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著作權保護和使用研究_兼談圖書出版合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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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UBLISHING JOURNAL 2014年12月上 28 著作權保護和使用研究 ——兼談圖書出版合同 文/ 黃春霞 楊伯勛
《著作權法》的宗旨是以法律形式來保護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作者的著作權,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促使這些優秀作品(以下簡稱作品有效地傳播。出版則是作品的主要傳播方式,對經過出版社三級審稿后決定接受出版的作品,出版社要與著作權人簽訂出版合同,通過合同明確約定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使雙方的合法權益依法得到保障。本文依據《著作權法》及其相關的法律法規,進一步研究了作品出版過程中涉及的著作權法律關系,嘗試找出圖書出版合同中現存的、容易被忽視的導致侵權的隱患問題,并提出解決建議,目的在于通過簽訂嚴謹的出版合同達到既依法充分尊重和保護了作者著作權,又保護自己正當權益的目的。
一、圖書出版合同條款常見著作權問題分析
嚴謹的出版合同應該是按照《著作權法》及相關的法律法規,對著作權人和出版者雙方的權利和義務進行精確的語言文字表述。但筆者發現在出版工作中表現較為突出的問題,主要集中于出版社與著作權人簽訂出版合同的條款中出現對著作權 的歸屬、著作權人授權許可使用的類型、著作權使用權的性質等內容表述不明確,以及文字表述含糊不清等四方面。
1.著作權人不準確或不完全
著作權的歸屬是著作權法的核心問題,無論是在作品的許可使用、轉讓中,還是在著作權糾紛中,確認著作權人并維護其權利,都是首要的問題。根據著
作權人的性質,可分為公民作者、法人作者或其他組織作者三種。所以簽訂出版合同首要的是要準確核定著作權人是個人作者還是合作作者,還是法人作者或者其他組織作者。例如,聲樂作品往往是合作作者居多,若以出版方式使用時,我們通常認為只需取得演唱者的許可使用授權,往往容易疏忽詞作者、曲作者及其他相關著作權人的許可使用授權。
2.對不同類型作品的授權許可使用缺乏準確理解不同類型作品的有效使用限期和授權使用及付費對象是不同的。若標注為一般作品,即封面設計、攝影等美術作品、文字作品中插圖、前言、后記以及封面、版式設計等作品的版權,皆歸作品的創作者。若以出版等方式使用時,可根據版權說明中所署名的權利人,取得該作品的作者授權并為其署名、支付報酬即可。在著作權的有效期上,封面設計、攝影等美術作品版權有效保護期為作品首次公開發表后50 年,版式設計權的有效保護期僅為作品首次公開發表后10 年。對于兩人或兩人以上合作創作的作品,其版權保護期為作品首次公開發表后,截止到合作創作的最后一位作者死后第50 年。若作品的使用方式符合合理使用的要件情形,則不必支付任何報酬。另外,對于在創作過程中存在特殊情況的改編作品、翻譯作品、注釋作品、整理作品等演繹作品,若以出版等方式使用時,在原作品尚未進入公有領域情況下,需同時取得演繹作品作者和原作者的授權并支付報酬。
3.對授權許可的使用權性質界定不清晰《著作權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許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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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UBLISHING JOURNAL 2014年12月上 29 的權利是專有使用權或非專有使用權”。所以,圖書出版合同中使用權性質必須要明確是專有使用權還是非專有使用權,這是圖書出版合同的要點之一,不容忽視。出版實踐中,往往發生出版合同管理者會用自認為是正確的行業慣例為標準對合同條款進行審核把關,導致合同條款中對著作權人授予的使用權性質界定不清晰。諸如以“出版權”代替“專有出版權”等此類表述不明確的條款。出版社按照圖書出版合同約定享有書稿的“專有出版權”屬于著作權的鄰接權,受法律保護。在合同有效期內,包括作者本人在內的其他人不得出版該作品,并且在此權利受到他人侵犯時,能夠以出版社名義提起訴訟。而“非專有出版權”是不具有排他性的,即作者在合同有效期內,還可授權其他出版社以相同方式出版該作品。那么,即使在該權利受到侵害時,出版社也不能以自己的名義提起訴訟。
4.合同文字表述欠缺嚴謹
圖書出版合同的簽訂,基本上是由該作品的責任編輯代表出版社與著作權人協商擬定,由于雙方大多是非法律專業人士,有些條款的表述有失嚴謹。如,用“重印時按傳統稿酬制簽訂標準支付印數稿酬”代替“重印書印數稿酬”等此類規定不明確的條款。由于目前圖書出版合同基本上是由出版社起草,在發生合同條款規定不明確,以致形成歧義的情況時,出版社應該負更多的過錯責任,包括只能接受對出版社不利 的意思解釋,像用“重印時按傳統稿酬制簽訂標準支付印數稿酬”代替“重印書印數稿酬”這類案例便是如此。
筆者認為上述四方面是合同簽訂中的易忽視的關鍵問題,以下將針對這四個關鍵問題,以《著作權法》為依據,通過圖書出版合同簽訂的規范化管理,提出解決著作權問題的思路。
二、圖書出版合同中的常見著作權問題 解決思路
準確判斷著作權的歸屬。明確著作權的歸屬,是取得合法使用權的必要條件?!吨鳈喾ā芬幎ㄖ鳈鄬儆谧髡?。在與作者簽訂圖書出版合同時,應明確界定著作權的歸屬,避免著作權的歸屬不明確而導致侵權行為。
對于公民作者的著作權可以清晰地界定。在出版合同中,需要特別關注的是法人或其他組織作為作者的職務作品的著作權屬界定。職務作品是指自然人為完成法人或其他組織(以下統稱單位的工作任務所創作的作品。根據“著作權屬于作者”的基本原則,單位有權在其業務范圍內優先使用。我國《著作權法》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作品完成兩年內,未經單位同意,作者不得許可第三人以與單位相同的方式使用該作品?!绷淼诙钜幎?“利用單位物質技術條件創作,并由單位承擔責任的工程設計圖、產品設計圖、地圖、計算機軟件等職務作品”;“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合同約定著作權由單位享有的職務作品,作者只享有署名權,著作權的其他權利由單位享有,但單位可以給予獎勵”??梢?在一般情況下,職務作品的著作權歸作者本人享有,單位僅享有優先使用權,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單位才享有除署名權以外的各項著作權權利。所以,圖書出版合同管理者必須對所簽訂的合同內容嚴格審核,并要求責任編輯具有能夠對職務作品的性質及其著作權歸屬做出準確判斷的能力,因為這直接決定了出版合同應當與誰簽訂才能保證編輯出版工作順利進行;要求責任編輯代表出版社簽訂圖書出版合同時,務必依法履行其應盡的、嚴格的合理審查義務。對于《著作權法》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著作權屬于作者的書稿,取得作者的合法使用授權并為其署名即可;若單位也是用于圖書出版,在作者將書稿交付單位的兩年內,出版社即使取得作者的授權也是無效的,即所簽訂的圖書出版合同是無效合同。而對于《著作權法》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作者只享有署名權,著作權的其他權利由單位享有的書稿,無須取得作者使用授權,只須取得單位授予的專有出版權,但出版時要為作者署名。
取得著作權法意義上的許可使用授權。在出版實踐中,我們發現特殊類型的作品、演繹作品等涉及諸多著作權人。如,聲樂作品屬于特殊類型的作品,應取得所涉及的詞作者、曲作者、演唱者等與該作品相關的不同部分創作人的著作權許可使用授權。又如,引進一本以文字為主的外文圖書的版權,將其翻譯成中文版則屬于演繹作品,出版時除了應取得原著作者的翻譯權、出版權許可授權之外,還會遇到內文插圖作品的使用權,或是原著的封面、版式設計等著作權。這就要求我們在出版工作中還需分別取得其內文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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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UBLISHING JOURNAL 2014年12月上 30 作者、封面作品創作者和版式設計者等著作權人的合法授權,除非該書插圖、封面美術作品和版式設計的著作權已超過著作權保護期限而進入公共領域。類似的出版活動,均需在著作權授權條款中增補相應著作權人使用權的授權條款。
分清作品授權許可使用的種類和性質。我國《著作權法》將著作權劃分為人身權和財產權兩大類。其中,人身權中的修改權和財產權中的復制權、發行權、信息
網絡傳播權等13項財產權的權利,著作權人可以授權許可他人有償或無償使用,亦可全部或部分轉讓給他人有限期或無限期使用。故在簽訂著作權合同時,對是擁有作品的全部著作權,還是部分著作權;是擁有作品的專有出版權,還是非排他性的一般圖書出版權;在擁有圖書專有出版權的同時,是否還擁有其電子版本出版權,或是互聯網出版權等,皆需在圖書出版合同的著作權授權條款中明確注明。一般情況下,出版社在圖書出版合同的出版權條款中均標明擁有書稿的“專有出版權”,是指圖書的出版者依據圖書出版合同享有的在一定期限內獨占出版他人作品的權利。但在數字出版轉型和移動互聯閱讀已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今天,對擁有傳統出版和數字出版等多種出版形式為一體的出版社而言,對出版權的獲取,僅獲得傳統出版的專有出版權是不夠的。因為,出版社將擁有的紙質圖書進行數字出版時,通常情況下,考慮其成本只有“稿費+發行折扣+管理費用”,利潤受銷量影響較小,且利潤空間接近60%,可有效提高其盈利水平。但忽略了這類出版社所生產的電子出版物和互聯網出版物,大多是利用本社已出版紙質圖書的電子版轉化和編輯制作而成,所以,還需獲得書稿作者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包含相應的電子版本復印權的專有出版權或者非排他性的一般出版權,以盡量爭取到有利于市
場競爭的具有“獨占”性的專有出版權為宜。此外,取得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授權有利于圖書的營銷宣傳。出版單位若尚未取得相應作品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就無權在網絡上傳播該作品內容,即使是為宣傳該作品而只傳播少部分內容,也是違反《著作權法》有關規定的。因為在網絡上向公眾提供尚未進入公有領域的作品,無論是提供作品的全部內容或其中部分甚或少量內容,都應該獲得著作權人許可,并支付報酬,除非其傳播行為的情節符合“合理使用”或“法定許可”的要件。
研習著作權法及相關法規和規章。出版專業人員除了應熟悉與出版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章外,必須掌握其中相應原理、法則及應用方法等。一方面可利用每年參加繼續教育的機會,充分研習著作權法及相關法規和規章,方可在日常工作中處理與著作權相關的問題時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平時要注重收集和積累處理著作權糾紛案例的經驗,以前車之鑒警戒自己,并分析研究其發生、發展原因和規律,充分運用所掌握的著作權法及相關法規和規章,按規范不斷完善今后工作。
三、結語
出版業屬于內容產業,作品是基礎,著作權是核心。只要有作品的創作和使用,就會涉及著作權的保護和使用問題。出版是目前最常見、最重要、占比最大的作品使用方式。在出版實踐中,由于圖書出版合同管理不嚴謹而引發的著作權侵權行為不一而足,給出版活動帶來不利影響,這就要求出版管理者以保護作者和出版者的合法權益為前提,在出版活動中不斷強化管理,以合法出版為己任。
(作者單位:人民軍醫出版社 人民音樂出版社 參考文獻: [1]國務院法制辦公室.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2]余化剛.移動互聯網時代:出版行業網絡侵權風險及其規避[J].出版參考,2014(1上
第二篇:著作權轉讓合同(圖書)
甲方:________(通常為著作權人)
乙方:__________(通常為受讓方)
甲乙雙方就著作權轉讓事宜友好協商,達成如下協議:
第一條 甲方同意在________________范圍內出讓作品《________________》的_____權,乙方同意受讓。
第二條 作品《________________》已由____________出版社出版。甲方保證擁有本作品的著作權。
第三條 轉讓金額為人民幣________元整。
第四條 付款方式
雙方約定按第____種方式付款:
1.一次性付款。自合同生效后____日內一次性付清。
2.分期付款:
(1)首付____元,于____年____月____日前一次性付清;
(2)第二次付____元,于____年____月____日前一次性付清;
(3)第三次付____元,于____年____月____日前一次性付清。
第五條 甲方權利和義務
1.甲方對上述作品仍保留署名權。
2.甲方有獲取著作權轉讓金的權利。
3.在合同有效期內,未經乙方同意,甲方不得將已轉讓給乙方的作品著作權轉讓第三方。
4.法律規定的其他權利與義務。
5.雙方約定的其他權利與義務。
第六條 乙方權利和義務
1.乙方對作品《____________》享有等權利。
2.乙方有按約定支付轉讓金的義務。
3.法律規定的其他權利與義務。
4.雙方約定的其他權利與義務。
第七條 違約條款
1.在合同有效期內,未經乙方同意,甲方將已轉讓給乙方的作品著作權轉讓第三方的,乙方有權解除本合同,并向甲方要求賠償損失。
2.根據第四條的約定,乙方如延期付款,按每日千分之三向甲方支付延期付款補償金。如該項付款超過20日,乙方仍未付款,甲方有權解除本合同,并可自由使用著作權,不再受本合同之約束。已收取的款項不再退回。
第八條 雙方因合同的解釋或履行發生爭議,由雙方協商解決,協商不成,訴訟解決。
第九條 本合同自雙方簽字之日起生效。
第十條 本合同一式兩份,雙方各持一份。
甲方: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_____
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
1.簽訂著作權轉讓合同必須符合法律的規定?!吨鳈喾ā返?0條規定:著作權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轉讓本條第一款第(五)項至第(十七)項規定的權利,并依照約定或者本法有關規定獲得報酬。也就是說,時作品的復制權、發行權、出租權、展覽權、表演權、放映權、廣播權、信息網絡傳播權、攝制權、翻譯權、匯編權和應當由著作權人享有的其他權利等著作權可以轉讓,除此之外的則不可以轉讓;可轉讓的著作權可以全部轉讓,也可以部分轉讓。
2.轉讓的權利種類和地域范圍是著作權轉讓合同的重要內容,不可忽略。實踐中相當一部分著作權轉讓糾紛就是因轉讓的權利種類和地域范圍不明確引起的,簽訂合同時對此要予以高度重視。
第三篇:著作權使用許可合同
著作權使用許可合同
合同登記編號:許可方:(以下簡稱甲方)
法定代表人:聯系電話:地址:郵政編碼:
被許可方:(以下簡稱乙方)
法定代表人:聯系電話:地址:郵政編碼:甲、乙雙方經友好協商,對著作的使用達成如下協議;
第一條許可標的甲方對享有著作權。
第二條權利保證
甲方保證該著作權是一項完整的權利,沒有權利瑕疵;否則,甲方愿意承擔因該權利瑕疵對乙方造成的一切損失的賠償責任。
第三條許可性質
甲方許可乙方在區域內對本合同項下著作權享有排他性的獨占使用權。
第四條許可期限
本許可的有效期限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共年。
第五條許可費用
乙方取得該著作權獨占使用權后,應當在年月日之前一次性向甲方支付許可使用費元。
第六條乙方保證
乙方保證將該許可使用的著作權用于符合法律要求的領域,如乙方違反該義務,將由乙方自行承擔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
第七條合同有效期的中止條件
出現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一方有權中止履行本合同:
1.被許可方逾期未交付著作權許可使用費;
2.許可方將獨占使用許可的著作權另外許可第三方使用。
第八條違約責任
如在違約事由出現或另一方應當知道對方已違約時起一個月內:
1.違約方未消除或者未完全消除違約事由,則本合同自動終止,守約方有權要求違約方承擔違約金元,并有權要求違約方賠償守約方的經濟損失;
2.違約方消除了違約事由,則本合同應當繼續履行,守約方有權要求違約方賠償損失;如違約方不予賠償,則視為違約方未在上述期限內消除違約事由,守約方有權按照本條第1 款的規定處理。
第九條本合同有效期限
本合同有效期限等同于本合同第四條所指的許可有效期限。
第十條合同糾紛的解決方式
雙方當事人在履行本合同過程中發生爭議時,應當協商解決;協商不能解決的由鞍山仲裁委員會仲裁。
第十一條其他
合同的變更、續簽及其他未盡事宜,由雙方另行商定。
本合同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
許可方:(蓋章)被許可方:(蓋章)法定代表人:(簽章)法定代表人:(簽章)年月日年月日
第四篇: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
如何訂立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
根據著作權法第24條規定,使用他人作品應當同著作權人訂立許可使用合同,著作權法規定可以不經許可的除外。著作權法實施條例規定,使用他人作品應當同著作權人訂立許可使用合同,許可使用的權利是專有使用權的,應當采取書面形式,但是報社、期刊社刊登作品除外。
訂立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應根據不同的許可內容簽訂出版權許可使用合同、表演權許可使用合同、編輯權、改編權、翻譯權許可使用合同等。許可使用合同包括下列主要內容:
1.許可使用的權利種類。在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中,必須明確著作權人授權的種類,即被許可人以何種方式使用其作品。如授權被許可人翻譯權或改編權等。
2.許可使用的權利是專有使用權或者非專有使用權。專有使用權和非專有使用權是不同的。專有使用權是一種獨占的和排他的權利,是指著作權人將許可使用的著作權授權給被許可人之后,在合同的有效期間內,既不能再將上述權利再授權給第三人使用,自己也不能使用。非專有使用權是指著作權人將某一項或幾項著作權許可他人使用之后,在合同的有效期內,可以將同樣的權利再許可第三人使用。合同對是否專有使用權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的,視為被許可人有權排除包括著作權人在內的任何人以同樣的方式使用作品。
3.許可使用的地域范圍、期間。許可使用的地域范圍是指被許可的著作權在地域上的效力,一般情況下其表現在作品的復制、發行范圍、表演權或播放權以及翻譯權的范圍等。許可使用的期間,是指被許可使用的著作權在時間上的效力,即作品使用的年限。
4.付酬標準和辦法。根據有關規定,使用作品的付酬標準可以由當事人約定,也可以按照國務院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的付酬標準支付報酬。當事人約定不明確的,按照國務院著作權行政管理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的付酬標準支付報酬。
5.違約責任。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是對雙方當事人有約束力的法律文件,雙方在合同中確立的權利義務關系受法律保護。當事人一方或雙方違反合同約定,不履行合同義務就應承擔違約責任。違約責任應該明確、具體,包括違約金、賠償損失及賠償金額的計算方法等。
6.雙方認為需要約定的其他內容。上述五個方面的內容不能概括當事人意思的,還可以在合同中明確表達。
附著作權許可使用合同一例
授權方(以下簡稱甲方):
被授權方(以下簡稱乙方):
合同雙方就甲方擁有版權之_________(作品)授予乙方_______權利事宜達成以下協議,雙方共同遵守。
第一章作品
第一條 授權作品
1、作品名稱:
2、作品類型:(注:文字、攝影、計算機軟件等,但應注明具體類型,如:論文、圖書、照片、音像制品、電影、游戲軟件等)
3、作品完成時間:
4、作品是否發表:
5、首次發表國:
6、作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受保護期限:年 月
7、版權登記證書號碼:
第二條 版權所有人
1、作者:
2、國籍:
3、版權所有人為:
① 作者:
② 職務作品所有人:
③ 經過轉讓后的版權所有人:
-注:需附:版權轉讓合同、版權轉讓登記
月3
日——年 日。
第三條 甲方授權地位
甲方授權地位為:
1、版權所有人;
2、委托授權人;
3、轉授權人。
第二章權利許可
第四條 許可權利種類
-注:需根據具體情況寫詳細,復制權、發行權、出租權、展覽權、表演權、放映權、廣播權、信息網絡傳播權、攝制權、改編權、翻譯權、匯編權。
第五條 許可方式:
1、專有許可
2、非專有許可
第六條許可使用地域范圍: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地區(不包含香港、澳門、臺灣地區)
第七條 許可使用期限:
第八條 授權語言:
第三章報酬
第九條 本合同采取第________種方式
1、一次性支付版權費;
2、最低保證版權費 +版稅
最低保證版權費是指規定最低保證銷售數量,不論乙方是否達到最低銷售數量,皆應給付甲方之不可撤回保證金。
版稅是指最低銷售數量以外乙方根據:零售單價×版稅率%×銷售數量,的計算公式向甲方支付版權費。
第十條 如若采取上述第九條第1種方式,則
1、版權費為:人民幣_____萬元。
2、版權費支付時間為:
第十一條 如若采取上述第九條第2種方式,則
1、最低保證銷售數量為:
2、零售價為:人民幣_____ 元/件。
3、版稅率為:______ %。
4、最低保證版權費為:
-注:可約定一個固定金額;也可根據:零售價×版稅率×最低保證銷售數量,計算。
5、最低保證版權費的支付時間為:
6、版稅的支付時間為:本合同簽訂之日起三個月為一個周期,每個周期之次月中旬前向甲方支付版稅。如在授權期內最后一個周期不足三個月,則在授權期結束之日起一個月內支付版稅。
第四章財務報告
第十二條本合同簽訂之日起,每三個月為一周期,每個周期末10日內,乙方應提供給甲方一份完整、真實的財務報告,寫明本周期的銷售數量及庫存情況。
第十三條甲方有權自己或自行聘請會計師事務所核查乙方之賬冊,并核對上述財務報告之正確性,如發現財務報告有虛假,核查費用由乙方承擔。
第五章知識產權約定
第十四條 乙方僅以本合同約定行使授權,并不得再授權。
第十五條乙方行使授權時需注明授權方為甲方,包括產品、包裝、廣告、宣傳品等。
第十六條 作品的所有知識產權以及依據作品產生的知識產權皆歸甲方所有。
第六章雙方保證與承諾
第十七條 甲方保證與承諾
1.甲方擔保并聲明甲方有完整之權利及授權簽署本合同,授權不含有侵犯他人著作權和其他權益的內容。乙方如因上述權利的行使侵犯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益,經過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認定后,乙方有權解除合同。
2.甲方保證乙方在本合同生效后在授權地區擁有本合同規定之權利,包括在本合同簽定前,未授權任何第三方以與乙方相同的方式使用上述產品,也不在合同有效期內將本合同授予乙方的權利以與乙方相同的方式再授予任何第三方使用。
3.甲方同意提供給乙方因消費者使用本產品所需要之資訊。
第十八條 乙方保證與承諾
1.乙方擔保并聲明乙方有完整之權利及授權簽署本合同
2.乙方保證于本合同存續期間內,不簽署任何與本合同權益相沖突之合同。
3.乙方保證在本合同簽署后__________內使授權產品上市(注:或電視臺播放、出版等。)
4.乙方保證在授權產品上市前將產品及包裝等送交甲方審核,經甲方書面同意后方可上市。
5.乙方保證在產品上市初贈送甲方__________ 套。
第七章 作品交付
第十九條 作品交付時間為:
第二十條 交付作品規格:
第二十一條 隨附作品交付的其他資料包括:
第八章保密
第二十二條甲乙雙方承諾關于雙方往來所獲知對方之商業、財務或貿易往來資料、文件、圖片或檔案,無論口頭或書面,均應保守機密不得對第三人泄露,也不利用其做本合同以外目的使用,此約定于本合同終止后仍然有效。
第九章合同終止
第二十三條本合同有效期間內,任何一方未經對方書面同意,不得擅自終止本合同,但遇到下列情況之一,可提前終止本合同。合同終止自書面通知發出后3日內生效。合同終止后乙方不得再行使本合同之權力。
1、因不可抗力事件,無法繼續履行本合同的;
2、一方違反合同有關條款,另一守約方可以單方面解除本合同。
3、根據合同規定行使單方合同解除權,并不表明其放棄向違約方追索違約金和賠償金;
第十章違約責任
第二十四條除不可抗力因素外,雙方如違反本合同之約定,另一方有權解除合同,并賠償給對方造成的實際損失,實際損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約方在合同正常履行后可以獲得的利益,客戶提出的賠償,支付法院訴訟費用,律師費等。
第十一章其他約定
第二十五條 通知方式
本合同要求或允許之所有通知應以書面為之,且應以信件、傳真之方式送達對方之如本合同所載之主營業處地址,若地址有所變更應通知對方,否則視同已送達通知。
第二十六條 不可抗力
因戰爭、叛亂、火災、爆炸、地震、天災、洪水、干旱或惡劣天氣,以至于無法送達、無法供給、無法生產、或者政府法令、而造成之破壞、損失、遲延等耗損,雙方各自的損失自行負擔,直至不可抗力事件結束為止。
第二十七條 合同修改
本合同非經甲乙雙方書面同意,不得任意修改、增、刪。若有增、減或變更本合同內容之必要時,應以書面為之。
第二十八條 法律適用
本合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構建,有關本合同的解釋、履行等相關事宜皆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第二十九條 爭議解決
雙方因合同的解釋或履行發生爭議,由雙方協商解決。協商不成,采用下列第種方式解決:
1、由________仲裁委仲裁;
2、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訴。
第三十條本合同一式兩份,自合同簽訂之日時生效。附件與本合同具有相同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住址:
住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授權簽字人:
授權簽字人:
電話:
電話: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1:授 權書
甲方公司根據與被授權方簽訂之版權貿易合同,將本公司擁有著作權之下列__________使用權授予乙方公司,允許乙方公司享有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但不包括香港、澳門、臺灣地區)____________之權利。
授權版權名稱:
被授權人:
授權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臺灣地區除外)
授權方式:
授權語言:
授權期限:
授權日:
授權方:
授權方電話:
授權方簽字蓋章: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免費法律咨詢,就上中顧法律網)12
第五篇:著作權刑事立法保護比較研究
著作權刑事立法保護比較研究
摘 要:世界各國對于著作權的刑事立法保護雖不乏共性,但囿于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歷史傳統等的不同,各國對于侵犯著作權罪的具體規定,無論是在立法模式和保護范圍的確立,還是罪名和罪狀的設計安排,抑或非刑罰處罰措施的設置上,均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分析各國著作權刑事立法保護之優劣,比較其得失,無疑有利于完善我國著作權的刑事法律保護,推動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快速進步和發展。
關鍵詞:著作權 刑事立法保護 比較研究
在現代科學技術的推動下,人類社會的物質文化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各種法律領域中受影響最深、沖擊最烈的首推著作權法,[1]各國立法者不得不“修綱變法”,以回應新傳播技術對新著作權制度的呼喚。美國、歐盟、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包括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紛紛修訂其著作權法,除了對新近出現的許多前沿問題作出回應外,一個顯著的趨勢就是加大了侵犯著作權罪的懲治力度。我國也不例外。因此,對世界各國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刑事立法進行比較研究,分析其優劣,比較其得失,以完善我國著作權的刑事法律保護是十分必要的。
一、著作權的國際刑法保護
20世紀70年代以前,除侵犯文學藝術作品的著作權案件外,其他類型的著作權侵權犯罪活動并不突出。因而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盡管很早就開始了,但著作權的國際刑法保護還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出現的新生事物。在當時,國際公約中的著作權保護立足于國際經濟貿易的立場,大多僅從民事、經濟和行政等法律的角度調停和解決各國間的著作權糾紛和爭端,其中不少涉及到外交途徑,而涉及著作權刑事保護的條款則往往很少。
20世紀70年代以后,這種狀況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隨著影像工業(磁帶、錄像帶、唱片等)的發展,非法復制或者翻制視聽資料的現象開始出現。很快地,這種侵犯著作權的違法犯罪活動變得猖獗起來,并以自己的方式形成了一種世界性的犯罪活動。根據新聞界的估計,目前市場銷售的視聽資料中25%至80%(根據具體的國家來決定)是非法復制品。而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與普及,對計算機軟件的非法復制也日益嚴重,且在世界范圍內越演越烈,各國因此蒙
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在這種情況下,各國紛紛要求在相關的國際公約中設置刑事條款,通過刑事手段的運用,加大對侵犯著作權違法犯罪活動的打擊力度,為世界各國乃至國際社會文學藝術的繁榮和科技進步營造良好的法制環境,進一步加強各國在經濟、文化、藝術與科技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推動世界范圍內知識產權保護的發展與完善。迄今為止,已締結的與著作權有關的國際公約主要有:《保護文學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保護表演者、錄音制品錄制者與廣播組織公約》,《錄音制品日內瓦公約》,《視聽作品國際登記條約》,《關于播送由人造衛星傳播的載有節目信號公約》,《印刷字體的保護及其國際保存協定》,《WIPO版權條約》與《WIPO表演及
錄音制品公約》,等等。
上述國際公約,均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管理。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管理的條約之外,最重要、最具特色的是《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即《TRIPS協議》。
為促使世界各國采取有效措施保護包括著作權在內的知識產權,《TRIPS協議》第61條明確規定:“締約方應規定,至少在以商業規模蓄意地假冒商標或剽竊著作權的案件中適用刑事訴訟程序和刑事處罰。適用的法律補救措施應包括足以起到懲罰作用的監禁和/或罰款,其處罰程序應與具有相應嚴重性的罪行法律補救措施的處罰程度相一致。在適當的案件中,可采用的措施還包括充公、沒收或者銷毀侵權復制品以及任何其主要用途是用來進行上述犯罪行為的材料和設備。締約方可以規定將刑事訴訟程序和刑事處罰應用于其他侵犯知識產權的案件,特別是當侵權行為是蓄意的和以商業規模來進行時?!憋@然,該條所規定的侵犯著作權犯罪僅限于最一般的情形。盡管如此,仍然不難看出,《TRIPS協議》對著作權的刑事程序保護
具有以下特點:[2]
(1)知識產權特別是著作權的刑事保護的實現最終要依賴于成員國在國內法上的規定,因為國際法法律責任的實現終究要依賴于國內法的規定。這是世界貿易組織對其成員國所提出的要求,因而也是各成員國必須履行的義務。
(2)該條中所說的著作權情形是指該國際法中的著作權。著作權權利、著作權對象以及保護期限等方面都要根據該法律的規定來進行確定。脫離《TRIPS協議》的規定來確定著作權刑法保護的對象、范圍,即是對該協議體系上的完整性和宗旨的背離。
(3)明確要求侵權行為受到的刑事處罰與其行為危害的嚴重性保持一致,從而在著作權的國際刑法保護中體現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其中,該條認為監禁和/或者罰款是最基本的刑事處罰方式,不能沒有這兩種最基本的方式。至于具體如何適用,是單處還是并處,則由各國結合本國國情自行確定。另外,對其他的方式如充公、沒收、銷毀侵權設備以及有關材料,則允許成員國根據情形選擇規定。這樣的規定不僅防止成員國對侵犯著作權的行為活動姑息放縱,而且也防止成員國罰不當罪,同時又為成員國提供可以選擇的處罰方式。
(4)對于成員國是否規定除了侵犯著作權和商標權的犯罪之外的其他侵犯知識產權的犯罪不作硬性的要求,但特別指出,“蓄意以商業規模進行的”侵犯知識產權情形,成員國亦應加以
注意。
在上述國際公約中,對著作權的刑法保護雖然只有輪廓勾勒式的粗略規定,但仍然逐步建立起了一個比較嚴密的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國際刑事法網。具體說來,國際法中的侵犯著作權犯
罪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3]
(1)非法翻印、復制、仿造、剽竊、改編、演繹他人的精神作品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傳播、推銷、發行、進口、出口侵犯他人著作權的作品。行為的具體方式有:第一,偽造他人創作的作品,署上別人的名字,或者將別人的作品改頭換面,署上自己的名字;第二,非法地以商業規模翻印或者復制他人的作品,牟取利潤;第三,非法地演繹、改變他人的作品,并且加以發表;第四,非法地占有他人因為著作權得到的利益;第五,非法銷售侵犯他人著作權的物品,如書籍、光碟、磁帶、錄像帶等等;第六,非法進口或者出口侵犯他人著作權的物品。
(2)侵犯他人計算機軟件的著作權。實踐中,這種犯罪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例如,有的是直接盜版,非法刻錄他人的計算機軟件;有的是將這些軟件直接發布在網絡上,供他人無償地使用,從而嚴重地侵犯他人的計算機軟件的著作權;有的則是間接改動,大部分進行抄襲,然后以自
己的名義出版發行進行銷售,謀取經濟利益。這在某些國家之間甚至發生了長期的爭端。
(3)侵犯集成電路著作權的犯罪。此種犯罪一般表現為以下幾種形式:第一,將他人的非常規集成電路設計或者制造作為自己的作品進行署名、發表以及發行、銷售;第二,以商業目的非法銷售、進口或者其他方式發行他人的集成電路;第三,銷售、進出口侵犯他人著作權的集成電路。
二、世界各國著作權的刑法保護
可以預言,隨著知識經濟時代著作權價值的日益凸現,著作權侵權犯罪活動必將保持強勁的上升勢頭。面對這一嚴峻態勢,純粹依靠民事調解、行政手段顯然不足以有效防治侵犯著作權犯罪的發生,因而加大刑法的威懾力和打擊力度,已成為世界各國著作權法律保護的共同
發展趨勢。
(一)美國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權犯罪
美國是現代社會當之無愧的科技和文化大國。盡管美國在其文化和技術發展的過程中曾經因借鑒與吸收他人技術和文化的需要而拒不參加相關的世界性知識產權保護組織,但在成為世界第一科技強國之后,為了保持其在政治、經濟、科學技術領域中的霸權地位,特別重視作為霸權基礎的科學技術,并制定了詳盡的知識產權戰略,其中對其“版權產業”尤為重視。美國現行版權法是對1909年版權法進行全面修正后,規定在美國法典的第17編內,其第1章至第8章共同過渡性條款和補充條款作為美國第94-553號公法于1976年10月9日通過,1978年1月1日生效。版權法的第506條規定了侵犯版權的刑事犯罪。而對版權法第506條規定的犯罪行為,其刑罰處罰是依照美國法典第18編第2318條的規定進行的。根據第97-180號公法,1982年5月24日法(Act of May 24;1982)對美國法典第18編第2318條作了專門修正,并新增加第2319條。因此,美國關于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刑事責任規定,目前主要集中在法典第2318條和第2319條之中。
應當指出的是,由于美國版權法規定“登記取得版權制度”,所以其刑法保護只限于影片、音樂、音像作品的版權,至于其他作品如文字作品,則只運用民法保護。根據美國版權法第506
條的規定,侵犯著作權的犯罪行為主要有:
(1)以營利為目的的侵犯版權的犯罪。指為了商業利益或私人賺錢,涉及在任何180天期間復制或發行至少1000份侵犯一件或多件錄音作品版權的錄音制品或復制件;涉及在任何180天期間復制或發行至少65部侵犯一部或多部影片或者其他音像作品版權的拷貝的行為。
(2)欺騙性進行版權標記的犯罪。指任何人出于欺騙的目的,在任何物品上載有這種人明知其偽造的版權標記或類似字樣;或者,任何人出于欺騙的目的公開發行或者為了公開發行而進口載有這種人明知其偽造的這種標記或類似字樣的物品的行為。
(3)欺騙性地取消版權標記的犯罪。指任何人出于欺騙性的目的取消或更改版權作品上任何
版權標記的行為。
(4)偽造說明的犯罪。任何人在申請第409條版權登記時或者在與這項申請有關的任何文字
說明中,故意地對具體事實偽造說明的行為。
在重罪、輕罪的區分及其法定刑的設置上,美國是依犯罪行為人復制或發行侵權制品的份數來確定的。美國版權法第2319條規定:在任何180天期間復制或發行至少1000份侵犯一件或多件錄音作品版權的錄音制品或復制件;在任何180天期間復制或發行至少65部侵犯一部或多部影片或其他音像作品版權的拷貝;或上述行為的重犯或再犯,只要先前的違法行為涉及錄音作品或影片或其他音像作品;則可處以25萬美元的罰金或5年以下的監禁,或者二者并處。如果違法行為涉及在任何180天期間復制或發行多于100份但少于1000份侵犯一件或多件錄音作品版權的錄音制品或復制件,或涉及在任何180天期間復制或發行多于7部但少于65部侵犯一部或多部影片或其他音像作品版權的拷貝;則應處以25萬美元以下罰金或
2年以下的監禁,或二者并處。
針對國內愈演愈烈的盜版犯罪,美國再次加大了刑事懲罰強度,調整了有關刑事重罪的成立條件。1992年11月18日,美國總統布什簽署了有關修改侵犯版權刑事懲罰的修正法案。該修正法案規定,美國目前的版權犯罪包括兩種情況:一是輕罪,指故意并為了商業利益或個人的經濟利益侵犯他人版權的行為。對于這種行為將處以25萬美元以下的罰金,或者1年以下的監禁,兩者可以并處。二是重罪,指故意并為了商業利益或個人的經濟利益,在180天內非法復制、銷售一個或一個以上版權作品的復制品或錄像帶10個以上的,且零售價值超過2500美元的行為。對于這種行為將處以25萬美元以下的罰金,或者5年以下的監禁,兩者可以并處。同時,凡是第二次或者連續違反有關重罪規定的,將處以25萬美元以下的罰金,或者10年以下的監禁,兩者可以并處。[4]可見,相對于美國法典第18編《犯罪與刑事訴訟程序》第2319條“版權的刑事侵犯”的規定,即美國版權法第506條中對故意侵犯版權,而且是為了商業利益或私人賺錢的刑事處罰規定,修正案明顯加重了對嚴重侵犯版權行為的刑事處罰:其一,將重罰(25萬美元罰金與5年監禁的限度)的范圍從錄音作品、影片和音像作品拓展到所有其零售價超過2500美元的版權作品,這對計算機程序作品有特殊意義,因為價格超過2500美元的計算機程序作品是比較多的。其二,降低了重罰對復制數量的要求,只需復制或發行10份以上,就可能受到嚴厲的制裁。美國有關人士認為,180天內,10份復制件以及2500美元這三項條件足以排除那些如拷貝一份給朋友的情況等“無辜”的侵權。其三,對重犯或再犯的侵權行為,規定了更嚴厲的制裁,即最多可判處10年監禁。
數字技術的發展給傳統的版權法的刑事處罰帶來了挑戰,數字技術使得盜版更方便、更簡單和更直接。有鑒于此,美國國會分別于1997年和1998年通過了《反電子盜竊法》和《數字化千年之際版權法案》,對版權法、聯邦刑法及其相關法律進行部分修正,試圖強化對以電子方式實施的版權侵權行為的刑事處罰,以加強對版權人的保護。[5]這兩部法律與相關法律一起構成了美國比較全面的版權刑事保護體系。
(二)德國刑法中的侵犯著作權犯罪
作為伯爾尼公約的發起國和初始締約國之一,德國一直比較注重對知識產權,包括著作權的法律保護,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德國的著作權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封建社會的特許制度。至1837年,普魯士王國頒布了《保護科學和藝術作品的所有權人反對復制或仿制法》,此法標志著德國現代著作權法的開端。但對于著作權的刑法保護,德國卻一直未予較大的關注。直至20世紀60年代,由于復制技術的快速發展,書籍、音像制品、電腦軟件的制作和復制變得越來越容易和方便,從事非法復制、銷售盜版制品等非法經營活動往往很容易地就獲得巨額
非法經濟利益,盜版活動因而大行其道,并呈日益猖獗之勢。在這樣的情況下,著作權的刑法保護問題開始引起德國的關注。盡管如此,德國1965年最后修訂的《聯邦德國著作權以及有關保護權的法律》(一般簡稱為《聯邦德國著作權法》)中,仍然沒有關于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刑事責任條款。直到1985年,在重新修訂的《聯邦德國著作權及有關保護權的法律》中這一狀況才得到了改變,著作權的刑法保護在德國才終于得到普遍的重視,取得其在著作權法律保護體系中的應有地位。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統一后,對該法又作了一次重大修訂,并于1993年6月24日正式實施。
1990年7月1日生效的《德國反盜版權法》對著作權等知識產權的保護進一步做了規定。其中,涉及侵犯著作權犯罪的修改主要有以下幾點:[6]第一,改變了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輕罪性質,不再把該種犯罪作為輕罪對待。原來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刑罰一般是6個月至1年的監禁,現在修改為3年監禁;罰金的規定仍然可以繼續適用。而從刑罰適用情況來看,原來很少使用的沒收和扣留,現在則較多地得到適用。第二,明確規定了侵犯著作權犯罪等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成立的前提條件,即職業性侵犯。這實際上是對侵犯著作權犯罪追究刑事責任的限制性要求,排除了在合理使用的范圍之內成立犯罪的可能。在主觀方面,只要求行為人有“大量、重復性地” 復制他人著作權作品的目的與意圖;在客觀行為方面,行為人實施的行為只要有營利的可能性即可,并不要求必須是職業性或者商業性的活動。第三,對于預備性的犯罪問題雖然沒有明確規定,但卻明確表示,對于侵犯著作權的犯罪行為,就是未遂也要追究刑事責任,從而嚴密了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刑事法網,加大了對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打擊力度。第四,在刑事訴訟方面,規定侵犯著作權犯罪由州的經濟庭審理,這不僅有利于對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及時處理,而且也表明了對侵犯著作權犯罪的重視,從而進一步突出了著作權刑法保護
在法律保護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根據德國著作權法等有關法律的規定,侵犯著作權的犯罪行為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未經許可使用著作權罪。德國著作權法規定:“(1)在法律許可的情況之外,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對作品、改編或改寫的作品進行復制、傳播、公開復述的,處以3年以下監禁或者罰
金;(2)本罪的未遂應受到刑事處罰?!?/p>
第二,不經許可顯示著作人名稱罪。著作人姓名如果不與其所創作的作品相連,在受到侵害時,只能作為姓名權的內容受到民事法律保護。對于美術作品作者的姓名權依國際慣例及《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的規定,受著作權法的保護。德國著作權法第107條是惟一以刑法威懾侵犯著作人身權的刑法條款。根據該條規定:“(1)未經著作權人許可,在已經完成的藝術作品的原件上標記著作權人著作權標志,或者散發標記這種標志的作品的原件;(2)在已經完成的藝術作品的復制品、加工品或者改制品上標記使復制品、加工品或者改制品看起來像原件的著作權標志,或者將標記這種標志的復制品、加工品或者改制品加以傳播,處以3年以下監禁和罰金,如果該種行為不能使用其他規定予以更加嚴厲的處罰的話;(3)本罪的未
遂應當受到刑事處罰。”
第三,侵犯鄰接權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其他權利罪。對于在法定許可情況外不經權利人許可所為的下列行為,處3年以下監禁或科以罰金:(1)非法復制、傳播或者公開復述尚未獲得著作權保護的科學性履行物或者這種成果的改編或改寫作品的;(2)非法使用他人在著作權保護期滿以后發表的遺作或者加工、改編這種遺作的;(3)非法復制、傳播或者展出照片或者照片上的加工、改編作品的;(4)非法使用藝術表演者之表演的;(5)非法使用錄音錄像制品 的;(6)非法使用電臺廣播節目的;(7)非法使用電影的;(8)非法使用數據的。
第四,不法營業使用之罪。如果行為人從事非法的復制或傳播系營業性質,處以5年以內的監禁或罰款。行為人對該行為的企圖也受刑事處罰。
此外,德國著作權法還對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刑事訴訟程序以及強制措施作了以下明確規定:(1)對于侵犯著作權犯罪案件的訴訟方式,采取以自訴為主,公訴為輔的原則。對于第106條至第109條的行為只有控告才予以追究,除非刑事追究部門因涉及到公眾的特別利益認為有必要依職追究。(2)對于侵犯著作權犯罪的被害人可以提出的主張,德國著作權法第403條至第406條C規定了以下幾種:一是要求銷毀違法制作、違法傳播和用于違法傳播的復制物;二是要求將專門用以違法制作復制物的設備,如模型、印版、石刻、鉛版、紙型、負片予以銷毀;三是如果由于侵權造成的復制物或設備的現狀可通過其他方式,特別是表明改動之處不是權利人所為的方式加以改正,受害者只能要求必要的處置;四是復制物及設備只有在屬于參與非法制作或傳播復制物者及其繼承人的財產時,才適用前述處置;五是被害人的上述主張須在對犯罪人的有罪判決發生法律效力后才可提出;六是受害者可要求以適當價格將復制物或設備全部或部分轉讓給他,以代替前述規定的處置。但是,該適當價格不得超過制作費用。(3)對于構成刑事處罰的案件的判決,如果受害者提出請求并且為表明合法利益,則必須作出根據要求公開發布判決的命令。公布的方式必須在判決中確定。
(三)我國著作權的刑法保護
“無論東、西方的知識產權法學者,都毫無例外地認為版權是隨著印刷術的采用而出現的,如果版權確實是隨著印刷術的采用而出現的,那么就可以認為版權最早出現于我國。”[7]我國宋代已出現了禁止翻版印刷的禁令。如據宋代新安人羅壁所著《識遺》記載,北宋前期,朝廷為保護《九經》刻本不被訛傳、誤傳,曾下令禁止國子監以外的人隨便刻印,這就是宋代歷史上有名的“禁擅鐫”。南宋時期刻印的《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目錄后有一段牌記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審上司,不許覆版”。元朝沿用了宋代的版本保護禁令。在國外,被認為是西方第一個官府頒發的保護翻印權的特許令是15世紀末,威尼斯共和國授予印刷商馮·施貝葉在威尼斯印刷出版的專有權,有效期為5年,但它比中國的“禁擅鐫”令晚了近500年。雖然可以說著作權保護的最初萌芽產生在中國,但中國古代社會的保護長期停留在原始、簡陋的水平上,沒有形成近現代著作權保護制度,更沒有建立起全國通行的著作權保護制度。我國古代既無“版權”一詞,也無“著作權”一詞,這兩個術語都來自日本?,F代著作權觀念和立法傳人中國,是在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的國門被打開,西方的文化開始滲入中國社會,一批進步的知識分子希望建立資產階級法制國家的時期。如在1903年4月,嚴復曾上書當時的學部大臣張百熙,要求實行“版權立法”,保護“著、述、譯、纂”者的權利。[8]我國著作權法的真正立法始于清朝末年,1905年清政府成立了大清修訂法律館,由著名的法學家沈家本和原大清駐美使節伍廷芳主持修律。1910年清政府頒布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著作權法—《大清著作權律》。此后,1915年北洋政府公布《著作權法》;南京國民政府于1928年5月14日也公布過一部《著作權法》,并于同日公布了《著作權法施行細則》。
從新中國成立以前的歷史看,因為缺乏著作權制度產生的社會經濟條件故而著作權保護制度相當薄弱,更不用說動用刑罰這一嚴厲武器去保護作者的著作權了?!洞笄逯鳈嗦伞冯m規定有罰金刑,如第40條規定“凡假冒他人之著作,科以四十元以上四百元以下之罰金,知情代為出售者,法與假冒同”(這是我國歷史上對侵犯版權的行為采取刑事處罰的第一次規定),但頒布之后第二年辛亥革命就爆發了,根本未及實施。1915年北洋政府頒布的《著作權法》第36條亦規定有罰金刑。1928年5月14日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的《著作權法》第33條也規定了罰金刑。但這些法律無一例外地都沒有規定自由刑,其所規定的罰金數額,也遠不及我們現行《著作權法》中規定的行政罰款數額之巨(高可至10萬元或者總定價的2~5倍)。
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90年8月,我國沒有頒布過系統的著作權法。在建國后的40余年時間里,憲法、民法、繼承法、稅法等法律規定了一些保護著作權的原則,一些行政法規、政策成為保護著作權的主要依據。如1950年全國第一次出版工作會議通過的《關于改進和發展出版工作的決議》便是新中國成立后保護著作權的最早規定。1978年以后,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為知識產權制度的建立和發展提供了社會條件。1979年國家出版局呈報國務院建議建立版權機構,制定版權法,此事得到同意。國家出版局組織人員于1979年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法》,由于在該法中將出版法和版權法同置其中遭普遍反對。1980年國家出版局又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版權法(草案)》。1982年,將原版權法草案修改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版權保護暫行條例》。1983年4月文化部又將《暫行條例》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版權保護試行條例》。1985年,國家版權局成立。1986年5月,國家版權局正式向國務院呈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版權法(草案)》,后經修改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1990年9月,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并于1991年6月1日起施行。這是新中國第一
部著作權法。
我國1990年9月頒布的著作權法規定了侵犯著作權的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而沒有規定侵犯著作權的刑事責任。這雖然是為了照顧我國國情,但卻落后于國際社會,以至于我國著作權法頒布后,國外批評:在我國,侵權行為無論怎樣嚴重,侵權人均不會因侵犯版權而負刑事責任。[9]1991年11月,美國以我國知識產權立法不完備,保護不力為由,將我國列為所謂“特殊301條款重點國家,”一場貿易大戰一觸即發,后經雙方磋商,我國與美國達成了關于保護知識產權的備忘錄。1994年6月,美國再次以我國知識產權執法不力為由把我國列為“重點國家”,中美雙方不得不再次進行會談。而國內情況的變化也要求通過刑法來保護著作權。誠如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顧昂然1994年5月5日在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上所作的關于《懲治侵犯著作權的犯罪的決定(草案)》的說明中所指出的:“1990年制定著作權法以來,對于保護作者的著作權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促進社會主義文化和科學事業的發展,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建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一些不法分子為了牟取暴利,對圖書、錄音錄像、計算機軟件等作品、制品的盜版活動十分猖獗,不僅嚴重損害了作者和有關權利人的民事權益,也擾亂了社會主義文化市場和經濟活動的正常秩序,影響了我國的對外經濟貿易和對外文化科學的交流與合作,必須對這些嚴重侵犯著作權的行為給予刑事處罰?!币虼?法制工作委員會與國務院法制局、國家版權局研究,并征求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文化部、廣播電影電視部、機電部等有關部門以及法律專家的意見,起草了《關于懲治侵犯著作權的犯罪的決定(草案)》。1994年7月5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正式通過《關于懲治侵犯著作權的犯罪的決定》,這是我國第一部專門對著作權進行刑法保護的單行刑事法律。為了更好地適用這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1月16日又作出了關于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侵犯著作權的犯罪的決定》若干問題的解釋。
1997年3月14日通過的修訂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即新刑法典,在第三章第八節專門規定了“侵犯知識產權罪”,其中,關于侵犯著作權的犯罪規定主要是吸收《關于懲治侵犯著作權的犯罪的決定》中的內容。關于侵犯著作權的犯罪共規定了2條2個罪名,即217條 的侵犯著作權罪以及218條的銷售侵權復制品罪。
三、著作權刑事立法保護之總體比較
通過前面對各國侵犯著作權犯罪立法規定的考察,不難發現,各國對于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刑法保護雖不乏共識,但仍是各具特色,異多于同。
(一)中外侵犯著作權犯罪刑事立法的共同之處現代各國對于侵犯著作權犯罪刑法保護的共
同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日益重視著作權的刑事保護。著作權的刑事保護已成為世界各國政治、經濟、科學技術和文化交往中一個受到普遍關注的問題。特別是隨著國際經濟和高新技術競爭的日趨激烈,使得侵犯著作權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日益凸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對著作權的法律修改十分頻繁,如美國1992年對侵犯版權刑事處罰的修改,法國1994年和1995年兩度修正著作權法,不斷提高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刑罰處罰,體現了各國對著作權刑事保護的重視和保
護力度的加大。
2.刑法保護對象趨于寬泛。總體來講,各國著作權刑法保護的對象日益寬泛,范圍涉及文學作品、音樂、電影、電視、錄像作品、美術作品、計算機軟件及其他作品等等。不管這些作品是原件還是復制品,都可能成為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對象。
3.侵犯著作權犯罪的行為界定更加嚴密。隨著各國對著作權法的不斷修改和完善,對侵犯著作權犯罪的行為界定也更加嚴密。如我國大陸現行刑法典規定構成侵犯著作權犯罪必須是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行為。1998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通過的《關于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1998年《關于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的解釋》)中對于“違法所得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以及“違法所得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情況作了明確的解釋。美國將重罰的范圍從錄音作品、影片和音像作品拓展到所有其零售價超過2500美元的版權作品,行為界定十分
明確。
4.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刑罰處罰日益加重。世界各國均加重了對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刑事處罰,這是現代侵犯著作權犯罪立法的普遍趨勢。如美國1992年侵犯版權刑事處罰修正案,規定了較以前更嚴厲的制裁,最高刑期由原第2319條(b)款規定的“不超過5年監禁”改為“不超過10年監禁”;法國現行著作權法也是如此,對侵犯著作權行為的處罰,將原“處以3個月至2年的徒刑和6000至12000法郎的罰金,或只受到兩種處罰中的一種”,改為處以2年徒刑和100萬法郎的罰金;我國大陸現行刑法典規定侵犯著作權罪的最高刑期則為7年有期徒刑。
5.刑罰種類日益多樣化。從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刑罰種類來看,世界各國均采用監禁刑和罰金刑兩種懲罰形式,且對罰金刑均采數額罰金制的立法模式。因為侵犯著作權罪的犯罪人員多為這一行業的從業人員,專業技術性較強,其目的多是為了牟取不法利益和不義之財。針對這一特性,不僅施以監禁刑,而且從經濟上施以懲罰,使其犯罪所付出的代價多于或至少相當于犯罪所獲利益,這樣行為人基于得失之考慮,就可以降低犯罪的意圖,從而更好地實現懲罰和預防犯罪的目的。我國大陸也不例外,對于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刑罰處罰,同樣采取了自由刑和罰金刑相結合的模式。不過,我國大陸刑法對于罰金刑的適用數額或者幅度卻沒有明確規定,從而大大降低了罰金刑規定的可操作性。故在罰金刑的立法規定上,外國刑法的做法無疑值
得我國借鑒。
(二)中外侵犯著作權犯罪刑事立法的不同之處
盡管各國關于著作權罪的刑事立法規定有一些相同之處,但囿于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歷史傳統等的不同,各國對于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具體規定,無論是在立法模式還是罪狀設計,抑或
刑罰設置上均存在著較大差異。
1.在立法模式上
從各國侵犯著作權犯罪的立法規定來看,著作權的刑法保護共有以下三種模式:(1)著作權法模式。即僅在著作權法律中設置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刑事責任條款。英國、意大利、日本等多數國家均采這一模式。(2)專門法模式。即制定專門的法律來規定侵犯著作權犯罪與其他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例如,在德國,有專門的經濟法典來規定侵犯著作權犯罪;法國以前的侵犯著作權犯罪本來都規定在刑法典中,但隨著法國《知識產權法典》這一專門法律的出臺,侵犯著作權犯罪和其他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刑事責任條款就基本上交由該專門法予以規定。(3)刑法典模式。即在刑法典中集中規定侵犯著作權犯罪。我國大陸即采這種模式。
相比較而言,第一種模式即著作權法模式充分考慮到了侵犯著作權犯罪專業性強、變化快的特點,不僅有利于在保持著作權法律體系完備性的同時,對侵犯著作權犯罪的罪狀作出詳盡、細致的規定,便于公眾和司法實務人員結合著作權法中的權利、義務內容準確理解和把握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構成特征和法定刑設置,而且能夠根據著作權發展的新情況及時進行法律修改,使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刑法規定能夠較好地滿足司法實務部門懲治侵犯著作權犯罪的需要。但由于刑法典對侵犯著作權犯罪完全不予涉及,加之侵犯著作權犯罪與其他侵犯知識產權犯罪分散進行規定,一方面使得著作權的刑法保護效力不高,另一方面又割裂了侵犯著作權犯罪與其他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之間的有機聯系,不利于人們對一國知識產權刑法保護體系的全面認識和系統把握。第二種模式即專門法模式對侵犯著作權犯罪與其他侵犯知識產權犯罪集中統一規定,有利于構建一個系統、協調的知識產權刑法保護體系,便于人們正確理解和把握侵犯著作權犯罪與其他相近侵犯知識產權犯罪之間的區別界限,但與著作權模式同樣存在著刑法保護效力不高的缺陷,且易導致侵犯知識產權犯罪與其他犯罪尤其是經濟犯罪之間罪刑結構上的失衡。至于第三種模式即刑法典模式,雖然避免了前兩種模式的弊端,強化了對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刑法打擊力度,但容易造成罪狀規定的簡單和粗疏,不可避免地使刑法規范與其依托的相關法律形成毛皮分離現象,[10]也導致對侵犯著作權犯罪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不能及時作出反應并靈活應對,造成立法的滯后。
可見,單采上述任何一種模式,都難以滿足數字化時代、網絡經濟條件下懲治侵犯著作權犯罪的需要。因而我們認為,對于我國大陸侵犯著作權犯罪刑法規定的完善而言,宜采取上述三種模式相結合的模式,在刑法典采取空白罪狀方式對侵犯著作權犯罪作出原則規定的同時,通過著作權法律的規定,一方面細化侵犯著作權犯罪的罪狀,另一方面對與侵犯著作權犯罪容易發生混淆的其他侵權行為一并予以闡釋說明。此外,對于我國大陸現行著作權法中“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等一些空洞的、毫無實際意義的規定,或者一律取消,或者具體化為可操作的刑事責任條文,以確保侵犯著作權犯罪刑法規定的明確性,實現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
2.在保護范圍上
著作權的刑法保護范圍在多數國家都相當寬泛,且有不斷拓展之勢。首先,就保護對象來看,各國刑法所保護的著作權作品,目前一般有文學作品、藝術作品(包括音樂作品、圖畫作品、雕塑)、錄音制品、錄像制品(唱片、磁帶、錄像帶、CD、VCD、DVD等)、電影、建筑作品、表演作品、電視節目、民間藝術作品以及科學技術的表現形式(包括電腦程序)以及與著作權產品相關的物品(如臺灣地區刑法條款保護的制版)。而隨著數字化技術的出現和飛速發展,有關技術措施和權利管理信息的法律保護不僅已被提到著作權國際保護的層次,而且還被部分國家納入到著作權刑法保護體系之中。例如,根據美國DMCA的規定,對于故意侵犯技術措施和權利管理信息,其目的是為了獲得商業優勢或個人金錢所得的,如果是初犯,處以50萬美元以下的罰金或5年以下監禁,或二者并處;如果是再犯,則處以100萬美元以下的罰金或10年以下的監禁,或二者并處。此外,日本也有類似的規定。而在我國,著作權刑法保護的對象與多數國家雖然沒有太大的差異,但對于技術措施和權利管理信息等網絡技術環境下出現的著作權保護的新對象,目前沒有任何相應的法律規定。鑒于這類行為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加之我國司法實踐中也出現了多例類似侵權行為,因而我們認為,我國有必要加緊對此類問題的研究,以便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將著作權刑法保護的對象擴展至技術信息和權利管理措施,以充分保護網絡環境下的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推動網絡技術的發展。其次,就保護的法益來看,各國著作權刑法保護的法益盡管各有側重,但卻基本上都對著作權和鄰接權、著作人身權和著作財產權給予同等保護。例如,日本、意大利、我國臺灣地區等。而在我國大陸,除侵犯美術作品作者署名權的行為可能被追究刑事責任外,對于侵犯著作者的其他著作人身權的行為,一概不予刑罰處罰。這無疑有違立法的平等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不僅有失刑法的公平,而且不利于對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有效懲治和打擊。
3.在罪名體系上
無論是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有關侵犯著作權犯罪的罪名體系均是內容豐富,罪種多樣,凡是實踐中所出現、且有刑事規制必要的侵犯著作權犯罪行為,均在刑法典中有相應的罪名可資適用,這不僅保證了罪刑法定原則的貫徹落實,而且有利于在保障人權的同時,實現刑法的社會保護功能。而對于我國大陸現行刑法典第217條和第218條的規定,司法解釋盡管將其概括為侵犯著作權罪和銷售侵權復制品罪兩個罪名,但關于刑法典第217條的規定到底包含了幾個罪名,司法解釋的概括是否有類罪名之嫌的理論爭議迄今仍未平息。在此,我們無意探究刑法典第217條的罪名確定,只想通過對引發罪名之爭的原因的探討,反思我國侵犯著作權犯罪的罪名設置。在我們看來,現行刑法典第217條規定的4種侵犯著作權形式互不包容,以一個罪名予以概括,既未能科學地揭示侵犯著作權罪的本質特征,又抹煞了各種形式的侵犯著作權行為之間的區別界限,不利于司法實務部門對不同形式的侵犯著作權行為特征的把握和認定。尤其是隨著科技領域的不斷拓展和著作權侵權行為多樣化發展,將有越來越多的侵犯著作權的犯罪行為進入刑法規制的視野。對此,如果仍以一個侵犯著作權籠而統之,則無疑會使侵犯著作權罪成為一個無所不名的口袋罪,從而有違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而如果冠之以新的罪名,則新罪名與侵犯著作權罪之間的關系又如何把握呢?所以,從科學合理的角度考慮,我們認為,我國大陸應當改變侵犯著作權犯罪目前罪名設置過于單薄的現狀,借鑒其他國家罪名設置的有益做法,一方面細化現有的侵犯著作權犯罪罪名,另一方面增設一些新罪,以完善我國侵犯著作權犯罪的罪名體系。
4.在罪狀設計上
多數國家的做法是,盡可能放寬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構成要件,減少限制性要求,以嚴密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刑事法網,擴大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刑法規制范圍。第一,對于侵犯著作權犯罪的主觀要件,僅要求行為人具有故意,至于是否具有營利目的,于犯罪的成立不生影響,已成為世界各國懲治侵犯著作權犯罪的發展趨勢。例如,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法律規定的侵犯著作權犯罪,對于行為人的主觀目的就沒有任何限制性的要求;在英國,只要實施了“未經版權人許可”這一行為,即使行為人不以營利為目的,在商業過程中以損害版權所有人利益的程度散發版權人作品復制件的行為也可構成犯罪;美國對于版權犯罪過去要求必須“出于商業利益或者個人經濟利益目的”,但1994年發生的United States V.Lamacchia一案則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版權犯罪的這一規定,修正后的美國版權犯罪刑事條款對于主觀目的已不作要求,只要行為人“故意”侵犯他人版權,即可成立犯罪;而法國《知識產權法典》則走得更遠,根據該法典的規定,一切侵犯著作權包括對智力作品進行復制、表演或傳播的,無論通過何種手段,只要法律有規定,均以侵犯著作權犯罪視之。
相比之下,我國對于侵犯著作權犯罪的目的犯立法模式,顯然已遠遠滯后于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國際發展趨勢,且與司法實踐中的著作權違法犯罪實際情況嚴重脫節,致使相當一部分社會危害嚴重、需要運用刑罰手段進行制裁的嚴重的著作權侵權行為不能受到應有的刑事追究,進而導致了著作權違法犯罪在現實生活中的猖獗與受到刑事追究的侵犯著作權犯罪案件廖廖無幾的怪現象。第二,對于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客觀要件,多數國家法律不僅規定了形式多樣、種類豐富的侵犯著作權犯罪行為樣態,而且基本上都采行為犯的立法模式,即對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成立,不作犯罪數額、犯罪情節上的強制性要求。例如,對于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客觀行為樣態,各國刑法不僅規定了直接侵犯著作權的行為,而且規定了間接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僅就間接侵犯著作權的行為來看,就規定了非法銷售侵權復制品行為、非法出租侵權復制品行為、非法進出口侵權復制品行為等。而在我國,對于間接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僅規定有銷售侵權復制品行為一種,至于社會危害基本相當的非法出租侵權復制品行為等,則付之闕如。此外,對于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客觀行為要件,我國一律采取結果犯或者情節犯模式,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成立,不僅要求行為人故意實施了著作權侵權行為,而且必須達到情節嚴重或者數額較大的程度。至于何為情節嚴重或者數額較大,刑法未予明確規定,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又過于苛刻,不僅以違法所得數額為判定標準,而且起刑點數額規定過高。這樣一來,實踐中大量存在的實行“薄利多銷”戰略的嚴重的著作權侵權行為,不管其侵權數額如何,仍可因獲利數額未達到法定標準而可以逃避刑事責任的追究。這顯然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著作權違法犯罪的囂張氣焰,不利于對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懲治與防范。
所以,我們建議,改變我國大陸侵犯著作權犯罪的目的犯立法模式,取消對侵犯著作權犯罪主觀目的的限制性要求,同時吸收美國在版權犯罪的重罪、輕罪劃分標準上的合理做法,以侵權數額而不是違法所得數額作為判定侵犯著作權犯罪數額的標準,以合理劃定侵犯著作權犯罪的犯罪圈,充分發揮刑法在懲治和防范侵犯著作權犯罪中的作用。
5.在非刑罰處置措施上
多數國家的著作權法均規定,對于犯侵犯著作權之罪的,除判處刑罰外,還應沒收侵權復制品、用于侵權的工具、材料、設備、裝置等,并可以根據被害人的請求,將這些物品折價后用于補償被害人因侵權所遭受的損失。例如,在法國,凡是犯侵犯著作權之罪的,對于罪犯所有
非法復制、表演、傳播所得相同數額的款項,以及所有為非法復制而安置的設備和所有非法制造物均應沒收。所有沒收的非法制造物及各種收入將作為作者或其它所有者權利所受到的損害的補償。補償后的余額或在沒有沒收到財物的情況下的全部補償金,將通過一般途徑解決。法院可根據民事請求命令在指定的報紙上全部或部分地公布判決,和命令在指定地點,尤其是住宅、機關、戲院門旁張貼判決書。上述費用由被判處人支付,但不得超過罰金數額。我國香港著作權法也有類似的規定。而在我國大陸,對于侵犯著作權和鄰接權的行為,著作權法第45、46條只簡略規定了應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公開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對于侵權復制品及侵權工具等的具體處置措施,著作權法則未予明確規定。對此,雖然根據刑法典第64條的規定,應當予以銷毀或者沒收歸國家所有,但這樣的規定過于簡略,對于侵犯犯罪缺乏針對性,尤其是不利于對被害人的補償。為此,我們建議,大陸在今后對著作權法進行修改時,有必要借鑒法國以及我國香港著作權在這一問題上的有關規定,明確允許被害人有權向法院申請沒收、銷毀或以其他方法處置侵權復制品或制作設備,并可要求將被沒收的復制品或設備轉歸其所有,以避免造成社會物質的浪費,盡可能補償被害人所遭受的經濟損失,使法律在懲治侵犯著作權犯罪的同時,切實關注被害人的合法權益,實現法律的公
平與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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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吳漢東,胡開忠.走向知識經濟時代的知識產權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03.[2] 胡馳.侵犯著作權犯罪比較研究[A].刑法問題與爭鳴(第5輯)[C].北京:中國方正出版
社,2002.292.[3] 胡馳.侵犯著作權犯罪比較研究[A].刑法問題與爭鳴(第5輯)[C].北京:中國方正出版
社,2002.294-295.[4]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News(102nd)[Z].West Publishing
Co.Press, 1992.4233.[5] 巫玉芳.美國版權侵權刑事責任的評析[J].現代法學,2000,(3).[6] 胡馳.侵犯著作權犯罪比較研究[A].刑法問題與爭鳴(第5輯)[C].北京:中國方正出版
社,2002.300.[7] 鄭成思.版權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2.[8] 沈仁干.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講話[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18-19.[9] 鄭成思.版權公約、版權保護與版權貿易[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127.[10] 儲槐植.試論刑法現代化[J].中外法學,2000,(5).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文章來源:《山東公安??茖W校學報》2004年5月第3期總第75期。
李文燕 田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