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借用他人信用卡透支是否構成犯罪？

借用他人信用卡透支是否構成犯罪？

【基本案情】

大學生曹某在某銀行辦了一張貸記卡，并用此卡透支本金9600元。不久，曹某向朋友徐某借錢，徐某借給曹某一張以徐某名義辦理的同一家銀行的貸記卡，曹某又用該卡透支本金9700元。兩筆款項到期均未償還。2010年10月，銀行向曹某和徐某催討多次未果后報案。曹某涉嫌信用卡詐騙被提起公訴。

【分歧意見】 本案審理過程中，對于曹某用本人貸記卡進行透支這一事實的認定沒有異議，但對后一起透支的認定存在較大爭議。一種意見認為兩卡的實際透支人均為曹某，且透支后錢款供曹某花銷，銀行與徐某多次催討未還，應將兩次透支金額相加，追究曹某信用卡詐騙的刑事責任。另一種意見認為曹某從徐某處借得貸記卡，曹某不是持卡人，后一起支取不應認定為曹某惡意透支，曹某不構成信用卡詐騙。

【律師評析】

深圳知名刑辯律師馬成同意后一種意見。

首先，曹某用本人貸記卡透支9600元單獨不能構成信用卡詐騙。曹某用本人貸記卡透支顯然屬于惡意透支，但依據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的規定，只有數額達到較大程度的惡意透支才被追究刑事責任。最高法、最高檢《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第六條對惡意透支的“數額較大”界定為“1萬元以上不滿10萬元”，因此，曹某用自己的信用卡透支9600元這一事實單獨不能構成信用卡詐騙罪。

其次，曹某使用徐某貸記卡透支不構成信用卡詐騙。對信用卡詐騙的犯罪情形，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歸納為四種：

（一）使用偽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的；

（二）使用作廢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惡意透支的。很顯然，情形

（一）（二）不適用于曹某。曹某使用徐某信用卡不適用信用卡詐騙罪情形

（三），“冒用”的特征是以不正當的方式獲取或使用了信用卡，含有瞞騙、欺詐之意，曹某因向徐某借款而后借得信用卡，是善意取得徐某貸記卡支取權，不是拾得，也不是騙取，更沒有采用竊取、收買等非法手段，不符合“冒用”特征。曹某使用徐某信用卡亦不適用信用卡詐騙罪情形

（四），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明確規定“惡意透支”的主體須為“持卡人”，“持卡人”是卡的合法持有人，即與卡對應的銀行賬戶相聯系的客戶。此處“持卡人”為行業術語，引入法律條文，不可作超出原有含義且不利于被告人的擴大解釋。本案中，曹某是支取人，徐某是持卡人，兩人間沒有取款不還的事前溝通，也不存在共同犯意，因此若將曹某認定為徐某信用卡“惡意透支”的犯罪主體，顯然不適格。

綜上分析，曹某使用本人的信用卡透支，因未達到1萬元的追訴起點免予追究刑事責任，對使用徐某信用卡透支不負刑事責任，徐某追訴后曹某應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兩次透支性質不同，金額不能累加，曹某信用卡詐騙罪不成立。

【相關法條】

第一百九十六條【信用卡詐騙罪、盜竊罪】 有下列情形之一，進行信用卡詐騙活動，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 元以下罰金；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 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使用偽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虛假的身份證明騙領的信用卡的；(二)使用作廢的信用卡的；(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四)惡意透支的。前款所稱惡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催收后仍不歸還的行為。

盜竊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第二篇：交通信用卡如何透支

北京信用卡套現公司 北京信用卡套現

1,拿到信用卡后就可以直接透支了

2,不須要擔保人

申請信用卡的流程：

填寫申請表

給銀行你的材料,和種種復印件

銀行寄送給信用卡中心

信用卡中心進行審核,制卡,發卡

你拿到卡片后,開卡,等密碼函

申請條件

一般申請條件都比擬接近，具體的按各家銀行的規定實際操作。

每家發卡銀行都有自己的發卡尺度，一般有以下幾點：

1，年滿18周歲

2，有固定職業和穩固收人，工作單位一般在常住地的城鄉居民。

3，填寫申請表，并在“申請人簽名”處親筆簽名。

申請信用卡，須要供給以下材料：

1，身份證件復印件、工作證實、收進證實等。

2，假如您還能供給銀行存單、房產證明、學位證明等，您的申請審批進程將更加便利快捷。

3，假如您屬于外地戶籍、境外職員在申請當地工作，及現役軍官以個人名義申領信用卡的，有些發卡銀行可能會請求您出具當地公安部分簽發的臨時戶口或有關部分開具的證明(含工作證實)。

本文轉自：

第三篇：偶然防衛是否構成犯罪

偶然防衛是否構成犯罪

一、基本案情

案例一，甲乙共謀搶劫丙，丙反抗，三人發生爭斗。甲抱住丙，乙拿刀捅丙，結果丙一閃捅到了甲，甲死亡。

案例二，張某李某兩人有仇，張某計劃殺李某。一日夜間張某看見一個背影確認為李某，后開槍殺李某并將其擊斃。而此時李某正在對一夜間下班的女青年實施強奸。

二、分歧意見

案發后，對上述兩個犯罪嫌疑人丙傷害甲的行為和張某殺害李某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存在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以行為無價值為中心理解違法性實質，主張防衛意識必要說的人認為，偶然方位行為沒有防衛意識，事實上也發生了結果，故成立犯罪既遂。即丙構成故意傷害罪的即遂，張某構成故意殺人罪的即遂。

第二種意見主張違法性的依據不僅在于行為無價值而且在于結果無價值的人認為，在偶然防衛的場合，雖然具有行為無價值（行為人具有惡的故意），但由于其結果是正當的，因而缺乏結果無價值，只能成立犯罪未遂。即丙與張某分別構成故意傷害的未遂和故意傷人的未遂。

第三種意見重視結果無價值的人認為，偶然防衛如同將尸體當做活人進行射擊，雖然具有故意，也存在法益侵害的危險，但沒有“違法的結果”，故只能成立犯罪未遂。

第四種意見中堅持結果無價值的觀點認為，偶然防衛缺乏結果無價值（結果是正當的），因為缺乏違法性，所以不成立犯罪。

三、筆者的觀點

筆者認為，認定上述犯罪嫌疑人能否構成犯罪即解決偶然防衛是否能構成犯罪。根據大陸法系刑法理論，偶然防衛是指“緊迫不正的侵害雖然現實存在，但不知侵害存在而實施侵害行為，結果產生與正當防衛相同的情形的場合”。

依據這一定義，偶然防衛的構成要件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客觀上存在“緊迫不正”的侵害。這是構成偶然防衛的首要條件。如果客觀上并不存在緊迫不正的侵害，行為人故意加害或者誤以為存在緊迫不正的侵害而加以“反擊”的，則分別成立故意犯罪和假想防衛。

第二，主觀上并沒有意識到“緊迫不正”的侵害。這是構成偶然防衛的主觀要件。如果行為人認識到了“緊迫不正”的侵害而反擊的，則可成立正當防衛。也就是說，雖然客觀上存在“緊迫不正”的侵害，但行為人對此一無所知。第三，行為人所實施之行為在客觀上阻止了不法侵害。這是構成偶然防衛的結果要件。如果行為并沒有阻止不法侵害，那么就根本談不上防衛問題，可直接認定為犯罪行為。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所謂偶然防衛，是指行為人不知道他人正在實行不法侵害行為，其對不法侵害人所實施的欠缺防衛意思的不法侵害行為，在客觀上恰好制止了此人的不法侵害的情形。首先，偶然防衛是一種不法侵害行為，這種不法侵害既可以是故意的，同時又可以是過失的；其次，偶然防衛欠缺防衛意思，也就是說行為人的行為并不是為了制止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其行為或是存在不法侵害的目的，或者根本沒有任何目的；再次，偶然防衛還有一個條件，即行為人不知道他人正在實行不法侵害，也即行為人對行為的環境沒有正確的認識，或者存在錯誤的認識；最后，“行為人的不法侵害行為正好制止了他人的不法侵害，偶然防衛之所以有研究的意義，就在于它有一定的積極的社會效果，行為人的行為雖是一種不法侵害行為，但其客觀上卻有應予以肯定評價的價值”。

對于偶然防衛到底是何種性質的行為，學者們有不同的觀點。在日本刑法理論中，第一種觀點認為，防衛意思不是正當防衛的必要條件，因此，偶然防衛仍不失為正當防衛；第二種觀點認為，違法的本質在于結果無價值，而偶然防衛的結果保衛了合法利益，因而不具有違法性；第三種觀點認為，偶然防衛不是正當防衛，不阻卻行為的違法性；第四種觀點是所謂的“二分說”，即對保護他人利益的偶然防衛應視為正當防衛，以無罪論處，對保護自己利益的偶然防衛則以犯罪論。

筆者認為，由于偶然防衛行為所造成的結果（致不法侵害人傷亡等），在客觀上被法律所允許，而且事實上保護了另一種法益，故將該行為認定為犯罪即遂存在疑問。如果考慮行為無價值，將偶然防衛行為認定為犯罪未遂，也未嘗不可。但筆者堅持結果無價值論，主張偶然防衛行為不成立犯罪。因為雖然行為人主觀上具有犯罪故意，但其客觀行為沒有侵犯刑法所保護的法益，相反刑法還允許以造成損害的方式保護另一法益。概言之，偶然防衛行為缺乏法益侵害性（類似于不可罰的不能犯）。退一步而言，從刑法第20條的表述來看，防衛意識似乎是正當防衛的必要條件；但這并非意味著不具有防衛意識的行為必然成立犯罪。換言之，即使認為偶然防衛不成立正當防衛，也不能因為它不是正當防衛便直接以犯罪論處。基于同樣的理由，過失行為制止了不法侵害的，也成立正當防衛。

四、偶然防衛的處理

在德、日等大陸法系國家，基于對偶然防衛性質、正當防衛是否必須以防衛意識為必要以及違法性本質的不同認識，對如何處理偶然防衛，大體上有以下幾種學說：第一，不可罰說。此說主要基于正當防衛之防衛意識不要說或者違法的本質在于結果無價值之立場，認為偶然防衛符合正當防衛的條件以及偶然防衛制止了不法侵害，保護了合法利益，不存在對刑法所保護的法益造成侵害的結果之結果無價值，認為不應該處罰偶然防衛。第二，犯罪既遂說。此說基于正當防衛之防衛意識必要說或者違法的本質在于行為無價值之立場，認為偶然防衛不屬于正當防衛，同時偶然防衛也發生了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結果，因而也能肯定其結果無價值，應按既遂犯處罰。第三，未遂說或準用未遂處罰規定說。此說主要基于正當防衛之防衛意識必要說之立場，認為偶然防衛不屬于正當防衛，欠缺結果的違法性，而屬于違法行為之“對象不能犯”，成立未遂犯，按未遂犯處理或準用未遂的處罰規定處理。第四，二分說。此說認為，對那種保護他人利益的偶然防衛應以無罪論處，而對保護本人利益的偶然防衛，則按未遂犯處理。

對于偶然防衛的處理問題，我國只有少數學者進行了研究。他們從刑法規范的規定以及行為的主客觀統一等方面首先論證了成立正當防衛必須以防衛意識為必要，進而認為偶然防衛由于不具有防衛意識，肯定不是正當防衛，而是具備犯罪構成應受刑事處罰的行為。在認定偶然防衛具備犯罪構成應受刑事處罰的行為基礎上，他們認為，在偶然防衛的場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犯罪故意，并在這種故意的支配下實施了刑法所禁止的行為，而且已經引起了預期的符合犯罪構成要件的結果的發生，其行為完全符合犯罪既遂的特征，因而對偶然防衛應按犯罪既遂處罰。但是筆者認為偶然防衛刑事責任的認定應當堅持結果無價值論，即偶然防衛符合正當防衛的條件以及偶然防衛制止了不法侵害，保護了合法利益，不存在對刑法所保護的法益造成侵害的結果之結果無價值，認為不應該處罰偶然防衛。

綜上，以上兩個案例中丙傷害甲的行為和張某殺害李某的行為筆者認為不構成犯罪。

安徽省霍邱縣人民檢察院

方 磊

第四篇：透支信用卡不還款

透支信用卡不還款，定罪當慎

劉金林

檢察日報

“有的持卡人在銀行發出催收通知后，每月只還10元錢，甚至更少，這是否就認為有還款行為而不屬于惡意透支呢?”4月26日，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共同舉辦的“信用卡詐騙罪的認定與立法完善”研討會上，來自一些商業銀行的參會人員就業務開展中遇到的上述現象提出了疑問。多數與會代表認為，由于還款數額遠遠低于應還款數額，因此上述情形不能認為是經催收后有還款行為。研討中，與會人員主要圍繞信用卡詐騙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理解與認定、刑法謙抑性原則的把握以及催收的理解與認定等話題展開討論。

一、“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理解與認定

惡意透支是信用卡詐騙罪認定中最容易引起爭論的話題。據朝陽區檢察院有關人員介紹，由于司法實踐中對2009年“兩高”《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中入罪條件掌握得較低，使得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詐騙案件的認定呈現爆炸式增長態勢。如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惡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行催收后仍不歸還的行為。《解釋》第六條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了推定式處理方式，只要行為人具有規定的六種情形之一，就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同時對銀行的催收次數、欠款時間以及欠款數額作了明確規定，即“超過規定限額或者規定期限透支，并且經發卡銀行兩次催收后超過3個月仍不歸還”。與會人員認為，這些條件應當同時滿足才能定罪，但是當前司法實踐中有一種簡單化處理的傾向，即只要行為人欠款1萬元(針對信用卡透支限額為1萬元的而言)以上，經兩次以上催收，超過三個月不還的，就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認定為信用卡詐騙罪。實際上，這是司法實踐對《解釋》的誤讀，這種誤讀的癥結在于未能認識到信用卡詐騙案須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雖然每月只還小額款項的行為可以認定為“經發卡行催收后仍不歸還”，但與會者認為，就此尚不能認定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因為認定犯罪還必須證明持卡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還有與會者提出，雖然行為人在催收后無還款行為，但是如果其不能還款是由于本人出現失業、家庭變故等特殊原因所造成，而且有還款意愿的，也不應按照犯罪處理。

二、刑法的謙抑性不可忽視

在對待“經兩次催收，超過三個月不歸還”的行為入罪問題上，來自銀行界的參會代表的觀點顯然受到其他與會者的嚴重質疑。雖然前者強調，他們僅對符合上述條件者中比較嚴重的行為才報案，要求追究刑事責任，但大多數與會者認為，在入罪問題上必須保持刑法的謙抑性，銀行對這種現象應有一定的容忍度。從根本上說，信用卡透支行為是民事上的借貸行為。將這種民事行為刑事化，已經是質的變化，而且這種犯罪的認定本身就具有推定的成分，已經蘊含著刑法的嚴厲性，因此在定罪處理上必須慎重。還有人指出，由于各家銀行為了搶占信用卡市場，大量發行信用卡，甚至采用各種利益引誘的手段，沒有進行實質性審核，這本身就造成信用卡使用上的風險，發卡行對此也是有責任的。而且，作為一種商業放貸行為，發行信用卡本身就應該有貸款不能收回的風險。銀行對信用卡設定信用額度，對超期不還款行為收取高額利息、滯納金，目的也在于降低風險。因此，對于持卡人在信用額度內的欠款

行為，銀行應當持有一定程度的容忍度。有與會者進一步認為，對行為人不還款的行為，銀行應盡量通過民事訴訟來追回損失，即使最終的結果是行為人無經濟能力，判決無法執行，這也是銀行應承受的損失。

三、催收的理解與認定

《解釋》第六條第二款第(三)項規定:“透支后逃匿、改變聯系方式，逃避銀行催收的”應認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但實踐中恰恰因為行為人的逃避催收使銀行無法完成“兩次催收”。與會者普遍認為對此情形應視為已經催收，但應將行為人已知的所有聯系方式全部嘗試，不能僅僅通過電話等單一方式聯系不上，就認為是逃避銀行催收。有與會者進一步指出，由于該解釋本身是一種司法推定，而且是入罪推定，因此要求其證明程度較高，在有反證可以推翻或行為人可以給予合理說明的情形下，則不宜直接認定構成犯罪。實踐中，有的銀行連續向持卡人發出催收通知，時間間隔很短，有的甚至一日內數次電話通知。多數與會者認為，對“兩次催收”的時間間隔，一般應把握讓持卡人有一定的籌措錢款時間為宜，如七日或十五日等，否則就違背了司法解釋確定三個月還款時間的立法本意，而且3個月的起算點也應當從第二次催收為持卡人所知悉時起算。

第五篇：關于安樂死是否構成犯罪問題的探討

關于安樂死是否構成犯罪問題的探討 王作富王勇

安樂死，從其外表來看，是一種殺人行為，但是，這種殺人行為往往是在被害人身患絕癥，且不堪忍受痛苦的條件下，由其主動要求或同意的，因此，這種行為是否成立為刑法上的殺

人罪，也就成為刑法理論_L必須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對于安樂死的問題在刑法上加以研究，國外早已有之，其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也都是為我

國刑法學界所不及的，尤其是隨著最近一個時期國外安樂死事件的不斷發生，圍繞實施安樂死 的醫生或家屬是否構成殺人罪的問題，國外刑法學家們更是爭論紛紜、眾說不一，討論和當

激烈。_t,L本存在以下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對安樂死持肯定的態度.認為安樂死雖然在形式上符合故意殺人罪的要件，但由于安樂死既是被害人的承諾行為，又是醫療業務行為，而這兩種情況可以使安樂死這種

行為的違法性得以阻卻，因此安樂死在法律上也就失去了違法性這一特征，不構成犯罪.所

謂被害人的承諾行為構成阻卻違法事由，主要是基于茲格爾的“利益虧損原理”(或稱“虧

損法益說”)，就是說，承諾人把自己所屬的利益的保護權自愿放棄，把侵害性變成放任

性，并經國家承認，視為正當行為，成立阻卻違法事由。安樂死是基于被害人同意的一種自

愿放棄生命的行為，因此這一行為也就因其同意而變成正當的，不構成犯罪.所謂醫療業務

行為構成阻卻違法事由，主要基于實施正當的業務行為不構成違法的這一理由.就是說，安

樂死是在病患者極端痛苦，不堪忍受的情況下，以消極的方法盡早結束其生命的醫療行為，而l}c療行為是正當業務行為阻卻違法的一個方面，因此，實施安樂死不構成殺人罪。

第二種觀點對安樂死持否定的態度。它認為，安樂死雖經被害人的同意，但并不能阻卻

其行為的違法性，仍應構成刑法上的殺人罪，但在處刑時可以從輕考慮。這種觀點主要基于

以下兒點理由:(1}人道主義的立場，向來以尊重生命為基本原則，而安樂死則是將尚未

死亡的人人為地剝奪其生命，因此是違反人道主義的，是與當今社會的倫理觀相違背的。(2} 從刑法的日的下;‘，荊法是保護人的生命的，無論什么人，只要未犯死罪，其生命就應得到保

護，而盡早結束人的生命，則是于法不容的。(3)生命是個人的法益，同時也是國家、社

會的公共法益，因個人是國家、社會的成員，應予保護，個人不能讓與和支配，所以被害人不

能就自己的生命作出承諾，他人若據此承諾對其實施安樂死，則應構成殺人罪。(4)安樂

死也不是一種醫療業務行為。醫療業務行為應當是積極的，其目的在于使病人的病情有所好

轉，而安樂死是消極地使病人死亡，怎能算是醫療業務行為?(5)從現代醫學知識和技術

角度看，y.1..} _ }.i·么是絕癥，不能說絕對沒有誤診的可能性，所以很難掌握身患“絕癥”這一 安樂死的條件.針對否定說所提出的安樂死違反倫理道德，違反人道主義的觀點，肯定說也作了有力 的反駁，認為讓一個時刻忍受極大痛苦的人生存下去，經受痛苦的折磨，是十分殘酷的，也

是違背了人的自由和權利的要求的，因此是極不道德、極不人道的。

以上兩種爭論，從目前的情況看，是肯定安樂死的一派占據了上風，據此，國外刑法學

界要求安樂死合法化的呼聲也是越來越高.但是，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幾乎所有國家的

刑法都沒有在立法上將安樂死看成是一種合法的行為，相反，大多數國家的刑法在殺人罪的規

定中都把“受囑托殺人”或“被害人同意的殺人”作為殺人罪的一種，例如，聯邦德國刑法 第216條規定:“經被殺人明示及真摯之要求而殺之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自由刑。”奧

地利刑法第77條規定:“由于他人之誠摯且令人感動之請求而殺之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

自由刑。”瑞士刑法第114條規定:“受本人誠摯及迫切之請求而殺人者，處輕懲役.”日

本刑法第202條規定:“教唆或幫助他人使之自殺，或受被殺者囑托或得其承諾而殺之者，處六月以上七年以下懲役或禁錮.”這些國家在處理所謂安樂死的案件時，往往是以殺人罪

來判邢的，但在實際懲罰時判刑很輕。

另據報道，1987年荷蘭議會通過了一項允許醫生為患有絕癥病人實行安樂死的法案.這

是當今世界上第一個允許安樂死的立法例.不過該項法律對于實施安樂死的范圍進行了嚴格 的限制.例如在該項法律通過后不久，有四名護士在沒有經病人本人提出明確要求的條件

下，一主動給處于嚴重昏迷狀態的病人注射了超量麻醉劑，使其死亡。雖然護士的行為旨在免

除病人的痛苦，但由于缺乏“須得到患者的同意，這一法定條件，因此，這四名護士被判犯

有謀殺罪，受到了三至六個月的監禁、緩期執行的刑事處分。

我國刑法學界對于安樂死的研究起步較晚.在前一階段出版的各種刑法教科書及有關專

著中，大部分都在殺人罪的章節中對安樂死問題進行了簡略的論述，其觀點大都認為實施安

樂死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但考慮到其對社會的危害不大，可以在處罰時予以從輕.但

是，自從《民主與法制》1987年第8期以《“安樂死”與殺人罪》為題報道了一起爭論較大的

安樂死案例之后，司法部門和刑法學界對于這一間題的研究逐步趨于深入。在刑法學界的討

論中，有不少同志對安樂死持肯定態度，主張不以犯罪論處，但從這幾年總的情況看，否定

安樂死，認為它構成殺人罪的意見還是明顯占上風，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兒點:

第一，允許實施安樂死明顯違背革命人道主義原則。革命人道主義以保h=}人的生命為最基

本準則，只有在保陌人的生命不受侵害的條件下，才能談人的平等、自由、權利以及在各方

面的充分發展.我國刑法體現了革命人道主義的精神，如果在刑法上允許安樂死，對之不以

犯罪來處理，那就會違背人道主義的基本準則，是不符合我國刑法的立法精神的.第二，允許實施安樂死同我國醫療工作的基本方針相違背.“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

道主義”所要求的是對一切病患者都要進行積極的搶救、治療，只要病患者還沒有死亡，只

要他還有一絲生存的希望，就不能放棄努力.但是，安樂死卻是要由醫護人員對尚未死亡 的人實施致死措施，這不僅同我國醫療工作的基本方針相沖突，而且也違反了社會主義的醫

德，因此不能為我們的刑法所接受.第三，人們沒有權利來處置自己的生命。一個公民對于自已的財產，可以自由處理，包

括委托別人把它毀棄，除了這種毀棄方法能危害公共安全者外，雙方都不違法。但是，人的

生命是一個人最基本的權利，是不能分割和轉讓的。尤其是人的生命同社會的利益和國家的

利益緊密相關，允許個人隨意處置自己的生命，將會給國家和社會利益帶來損害。因此，從

保護人的基本權利和維護國家和社會利益的角度言，都不應提倡安樂死合法化。

第四，一般來講，接受安樂死的人都是身患絕癥，無救治希望的病患者。但是，從科學

發展的角度來看，身患絕癥，無救治希望只是相對的。在過去，肺結核曾被認為是絕癥，無

任何救治希望，但是，隨著醫學的發展，肺結核已不再成為不治之癥.因此，什么是“絕

癥仲?很難有一個科學的醫學標準。再從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原理上看，人類在任何疾病面

前都應當是有所作為的。隨著醫務人員的不斷努力，治療疑難病癥的經驗將日益增加，漸漸 地就能攻克一個又一個的醫學難關，使不治之癥變成可治之癥。而允許實施安樂死，則將會

使醫務人員喪失“向疾病斗爭”的精神，因為一有所謂的“絕癥”出現，他們就可以推之于

安樂死。長此以往，不利于我們的醫學發展，同時也為那些責任心不強的醫護人員放棄自己 的責任大開了綠燈。

第五，允許實施安樂死，可能為患者家屬或醫護人員謀取私利大開方便之門.其中患者 的家屬可能出于對患者遺產的饞誕或者為了把患者作為一種負擔予以拋棄。有些醫護人員也

有可能因為受到患者家屬的賄賂或出于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而積極對患者實施安樂死，因此，安樂死將可能導致一系列不良后果，不宜在法律上予以承認。

應當指出，在我國刑法學界，尤其是在司法界，持上述觀點的同志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在這

種思想觀念的支配下，司法實踐對于最近出現的罕見的所謂安樂死案件一般都作出了有罪判

決.但是，一律把安樂死作為犯罪來處理是否恰當呢?我們并不否認上述否定安樂死的觀點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時也感到，把那些病人身患絕癥，瀕臨死亡，痛苦難忍情況下，醫

護人員出于同情之心而實施的安樂死一律作為犯罪處理，是與常規、人情、法理相悖的。因此，我們主張在嚴格的條件之下允許安樂死在一定的范圍內存在。凡符合這些嚴格條件限制的安

樂死，我們就應當予以肯定，而不再以犯罪來處理.當然，我們在承認這種安樂死的合理化 的同時，也不予以鼓勵，更不能大張旗鼓地加以宣傳，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嚴格地控制其發

生的范圍，并使其可能帶來的一些弊端減小到最低程度。我們認為，對安樂死加以嚴格條件

限制，將會有效地防止各種不良后果的發生，而且從理論上講，也可以為其存在提供一定的 根據:

第一，允許安樂死在一定范圍內有崔已，體現了革命人道主義的精神。尊重人的生命、固

然是人道主義的基本準則，但這只是就一般情況而言的.在病患者身患絕癥，瀕臨死亡，而又痛

苦難忍的情況下，一味地把人的生命看成是第一位的，從而想方設法延長病患者的生命，這除

了延長病患者的痛苦之外，又能給他帶來什么呢?在這樣情況下，究竟是安樂死符合人道主

義呢?還是讓病魔大施淫威，慢慢地折磨著、吞噬著病人的生命更符合人道主義?從人道主

義言，生命固然是應當受到保護的，但是當一個人瀕臨死亡，且又不可救治，對其生命的保

護已失去任何實際意義的情況下，其愿望的實現和尊嚴的維護就會成為主要的方面，因此，按

其愿望施以安樂死，不但是其愿望的實現，而且也使其至死保持了人格的尊嚴，這對于一個

即將死亡的人來說，是符合人道主義的.第二，關于一個公民有沒有處置自身生命權的問題，也是不能一概而論的。一般來講，人是社會的人，其生死存亡是和社會的利益、國家的利益緊密相關的，因此，在通常情況

下，人是不能處置自己的生命權的。例如，自殺就是一種對社會不負責任，從而不為我們所

接受的一種錯誤做法.但是，在特殊的條件下，人是否有權處置自己的生命呢?這個間題可

以找到許多為社會所承認的合法化的事例。例如，有一些體育項目，如賽車、拳擊、漂流、登山等運動，都是危險性極高的競賽項目，自古以來，已有不計其數的運動員在這些體育運

動中喪失生命.在這些體育競賽之前，運動員實際已把生命權和健康權交了出來，作出了因

競賽傷亡而不追究他人責任的承諾.既然在運動場上運動員可以處置自己的生命和健康，那

么，為什么身患絕癥的病人就不能處置自己的生命呢?國外有的刑法學者認為，體育競賽中 運動員對自己生命和健康的承諾只是人不得隨意處置自己生命和健康規則的一種例外情況.那么，我們不禁要間，為什么安樂死不能也成為一種例外情況呢?在病患者身患絕癥，疼痛

難忍的條件下，允許其對自己的生命作出處置，既體現了對個人權利的尊重，也不會有損于

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第三，從犯罪的本質特征來講，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是構成犯罪的基本條件.而有嚴格

條件限制的安樂死，不僅沒有什么社會危害性，相反，從客觀上講可能還有利于社會。首

先，從醫療工作上講，對那些身患絕癥，久治不愈，瀕臨死亡的病人施以安樂死，可以使醫

護人員從繁雜而無益的工作中脫開身來，把精力用于其他病患者.尤其是在目前醫療任務繁

重，病人看病難的情況下，這更富有意義。其次，安樂死也有利于死者的家屬和親友及早從悲

痛中恢復過來，投身到正常的學習、工作和生產中去。同時，由于家屬對病患者負有照料的

義務，為了一個即將死亡的無意義的生命去消耗有意義的生命，是對社會不利的.最后，對

患有絕癥的病人施以安樂死，一還可以減輕社會的負擔.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里，國家對于那

些老弱病殘者是承擔了一定義務的，但國家的人力、財力、物力都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允許

一定條件下的安樂死，則可以使國家有限的財力和社會有限的資源用到其他更多的老弱病殘

者身上.可見，一定條件下的安樂死是于社會沒有危害的，不具備犯罪所應具有的本質特征

—社會危害性，因此不應將之作為犯罪來處理.第四，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如果對一定條件下實施安樂死的醫護人員處以刑罰，卻

是達不到預防犯罪之目的的。首先，從特殊預防的角度講，實施安樂死的醫護人員一般都是

基于對痛苦難忍的患者的同情、憐憫的心理而實施行為，從主觀上講并無惡意，對社會并無任

何危險.如果對之定罪判刑就有可能使其原有的善良之心受到傷害，更有甚者，還可能對社

會和國家產生怨恨情緒，起到消極的作用.這與刑罰要達到特殊預防之目的的要求是相沖突 的.其次，從一般預防的角度講，刑罰的威懾作用是建立在群眾對其信服的基礎之上的.如

果對實施安樂死的醫護人員施以刑罰，群眾中對此不服的肯定大有人在，還可能—事實也

證明如此-導致其他醫務人員的不滿.在此條件下，刑罰的一般預防作用如何得以發揮

呢?當然，從根本上講，對一定條件下實施安樂死的醫護人員施以刑罰不能達到預防犯罪的

目的，是基于這種行為根本不能成立犯罪為理由的。因此，在實踐上對實施安樂死的醫護人

員定罪判刑，從刑法的角度看，是無益的。

第五，關于如何看待實施安樂死中可能出現的不良后果的間題。我們認為，在一般情況

下，由于對實施安樂死加以嚴格的條件限制，不大可能出現什么不良后果。例如，如果允許

病患者本人要求的安樂死，就不會導致患者家屬因爭奪遺產而實施安樂死的情況。當然，由于

社會情況的復雜性，也不能絕對排除安樂死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尤其不能排除在實施安樂

死的過程中出現一些差錯.但這并不能說是由安樂死本身造成的，而是在執行中由于人的錯

誤有意或無意造成的。而這種情況在任何場合任何人的活動中都會出現。

總之，我們贊成一定條件限制的安樂死，這不僅是基于以上的理由，而且，從國際上的

趨勢來看，這種觀點也是順應了國際刑法的發展的.從我們國內的情況看，在刑法學界，贊

成安樂死的人也在不斷增加.這種趨向，恐怕也能說明些問題吧.那么，對于安樂死規定什么樣的條件，才能保證其存在的合理性呢?我們認為，這些條

件應當包括實體上的和程序上的兩種條件。

所謂實體上的條件，是指應當具備什么樣的條件或標準，才能對病患者實施安樂死。這

些條件應當包括以下幾點:

(一)可以施于安樂死的只能是那些身患絕癥、臨近死期的病患者。所謂絕癥，是指所

患的疾病按照當時的醫學水平是無任何治愈希望的。當然，絕癥的標準是按照醫學水平的不斷

提高而有所變化的。在現時醫學條件下有一些被認為是絕癥的疾病，在將來醫學發達條件下如

果已不認為是不治之癥，那么，在將來決定對某人是否實施安樂死時，就不能再以老的一套標

準來定.絕癥，顧名思義，是指無任何治愈希望的疾病，如果某種病癥尚有一定的治愈的可能

性，就不能以絕癥來看待，也不能對患有此病的人實施安樂死。所謂臨近死期，是根據一

定醫學標準判斷某一病患者因患絕癥即將死亡，也就是說，實施安樂死的時間與被判斷的病

患者因病而亡的時間不能相差太久.至于具體離死期應該是多長時間，這尚有待于醫學界的

同志的探討。如果某一病人被檢查出患有絕癥，但根據一般醫學的標準，他尚能活數年，甚

至幾十年，在此情況下，即使他的病是不治之癥，因未臨近死期，就不能排除尚有救治的可

能性，因此也就不能對之實施安樂死。

應當指出的是，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有一些被醫生宣布患有不治之癥的病人，在放棄了

任何治療措施之后，竟然奇跡般地病愈健康了，至于那些被判定為只能活xx天或x月的病

人，卻活了數年甚至十兒年后才死亡的人也是多不勝舉。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就需要醫務人

員以一種對病人生命極端負責的精神去診斷病人的病癥，只要有一點點希望，就不能放棄對

病人積極的治療而主張對其實施安樂死。為了保證診斷的正確性，我們主張建立一個專門委

員會來對病人作出“絕癥”和“臨近死期”的診斷，以便把錯誤降到最低限度.(二)病患者必須是極端痛苦，且己達到不堪忍受的程度.這里的痛苦僅限于肉體痛

苦，精神痛苦不在此列。所謂精神痛苦，實際上是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來判斷的。有些病人

在知曉自己患有不治之癥時，可能會忍受著極大的精神上的折磨，而有些病人，由于其樂觀的、視死如歸的性格可能臨死也不會有任何精神痛苦;在某些情況下，病人是否承受精神痛苦，還

可能與環境、親友的態度等有密切的聯系，因此，精神痛苦的概念是不易識別并且易變化 的。尤其是，即使有的病人一開始有精神痛苦，但如果能夠對其外部環境予以調整或對其內心

一子以安慰，則也可能消除其精神上的痛苦。所以，僅因精神痛苦對病人施以安樂死，是不合

適的。肉體痛苦也有強有弱，只有病人的肉體痛苦達到不堪忍受的程度，才能準許予以安樂 死.(三)安樂死必須基于患者真誠的愿望和明確的表示才能實施.所謂患者真誠的愿望，是指患者出于真心實意，而不是因為受到其他方面的強制而被迫提出安樂死要求。這一點是很

重要的。因為患者可能會受到來自各方面，尤其是受到其家屬的或明或暗或軟或硬的提示:致

使其不得己提出安樂死請求。如果一旦查明請求安樂死并不是基于患者真誠的愿望，就不散

對之施以安樂死。所謂患者明確的表示，是指患者在病痛中明確提出安樂死的請求.任何男

他人，包括患者的家f.z, ,監護人，都不能代替患者提出安樂死的請求.因為未成年人，精利

病患者和由于疾病而神智不清的人不具有表達自己意志的能力，不能提出安樂死的要求，廷

此，一般情況下不能對他們實施安樂死.這似乎是有些不公平的，但這對于保證嚴格控制多

樂死的范圍，防止不良后果的發生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并不是所有身患絕癥、痛苦難忍}` 病人都愿意接受安樂死。人的求生的本能可能會激動一些病人抗拒著病魔的折磨。由于不能表

達自己意志的人不能把自己的真實愿望表現出來，因此，其是否愿意接受安樂死也就難以失

明，在此情況下，由于人命關天，就不能以其他人的意志來代替病人的意志.當然，對于某些因病而神志不清的人來說，如果其在神志清楚的時候曾立下囑托，要求

在其病重和痛苦而又不能表達自己意志時對其施以安樂死.如果查明這一囑托是出于患者真

誠的愿望，也可以對之實施安樂死.所謂程序上的條件，是指對病患者實施安樂死時，應當按照什么樣的程序，以什么樣的

方法，由什么樣的人或組織來實施.這里我們提出以下幾點意見;

(一)對于某一個病患者是否實施安樂死，應當由醫務部門組成一個專門委員會來決定。

這個專門委員會應當在相當一級的地區建立，由醫務人員和有關醫療行政部門的人員組成.當需要實施安樂死時，應當先由病患者所在醫院向該委員會提出報告，然后由該委員會對病

人的病情進行診斷，決定是否準許予以安樂死.一(二)專門委員會的準許安樂死的決定并不是最后的決定，只有這個決定得到了相當

一級人民法院的認可，才能使這個決定付諸實施.因此，人民法院在接到專門委員會遞交的

決定及有關材料后，應當對所有情況進行綜合調查分析，在排除了有任何不符合安樂死條件 的情況后，可以通過裁判方式對專門委員會的決定予以認可。

(三)實施安樂死的一般是醫護人員，所采用的方法也應當是盡量減少痛苦的方法.，在

某些特殊情況下，在有醫護人員監督的條件下，安樂死也可以由患者家屬或其他人來實施.如果病患者提出由某人實施安樂死的愿望，則應盡量予以滿足.以上我們研究了合法的安樂死所應具備的條件。如果在實踐中，人們在實施安樂死時沒

有遵循以上條件，應當作如何處理?我們認為，根據具體情況的不同.可以按以下幾種方法 處理:

(一)雖經病患者一再請求，但其所患疾病不是絕癥，或尚未臨近死期，或沒有達到不

堪忍受的肉體痛苦，但醫護人員由于被病人糾纏得無法，或出于對病人的同情或憐憫之心而

對其實施了安樂死。應當對有責任的醫護人員按故意殺人罪從輕從寬處以刑罰.情節比較輕

微，危害不大的，譬如明知病患者因病想服毒自殺，在被病人糾纏得毫無辦法情況下不得已

給了病人一定劑量的麻醉藥，致使病人自殺成功的，也可以對其判以免予刑事處分.(二)病患者的家屬或親友，在患者身患絕癥、臨近死期，且又痛苦難忍，但尚沒有提

出安樂死請求的條件下，自作主張，請求醫護人員對患者安樂死，如果醫護人員在患者家屬 的一再請求下實施安樂死。則不但有責任的醫護人員要負刑事責任，請求安樂死的家屬或親

友也應負刑事責任.如果親屬或親友基于同情或為免除患者痛苦主動為患者實施安樂死，如

提供毒藥等，應當負刑事責任。

(三)醫護人員或專門委員會的成員基于不可告人的動機和目的，或因為接受了他人的賄賂等，而對不符合條件的病患者實施了安樂死，如基于對病人的怨恨 應當視情節從重或從

輕處理.從重的情況，譬如把一個未患絕癥，可以治愈的病人說成是患了絕癥，從而以安樂

死方法達到殺害他的目的;從輕的情況，譬如對于確實身患絕癥，但死期未臨，而患者因痛

苦又提出了安樂死的情況，采取了“安樂死”的措施.(四)患者家屬或親友基于爭奪遺產或擺脫負擔的不良動機而在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主

動提出對患者施以安樂死或者積極幫助患者自殺的，應當按故意殺人罪，視情節輕重分別處 罰.總的來講，要使得實踐中能嚴格遵循安樂死的條件，就必須嚴肅處理不依這些條件而濫

施安樂死的人.當然，在處理時，除了那種懷有惡意而實施安樂死的人外，對于那些出于同

情或憐憫之心而錯施了安樂死的人，都應當予以從輕從寬處理.這樣，既可以防止安樂死的

范圍擴大化并造成不良的后果，又可以避免傷害廣大醫務工作人員的感情。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教研室)

責任編輯:肖嵐 簡訊

十年法制建設理論討論會在京舉行

由中國法學會召開的《十年法制建設理論討論會》于1988年11月12日至15日在京舉行.近百名從事法學教學、科研，以及立法、執法部門的專家、學者與會，就解放思想繁榮法

學、法學教育改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法制建設近期目標;我國立法制度的完善、政府法制

建設的加強;我國司法制度的改革、法制監督制度的健全等四個方面展開充分討論.與會者

對十年法制建設有三種不同的估價;1.十年法制建設成績很大，基本上有法可依了，2.十年

來在立法數量上是相當于前30年總和，但往往是為了應急，缺乏總體規劃，以至法與法之間

發生沖突.而且黨政機關有腐敗現象，人們對能否依法辦事有懷疑、有不信任感，所以不能

說成績超過前30年;3.對十年法制建設要作具體分析，有成績也存在問題.對十年法學研究 的估計有兩種不同意見:1.十年法學研究雖有一定成績，但是在夾縫中走過來的，法學學術觀

點往往被當作精神污染、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表現，予以批判。法學的現狀是“幼稚”.2,法學

界十年來雖也曾有風風雨雨，但并未受到多大沖擊，不要對法學研究的現狀和環境作過分悲

觀估計.對近期的法制建設，與會者普遍認為法制與改革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兩者要同步

進行、同步出臺.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都要用法治的辦法，要加快有關公司、貨幣發行、信貸管理、有價證券等方面的立法，并認真執法，這樣改革才能有序進行.同時還認為社會

主義社會政治、經濟是一元的，而在亞洲四小龍等資本主義制度下則是二元的，所以在我國

政治體制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必須配套，不然官商、官倒之類的弊病就難以克服。討論會爭

論熱烈、氣氛活躍、學術空氣濃厚，與會者一致認為這是一次充分發揚學術民主的討論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