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韓金融危機共同點及對中國的啟示

款累計為1100億美元，其中800億美元為1年內的短期貸款。2．世界經濟的互相依賴、互相關聯是引發金融危機的外因。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各國經濟互相依賴、互相關聯程度日益加深，一個國家和一個地區的經濟發生危機會波及其它國家和地區。韓國的金融危機來源于泰國等其它東南亞國家，這是因為東南亞地區是韓國近年來開發的一個新興市場，是韓國產品的重要出口地，這些國家貨幣貶值，必然會影響韓國的對外貿易。而日本的危機則受韓國影響為多，據資料統計，日本銀行提供了韓國約24％的貸款，相當于日本銀行在亞州貸款的9％，日本對韓國的出口占日本出口總額的7．17％．因此，韓國的金融危機必然對日本的(浙江經濟》1998·1(總第195期)金融產生影響。3．政府決策失誤和監管不力是這次金融危機的催化劑。從日本的金融危機來看，一部分來自于政府的決策失誤，一部分則是金融監管不力，而政府的決策失誤加快了金融危機的發生和蔓延日本政府為了復蘇經濟，正在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金融體制改革，其中一項就是放棄對大型金融機構的過度保護政策，但在目前這種情況下則無疑加速了一些金融機構倒閉步伐。而在韓國除經濟決策失誤外，最主要的原因是金融體制不健全，導致金融監管不力，由于韓國不切實際的長期實行固定聯系匯率，使得本國貨幣長期高估，而對金融業缺乏監管，對外舉債無節制，超出警戒線，過早放開金融市場，實行韓元與美元的自由兌換，給了國外投機者以可乘之機；加上韓國銀行經營不善，死帳太多，至目前韓國各家銀行的呆帳、壞帳總額已達48兆韓元，約480億美元，占韓國國民生產總值的12％，這些因素都加快了韓國金融危機的發生。

日韓金融危機對我國金融體制改革有較好的啟迪作用。1．提高經濟運行質量是抗御金融風險的根本。從這次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來看，一個國家經濟運行質量的好壞，是抗御金融**的根本因素。因此，我國應把提高經濟運行質量作為抗御金融風險的主要措施來抓。一是要切實防止泡沫經濟的發生；二是要切實提高企業運行質量；三是要不斷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在此同時，還要進一步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在保持和發展傳統國家市場的同時，進一步開拓拉美、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市場。從而抵消東南亞地區金融**的危害，保持一定水平的貿易順差，保持我國經濟素質的良好發展狀況2．加強金融監管是抗御金融風險的關鍵。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不斷深化，我國金融業和國際金融業逐漸接軌和融洽，到1997年6月底，我國已批準外資金融機構在華設立代表處540家、營業性機構162家，但國際金融因素和沖擊力日漸增強，風險也逐步增加。因此，我們要切實加大金融監管力度。一是要建立健全金融監管系統；二是要加大監管的力度；三是要調整外債結構，正確引導外資投向，提高外商直接投資比例，注意控制間接投資，特別是注意短期資本的流人，防止外資流向證券市場進行炒作。3．建立金融風險保險機制是抗御金融風險的保證。抗御金融風險的手段是多種多樣的，目前，最主要的是增加本國的外匯儲備，我國的外匯儲備到1997年9月份已突破1300億美元，標志著我國綜合實力進一步加強，它對保證我國的國際支付能力，支持我國的貨幣匯率穩定，為對外借款提供信用保證，增強外商投資信心等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們對外匯儲備防范金融風險的能力不能估計過高，而應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以償付能力為核心的風險保險機制。在建立保險機制的基礎上，還可以將金融業的財務、經營狀況進行公開，接受社會監督，對銀行信用等級進行評估，加強商業銀行的風險意識，從而配合金融保險機構完成對金融業的風險防御。

第二篇：日韓金融改革對中國的啟示

日韓金融改革對中國的啟示 2004

作者：易憲容

近日，隨著國家統計局公布上半年數據，有關“宏觀調控初見成效”的稱贊聲不絕。但就是沒有人去想，為什么政府一出手經濟數據就能夠降下來？經濟過熱是否會卷土重來？這種運作機制的根本缺陷在哪里？當然，要回答這些問題，還是看看他人所走過路。近幾年來，我們的鄰國日本與韓國經濟上面臨的困難與問題同樣不小。兩國同樣在采取辦法來化解，但是由于采取的思路與方式不同，實際效果也就相去很遠。從日本來看，直到近年來才有一點起色，而在過去的十幾年里，特別是在１９９０年代，日本金融學界稱之為“失落的十年”。日本長達１３年的金融危機一直令許多人困擾，因為在一般情況下，金融危機發生后的二三年內都能夠走出困境。如發達的市場體制下，有效的市場運作機制，配合適當問題處理政策，金融危機在不長的時間內得以化解。不少發展中國家在國力無法支撐的情況下，經濟整個崩潰，金融體制也能在不長的時間內更新與重建。

日本的金融危機之所以難以化解，就在于一個快速成長的經濟體中，金融體制相對較為落后保守，金融法規不健全。更為重要的是，金融機構經營者在資產泡沫的擴張中，不注重金融風險控制與信用的分析，而是將重點放在人際關系的維持。在問題發生之后，又用盡一切手段來掩飾，最后把問題越拖越大，銀行的呆壞賬越積越多，終于一發不可收拾。同時，金融監管機構先是過

于樂觀，繼而拖以待變，等到問題越來越嚴重時，又不愿讓大金融機構倒閉。政策上一再延誤，從而失去解決問題的良機。日本政府最后不得不采取斷然的政策，但經濟已受到重創，病去如抽絲，這個巨大的經濟體只好躺在床上等待元氣恢復。

同樣是面對金融危機，韓國則是另外一番景象了。１９９７年亞洲金融危機，韓國經濟受了到前所未有的重創，韓國經濟也瀕臨崩潰的邊緣。在韓國爆發金融危機的前一年，前總統金泳三也曾希望整頓積弊深重且體質又相當脆弱的韓國金融體制，但由于受到國內既得利益集團的全力抗拒，行政部門不能夠發揮應有的公權力而失敗收場。一年后，面對著嚴重的金融危機，金大中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與幫助下，對韓國的金融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也正是這種金融改革的大力推動下，經濟短短幾年就得到恢復。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韓國的ＧＤＰ增長率分別達到１０．９％和９．３％。即使是在２００１年世界經濟出現衰退的情況下，韓國的ＧＤＰ增長率達到了３％。

韓國金融改革的具體方式有：首先是準備階段（從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日到１９９８年６月１５日），在這個階段中，韓國政府除修改相關法令規章并檢視各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是否達到巴塞爾協議所規定８％標準，以作為日后大力整頓金融機構良好基礎外，于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２４日成立韓國資產管理公司，并陸續設立韓國存款保險公司與綜合金融評估委員會，以及在１９９８年４月成立獨立的金融監督機構金融監督委員會等單位，作為

金融體制改革的執行與監督機構。

其次，在金融改革期間，將不能夠通過金融檢查的金融機構即其資產充足率未能達到最低標準、經營不佳且在短期內亦無法改善的金融機構、勒令其破產、合并、暫時停止營業以及給予拍賣等方式加速淘汰。

最后是經過一連串汰弱擇強后，在金融監督委員會嚴格監督下，根據重整計劃，以引進外資、有償增資、合并、收購、縮減營業范圍以及地點撤換管理層等方式，來加強經營狀況較好的金融機構的體質。如金融機構巨大不良資產的清理、銀行業與非金融機構的重整等。

政府強力介入的金融體制改革使得韓國的銀行業在短期內取得巨大的成績。韓國銀行業財務結構不但更加健全，而且生產力大力提升，獲利能力亦明顯增強，經營狀況也進行了佳境。根據韓國金融監督委員會在２００２年４月底報告指出，２００１年韓國的２０多家銀行基本上結束近５年來虧損的狀況，而且凈利潤創歷年新高。韓國銀行業員工的生產力也得到大幅地提升，而且高于美歐日本等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平均水平。同時，２００１年韓國銀行的資產回報率、普遍股權收益率也都得到了明顯的改善。同時，在韓國政府不斷投放巨大的公共資金，協助金融機構清理龐大的不良資產之后，韓國銀行業的健全性日益提高，銀行資產的充足率等考查商業銀行指標都達到發達國家商業銀行的水平。

從韓國的金融改革來看，面臨著嚴重的金融危機，政府推動的金融改革基本上是相當順利的，大致上都按照預先計劃順利推行完成。盡管在改革的過程中，因韓國政府不斷利用國家龐大的資源積極介入干預，嚴重扭曲資源分配和市場機能的正常運作，并由此引起國際上關切與批評。

近幾年來我國也加大金融體制改革的步伐與力度，政府也出臺了不少政策與措施，但無論是銀行改革還是證券市場的改革都不盡人意。特別是這次宏觀調控，金融體制所暴露的問題更是叢生，有的甚至積重難返。無論是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還是證券市場做假欺詐；無論是金融資產的錯配誤配，還是金融市場定價機制扭曲等，這些都嚴重影響了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嚴重阻礙國內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可以說，由于金融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后，金融業成了我國經濟發展最大的瓶頸。

日本與韓國金融改革所走過的路或許會對我國有不少啟示。首先，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基本上還停留在改革開放初期“摸著石頭過河”的思路上。缺乏大的戰略和持續性的規劃、設想，使得不少法令法規朝令夕改。比如金融改革的發展路徑問題，是采取中央集權式或分權式自由企業式，盡管中央的文件有所表示，但實際上卻根本無法走出信用市場所主導的金融體系。因為在這種體系下政府能夠通過直接投資、貸款、政府擔保等方式和銀行來分擔整個金融體系之風險，或透過銀行關系來影響信用的再分配，從而通過利率管制讓金融資源流向政府所認可的部門與行業。可

以說，目前這種金融體制中的根本格局不改變，金融改革要取得大的進展是十分困難的。在政府對金融市場主導的前提下，不僅會減低金融資源的運作效率，而且既得利益集團一定會利用政府權力來為其集團服務，如日本的既得利益集團那樣阻礙金融市場的發展。目前利率市場化問題就是一個十分明顯的例子。本來中國金融市場的利率早就扭曲多年了，中國的經濟發展為什么會過熱不斷，就是這種金融資產價格嚴重扭曲的結果。很簡單，如果不是資產定價那樣低，投資不會那樣過熱。但是，這顯而易見的東西就是有人看不到。

其次，從韓國的經驗來看，我國金融改革最為重要一點是：任何改革都在一定的規則范圍內進行，并以有力組織來保證這種改革的執行與實施。目前我國所進行的金融改革不是先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先建立起執行這些法律法規的組織，而是走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哪里出了問題又制定一個政策來彌補，這就使得市場行為總是在以短期為主。

再次，要對現有的金融機構與組織進行全面的清理整頓，對那些體質不好、前景不佳的金融機構都得毫不留情地強制性地勒令其破產、歇業、拍賣與合并，比如一些證券公司及信用社。當然，對于不良資產的處理，政府一定要下大力氣，無論是銀行不良資產還是證券的不良貸款，既要全面認真清理，看看到底有多少，也要有決心處理，不能優柔寡斷，讓問題一拖再拖，拖出日本的結果。同時，對國內外的資本大力開放，以補充金融業的失血現

象。為了吸引國外資金前來投資，要大幅放寬對外資進入國內金融業的限制。

還有，應該強化金融監管規范，重新的審視現行的監管法律與條例，不要等到問題一來就沒有可依據的法律。比如，對中小投資者損害補償問題。

出處：中國經濟時報2004年7月22日12時03分

第三篇：2008年金融危機成因及對中國的啟示

2008年金融危機成因及對中國的啟示

內容摘要: 金融危機又稱金融風暴(The Financial Crisis)，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2007年底以來,美國次貸危機爆發,逐步演變成上世界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這樣危及全球的金融危機.其造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本文對由美國次貸爆發而引起的金融危機做出了分析和總結,以及各方面的深入研討.關鍵詞:金融危機 國際經濟 世界貨幣體系 預防攻擊

一、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

(一)全球化使美國可以吸取全球其他地區的儲蓄,并消費高出自身產出的物品。2006年,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達到了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7%。通過推出越來越復雜的產品和更為慷慨的條件,金融市場鼓勵消費者借貸.每當全球金融系統面臨危險之際,金融當局就出手干涉,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80年以來,監管不斷放寬,甚至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次貸危機導致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必須重新估計風險、分配資產，未來兩年，發達國家資金將紛紛逆轉回涌，加強當地金融機構的穩定度。由此將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證券市場價格大幅縮水、本幣貶值、投資規模下降、經濟增長。放緩甚至衰退。

金融危機的產生多數是由經濟泡沫引起的，以21世紀最大的來舉例，可以看出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

(二)造成這次危機的背景是復雜的、多方面的1.美國的消費習慣:原因：收入軌道模式。年輕人錢少，但消費多；老年人退休后享受優越的退休金，但消費相對少。所以，年輕人多借錢消費。而且，美國發達、完善的信用體制使幾乎所有人的消費靠借錢來完成。美國人的儲蓄率歷來很低，近年來，一直在零儲蓄率上徘徊。要消費，只能靠借錢。

2.經濟管理思想:80年代的”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經濟自由.私有化.減少管制”成為指導西方國家經濟走向的主要道具.3.經濟環境與具體政策工具:網絡等高科技產業高速發展導致的泡沫破滅

進入一個成長停滯期，抑制了大量資金對該行業的投入；20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 1

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提升，美國制造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大量外移，形成國內產業空心化，加之服務業在繁榮之后的替代更新需要一定的時滯期，所以，這些行業投資機會較少。而且，從90年代開始，美國的房產一直處于穩定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流動性資金開始注入該行業。

二、國際經濟失衡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 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于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 世紀末的20 年里,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 年歐洲金融危機,源于德國統一后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后,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后,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三、貨幣體系扭曲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松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

2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蕩。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蕩,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3 ]。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采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蕩乃至金融危機。由于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蕩,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四、中國預防攻擊性金融危機對策和啟示

從經濟表象來看,在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表現為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等;從經濟本質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產業結構調整滯后、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出現這些現象和問題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內部因素的作用。

2009年1月16日，聯合國在北京發布2009年世界經濟報告指出，今年全球經濟增幅將達到極低的1%，比2008年的2.5%以及過去四年的3.5%-4%之間的全球增長率大幅降低。如果，出現悲觀的情況，將會下降0.4%。其中發達國家最可能的情況是會下降0.5%左右，如果出現更悲觀情況，則會下降更大到-1.5%。但是，全球經濟增長中仍存在亮點，即中國有望保持8%的速度增長，這將給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一半的力量。而剛剛過去的2008年，中國經濟增速將為9.1%左右，為全球增長貢獻了22%。聯合國報告預測，2009年包括德國經濟在內的歐盟經濟增速，最可能的情況為-0.7%。美國為下降1%，日本為下降0.3%。報

3告的參與撰寫者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研究所所長汪同三指出，即使中國2009年經濟情況不樂觀，仍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在增加，“一增(中國)一減(美日德)很明顯能看出問題。”報告指出，如果全球經濟緊縮加劇，信心無法恢復，發達國家將在2009年陷入嚴重的經濟衰退，因此“鑒于普遍存在的不確定性，更悲觀的結果是完全可能的”。該報告建議，世界各國可以采取類似中國的大規模財政政策刺激措施，這方面各國之間應該做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以實現匯率基本穩定。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2009年元月14日發表全國經濟形勢調查報告說，隨著金融危機繼續向美國經濟基本面擴散，美國經濟在去年１１月下旬至今年１月上旬這段時間里繼續惡化。報告說，自去年１２月下旬以來，幾乎所有地區的經濟活動都變得更加疲軟，假期商品零售減少，汽車銷售顯著下降；各地關于服務業的反饋信息總體上是負面的；大多數地區的制造業活動也在收縮；幾乎所有地區的房地產市場都在惡化，多數地區貸款仍在減少或保持在低水平；勞動力市場疲軟，許多地區工資出現下降。美國的金融危機已發展為全面經濟危機。

中國要能夠有效地預防上述攻擊性金融危機,首先必須嚴格控制虛擬經濟的非理性發展,快速壓縮樓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國際游資刺激實體經濟的增長。套住國際游資有兩種思路:一是由國際游資短期內獲得暴利向長期內正常利潤轉變,降低使用外資的成本,讓外資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二是構建長期的心理預期,使外資留在中國;其中,很重要一點是保持中國實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其三是有計劃地減持我國的外匯儲備,特別減少以國債形式存在的外匯儲備,把外匯儲備轉化為有形資產,實現外匯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匯儲備調控國際經濟,使之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后,加強跨境資本的管制,積極干預和監管短期國際游資的流入。

參考文獻: 1﹑黃曉龍, 《全球失衡、流動性過剩與貨幣危機—基于非均衡國際貨幣體系的分析視角》, 金融研究,2007

2﹑徐明祺,《國際貨幣體系缺陷與國際金融危機》,國際金融研究,1999

3﹑夏斌,陳道富, 《國際貨幣體系失衡下的中國匯率政策》,濟研究2006

4﹑陳炳才,《對國際經濟失衡和國內經濟失衡的重新認識》,金融研究,2007

5﹑郭清馬,《開放條件下投機攻擊的策略分析》,廣東金融學院學報,2007

第四篇：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對中國的啟示

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對中國的啟示

自2006年以來，美國金融危機愈演愈烈，到今天，終于蔓延熊熊大火，開始肆意的燃燒。盡管美國政府甚至美國主要盟國都在盡力地想辦法撲滅它，盡管世界各國都期待它朝好的方向演變，但實際上，沒有人能夠預測到這場大火燃燒到何時？蔓延到什么程度？而如今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從華爾街到全世界，從金融界到實體經濟，各國政府都在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

現在包括美國本國以及外界都有各方面的說法，有的認為這次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是監管不嚴導致金融衍生品的過渡發展，另外一塊是美國國家居民過渡消費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還有一些說法認為是，由于過去長期低利率的問題導致了社會最終爆發一系列的經濟問題。，從有些專家的研究來看，其實美國本次金融動蕩最終轉化成危機，它爆發的影子是由于價格泡沫所引起的。在明確嚴格說，價格泡沫主要體現在房地產市場，可能現在美國政府給外界一種觀點，是由于房地產金融衍生品泛濫，導致了美國經濟危機的出現，其實這是美國政府的一個誤導，因為試圖以一個抽象的，在廣大民眾中，或者投資人中，以抽象的概念想講實質問題轉移和擴大化。且不論到底哪種說法正確，金融危機確實影響了全球各個國家。

那么從這一次危機中我們能夠看到什么，我國經濟和中國的企業會受到什么影響？對我們而言，中國企業到底是機遇大還是挑戰大。聯系到中國的國情和長期經濟發展變化態勢，中國應該如何看待此次危機呢？或者我們可以得到那些啟示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此次美國金融危機是否是自十九世紀末開始工業化、二次世界大戰后成為世界經濟霸主以來，長達一百余年的經濟繁榮期的“拐點”？進一步說，以美元主導的世界經濟中心開始新的轉移了，美國開始走一百五十年前英國的路了。這就是說，這次美國金融危機是美國經濟長期衰退的開始，是大轉型、大調整的開始，固然它不一定會出現1929-1933年那種信息不發達時代的慘烈危機，但它的出現卻相當于英國1840年前后的危機，意味著一個極盛帝國的命運開始轉折。性質和類型與以往的危機絕然不同。如果不看清這一點，所有的分析往往會一葉障目。還有一點值得提及的是，美國此次金融危機的萌芽應該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克林頓新經濟發展的極度繁榮之后，美國失去了未來經濟發展主導的方向，于是，一方面對外制造禍端，讓世界的痛苦而延緩和承載本國的危機，于是先后點燃了東南亞金融危機、二次發動伊拉克戰爭、發動南斯拉夫戰爭以及阿富汗戰爭，自然還有遏制“中國威脅”的全球戰略的實施等，這些頻繁的戰爭及給世界帶來的麻煩，本質上都是為了美國經濟延緩衰退；另一方面在國內則透過金融工具引導世界參與一起制造泡沫經濟，維持這種虛假的繁榮。

第二、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利大于弊，是中國的大機遇。“此消彼長”，中國三十年厚積薄發，正進入百年長期繁榮的初期或上升期。因此，在一定意義上，美國的危機正是中國的機遇。”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危害并沒有某些專家所說的那么嚴重，應以積極樂觀辯證的態度看它的發生和演變。中國應繼續走好自己的路，而沒有必要為別人的過錯和痛苦而憂心沖沖。

第三、美國金融危機是中國經濟和市場大轉型的強大推力。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給快速成長中的中國經濟當頭一棒，從此提出了“刺激消費，擴大內需”的政策理念，然而，由于傳統體制支撐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在中國各地具有頑強的根基，因此，十年過去了，不少地方“擴大內需”根本就是一句口號，還沒有放到具體政策落實上來，而是繼續在擴大出口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顯然，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容不得某些“以出口為榮”的地方領導再片面追求“外向型”了，強大的壓力必將近推動各地政府從此開始真正重視擴大內需、刺激消費，甚至發動類似于日本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消費革命”和“流通革命”。盡管這已經是“遲到的革命”，但畢竟它的發生將會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的變革和進步，從此真正奠定中國最大經濟強國的市場基礎。同時，那些具有盲目外資崇拜傾向的地方政府領導也應該開始覺醒了，應全面重視開始審視如何挖掘國內的民營資本力量，并將它融入到本國的經濟成長中來。

第四、所謂“救市”往往是“打貧濟富”而不得人心，應盡量避免讓窮人為富人買單。在一個國家，富人的“話語權”和影響政治的力量比普通百姓尤其是弱勢群體強大得多。在美國金融危機中受傷的華爾街金融機構顯然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力顯然空前強大，甚至某些財政部官員就是華爾街出身，因此，美國金融危機暴發后，政府“救市”被一再施用。盡管出現類似于“一百二十名專家反對信”甚至眾議院否決，但最終還是“扭不過”世界最大的“金融寡頭”結盟下的強大力量。市場的合理邏輯是，既然這些市場參與者在市場繁榮的高漲期賺取了大量錢財，并以錯誤的決策和方式導致今天的結局，就應該為這些錯誤買單，理應為此付出代價。救市：永遠是對錯誤的鼓勵。怎么賺錢是富人的事，虧損由全體納稅人承擔？我的看法是，危機就是對這些決策和行為的另一種“回報”，是一種合理調整的必然，“救市”往往是下下之策。

第五、在危機處理中，政府往往會過度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擴大自己的權力。從媒體報道中得知，在反對美國政府“救市”的觀念中，相當多是質疑政府的“救市”能力，即是否救得了？要知道，現在的危機形成政府自身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那么，政府能否扮演出“點火者”和“救火者”的雙重角色？顯然，在現代市場條件下，尤其是全球化市場背景下，所謂政府“救市”的作用是相當有限的。當然，政府不能臵于危機不顧，必須進行“危機處理”，但危機處理不等于“救市”。“救市”是以一種“救世主”的態度來行事的，而“危機處理”則是以危機當事人的身份盡量化解危機的負面效應。如果沒有約束，就常常做出超出自身權力和能力范圍的事。因此，在這種情形下，如何理性地看待政府作用，如何盡量以制度化的方式約束政府行為并約束政府放大自身的權力，是經濟民主化過程中必須考慮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第六、美國金融危機是否說明中國的資本證券化道路走得過快？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基本上完成了“資產貨幣化”道路，然后在“貨幣資本化”道路卻由于“重外資，輕內資”尤其是輕視民營資本而進行得十分緩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中國的工業化進程是外資主導下的工業化進程，民營資本沒有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深化而得到有效成長，受到多重抑制。可以說，這也是目前中國經濟最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之一。

第七、中國金融實際部門和學術界有一批盲目迷信美國金融的“崇美派”。長期以來，由于中國的教育體制是把“英語”和“數學”兩門課程作為最核心的升學考試課題，因此，許多高學歷以及留學人員都是這兩門課相當好的人員。由于這些人員，尤其是中國數十萬英語老師，把大量的精力和時間用在學習英語和了解美國上，因此，他們無形中不自覺地“言稱必美國”，無形中充當了“親美派”的角色。

第八、大學的專業設臵盲目追趕世界一流，模仿美國大學，危害開始顯現。雖然我不反對金融創新，但對于這類金融工程技術在中國的實際可行性則一直是懷疑的，至少在相當長時期內，無須在大學里開設此類專業培養此類人才。然而，目前中國大學的專業設臵中，居然形成了一股“金融工程”的熱潮。但愿此次美國金融危機對這股熱潮潑點冷水，給它降降溫。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中國大學專業設臵脫離社會實際以及盲目隨意，到了一個相當嚴重的程度。

在目前經濟局面下，可能在穩定或者盡可能減少出口影響基礎上，對內需關注是加強，從近期，包括剛開的黨代會，內需的啟動，或者內需的制造，制造內需點可能會成為下一階段我國大的經濟政策方向。中國正積極應對國際經濟環境復雜變化和自然界嚴峻挑戰，經濟保持較快增長，金融業穩健運行，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沒有改變；同時，全球金融危機使中國的經濟發展面臨的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中國經濟發展也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面對這一全球性的挑戰，世界各國需加強政策協調、密切合作、共同應對。在此關鍵時刻，堅定信心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堅定信心、攜手努力，我們才能共同渡過難關。

參考資料：時事與政治相關論文——整理稿

2008年12月7日

第五篇：日韓臺灣地區信訪制度對中國信訪改革的啟示

參考資料：巴蜀論文網：http://sclunwen.com/ 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932658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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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韓臺灣地區信訪制度對中國信訪改革的啟示

【摘要】從信訪的內涵與功能出發，立足于我國信訪制度的現狀，從復雜性、適應性、自主性、內聚力四個方面與日本、韓國、臺灣三地的苦情、民愿委員會和陳情制度作比較，建議切實提高我國信訪體系的制度化水平，以更好地保障公民人權、推進民主法治建設、增強民眾對政府的信賴并最終有利于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

【關鍵詞】 信訪 社會安全閥 群體性事件 制度化水平 中國的信訪制度與信訪困境

信訪，即民眾以書信、走訪等形式向國家機關反映情況、提出建議并請求有關部門依法作出處理的活動。信訪脫胎于東方傳統文化，具有政治參與、行政監督和權利救濟三重意涵。其優點是成本相對較低，容易被接受；受案范圍廣泛，適用面更寬；更容易緩和矛盾，并實施精神救濟。從理論上來說，信訪制度符合美國功能主義沖突理論學者劉易斯·科塞（Lewis Coser）的社會安全閥理論。科塞認為，發泄負面情緒的機制具有社會安全閥的功能，其排泄出去的不是多余的蒸汽，而是猛烈的敵對情緒，因此有助于社會結構的維持，從而維護了社會的穩定。①

盡管信訪具有理論上的優越性，但現實往往與理想存在距離，我國現行信訪制度運轉效能亟待提高。2004年，社科院學者于建嶸帶領課題組進行了一項針對我國信訪制度的專項調查，這也是目前國內針對上訪人群規模最大的一次調查活動。結果顯示，公民通過上訪解決問題的比例只有千分之二。②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05年社會藍皮書表明，“從1993年至2003年這十年間，我國群體性事件數量急劇上升，由1994年的l萬起增加到2003年的6萬起；其規模也不斷擴大，參與群體性事件的人數由73萬多人增加到307萬多人”；遲至2010年，藍皮書仍然指出，“群體性事件依然保持著多發態勢，一些地方在加速發展和轉型過程中積累了很多矛盾，這些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引發民怨，導致非階層性的、無直接利益的群體性沖突增多”。③與之相應，2003年被中國媒體稱為是“信訪洪峰年”。然而到了2004年，國家信訪局受理群眾來信比上年竟然還要上升11.7%，接待群眾來訪批次上升了58.4%，人次則上升了52.9%。據估計，各級各類信訪事件平均每年近千萬件。④觀察以上數據可以合理推測，信訪困境與群體性事件的激增有正相關性。有學者認為，信訪困境的原因一是信訪體制不順，各種矛盾問題向上匯集；二是信訪功能錯位，國家司法機關的權威被消解；三是信訪程序缺失，不斷誘發較嚴重的沖突事件。⑤

日本、韓國、臺灣地區的信訪制度

雖然名稱和傳統不同，但行政性的訴愿救濟制度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存在。英美法系兼具行政和司法上陳情請愿的“petition”制度及大陸法系的申訴專員和請愿制度為其代表。⑥鑒于東亞文化圈日本、韓國、臺灣三地與中國大陸法系相同、歷史文化傳統相近、人民社會心理相似，因而具有較強的可比性和借鑒意義，所以本文主要集中討論這三地的制度異同。

日本在二戰后仿效瑞典議會監察專員（Ombudsman）并參照中國古代的御史臺監察制度制定了“處理苦情手續”。⑦韓國建立獨立的行政性訴愿救濟制度較晚，于1994年成立了民愿委員會，旨在保護公民權益免受違法行政的侵犯。韓國的民愿委員會管轄范圍比較廣泛，除了受理公民對具體非法失當行政措施的投訴外，還接受對行政制度和政策的投訴。民愿委員會的委員均由總統直接任命，雖不能直接糾正侵犯公民權益的行為，但有權要求相關機構在規定的時間內通報處理情況，在媒體上公布有關結果或直接向總統遞交報告。⑧臺灣的陳情制度也很值得我們借鑒。臺灣地區“立法院”1999年通過、2001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行政程序法》第七章對陳情制度作了專門規定，從而使其成為一種法定救濟方式。陳情制度非常靈活，陳情人可以采用書面、言詞等不特定方式并不受時間和次數限制，也無管轄之等級限制，具有即時性與程序簡便性的特點；陳情內容既包括人民對行政措施的建議也包括對行政違法的檢舉控告，不僅關乎個人私益保障也關乎國家公益，具有行政救濟、行政監督、改善行政、指導服務的多重功能。另外，相關法令還要求行政機關協助人民行使陳情權利，進行必要的教示、告知公民最佳的處理方法。⑨

信訪制度比較及啟示

根據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的理論，可以用四個指標來衡量政治制度的水平，即適應性、復雜性、自主性和內聚力。適應性指的是一種組織和程序適應環境挑戰的能力及其存續能力；復雜性意味著一個組織由龐大的下屬機構構成，隸屬關系和職責明確，并具有高度的專業化水平；自主性指的是政治組織和程序在與社會勢力和利益集團關系的獨立性或中立性，即它是否具有獨立于社會勢力之上的自身利益與價值；內聚力反映了政治組織和程序內部的凝聚力和協調性，表現為整個組織內部存在基本共識，具有內部協調機制和起碼的組織紀律。⑩

從適應性的角度來看。以臺灣的陳情制度為例，作為一種非形式化的行政救濟手段，陳情不要求有特定方式，而且為了最大限度的方便民眾，陳情也不受期間限制、次數限制，也無管轄之等級。日本苦情制度處理的內容比正式的行政不服審查對象更廣泛，公民申請苦情處理不以自身權益受損為前提，即使公民自身權益沒有受到具體侵害，也可以為公共利益或他人權利申請。以之相對，大陸信訪制度的理念幾經更迭，搖擺于管理監督和服務溝通之間，再加上體制不順、法源不清，在實踐中不能適應現實情勢的要求因而陷入了效能不彰的境地。

從復雜性的角度來看。大陸信訪的接訪單位既有行政機關，也有法院、檢察院等司法機關，還有立法機關人民代表大會，更有工青婦等人民團體。即使是專門負責接受信訪的信訪局，從中央到地方也沒有明確的隸屬關系，而只能協調、商議；從受訪內容的性質上看也是五花八門，既有行政行為也有司法判決還有黨委的決議。這種政出多門、多頭管理、事理不明、職責不清的情況造成了信訪制度復雜性較低，無論在隸屬關系還是職責明晰上都與其他三類制度有不小差距。與之相對，臺灣陳請與日本苦情制度的接受機關一律為行政機關，其上下隸屬關系明確，陳情事項也僅僅局限在行政范疇；韓國的民愿接受機關為隸屬于總統的民愿委員會，其受理事由也大多局限在行政事務方面。從自主性的角度來看。由于體制因素（縱向和橫向）的影響更由于法治水平不高，目前我國信訪機關的獨立性較差且容易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干擾。相比而言，臺灣和日本由于長期實行地方自治的緣故，其基層行政機關的獨立性較強，再加上法治觀念深入人心，社會監督力量強大，相關訴愿機關自主性也相應較高。由于委員會的委員均由總統直接任命，韓國民愿委員會制度也具有很強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它雖不具備司法機關那樣的剛性約束力，通過判決直接糾正侵犯公民權益的行為，但民愿委員會有權要求相關行政機構在規定的時間內通報處理結果，并以在公共媒體上公布有關活動或直接向總統報告來對有關機構進行監督。

從內聚力的角度來看。臺灣、日本、韓國三地法制化程度較高，并具有即時性與程序上的簡便性。臺灣陳情制度依靠的法源是《行政程序法》，日本和韓國也有相應立法，如《行政手續法》和《行政管理廳設置法》等。這些法律位階較高從而保證了其效力。與之相對，大陸目前尚沒有一部關于信訪的法律（只有法規層級的國務院《信訪條例》）。另外，各地規章不

一、作法各異，使得信訪工作存在不同程度的混亂與無序，呈現出相當大的任意性與差別性。此外，信訪的接訪、監督、回饋、制裁機制都缺乏明確的程序來約束和規范，因而也導致了其內聚力較低。

中國現行信訪制度在立法理念上還存在認識不足，沒有從民主參與、人權保障的高度進行思考，更多的是把信訪作為聽取群眾意見、維護社會穩定的一項工作，帶有“自上而下”和“管理安撫”的性質。慎重研究并通過立法借鑒東亞三地的經驗以完善現有的信訪制度，對保障我國公民人權、推進民主法治建設、增進民眾對政府的信賴顯得尤為迫切和必要。從中長期來看，我們還是要制定一部專門的《信訪法》，提高信訪制度的法治化、透明化、專門化，形成行政信訪、行政復議、行政訴訟三足鼎立的行政救濟格局并發揮其多方面功能，這應是未來中國信訪制度的改革趨向。注釋 ①陳成文，高妮妮：“從科塞的沖突理論看我國社會建設”，《社會科學論壇》，2009年第4期。

②李俊：“我國信訪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南京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

③《2005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和《2010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④“群體性事件考驗中國”，《環球》，2005年第8期。

⑤于建嶸：“中國信訪制度批判”，《中國改革》，2005年第2期。

⑥徐世平：“中國信訪法律制度改革路徑探析”,《人大研究》，2006年第6期。

⑦安秀偉，唐書俊：“論我國信訪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徑—日本苦情制度對我國信訪制度的啟示”，《黨政干部學刊》，2011年第1期。

⑧朱最新，朱孔武：“權利的迷思：法秩序中的信訪制度”，《法商研究》，2006年第2期。

⑨徐東：“臺灣地區陳情制度介評暨其與大陸信訪制度之比較”，《臺灣法研究學刊》，2002年第1期。

⑩［美］塞繆爾·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年，第11~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