一文中攻擊魯迅:”魯迅很喜歡演說,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調(diào)'。“對此,魯迅迎頭反擊道:”我不會說綿軟的京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調(diào),不入調(diào)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diào)。“表明了自己不愿隨波逐流,鄙薄無聊文人的立場,信手拈來的這個集名,詼諧幽默之中,寄托了對敵人的鄙視,表示了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

《準風月談》(1933年6月——1933年11月)1934年10月編定,收雜文64篇。從1933年5月開始,國民黨加緊了對《自由談》的控制,審查日嚴日多,于是,編者”吁請海內(nèi)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fā)牢騷“。但魯迅仍用各種筆名,在《自由談》上發(fā)表雜文。結(jié)集時,魯迅總結(jié)道:”想以一個題目限制作家,其實是不可能的,“"談風云的人,風月也談得。”魯迅的雜文,借談“風月”之名而行談“風云”之實,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風月談”。因此,所謂“準風月”者,其實是一句反語。

《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1934年——1936年)1935年12月編定,兩本雜文集分別收雜文36篇和48篇。先生在《序言》末云:“記于上海且介亭。”魯迅當時住在上海北四川路,這是帝國主義越出租界范圍以外修筑馬路的區(qū)域,當時被稱為“半租界”。在雜文集的命名中,魯迅運用了“損形”的修辭方法,“且介”分別是“租界”二字的一半,是“半租界”之意。“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間”。他以此集名告訴讀者,這些雜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巢'雜文'的筆的刀下的結(jié)集”。以這種方法為集子命名,不失幽默詼諧,亦見先生標題藝術(shù)之一斑了。《花邊文學》(1934年)1936年1月編定,收1934年創(chuàng)作的雜文61篇。作者在該集的序言中對于命名原由作了解釋:“

(一)因為這類短評,在報紙上登出來的時候,往往圍繞一圈花邊,以示重要;

(二)因為‘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以見我的這些文章是為了稿費,其實并無足取。” 魯迅當時發(fā)表文章多用筆名,文學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詳,化名“林默”發(fā)表《論“花邊文學”》一文,對“花邊”頗有微詞。魯迅后來說:“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里的青年戰(zhàn)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當然,這里有些誤會的成份,魯迅以“花邊文學”為集名,亦不無諷刺之意。

第二篇:魯迅雜文名稱的由來

一.魯迅雜文集名稱的由來

1.《熱風》:關(guān)于集名,魯迅解釋道:“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于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為《熱風》。”《熱風》收1918年至1924年雜文,編集時,魯迅對現(xiàn)狀一如往日,感到“寒冽”,以“熱風”作喻,正反映了魯迅主張深刻批判社會,促醒人們?nèi)ジ母锷鐣臒崃以竿?/p>

2.《墳》:收1907年至1925年雜文。魯迅初期雜文多收其中。1927年始出版。魯迅說“過去已經(jīng)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么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墳》收作者十余生間的雜文,喻其為“糟粕”,當然是自謙之詞。對那些舊制度的維護者,“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他眼前,使他有時不舒服”、“得到一點嘔吐”,這些話,道出了《墳》的命名意圖。

3.《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分別收1925、1926年來文。舊時迷信說法,將人的運氣好壞稱為“交華蓋運”。魯迅解釋集名道:“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魯迅寓居北京時期,受到北洋軍閥政府的迫害與文化幫兇的攻擊,可謂運命多舛,釘子常碰:“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摸自己的凝血”,然而,“偏不遵命,偏不磕頭”。以“華蓋”作集名,幽默風趣之中,“無非借此釋憤抒情?。另:三二年作《自嘲》詩中“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之句,可與集名印證。

4.《而已集》:魯迅編訖《華蓋集續(xù)編》時,作過一首揭露北洋軍閥及其御用文人的詩:“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淚揩了,血消了;

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該集收1927年雜文。后來,魯迅說過:“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三閑集·序言》)作者將兩年前的詩移來“作為一九二七年雜感集的題辭”,寓意極深。“而已”,這個燃燒著諷刺烈火的書名,正表示著對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屠殺人民的罪行的強烈揭露與深沉悲憤。

5.《三閑集》:收1927年至1929年雜文。1928年,魯迅與創(chuàng)造社展開了革命文學論爭。創(chuàng)造社成仿吾1927年在《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一文中,指責“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是“以趣味為中心”,“它所暗示著的是一種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針對這種指責,魯迅反駁道:“成仿吾以無產(chǎn)階級之名,指為 ?有閑?,而且?有閑?還至于有三個”,是一種“鍛煉周納法”。“編成而名之日《三閑集》,尚以射仿吾也。”另一方面,魯迅也確認,創(chuàng)造社“救正”了自己“只信進化論的偏頗。可見,《三閑集》的命名脫胎于革命文學陣營內(nèi)部的文學論爭。

6.《二心集》:1930年5月7日,《民國日報》載署名“男兒”的。《文壇上的貳臣傳》一文,惡毒攻擊魯迅“為了盧市”“被共產(chǎn)黨屈服”,文章描摹魯迅既受反動文人攻擊,又受“左聯(lián)”內(nèi)部宗派主義指責的處境,以“貳臣”奚落諷刺之。魯迅反擊道:“御用文學家給我這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這就一針見血地點出了“男兒”之類御用文人的主子。魯迅公開宣告:“以為唯新興的無產(chǎn)者才有將來”。以“二心”作集名,以示對反動統(tǒng)冶者懷著“攜貳”的心思,與他們勢不兩立,而堅定地站在無產(chǎn)階級的立場上。本集收1930年至1931年雜文。

7.《南腔北調(diào)集》:上海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中寫道:“魯迅很喜歡演說,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調(diào)?。”對此,魯迅諷刺道:“我不會說綿軟的京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調(diào),不入調(diào),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diào)”。魯迅的話表明了他不愿隨波逐流,鄙薄那些迎合、討好反動派的無聊文人的品質(zhì)。信手拈來的這個集名,詼諧幽默之中,寄托著對敵人的鄙視,表示了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該集收1932至1933年間雜文。

8.《偽自由書》:收1933年1月至5月雜文。本集中的雜文均發(fā)表于《申報》副刊《自由談》。魯迅尖銳指出;“《自由談》并非同人雜志,?自由?更當然是一句反話。”即以魯迅的文章而論,涉及時事,或遭刪節(jié),或不能發(fā)表。名集為《偽自由書》,意思是并無言論的自由,這正是對國民黨反動派文化圍剿的有力揭露。

9.《準風月談》:為1933年6月至11月發(fā)表于《申報》副刊《自由談》上的雜文。1933年5月始,反動派對《自由談》壓迫日緊,于是,編者“吁請海內(nèi)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fā)牢騷。”這以后,魯迅仍用各種筆名,在《自由談》上發(fā)表雜文。結(jié)集時,魯迅總結(jié)道:“想以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其實是不可能的”,“談風云的人,風月也談得。”魯迅的雜文,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風月談,也就是說,是借談“風月”之名,而行談“風云”之實,從春風秋月中談出政治風云來。所謂“準風月”者,其實是一句反語。

10.《花邊文學》:收1934年雜文。報紙的短評,刊出時往往圈以花邊,以示重要;“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魯迅當時發(fā)表文章多用筆名,文學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詳,化名“林默”發(fā)表《論“花邊文學”》一文,對“花邊”不無微詞。魯迅說:“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里的青年戰(zhàn)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即指此事。當然,這里有些誤會的成分,魯迅以“花邊文學”為集名,亦不無諷刺之意。

11.《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三本雜文集分別收1934年、1935年、1936年雜文。前二集之《序言》文末皆書:“記于上海之且介亭。”魯迅當時住上海北四川路,這是帝國主義越出“租界”范圍以外修筑馬路的區(qū)域,當時被稱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里的亭子間”的意思。《且介亭雜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jié)集。”

12.《集外集》、《集外集拾遺》:收集了1903——1936年間,所有未編入集子的小說、論文、雜文、新詩、舊體詩、序言、后記、啟事、廣告等到文章。前者是別人編輯,魯迅寫了《序言》,后者魯迅編輯未完而去世,書名是他定的,由許廣平一九三八年編成。

第三篇:魯迅雜文集名詩及作品

魯迅雜文集名詩及作品

熱風華蓋墳而已,三閑二心南北集;

自由風月花邊文,且介三編集外遺;

譯文古籍兩序跋、續(xù)編補編莫忘記。

《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墳》、《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diào)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集外集拾遺》《集外集拾遺補編》《譯文序跋集》《古籍序跋集》

第四篇:魯迅雜文集名釋義

魯迅雜文集名釋義

魯迅先生的雜文犀利、深刻,一篇篇雜文如匕首、投槍刺向敵人胸膛。其雜文集名,同樣反映出了他的“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恨和“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愛國之心。

《熱風》先生前期雜文集,1925年出版。先生對于當時的黑暗現(xiàn)實頗為不滿,寫文章進行抨擊,“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確都是冷的呢?則它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癥究竟如何。”然而“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稱之為《熱風》。”

《墳》先生前期雜文集,1926年出版。先生認為“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明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棗不過如此,但也為我所十分生愿的”,所以先生將雜文集命名為《墳》,意即將“一切一切”都埋掉。但先生又自認為沒有劉伶那中“死便埋我”的放達,“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時也喜歡將陳跡收存起來,明知不值一文,總不能絕無眷戀。”所以,命名為《墳》也是一種“取巧的掩飾”。《華蓋集》收集先生1925年所作雜文。先生有詩云:“運交華蓋欲何求”,華蓋運,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是成佛作祖之兆。而在凡人則是厄運,華蓋在上,人給罩住了,便四處碰壁。1925年,先生因《咬文嚼字》(yǎo wén jiáo zì)和《青年必讀書》而遭到一些所謂學者文人的攻擊,先生自稱“碰了兩個大釘子”,所以先生將這本雜文集命名為《華蓋集》。而出版于1926年的《華蓋集續(xù)編》則是因為“年月改了,情形依舊”。

《而已集》先生1927年所作雜文集,1928年出版。面對反動軍閥大肆屠殺革命黨人和進步人士,先生既憤恨,又無能為力,“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而我只有?雜感?而已。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三閑集》收集先生1927年至1929年所作雜文三十四篇。1928年,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和魯迅之間有過一次以革命文學問題為中心的論爭,成仿吾說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是一種“以趣味為中心的文藝”,“這種以趣味為中心的生活基調(diào),它所暗示著的是一種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所以先生在1932年出版該集時,“編成而名之曰《三閑集》,尚以射仿吾也。”

《二心集》收集先生1930年至1931年所作雜文,1932年出版。1930年,《民國日報》載有署名男兒的文章《文壇上的貳臣傳棗魯迅》,說“魯迅被共產(chǎn)黨屈服”,“所謂自由運動大同盟,魯迅首先列名;所謂左翼作家聯(lián)盟,魯迅大作講演,昔為百煉鋼,今為繞指柔”等。而在此之前,亦有人說魯迅的言動,“都由于莫斯科的命令”。所以先生“仿《三閑集》之例而變其意,拾起來做了這一本書的名目”。來揭示“御用文學家的給了我這個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了。”《偽自由書》1933年上半年,魯迅用“何家干”的筆名在《申報》的《自由談》

上發(fā)表短評,“這些短評有的由于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于時事的刺戟”,“時有對于時局的憤言”,5月以后便不能發(fā)表,先生知道“《自由談》并非同人雜志”,所謂“?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所以將投給《自由談》的已刊和未刊的雜文收成集子,稱為《偽自由書》,于1933年出版。

《準風月談》收集先生1933年下半年所作雜文,1934年出版。1933年5月,《自由談》登出啟事:“吁請海內(nèi)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fā)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魯迅先生不得不適當改變內(nèi)容,“談風月就談風月吧”,以隱晦曲折的手法來寫。這些雜感,表面上是在談“風月”,實質(zhì)上是從“風月”來映出“風云”,所言者小,所見者大。因此先生稱之為《準風月談》。

《南腔北調(diào)集》1933年1月上海《出版消息》發(fā)表了署名為美子的一篇文章,其中寫到魯迅說:“魯迅很喜歡演說,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調(diào)?,然而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條件之一。”先生自己說:“真的,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diào),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diào)。”所以先生將1934年3月出版的這個集子命名為《南腔北調(diào)集》,是一種自嘲,更是對美子的嘲諷。《且介亭雜文》1935年,先生在上海“越界筑路”區(qū)域棗即“半租界”棗收集1934年所作雜文,命名為《且介亭雜文》,“且介”即取“租界”二字各一半而成,意喻中國的主權(quán)只剩下一半。后又有《且介亭二編》、《且介亭末編》。

《花邊文學》收集先生1934年所作雜文,1936年出版。作者在該集的序言中對于命名原由作了解釋:“

(一)因為這類短評,在報紙上登出來的時候,往往圍繞一圈花邊,以示重要;

(二)因為?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以見我的這些文章是為了稿費,其實并無足取。”

第五篇:魯迅雜文集名字的來歷

魯迅雜文集名字的來歷

《熱風》:1925年編定,收入1918年至1924年間創(chuàng)作的雜文41篇。對于集名,魯迅曾解釋說:“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于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為《熱風》。”編集時,魯迅對當時令人窒息的社會現(xiàn)狀感到“寒冽”,以“熱風”命名集子,正反映了魯迅主張深刻批判社會,促醒人們?nèi)ジ母锷鐣膹娏以竿?/p>

《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分別于1925年12月和1926年10月編定,收入了1925年、1926年創(chuàng)作的雜文31篇、32篇。舊時迷信說法,將人的運氣好壞稱為“交華蓋運”。魯迅將自己的這本雜文集命名為《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其中的原因他曾做過解釋:“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在那險惡的斗爭環(huán)境中,魯迅可謂命運多舛,釘子常碰,真是“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自嘲》),但他“偏不遵命”,“偏不磕頭”,詼諧地將自己的雜文集取名《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借此表達對敵人的蔑視和嘲弄。

《墳》:1926年10月編定,收入了1907年至1925年間創(chuàng)作的雜文23篇,魯迅早期雜文多收其中。為什么取下這樣一個看起來很晦氣的集名?魯迅曾在他的文章中解釋道:“過去已經(jīng)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么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墳》收了作者十余年間創(chuàng)作的雜文,說它是“糟粕”,當然是自謙之詞。對那些舊制度的維護者,“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他面前,使他有時不舒服”,“得到一點嘔吐”,這也許正是魯迅將自己的早期雜文編輯成集的目的所在,也是《墳》真正的命名意圖。

《而已集》:1928年10月編定,收入了1927年創(chuàng)作的雜文29篇,附1926年創(chuàng)作的雜文1篇。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產(chǎn)黨人,犯下了累累罪行。當時目睹了敵人暴行的魯迅先生憤然命筆,寫下了這樣一首詩:“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后來他就將寫于這一年的雜文集命名為《而已集》,把自己“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表達了他對國民黨叛變革命、屠殺人民的極大憤慨和決心用手中的筆同他們斗爭到底的決心。

《三閑集》:1932年4月編定,收1927年至1929年間創(chuàng)作的雜文34篇。《三閑集》的命名脫胎于革命文學陣營內(nèi)部的文學論爭。1928年,就“革命文學”問題,魯迅與創(chuàng)造社展開了論爭。創(chuàng)作社成員成仿吾在《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一文中,指責“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是“以趣味為中心”,“它所暗示著的是一種在小天地里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針對這種指責,魯迅反駁道:“成仿吾以無產(chǎn)階級之名,指為'有閑',而且'有閑'還至于有三個”,是一種“鍛煉周納法”。“編成而名之曰《三閑集》,尚以射仿吾也。

《二心集》:1932年4月編定,收入了1930年至1931年間兩年間創(chuàng)作的雜文51篇。1930年5月7日,《民國日報》刊載了署名“男兒”的《文壇上的貳臣傳》一文,文中描繪了魯迅既受反動文人的攻擊,又受“左聯(lián)”內(nèi)部宗派主義者指責的處境,惡毒諷刺和攻擊魯迅為“貳臣”,“

為了盧布”,“被共產(chǎn)黨屈服”。對此,魯迅先生進行了有力的回擊:“御用文學家給我這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是有皇帝的。”不但一針見血地點出了“男兒”之類御用文人的幕后主子,還公開宣告“唯新興的無產(chǎn)者才有將來”。魯迅干脆用“二心”作為集名,其反意而用之,表明了自己對反動統(tǒng)治者懷有“二心”,與他們勢不兩立而堅定地站在無產(chǎn)階級立場上的決心和勇氣。

《偽自由書》:1933年7月編定,收1933年1月至5月創(chuàng)作的雜文43篇。本集中的雜文均發(fā)表于《申報》副刊《自由談》。魯迅尖銳指出:“《自由談》并非同人雜志,'自由'更當然是一句反話。”即以魯迅的文章而論,凡針砭時事,揭露黑暗的,要么被刪節(jié),要么被禁止。名集為《偽自由書》,意思是并無言論的自由,這正是對國民黨反動派“文化圍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調(diào)集》:1932年2月編定,收入了1932年至1933年間創(chuàng)作的雜文51篇。當時上海有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一文中攻擊魯迅:“魯迅很喜歡演說,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調(diào)'。”對此,魯迅迎頭反擊道:“我不會說綿軟的京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調(diào),不入調(diào)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diào)。”表明了自己不愿隨波逐流,鄙薄無聊文人的立場,信手拈來的這個集名,詼諧幽默之中,寄托了對敵人的鄙視,表示了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

《準風月談》:1934年10月編定,收1933年6月至11月發(fā)表于《申報》副刊《自由談》上的雜文64篇。從1933年5月開始,國民黨加緊了對《自由談》的控制,審查日嚴日多,于是,編者“吁請海內(nèi)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fā)牢騷”。但魯迅仍用各種筆名,在《自由談》上發(fā)表雜文。結(jié)集時,魯迅總結(jié)道:“想以一個題目限制作家,其實是不可能的,”“談風云的人,風月也談得。”魯迅的雜文,借談“風月”之名而行談“風云”之實,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風月談”。因此,所謂“準風月”者,其實是一句反語。

《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1935年12月編定,兩本雜文集分別收了1934年、1935年創(chuàng)作的雜文36篇和48篇。在雜文集的命名中,魯迅運用了“損形”的修辭方法,“且介”分別是“租界”二字的一半,是“半租界”之意。魯迅當時住在上海北四川路,這是帝國主義越出租界范圍以外修筑馬路的區(qū)域,當時被稱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間”。他以此集名告訴讀者,這些雜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巢'雜文'的筆的刀下的結(jié)集”。

《花邊文學》:1936年1月編定,收1934年創(chuàng)作的雜文61篇。報紙的短評,刊出時往往圈以花邊,以示重要;“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魯迅當時發(fā)表文章多用筆名,文學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詳,化名“林默”發(fā)表《論“花邊文學”》一文,對“花邊”頗有微詞。魯迅后來說:“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里的青年戰(zhàn)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當然,這里有些誤會的成份,魯迅以“花邊文學”為集名,亦不無諷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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