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毛澤東《戰爭與革命問題》書評

《戰爭與革命問題》書評

包括懦夫在內的任何人都可以發動戰爭，但要結束戰爭卻得到勝利者的同意。

——薩盧斯特

《戰爭與和平問題》是毛澤東同志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十個月后所著。他闡述了三個問題：一是關于蘇聯不加入戰爭問題，二是關于帝國主義兩大陣線的分析，三是提出革命不可避免的觀點。這里我主要就其第三點談一下個人看法。

革命，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從廣義上講，革命指推動事物發生根本變革，引起事物從舊質變為新質的飛躍。從狹義上講，革命主要是指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說到革命，自然而然就會與暴力相聯系，因為革命的過程，總是充滿了淋漓的鮮血。革命的力量，往往具有一種摧枯拉朽的氣勢，將一切好的不好的都會清理掉。在這過程中，也會損害無數相關或者不相關人的利益甚至生命。

盡管如此，縱觀歷史，革命卻是身影頻現，在每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期，我們總能聽聞到革命的號角，看到革命如洪水猛獸般的力量，滌蕩著一切。當然，革命的后果亦是參差互見，不一而足。大多數的革命，最終仍是暴力主導，摧毀一個殘暴制度，取代的仍是暴力專制。革命之后以全新政體取代的也有，如英國的光榮革命，建立了民主的制度。對于法國大革命，則評價不一。在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革命當時的不可避免，同樣也可看到血流成河，同時也清晰地了解到，法國民主的制度，正是建立于大革命的廢墟之上。

回看一九四零年七月，放眼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爆發，波蘭再一次遭到瓜分，挪威已被德國占領，法國也已經投降，世界處在一種瓜分與被瓜分，侵略與被侵略的關系當中；再看國內，抗日戰爭已全面爆發三年，而這期間中國一直處于戰略防御階段，加上當時的汪偽政權已經成立，汪精衛集團完全淪為日本侵華的工具，國內民族矛盾十分尖銳。所以，不論是從國際方面，還是從國內方面，當時的政治環境都是動蕩不安的。

毛澤東同志提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觀點包含兩層意思：一是世界范圍內的革命，二是中國的國內革命。這里，我主要討論中國的革命，說到中國的革命，就不得不聯系當時的中國國情和中國革命的時代特征。

一、中國國情

一方面，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是本來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的中國，淪為表面上獨立，實際上受帝國主義列強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國家。另一方面，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對中國原有的延續了幾千年的封建經濟結構起了很大的解體作用，資本主義在中國有了初步的發展，中國由一個完全的封建社會變為有了一定程度資本主義成分的半封建社會。

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決定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種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二、中國革命的時代特征

（一）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失敗

（二）中國革命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

1、時代條件的變化：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開辟了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紀元，標志著人類歷史開始了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進程。中國的先進分子從中認識到世界潮流的變化，得出了“走俄國人的路”的歷史結論。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從原來屬于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屬于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轉變為屬于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范疇，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2、領導力量的變化：在五四運動的后期，中國無產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由自在階級轉變為自為的階級。它所表現出的高度自覺的愛國主義精神、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堅決性和徹底性、特有的組織性和紀律性，說明中國無產階級已經開始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力量。

3、指導思想的變化：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于“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觀點，不僅在當時具有指導意義，也為今天我們研究當時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第二篇：法律與革命書評

伯爾曼《法律與革命》序言和導論

法學1001班宋高昂100401127 哈羅德·伯爾曼，世界知名的比較法學家、國際法學家、法史學家、社會主義法專家，法與宗教關系領域最著名的先驅人物。《法律與革命》是西方法律史的一部力作，生動、細膩地描述了作為西方法律傳統背景的民俗法, 探討了伴隨著教皇革命而來的西方法律傳統在歐洲大學中的起源、西方法律傳統的神學淵源等問題。

伯爾曼界定了此書中的一些關鍵詞，如“西方”、“西方法律傳統”和“革命”。伯爾曼承認自己所采用的史料是渚領域中的專家們所熟知的。但是，作為整體，這段歷史卻會令專家們感到陌生。這是因為，他把西方文明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而非各個民族國家的歷史來看待。這里的“西方”主要不是一個地理概念，而首先是一個“具有強烈時間性的文化方面的詞”。確切而言，是指“吸收古希臘、古羅馬和希伯來典籍并以會使原作者感到驚異的方式對它們予以改造的西歐諸民族。”“法律”一詞也不再是簡單地指某種“規則體系”，而被界定為包括訴訟程序以及相關價值、概念、規范和思想方式的具有宗教的活生生的過程。而“西方法律傳統”則包括法律的相對獨立和自治，法律職業化，法律的科學性，法律的實體性，法律的發展觀，法律的內在邏輯性，法律的至高無上和多元性等等。

伯爾曼堅決反對傳統的西方歷史分期法，即將西方歷史分為四個階段：古典時代、羅馬帝國的衰落和滅亡、中世紀以及近代(始

于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伯爾曼認為這種謬誤的分期法是試圖根據構成西方文明的各個民族的歷史來觀察近代：試圖將中世紀貶低為只是作為近代得以涌現的背景，從而滿足了一種夸大的民族主義心理的需要。這種民族主義欲望導致西方法律史似乎都是在追溯----個民族從部落和封建的起源到當代的榮耀和威嚴的發展歷程。尤其是在英國和美國法方法。這樣，在西方文明內的每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的獨特性都得到了強調，而共同特征卻被低估了。其實，西方各國的法律體系都具有共同的起源——都有共同的歷史根源，從這種共同的根源中它們不僅獲得了共同的術語和共同的技術，而且獲得了共同的概念，共同的原則和共同的價值。由于完全讀完此書耗時很長，這里僅就《法律與革命》的序言和導論部分作一些簡單的介紹和評論。

伯爾曼在導論部分開宗明義地宣稱，他要講述的是一種稱作“西方的”文明。這種文明發展出了獨特的“法律的”制度、價值和概念, 并被有意識地世代相傳了數個世紀，由此而開始形成一種“傳統”；西方法律傳統產生于一次“革命”，它在后來數個世紀的過程中被革命周期性地打破和改造。在20世紀，西方法律傳統的革命危機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要大，某些人相信這種危機實質上導致了這種傳統的終結。伯爾曼畢其大半生的心血和精力寫作《法律與革命》，正是源于這種深切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希冀通過尋根溯源來探索擺脫危機的途徑。

何謂“西方”包括西方文化，是伯爾曼在《法律與革命》一書中首先重點討論的一個問題。他的結論是：西方不是指古希臘、古羅馬和

以色列民族，而是指轉而吸收古希臘、古羅馬和希伯來典籍并以會使原作者感到驚異的方式對它們予以改造的西歐諸民族。至于西方文化，它的每一種古代成份都經受了與其他文化相融合的改造。令人驚異的是，這些對立的成份竟能結合在一起產生一種世界觀。例如，希伯來文化、希臘哲學和羅馬法原本不相容，但11世紀后期和12世紀前期的西方卻將所有這三者結合在一起，并由此對其中的每一種成份進行了改造。

伯爾曼斷言西方法律傳統在其歷史進程中已經由六次偉大的革命加以改變，其中三次分別是俄國革命、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雖然各自革命的含義不同，但都可以稱為由參與革命的人們所進行的革命；第四次革命是英國的光榮革命，第五次是新教改革運動；第六次是1075~1122年的教皇革命，也就是《法律與革命》中的所謂的“革命”主題，這次革命稱之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改革。《法律與革命》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寫起的，他認為整個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是由11 世紀末期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對神圣羅馬皇帝亨利四世所發動的授職權之爭以及由此引發的的全面政教沖突所觸發。教皇革命所引發的一系列教會和世俗的變革正是西方法律傳統形成的基本原因。伯爾曼認為宗教理念是西方法律傳統形成的原動力，在12 世紀后期西方逐漸形成的教會法、商人法、王室法、城市法等都是由于教會改革所引起的社會變革之一。對于法律的界定，伯爾曼指出：把法律概念界定得過于狹窄即把法律界定為規則體，不利于對西方法律傳統的產生和西方歷史上數次重大革命對這種法律傳統的影響的理解以及對這種傳

統現在所處的困境的理解。他呼吁，需要有一種廣義的法律概念，并批評了那種“過于狹隘”的法律觀點。

伯爾曼將西方法律傳統的主要特征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1、在法律制度與其他類型制度之間有較為鮮明的區分。雖然法律受到宗教、政治、道德和習慣的強烈影響，但通過分析，可以將法律與它們區別開來；

2、與這種鮮明區分相關聯的是以下事實：在西方法律傳統中，法律的實施被委托給一群特別的人們，他們或多或少在專職的職業基礎上從事法律活動；

3、法律職業者都在一種具有高級學問的獨立的機構中接受專門的培訓；

4、培訓法律專家的法律學術機構與法律制度有著復雜的和辯證的關系。換言之，法律不僅包括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決等，而且還包括法律學者對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決所做的闡述；

5、在西方法律傳統中，法律被設想成為一個連貫的整體，一個融為一體的系統，一個實體，這個實體被設想為在時間上是經過了數代和數個世紀的發展；

6、法律實體或體系的概念，其活動取決于對法律不斷發展特征即它的世世代代發展能力的信念，這是一種在西方所獨有的信念。法律體系只因它包含一種有機變化的內在機制才能生存下來；

7、法律的發展被認為具有一種內在的邏輯；變化不僅是舊對新的適應，而且也是一種變化型式的一部分。法律不僅僅是處在不斷發

展中，它有其歷史，它敘述著一個經歷；

8、法律的歷史性與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權威的至高性這一概念相聯系。自12世紀起，所有西方國家，即便處在君主專制制度下，在某些重要方面，法律高于政治這種思想也一直被廣泛講述和經常得到承認；

9、西方法律傳統最突出的特征可能是，在同一社會內部各種司法管轄權和各種法律體系的共存和競爭。正因為這樣，才使得法律的最高權威性成為必要和變得可能。而法律的多元論則根源于基督教教會政治體和世俗政治體的區分；

10、西方法律傳統思想于現實、能動性與穩定性以及越超性與內在性之間存在著緊張關系。這種緊張關系導致了革命對法律體系周期性的劇烈沖擊。不過，這種法律傳統畢竟存活了下來，甚至由這些革命所更新，這種法律傳統比作為它組成部分之一的任何一種法律體系都要大。不過，按照伯爾曼的說法，西方法律傳統中的10個特征只有前四個仍然構成西方法律的基本特征。

關于前四個特征，伯爾曼指出，羅馬法傳統具有西方法律傳統的上述特征，而當代許多非西方文化則不具有這些特征，11世紀前通行于西歐日耳曼民族中的法律秩序也沒有表現出這些特征，他們為西方所獨有。而屬于西方法律傳統的后六個特征在20世紀后半葉特別是在美國全都受到了嚴重的削弱。這也就是伯爾曼所擔憂的危機，為此，伯爾曼大聲疾呼：就目前危機已經達到了可與過去曾經打擊西方法律傳統的革命危機相提并論的程度而論，我們必須調動整個傳統的應變

能力來克服這種危機。由此，伯爾曼提出：今天法的社會理論的首要任務在于擺脫關于法律及其因果關系的過分簡單化的概念，應該把三個傳統的法學流派即法律實證主義、自然法理論和歷史法學派綜合成一個一體化的法學。

法的社會理論的第二個任務是旨在采用一種適合于法律史的歷史編纂法而不是主要采用來源于經濟史、哲學史或其他史類的歷史編纂法。法的社會理論的第三個任務是研究法律在革命變革時期的命運，即不僅要查驗新法律對舊法律的迅速取代，而且還應考察在革命確立之后所采取的措施，考察這些措施是否為將來穩定和公正的法律秩序奠定了基礎。最后，法的社會理論還必須研究非西方的法律體系和傳統，研究西方法律與非西方法律的融合，研究人類共同法律語言的發展。惟其如此，方可求得擺脫20世紀后期西方法律傳統所面臨的危機之路。作為伯爾曼著作的中國讀者，我們一旦新鮮而又好奇地讀完《法律與革命》一書，肯定會有一種激情與憂患同在、啟示與疑惑并存之感。除了被伯爾曼著作無與倫比的邏輯力量、淵博的學識、歷史的洞察力所征服之外，我們大概還會有不少的啟發；首先，伯爾曼在法的社會理論方面頗富創見。伯爾曼在書中顯然流露了對馬克思、韋伯以及一些人類學理論關于法律與社會發展的學說不滿的情緒，他甚至提出了“超越馬克思、超越韋伯”的口號。伯爾曼承認西方三大法學理論(實證法學、自然法學和歷史法學)的部分真理性，但同時指出它們均是片面的、簡單的、試

圖解釋一切社會與歷史的決定論模式。伯爾曼堅決反對社會歷史發展中“誰決定誰”的簡單模式，而認為各種因素之間是共存、互動和因地的彼消此長的關系。確實，在伯爾曼重新解釋西方法律史的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立體的圖面。

其次，伯爾曼批判了傳統的歷史分期法，重新挖掘了中世紀時法律與宗教之間的關系。伯爾曼視教廷為近代第一個國家的雛形，也不乏深刻的創見。可以說，伯爾曼的學術貢獻與創見使得西方法學界必須聆聽其關于中世紀以及中世紀的教會(宗教)對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產生的決定性影響的學說。傳統是有意識和無意識的混合。法律通常與可見的一面、與作品聯系，但對西方歷史的研究尤其是對其起源的研究，能揭示其在民眾最深層信仰和情感中的根源。西方的法律傳統的背后就有一種民族的意識作用——對煉獄的恐懼和對最后審判的希望——而這就是西方的歷史意識——宗教意識。

最后，在伯爾曼的著作中，我們時時會感觸到一種深刻的生存意識貫注其中。這樣，伯爾曼“重新解說西方法律史的努力不但超越了現實，而且超越了歷史。從而使得他能夠擺脫流行的教條，掃除拘謹瑣碎的工匠氣，重新去把握作為活生生的人類經驗之一部分的法律的脈動。”

第三篇：《貨幣戰爭》書評

《貨幣戰爭》書評

隨著國內房價的不斷攀升，我們也在向通貨膨脹不斷前進。是什么主導了這個過程呢？看完的《貨幣戰爭》已經給了我明確的答案，那就是人民幣的超量發行。為什么人民幣會超量發行呢？原因很簡單，那就是老百姓拿出自己未來10年甚至20年的錢來買房子，銀行為了眼前的既得利益，不斷以個人購房的名義將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鈔票轉賬到了地產商、政府以及一手房東的手里，而這些既得利益者為了明天更高的回報，又把這些鈔票拼命的撒向社會。一時的繁榮導致了國內的人民幣數量猛增，而看看我們周圍的物質世界你就知道了，還是那個房子，還是那斤豬肉，原來要1個銅板的東西，現在要一個金幣才能買到了，這就是通貨膨脹。

《貨幣戰爭》一書主要寫金融。由于文筆流暢，且引述了許多歷史典故、傳說、軼事、名人語錄等，它引人入勝，勾起了一般讀者對枯燥金融問題的興趣，這是該書的一個貢獻。但遺憾的是，該書對許多經濟歷史事件或人物的描述繆誤甚多，斷章取義、牽強附會、言過其實，或根本就是妄加猜測、肆意定論，給讀者提供了錯誤的信息，并有可能誤導政策制定者。

全書每每強調，以羅斯柴爾德為代表的國際銀行家如何擁有神秘的超級權力，可隨心所欲地玩弄王權與政府于股掌之上，肆意操縱世界的戰爭與和平、繁榮與蕭條。事實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確曾經盛極一時，至少在19世紀是公認的最有影響的跨國金融企業，在今天的國際金融體系中也算是尚有一席之地；但是，其市場地位與影響力目前已可以說微不足道。無論是按股票與債券承銷、交易及企業并購業務的市場份額，還是按旗下所管理金融資產的規模，該公司都往往排不上國際前十名，更談不上呼風喚雨、主宰全球金融市場了。

書中揭示了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

一、以債務為貨幣發行的抵押，而非實物，這樣就讓有些機構有機會做一些不負責任的濫發貨幣行為；

二、現在銀行的部分儲備金機制。美聯儲就有憑借美元是世界貨幣的優勢而濫發貨幣的嫌疑。以前美國憑借國債發行美元導致本國的通貨膨脹，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美國的國債，就相當于美國通過國債將通貨膨脹轉嫁到其它國家。中國也是持有大量美國國債的國家。因此中國的通貨膨脹也是跟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持有美國國債的增加）有很大關系的。

通貨膨脹會導致兩個互相矛盾的現象：資產價值（如房子）的提升和其它貨品價值的降低（由于生產力的提高）。資產價值的提升恰恰體現了人民對擁有財富的不安全感的一種表現。

政府為了平易通貨膨脹，只能想辦法讓老百姓手中的貨幣原地不動，怎么辦呢？答案很簡單，讓這些貨幣在股市里窩著去，只要不出股市，這些多余的貨幣就不能去肆意的拔高商品貨幣價格。于是，今年年初，我們如期看到了股市上揚，如期看到了外資撤退后國資殺入救市的場面。但國資還能撐多久呢？

其次現在是人類重新認識金錢的時候了，人不能成為金錢的奴隸。人應成為金錢的主人，金錢應為人服務，而不應成為魔鬼的化身。人類需要全新的制度，全新政治，全新的文化。使金錢變成鳥籠中的鳥，為人類服務的鳥。人與錢，人與權，權與錢和諧相處的社會，以人為本的社會。重義輕利，重正義，重感情的社會。面對當前的經濟形勢，現代人如何在不斷變化的貨幣政策，產業環境下生存？是一個很值得人們思慮的的問題。

第四篇：《貨幣戰爭》書評

《貨幣戰爭》書評

我讀過的關于經濟的書不多，但作為曾經很著名的《貨幣戰爭》系列，我也讀過第一和第二部。說實話，如果當做小說來讀，這兩本書可以說是蕩氣回腸，扣人心弦。但是仔細的思考，書中的觀點雖然我不敢否認，畢竟作者也是有金融背景的人，而且也查看了諸多的資料。但是作者對這些歷史事實加以演繹和推論之后得到的結論卻太多聳人聽聞的地方，捎帶著讓人對整本書的信心也大打折扣。

我認為作者在這個系列書中的最大問題就是他不僅試圖將整個歷史的發展用線性的因果關系組織起來，并且還相信這種因果關系完全是單鏈條式的，每件事情有且僅有一個原因。

書中主要講述了銀行家們是如何編制和精心巧妙地設計每一場戰爭、每一次金融危機、每一次的謀殺總統、每一位經濟學家的理論來攫取他們利潤最大化的。其本質是每一次的戰爭、危機、總統不是自然規律，不是個人意志的決定，而是全世界中最富有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及其代理人的巧妙設計，而在這其中每個人包括經濟學家、每一位總統及政客都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棋子，工具。

就書的本身和它的內容觀點而言，使我受益匪淺。書里面的內容煽動性很強，有非常強烈的陰謀論色彩，再加上很強的憂患意識，所以在現在的時代背景下面，會與廣大的中國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產生共鳴，因為大家對美國和外資都新存警惕。但是，越是這樣的重大問題，越是要慎重討論，應該嚴肅認真謹慎地來研究，畢竟經濟是一門科學，要講真憑實據，邏輯緊密。

初讀此書，感覺并沒有印象當中的經濟學書籍那種枯燥乏味，感覺它更像是一部小說，推理小說。看完之后，第一感覺就是：簡直不可思議，世界怎么會是這樣呢？初看似乎講述的是事實；繼續似乎是小說，讀到一半似乎是事實；當讀到最后感覺是真理；回味反思后讓我茫然。《貨幣戰爭》中的一段話令我震撼：“眾所周知，誰能壟斷某種商品的供應，誰就能實現超級利潤，而貨幣是一種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誰能壟斷一國的貨幣發行，誰就擁有無法限量的賺取超級利潤的手段。”在我的腦海中，簡單明了的壟斷產生超額利潤的事實從未被應用到貨幣的供求上。在我國執政為民的政治理念宣傳下長大，在我沒讀過這本書之前，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有人可以壟斷貨幣的發行，國家也不可能剝削人民。但是，書中的事實表明貨幣在其實也可以視為一種普通的商品，一種可以控制的商品。盡管理論上我們都知道，但是從未將其應用到實踐中認真的考慮過。

宋鴻兵先生的《貨幣戰爭》整體感受有兩大點

一、是從歷史的角度梳理了世界金融寡頭的形成、發展的歷史，追述了世界金融寡頭的世界歷次重大經濟、政治、社會運動中的角色以及給社會經濟造成的破壞，證明了金融資本的逐利的本質，分析了金融資本利用世界貨幣的漲與跌制造通貨膨脹剝奪廣大民眾財富的種種手法！

《貨幣戰爭》講的是從十九世紀歐洲銀行家一步步發展壯大到操控政治、經濟的走向，為自身利益服務的故事。比如那些財團操縱美國國會成立了私有的美聯儲，使得美國政府沒有發行貨幣的權力，當政府需要發行貨幣則必須將美國公民未來的稅收抵押給美聯署向其貸款，而為此要支付龐大的利息。美聯儲要做的只是印鈔票、再坐收利息。（政府沒有權利發行貨幣）此外，幾大財團還聯合引爆兩次世界大戰，操控石油價格以獲取石油美元，操控各種國際組織如IMF、世界銀行，掠奪第三世界國家的資源和財富，乃至引發多次經濟危機。幾大財團就是通過合伙抬高一國的股市和房地產價格，制造巨大的金融泡沫，達到一定高度后再抽身出來打壓價格，引發泡沫崩潰，導致此國公司和民眾的大量破產，再以極低的價格收購大量優質資產，從而控制一國的經濟，獲取巨大的利益的。

書中的源頭指向羅斯柴爾德家族及其他金融寡頭對于金權的極端占有欲，而其想法的實行是依借于其一呼百應的影響力而達成的，如果這種經濟體制的內涵如此明顯的不堪，為何仍有一代代的精英愿意投身于其中？世界走向的改變是否僅憑極少數人的思想行動？如果沒有周邊的氣候條件，僅憑風眼的力量颶風就能形成并蔓延么？當人們恐慌于極少數人掌握世界的極端不公正時，其實每個人也正促進著這種不公正，在利欲攻心的社會背景下，人們相互殘殺，不惜代價。不過是為了毫無必要地滿足過分貪婪的欲望。欲望和恐懼卷起狂瀾，黑暗的颶風由虛無而起，似受了魔鬼的庇佑般，周圍的一切雖反應各異，卻無不最終以各種形式成為其中，使它所向披靡、愈生愈烈巨大的漩渦將吞噬任何遏制的努力，甚至使它們成為它的一部分，世界瘋狂的膨脹，卻無法將它所帶來的危機感置于自身的欲望之上，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出現或許本是歷史的必然，惡浪已起，海嘯只是遲早的事。

二、宋先生利用歷史的分析，說明了亞洲金融危機與上世紀日本經濟低迷、衰退的金融之迷，重點分析世界金融資本操作手法，并提出中國面臨的危險。書中描述為建立公平的經濟體制，搏擊俱樂部里Jack最終炸毀信用大樓，只有單純的夢想家會這么做，這就像藤蔓纏繞住住所，我們只想一把火燒了它們，而暴力摧毀得更多是物質，永遠會有貪婪的余孽在暴力的空隙中滋生最終使整個革命變質毀滅。等待細水長流的社會本質蛻變永遠成不了解決當下問題的辦法，直面的抵制相當于開門迎敵，難免有被同化的危險，但既然有人已認識到危機，無論怎么做，我們所能確定的就是不放棄任何的努力。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利用自己的低廉的勞動力和引進外資，成為了世界工廠，外匯儲備一路飆升，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斷增大，而在近幾年中國的股市與房市也是異常火暴，國際資本“熱錢”在中國兩市場上的推波助瀾，使中國面臨被世界金融寡頭“剪羊毛”的危險。

《貨幣戰爭》這本書從貨幣博弈的角度，演繹了西方近代史和金融發展史，使我認識到一個觀念：誰控制了貨幣誰就能支配一切。在看這本書之前，我堅決不會認同這個觀念的，因為它過于直白、過于殘酷、過于冷漠。但現在，當我讀者這本書中陳述的史實時，我不得不承認：這本書所陳述的史實恰好印證了這個可惡的觀點。梅耶.羅斯柴爾德說過：“只要我能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幣發行權，我不在乎誰制定法律。”

正是因為“誰控制了貨幣誰就能支配一切”，世界各個強國都積極地參加到這場關于貨幣的金融戰里。這場看不見硝煙的戰爭比看得見硝煙的戰爭更加殘酷、更加可怕。一旦一個國家的經濟秩序遭到金融戰爭的打擊，會立即造成整個國家內部局勢動蕩。金融是新世紀“殖民戰爭”的核武器，誰能熟練地應用它，誰就將獲得最后的勝利。

而在我看來這本書最大的弱點就是作者試圖去用單一的原因去解釋歷史，金融在許多歷史事件上有重要的影響，但絕對不是唯一的原因。作者不是寫歷史，所以他為了本書的主題金融，就把一些歷史事件過多的往金融方面靠攏。作者回顧了近200年來的西方金融史，并且雄辯的將南北戰爭、一戰、二戰，以及歷次美國總統遇刺的原因都歸結到了銀行家的陰謀，看起來證據確鑿，不容置疑。可是200年動蕩不安的世界歷史，難道都變成了銀行家們股掌之間的玩物？這真是最幼稚的歷史決定論，他不僅試圖將整個歷史的發展用線性的因果關系組織起來，并且還相信這種因果關系完全是單鏈條式的，每件事情有且僅有一個原因。此外，拋開這一切不談，作者的論據中包含了大量幕后的秘密交易與會談，這些稗官野史的真實度是很難打包票的。

總結一下，《貨幣戰爭》這本書，讀起來還是比較有趣的，只是我對里面的有些觀點不敢認同。估計等一段時間以后，再回頭來看一下，希望能解開更多謎團，有新的收獲。我推薦學經濟方面的同學們還是應該看一下，因為這本書可以引發很多思考。但是我個人認為，對此書的觀點要比較小心，盲目草率的接受是危險。

第五篇：毛澤東的詩歌與革命歷程

毛澤東的詩歌與革命歷程

有人說，不了解毛澤東，就不可能了解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毛澤東將偉人之大氣魄、詩人之大手筆、兵圣之大智勇，渾然集于一身。偉人、詩雄、兵圣之最集中詩意凸現，莫過于數十首毛澤東詩詞。我們可以通過欣賞毛澤東的一些詩詞，來了解毛澤東其人，來感受中國革命的艱難曲折和波瀾壯闊。

（一）1919－1927年是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毛澤東的詩詞主要有四首：《虞美人·枕上》《賀新郎·別友》《沁園春·長沙》《菩薩蠻·黃鶴樓》。一首《菩薩蠻·黃鶴樓》體現了大革命失敗前夕凄涼的心情。茫茫、沉沉、鎖，幾個字眼勾勒了一副黑云壓城城欲摧的畫面，令人壓抑的筆調，表達了一種蒼涼的心情。1927年春，國民黨右派公開叛變革命；右派投降主義日趨嚴重，大革命處于失敗的前夕。毛澤東心情沉重，不知如何是好。隨后反革命政變，一場轟轟烈烈的前所未有的大革命就這樣落下了帷幕。

（二）1927—1937年是國共十年對峙時期。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共產黨艱難地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并從幼稚走向成熟，中國局勢也逐漸由內戰走向抗日。此時毛澤東的詩詞，既有對革命斗爭寫實般的記載，如《西江月·秋收起義》《七律·長征》等，又有因個人命運的沉浮而引發的對人生的思考，如《清平樂·六盤山》等。這一時期是毛澤東創作詩的高峰期。

《西江月·秋收起義》，這次起義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公開地打出了自己的旗號——工農革命軍；毛澤東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領導了軍民進行土地革命，終使井岡山上的星星之火成為燎原之勢。

（三）1937年7月-1945年8月是全民族抗戰時期。中日民族矛盾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矛盾，以國共第二次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斗爭中得以鞏固和擴大，直至戰爭完全勝利。這時期毛澤東很少寫詩。但他理論方面的著作卻很多，如《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這些為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理論基礎。

（四）1945年8月—1949年10月是人民解放戰爭時期。這時期，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艱難地指揮著全國的解放戰爭，先后粉碎了國民黨的全面進攻和重點進攻，取得了三大戰役和渡江戰役的勝利，最終贏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這時期毛澤東的詩主要有三首：《五律·張冠道中》《五律·喜聞捷報》 《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前兩首描述的是作者離開延安后轉戰陜北時戰斗的場面或戰后的感受。《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寫于渡江戰役后。詩中提到“不可沽名學霸王”，使得這位政治家詩人能夠遇喜不亢，臨勝不驕。

（五）1949—1956年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徹底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并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這時期毛澤東的詩詞主要有《浪淘沙·北戴河》《五律·看山》《水調歌頭·游泳》等。

一闋《水調歌頭·游泳》是贊美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詞中提到的 “一橋”指的是武漢長江大橋，它是萬里長江上第一座鐵路、公路兩用橋。詞中“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云雨，高峽出平湖”指的是三峽工程。由當時正成為現實的“一橋飛架南北”，而憧憬“高峽出平湖”，正是毛澤東勃勃雄心的詩化。

可以說，毛澤東一生奮斗，一生有詩。毛澤東的詩詞不僅是他個人的心理實錄，也映射了中國革命的艱難曲折發展。也正是戰爭生涯的驚濤駭浪，造就了詩人毛澤東。大家能通過毛澤東的詩詞，加深對中國革命的理解。

外語系 本六班 組員: 沈麗陽（05）

王宇華（18）陳 舒（19）王亞萍（27）麥潔梅（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