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魯迅雜文集名稱的由來

魯迅雜文集名稱的由來

在魯迅先生一生的文學創作中，雜文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那風雨如晦的黑暗社會里，他用一支犀利的筆，共創作了700多篇雜文，編為16個集子，這些雜文，“如匕首，似投槍”，在對敵斗爭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魯迅作品集子的名稱，或比喻，或反語，或引用，或拆字，詼諧風趣，精辟深沉，如同那些雜文一樣，有著豐富的內涵，它折射出作者的生活、心境及時代的風貌，充分體現了魯迅先生高超的命名藝術。《熱風》（1918年——1924年）1925年編定,收入雜文41篇。對于集名,魯迅曾解釋說:“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于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為《熱風》。”編集時,魯迅對當時令人窒息的社會現狀感到“寒冽”,以“熱風”命名集子,正反映了魯迅主張深刻批判社會,促醒人們去改革社會的強烈愿望。

《華蓋集》、《華蓋集續編》（1925年——1926年）分別于1925年12月和1926年10月編定,收入雜文31篇、32篇。舊時迷信說法,將人的運氣好壞稱為“交華蓋運”。魯迅將自己的這本雜文集命名為《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其中的原因他曾做過解釋:“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在那險惡的斗爭環境中,魯迅可謂命運多舛,釘子常碰,真是“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自嘲》),但他“偏不遵命”,“偏不磕頭”,詼諧地將自己的雜文集取名《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先生雜文的鋒芒大多指向反動政府及當時的一些所謂學者、名流和正人君子，因而招致了政府的迫害和文化幫兇的圍攻。先生將此迫害和圍攻比喻成交華蓋運，在調侃中體現了辛辣的諷刺，借此表達對敵人的蔑視和嘲弄。

《墳》（1907年——1925年）1926年10月編定,收入雜文23篇,魯迅早期雜文多收其中。為什么取下這樣一個看起來很晦氣的集名?魯迅曾在他的文章中解釋道:“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么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墳》收了作者十余年間創作的雜文,說它是“糟粕”,當然是自謙之詞。對那些舊制度的維護者,“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他面前,使他有時不舒服”,“得到一點嘔吐”,這也許正是魯迅將自己的早期雜文編輯成集的目的所在,也是《墳》真正的命名意圖。先生又說，“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時也喜歡將陳跡收存起來，明知不值一文，總不能絕無眷戀”，命名為《墳》也是一種“取巧的掩飾”。

《而已集》（1926年——1927年）:1928年10月編定,收入了1927年創作的雜文29篇,附1926年創作的雜文1篇。當時正處于白色恐怖時期，如1926 年的“三·一八”慘案，次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等。面對反動軍閥大肆屠殺革命黨人和進步人士，先生既憤恨，又無能為力，先生憤然命筆,寫下了這樣一首詩:“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后來他就將寫于這一年的雜文集命名為《而已集》,把自己“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表達了他對國民黨叛變革命、屠殺人民的極大憤慨和決心用手中的筆同他們斗爭到底的決心。這個虛詞“而已”虛中有實，表現出先生強烈的憤慨之情，真可謂“出離憤怒”了。

《三閑集》（1927年——1929年）:1932年4月編定,收雜文34篇。《三閑集》的命名脫胎于革命文學陣營內部的文學論爭。1928年,就“革命文學”問題,魯迅與創造社展開了論爭。創作社成員成仿吾在《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一文中,指責“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是“以趣味為中心”,“它所暗示著的是一種在小天地里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針對這種指責,魯迅反駁道:“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為'有閑',而且'有閑'還至于有三個”,是一種“鍛煉周納法”。“編成而名之曰《三閑集》,尚以射仿吾也。”

《二心集》（1930年——1931年）:1932年4月編定,收入雜文51篇。1930年5月7日,《民國日報》刊載了署名“男兒”的《文壇上的貳臣傳》一文,文中描繪了魯迅既受反動文人的攻擊,又受“左聯”內部宗派主義者指責的處境,惡毒諷刺和攻擊魯迅為“貳臣”,“為了盧布”,“被共產黨屈服”。對此,魯迅先生進行了有力的回擊:“御用文學家給我這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是有皇帝的。”不但一針見血地點出了“男兒”之類御用文人的幕后主子,還公開宣告“唯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魯迅干脆用“二心”作為集名,其反意而用之,表明了自己對反動統治者懷有“二心”,與他們勢不兩立而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決心和勇氣。

《偽自由書》（1933年1月——1933年5月）1933年7月編定,收1933年1月至5月創作的雜文43篇。本集中的雜文均發表于《申報》副刊《自由談》。魯迅尖銳指出：“《自由談》并非同人雜志,'自由'更當然是一句反話。“即以魯迅的文章而論,凡針砭時事,揭露黑

暗的,要么被刪節,要么被禁止。名集為《偽自由書》,意思是并無言論的自由,這正是對國民黨反動派”文化圍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調集》（1932年——1933年）:1932年2月編定,收入雜文51篇。當時上海有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一文中攻擊魯迅:”魯迅很喜歡演說,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調'。“對此,魯迅迎頭反擊道:”我不會說綿軟的京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調,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表明了自己不愿隨波逐流,鄙薄無聊文人的立場,信手拈來的這個集名,詼諧幽默之中,寄托了對敵人的鄙視,表示了不妥協的態度。

《準風月談》（1933年6月——1933年11月）1934年10月編定,收雜文64篇。從1933年5月開始,國民黨加緊了對《自由談》的控制,審查日嚴日多,于是,編者”吁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但魯迅仍用各種筆名,在《自由談》上發表雜文。結集時,魯迅總結道:”想以一個題目限制作家,其實是不可能的,“"談風云的人,風月也談得。”魯迅的雜文,借談“風月”之名而行談“風云”之實,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風月談”。因此,所謂“準風月”者,其實是一句反語。

《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1934年——1936年）1935年12月編定,兩本雜文集分別收雜文36篇和48篇。先生在《序言》末云：“記于上海且介亭。”魯迅當時住在上海北四川路,這是帝國主義越出租界范圍以外修筑馬路的區域,當時被稱為“半租界”。在雜文集的命名中,魯迅運用了“損形”的修辭方法,“且介”分別是“租界”二字的一半,是“半租界”之意。“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間”。他以此集名告訴讀者,這些雜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巢'雜文'的筆的刀下的結集”。以這種方法為集子命名，不失幽默詼諧，亦見先生標題藝術之一斑了。《花邊文學》（1934年）1936年1月編定,收1934年創作的雜文61篇。作者在該集的序言中對于命名原由作了解釋：“

（一）因為這類短評，在報紙上登出來的時候，往往圍繞一圈花邊，以示重要；

（二）因為‘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以見我的這些文章是為了稿費，其實并無足取。” 魯迅當時發表文章多用筆名,文學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詳,化名“林默”發表《論“花邊文學”》一文,對“花邊”頗有微詞。魯迅后來說:“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里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當然,這里有些誤會的成份,魯迅以“花邊文學”為集名,亦不無諷刺之意。

第二篇：魯迅雜文名稱的由來

一．魯迅雜文集名稱的由來

1.《熱風》：關于集名，魯迅解釋道：“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于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為《熱風》。”《熱風》收1918年至1924年雜文，編集時，魯迅對現狀一如往日，感到“寒冽”，以“熱風”作喻，正反映了魯迅主張深刻批判社會，促醒人們去改革社會的熱烈愿望。

2.《墳》：收1907年至1925年雜文。魯迅初期雜文多收其中。1927年始出版。魯迅說“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么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墳》收作者十余生間的雜文，喻其為“糟粕”，當然是自謙之詞。對那些舊制度的維護者，“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他眼前，使他有時不舒服”、“得到一點嘔吐”，這些話，道出了《墳》的命名意圖。

3.《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分別收1925、1926年來文。舊時迷信說法，將人的運氣好壞稱為“交華蓋運”。魯迅解釋集名道：“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魯迅寓居北京時期，受到北洋軍閥政府的迫害與文化幫兇的攻擊，可謂運命多舛，釘子常碰：“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摸自己的凝血”，然而，“偏不遵命，偏不磕頭”。以“華蓋”作集名，幽默風趣之中，“無非借此釋憤抒情?。另：三二年作《自嘲》詩中“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之句，可與集名印證。

4.《而已集》：魯迅編訖《華蓋集續編》時，作過一首揭露北洋軍閥及其御用文人的詩：“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淚揩了，血消了；

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

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

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該集收1927年雜文。后來，魯迅說過：“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三閑集·序言》）作者將兩年前的詩移來“作為一九二七年雜感集的題辭”，寓意極深。“而已”，這個燃燒著諷刺烈火的書名，正表示著對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屠殺人民的罪行的強烈揭露與深沉悲憤。

5.《三閑集》：收1927年至1929年雜文。1928年，魯迅與創造社展開了革命文學論爭。創造社成仿吾1927年在《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一文中，指責“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是“以趣味為中心”，“它所暗示著的是一種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針對這種指責，魯迅反駁道：“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為 ?有閑?，而且?有閑?還至于有三個”，是一種“鍛煉周納法”。“編成而名之日《三閑集》，尚以射仿吾也。”另一方面，魯迅也確認，創造社“救正”了自己“只信進化論的偏頗。可見，《三閑集》的命名脫胎于革命文學陣營內部的文學論爭。

6.《二心集》：1930年5月7日，《民國日報》載署名“男兒”的。《文壇上的貳臣傳》一文，惡毒攻擊魯迅“為了盧市”“被共產黨屈服”，文章描摹魯迅既受反動文人攻擊，又受“左聯”內部宗派主義指責的處境，以“貳臣”奚落諷刺之。魯迅反擊道：“御用文學家給我這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這就一針見血地點出了“男兒”之類御用文人的主子。魯迅公開宣告：“以為唯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以“二心”作集名，以示對反動統冶者懷著“攜貳”的心思，與他們勢不兩立，而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本集收1930年至1931年雜文。

7.《南腔北調集》：上海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中寫道：“魯迅很喜歡演說，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調?。”對此，魯迅諷刺道：“我不會說綿軟的京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調，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魯迅的話表明了他不愿隨波逐流，鄙薄那些迎合、討好反動派的無聊文人的品質。信手拈來的這個集名，詼諧幽默之中，寄托著對敵人的鄙視，表示了不妥協的態度。該集收1932至1933年間雜文。

8.《偽自由書》：收1933年1月至5月雜文。本集中的雜文均發表于《申報》副刊《自由談》。魯迅尖銳指出；“《自由談》并非同人雜志，?自由?更當然是一句反話。”即以魯迅的文章而論，涉及時事，或遭刪節，或不能發表。名集為《偽自由書》，意思是并無言論的自由，這正是對國民黨反動派文化圍剿的有力揭露。

9.《準風月談》：為1933年6月至11月發表于《申報》副刊《自由談》上的雜文。1933年5月始，反動派對《自由談》壓迫日緊，于是，編者“吁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這以后，魯迅仍用各種筆名，在《自由談》上發表雜文。結集時，魯迅總結道：“想以一個題目限制了作家，其實是不可能的”，“談風云的人，風月也談得。”魯迅的雜文，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風月談，也就是說，是借談“風月”之名，而行談“風云”之實，從春風秋月中談出政治風云來。所謂“準風月”者，其實是一句反語。

10.《花邊文學》：收1934年雜文。報紙的短評，刊出時往往圈以花邊，以示重要；“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魯迅當時發表文章多用筆名，文學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詳，化名“林默”發表《論“花邊文學”》一文，對“花邊”不無微詞。魯迅說：“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里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即指此事。當然，這里有些誤會的成分，魯迅以“花邊文學”為集名，亦不無諷刺之意。

11.《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三本雜文集分別收1934年、1935年、1936年雜文。前二集之《序言》文末皆書：“記于上海之且介亭。”魯迅當時住上海北四川路，這是帝國主義越出“租界”范圍以外修筑馬路的區域，當時被稱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里的亭子間”的意思。《且介亭雜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

12.《集外集》、《集外集拾遺》：收集了1903——1936年間，所有未編入集子的小說、論文、雜文、新詩、舊體詩、序言、后記、啟事、廣告等到文章。前者是別人編輯，魯迅寫了《序言》，后者魯迅編輯未完而去世，書名是他定的，由許廣平一九三八年編成。

第三篇：魯迅雜文集名詩及作品

魯迅雜文集名詩及作品

熱風華蓋墳而已，三閑二心南北集；

自由風月花邊文，且介三編集外遺；

譯文古籍兩序跋、續編補編莫忘記。

《熱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墳》、《而已集》、《三閑集》，《二心集》、《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末編》；《集外集》；《集外集拾遺》《集外集拾遺補編》《譯文序跋集》《古籍序跋集》

第四篇：魯迅雜文集名釋義

魯迅雜文集名釋義

魯迅先生的雜文犀利、深刻，一篇篇雜文如匕首、投槍刺向敵人胸膛。其雜文集名，同樣反映出了他的“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恨和“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愛國之心。

《熱風》先生前期雜文集，1925年出版。先生對于當時的黑暗現實頗為不滿，寫文章進行抨擊，“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確都是冷的呢？則它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癥究竟如何。”然而“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稱之為《熱風》。”

《墳》先生前期雜文集，1926年出版。先生認為“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明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棗不過如此，但也為我所十分生愿的”，所以先生將雜文集命名為《墳》，意即將“一切一切”都埋掉。但先生又自認為沒有劉伶那中“死便埋我”的放達，“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時也喜歡將陳跡收存起來，明知不值一文，總不能絕無眷戀。”所以，命名為《墳》也是一種“取巧的掩飾”。《華蓋集》收集先生1925年所作雜文。先生有詩云：“運交華蓋欲何求”，華蓋運，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是成佛作祖之兆。而在凡人則是厄運，華蓋在上，人給罩住了，便四處碰壁。1925年，先生因《咬文嚼字》（yǎo wén jiáo zì）和《青年必讀書》而遭到一些所謂學者文人的攻擊，先生自稱“碰了兩個大釘子”，所以先生將這本雜文集命名為《華蓋集》。而出版于1926年的《華蓋集續編》則是因為“年月改了，情形依舊”。

《而已集》先生1927年所作雜文集，1928年出版。面對反動軍閥大肆屠殺革命黨人和進步人士，先生既憤恨，又無能為力，“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而我只有?雜感?而已。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三閑集》收集先生1927年至1929年所作雜文三十四篇。1928年，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之間有過一次以革命文學問題為中心的論爭，成仿吾說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是一種“以趣味為中心的文藝”，“這種以趣味為中心的生活基調，它所暗示著的是一種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所以先生在1932年出版該集時，“編成而名之曰《三閑集》，尚以射仿吾也。”

《二心集》收集先生1930年至1931年所作雜文，1932年出版。1930年，《民國日報》載有署名男兒的文章《文壇上的貳臣傳棗魯迅》，說“魯迅被共產黨屈服”，“所謂自由運動大同盟，魯迅首先列名；所謂左翼作家聯盟，魯迅大作講演，昔為百煉鋼，今為繞指柔”等。而在此之前，亦有人說魯迅的言動，“都由于莫斯科的命令”。所以先生“仿《三閑集》之例而變其意，拾起來做了這一本書的名目”。來揭示“御用文學家的給了我這個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了。”《偽自由書》1933年上半年，魯迅用“何家干”的筆名在《申報》的《自由談》

上發表短評，“這些短評有的由于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于時事的刺戟”，“時有對于時局的憤言”，5月以后便不能發表，先生知道“《自由談》并非同人雜志”，所謂“?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所以將投給《自由談》的已刊和未刊的雜文收成集子，稱為《偽自由書》，于1933年出版。

《準風月談》收集先生1933年下半年所作雜文，1934年出版。1933年5月，《自由談》登出啟事：“吁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魯迅先生不得不適當改變內容，“談風月就談風月吧”，以隱晦曲折的手法來寫。這些雜感，表面上是在談“風月”，實質上是從“風月”來映出“風云”，所言者小，所見者大。因此先生稱之為《準風月談》。

《南腔北調集》1933年1月上海《出版消息》發表了署名為美子的一篇文章，其中寫到魯迅說：“魯迅很喜歡演說，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調?，然而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條件之一。”先生自己說：“真的，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所以先生將1934年3月出版的這個集子命名為《南腔北調集》，是一種自嘲，更是對美子的嘲諷。《且介亭雜文》1935年，先生在上海“越界筑路”區域棗即“半租界”棗收集1934年所作雜文，命名為《且介亭雜文》，“且介”即取“租界”二字各一半而成，意喻中國的主權只剩下一半。后又有《且介亭二編》、《且介亭末編》。

《花邊文學》收集先生1934年所作雜文，1936年出版。作者在該集的序言中對于命名原由作了解釋：“

（一）因為這類短評，在報紙上登出來的時候，往往圍繞一圈花邊，以示重要；

（二）因為?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以見我的這些文章是為了稿費，其實并無足取。”

第五篇：魯迅雜文集名字的來歷

魯迅雜文集名字的來歷

《熱風》:1925年編定,收入1918年至1924年間創作的雜文41篇。對于集名,魯迅曾解釋說:“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于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為《熱風》。”編集時,魯迅對當時令人窒息的社會現狀感到“寒冽”,以“熱風”命名集子,正反映了魯迅主張深刻批判社會,促醒人們去改革社會的強烈愿望。

《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分別于1925年12月和1926年10月編定,收入了1925年、1926年創作的雜文31篇、32篇。舊時迷信說法,將人的運氣好壞稱為“交華蓋運”。魯迅將自己的這本雜文集命名為《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其中的原因他曾做過解釋:“人是有時要'交華蓋運'的。……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在那險惡的斗爭環境中,魯迅可謂命運多舛,釘子常碰,真是“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自嘲》),但他“偏不遵命”,“偏不磕頭”,詼諧地將自己的雜文集取名《華蓋集》、《華蓋集續編》,借此表達對敵人的蔑視和嘲弄。

《墳》:1926年10月編定,收入了1907年至1925年間創作的雜文23篇,魯迅早期雜文多收其中。為什么取下這樣一個看起來很晦氣的集名?魯迅曾在他的文章中解釋道:“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么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墳》收了作者十余年間創作的雜文,說它是“糟粕”,當然是自謙之詞。對那些舊制度的維護者,“放一點可惡的東西在他面前,使他有時不舒服”,“得到一點嘔吐”,這也許正是魯迅將自己的早期雜文編輯成集的目的所在,也是《墳》真正的命名意圖。

《而已集》:1928年10月編定,收入了1927年創作的雜文29篇,附1926年創作的雜文1篇。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犯下了累累罪行。當時目睹了敵人暴行的魯迅先生憤然命筆,寫下了這樣一首詩:“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后來他就將寫于這一年的雜文集命名為《而已集》,把自己“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表達了他對國民黨叛變革命、屠殺人民的極大憤慨和決心用手中的筆同他們斗爭到底的決心。

《三閑集》:1932年4月編定,收1927年至1929年間創作的雜文34篇。《三閑集》的命名脫胎于革命文學陣營內部的文學論爭。1928年,就“革命文學”問題,魯迅與創造社展開了論爭。創作社成員成仿吾在《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一文中,指責“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是“以趣味為中心”,“它所暗示著的是一種在小天地里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針對這種指責,魯迅反駁道:“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為'有閑',而且'有閑'還至于有三個”,是一種“鍛煉周納法”。“編成而名之曰《三閑集》,尚以射仿吾也。

”

《二心集》:1932年4月編定,收入了1930年至1931年間兩年間創作的雜文51篇。1930年5月7日,《民國日報》刊載了署名“男兒”的《文壇上的貳臣傳》一文,文中描繪了魯迅既受反動文人的攻擊,又受“左聯”內部宗派主義者指責的處境,惡毒諷刺和攻擊魯迅為“貳臣”,“

為了盧布”,“被共產黨屈服”。對此,魯迅先生進行了有力的回擊:“御用文學家給我這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是有皇帝的。”不但一針見血地點出了“男兒”之類御用文人的幕后主子,還公開宣告“唯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魯迅干脆用“二心”作為集名,其反意而用之,表明了自己對反動統治者懷有“二心”,與他們勢不兩立而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決心和勇氣。

《偽自由書》:1933年7月編定,收1933年1月至5月創作的雜文43篇。本集中的雜文均發表于《申報》副刊《自由談》。魯迅尖銳指出:“《自由談》并非同人雜志,'自由'更當然是一句反話。”即以魯迅的文章而論,凡針砭時事,揭露黑暗的,要么被刪節,要么被禁止。名集為《偽自由書》,意思是并無言論的自由,這正是對國民黨反動派“文化圍剿”的有力揭露。

《南腔北調集》:1932年2月編定,收入了1932年至1933年間創作的雜文51篇。當時上海有一署名“美子”的文人在《作家素描》一文中攻擊魯迅:“魯迅很喜歡演說,只是有些口吃,而且是'南腔北調'。”對此,魯迅迎頭反擊道:“我不會說綿軟的京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調,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表明了自己不愿隨波逐流,鄙薄無聊文人的立場,信手拈來的這個集名,詼諧幽默之中,寄托了對敵人的鄙視,表示了不妥協的態度。

《準風月談》:1934年10月編定,收1933年6月至11月發表于《申報》副刊《自由談》上的雜文64篇。從1933年5月開始,國民黨加緊了對《自由談》的控制,審查日嚴日多,于是,編者“吁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但魯迅仍用各種筆名,在《自由談》上發表雜文。結集時,魯迅總結道:“想以一個題目限制作家,其實是不可能的,”“談風云的人,風月也談得。”魯迅的雜文,借談“風月”之名而行談“風云”之實,正是一篇篇“不能正如尊意”的“風月談”。因此,所謂“準風月”者,其實是一句反語。

《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1935年12月編定,兩本雜文集分別收了1934年、1935年創作的雜文36篇和48篇。在雜文集的命名中,魯迅運用了“損形”的修辭方法,“且介”分別是“租界”二字的一半,是“半租界”之意。魯迅當時住在上海北四川路,這是帝國主義越出租界范圍以外修筑馬路的區域,當時被稱為“半租界”。“且”者,“租”之右半;“介”者,“界”之下半。“且介亭”即“半租界的亭子間”。他以此集名告訴讀者,這些雜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巢'雜文'的筆的刀下的結集”。

《花邊文學》:1936年1月編定,收1934年創作的雜文61篇。報紙的短評,刊出時往往圈以花邊,以示重要;“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魯迅當時發表文章多用筆名,文學青年廖沫沙未知其詳,化名“林默”發表《論“花邊文學”》一文,對“花邊”頗有微詞。魯迅后來說:“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里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當然,這里有些誤會的成份,魯迅以“花邊文學”為集名,亦不無諷刺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