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法釋（2002）29號未及問題的探討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和發展，對作為一國之上層建筑的政治體制和司法體制等制度進行改革的實際要求和呼聲也日益強烈，并且隨著我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憲法和我國成功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對司法制度的改革已經成為首當其沖要解決的工作。司法改革是一個龐大的課題，也是一項宏大的工程，其不僅涉及面寬廣，而且是深層次的變革。陪審制度的改革就是其中一個近來備受法律理論界和實務界關注的熱點。李鵬委員長在1998年談到司法改革時指出：“要實行人民陪審制度，這也是促進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近來，眾多學者與實務部門的工作者們就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提出了多種觀點和想法：有的學者認為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應該被廢除。因為我為的人民陪審制度其設立之本意是作為人民參與政治，管理國家的一種民主形式，但由于受歷史傳統，制度的構建以及社會心理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實踐與本意相去甚遠，致使陪審制度徒具形式。一項形同虛設的法律制度長期存在，對于法律的權威性，嚴肅性會是一種極大的嘲諷，對于法治社會的形成則有百害而無一利，故應該對該制度予以廢止。另一些學者則認為我國的陪審制度立法應當緩行。他們認為從陪審制度發展的國際潮流來看，陪審制度正呈現出一種普遍的衰微趨勢；從陪審制的法律依據來看，我國的陪審制度缺乏憲法基礎；從陪審制的現實運作來看，我國的陪制度產生了嚴重的“異化”。并且由于實行陪審員制度所要求的社會條件較高，對公民的整體素質的社會氛圍有很大的要求，而在當今尚未完全“開化”的中國，公民的整體文化素質較低，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讓部分老百姓參與陪審，他們也難真正體驗出陪審制的好處來。同時，從司法體制來看，現在一些制度設置的不合理最終使該制度流于形式。故他們認為，我國的陪審制度應當緩行。還有一些學者則認為雖然我國目前的人民陪審制度還有較大的欠缺，但只要將其進行一些改革和完善則可使它重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所以當務之急不應是草草將其摒棄，而應是對其進行改革和革新，以使其能煥發新的活力。一我本人則同意第三種觀點。雖然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但其在我國的社會制度中仍然有存在的價值，我們應該根據現實情況和需要適時的對其進行改革和完善，而不能因其暫時的不適應而因噎廢食。首先讓我們了解一下陪審制度的歷史淵源。陪審制度最早起源于歐洲奴隸制時期的雅典和羅馬。當時在雅典設置了被稱之為“赫里?！钡墓衽銓彿ㄍィ髞砹_馬也設置了類似的陪審法庭，這些法庭專門負責審理刑事案件?，F代意義上的陪審制度最早產生于公元11世紀的英國，當時其陪審團是起證人作用的調查審團，其宗旨不在于司法審判，而是國王對地方加強行政管理的一種手段。1215年《自由大憲章》的公布，使陪審團制度得以發生質的變化。按照《自由大憲章》的規定：人民有接受與自己同等人審判的權利。這一規定促使陪審團從起訴職能轉向審判職能。此后，隨著兩種法系——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逐漸形成和發展，在這兩種不同的法系中又分別形成了兩種不同的陪審制度，即參審制（大陸法系）和陪審團制度（英美法系）。這兩種陪審制度也是當今世陪審制度的主流，為眾多國家所采用。其次，我們再看陪審制度在我國的歷史發展。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起源于革命戰爭時期根據地的有關法律規定。在1931年江西革命根據地頒布的《裁判條例》已具體規定了陪審員參加審判的制度，其主要沿習的是原蘇聯的模式。新中國建國之初，人民陪審制度作為一項基本的司法審判制度最早出現在《中國人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一憲法性的文件中，該文件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依照法律實行人民陪審制度”，當時該制度的建立只是為了讓人民獲得“翻身解放，當家作主”的心理滿足，而并沒有司法民主和權力制約的精神。在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政治背景下，建立人民陪審制度也還沒有制約法官和防止司法～的意義和要求。隨后，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人民陪審制度逐漸成為階級斗爭的工具，成為“群眾專政”的象征，而不再具有初始建立時的意義。到了“文化大革命”時，人民障審制度實際上已經被拋棄，只剩下形式上的存在，其只被規定于人民法院組織法之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雖然通過人民法院組織法、訴訟法等恢復（也可以說是再次確立）了人民陪審制度，但該制度始終沒有能夠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以致于人民陪審制度在我國日漸衰微，難以有所作。最后，我們再來看一看我國人民陪審制度的現狀。我國人民陪審制度在名稱上與英美法系相似，但在其實際內容上主要沿習了原蘇聯的模式，而原蘇聯的陪審制又是在借鑒法國、德國的參審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所以我國人民陪審制度主要與大陸法系國家相似，即沒有區分事實審和法律審，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陪審員是懷法官組成合議庭參與審判，其本身并不獨立地進行審判。由于我國相關理論和制度的不完善和不配套，以至人民陪審制度在實務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其中以下幾點經較突出：（1）在立法上，僅將人民陪審制度作為人民群眾參與司法活動、協助司法機關進行司法審判活動的制度體現，若說其是“陪審”不如說其是“參審”，事實上這種陪審制度并沒有起到監督司法行為、制約法官專橫、防止司法權濫用的民主機制作用。（2）由于人民法院或法官往往認為人民陪審員不懂法律，業務能力有限，庭審中是擺設，因而在審判工作中大量出現了“不陪不審”“陪而不審”“審而不議”“議而不判”的現象。人民陪審員應有的作用得不到發揮，從而使“陪審”變成了“陪襯”，這是有悖于設立人民陪審制度的初衷的。 

;（3）陪審制度本身也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如陪審員產生的程序，陪審員的任職條件以及陪審員的任期問題和其回避問題等等，都有待完善和發展。（4）在思維形式上，由于中國擁有較強的“官本位”思想的傳統，所以當法官遇到重大案件、疑難案件，自然而然地首先想到的是向上匯報，而不是去聽取人民陪審員的意見，使人民陪審員在審判中形同擺設，而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我國人民陪審制度出現以上的諸多問題，其原因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在立法上，人民陪審制度還很單薄、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在司法實踐中，缺乏統一標準的陪審員管理機構和相應的選任等機制，并且往往法官們也對該制度不夠重視，在理論研究上，對該制度的研究也越來越被淡化和不為所重視。二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雖然現在被許多人忽略，甚至有人還認為應該將其廢除，但其存在還是有其價值和必要性的。陪審制度作為法律制度中的一個部分，也是國家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它們的存在和發展要受經濟基礎的制約和決定；反之，作為上層建筑的陪審制度亦會反作用于起著決定性作用的經濟基礎，以體現出其存在的價值。法律價值觀決定著某一法律制度的形成、特征、發展軌跡乃至其興衰。因此討論陪審制度的價值的有否是決定陪審制度存廢的關鍵。通過對陪審制度的歷史的淵源、發展及其現狀的了解，我們可以認識到陪審制度的價值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同等者審判”價值，即法律（公正與正義）存在于人民之中，應該由人民參與判斷、裁定被告人是否有侵權行為或是否有罪。

二、“制約司法權”的價值，防止法官在司法決策過程中的主面片面和獨斷專行，抵制專業法官囿于其專業的視角、思維的定勢或行業的利益所出現的某些偏見，以及防止作為權力集團中成員的法官在裁判時可能偏向當權者一方，從而壓抑人民的權利和自由。通過對陪審制度的價值的分析，我們知道陪審制度作為司法民主的象征，是人類優秀的法律文化傳統，其存在是符合促進社會民展的需要的。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國目前的人民陪審制度所出現的問題，所以我們現在所要做的就是在確立人民陪審制度的價值基礎上改革和完善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三我們要改革和完善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要做的首要工作是，首先確立下人民陪審制度的價值基礎。若將整個陪審制度比作一棵大樹，則其價值基礎則是這棵大樹的根本，就此我們可以知道，人民陪審制度所想要實現的終極目標是“公正”二字，反之這個“公正”二字則是人民陪審制度的終極價值，該價值又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價值，即司法公正價值、司法民主價值和司法監督價值。這三個方面的價值相輔相成，構成了人民陪審制度的價值基礎。在確立了人民陪審制度的價值基礎后，我們就要對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各種制度按照其發展的規律和社會現實的需要進行一定的改革和完善。我本人覺得應主要就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和完善：（1）關于人民陪審制度的定位。我們認為，陪審員不是法官，也不應是法律職業者，陪審制度僅僅是讓普通老百姓參與到訴訟過程中來，使案件中的當事人能夠“接受自己同類人的審判”，監督法官庭審的一種有效方式。故我們將人民陪審制度定位為一種有效的“監督方式”，并將此作為人民陪審制度立法以及適用的總的指導思想。（2）必須明確人民陪審制度適用的范圍。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所采取的是參審式陪審形成，僅在一審案件中適用該制度，1983年修訂的人民法院組織法第10條規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案件，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或者由審判員和人民陪審員組成合議庭進行?！?989年通過的行政訴訟法、1991年通過的民事訴訟法以及1996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都作了與人民法院組織完全相同的規定。從人民陪審制度的目的和意義看，我們認識到并不是所有的一審案件都必須要適用人民陪審制度，同樣也不僅僅只有一審案件可以適用人民陪審制度。我們認為，對于不同類型的案件可以劃分不同的適用等級?？偟膩碚f，我們可以將人民陪審制度的適用級別分為三等，即強制性適用、任意性適用和申請許可適用。強制性適用即是由法律作出明確規定，應當適用陪審制度的案件，如一審的刑事案件和涉及人身權利的民事案件等。任意性適用即為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可以適用陪審制度的案件，比如一些專業性很強的案件。申請許可適用是指必須由當事人申請適用，并且由法院依據法律規定和實際情況而作出是否準許適用的決定后方可適用的一種類型。這種等級劃分可以使人民陪審制度更具有操作性，也更趨于合理化。并且，將人民陪審制度只規定于一審案件中是不夠的，還應擴大到諸如上訴、抗訴案件、未成年人審判程序、審判監督程序等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的各類案件和程序中，因為人民陪審制度的價值基礎——“公正”決定了該制度應該被更廣泛地適用。（3）關于人民陪審員遴選程序的規定。我國法律規定，除了被剝奪政治權利以外，凡有選舉或被選舉權的年滿18周歲的中國公民都可以被選舉為人民陪審員。從該條文的立法本意上講，人民陪審員的選任范圍是相當廣范的，但目前由于實際選任途徑主要立足于法院自身的選聘，加之選聘制度不健全又造成了選聘程序的隨意性很強，人民陪審員往往由法院的院長或庭長在自己所熟悉的社會群體中直接選聘。這樣的選聘既違反了立法者的本意，又使得選聘范圍變的極為狹窄，故而常使人民陪審員的代表性受到質疑。所以我們覺得，人民陪審員的遴選方法可以采取相對固定與隨機抽取相結合的方

法，即先將經過審查揀選出的符合條件的人民陪審員做統一備案，儲備于人民陪審員后備庫之中，日后每遇到需要人民陪審員的案件，就可以直接從該后備庫中隨機抽取，這樣可以使人民陪審員的產生更加透明和具有較強的公正性，從而為以后的審判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4）關于人民陪審員任職條件。依據制定人民陪審制度的立法本意，其所體現出的是接受“同等者審判”的價值理念，所以被選舉出來的人民陪審員應當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和代表性；此外人民陪審員在審判過程中將與專業法官行使同等的審判權力，所以使人民陪審員的工作也具有相當的神圣性，從而在對人民陪審員的選擇上也應具有相應的條件；又由于人民陪審員在審判過程中還有一個作用就是防止專業法官囿于其專業的視角和思維定勢而會在審判過程出現某些偏見，從而人民陪審員的任職條件則不應以具有相當法律專業知識為準。所以綜上，我認為充當人民陪審員的任職條件則有以下幾個方面：（1）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2）思想端正、品行良好；（3）有履行人民陪審員職務的意愿；（4）具有完全的行為能力；（5）具備高中以上文化程度。除此之外不應再設置太多的限制性條件，而應能夠使絕大多數公民參與到該制度之中，真正體現人民陪審制度的民主的價值。（5）關于陪審員的任期的規定。我國人民陪審員的任期一般為2—3年，并可連選連任，有些陪審員的任期比審判員還長，從而常會出現“專業陪審員”等不良現象，這種現象與人民陪審制度的監督價值背道而馳，違背了該制度設立的初衷。我認為陪審員的任期不能規定過長，只要其資格得到確認，就可長期兼任，但在參加陪審時，則應采取“一案一選”、“一選一任”，隨機抽取，輪流審判的方式，這樣既可以盡可能擴大公眾對司法的參與，增加司法活動的透明度，又可增強陪審人員的新鮮感、責任心，從而使陪審制度真正落到實處。（6）關于人民陪審員的回避的規定。在考察國外的一些立法，關于陪審員回避情形的規定，主要分為兩種：“有因回避”（ChallengeForCause）和“無因加避”（peremptoryChallenge）。“有因回避”是指訴訟雙方當事人提出回避請求，應當說明理由?！盁o因回避”是指訴訟雙方當事人提出回避請求時不必申明理由。如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96條規定，重罪法庭審理案件時全部實行無因回避，“不論被告人、他的律師或檢察院，均不得公開其回避的理由”。我認為，我國在人民陪審員的回避上，應實行“無因回避”制度，因為此可克服陪審員參與審判所可能帶來的司法不公，對陪審員參與審判的一種限制，具有很大的科學性，也可體現程序上的公正。（7）關于人民陪審員行使職權的保障機制。對人民陪審員的保障可分為兩部分：物質保障和安全保障。物質保障即是給人民陪審員以適當的經濟補助，以體現人民陪審員的工作成果已得到了社會的認可和對其勞動付出社會所給予的回報。安全保障是使人民陪審員能夠在無妨礙的狀態下對案件作出真實表達。這些保障對于人民陪審員合理行使其權利是相當重要的，同時也是實現人民陪審制度真正價值的重要保障措施。綜上所述，雖然由于當前我國人民陪審制度在客觀上還存在的諸多的缺陷，這些缺陷導致了人民陪審制度在我國實際運作過程中作為訴訟基本制度的當然地位已經被弱化，但該制度的必要性應該給予肯定。人民陪審制度的缺陷本身并不應該構成對其成為我國訴訟基本制度的否定，我們考慮一項制度的存廢，不能只看到其運作過程中所存在的、可以通過立法和司法改善的缺陷，而更應看到完善我國訴訟基本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用一種發展的和長遠的眼光去看待該制度。我們在認清了人民陪審制度的價值基礎之后，便更加確定了人民陪審制度作為我國訴訟基本制度的地位。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通過對上述規定的改革和完善，使我國人民陪審制度逐漸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的功能，成為司法公正的基石，成為制約司法權、遏制司法～的有效機制，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第二篇：對法釋（2002）29號未及問題的探討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和發展，對作為一國之上層建筑的政治體制和司法體制等制度進行改革的實際要求和呼聲也日益強烈，并且隨著我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憲法和我國成功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對司法制度的改革已經成為首當其沖要解決的工作。司法改革是一個龐大的課題，也是一項宏大的工程，其不僅涉及面寬廣，而且是深層次的變

革。陪審制度的改革就是其中一個近來備受法律理論界和實務界關注的熱點。李鵬委員長在1998年談到司法改革時指出：“要實行人民陪審制度，這也是促進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近來，眾多學者與實務部門的工作者們就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提出了多種觀點和想法：有的學者認為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應該被廢除。因為我為的人民陪審制度其設立之本意是作為人民參與政治，管理國家的一種民主形式，但由于受歷史傳統，制度的構建以及社會心理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實踐與本意相去甚遠，致使陪審制度徒具形式。一項形同虛設的法律制度長期存在，對于法律的權威性，嚴肅性會是一種極大的嘲諷，對于法治社會的形成則有百害而無一利，故應該對該制度予以廢止。另一些學者則認為我國的陪審制度立法應當緩行。他們認為從陪審制度發展的國際潮流來看，陪審制度正呈現出一種普遍的衰微趨勢；從陪審制的法律依據來看，我國的陪審制度缺乏憲法基礎；從陪審制的現實運作來看，我國的陪制度產生了嚴重的“異化”。并且由于實行陪審員制度所要求的社會條件較高，對公民的整體素質的社會氛圍有很大的要求，而在當今尚未完全“開化”的中國，公民的整體文化素質較低，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讓部分老百姓參與陪審，他們也難真正體驗出陪審制的好處來。同時，從司法體制來看，現在一些制度設置的不合理最終使該制度流于形式。故他們認為，我國的陪審制度應當緩行。還有一些學者則認為雖然我國目前的人民陪審制度還有較大的欠缺，但只要將其進行一些改革和完善則可使它重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所以當務之急不應是草草將其摒棄，而應是對其進行改革和革新，以使其能煥發新的活力。一我本人則同意第三種觀點。雖然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但其在我國的社會制度中仍然有存在的價值，我們應該根據現實情況和需要適時的對其進行改革和完善，而不能因其暫時的不適應而因噎廢食。首先讓我們了解一下陪審制度的歷史淵源。陪審制度最早起源于歐洲奴隸制時期的雅典和羅馬。當時在雅典設置了被稱之為“赫里?！钡墓衽銓彿ㄍ?，后來羅馬也設置了類似的陪審法庭，這些法庭專門負責審理刑事案件?，F代意義上的陪審制度最早產生于公元11世紀的英國，當時其陪審團是起證人作用的調查審團，其宗旨不在于司法審判，而是國王對地方加強行政管理的一種手段。1215年《自由大憲章》的公布，使陪審團制度得以發生質的變化。按照《自由大憲章》的規定：人民有接受與自己同等人審判的權利。這一規定促使陪審團從起訴職能轉向審判職能。此后，隨著兩種法系——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逐漸形成和發展，在這兩種不同的法系中又分別形成了兩種不同的陪審制度，即參審制（大陸法系）和陪審團制度（英美法系）。這兩種陪審制度也是當今世陪審制度的主流，為眾多國家所采用。其次，我們再看陪審制度在我國的歷史發展。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起源于革命戰爭時期根據地的有關法律規定。在1931年江西革命根據地頒布的《裁判條例》已具體規定了陪審員參加審判的制度，其主要沿習的是原蘇聯的模式。新中國建國之初，人民陪審制度作為一項基本的司法審判制度最早出現在《中國人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一憲法性的文件中，該文件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依照法律實行人民陪審制度”，當時該制度的建立只是為了讓人民獲得“翻身解放，當家作主”的心理滿足，而并沒有司法民主和權力制約的精神。在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政治背景下，建立人民陪審制度也還沒有制約法官和防止司法腐敗的意義和要求。隨后，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人民陪審制度逐漸成為階級斗爭的工具，成為“群眾專政”的象征，而不再具有初始建立時的意義。到了“文化大革命”時，人民障審制度實際上已經被拋棄，只剩下形式上的存在，其只被規定于人民法院組織法之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雖然通過人民法院組織法、訴訟法等恢復（也可以說是再次確立）了人民陪審制度，但該制度始終沒有能夠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以致于人民陪審制度在我國日漸衰微，難以有所作。最后，我們再來看一看我國人民陪審制度的現狀。我國人民陪審制度在名稱上與英美法系相似，但在其實際內容上主要沿習了原蘇聯的模式，而原蘇聯的陪審制又是在借鑒法國、德國的參審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所以我國人民陪審制度主要與大陸法系國家相似，即沒有區分事實審和法律審，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陪審員是懷法官組成合議庭參與審判，其本身并不獨立地進行審判。由于我國相關理論和制度的不完善和不配套，以至人民陪審制度在實務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其中以下幾點經較突出

第三篇：對法釋（2002）29號未及問題的探討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和發展，對作為一國之上層建筑的政治體制和司法體制等制度進行改革的實際要求和呼聲也日益強烈，并且隨著我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憲法和我國成功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對司法制度的改革已經成為首當其沖要解決的工作。司法改革是一個龐大的課題，也是一項宏大的工程，其不僅涉及面寬廣，而且是深層次的變革。陪審制度的改革就是其中一個近來備受法律理論界和實務界關注的熱點。李鵬委員長在1998年談到司法改革時指出：“要實行人民陪審制度，這也是促進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近來，眾多學者與實務部門的工作者們就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提出了多種觀點和想法：有的學者認為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應該被廢除。因為我為的人民陪審制度其設立之本意是作為人民參與政治，管理國家的一種民主形式，但由于受歷史傳統，制度的構建以及社會心理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實踐與本意相去甚遠，致使陪審制度徒具形式。一項形同虛設的法律制度長期存在，對于法律的權威性，嚴肅性會是一種極大的嘲諷，對于法治社會的形成則有百害而無一利，故應該對該制度予以廢止。另一些學者則認為我國的陪審制度立法應當緩行。他們認為從陪審制度發展的國際潮流來看，陪審制度正呈現出一種普遍的衰微趨勢；從陪審制的法律依據來看，我國的陪審制度缺乏憲法基礎；從陪審制的現實運作來看，我國的陪制度產生了嚴重的“異化”。并且由于實行陪審員制度所要求的社會條件較高，對公民的整體素質的社會氛圍有很大的要求，而在當今尚未完全“開化”的中國，公民的整體文化素質較低，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讓部分老百姓參與陪審，他們也難真正體驗出陪審制的好處來。同時，從司法體制來看，現在一些制度設置的不合理最終使該制度流于形式。故他們認為，我國的陪審制度應當緩行。還有一些學者則認為雖然我國目前的人民陪審制度還有較大的欠缺，但只要將其進行一些改革和完善則可使它重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所以當務之急不應是草草將其摒棄，而應是對其進行改革和革新，以使其能煥發新的活力。一我本人則同意第三種觀點。雖然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在現實生活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但其在我國的社會制度中仍然有存在的價值，我們應該根據現實情況和需要適時的對其進行改革和完善，而不能因其暫時的不適應而因噎廢食。首先讓我們了解一下陪審制度的歷史淵源。陪審制度最早起源于歐洲奴隸制時期的雅典和羅馬。當時在雅典設置了被稱之為“赫里?！钡墓衽銓彿ㄍィ髞砹_馬也設置了類似的陪審法庭，這些法庭專門負責審理刑事案件?，F代意義上的陪審制度最早產生于公元11世紀的英國，當時其陪審團是起證人作用的調查審團，其宗旨不在于司法審判，而是國王對地方加強行政管理的一種手段。1215年《自由大憲章》的公布，使陪審團制度得以發生質的變化。按照《自由大憲章》的規定：人民有接受與自己同等人審判的權利。這一規定促使陪審團從起訴職能轉向審判職能。此后，隨著兩種法系——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逐漸形成和發展，在這兩種不同的法系中又分別形成了兩種不同的陪審制度，即參審制（大陸法系）和陪審團制度（英美法系）。這兩種陪審制度也是當今世陪審制度的主流，為眾多國家所采用。其次，我們再看陪審制度在我國的歷史發展。我國的人民陪審制度起源于革命戰爭時期根據地的有關法律規定。在1931年江西革命根據地頒布的《裁判條例》已具體規定了陪審員參加審判的制度，其主要沿習的是原蘇聯的模式。新中國建國之初，人民陪審制度作為一項基本的司法審判制度最早出現在《中國人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一憲法性的文件中，該文件規定“人民法院審判案件依照法律實行人民陪審制度”，當時該制度的建立只是為了讓人民獲得“翻身解放，當家作主”的心理滿足，而并沒有司法民主和權力制約的精神。在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政治背景下，建立人民陪審制度也還沒有制約法官和防止司法腐敗的意義和要求。隨后，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人民陪審制度逐漸成為階級斗爭的工具，成為“群眾專政”的象征，而不再具有初始建立時的意義。到了“文化大革命”時，人民障審制度實際上已經被拋棄，只剩下形式上的存在，其只被規定于人民法院組織法之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雖然通過人民法院組織法、訴訟法等恢復（也可以說是再次確立）了人民陪審制度，但該制度始終沒有能夠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以致于人民陪審制度在我國日漸衰微，難以有所作。最后，我們再來看一看我國人民陪審制度的現狀。我國人民陪審制度在名稱上與英美法系相似，但在其實際內容上主要沿習了原蘇聯的模式，而原蘇聯的陪審制又是在借鑒法國、德國的參審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所以我國人民陪審制度主要與大陸法系國家相、1991年通過的民事訴訟法以及1996年修訂的刑事訴訟法都作了與人民法院組織完全相同的規定。從人民陪審制度的目的和意義看，我們認識到并不是所有的一審案件都必須要適用人民陪審制度，同樣也不僅僅只有一審案件可以適用人民陪審制度。我們認為，對于不同類型的案件可以劃分不同的適用等級?？偟膩碚f，我們可以將人民陪審制度的適用級別分為三等，即強制性適用、任意性適用和申請許可適用。強制性適用即是由法律作出明確規定，應當適用陪審制度的案件，如一審的刑事案件和涉及人身權利的民事案件等。任意性適用即為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可以適用陪審制度的案件，比如一些專業性很強的案件。申請許可適用是指必須由當事人申請適用，并且由法院依據法律規定和實際情況而作出是否準許適用的決定后方可適用的一種類型。這種等級劃分可以使人民陪審制度更具有操作性，也更趨于合理化。并且，將人民陪審制度只規定于一審案件中是不夠的，還應擴大到諸如上訴、抗訴案件、未成年人審判程序、審判監督程序等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的各類案件和程序中，因為人民陪審制度的價值基礎——“公正”決定了該制度應該被更廣泛地適用。（3）關于人民陪審員遴選程序的規定。我國法律規定，除了被剝奪政治權利以外，凡有選舉或被選舉權的年滿18周歲的中國公民都可以被選舉為人民陪審員。從該條文的立法本意上講，人民陪審員的選任范圍是相當廣范的，但目前由于實際選任途徑主要立足于法院自身的選聘，加之選聘制度不健全又造成了選聘程序的隨意性很強，人民陪審員往往由法院的院長或庭長在自己所熟悉的社會群體中直接選聘。這樣的選聘既違反了立法者的本意，又使得選聘范圍變的極為狹窄，故而常使人民陪審員的代表性受到質疑。所以我們覺得，人民陪審員的遴選方法可以采取相對固定與隨機抽取相結合的方法，即先將經過審查揀選出的符合條件的人民陪審員做統一備案，儲備于人民陪審員后備庫之中，日后每遇到需要人民陪審員的案件，就可以直接從該后備庫中隨機抽取，這樣可以使人民陪審員的產生更加透明和具有較強的公正性，從而為以后的審判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4）關于人民陪審員任職條件。依據制定人民陪審制度的立法本意，其所體現出的是接受“同等者審判”的價值理念，所以被選舉出來的人民陪審員應當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和代表性；此外人民陪審員在審判過程中將與專業法官行使同等的審判權力，所以使人民陪審員的工作也具有相當的神圣性，從而在對人民陪審員的選擇上也應具有相應的條件；又由于人民陪審員在審判過程中還有一個作用就是防止專業法官囿于其專業的視角和思維定勢而會在審判過程出現某些偏見，從而人民陪審員的任職條件則不應以具有相當法律專業知識為準。所以綜上，我認為充當人民陪審員的任職條件則有以下幾個方面：（1）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2）思想端正、品行良好；（3）有履行人民陪審員職務的意愿；（4）具有完全的行為能力；（5）具備高中以上文化程度。除此之外不應再設置太多的限制性條件，而應能夠使絕大多數公民參與到該制度之中，真正體現人民陪審制度的民主的價值。（5）關于陪審員的任期的規定。我國人民陪審員的任期一般為2—3年，并可連選連任，有些陪審員的任期比審判員還長，從而常會出現“專業陪審員”等不良現象，這種現象與人民陪審制度的監督價值背道而馳，違背了該制度設立的初衷。我認為陪審員的任期不能規定過長，只要其資格得到確認，就可長期兼任，但在參加陪審時，則應采取“一案一選”、“一選一任”，隨機抽取，輪流審判的方式，這樣既可以盡可能擴大公眾對司法的參與，增加司法活動的透明度，又可增強陪審人員的新鮮感、責任心，從而使陪審制度真正落到實處。（6）關于人民陪審員的回避的規定。在考察國外的一些立法，關于陪審員回避情形的規定，主要分為兩種：“有因回避”（ChallengeForCause）和“無因加避”（peremptoryChallenge）?！坝幸蚧乇堋笔侵冈V訟雙方當事人提出回避請求，應當說明理由?！盁o因回避”是指訴訟雙方當事人提出回避請求時不必申明理由。如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296條規定，重罪法庭審理案件時全部實行無因回避，“不論被告人、他的律師或檢察院，均不得公開其回避的理由”。我認為，我國在人民陪審員的回避上，應實行“無因回避”制度，因為此可克服陪審員參與審判所可能帶來的司法不公，對陪審員參與審判的一種限制，具有很大的科學性，也可體現程序上的公正。（7）關于人民陪審員行使職權的保障機制。對人民陪審員的保障可分為兩部分：物質保障和安全保障。物質保障即是給人民陪審員以適當的經濟補助，以體現人民陪審員的工作成果已得到了社會的認可和對其勞動付出社會所給予的回報。安全保障是使人民陪審員能夠在無妨礙的狀態下對案件作出真實表達。這些保障對于人民陪審員合理行使其權利是相當重要的，同時也是實現人民陪審制度真正價值的重要保障措施。綜上所述，雖然由于當前我國人民陪審制度在客觀上還存在的諸多的缺陷，這些缺陷導致了人民陪審制度在我國實際運作過程中作為訴訟基本制度的當然地位已經被弱化，但該制度的必要性應該給予肯定。人民陪審制度的缺陷本身并不應該構成對其成為我國訴訟基本制度的否定，我們考慮一項制度的存廢，不能只看到其運作過程中所存在的、可以通過立法和司法改善的缺陷，而更應看到完善我國訴訟基本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用一種發展的和長遠的眼光去看待該制度。我們在認清了人民陪審制度的價值基礎之后，便更加確定了人民陪審制度作為我國訴訟基本制度的地位。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通過對上述規定的改革和完善，使我國人民陪審制度逐漸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的功能，成為司法公正的基石，成為制

約司法權、遏制司法腐敗的有效機制，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第四篇：服刑人員刑釋問題解析

2014年5月15日，江蘇某監獄邳州籍罪犯張某某刑滿釋放，張某某借口有病沒有得到有效治療，不愿離開監獄。本來其外甥是到監獄接他回家，孰料兩人竟串通一氣，迅速達成一致意見，共同糾纏監獄。2014年5月30日，蘇州監獄徐州籍罪犯趙某某刑滿釋放，趙某某借口判刑時輕罪重判糾纏監獄，并揚言到南京上訪、青奧會期間鬧事，不愿離開監獄。兩個案例中，罪犯本著多鬧事多得益的目的，按照以往上訪纏訪等方式方法，能讓監獄機關迫于壓力而息事寧人給予賠償的思維模式進行無理糾纏，影響著監獄正常工作秩序。若是有部分媒體歪曲事實大肆渲染加以報道，更是嚴重影響了監獄的形象。所以，在法制未健全、地方安置不得力的情況下，解決罪犯釋放難問題已擺到監獄重要議程上來。釋放難問題雖是個別現象，但牽涉到監獄的物力財力人力較大，監獄機關有必要高度重視此項工作，做到未雨綢繆。

一、罪犯“釋放難”問題分類

搞清“釋放難”問題的類別，是為了根據現象查找原因，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有的放矢做好工作。筆者掛職一年來耳聞目睹一些釋放難案例，深感“釋放難”工作的難處。從多年發生“釋放難”問題來看大體有以下幾種類型：

1、刑釋罪犯無家可歸。這類問題多出現于老年罪犯，特別在重刑犯監獄，問題尤為突出。此類罪犯入監前沒有組建家庭，或雖組建家庭，但入獄后家庭破裂，妻子離婚，子女失去聯系，服刑期間住房拆遷或破損。經過十年以上或者近二十年服刑生涯，年齡由中年進入老年，基本喪失勞動能力。沒有經濟來源和生活保障是導致刑滿釋放時無家可歸。如：邊城監獄邳州籍罪犯劉某某，56歲，住邳州市邢樓鎮思田村思田莊594號，因犯介紹賣淫罪，被邳州市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刑期至2014年3月27日。劉某某入監前一直單身，無直系親屬，且有輕度精神障礙，并患有白內障。釋放時無人接收、無家可歸。掛職民警與地方司法局多處協調，村委會勉強接收下來。

2、刑釋罪犯有家難歸。這類罪犯有家庭和直系親屬，之所以刑滿釋放時有家難回，一是犯罪行為針對家庭成員，或入獄前存在重大個人過錯，犯罪行為發生后即被家庭和親屬拋棄。龍潭監獄邳州籍罪犯張某某，70歲，家住邳州市運河鎮，因殺害第二任妻子，經邳州市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13年，刑期至2014年2月24日。張某刑滿時，其與前妻所生兒子王某拒絕接收，造成刑滿釋放難。二是身體有病，或生活不能自理，刑滿后需要后續治療費用而遭家庭及直系親屬拋棄。2014年1月29日，徐州監獄新沂籍精神病犯石某某（病情處于康復期）刑滿釋放，其妻子兒女為逃避責任遠走他鄉，下落不明。石某某至今滯留在新沂市精神病院。

3、刑釋罪犯糾纏監獄有家不歸。刑釋罪犯及其親屬過度維權，尋找借口糾纏監獄不愿回家。此類罪犯入獄前大多為地方政府定為不安定因素中的重點人，經常處于特殊“關注”對象。他們大多有上訪、纏訪的經歷，對抗過政府以及執法部門，有著豐富的“撒潑耍賴”經驗，并且因此得到過“好處”。如上文中提到的江寧監獄邳州籍罪犯張某某、蘇州監獄徐州籍罪犯趙某某即屬此類型。假若出現更為極端的方式比如：靜坐、拉橫幅等，即使報警當地公安也不好處理，甚至不愿處理。容易造成民眾誤解，損壞監獄形象。

4、刑釋罪犯遭社區或地方政府拒絕回歸。由于罪犯入監前戶籍及住址不詳，或戶籍與居住地不符，或者戶口系空掛戶，刑滿釋放后地方政府拒絕接收。徐州監獄罪犯劉某某，56歲，1998年1月因強奸、搶劫、尋釁滋事罪被判處死緩，2014年4月23日刑滿。其原籍是山東省安丘市安口鄉，18歲時（約1977年）到江蘇省新沂市打工，從此與山東親屬斷絕聯系。后在新沂市某鄉組建家庭。但入監后妻、女與其斷絕關系，從未接見過更不知去向。且原住地某鄉已經多次調整區劃，當時的鄉村現在已經完全城市化。根據當前刑滿釋放“必接必送”制度，山東安丘、江蘇新沂都有理由不接收劉某某，不給辦理戶口落戶及身份證，造成劉某某刑滿釋放難。

二、刑釋難問題產生的原因

1、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是罪犯釋放難問題的主要原因。通過分析獄地互幫共建過程中掛職民警協調處理的刑釋難案例，可以得知：犯屬或者罪犯旁系親屬拒絕接收刑釋罪犯，多因家庭經濟困難，無法負擔罪犯刑釋后繼續治療費用或者生活難以自理的贍養費用；地方政府、社會養老機構或社區拒絕接收刑釋罪犯，也多因無法解決其生活、治病費用；刑釋罪犯糾纏監獄不愿返鄉，也多因回歸社會后生活及治病費用無著。因此，罪犯釋放難便由此產生。

城鎮居民醫療保險（簡稱醫保）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農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社會養老制度是當前我國最基本的社會保障制度，但這些制度均不適用于監獄押犯。根據監獄法規定，監獄押犯的社會保障由國家（即監獄）承擔。罪犯刑滿釋放后，監獄將無法繼續承擔其社會保障，刑釋人員的社會保障應該轉交地方政府。但在當前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醫保或新農合每年年底辦理一次，錯過時間不予辦理；低保也不是符合條件就給予辦理，每個社區有相應名額，名額滿了，即便居民符合條件，一般也不予辦理。再加上當前普遍存在的對刑釋人員的歧視以及社區群眾對犯罪分子的“社會報復”心理，刑釋人員、特別是身體有病、生活難以自理刑釋人員醫?；蛐罗r合、低保等社會保障很難落實，社會養老機構更是將無家可歸的刑釋人員拒之門外。尤其是在經濟相對不發達的蘇北地區，失去勞動能力的刑釋人員很難享受到低保、社會養老等社會保障。因此，這便真實地造成了罪犯刑滿釋放難。

與罪犯刑滿釋放工作有關的單位是監獄機關和司法局安置幫教機構。以上兩個單位在協調處理刑釋人員社會保障方面非常弱勢。醫保、人保及負責社會養老審批的民政部門是社會管理機構中的強力部門，監獄及司法局安置幫教機構很難協調這兩個部門的工作，而協調解決這些問題，又給司法局增添了許多工作量，并且即便投入大量精力，也未必能解決刑釋人員醫保、低保等問題，在此問題上，部分安置幫教部門便產生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因此，這便進一步加重了釋放難問題。

2、無法可依、無責任追究機制是罪犯刑釋難問題的根源。刑法、刑訴法對罪犯偵查、起訴、量刑等都作了明確規定，可謂有法可循；罪犯收監、教育、管理、生活、減刑、假釋等均有監獄法及其他法律法規作了嚴格規范，可謂有法可依。違反了以上規定，輕則追究黨紀政紀責任，重則追究刑事責任。盡管在罪犯刑釋安置方面監獄法第三十七條 也作了規定“對刑滿釋放人員，當地人民政府幫助其安置生活。刑滿釋放人員喪失勞動能力又無法定贍養人、扶養人和基本生活來源的，由當地人民政府予以救濟?！钡O獄法對當地人民政府的約束力幾乎可以忽略。并且人民政府是個大概念，沒有具體部門分管此事。近幾年來，中央政法委、省政法委在罪犯刑釋安置上也做了一些規定，但這些規定均缺乏強制性，違反這些規定，也無需追究任何責任。以政法委規定的罪犯刑釋“必接必送”制度為例，要求地方政府、司法行政部門對刑釋的重點罪犯做到“必接”，如果出現不“必接”情況，監獄要落實“必送”，由此看來，刑釋安置工作的規定只對監獄有約束力，對其他任何機關均無約束力。因此，無法可依、無責任追究機制是罪犯刑釋工作存在問題的根源。

3、缺少成熟、規范的刑釋安置工作機制，是解決刑釋難問題的主要障礙。盡管各級司法局建立了許多安置基地、采取了許多安置措施，但無家可歸、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生活難以自理刑釋人員安置問題卻一直無法從制度上加以解決。目前，解決刑釋難問題，主要還是靠監獄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及監獄民警的協調、說服工作，且一案一議，沒有一套完整的方案，沒有固定模式的運作流程，即便遇到政府部門或者犯屬的無理推諉或不作為，也沒有依法解決的平臺。因此，建立一個成熟、規范的刑釋安置工作機制，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三、解決罪犯刑釋難問題的建議

1、從頂層設計層面上：一是積極呼吁立法。通過建立健全有關法律法規，明確罪犯刑釋安置責任主體，解決安置費用，明確安置措施，建立健全責任追究機制，有效解決罪犯刑釋難題。二是探索建立與社會對接的刑釋后保障機制。在罪犯醫療暫時無法納入社會醫保范疇的前提下，上級監獄機關應積極探討，適當提取部分罪犯獄內勞動報酬，監獄適當追加資金，聯合社會保險機構，給符合條件的罪犯建立刑釋后商業健康保險、（養老、失業等）生活保險機制或生活保障機制，解決病犯及年老多病生活不能自理罪犯刑釋生活、醫療保障。

2、從機制建設層面上：一是通過開展獄地互幫共建，在一定層面上構建解決刑釋難題工作機制。有效解決“刑釋難”問題，需要監獄機關與司法局、司法所的密切配合。長期以來，由于監獄的封閉管理，監獄內部劃塊管理，監獄機關與司法局的溝通不是十分暢通，雙方站在各自的立場上看待“刑釋難”問題，一個急于將犯人推向社會，一個怕承擔責任，不想與罪犯家屬產生糾紛，不想讓刑釋罪犯流向社會。獄地互幫共建工作給監獄與司法行政機關的溝通交流搭建了平臺，掛職民警的雙重身份，強化了雙方的直接溝通，為解決“三難”問題提供了便利。目前，徐州地區基本形成了刑釋難問題解決流程。即：監獄篩選釋放難對象——及時信息傳遞——掛職民警、司法所工作人員走訪查找三難癥結——信息反饋給監獄——獄地共同尋找突破點——從突破點入手解決實際問題——解決刑釋難問題。建議省廳、省局在積累案例、總結經驗基礎上，從省廳層面上建立一整套規范運作的工作機制。當然，只是監獄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參與機制建設遠遠不夠，也不可能完成這項工程，還必須征得公安、民政、醫保等部門支持。二是建議監獄機關長期在各地市級司法局設立業務站。當獄地互幫共建工作結束后，在獄地互幫共建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基礎上，建議省監獄管理局在各市司法局設立聯系點，每點長期派駐一到兩名業務協調能力較強的民警，利用地方司法局資源，專職處理與監獄有關的工作，同時長期致力于解決刑釋難問題。三是積極探索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刑釋難問題。刑釋難問題，很大部分來自于刑釋罪犯親屬不愿意履行家庭責任，不愿意贍養、或扶助本應由其贍養、扶助的刑釋人員。監獄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如果該做的工作都做完后仍不奏效，可以考慮協調政法委、司法局、法援中心及居（村）委會，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罪犯回歸社會后的贍養、扶助問題。徐州獄地互幫共建民警一直積極推動利用訴訟解決新沂籍刑釋人員石啟彥刑釋難問題。

3、從協調層面上：（1）監獄機關要打造一支業務精通的工作人員隊伍。當前，“刑釋難”問題層出不窮，對一個監獄而言，解決“刑釋難”問題已經成為一種常態化工作。艱巨的戰斗任務需要有一支強有力的戰斗隊伍，監獄也急需培養一支6—10人規模、精通社區矯正與安置幫教工作，善于溝通、善于談判、善于做思想工作，原則性強，應變能力強的民警隊伍專門應對“刑釋難”問題。一是以獄地互幫共建民警為主力，形成隊伍基本力量；二是選擇執法經驗經驗豐富的刑罰執行部門民警，主持隊伍領導工作；三是選派醫療衛生、心理咨詢專業人才，充實隊伍力量；四是有針對性地進行風土人情、風俗民俗、談判技巧、溝通技巧等方面的培訓。（2）適當解決實際困難?！靶提岆y”問題形成，有諸多原因，但犯屬存在實際困難也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原因。一是監獄機關適當解決經濟困難。對刑釋后確實無錢看病、或確實生活無著的罪犯給予一定經濟救助。二是司法局及基層群眾組織應積極協調解決實際困難。對家庭困難、長期有病的罪犯，司法局、司法所、居委會或這村委會應積極協調解決醫保、低保問題，對尚有勞動能力的，及時介紹工作崗位。三是監獄辦案民警工作中要具備“三心”——同情心、誠心、責任心。對罪犯及犯屬存在的現實困難，要有一顆同情心，積極協調監獄、司法局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做工作期間，對犯人、犯屬要有一點誠心，特別是對遠道而來、到監獄解決問題的犯屬，要給予真誠關心、幫助，讓犯屬推己及人（自己在監內服刑的親人），取得他們的信任；三是責任心。要把解決刑釋工作存在問題當成自己的責任，不懈地協調有關部門，不懈地尋找突破口。切忌僅僅當成工作任務，遇到一時解決不了的困難就立即把任務擱置。（3）拓展活動空間、改善執法環境、提升監獄執法能力。一是積極與地方司法局開展共建工作，不斷擴大協作范圍；二是主動與監獄押犯集中地的地方黨委政府溝通聯系，征得工作方面的支持；三是按照區劃，常態化的邀請基層群眾組織、社會團體來監獄開展社會幫教工作，擴大監獄在社會上的影響。通過以上措施，為監獄創造和諧的執法環境，取得社會更廣泛的支持，提高監獄執法能力。

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國家刑罰政策的調整以及依法治國的全面推進，監獄工作面臨著更多新情況、新問題，當前尤其以罪犯“釋放難”問題突出。隨著各項法律的成熟，依法執法將成為全民共識，“釋放難”問題終究會根本解決。但在當前情況下，監獄機關還是要從大局出發，從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安全穩定為基點，做好這項工作。

第五篇：“磨”釋問題 “研”出色彩

“磨”釋問題 “研”出色彩

經過省專家楊全紅教授和畢淑娟老師的悉心指導和全組教師的協同努力，本課例研究確定的目標任務基本得以實現。在課例研究之初，研修組教師立足教學現實，圍繞今年的研修主題發現教學中存在的問題，鎖定本次磨課的研究問題，分析問題存在的原因，在對學生進行深入細致分析的基礎上，進行了三次備課兩輪打磨。在課例研究過程中，老師們在計劃研討、備課研討、觀課研討等研討區一以貫之追蹤問題，全方位呈現問題追蹤的全過程。本課例研究確定的研究問題是：

1、如何提升教師依據學生學習能力和需要以及文本特點，科學合理地選擇合宜的教學內容的能力？

2、面對初中較低年級的學生，如何準確地選擇切入點，通過本課主旨問題的引領，促進學生主動閱讀，深悟文章主旨？

通過本次課例研究，教師們強化了根據學情創造性地處理教材的意識，重視切入點的確定，重視對文章中問題的研究，尤其是主旨問題的確定與提出。又更加重視了方法的指導與運用、學生讀書習慣的培養意識，這對促進學生走進文本，深入理解文章主旨是很有促進作用的?，F在我們就整個課例研究分享幾點看法。

一、問題的解決源于“磨”

本次課例研究，因為有省專家教授的參與，有最高層的領導蔣院長和梁主任的把關，從磨課計劃的制定到“三次備課兩輪打磨”的過程，呈現的是“追蹤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研究的過程中，我們遇到了很多問題，諸如“磨課計劃中的‘研究問題’如何確定”“如何團繞研究的問題備課”“如何依據研究的問題設計有效的觀課量表”“如何解決備課中存在的問題”“如何解決量表設計存在的問題”等等，走進去才發現“山得水復疑無路”的情形太多了。好在有“磨”有“研”，正如老話說得好“眾人拾柴火焰高”何況還是有專家教授參與的磨課研修。所以這次評課后，我們最大的感受是：“磨”融釋了我們遇到的所有問題。

二、亮點的呈現源于“研”

“研”是深入探究之義。包括備課老師苗老師對文本的深入探究，也包括參與成員的深入探究。綜合看本次課例研究過程中，我們自己覺得出彩的有如下幾點： 1.“？”變“！”的板書“亮” 說到這個板書的設計，真是最好地呈現了“研”的功效。原來備課中苗老師板書的設計是一只船,在第一次的線下備課研討，鄶老師提議“可以板書一個大問號，提醒學生帶著疑問閱讀，最后問題解決了，再把問號改成感嘆號，這樣比較直觀。”這樣的“研”，后，就出現了“？”變“！”的有動感變化的板書過程。

這個過程一是很好地呈現了我們要研究的“主旨問題”的提出到解決的過程，很好地解決了我們提出的研究問題二：面對初中較低年級的學生，如何準確地選擇切入點，通過本課主旨問題的引領，促進學生主動閱讀，深悟文章主旨？ 2.由“矛盾問題”的切入“亮”

我們要研究的是如何引導學生走進文本，主動閱讀，在“研”課的過程中，對導入進行了細致的討論，為達到能有效解決研究的主要問題這一目的，苗老師頭腦靈活地一改以往的“言他引入”的方式為“借文本引文本”，這無意中對促進學生精研本文有開門見的效果，更妙的是能巧借“社戲”這一題目提出“社戲”好看嗎，這最自然的問題，然后將“船頭看戲”以屏顯的方式再現讓學生據文本找理由說明，再接著呈現結尾“戲不好看，可結尾為什么難忘那夜似的好戲？”這樣以矛盾問題的切入既彰顯了文本的作用，更彰顯了教師巧妙處理教材的意識。而這一改變也源于我們對備課的一研再研的求真務實的研究作風。3.用“樂土”作結“亮”

“為什么說平橋村是我的樂土呢？”這一問題應該是看《社戲》這篇文章第一自然就生發的最能總領全文的問題。以往的教學中，許多老師愿意用這個問題引出后面的學習；在我們的這次課例打磨過程中，因為我們要圍繞“選擇合適的切入點，以主旨問題的引領，促進學生主動閱讀，深入理解文本內涵”所以沒有使用該問題導入，但也不可忽視這一總領全文的“樂土”，所以在研計中大家關注到這一問題，并及時思考處理辦法，最后達成共識，在課堂對“趣人、趣事、趣景”作總結的時候引進“由此可以看出平橋村是我的‘樂土’”。看似不著痕跡的一句話，但意義非凡：一是保證文本主要內容的學習。不管怎樣創新，文本自身的內涵是必須理解到位的。二是使符合初中較低年級的認識水平，試想有具體的“趣”在，那很容易就理解“為什么稱平橋村是我的樂土”這一問題。

當然“研”出亮點還涉及其他方面，如提醒“自主閱讀時的方法的指導”提醒“賞析品讀的朗讀遍數的增加”等等，就不一一列舉了?？傊?，通過本次課題打磨，深深感到有網絡平臺的參與，我們的磨課更趨于實在、實用、實效了。

三、本課例研究還有哪些問題有待進一步解決？

本次課例研討，雖然在努力圍繞研究的問題進行備課、研討，但是最后我們還是發現有如下問題是需要引起注意的。那就是在觀課中，發現教師的追問有不及時不深入的地方，這影響了學生靈活運用文本的意識的提高。如對幻化五官的游戲處理賞夜景說話那一環節，學生的回答太機械，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不在教學設計上，而是課堂教學中教師欠引問式的引導。這也提醒我們在今后的教學中，要研究的問題是層出不窮的，這次研究的是如何基于學情、學科特點來選擇合適的切入點進行創造性處理教材的問題，那今后什么基于研究問題如何引導評價等都是可以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