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10806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檢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關于辦

理銷贓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

發布單位：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上海市人民檢察院 上海市公安局 上海市司法局

文號：[94]滬檢辦135號

發布日期：1994年11月24日

生效日期：1994年11月24日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有關司法解釋，結合本市當前查處銷贓違法犯罪案件中的具體問題，對辦理銷贓案件提出以下意見：

一、如何認定銷贓罪

銷贓罪是指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的贓物而代為銷售的行為。代為銷售，既包括代犯罪分子將贓物賣給他人，也包括向犯罪分子買進贓物再賣出，以及買贓自用，情節嚴重的行為。

與犯罪分子事先通謀，事后對贓物進行銷售或者收買的，以共同犯罪論處。

二、如何認定銷贓罪中的“明知”

認定銷贓罪的“明知”，不能僅憑銷贓人的口供，應當根據案件的客觀事實具體分析。對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明知是犯罪所得”：

（一）銷售工業原材料、半成品或生產設備的；

（二）低價成交市場緊俏商品或來路不明的貴重耐用消費品的；

（三）一次性大量成交國家指定專門機構經銷的限制流通物品的。

三、如何認定買贓自用中的“情節嚴重”

買贓自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視為情節嚴重，可以追究刑事責任：

（一）一次買受贓物數額特別巨大的；

（二）多次買贓累計數額巨大的；

（三）曾因盜竊、銷贓、窩贓等財產型犯罪被判處過刑罰，買贓自用數額較大的；

（四）曾因盜竊、銷贓、窩贓被勞動教養，解教后三年內，或者受三次以上其他治安處罰后一年內，又買贓自用數額較大的；

（五）明知是未成年人犯罪取得的贓物而向其買贓自用，數額較大的。

四、其他問題

（一）贓物下落不明無法追繳的，但有行為人的供述和有關人員證言并能夠相互印證的，也可認定。

（二）銷贓、買贓行為情節輕微，符合上海市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有關規定的，可以收容勞動教養，或依法給予治安處罰。

（三）贓物數額的認定，參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二篇：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行政判決書

（2013）滬高行終字第46號

上訴人（原審原告）張某某，男，19XX年X月XX日出生，漢族，住上海市浦東新區某路XXXX弄XX號XXX室。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政府，住所地上海市浦東新區世紀大道2001號。

法定代表人姜某，區長。

委托代理人徐某某，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政府工作人員。委托代理人蔣某某，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政府工作人員。上訴人張某某因政府信息公開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3）滬一中行初字第7號行政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13年6月4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張某某、被上訴人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政府（以下簡稱“浦東新區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徐某某、蔣某某到庭參加了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查明，2012年9月24日，張某某向浦東新區政府提出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要求獲取“2003年11月23日姜某某與浦東某公司簽訂的《上海市征用集體所有土地拆遷房屋補償安置協議》”。浦東新區政府收到張某某申請后，經調查，依據《上海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第二十三條第（五）項的規定，于2012年9月28日作出2012

（答）－184號《政府信息公開申請答復書》（以下簡稱《184號答復書》）。答復認定張某某要求獲取的政府信息不屬于本機關公開職責權限范圍，建議向上海市浦東新區建設和交通委員會（以下簡稱：浦東新區建交委）咨詢，并告知該委聯系方式、電話等。之后，浦東新區政府向張某某郵寄送達答復書。張某某不服，向上海市人民政府申請行政復議，上海市人民政府于2013年1月24日作出復議決定，維持浦東新區政府作出的上述政府信息公開答復行政行為。張某某仍不服，向原審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撤銷浦東新區政府作出《184號答復書》的具體行政行為。

原審法院認為，浦東新區政府負有辦理政府信息公開事宜的法定職責。依據《上海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實施細則》第六條、第二十一條第四款等規定，區、縣房屋土地管理部門對本行政區域內的房屋拆遷工作實施監督管理；拆遷期限屆滿后的30日內，拆遷人應當將其訂立的所有拆遷補償安置協議報區、縣房地局備案。浦東新區政府認定張某某要求獲取的政府信息不屬于其公開職責權限范圍，依據《上海市政府信息公開規定》第二十三條第（五）項的規定作出答復符合法律規定，其同時建議張某某向浦東新區房屋拆遷主管部門浦東新區建交委咨詢，并無不當。浦東新區政府收到張某某政府信息公開申請后，在法定期限內作出書面答復并送達張某某，程序合法。原審法院遂判決駁回張某某的訴訟請求。張某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上訴人張某某上訴稱，原審判決認定本案所涉政府信息公開事項系浦東新區建交委職權范圍，但浦東新區建交委至今未對該政府信息

予以公開，沒有履行原審判決；上訴人提供2013年4月1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對其來信的回復一份以證明浦東新區政府具有處理本案行政糾紛的職權。請求撤銷一審判決。

被上訴人浦東新區政府辯稱，涉訴協議為浦東新區建交委在履職中獲取，依法不屬于被上訴人公開的權限范圍；上訴人新提供的證據未提及信息公開問題，與本案無關，不能表明被上訴人有公開義務；上訴人對浦東新區建交委是否公開有關信息不服，可以另行尋求法律救濟。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經審理查明，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當事人并無異議，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被上訴人浦東新區政府具有作出政府信息公開答復的法定職責；被上訴人在收到上訴人申請后，在法定期限內作出書面答復并予以送達，程序合法；上訴人要求公開的政府信息為有關拆遷協議，而根據《上海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實施細則》第六條、第二十一條第四款等規定，拆遷期限屆滿后的30日內，拆遷人應當將其訂立的所有拆遷補償安置協議報區、縣房地局備案。因此，被上訴人答復認為該信息不屬于其公開的權限范圍，建議上訴人向浦東新區房屋拆遷主管部門浦東新區建交委咨詢并無不當；二審中上訴人以上海市人民政府信訪辦2013年4月11日有關來信回復作為新證據，但該回復僅系處理信訪事項，與被上訴人是否應當公開政府信息無直接關聯；浦東新區建交委是否應當公開有關信息，不屬本案審理范圍。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人張某某的訴訟請求正確，上訴人張某某的上訴請求不能

成立，應予駁回。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上訴案件受理費人民幣50元，由上訴人張某某負擔（已付）。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 湯軍

代理審判員 王巖

代理審判員 郭貴銀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八日

書 記 員 居雯婭

第三篇：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關于聚眾斗毆、尋釁滋事造成他人重傷、死亡結果的定罪問題》

聚眾斗毆、尋釁滋事造成他人重傷、死亡結果時，對嚴重結果是由共同加害人負責還是由直接造成傷亡后果者單獨負責，可分五種情況分別處理：

1.在共同對相同對象實施的加害行為中，某人或某幾個人的行為強度明顯超出了共同故意的范圍并造成他人重傷、死亡后果的，這種情況屬于共同犯罪的實行過限，對此，應由實行過限者單獨承擔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的刑事責任，其他加害人只對預謀實施的聚眾斗毆罪或者尋釁滋事罪承擔刑事責任。在聚眾斗毆和尋釁滋事犯罪中，實行過限的情況通常表現為兩種：（1）共同實行犯明顯超出了教唆、糾集者的故意范圍（如某人糾集多人去“教訓”他人，講明不要造成他人嚴重傷殘或死亡，結果實行犯直接致人死亡的，此時實行犯的行為就是實行過限，應單獨對死亡結果承擔刑事責任）。（2）在共同實行斗毆行為中，某人明顯加重打擊強度、造成他人重傷、死亡后果的（如在一般性的徒手斗毆或挑釁行為中，某人突然掏出匕首捅死他人，這種出乎其他共同實行犯意料之外的重度加害行為，應當由實行過限者單獨對死亡結果承擔刑事責任）。

2.各加害人之間沒有犯意聯絡，但相繼或同時對同一對象實施侵害行為的，各自的加害行為屬于同時犯，因其不成立共同犯罪，應各自對自己的行為及其后果負責。造成他人重傷、死亡者，應依法單獨承擔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的刑事責任。沒有造成他人傷害后果者，不負刑事責任（如甲乙兩人見朋友丁與丙推搡，甲即沖上前擊丙面部一拳，乙也跟著沖上前刺丙胸部一刀，致丙死亡。因甲乙之間并無犯意聯絡，乙的行為屬于片面共犯，故乙應單獨承擔故意殺人罪的刑事責任）。

3.在多人參與的一對一或分散進行的尋釁滋事、聚眾斗毆案件中，如果各加害人的行為始終針對各自固定的對象實施，相互之間沒有協調配合的，各加害人只對自己的加害行為及其結果負責。如果有人造成他人重傷或者死亡后果的，除加害人外，首要分子（即本次犯罪活動的組織、策劃、指揮者）也要對此嚴重后果一并承擔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的刑事責任；其他參與尋釁滋事或聚眾斗毆的人，應依法承擔尋釁滋事罪或聚眾斗毆罪的刑事責任。

4.各共同加害人對發生他人重傷、死亡后果均有概括性認識，客觀上其行為之間存在相互協調配合、并對重傷、死亡后果的發生具有因果關系的，盡管能夠查清死傷后果由誰的加害行為直接造成，仍應全案認定為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但對于各共同加害人的行為，可依據各自對造成他人重傷、死亡后果的原因力大小，分別裁量刑罰。如果共同加害人既造成他人重傷、又造成他人死亡后果的，因其出于聚眾斗毆的一個概括性犯意，對重傷、死亡后果均在預料之中，是行為人在一個故意支配下實施的不同程度的加害行為，應采用重度行為吸收輕度行為的方法，只認定故意殺人罪一罪，勿須實行數罪并罰。

5.對于共同加害他人造成重傷、死亡后果，但難以查清由誰的行為直接造成嚴重后果的，所有有證據證明參與了直接加害行為的人應共同對此嚴重后果負責，但在裁量刑罰時，應根據各加害人實施的不同行為分別酌情從輕判處刑罰。如果發生死亡后果，綜合全案難以認定加害人具有殺人故意的，可以故意傷害（致人死亡）罪論處；如果參與了直接加害行為的人也難以查清或確定，則應由本次聚眾斗毆或尋釁滋事犯罪活動的糾集者、策劃者或指揮者對此嚴重后果承擔刑事責任。

第四篇：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立案問題解答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立案問題解答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

關于印發《立案問題解答》的通知

滬高法立〔2011〕1號

市第一、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海事法院，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各區、縣人民法院及鐵路運輸法院立案庭：

為進一步統一全市法院立案標準，規范法官自由裁量權，就近期立案工作中遇到的難點問題，我庭經充分調研并與全市法院立案條線、本院相關部門進行多次研討，對有關問題形成了如下解答意見。現將有關解答予以印發，供參照執行。執行中遇到的問題，請及時向我庭反映。立案工作中所涉及的其他疑難問題，將在繼續調研后下發相關解答。

附件：《立案問題解答》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立案問題解答

問：起訴時，以公司為被告確定管轄的，如認為公司實際經營地為主要營業地即公司住所地的，應提供哪些證據?

答：實務中，很多公司異地經營，如原告主張被告實際經營地為其住所地的，原告至少應提供被告公司在此經營的證據材料，如掛牌營業的近期照片、租房協議、網站公示營業地或類似證據。問：起訴時，以個人為被告確定管轄的，原告起訴時難以提供證明被告住所地或經常居住地的證明材料，應如何處理?

答：原告為證明被告的題述事項，一般需提供身份證、戶籍資料或相關單位證明等材料。但原告因客觀原因確實只能提供明確地址而無法提供相關證明材料的，各法院可根據各自情況利用社區法官、調查法官或其他方式對相關地址予以核查后作出處理，如無法核查，也應先予以立案，不能以原告未提供相關證明材料為由拒絕受理。

問：關于涉外婚姻受理的范圍?

答：涉外婚姻案件主要涉及兩個因素：一是婚姻雙方國籍；二是婚姻締結地。其中只要有一個因素不涉外，我國法院即有管轄權，并應按《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確定管轄法院。如兩個因素均涉外，即原、被告均為外籍且婚姻關系在國外締結，則只有原、被告雙方共同選擇接受我國法院管轄且確需由我國法院處理時，人民法院才能受理。

問：敬老院是否可作為當事人的經常居住地?

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五條規定，公民的經常居住地是指公民離開住所地至起訴時已連續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醫的地方除外。敬老院(養老院)雖會對住院老人的疾病進行一定的治療，但畢竟不是專業醫療機構，是一些老人晚年固定的養老場所。在敬老院安享晚年與住院就醫有實質區別，故只要當事人在上述地點至起訴時連續居住一年以上，可視為經常居住地。

問：關于消費者在網絡買賣中對“送貨地“的約定，可否認定為是對合同履行地的認定?

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確定經濟糾紛案件管轄中如何確定購銷合同履行地問題的規定》明確，當事人在合同中只有明確約定履行地點或交貨地時上述地點才能認定為合同履行地。合同中約定的貨物到達地、到站地等，均不應視為合同履行地。雖然網絡買賣中的“送貨地”與規定中的“合同履行地”及“交貨地”均有較大區別，其更類似“貨物到達地”的概念，但我們認為該約定仍可視為對合同履行地的約定。具體理由為：首先，上述規定是在1996年出臺，當時網絡購物還不常見，因此上述規定主要是針對傳統的買賣合同做出的。而就現有的網絡購物交易模式來看，貨物的流轉通常為買家在網上提交訂單后，賣家根據買家確定的送貨地點進行送貨，買家確認收貨后交易完成，故“送貨地“在一般情況下意義同于“交貨地”。其次，網絡購物買家遍布全國各地，如約定的“送貨地”不能作為合同履行地確定管轄，此類案件將全都由被告住所地管轄，既不利于保護消費者利益，也明顯不符合管轄的兩便原則。因此，在受理網絡買賣案件時，雙方當事人對送貨地的約定可視為是對合同履行地的約定(電話、電視購物可參照適用上述意見)。

問：實踐中，對民訴法第二十五條規定的協議管轄五個聯結點所設定的范圍應如何掌握?

答：協議管轄的約定是雙方當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示，因此最大限度地尊重當事人自己的意愿，是判定協議管轄條款效力的重要原則。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年的《關于當事人在合同中協議選擇管轄法院問題的復函》中規定，如果當事人約定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簽訂地、原告住所地、標的物所在地以外的人民法院管轄的，因其超出法律規定的范圍，應認定該約定無效。但我們在掌握五個聯結點范圍時不應機械地理解，而應從當事人的約定與案件的關聯性角度出發予以適用。就當事人住所地而言，原、被告的住所地、實際經營地、居住地均應包含在這一范圍內。標的物所在地，應不僅限于訴請中提出的標的物，與案件直接相關的標的物也應包括在內。如房地產中介合同中，當事人約定在房屋所在地法院起訴應視為有效約定。

第五篇：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民間借貸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合同糾紛案件若干意見》

發布日期：2011-06-01 作者：范俊峰律師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合同糾紛案件若干意見》

（滬高法民一【2007】第18號）

1、在民間借貸中，債權人僅以擔保人為被告，一般應追加債務人為共同被告。債權人僅以擔保人為被告起訴至法院，通常應追加債務人為共同被告，此類案件的審理，不僅包括擔保關系，還包括主債務，既借貸關系。擔保的主要基礎法律關系為借貸，擔保人承擔擔保責任的前提是借貸關系成立與否。

2、債權人依據借條起訴債務人還款的糾紛，對借條是形式審查還是實質審查，應視情況區別處理民間借貸合同具有實踐性特征，合同的成立，不僅要有當事人的合意，還要有交付錢款的事實。因此，在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審理中，首先看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即借據是否真實有效，在該前提下，還應審查履行情況。

對于小額借款，出借人具有支付借款的能力，如果當事人主張是現金交付的，除了借條又沒有其他證據的，按照交易習慣，出借人提供借據的，一般可視為其已完成了舉證責任，可以認定交付借款事實存在。

而對于大額借款，涉及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的金額，當事人也主張是現金交付，除了借條沒有其他相關證據的，則還要通過審查債權人自身的經濟實力，債權債務人之間的關系，交易習慣及相關證人證言等來判斷當事人的主張是否能夠成立，僅憑借條還不足以證明交付錢款的事實。

3、借貸糾紛案件中的債務屬于夫妻共同債務還是個人債務的認定

此類案件處理中，首先應當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婚姻法司法解釋

（二）第24條的規定作為一個基本處理原則，即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按照夫妻共同債務處理。同時還有兩個因素需要考慮：一是夫妻有無共同舉債的合意；二是該債務有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這兩個因素，屬于基本原則的例外情形。如果一方有證據，證據足以證明夫妻雙方沒有共同舉債的合意和該債務沒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則該債務可以認定為夫妻一方的個人債務。

4、債權人起訴借款的夫妻一方還款，法院判決支持其訴請，在執行程序中，法院未追加另一方為被執行人，現債權人另行起訴，要求另一方承擔連帶責任的處理方式上海高原《關于貫徹審執兼顧原則的若干意見》（滬高發[2007]135號）第六條對此作了原則規定，具體可以按照以下方式處理：

（一）債權人以債務人及其配偶或原配偶為被告提起訴訟的，即使債務人配偶或原配偶一方不是合同當事人，立案部門一般也應準許。

（二）審理案件時，對當事人追加債務人配偶為案件當事人的申請，一般應予準許，并對債務是否屬于共同債務作出認定、處理。債權人僅以債務人為被告起訴并勝訴后，又訴請債務人配偶或原配偶承擔連帶責任的，審判部門應對債務是否屬于共同債務作出認定、處理。

（三）執行中，申請人申請追加債務人配偶或原配偶為被執行人，且該債務形成與債務人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執行部門一般應推定為共同債務并裁定追加；對符合《關于執行夫妻個人債務及共同債務案件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解答》的規定，難以推定為共同債務的，可引導申請人起訴被執行人配偶或原配偶承擔連帶責任，立案部門一般應予準許。

5、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第11條規定：出借人明知道借款人是為了進行非法活動而借款的，借貸關系不予保護。其中的“明知”、“非法活動”的理解和認定對于能夠認定是由于賭博、吸毒販毒等非法行為產生的“債務”，即使其采用“借條”等形式出現，對此類“借貸關系”也不予保護。對于債權人提供借款給債務人后，債務人從事賭博、吸毒販毒等非法行為的，法院對該債貸關系是否保護，關鍵是看債權人對債務人從事非法行為是否明知。如果債務人不能證明債權人明知自己從事非法活動，則該借貸關系仍受法律保護。

6、用人單位以暫支單形式向勞動者放款，因此引起的糾紛應區分情況予以處理高院民一庭在《關于審理勞動爭議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滬高法民一【2002】6號）中規定了“勞動者或用人單位占有對方財物的行為與勞動權利義務相牽連的，應作為勞動爭議案件；勞動者或用人單位占有對方財物的行為，與勞動權利義務沒有關系或屬于非法占用或臨時占用，因此發生爭議的，不作為勞動爭議案件。”因此，在用人單位以暫支單形式向勞動者放款的情形下，如果該款項與勞動關系關聯的，如屬于預支工資、獎金或出差費用等，作為勞動爭議案件，否則，按照一般民事案件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