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人物傳記—佩雷爾曼

兼并巨頭佩雷爾曼

世界富豪發跡的模式，很多都是白手起家，或從事貿易，或開辦工廠，或經營商店，以成功的企業經營管理而致富的。不過，還有一類富豪，卻是以較為雄厚的資本去收購其他公司的股份，或控股，或兼并，或轉賣，靠高額的股權收益而晉升大富豪行列的，美國多種投資控股公司總裁羅納德·佩雷爾曼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據1991年美國《公共事業投資》雜志統計，在過去的10年里，羅納德·佩雷爾曼擁有的資產超過70億美元，其中包括約50億美元的個人財產，而成為1991年度的美國首富。即使按當年《福布斯》雜志所作的較為保守的估計，佩雷爾曼也堪稱美國第三大富豪。

佩雷爾曼1943年出生于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格林斯保羅。他的家族是當地的豪門望族。祖父摩利斯從事金屬加工業，并有3億美元的控股公司。父親萊蒙德擁有龐大的貝爾蒙特工業集團。佩雷爾曼作為長子，從小就跟父親學做生意。他在費城讀中學時，課余時間幾乎都用來閱讀父親公司的財務收支圖表和各種報告。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讀書時，他更是用大部分課余時間參與父親公司的經營。到1964年大學畢業，這位經濟學學士早已是滿腹生意經了。

初出茅廬顯神通

在上大學期間，他成功地做成了他的第一筆生意。他以80萬美元買下一家啤酒廠的股份，3年后又將其分兩次賣掉，分別獲100萬美元和200萬美元的轉讓金，凈賺200多萬美元，充分顯示出他的經營才能。

大學畢業不久，佩雷爾曼又到沃頓商業學院深造，1966年獲商業管理碩士學位。此后，父子倆創建了資金積累公司，加快了發展步伐。他們從不借貸資金，并反對無利交易，形成了人們熟知的佩氏經營風格。

1967年到1978年，父子倆分別收購了幾家機器制造廠和鋼鐵廠，隨后運用他們握有的股份，對這幾家企業進行資產重組，清除掉一些低利潤的生產部門，優化了資產結構。經過這幾次收購、兼并，佩雷爾曼在嘗到甜頭的同時，也掌握了一些兼并技巧和操作方法，為事業發展打下了基礎。

1978年，年已35歲的佩雷爾曼非常渴望能真正獨立地干一番事業。于是，他找了個機會向老父親提出這一要求：“爸爸，您老辛苦了一輩子，也該享幾年清福了，公司的事就交給我好了。”哪知，倔強的老頭子是個工作狂，聽了兒子這番話，竟勃然大怒：“你這橫小子翅膀長硬了，就想奪我的權了。告訴你，你就死了這個心吧！我任何時候也不打算退休！”這番話深深地刺激了佩雷爾曼，使他獨闖天下的欲望更為強烈。不久，他與妻子菲絲·戈爾

丁以及他們的孩子搬到紐約，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

1978年4月，佩雷爾曼以200萬美元購得科恩-哈特菲爾德產業的34％股份，成為他獨立后做成的第一筆生意。沒過多久，他又賣掉了自己所擁有的這家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將資金集中起來炒股票。靠這一買一賣一炒，他不但收回了原有資本，還獲利1500萬美元，使本金一下子翻了8倍多。

初戰告捷，佩雷爾曼飽嘗甜頭。從此，他一發不可收，收購、倒賣、控股、吞并，將其兼并天才發揮得淋漓盡致。他總是把目光瞄準那些生產名牌產品的企業，手里不停地撥弄著計算器，計算著這些企業報表中的各種數字，盤算著購買多少股份便能達到控股目的，控股后又須淘汰哪些不獲利的設備、機構，使之優化結構，提高資金的利用率，進而達到大幅增值的目標。難怪有人這樣評論他：“佩雷爾曼根本不像個當代企業家，倒像個手拿計算器在市場瞎轉悠倒買倒賣的販子！”對此，他嗤之以鼻，并正式成立了“美國多種投資控股公司”，自任總裁。他的這一舉動，似乎在向那些持異議者表明：自己不僅是個當代企業家，而且是以投資控股為主的大企業家！

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年，佩雷爾曼靠切斯·曼哈頓國際銀行組織的資助，先后從投資商布迪·考夫曼手里買進了5000萬美元的股份，顯示出他雄厚的實力。1980年，財大氣粗的佩雷爾曼開始實現他20年前的愿望。那時他們父子倆曾看中了新澤西州從事甘草提煉和巧克力生產的麥克和福布斯聯合公司，只是苦于資金不足無法收購它，而現在可以實現他多年的夙愿了。他一口氣買下這家公司4500萬美元的股份。這筆生意的成功，使他的公司實力陡增。1983年，他干脆買下了麥克和福布斯聯合公司的全部股份，使之成為他的全資子公司。1984年3月，佩雷爾曼又將手伸向杰克西爾公司，他買進該公司9000萬美元的股份，控制了它的經濟權。

將個人的喜好和安危與公司的經營融為一體，是佩雷爾曼的獨特風格。抽煙是他的一大嗜好，從平時對各種名煙的品評，到對各煙草公司經營狀況予以特別的關注，使他產生收購煙草公司的強烈欲望。在北卡羅萊納州，他與那里的煙草制造商經常商討如何增加產量，并幾次派人到中國、土耳其、伊拉克和蘇聯去采購價廉物美的煙草原料。1984年，他不惜出資1.24億美元買下了美國煙草聯合公司。一夜之間，“煙草大王”的桂冠便戴到他的頭上。

瑞福倫收購戰

在佩雷爾曼兼并控股生涯中，他最為得意之舉是收購瑞福倫化妝品公司了。瑞福倫是一家龐大的化妝品跨國公司，其產品暢銷130個國家和地區。到80年代中期，該公司每年銷售價值10億美元的化妝品和10億美元的保健品。佩雷爾曼對它窺視已久，只不過一時還沒

有足夠的財力吞下這個龐然大物。

1985年初，佩雷爾曼決定先將其攫取的目標轉向佛羅里達州的潘瑞·布萊德超級市場集團，這家集團剛剛擺脫破產的危險，急需要錢，出價較低。但最令佩雷爾曼感興趣的卻是該集團擁有3.3億稅收轉賬權。6月初，佩雷爾曼買下該集團6000萬美元的優先股份，占其全部股份的38％。接著，他就靠變賣這家控股公司存貨和7億舊貨債券，向瑞福倫化妝品公司公開出價，展開了這場令世人矚目的收購戰。

6月中旬，佩雷爾曼正式向瑞福倫公司總裁米歇爾·伯杰雷克提出收購要求。遭到拒絕后，佩雷爾曼就以潘瑞·布萊德集團的名義公開以每股47.5美元向瑞福倫出價。1985年底，潘瑞集團將每股收購價提高到50美元，后又提到53美元。這時，半路上殺出個程咬金，福斯特曼利特爾公司報價56美元，瑞福倫同意賣給這家公司一部分資產，前提條件是需另一個報價者購買40％的股份。佩雷爾曼認為這個協議違反了股東權益法，而向特拉華州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將瑞福倫公司的方案宣布為非法和無效。

在聽候法院裁決前，福斯特曼利待爾又將報價提到每股57.25美元，而佩雷爾曼毫不示弱，將其報價提高到58美元。10月中旬，特拉華州法院作出裁決，瑞福倫賣給福斯特曼利特爾的股份的協議無效。佩雷爾曼在這場收購戰中終于獲得勝利。1985年11月5日，伯杰雷克被迫辭職，佩雷爾曼作為第一大股東當上了瑞福倫化妝品公司的新總裁。

佩雷爾曼上任伊始，就大刀闊斧地整頓公司的組織結構。他以14億美元賣掉瑞福倫大部分生產保健品的分支部門，因為這些部門贏利甚少，有的還虧本。接著，又將所屬機構從100個削減到20個，并賣掉公司的噴氣式飛機，只是保留了隱形眼鏡廠和國民健康實驗室。

在大力裁減保健品生產的同時，佩雷爾曼卻將恢復美容化妝品業作為公司的首要任務。他把該公司美容業的創始人查爾斯·瑞福森的半身塑像置放在辦公大樓的顯著位置，時時刻刻提醒廣大員工一定要注重美容化妝品這種傳統產品的開發與生產。誠然，美容業在1974年至1984年間曾處于低谷時期。受國際美容品市場疲軟的影響，瑞福倫公司的營業額也大幅下降了79％，1985年虧損2800萬美元。但佩雷爾曼清醒地看到，化妝品業已經有復蘇的跡象，此刻正是搶占市場的絕好時機。于是，他任命索爾·萊文任瑞福倫的總經理，全力恢復對化妝品新產品的開發，同時改進廣告和銷售措施。佩雷爾曼也親自出馬，到銷售瑞福倫化妝品的各百貨商店去慰問那里的高級職員。他還選中電視明星蘇珊·露茜作為公司的發言人，同時選擇著名攝影師理查德·埃夫登拍攝公司的產品廣告，廣告結尾語令人怦然心動：“世界上最令人難忘的女人都使用瑞福倫化妝品。”佩雷爾曼在試驗產品流水線的同時，又將研究和開發預算增加了兩倍，以研制出更多的受市場歡迎的新產品。不久，瑞福倫就接二連

三接出了海爾森香水、愛爾梅化妝品等高檔名牌產品。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瑞福倫公司的業務蒸蒸日上，1987年銷售額高達24億美元，比1986年猛增41％。佩雷爾曼終于將臣服在其控股帝國麾下的瑞福倫公司，改造成能夠創造更高利潤的專門研究開發化妝品的新型公司。這無疑成了佩雷爾曼兼并成功的典范之一。然而，當佩雷爾曼耐心等待了11年，瑞福倫在1996年上市，當時公司 總市值10.5億美元，他手中大約有17%的公司股份。而此后的10年中，公司最高的市值也不過13億美元。佩雷爾曼一直無法將瑞福倫套現，并看著公司的股價從1998年高達55美元的價位，跌得只剩下一位數，徘徊在4美元上下。期間，佩雷爾曼出售了部分瑞福倫的資產，給公司帶來30億美元的收入，又花了5億美元買入了一些新品牌。從1996年算起，這家化妝品公司稅后虧損總額已經達到13億美元。更壞的是，6年來，由于出售了很多資產，并且化妝品行業競爭日益激烈，該公司的收入減 少了40%。在連續虧損24個季度之后，瑞福倫在2005年的一個季度里短暫盈利，然后又跌入了虧損的深淵。盡管外界已經開始懷疑他的眼光，但佩雷爾曼依然固執地認為瑞福倫前景樂觀。他認為：“這是迄今我所卷入的最為艱難的交易，但我至今仍相信瑞福倫有巨大的價 值。這是我20年里最為激動的事，它是一份不可替代的資產。”

兼并史上的成功與挫折

瑞福倫公司是佩雷爾曼80年代的經營重點，但他在其他領域仍屢有建樹。1986年10月，他收購環球公司15％的股份，當上了飯店飲食業的總經理。同年11月，他又買下CPC公司5％的資產，不久又將其股份賣給所羅門兄弟公司，從中盈利4000萬美元。

與此同時，他把收購的目標瞄準到世界著名的吉列剃須刀片公司。他在該公司已占有16％的股份，但他還想出價41.2億美元把整個吉列公司收購下來，以此控制吉列在全世界的分公司，進而促進瑞福倫化妝品公司的國際經營能力。吉列公司面對佩雷爾曼咄咄逼人的攻勢，只得答應出賣5.38億美元股份以結束佩雷爾曼的吞并戰，并讓他獲純利4300萬美元。后來，吉列公司見佩雷爾曼仍持強硬態度，便威脅道：如果瑞福倫繼續進行吞并，那他們將把吉列20％的股份出賣給其他公司。佩雷爾曼被迫接受了吉列的要求，同時應允今后10年內，未經吉列公司同意，他將不再購買吉列的股份，并不再控制吉列的經營。

當然，在80年代，佩雷爾曼的兼并行動也并非都是成功的，他也遭受過挫折。還是在1987年秋天，佩雷爾曼聽說南非米諾考采礦公司打算將自己14％的股份出售給著名投資公司所羅門兄弟公司，他立刻決定插上一杠，搶先買下這部分股份。盡管佩雷爾曼保證最多只擁有20％的股份，但所羅門公司卻不予理會，斷然阻止了佩雷爾曼的行動，他們不僅以極快的速度把這些股份弄到手，而且還要將這些股份作優先股轉賣給伯克舍爾·哈薩維公司。

9月28日，佩雷爾曼強接下心中的怒火，表示愿以更高的價格購買這些優先股，即以每股42美元購買下該公司的10.9％的股份，但仍遭到所羅門公司的拒絕。原來老對手所羅門公司在以前的收購戰中經常敗在佩雷爾曼手下，這一次顯然是要報一箭之仇，給他一個難堪。

1988年9月，佩雷爾曼這個兼并大王又作出驚人之舉，他以1.37億美元將TW食品公司賣掉，以7.8億美元賣掉彩色印刷控股公司，還以2.25億美元賣掉了煙草聯合公司。熟知佩雷爾曼兼并風格的人，紛紛推測他很可能又在積累資金瞄準新的大宗生意了。果然不出所料，1988年底，佩雷爾曼接管了5個陷入困境的信用合作社，將其合并后組成了吉布拉爾塔第一銀行。接著，他又在政府的支持下，買下了擁有23億資產的圣安東尼奧信用社。看來，他是想過一下當“金融巨頭”的痛了。

結語

在生活上，佩雷爾曼嚴格遵守猶太法典的規定，從周五日落到周日早晨從不工作，無論身處世界任何角落也要在周六與10個猶太男人一組共同祈禱；但是對于他的 生意，在當下由新生巨頭所壟斷的公司購并行業里，佩雷爾曼并不遵照傳統風格，一向單打獨斗的行事風格可謂另類。通常，佩雷爾曼會選擇買進一家別的投資者看不上的丑小鴨，分期拋棄一些垃圾業務，留下公司的殼，然后利用虧損公司的稅務優惠買下一些更好的資產。然后他會為公司增加一些能令公司更為光鮮的資產，但這些業務相互間卻可能毫無關聯。他信奉的是多樣化的哲學，卻不認同多元化業務間的協同優勢。就是這樣，他通過買下破產的企業，修修補補然后出售給那些巨頭，有時一單就能賺下數十億美元。他被視為跟早期的私人股本投資公司一樣只注重公司買賣和財務回報的“門口的野蠻人”。他在從金融到化妝品、卡通圖書到野營用品等多個領域下了賭注。2002年以來，他還買下了幾個刮獎彩票機構、一個證券服務公司和一個馬車的制造商。

佩雷爾曼以50億美元的個人財產在1991年成為該年度美國首富后，開始注重改變他的公眾形象。他特地雇來著名的公關小姐琳達·羅賓森為自己涂脂抹粉，把他描繪成企業家或創造者，而不是專門并吞別人的兼并者。其實，他也未免過慮了，控股、兼并對于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社會發展不無益處，當一名“兼并大王”也是會受到人們尊敬的。

第二篇：關于佩雷爾曼的理性觀論文

在西方哲學史上，笛卡爾的理性觀是近代西方哲學發展的主導，笛卡爾的唯理性主義立場代表著一種獨斷式的理性觀。在《新修辭學》中，為探尋價值判斷正當性的理性基礎，佩雷爾曼逐漸意識到笛卡爾唯理性主義的局限，主張應限制這種流行的理性觀，倡導包含多元價值觀和多樣合理性的合情理性觀。(為更好地理解佩雷爾曼所提出的新理性觀，本文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論述：一是厘清“理性”一詞的兩種含義——唯理性與合情理性;二是闡明笛卡爾的唯理性是以數學知識為典型的神圣理性，這種理性的必然性、普遍性和自明性的特征彰顯其自身適用領域僅限于形式領域;三是在人文科學領域，佩雷爾曼通過限制流行的理性觀，倡導包含多元價值觀。“出版這本有關論證的論著，以及其主題與希臘修辭學和論辯術的古老傳統之間的聯系，構成了跟那種可歸于笛卡爾的理性和推理概念的決裂，后者在過去三個世紀的西方哲學中已深深地烙下了自己的印記。”

“盡管沒有人否認商議和論證的力量是一個合情理的個體的顯著標志，但是在過去的三個世紀，邏輯學家和認識論學者卻完全忽視了對用來確保遵從的證明方法的研究。……笛卡爾把自明作為理性的標志，認為只有那些演證才是唯理性的，它們從清楚明白的觀念出發，通過不容置疑的證明，把公理的自明性傳遞到推導出來的定理。”就本文的主旨而言，上述兩段引文中有如下三個語詞值得注意：“reason”、“rational” 和“reasonable”。1 在大多數英語詞典中，后兩個語詞可以相互替換。在它們成為佩雷爾曼的關鍵性術語后，它們被賦予的意義未必是標準英語詞典給出的意義，也未必是學者論述或日常用法中具有的意義。2 佩雷爾曼認為，盡管“唯理性的”與“合情理的”源于同一個名詞，兩者的意義都是合乎理性，但是它們不能相互替換。我們可以說符合邏輯規則的表達式是唯理性的演繹，但不可以說它是合情理的演繹;相反，我們可以說合情理的妥協，卻不可以說唯理性的妥協。(在佩雷爾曼的觀念中，語言僅僅是一個工具，語言的使用既要著眼于它的暗示，也需要知道如何應用語言以使其滿足哲學、法律和其他需求。

“理性”所具有的這兩種含義，在佩雷爾曼看來，表明一般意義上的理性具有唯理性與合情理性兩種表現方式或具體形態。自現代理性主義興起以來，學者從多個角度對唯理性與合情理性的不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他們區分的側重點不同。斯坦利·勞克林和丹尼爾·休斯認為，“唯理性”與形式邏輯相一致，“合情理性”與常識、傳統觀念或公平與公正的直覺意義相一致。在《正義》中，盧卡斯也指出，唯理性嚴格以自我為中心，合情理性內涵道德意蘊，意指在一定程度上考慮他人想法。菲什則更為簡明地闡釋了佩雷爾曼對兩者的區分：“唯理性與合情理性的不同反映了演證與論證的不同，唯理性與理論領域的演證相關，涉及人類行為的可計算性、非情緒性的行動;合情理性與論證相關，理性不僅在于證實、演證，更需權衡、批判和證成，提供支持或反對意見的理由。”愛默倫和荷羅頓道斯特認為，“‘唯理性的’與‘合情理的’這兩個語詞的主要區別是‘運用推理的能力’以及‘合理使用推理的能力’，據此，我們把‘唯理性的’一詞用作使用推理的能力，把‘合情理的’一詞用作合理使用推理的能力”。

從理論淵源來看，唯理性與合情理性的不同與亞里士多德“靈魂的認知與推算部分”相類似。在分析靈魂唯理性部分的結構時，他假定這部分又包含兩個部分：“一部分是考察那些具有不變本原的存在物，另一部分是考察那些具有可變本原的存在物。……我們把一部分稱為認知的，把另一部分稱為推算的。”其中，靈魂認知部分處理一成不變的事情，它的目標是必然和普遍的真理，傾向于演證的方法，偏愛精確性，對應用實踐不感興趣;靈魂推算部分處理可變的事情，把人類的行動作為對象，它與不確定的事物有關，傾向于真理的大致框架，使用權衡的方法，偏愛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調解，強調在人類生活中的應用。晉榮東認為，靈魂認知和推算部分彼此青睞認知價值的不同，在彰顯彼此差異時，也使人們很容易認識到唯理性和合情理性與靈魂的認知和推算方面相類似，據此，他指出佩雷爾曼對人類思維過程唯理性與合情理性的區分，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對靈魂唯理性部分的結構分析。

笛卡爾是現代理性主義的開拓者，歐洲近代哲學的奠基人之一，黑格爾稱其為“現代哲學之父”。作為一個數學家和哲學家，他繼承了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的傳統，以數學作為哲學的楷模，堅持人類知識的統一性，致力于科學體系的構造。在形而上學部分，笛卡爾使用普遍懷疑的方法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題，樹立了理性的權威，確立了理性的獨立地位，這種理性為上文所謂的“唯理性”。在《新修辭學》導論中，佩雷爾曼援引笛卡爾的觀點來闡述這種理性，即“為了展示理性的自明性品質，只有那些從清楚、明確觀念出發的演證才是唯理性的，并通過不容置疑的證明把公理的自明性推廣到所有定理。”以筆者之見，這段引文不僅說明理性(即唯理性，筆者注)具有自明性和普遍性的特點，也內在彰顯實現唯理性必須滿足的條件——從清楚、明確的觀念出發，使用演證的方法。接下來，我們從兩個方面分別予以論述：

首先，唯理性具有自明性。自明性是一種力量，每一個正常的心智都必須向它屈服，由于它是自明的，可以作為絕對真理的標志。同時，自明性能夠將心理學和邏輯學領域連接起來，允許相互之間在這兩個層次的通融。在認識論中，自明性命題就是通過理解其意義就知道該命題為真，而不需要證明。帕斯卡則直接運用笛卡兒的自明性理論，指出所有證明都可以歸于自明性，所有自明性的事物都無需證明。在笛卡爾那里，自明性具有如下特點：一是自明性是唯理性的，它對所有唯理性的心智都是有效的，與時間和個體無關;二是自明性是一種心理特征，笛卡爾把它作為對每一個唯理性存在者有效的標準;三自明性的標準依賴直覺，思想和存在連接的自明性似乎對其具有強制性。

其次，唯理性具有普遍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唯理性的出發點是清楚和明確的觀念，二是唯理性使用演證3的方法。在演證的現代形式中，演證是依據先前確立的規則進行的演算，其研究對象是純數學領域。證明(演證)的目的是以為“真”的前提，而導出事物之自明性，證明(演證)導出的事物自明性乃具有強制力，聽者必須接受之，不予接受則是非理性。(為此，演證必須使用完全無歧義的人工語言，運用演繹推理模式，并把公理作為演證的出發點。在數學演證中，公理并非爭議的話題，數學家把公理作為真理、自明的或簡單的假設，在使用公理時，不需要考慮聽眾是否接受它們。(在笛卡爾看來，只有以數學為基礎的演證方法可以運用到一切知識之中，這種精確的推理方法反映了人類理性的真正本質：

“哲學這個名詞的意思是研究智慧，所謂智慧指的并不只是處事審慎，而是精通人能知道的一切事情，以處理生活、保持健康和發明各種技藝;這種知識要能夠做到這樣，必須是一些根本原因推出來的。所以，要研究怎么取得這種知識，一個真正從事哲學研究的人應當首先研究這些根本原因，也就是本原，而這些本原應當滿足兩個條件：第一個是要非常清楚、非常明顯，人心一注意到它們就不能懷疑它們的真理性;另一個是要依靠它們才認識其他事物，……從這些本原推演出各種依靠它們的事物的知識，做到推演系列中沒有一個環節不十分明顯。”

正是有見于唯理性所具有的自明與普遍的品格，笛卡爾向渴望建立具有科學尊嚴思想體系的哲學家推薦趨向幾何學的推理模式。在其看來，“凡只具備看似合理的事物，幾乎都是虛假的”。而一門唯理性的科學不能包含是非不明的觀念，必須詳細闡述適用于所有唯理性群體的必然的命題系統，對它們只能一致同意，而異議僅代表錯誤。不管何時，只要兩個人對同一事物做出相反的判斷，兩個人中至少有一個人是錯誤的，甚至可以說沒有一個人掌握真理。因為只要其中一個人持有明確、清晰的理由，他就能以令對手信服的方式向后者講解這一觀點。圖爾敏則對笛卡爾的唯理性作了簡要概述：“伴隨著精密科學的興起，隨之而來的是唯理性的三個夢想：普遍方法、精確語言以及一元的自然體系，這些夢想也表達了新科學家對‘唯理性’的渴望。”

笛卡爾以唯理性為核心的理性觀具有如下特點：一是唯理性與數學理性一致，它是神圣理性的反映，旨在把握必然的聯系，認識先驗的、確定的、自明的和永恒的真理;二是在同一時刻它既是個體的又是普遍的，因為它在一個獨特的心靈中展現出來，卻又把自己的主題強加給所有理性存在者，且毫不遜色于經驗和對話。它既不依賴于教育，也不依賴于環境或時代文化;三是唯理性與自明性真理以及令人信服的推理有關，其有效性僅限于理論領域，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唯理性”的行為符合原則和系統精神，行為的終止依據原因的知識，使用最有效的方法，并使人們的行為與思考、構思的結果相一致，不允許任何情感或情緒的介入;四是在基于唯理性構造出來的“人”形象中，人的理性往往與其他人類能力相分離，人是像機械裝置那樣運轉的存在者，被剝奪了人性以及對環境的敏感性，與合情理的人相對立。

笛卡爾之后，他的唯理性思想為后來學者繼承和發展。斯賓諾莎把這種思想完全幾何化4，萊布尼茨使唯理性的演繹法與前者極端化了的幾何學方法相混合，帕斯卡則直接利用笛卡爾的自明性理論。在人類思維過程中，笛卡爾唯理性思想的影響也極為深遠，佩雷爾曼早期的學術思想就受到笛卡爾唯理性主義、邏輯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影響。1940 年，佩雷爾曼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科學與哲學推理的相似性“哲學方法與科學方法具有相同的邏輯結構，包括從某些原則以及從定義出發的演繹……一系列結果，并把這些結果與事實進行比較。”在分析正義概念時，佩雷爾曼把形式正義規則作為所有唯理性活動的基礎。而從傳統觀點來看，哲學話語也是理性的論述，這種理性是神圣理性或模仿神圣理性闡明的一種永恒不變的能力，它為所有唯理性的個體共同具有，并構成人類的特殊性質。事實上，佩雷爾曼的早期觀念與其他哲學家一樣，都認為哲學的目的在于追求普遍與抽象的真理，這是因為它們對所有擁有唯理性能力的人來說易于理解，基于此，早期哲學家試圖把自己的系統建立在必然性或自明性論題之上。綜上所述，自明性和普遍性是唯理性的重要特征，唯理性在處理人文科學領域問題彰顯的不足，促使佩雷爾曼發出震耳欲聾的呼聲——欲使理性來指導我們自己的行動以及影響他人行動，使論證理論有立足之地，我們就必須挑戰作為唯理性特征的自明性觀念。為此，我們應限制流行理性觀的適用范圍，倡導包含多樣價值觀和多樣合理性的合情理性，以處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與行為或價值判斷相關問題。

在笛卡爾唯理性思想的影響下，由于其他方法無法彰顯必然性的特性，邏輯學家只有在研究亞里士多德的分析證明時才感到安心。在上個世紀，這種傾向得到有力加強。依佩雷爾曼之見，在數理邏輯學家的影響下，邏輯已經被局限于形式邏輯，即對數理科學中的證明方法的研究，其結果便是與純粹形式領域無關的推理完全為邏輯甚至理性所排斥。他在其他地方還指出，人們不僅試圖把邏輯等同于形式邏輯，而且主張由于非形式推理不能被形式化，它們不再屬于邏輯。這種看法導致了邏輯的真正貧困和一種狹隘的理性觀。這就是說，一旦演證不可得，理性的統治將無法維系。“合情理的”觀念甚至變得對邏輯來說很陌生，諸如“合情理的決定”、“合情理的選擇”、“合情理的假設”的表達將因毫無意義而被棄之一旁。在這里，“理性”一詞等同于“唯理性”。根據哲學和法律實證主義的各種不同形式，形式邏輯是演證和證實的唯一工具。如果唯理性的定義過于狹窄，那么包括政治和道德在內的整個行動領域都是非唯理性的。

在研究正義問題時，佩雷爾曼意識到在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中間有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由于每一個規范系統是武斷的，邏輯上具有不確定性，人們不能從“是”推出“應該”。但是，通過調查我們在權衡、決策和選擇時使用的推理方式，佩雷爾曼發現我們的行為不是武斷的，而且我們能給出做出選擇和決策更為可取的理由，由于行動哲學必不可少，因此我們需要價值判斷邏輯。在行為和決策中，由于兩者不可能為真，它們被描述為正確的、適當的、合理的、公正的、沉思的、符合道德規范或者法律規定，對它們來說真值問題毫無意義。在哲學上，盡管傳統形而上學試圖揭開內在、永恒的原則，但佩雷爾曼相信哲學應該闡明合情理的存在、思想和行為的原則。在其看來，“哲學的目標在于影響心智、贏得一致性，而不是進行命題的純粹形式轉換”

在以上論述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唯理性不能為人文科學領域提供決策的理性基礎，二是人文科學領域也不是依據形式化的方式行事。如果使用唯理性來處理人文科學領域問題，就會出現理論與實踐的不對等，其原因在于人們對“邏輯”概念的狹隘理解，而形式邏輯又過度限制了理性概念的內涵，縮小了理性的適用范圍。在其他地方，佩雷爾曼曾經表達了把邏輯歸約為對形式推理研究的失望，他認為狹隘的邏輯領域對于人類科學、法律和所有哲學分支的方法論具有災難性影響。在探尋人類在不同領域做出決策的理性基礎時，佩雷爾曼發現，笛卡爾的唯理性主義理論、形式邏輯的標準以及現代數學的程序都被證明毫無用處。對于以形式邏輯為基礎唯理性局限性的認識，英國哲學家圖爾敏也表達了相同看法——形式邏輯學家使用“幾何學”方法對待合情理性——“當且僅當我們對某事物有理由充足的信念時，我們對它才有所‘認識’(在這個術語充分而嚴格意義上講);當且僅當我們能夠提出充分的理由支持信念時，我們的信念才是理由充足的;當且僅當我們提出‘令人信服’或形式有效的論證，把信念引回到無法挑戰(最好是無法挑戰)的出發點時，我們的理由才真正‘充分’(依據最嚴格的哲學標準)”

基于對唯理性局限認識，佩雷爾曼主張應限制流行理性觀的適用范圍，倡導擴展的理性概念。在新修辭學中，他為人文學科提供了一個新的“合情理性”視角，它與古典理性主義相對立，證成哲學和政治的多元主義，這種理性“不是分析哲學家要求的純粹形式，而是非形式的推理模式以及修辭學家使用了幾個世紀的演講方式。”。有學者稱這種合情理性為“弱的唯理性概念”或“修辭理性概念”，它源自于對亞里士多德修辭學的重新解釋。在《作為行為科學邏輯的修辭學》一文中，麥克斯羅·雷沃對修辭理性概念作了闡述，認為“修辭理性概念的研究與非規約性、含蓄和不明確的話語有關，它試圖通過對其說明以獲得在不確定性的邊緣話語中被含蓄使用的推理系統的結構。這些不確定性話語會影響修辭理性概念，當話語的意義自身需要通過新的事實或情況予以辯護時，情況更是如此”。佩雷爾曼希望合情理性能為法律、倫理學、哲學、政治爭論和其他在嚴格邏輯意義上被認為不相干的領域提供理性基礎，他相信真正的實踐邏輯必定能應用到這些領域。

一般說來，合情理性反對接受不加批判確立的現實，它促進多元變化，具有穩定性。一個合情理的人，其判斷和行為會受到常識的影響，他關注的是在所處情景之中以及情景之外什么是可接受的，什么是所有人都應當接受的。把自己放在別人的位置，一個合情理的人不認為自己是一個例外情況，而是力求遵守每個人都接受的行動原則，在其看來一條不能被普遍化的行動原則不合情理。即使他人認為可接受、合情理的行動原則，也不能隨意地支持某些人或某些情況，也就是說，什么是合情理的必須成為先例以啟發類似情況中的每個人，由此而言，一般化或普遍化的價值是合情理的特征。但是，一條行動原則在某一時刻或在某一情況下被定義為合情理的或是自明的，在另一時刻或不同情況下可能是武斷的或荒謬的。在一個時代合情理的事情，在另一個時代并非如此;在今天合情理的事情，在昨天并非如此，依佩雷爾曼之見，合情理性像常識一樣不斷發生變化，它通常致力于一個更加一致、清晰和系統的觀點，這也是變化的基礎。概而言之，合情理性(原文使用“合情合理”一詞)更多地與人的行動和實踐領域有關，它與常識、共通感有著密切的聯系;它是普遍的，但這種普遍性本身又內在于具體的情景之中。

在新修辭學之后，佩雷爾曼有一個更加廣泛、宏大的目標，他希望建立人類決策制定的理性基礎。雖然他自己的知識經歷較為完整，擺脫了早期事業的實證主義假設，但是由于笛卡爾唯理性主義理論者和現代數理邏輯學家兩個群體對其所屬哲學團體仍有重要影響，他認為這兩個群體對依然流行的理性觀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通過對比唯理性與合情理性，佩雷爾曼不僅指出人類思維過程的兩個不同方面，也表明人們理解理性的兩個不同視角。在傳統哲學中，唯理性彰顯普遍性、必然性和自明性的真理，偏愛演證的方法，后者主要是現代形式邏輯研究的對象;合情理性表達對情境性、變化性以及可接受性的偏愛，使用論證的方法。以上論述可知，唯理性與合情理性的不同在于評判某一行為、言論或其他相關對象時，唯理性服從某種絕對法則，合情理性則依據修辭學的要求，以聽眾遵從為導向。但有時候，唯理性依據的邏輯一致性與不合情理的結論之間存在沖突，這種沖突反映出唯理性與合情理既對立又統一，構成了思想進步的基礎。在《唯理性與合情理性》一文中，佩雷爾曼詳細闡述了唯理性與合請理性的辯證關系在法律中如何得以體現，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唯理性與合情理性用途不同。幾個世紀以來，人們把唯理性等同于自然法，后者規則由上帝自己制定，并通過“理性之光”來教導人們，這些法律往往陳述永恒的正義，但無論是成為法還是不成文法，沒有任何人的權柄可以廢除或改變它們。在大陸法系中，作為服從上帝理性的人類理性思想已淪落為立法者的唯理性思想，這是解釋法律文本的先決條件。為了保持法律體系的一致性，立法者應知道自己使用的語言以及新的法律被嵌入的體系，而且立法者使用的方法應與其追求的目標相適應。在法律中，唯理性相當于遵從一個永恒不變的神圣標準，或遵從法律體系的精神、邏輯性和一致性、依照判例和目的性。

在法律中，合情理性表征判決自身，描述民意認為可以接受或不可以接受的事實，后果對社會是有益或是有害的，它是公正的或是有偏見的。合情理性的要素具有不同作用，首先，合情理性用以確立法律體系運行之內的外部界限，它假定法定權力將會得到合理地行使，一個“不合情理的”法案和判決在法律中不可接受。其次，法律合情理的方面決定了具體判決的語境，對社會的影響及其社會的可接受性是客觀公正的。佩雷爾曼指出，在法律體系中，不同機構或部門強調唯理性或合情理性取決于它們的具體職能。一個國家的最高法院傾向于維護在憲法中、法院判決和意見的先例中確立的法律原則，法律體系的邏輯一致性是最高法院關心的主要問題，這類法院強調“唯理性”。地方法院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具體判決對個體和社會的影響以及解決問題方法的合情理性，這類法院強調“合情理性”。因此，在不同級別的法院運作中存在沖突或張力的內在聯系，這種張力也是一個法律體系必要驅動力的組成部分。

其次，唯理性與合情理相互支持。在斯坦利·勞克林和丹尼爾·休斯看來，佩雷爾曼理論的中心主題為唯理性和合情理性分別代表兩種法律的本質和動態互補性，它們對一個健康的法律體系來說必不可少。“唯理性”要素使得人際交往更具一致性、更為有序和更容易預測，它使我們能夠建立和維護社會組織必要的人際互動。如果法律的唯理性不受合情理性的影響和限制，那將會非常可怕，只有法律合情理的方面才能使其更加人性化，使社會組織更具容忍性。當唯理性與合情理性彼此相互支持，當依據法則的推理以令人滿意的決定結束時，不會有任何問題。但是當忠誠于法律體系精神卻導致一個不可接受、有偏見或社會不接受的結論時，或結論是一個不合情理的決定時，有必要對法律體系進行重新思考。在大多數情況下，法律教義學與法理學通過部分修改法律體系的方法來尋求沖突的解決方法。但有時候，證成起初看似公平、合情理的判決通常需要訴諸于虛構，而虛構可能是描述與實在或明顯動機相悖的事實。在法律缺少嚴格裁決規則時，合情理的思想相當于一個公正的解決方案。

但是，佩雷爾曼指出訴諸合情理性僅僅是給出一個暫時解決方法，它需要等待對新的、令人滿意法律解釋的詳細闡述。而合情理性是引導其走向系統化、走向唯理性系統的解決方法。

第三篇：佩雷爾曼的“新修辭學”法律思想

對語言、符號等問題的研究是現代西方哲學思潮中一個較突出的傾向。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這一傾向更為發展；它也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包括法學在內的許多學科。比利時哲學家佩雷爾曼（2）所創立的新修辭學就是這種傾向的一個體現。新修辭學法律思想是以這種哲學來解釋法律的產物。

一、新修辭學

他又指出，新修辭學也不同于通常所說的形式邏輯。人們往往錯誤地認為，當一個人提出一個明確的、邏輯上的站得往的議論時，只要依靠形式邏輯的三段論，就足以使人同意他的論點。但事實上，許多人對某一問題的爭論可以有不同的、但卻都是合理的意見，因為有關人類實際的政治或道德等問題，是無法將它們簡化為真或假的對立的，各種不同意見可以同時是合理的。所以他主張、形式邏輯的不足應由新修辭學來填補。前者是根據演繹法或歸納法來說明和證明的技術，新修辭學增加了辯論技術。“這將使人們不僅說明或證明他們的信念，而且要論證他們的決定和選擇，因而新修辭學創造了價值判斷的邏輯，它是實用推理中必不可少的。”（4）

佩雷爾曼的這種新哲學充塞著聽眾（或讀者）、對話、說服和辯論等詞匯。它們到底意味什么？為什么他要強調這些詞匯？為了說明這一問題，我們應了解新修辭學的一個基本思想：價值判斷的多元論。多元論一詞有不同含義。大體上說，哲學上的多元論是指世界由許多本原構成的學說，與唯物論或唯心論的一元論相對稱。政治上的多元論有時指反對國家主權的一種政治學說，有時則泛指西方民主制。佩雷爾曼所講的多元論，是在后一意義上講的（5），因此，價值判斷的多元論實質上就是推崇西方民主制。他也反對現代西方哲學中的懷疑論和相對論，因為它們認為一切價值判斷都是主觀的、非理性的。

既然價值判斷是多元論的，人們應該生活在一個多元的世界中，所以新修辭學是一門辯論學，它通過對話、辯論來說服聽眾（或讀者），盡可能地使他們相信自己提出的命題，在持有各種不同意見的公眾中爭取最大限度的支持。

二、正義論

對正義概念的分析是佩雷爾曼的新修辭學應用在包括法學在內的一些學科中的一個重要體現。他認為，正義是人類最寶貴的價值；在一個多元的世界中，必然存在著無數不同的正義概念。作為對話和辯論的技術，新修辭學需要澄清人們在正義問題上的爭論，找出其中的共同思想和必然存在的分歧。

他首先聲稱，正義是一個最為崇高但又最為混亂的概念之一。最流行的正義概念可歸納為以下六種。

第一，對每人一樣對待。即凡要考慮的一切人，不論有任何差別，都一視同仁。

第二，對每人根據優點的對待。這一正義概念已不再要求普遍平等，而只要求和人的優點、一種內在品質成比例的對待。但問題是什么優點？評定不同人優缺點的共同標準是什么？是否應考慮人們行為的動機、后果或為此作出的犧牲？同時，根據優點的對待，不僅指凡具有優點之人應同樣對待，而且指具有同等程度優點。獎賞和優點相稱；懲罰和缺點相稱；獎賞和懲罰也應相稱。

第三，對每人根據勞動的對待。這一正義概念也只要求按比例的對待。但這里的標準已不是倫理的，已不再考慮行為的動機或作出的犧牲，而僅考慮行為的結果。從倫理角度說，這種準則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但是應用起來卻相當便利，因為它所考慮的因素基本上是可計算的。計算工資、考慮評分等都是以這一正義概念為基礎的。不管每人如何努力，只看結果如何。

第四，對每人根據需要的對待。這一正義概念不考慮人們的優點或產品，它首先要減輕人們因自己無法滿足基本需要而造成的痛苦。所以這一正義概念最接近慈善的概念。在社會上適用這種正義概念，當然不能依每人愛好而定。所以“根據每人需要”只能是“根據每人基本需要”以至“每人最低限度基本需要”。但什么是“基本需要”或“最低限度基本需要”，仍會引起激烈爭論。現代社會立法，如保護勞工，最低限度工資，限制最長工時，提供失業、疾病、老年保險和家庭津貼等方面的法律，就是這種正義概念的體現。

第五，對每人根據身份的對待。這是貴族政治的正義概念。與其他正義概念不同。這一正義概念不是普及主義的，卻將人歸為不同范疇區別對待。因此根據這種正義概念所產生的要求總要由居于上等人地位的既得利益者以強力加以保護。

第六，對每人根據法律權利的對待。這意味著：一個法官審理同樣案件中運用同樣法律是公正的。公正就是適用國家的法律。與以上幾種正義概念不同，它并不對法律進行評價，而僅適用法律。這也意味著，不同法律制度具有各自不同的正義，在這一制度下是正義的行為，在另一制度下可能是不正義的。所以有人認為，這種概念是“靜態正義”，它以維護現存秩序為基礎，在本質上是保守的，其他正義概念卻是“動態”的，它們能對現行秩序進行改造。同時，就適用這一正義概念的人來說，他必須服從這一概念，而不能自由地選擇他所相信的其他正義概念。這也表明了法律正義和道德正義之間的一個重大區別。

佩雷爾曼認為，以上六種最流行的正義概念說明了正義問題的復雜性，它們往往是相互沖突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設法力求從不同的正義概念中找出共同的思想。

他又認為，自古至今哲學家、法學家都認為正義概念意味著某種平等的思想。所以，人們都同意平等地對待人是正義的。但困難和爭論隨之而來：平等對待人是否指對任何一個人都一樣對待，或者應有所區別？如果區別，又如何區別？對這一問題，每個人就可能會作出不同回答：有人主張應考慮各人優點，有人主張應考慮各人需要，也有人認為不能忽視出身、身份，等等。但無論如何，人們都會同意一點：對于從某一特殊觀點看來是平等的人，即屬于同一“主要范疇”，應加以同樣對待，這是公正的。

這一點就是各種不同正義概念中的共同思想。它可以稱為形式正義或抽象正義。“形式正義或抽象正義可解釋為一種行為原則，根據該原則，凡屬于同一主要范疇的人或事應予一樣對待。”（6）要應用形式正義，首先就要確定“主要范疇”，這就涉及價值判斷、價值準則的問題，也即世界觀的問題。它可稱為特殊正義或具體正義。每一特殊正義就構成形式正義的一種價值。人們通常所講的不同正義概念就是特殊正義。

佩雷爾曼還認為，在以上六種最流行的正義概念中，僅第一種是惟一平等的概念，等于形式正義（7）。其他五種正義概念都屬于特殊正義。形式正義之所以能為一切人所接受，因為它來源于人們的慣性（inertia）傾向，一種普遍性或近乎普遍性的心理特征。特殊正義則是人們在不同社會條件下形成的（8）。因而人們在為某一特殊正義概念進行辯論時，必須要考慮到不同聽眾（讀者）的感受。這種辯論必須符合新修辭學，而不是形式邏輯的原則。

三、法律和邏輯

佩雷爾曼的新修辭學法律思想的主要部分是關于法律與邏輯的關系問題，其中包括他對法律與形式邏輯關系的傳統學說的批判，以及對法律和他所稱的法律邏輯（實質上就是新修辭學）之間關系的闡述。

他聲稱，法律與新修辭學的關系是極為密切的。新修辭學的“這些方法已被法學家在實踐中長期運用。法律推理是研究辯論的沃土。法律推理對新修辭學，正如數學之對形式邏輯和證明學說一樣”（9）。

他認為，研究法律與邏輯的關系，首先應回顧一下法律思想的變化。這種變化導致法律和邏輯的關系以至邏輯本身概念的改變。

在歐洲大陸上，自法國革命以來的法律思想是和兩種學說聯系著的。一個是分權學說，即立法權以自己的意志決定法律，或者說人民的意志通過立法部門作出決定，司法權僅適用委托給它的法律。另一個是關于人的稟賦的心理學，即將意志和認識區別開來。法律是立法者的意志，法官僅予以實施而不能修改。法官的消極地位符合人們對法律確定性的要求，法律必須是所有人都一樣認識的事物。法官的活動應是公正的，不動感情的，毫無畏懼、仇恨和憐憫之心。這種看法將法律視為一種計算，其準確性可以保障人們不受舊政權時代濫用權力之害。每人深信自己不受任何人控制，他是由非個人的制度保護的。

這種法律思想產生了傳統的有關法官判決的司法三段論，或司法的形式邏輯。“它的大前提是法律規則，小前是通過審理所確認的事實，結論是同從現行法律制度中引申出來的法律后果一致的。”（10）事實上，邏輯學家還不愿說這是三段論，而只說是演繹法：一當甲，即某些條件合在一起；乙，即一定法律后果隨之而來。

在這種法律思想支配下，法律必須符合三個要求：明確性、一致性和完備性。如果法律不符合這三個要求怎么辦呢？法國革命曾制定過一個法律（1790年8月24日），其中規定：法官負有義務，必須將法律解釋或適用法律中的疑難問題提請立法機關解決。顯然，正像以上三個要求一樣，這一法律規定也是無法實現的，因為真正實現這一規定，就要設置成千上萬個立法機關每天開會來解釋法律，而法院則可以取消了；而且這種做法等于使立法機關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由它來代替法院，從而違反了分權原則。

因此，“法官必須具有容許他來完備、澄清、解釋，也許還要修改法律的某些立法權。”（11）《拿破侖法典》第4條規定：“審判員借口沒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確不完備而拒絕受理者，得依據審判罪追訴之。”這一條設定了法官的義務，但在設定義務的同時也就改造了類似形式的、演繹的法律制度。既然法官負有義務進行審判和說明他的判決理由，同時他又不能專橫地進行判決，他就必須以他所適用的法律來論證判決。這樣就必須授予法官以完成這一任務不可少的智力手段。

例如根據同樣案件應同樣處理的形式正義原則，法官就應了解其他法官在類似案件中如何判決，為此，他們應相互協商并發表判決記錄；在一定情況下應援引前例；如果法律中有不同規定，法官必須防止它們相互沖突，或者是找出解決沖突的一般原則，或者是限制每條規定可適用的范圍；如果沒有可適用的法律，也可以由法官來填補法律中的空隙。

以上所說的這些智力手段是法律邏輯而不是形式邏輯。如果問題關系到法律的內容而非形式推理，形式邏輯就無能為力；形式邏輯也不能幫助消除法律中的矛盾和填補法律中的空隙。“法律邏輯并不是像我們通常所設想的，將形式邏輯應用于法律。我們所指的法律邏輯是指法學家，特別是供法官完成其任務之用的一些工具，方法論工具或智力手段。”（12）

這種作為法律邏輯的智力手段，包括類推推理、法律理由的辯論等。這也就是說，法官必須在某種價值判斷的指引下來實現自己的任務；這種價值判斷的準則就是“合理的”、“可接受的”、“社會上有效的”等等原則。由此可見，佩雷爾曼所說的法律邏輯或非形式邏輯的智力手段，實質上就是指他的新修辭學。

為了說明這種法律邏輯對法官的重要意義，他舉了以下一個例證。一個公園入門處貼了“禁止車輛進入園內”的一項規定。假定守門的是一個法官，他讓一個帶著一輛手推童車的人進入園內。他的理由是“手推童車不是車輛”。他又讓帶了一輛電動車的兒童進入園內。理由是：“車輛是指汽車或摩托車，即發出噪聲、污染空氣之類的東西。”在這里，他對“車輛”這個詞作了解釋。接著，由于公園內有人心臟病發作，他又讓一輛救護車駛入園內。他的量由是：“這是非人力所及范圍以外的情況。”在這里可以看出，這個法官已超出解釋“車輛”一詞的范圍，也就是說，他不能以法律條文字面意義來判決，而必須要考慮法律到底要保護什么價值？這種價值與其他價值又有什么沖突？哪一沖突更為重要？等等。因而法官并不是一個計算機，他必須面對價值判斷問題，他的作用不是簡單地服從先前已作出的決定，而是必須進行判斷，即作出決定，而且這種決定又必須是有法律理由的。

佩雷爾曼又指出，由于運用這種法律邏輯的智力手段，法官就為法律帶來了正義、衡平、社會效果等價值。當然，這些價值并不是法官主觀武斷地決定的，法官受到他的“聽眾”-即社會-認為是“合理的”、“可接受的”這種信念的強烈影響。法官應說明法律，但應在符合社會感受的方式下來說明。“這是因為法官的作用在于建立法律和平，而這種和平只能在當事人、公眾以及他的上司相信他已公平地審判時才能實現。”（13）

同時，正義、衡平、社會效果這些價值也為法律帶來一定程度的不穩定性。所以法官在因正義而背離公認的前例時，也應注意在這種正義的結果和法律穩定性之間保持適當的平衡，法律穩定性本身也是法律的一個重要目的（14）。

總之，“法律基本上是關于各種價值的討論，所有其他都是技術問題”（15）。這種新的法律思想促使人們注意法學家的技術，即法律邏輯，學習他們“怎樣提出各種價值的根據，怎樣實現平衡，怎樣達到各種價值的綜合”（16）。

以上是佩雷爾曼的新修辭學法律思想的基本內容。從中我們可以了解70年代西方法律哲學動向的一個側面，特別是以語言、符號為特征的現代哲學思潮如何滲入法學。

如上所述，佩雷爾曼的新修辭學盡管是從修辭、邏輯角度出發，在批判傳統的修辭學和形式邏輯的形式下提出的，但它的基本思想是“價值判斷的多元論”，也即主張不同價值判斷的并存，要求人們對它們進行選擇，并加以平衡和綜合等等。因此，從政治上講，這種觀點實質上是美化資產階級民主制，并在批判一元論的名義下，攻擊社會主義政治制度。

同時，這種多元論也意味著西方思想家所宣揚的“階級調和”的學說。所以佩雷爾曼認為法律推理主要是實現不同價值判斷之間的“平衡”和“綜合”，認為法官的作用在于建立“法律和平”。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窮人和富人、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必然顧慮在根本對立的“價值判斷”，對這些價值判斷怎樣能實現“平衡”和“綜合”呢？又如何能建立“法律和平”呢？

佩雷爾曼的這種觀點是同新修辭學的思想淵源密切聯系著的。他認為他的新哲學吸取了實用主義和存在主義的因素，并對分析哲學具有影響（17）。實用主義哲學認為實踐或真理的標準就是兌現價值和效用；存在主義哲學以個人存在作為中心；分析哲學一般指英美學院派哲學，如邏輯實證主義和語言分析哲學。從佩雷爾曼強調他的新修辭學和傳統的修辭學、邏輯學的區別中，可以看出他的學說和分析哲學的緊密聯系。從他強調多元價值判斷中，也可以看出存在主義的痕跡。他主張以“合理的”、“可接受的”、“社會上有效的”等原則作為法律推理中的價值判斷準則，特別是他強調“平衡”、“綜合”不同價值判斷，建立“法律和平”等，更明顯地體現了美國的實用主義哲學和法學思想。所以美國有的法學家聲稱，佩雷爾曼的新修辭學和美國的以霍姆斯、龐德和卡竇佐等人為代表的實用主義、社會學法學家的思想，有一個“共同出發點”（18），這就是卡竇佐（B.Cardozo，1870年~1938年）所講過的一段話：“不可調和的調和，矛盾的結合，對立的綜合-這些就是法律的問題。”（19）

佩雷爾曼關于正義的學說集中在平等概念上，除了形式正義外，他列舉了五種在他看來是流行的特殊正義的概念。在這五種概念中，根據“身份”的原則，由于他認為它是貴族政治的概念，所以大體上可以理解為古代、中世紀奴隸主、封建主所主張的“平等”。他講的根據“勞動”的原則，實質上是指商品等價交換和資本主義雇傭勞動意義上的“平等”。至于根據“需要”的原則，只是指資本主義社會中制定社會的保險立法、發放失業救濟金的準則等。根據“法律權利”的原則也就是通常所講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當然這一原則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中是有原則區別的。

從以上可以看出，佩雷爾曼雖然承認，在人類歷史上，隨著社會條件的改變，價值判斷和正義、平等概念也都會發生變化，但是他沒有也不可能對正義、平等這些概念的歷史發展進行科學的分析，而只是作了一些片面的、形式上的分析；特別是出于階級偏見，他閉口不談馬克思主義關于平等的科學分析。馬克思主義認為，平等概念，無論是以資產階級的形式出現，還是以無產階級的形式出現，本身都是一個歷史的產物：“無產階級的平等要求的實際內容都是消滅階級的要求，任何超過這個范圍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謬。”（20）

佩雷爾曼的新修辭學大大地改變了關于邏輯的傳統概念。在他看來，邏輯不僅指形式邏輯，而主要是價值判斷。這就是說，邏輯學已不僅是指思維規律的科學，不僅是從形式方面去研究概念、判斷和推理，而主要是研究它們的實質內容。關于邏輯或邏輯學的問題，這里暫且不談，我們僅探討一下他關于法律和形式邏輯的關系的論點。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的確有這樣一種觀點：一個法官或律師的最主要條件是嚴格的邏輯思維能力，甚至法律本身就屬于邏輯學范疇；法律推理活動要像數學家的演繹一樣準確。這也就是佩雷爾曼所嘲笑的，人們需要的是僅知道2#215;2=4或等于是一個計算機的法官。這種觀點通常就被稱為“機械論法學”。

機械論法學的思想無疑是錯誤的。對任何一個社會或任何一個階級的法官來說，如果僅依靠形式邏輯來適用法律，而不考慮這種法律的目的、精神或原則（也就相當于佩雷爾曼所說的價值判斷），總之，不考慮這一法律所體現的階級意志，是不可能完成統治階級所賦予他的任務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承認，適用法律，特別是就加強法制這一意義上說，形式邏輯是必不可少的。對法律目的、精神或原則的正確認識和對形式邏輯這種推理形式的正確運用兩者之間，并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我們反對機械論法學，但決不意味以法官來代替立法者或容許司法專橫。

佩雷爾曼雖然聲稱，新修辭學并不消滅形式邏輯，但他在敘述法律與邏輯關系的歷史發展時，卻低估甚至否定了形式邏輯對法律的重大作用。當然，從另一方面說，佩雷爾曼的學說也多少提醒我們應注意研究法律解釋以及法律與形式邏輯的關系等問題。此外，從研究法制史角度說，他對《拿破侖法典》第4條的解釋，也是值得注意的。

第四篇：尼爾曼成功創業原則

成功者的共性:富有夢想,目標明確,行動力高,開放的心態,良好的人際關系能力,團隊精神.成功秘訣:面對人生目標你要持之以恒.面對人生目標你要全力以赴.把握六字:守時,誠信,勤奮.尼爾曼成功創業原則

在人一生的成長過程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因素？美國藍天航空公司創業天才尼爾曼最近向外界透露他的心得。

美國藍天航空是“9.11”事件后第一家成功申請上市的航空業者，市值1.47億美元。

在全世界割喉戰進行最慘烈的航空業，藍天航空在董事長尼爾曼的領導下，奉行了14項原則，和顧客發展出良好關系，創造出一連串令世人矚目的優異成績，其市值一度是美航、聯航及達美航空市值的總和。尼爾曼邁向成功的14個原則是：

1.做你自己最熱衷的事：惟有如此，你才會不屈不撓、堅持到底。

2.不斷試著跳出框架思考事情：即不要照單全收傳統的觀念，應嘗試從新角度思考。

3.效法產業中最佳的競爭者：一面學習一面持續吸收值得學習的對象。

4.隨時準備前進：不要只看到暫時的挫敗，其實這只是一個章節的結束及另一個全新章節的開始。應該欣然接受自己總會碰到不順遂的事實，不管不如意的事情是大是小。

5.造一個更好的捕鼠器：永遠把事情做得比別人好。

6.一定要取得充裕資金：有了充足現金做后盾，碰到再大的意外狀況也不怕。

7.好好照顧你的員工：因為任何事業的成敗，最終仍系于基層人員的表現。要讓員工看到你承諾要照顧他們的行為，盡一切力量努力創造一個快樂的工作環境，員工就會自動提高生產力。

8.尊敬你的顧客：永遠想著要提供給他們最好的服務。要確保顧客和公司的每次互動，強化你從他們身上得到的利益。只要有一半以上的生意來自大家的口碑宣傳，就表示你們做對了。

9.及早承認自己犯的錯誤：但不要讓錯誤影響你的進度。在追求完美的過程中，現實世界總是不能盡如人意。對于自己會犯錯的事實，態度越開放越有益于成長。

10.注意細節：注意所有的小細節，這些小細節可能會影響一般顧客的消費過程，讓他們有一次難忘的消費經驗。

11.仔細控制成本：切勿鋪張浪費，凡事節儉，做任何事合理就好，盡量壓低營運成本。

12.充分運用科技：盡量做到自動化。藍天航空讓票務人員在其自家接聽訂位電話，公司就不須另外成立及維持一個客服中心。藍天航空的每一張機票都是通過電子管道開立的，上面有許多實時管理信息。

13.吸引更多注意力：運用游擊戰行銷術，利用口碑廣為宣傳，可迅速打開知名度。讓自己隨時準備對著群眾說話，設法讓民眾知道你們做了哪些與眾不同的事。

14..堅守核心價值：建立一套核心價值，以后做任何事都以該核心價值為基礎。

第五篇：讀戈爾曼《情商》有感

讀戈爾曼《情商》有感

許多人都對情商的理解存在誤區,他們以為情商是指在職場、官場上對上級的溜須拍馬、圓滑世故；對下級的冷漠麻木；對同事的爾虞我詐、勾心斗角等。而戈爾曼的《情商》，講的則是我們對于自身情緒的管理——情緒智商。而管理好自己的情緒也成為決定人生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

戈爾曼認為：情商是一種識別自我和他人感受、自我激勵并管理自己在處理人際關系過程中情緒表現的能力。其包括：自我意識（正確認識自己的情緒）、自我控制（能控制破壞性情感與沖動）、自我激勵（始終保持樂觀的態度）、移情能力（即換位思考，能覺察他人情感，關注他人利益）、社交技能（友善、包容）。前三項是有關自我管理情緒的技能，后兩項則是有關一個人如何處理與別人關系的能力。這五要素都與工作直接相關，且可成就領導魅力，在這五方面具備卓越的能力，才有可能成為一名優秀的領導者。

“一頭綿羊帶領一群獅子，敵不過一頭獅子帶領的一群綿羊。”說的是領導者的領導力如何對組織生存與發展至關重要。管理科學之父彼得·德魯克認為：領導者的唯一定義是其后面有追隨者。要有追隨者，那么領導者就不得不時刻保持自己最佳的人格魅力，而情商的高低正是對一個領導者來說至關重要，它對領導者能力的展現、領導藝術的培養、工作效率的提高，都起著關鍵性的作用。

領導者理應有意識、有目的的培養和提高自己的情商，并在此基礎上更好的關注企業員工的情緒管理，營造和諧的企業文化，否則就無法帶動一支充滿活力和戰斗力的團隊。擁有高情商，可以讓領導者具有更好的親和力、影響力和人格魅力，以把握人與人和諧相處的要領：恰當的贊美和微笑、真誠的關心他人、巧妙的指出錯誤、保持自己積極快樂的心態。

對團隊而言，情商對管理層的重要性隨著其級別的提高而呈遞增趨勢，一個人擔負的職務越高，其情商能力在績效中所起作用就越大。高情商的人最適合管理團隊，因為他們能夠清楚地了解自己，善于體察別人的感受，富于同情心，對人體貼、關懷。能有效控制自己的負面情緒，不讓心里的惡魔傷害到別人。而在自己遇到困難和挫折時不僅不會長久的沉浸在沮喪的情緒中，還會義無反顧的率領大家走出困境。不管在哪個環境中，他們都能脫穎而出成為對別人擁有巨大影響力的人。綜上所述，領導者要提高自身帶領團隊的人格魅力，首先應該開放思想、更新觀念，用現代的情商理論武裝自己，在此基礎上要時不時監控自己的情感導向，調整自己情緒狀態并進一步達到一種內部的和諧，培養良好的穩定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