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無證據證明借款用于共同生活 不能認定借款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

無證據證明借款用于共同生活 不能認定借款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

2014/6/11 11:37:16 要點：

1、本案例涉及民間借貸的真實性，借貸是否合法，借貸本金究竟是多少，如何認定。

2、債務是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如何認定。法院認為，借款數額超出日常生活所需，出借人應謹慎，應要求夫妻共同出具借據。且無證據證明借款用于共同生活，不能認定借款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案例

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13）滬一中民一(民)終字第164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朱某。上訴人（原審被告）王某。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劉某。

上訴人朱某、王某因民間借貸糾紛一案，不服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2012）閔民一（民）初字第14543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于2013年1月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了審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原審認定，朱某與王某原系夫妻，于2006年12月18日登記結婚，2011年11月21日協議離婚。雙方離婚協議中約定雙方無共同債權債務。2010年10月29日，朱某作為借款人向劉某出具一份借條，上載“本人朱某于2010年10/29向劉某借人民幣現金拾萬元整，于2011年8月29日前歸還”。朱某于同日在該借條上另載明“本人朱某收到劉某人民幣現金拾萬元整”。2011年9月5日，朱某向劉某出具了一份借款7萬元，于2011年9月16日歸還的借條；朱某并于該借條上明確收到劉某現金柒萬元整。2012年1月5日，朱某又向劉某出具了一份借款27,100元，于2012年5月底歸還的借條，朱某并于該借條上明確收到原告現金貳萬柒仟壹佰元整。現劉某以上述借款部分系發生于朱某、王某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現還款期限已屆滿，朱某、王某拒不歸還為由，訴至原審法院，請求判令：

1、朱某、王某共同歸還劉某借款17萬元，并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支付利息，其中10萬元自2011年8月29日起計算至判決生效之日止，7萬元自2011年9月16日起計算至判決生效之日止；

2、朱某向劉某歸還借款共計27,100元，并支付以27,100元為本金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計算的自2012年5月31日起至判決生效之日止的利息。

原審法院另查明，劉某名下尾號為4893的中國工商銀行卡上于2010年5月17日取款10萬元，于2011年8月10日取款3萬元。劉某名下尾號為3779的中國銀行賬號于2011年8月10日取款4萬元。劉某于訴訟中表示，朱某向其所借第一筆10萬元借款發生在2010年5月20日，第二筆7萬元借款發生在2011年8月10日，其從銀行取款后向朱某交付的現金，借條及收條均為此后補寫。原審法院認為，合法的借貸關系應受到法律的保護。根據劉某提供的借條（含收條）、銀行交易記錄及雙方以現金交付借款的事實，可以證實朱某向劉某借款19.71萬元的事實。朱某主張其實際收到的錢款中已先行扣除利息，但未提供相應證據，不予采信。朱某另主張其書寫于借條上確認收到錢款的字樣系受脅迫所為，亦未提供相應證據，亦不予采信。朱某還主張其已支付過部分利息，但未提供相關證據，故不予采納。三張借條上均約定有還款時間，現期限屆滿，朱某尚未還款，已為違約，劉某要求朱某歸還上述借款及支付相應利息，于法有據，予以支持。上述17萬元借款發生于朱某、劉某夫妻關系存續期間，應當按照夫妻共同債務處理。王某作為夫妻一方無證據能夠證明劉某與朱某明確約定了借款為朱某的個人債務，也無證據能夠證明存在“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的情形。且王某未能提供足夠之證據證明該舉債未取得夫妻合意，亦未用于家庭生活。至于朱某、王某的離婚協議，屬兩人之間的內部約定，不能對抗作為債權人的劉某。故王某應對朱某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對外借款及相應利息承擔共同還款責任。朱某、王某經法院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系其放棄相應的訴訟權利，因此產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擔。

原審法院審理后，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九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十七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二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之規定，于2012年11月27日作出判決：

一、朱某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歸還劉某借款10萬元，并支付劉某以10萬元為本金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計算的自2011年8月30日起至判決生效之日止的利息；

二、朱某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歸還劉某借款7萬元，并支付劉某以7萬元為本金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計算的自2011年9月17日起至判決生效之日止的利息；

三、朱某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歸還劉某借款27,100元，并支付劉某以27,100元為本金按中國人民銀行同期貸款基準利率計算的自2012年6月1日起至判決生效之日止的利息；

四、王某對朱某的上述一、二項應還款項承擔連帶清償責任。案件受理費減半收取計2,121元，由朱某、王某共同負擔。

朱某、王某不服原審判決，提出上訴。

朱某上訴請求撤銷原審判決，改判由朱某個人歸還劉某欠款35,000元。其上訴理由是：系爭款項實為朱某為籌集賭資而向劉某所借的高利貸，不應由王某承擔連帶責任。劉某向朱某出借第一筆款項時已扣掉一年的利息2.4萬元，朱某實際到手的本金只有7.6萬元。第二筆款項出借時劉某也預先扣除了利息，朱某實際只得到5.25萬元。2012年4月，朱某曾交付劉某一張抬頭為上海奧普生物醫藥有限公司的面額為五千余元的支票，用來償還欠款利息。2010年8月2日，朱某向劉某女兒劉歡歡的賬戶匯款3萬元，2011年9月22日，朱某向劉某的賬戶匯款10萬元，上述錢款均是朱某用于歸還劉某欠款本息的。

王某上訴請求撤銷原審判決第四項，改判王某對朱某的借款不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其上訴理由是：劉某是在明知朱某借款系用于賭博的情況下，將系爭錢款借給朱某的，兩者之間的借貸關系不合法。系爭借款并非用于朱某與王某的夫妻共同生活，王某對系爭借款一無所知。朱某因賭博而在外大量借款，私自變賣夫妻用于共同生活的房屋，造成王某及女兒無家可歸，王某本身也是受害者，不應再對朱某在外因賭博形成的債務承擔連帶還款責任。

被上訴人劉某辯稱，朱某曾多次向劉某借款，除了本案系爭的三筆之外，劉某還于2011年6月8日出借給朱某10萬元，其中5萬元為現金，5萬元為銀行轉賬，此款朱某于2011年9月22日歸還，并于當日將10萬元借條取走。劉歡歡是朱某公司的員工，負責財務及行政，朱某向劉歡歡賬戶轉賬的行為與本案無關。系爭的三筆借款均系朱某以資金周轉為由向劉某所借，雙方借貸關系合法。其中的兩筆借款發生于朱某、王某夫妻關系存續期間，應當作為夫妻共同債務由兩人連帶償還。原審判決正確，要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經審理查明，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無誤，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另查明，2011年6月8日，劉某向朱某尾號為8038的工商銀行卡內轉賬50,000元。

2011年1月27日，朱某與案外人夏玥簽訂借款抵押協議，以其名下的場中路3658弄42號402室房屋（以下簡稱場中路房屋）向夏玥作抵押，借款50萬元。借款期限為2011年1月27日至2011年3月26日。2011年5月5日，朱某又以該房為抵押，向夏玥借款50萬元，借款期限為2011年5月5日至2011年7月4日。2011年5月31日，朱某再次以該房為抵押，向夏玥借款60萬元，借款期限為2011年5月31日至2011年7月30日。2011年9月22日，朱某再次以該房為抵押，向案外人宋勤強借款110萬元，借款期限為2011年9月22日至2011年10月21日。2011年11月21日，朱某與王某協議離婚，雙方達成如下協議：“??夫妻共同所有的位于上海市寶山區場中路3658弄42號402室的房地產所有權歸女方所有，房地產權證的業主姓名變更的手續自離婚后三個月內辦理??”。2011年12月1日，朱某以公證方式委托宋勤強辦理場中路房屋的轉讓事宜，2011年12月27日，朱某與上海網是科技貿易有限公司簽訂場中路房屋的買賣合同，交易價格135萬元，代理上海網是科技貿易有限公司參與買賣的為夏玥。2011年12月28日，中國農業銀行上海市分行寶山支行就場中路房屋出具貸款結清證明。2012年1月5日，宋勤強和夏玥分別以抵押權人的身份就場中路房屋出具房地產抵押權終止證明，同日，兩人分別作為朱某和上海網是科技貿易有限公司的代理人就場中路房屋申請產權轉移，2012年1月20日上述申請被核準。

上述事實，由借款抵押協議、房地產抵押借款合同、結清證明、房地產抵押權終止證明、上海市房地產登記申請書、上海市房地產買賣合同、公證書（附委托書）、上海市房地產登記薄房屋狀況及產權人信息、自愿離婚協議書、銀行交易明細清單、區域支行業務聯系單等證據予以佐證，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本案存在以下爭議焦點：

（一）、朱某向劉某實際借款的本金為多少？

（二）、朱某是否已就所借劉某的款項歸還部份本金？

（三）、王某是否應當對朱某所欠劉某的款項承擔連帶還款責任？

關于爭議焦點

（一），本院認為，涉案的三張借條中，朱某均分別親筆寫明“收到劉某人民幣現金拾萬元整”、“收到劉某人民幣現金柒萬元整”、“收到劉某人民幣現金貳萬柒仟壹佰元整”，朱某作為一個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對于上述文字所代表的含義應有清晰的認識。現朱某主張前兩筆借款中，劉某均已扣除利息，最后一筆借款則系由劉歡歡的工資、房租及借款利息所構成，并未真的收到現金，但該主張與借條所載的內容截然不同，且朱某未提供任何證據予以作證，故本院對其相關事實主張難以采信，朱某向劉某借款的本金應當按借條所載的19.71萬元計。

關于爭議焦點

（二），本院認為，朱某關于其已向劉某歸還部分借款的主張中包含三筆款項，其中，其所主張的曾于2012年4月期間給付劉某一張抬頭為上海奧普生物醫藥有限公司的面額為五千余元的支票，因劉某予以否認，且朱某未能提供證據予以作證，故本院對此不予采信。至于2010年8月2日，朱某向劉歡歡賬戶所匯的3萬元，因涉及案外人，且劉歡歡身為朱某員工，雙方之間互有資金往來，實屬正常。再者，本案系爭的第一筆借款之借條系補簽于2010年10月，如此時朱某已在兩月前就通過劉歡歡歸還了劉某三萬元，則在借條中不可能不予以體現，故本院對于朱某所主張的2010年8月2日匯入劉歡歡賬戶的3萬元系用于歸還系爭借款，不予采信。朱某主張的第三筆還款系其于2011年9月22日向劉某賬戶匯款的10萬元，劉某對此不予認可，認為該筆款項系朱某用于歸還其于2011年6月8日出借給朱某的另一筆借款，對此本院認為，本案系爭的借款本金分別為10萬、7萬、2.71萬元，如朱某已于2011年9月歸還10萬元，從理論上而言，其至少已清償了其中的一筆借款，對于如此重大的事項，一般人通常不會有所遺忘，現朱某稱其在原審階段因未拉銀行賬單而遺漏了此筆費用，明顯與常理不符。再者，已歸還10萬元的事實與朱某在訴訟中一再主張的本案第三筆借款中包含前兩筆借款2012年1月至4月的利息，其曾于2012年4月通過支票形式歸還劉某前兩筆借款2012年1月至4月的利息等事實本身就存在矛盾之處，朱某對此始終未能作出合理的解釋。加之根據雙方提供的證據，可以證實劉某與朱某除本案系爭的借款外，另有其他經濟往來，故本院對于朱某所主張的其于2011年9月曾向劉某還款10萬元的事實難以確認，朱某應當對其向劉某所負的19.71萬元債務及利息承擔還款責任。

關于爭議焦點

（三），本院認為，系爭借款是否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應當符合法律的公平正義，遵循權利義務相對等的原則。相對于朱某、王某的收入而言，系爭借款從數額上已遠超兩人日常生活所需的范疇，而出于保證資金安全的目的，劉某在前債未清，朱某又要求借款的情況下，也應當要求朱某與王某共同出具借條，以示慎重。劉某主張朱某系以做生意需墊資為由向其借款，然根據劉某的陳述，朱某曾多次向其借款，其中甚至還有10元、100元的零頭，此明顯于所謂的“做生意”之理由不符。本院僅依據在案證據，難以確認朱某與王某就系爭款項具有共同舉債的合意。再者，根據查明的事實，朱某于2010、2011年間，對外大肆借款，并將其名下唯一一套住房用于抵押，朱某與王某于2011年11月21日離婚時，雖協議將該房歸王某所有，但彼時該房名下除銀行貸款外，尚有巨額抵押未予償清，朱某在離婚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不顧離婚協議之約定，即開始辦理場中路房屋的轉讓事宜，且代理其與買受方上海網是科技貿易有限公司進行買賣的代理人恰為抵押債權人宋勤強與夏玥。加之，本案審理過程中，劉某雖主張朱某系以做生意為由向其借款，但同時也承認其在2011年年底知道朱某參與賭博的事情，由此可以推定，朱某確有王某所述賭博之惡習。因在案證據無法證明系爭債務發生后，王某與朱某共同分享了借款的利益，或有將借款用于共同生活的情況存在，故本院難以經由常情推定系爭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劉某要求王某就借款承擔連帶還款責任的訴請，不應予以支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九條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維持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2012）閔民一（民）初字第14543號民事判決第一、二、三項；

二、撤銷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2012）閔民一（民）初字第14543號民事判決第四項；

三、駁回劉某的其余訴訟請求。

負有金錢給付義務的當事人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一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2,121元、二審案件受理費人民幣4,242元，均由上訴人朱某負擔。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第二篇：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

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

裁判要旨

《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將夫妻一方在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對外所負債務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這一規定適用的前提條件是當事人雙方均無法證明該筆債務是否用于債務人夫妻共同生活或生產。

案情

異議人羅曉珊與被執行人陳軍于1997年12月25日結婚，后于2010年6月20日離婚。2004年夏天，被執行人陳軍之妹陳曉麗以自己名義為丁守軍從洪澤縣農村信用合作聯社（以下簡稱信用社）貸款30萬元。2004年11月24日，陳曉麗發生車禍成植物人。后經被執行人陳軍和丁守軍共同償還，該筆貸款還剩12.5萬元未還。2005年6月信用社通過借貸還貸的方式將剩余貸款從陳曉麗名下轉至被執行人陳軍名下，并由本案另外兩名被執行人黃華和張正樓進行擔保。2006年6月被執行人陳軍通過償還利息再借貸的方式對該筆貸款進行轉貸，還款時間為2008年5月26日。該筆貸款到期后，陳軍未能及時還款，信用社訴至洪澤法院，并于2012年4月19日向洪澤法院申請執行。在執行過程中，洪澤法院以該筆債務系異議人羅曉珊與被執行人陳軍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的共同債務為由，于2012年6月14日裁定追加異議人羅曉珊為本案被執行人，并于同日凍結異議人羅曉珊銀行存款23萬元。異議人羅曉珊于2012年7月6日向洪澤法院提出執行異議。

裁判

江蘇洪澤法院經審查認為，本案現有證據已證明該筆貸款并未用于異議人羅曉珊與被執行人陳軍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的家庭共同生活消費或生產經營，故本案并不適用《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規定，不能將該筆債務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被執行人陳軍于2005年和2006年與申請執行人信用社兩次簽訂借款合同，異議人羅曉珊均未到場，更未簽字，故申請執行人信用社未能證明異議人羅曉珊與被執行人陳軍具有舉債的合意；另一方面，異議人羅曉珊提交的證據及洪澤法院的調查已證實被執行人陳軍并沒有將該筆貸款用于家庭共

同生活消費或生產經營，而是將該筆貸款用于償還其妹陳曉麗在信用社的剩余債務。洪澤法院裁定異議人羅曉珊的執行異議成立，撤銷追加異議人羅曉珊為本案被執行人的（2012）澤執前督字第156號民事裁定。

評析

我國《婚姻法》第四十一條規定“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共同償還”，依此規定，若債權人主張共同債務，需證明債務人夫妻是否合意舉債或該筆債務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生產。現實生活中，債權人可以通過要求債務人夫妻共同簽字來確認債務人夫妻是否合意舉債，但對于一方舉債后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生產則毫無辦法，債權人對此很難舉證，造成很多共同債務無法認定，法律在此喪失了應有的公正性。

2003年《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此規定將該債務是否用于債務人夫妻共同生活或生產的舉證責任分配給債務人夫妻，并且已明確表示出債務人夫妻無舉債合議。根據舉證責任規則，這一規定適用的前提條件是當事人雙方均無法證明該筆債務是否用于債務人夫妻共同生活或生產。如果債權人能夠證明該債務用于債務人夫妻共同生活或生產，或債務人能夠證明該債務并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生產，直接適用《婚姻法》第四十一條即可作出公平公正的裁判。如果此時還機械地堅持適用《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那么債務人不但要證明該筆債務沒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生產，還要證明夫妻雙方沒有舉債合意，明顯違背立法本意，顯失公平。

本案現有證據已證明該筆貸款并未用于債務人陳軍夫妻關系存續期間的家庭共同生活消費或生產經營，故不應適用《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而應直接適用《婚姻法》第四十一條，認定該筆貸款為被執行人陳軍個人債務，與異議人羅曉珊無關。

文章來源：律師在線咨詢

第三篇：最新意見：夫妻一方借款債務以及擔保債務不能認定為共同債務

最新意見：夫妻一方借款債務以及擔保債務不能認定為共同

債務

【案例】：2012年9月，湖南省耒陽市某有限公司股東鄭某為幫助朋友萬某向某銀行借款10萬元資金周轉提供了擔保，并與該銀行簽訂了保證擔保合同約定鄭某同意為萬某的借款提供連帶責任保證。2015年11月萬某借款期限已至，但由于萬某投資失敗，致使借款到期后無力償還。于是，某銀行遂向擔保人鄭某及鄭某妻子肖某發來律師催款函，以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形成的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為由，要求兩人承擔連帶保證責任，在接到律師函一周內歸還借款本金10萬元及利息，逾期將訴諸法院。那么對于本案夫妻一方為他人擔保形成的債務是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呢？湖南楚章律師事務所許小軍解釋說，目前實踐中存在二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債務形成于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可以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應由鄭某與肖某共同承擔連帶責任。法律依據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24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情形的除外。”不少法官和律師據此認為，只要夫妻另一方不能證明存在兩種除外情形，即使是夫妻一方的個人債務，對外也應按照夫妻共同債務處理。第二種觀點認為，該擔保之債系鄭某個人行為，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應由鄭某單獨承擔責任。夫妻共同債務具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須產生于雙方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即雙方結婚之日起至離婚時止的期間。但婚前為結婚后共同生活購置物品所負的債務，應當為夫妻共同債務。二是須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產、經營活動，包括為履行撫養、贍養義務等。那么認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債務是個人債務還是共同債務，還應考慮兩個標準：

1、夫妻有無共同舉債的合意，即如果夫妻有共同舉債之合意，則不論該債務所帶來的利益是否為夫妻共享，該債務均視為共同債務。

2、夫妻是否分享了債務所帶來的利益。其次，我國《婚姻法》第四十一條規定：“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共同償還。”夫妻共同債務是為了夫妻雙方共同生活或者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所負的債務，一般包括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為解決共同生活所需要的衣、食、住、行、醫等活動、履行法定義務和共同生產經營過程中所負的債務。夫妻個人債務則是指夫妻約定為個人負擔的債務或者一方從事與家庭共同生活無關時所負的債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先后于2014年、2015年作出了[2014]民一他字第10號答復、[2015]民一他字第9號復函，明確“如果舉債人的配偶舉證證明所借債務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則其不承擔償還責任”以及“夫妻一方對外擔保之債不應當適用《婚姻法解釋

（二）》第24條的規定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結合本案，鄭某為債務人萬某提供擔保這一行為并未得到其妻肖某的認可，未有夫妻共同舉債的合意，系個人行為。鄭某因為擔保承擔保證責任而形成的債務，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與生產經營所形成的債務，家庭也顯然沒有從中獲益，所以該債務應當認定為鄭某個人債務，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擔保人鄭某的妻子對以上債務不承擔共同清償責任。（文/許小軍）以下是相關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財產清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二十四條：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情形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關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性質如何認定的答復》（[2014]民一他字第10號)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你院（2014）蘇民他字第2號《關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的性質如何認定問題的請示》收悉。經研究，同意你院審判委員會的傾向性意見。在不涉及他人的離婚案件中，由以個人名義舉債的配偶一方負責舉證證明所借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證據不足，則其配偶一方不承擔償還責任。在債權人以夫妻一方為被告起訴的債務糾紛中，對于案涉債務是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應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二十四條規定認定。如果舉債人的配偶舉證證明所借債務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則其不承擔償還責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關于夫妻一方對外擔保之債能否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的復函》（[2015]民一他字第9號）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你院（2014）閩民申字第1715號《關于再審申請人宋某、葉某與被申請人葉某某及一審被告陳某、李某民間借貸糾紛一案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同意你院審判委員會多數意見，即夫妻一方對外擔保之債不應當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二）》第二十四條的規定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

第四篇：婚姻存續期間一方借款不當然成為夫妻共同債務

婚姻存續期間一方借款不當然成為夫妻共同債務

李某與沈某原系夫妻關系，2010年6月辦理了離婚登記手續。在婚姻存續期間，李某自1999年下崗后無正當職業，經常參與賭博，2009年11月及2010年3月，被公安機關行政處罰及調查處理；而沈某一直在經營理發店，有較穩定的經濟收入。2010年4月9日，李某以做生意為由向張某借款10萬元，并出具借條，黃某作為擔保人在該借條上簽名。后張某多次向李某催討借款無著，遂向法院起訴，請求判令李某、沈某和黃某共同返還借款10萬元。審理查明，李某未將上述借款用于做生意，也未將借款事實告知過沈某。

本案的爭議焦點是：李某向張某所借之款是夫妻共同債務還是個人債務。筆者認為本案涉及的債務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主要從以下三方面分析認定：

一是被告李某借款一事沈某并不知情。李某自1999年下崗后無正當工作，經常是賭博而夜不歸宿，本案中，無證據證實李某將上述借款用于家庭生活或做生意等情況，也無證據證實沈某知曉該筆借款的存在。二是該筆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生產經營。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是指夫妻為了維持正常的家庭生活、家庭支出包括全家的衣、食、住、行和教育等方面所負的債務。夫妻共同經營所負的債務包括雙方共同從事工商業或農村承包經營所負的債務，購買生產資料所負的債務，共同從事投資或者其他金融活動所負的債務，以及在這些生產、經營活動中欠繳的稅款等。這里的共同經營既包括夫妻雙方一起共同從事投資、生產經營活動，也包括夫妻一方從事生產、經營活動但利益歸家庭共享的情形。本案中，現有證據不能證明上述借款用于家庭生活、生產經營或沈某分享了借款所帶來的利益。

三是有合理理由懷疑李某借款用于賭博。李某因多次參與賭博于2009年11月13日被公安部門予以行政處罰；2010年3月17日又因參與賭博被公安部門調查處理。2010年6月7日李某離家出走后，不斷有人到其家中向沈某催要賭債，沈某無奈向公安機關報案。由此，懷疑李某該筆借款用于賭博是合理的，該筆借款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生產經營。

綜上，法院審理該案后認為：李某向張某出具的由黃某提供擔保的借條，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內容合法，依法確認有效。張某向李某出借借條所記載的款額后，李某在張某催討的情況下仍未歸還借款，李某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黃某在該借條上簽字擔保，但未寫明擔保方式和擔保范圍，依法應認定為對全部債務承擔連帶責任。本案借款雖發生于李某與沈某夫妻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但有證據顯示李某有賭博的不良嗜好，且現有證據無法證實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生產經營，故借款應認定為李某的個人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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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現狀及其完善

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現狀及其完善

【摘要】近年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公民自由意識的增強，離婚糾紛案件數量成上升趨勢。在離婚訴訟中，往往涉及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及分割，也關系著債權人及夫妻雙方的合法權益。本文對夫妻共同債務的內涵進行了闡釋，并在現有立法及司法現狀的基礎上，對如何認定夫妻共同債務進行了分析和探討，以期對司法中對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有所裨益。

【關鍵詞】 夫妻共同債務 品格證據 家事代理權

一、夫妻共同債務的內涵

(一)夫妻共同債務的概念

關于夫妻共同債務的含義，有學者認為，“夫妻共同債務是指因婚姻共同生活及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履行法定撫養義務所負債務。”也有的學者認為，“夫妻共同債務是指夫妻共同生活中,因生活、生產、經營所欠的債務。”還有人認為，“夫妻共同債務,是指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雙方或一方為維持共同生活的需要或出于為共同生活的目的從事經營活動所引起的債務。”筆者認為，所謂夫妻共同債務，通常是指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或者雙方為維持共同生活需要，或出于共同生活目的而從事經營活動所引起的債務。即主要是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為解決共同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等活動以及共同生產、經營過程中所負的債務。與夫妻共同債務相對的是夫妻個人債務，是指配偶一方與共同生活無關或者依法約定為個人所負擔的債務。由此可見，夫妻有無共同舉債的共同意思表示以及所舉債務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是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核心。如果夫妻合意共同舉債，或者盡管夫妻沒有共同舉債的合意，但該債務發生后，夫妻雙方共同分享了該債務所帶來的利益，均應當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

(二)夫妻共同債務的特征

1.時間特征。夫妻共同債務必須發生于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即從夫妻雙方結婚之日起至雙方離婚之日止的期間之內。

2.行為特征。夫妻共同債務的形成有特定的原因，這些原因基本包括生活性債務和經營性債務兩大類。生活性債務主要是夫妻雙方為了維持家庭生活的需要，具體內容包括共同生活、養育子女、贍養老人等;經營性債務是夫妻雙方從事的為了增值共同財產的經營性活動形成的債務。

3.債務的性質。由于夫妻財產關系除非有特別約定，是一種共同共有關系，從而決定了夫妻共同債務為連帶債務，夫妻雙方任何一方都負有對共同債務的全部給付義務，夫妻一方給付后有向另一方追償的權利。

4.在效力上的特征。夫妻共同債務是相對于夫妻雙方之外的債權人而言的，是一種外部責任，夫妻任何一方都要對其全部共同債務的給付義務，而不區分夫妻雙方之間的債務責任。

二、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現狀

(一)立法規范

《婚姻法》第41條規定：“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共同償還。共同財產不足清償的，或財產歸各自所有的，由雙方協議清償;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婚姻法》解釋(二)第23條規定：“債權人就一方婚前所負個人債務向債務人的配偶主張權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債權人能夠證明所負債務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婚姻法》解釋(二)第 24 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 19 條第3 款規定情形的除外。”《婚姻法》第19條第3款規定：“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對外所負的債務，第三人知道該約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財產清償”。《婚姻法》第41條對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采“共同生活標準”，更符合婚姻本質;而《婚姻法》解釋二第 24 條則采“身份標準”，只有在第三人知道夫妻雙方約定分別財產制的情況下，方才認定為夫或妻一方的個人債務，更有利于保護債權人利益。

(二)存在的不足

1.過度保護債權人利益

從意思自治的角度看，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與債權人形成約定之債時，債權人信賴的是舉債方的信用和償還能力，他所依賴的是借貸方的隱性擔保即舉債方的個人全部財產。因此，債務清償時用舉債方的個人全部財產清償，已經充分保護了債權人的利益。但是，我國一般將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夫妻雙方對該類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即不僅要求用舉債方的個人全部財產清償，而且還要求用舉債方配偶的全部財產清償。這種清償制度，在債權人對舉債方的清償能力的期待值沒有受到損害的情況下，無異于讓債權人享受額外的受益。《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的規定，讓夫妻之間非舉債方承擔連帶責任的規定，實際上將債務的擔保延伸到舉債方的配偶的個人財產上，對債權人債權的保護范圍超過了債權人對舉債人清償能力的合理期待，嚴重損害了夫妻另一方的合法利益。

2.擴大了家事代理權的范圍

《婚姻法》解釋(二)第 24 條規定的處理方法是“夫妻共同債務推定原則”，即把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所負的債務首先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意味著舉債方可以代理其配偶對外舉債，另夫妻之間非舉債方能夠舉證證明存在但書條款規定的情形的可能性極小，這無疑是加大了非舉債方的舉證責任，擴大夫妻之間家事代理事務的范圍，體現在以下三種情形：第一，夫妻之間非舉債方對舉債方的舉債毫不知情，且沒有分享債務帶來的物質利益;第二，夫妻一方企圖侵占對方財產，與第三人串通偽造債務;第三，夫妻一方因違法行為所欠債務。對前一種情形，根據《婚姻法》解釋(二)第24 條的規定可以得知，不知情和沒有分享利益并不能成為否認夫妻共同債務的正當理由。對第二種情形，夫妻之間非舉債方需舉證證明借貸關系是虛假的，其舉證難度很大。對第三種情形，一方因違法行為所負債務推定為共同債務，因賦予了一方過大的家事代理權，極易損害夫妻另一方的利益。

3.否定了夫妻的獨立人格

《婚姻法》第13條規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是對夫妻關系主體地位的確立。即夫妻雙方在其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享有獨立的人格，可以獨立行使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并獨立的對自己的行為結果負責。我國《婚姻法》肯定了夫妻別體主義，即夫妻雙方在婚姻關系和家庭關系中處于平等地位，依法享有平等的權利，負擔平等的義務。但男女平等主要體現在男女人格上的獨立和地位上的平等。我國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中對“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的認定原則是“共同債務推定”和但書條款，沒有在夫妻雙方的合法權益和債權人的債權之間找到衡平點。

三、完善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建議

(一)合理分配舉證責任

隨著時代的發展，離婚案件越來越多，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也愈顯重要，特別是以夫妻一方名義對外舉債的債務性質的認定。筆者認為可以通過明確舉證責任，以合理認定夫妻共同債務抑或個人債務。具體表現如下：第一，若債權人主張該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夫妻雙方均表示此債務為舉債人個人債務，那么舉證責任由夫妻雙方承擔。以此保護債權人的利益，防止夫妻雙方串通來逃避債務。第二，若債權人和舉債人均表示該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時，那么舉證責任就應該由舉債人承擔，由舉債人證明該債務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夫妻共同因此受益。以此避免舉債人和債權人惡意串通，更好的保護非舉債方的利益。

(二)構建相關制度

1.增加品格證據的適用

品格證據是指證明某些訴訟參與人的行為習慣的綜合。其證明內容，包括前科劣跡、名聲和評價三類。品格證據在國外刑法中得到廣泛應用，主要是由于品格證據比較客觀地反映了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我國普通公民的法律意識比較淡薄，更多的是道德在約束著人的行為。人民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時考慮當事人的人品優劣，再結合其它證據來判斷該債務是否存在夫妻雙方串通損害第三人利益或夫妻一方與債權人串通損害夫妻另一方利益的情形，從而做出令人息訴服判的結果。

2.設立夫妻債務共同簽字制度

在司法實踐中經常出現夫妻一方與第三人惡意串通偽造債務侵占對方財產的現象，且這種現象愈來愈嚴重。因此，在《婚姻法》中明確規定夫妻一方與第三人發生借款、經營等行為時，標的數額較大的情況下應由夫妻雙方共同簽字，否則不能認定為為夫妻共同行為。但下列情形除外：其一，非舉債方自認該債務屬于夫妻共同債務;其二，舉債方有非舉債方關于舉債的授權委托書;其三，債權人、舉債方有確切證據證明所借款項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夫妻共同受益。

3.明確夫妻家事代理制度

日常家事代理制度是指配偶一方在與第三人就家庭日常事務為一定法律行為時，享有代理對方權利的行使其法律后果由配偶雙方承擔連帶責任的權利。我國婚姻法沒有明確規定夫妻之間的家事代理制度，只在《婚姻法》解釋(一)第17條對“夫或妻對夫妻共同所有的財產，有平等的處理權”進行了簡要的概述，該條文在司法實踐中的可操作性并不強。另外《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將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即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如果其活動內容超越了家事代理權限，該債務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有損非舉債方的權益。因此，為了限制家事代理權的濫用，在我國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中，有必要明確夫妻之間的家事代理制度。

——中國法院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