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黨課講稿：讀懂“人民”的含義與價值

黨課講稿：讀懂“人民”的含義與價值

總書記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上重申“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并熱情謳歌“偉大的中國人民萬歲”。那么，“人民”的概念究竟從哪里來?中國共產黨如何認識人民?中國共產黨如何把人民團結起來形成磅礴力量?

★ “人民”的概念從哪里來

最早使用“人民”(people)一詞是古羅馬人。羅馬人把貴族、平民看作人民，人民是正義的化身，人民對應外邦敵人。羅馬帝國滅亡以后，歐洲進入封建神學政治時代，人民開始“睡覺”。法國大革命爆發以后，“人民”開始醒來，“人民”的概念被當時的學者和政治人物撿起來，一下紅遍全球。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指出：“舊的法國革命時的英雄卡米爾·德穆蘭、丹東、羅伯斯比爾、圣茹斯特、拿破侖，同舊的法國革命時的黨派和人民群眾一樣，都穿著羅馬的服裝，講著羅馬的語言來實現當代的任務，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資產階級革命讓“人民”站起來，讓王權和教權倒下去，國王上了“斷頭臺”，“人民”占據了國王騰空的位置，進入了“誰宣稱擁有了人民，誰就可以來一場革命”的大時代。

盧梭曾區分過人民、公民、臣民等概念。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一書中指出：“這一由全體個人的結合所形成的公共人格，以前稱為城邦，現在稱為共和國或政治體;當它是被動時，它的成員就稱它為國家;當它是主動時，就被稱為主權者;而以之和它的同類比較時，乃稱它為政權。至于結合者，他們集體地就稱為人民;個別地，作為主權權威的參與者，就叫作公民，作為國家法律的服從者，就叫作臣民。”隨著盧梭等眾多西方學者著書立說并廣泛傳播，“人民”逐漸成為現代政治學的核心概念。

人民的概念傳到馬克思那里，馬克思給它增加了階級性。《共產黨宣言》中文版中“人民”一詞共出現97次。人民的概念傳到列寧那里，列寧也給它增加了階級性。1905年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一文后記中寫道：“馬克思在使用‘人民’一語時，并沒有用它來抹殺各個階級之間的差別，而是用它來概括那些能夠把革命進行到底的一定的成分。”列寧認為，人民是一個社會歷史范疇，隨著歷史的發展而在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內容。在俄國，“只有人民，即無產階級和農民，才是能夠取得‘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的力量，我們是就主要的巨大的力量來說的，并且把農村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人民’)分別算到了這兩種力量中去。”

★ 中國共產黨如何認識“人民”

20世紀初，“人民”一詞傳到中國。隨著清末立憲運動的興起，“人民”的使用更廣泛，成為現代國家的基本要素，如1904年《新民叢報》刊發的《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一文開宗明義指出：“天下未有無人民而可稱之為國家者。”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以后，君主立憲派和資產階級革命派所稱謂的“人民”開始受到馬克思主義者的批判。1922年，李大釗在《新青年》雜志撰文批評：“因為他們所用的‘人民’這一語，很是曖昧，很是含混。他們正利用這曖昧和含混，把半數的婦女排出于人民之外，并把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而卻僭用‘人民’的名義以欺人。”

大革命時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較少使用“人民”這個詞(盡管在二大宣言中也出現過)，較多使用“工人”“農民”“民眾”“群眾”等概念。抗戰爆發以后，“人民”一詞受到更多人尤其是文學界人士的重視。如臧克家1945年發表詩歌《人民是什么?》，正源1946年寫了《荒蕪了的土地》，郭沫若1946年發表《堅定人民的立場》，李遠芳1946年出版了新詩集《人民》，等等。郭沫若在《堅定人民的立場》一文中指出：“今天制定任何事物的是非善惡的標準，便是人民立場——要立在人民的地位上衡量一切……遵守人民本位便是是，脫離人民本位便是非。”李遠芳提出“人民，不是轎夫，不是叫花子，不是黑奴。人民是偉大的，有無比的智慧和力量，有無邊的燦爛的光芒。”由于這一時期歷史唯物主義和文學作品的廣泛傳播，“人民”的概念逐步深入人心。

毛澤東對“人民”一詞也有一個逐步接受的過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出現“人民”345處，第二卷出現556處，第三卷出現845處，第四卷出現1440處。隨著毛澤東對建立新中國的問題思考得越多、越深，“人民”一詞使用得越頻繁，越賦予其深刻含義。1948年9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軍隊叫人民解放軍，以示與蔣介石政權不同。”1949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接見綏遠軍區負責人時說：“中國已歸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們都要負責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樣送給別人去。”新中國成立以后，“人民”一詞完全融進中國共產黨人的血脈，成為紅色基因的一部分。1960年6月12日，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結束訪華后在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撰文指出：“毛澤東的基本哲學非常簡單——人民起決定作用。”

什么是“人民”?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強調：“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他指出：“人民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國家和各個國家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內容。”“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毛澤東使用“人民”的概念，也使用“群眾”的概念，有時候還用“人民群眾”。因此，在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學詞匯中，人民、人民群眾、群眾基本可以畫等號。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在人民的“社會主義標準”之外增加了“愛國主義標準”，拓寬了“人民”的內涵和外延。1979年6月15日，鄧小平在政協五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指出：“在建國后的三十年中，我國的階級狀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我國工人階級的地位已經大大加強，我國農民已經是有二十多年歷史的集體農民。工農聯盟將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基礎上更加鞏固和發展。我國廣大的知識分子，包括從舊社會過來的老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覺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鄧小平還強調，“我國的統一戰線已經成為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廣泛聯盟。”

鄧小平關于“人民”的論述被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繼承和發展，并吸收進黨的指導思想。比如，江澤民同志在闡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時發展了“人民”的內涵，提出了“社會主義建設者”的新概念。胡錦濤同志在論述科學發展觀時拓展了“人民”的外延，提出了“以人為本”“人民主體地位”等思想。

2015年10月12日，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一次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總書記還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提高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根本立場”的新高度。

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豐富并發展了新時代“人民”的內涵，把“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變成“擁護祖國統一和致力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愛國者”;深化了新時代黨的宗旨，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充分滿足和努力實現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人民”一詞出現203次，“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體現在方方面面，如寫入“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多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對比以往的提法，增加了對“幼”和“弱”的關懷，使民生保障覆蓋每個人生命全周期的重要方面;寫入“保護人民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強化國家對人民合法權益的全面保護;寫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落實到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之中”，體現了對人民主體地位的尊重，等等。

★ 中國共產黨如何將人民團結起來

如果把每一名黨員、干部比作“一滴水”，那人民群眾就是汪洋大海，一滴水回到大海永遠不會干涸，一滴水回到沙漠瞬間就會干涸。中國共產黨秉持“一滴水回到大海永不干涸”的哲理，黨員、干部來自群眾，又必須回到群眾中去，黨群關系是同心圓。總書記在解釋同心圓的概念時指出：“什么是同心圓?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動員全國各族人民，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共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

在黨群關系同心圓中，黨肩負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代表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利益的最大公約數，體現了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礎，黨是圓心和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人民群眾具體的利益和價值觀的差異是同心圓長短不同的半徑。黨的各級組織越是能與人民群眾協商達成共識，越能夠找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從而鞏固領導核心的地位;黨越能通過千百條線索同人民群眾聯系起來，越能照顧最大的差異性;黨越能貫通聯系群眾最后“一公里”，越容易畫出最大同心圓，形成最強組織力和領導力。

黨群關系“同心圓”不同于當代西方政黨學說中的“政黨多元主義”。在西方政黨政治中，政黨只是一個“部分”，不同的政黨代表不同的“部分”利益，各政黨之間是競爭關系。這些政黨更容易關注局部利益、短期利益，忽視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成為常態，難以實現盧梭期望的集體理性。而共產黨代表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必須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須看到整體、瞄準長遠。正如毛澤東指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只看到足下，不想到前途，不想到遠景，那還有什么千里旅行的興趣和熱情呢?”

黨群關系同心圓，關鍵在處理好黨員干部與群眾的關系。如果黨員干部脫離組織、脫離群眾，僅憑個人意志獨斷專行，必然要犯嚴重錯誤，破壞黨和人民的事業。陳云曾經指出：“個人作用是有的，不過自己不要估計太大。任何人離開了人民離開了黨，一件事也做不出來，應該這樣估計。”

黨群關系同心圓，使中國共產黨成功匯聚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磅礴力量。只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個磅礴力量就一定能變成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不竭源泉。

第二篇：為人民服務黨課講稿

為人民服務黨課講稿

內容預覽：

教學對象：黨員、積極分子；教學目的：明確黨的宗旨與黨的先進性的關系；明確增強黨的宗旨意識對保持黨員先進性的意義；教學提示：結合實際，幫助黨員澄清在宗旨方面、信念問題上的一些模糊認識；教學時間：1.5小時。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的宗旨，也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的根本要求。正因為如此，黨中央在部署先進性教育活動時，把“進一步增強宗旨觀念，改進作風，提高本領，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真正做到為民、務實、清廉”作為先進性教育活動四項目標要求中很重要的一條提了出來。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都必須在先進性教育活動中努力增強宗旨意識，切實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要求，貫徹到自己的實際行動中，為黨和人民做出更多的貢獻。

一、堅持黨的宗旨是保持黨的先進性的根本要求(板書)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先進性的根本要求，同時也是黨的生命所在。在中國的歷史上，不獨有共產黨出現，大大小小的政黨曾經不下幾百個，但它們最終都沒能站住腳，絕大部分成為了歷史的匆匆過客。這是為什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如果你需要此原創文章，請立即點擊咨詢客服老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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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價值管理的含義

一、價值管理的含義

價值管理（Managing for Value），又稱為基于價值的企業管理（Value-BasedManagement,VBM），是企業管理的一種全新模式。它是基于企業追逐價值最大化的內生要求而建立的以價值評價為基礎，以設計價值目標和管理策略為手段、整合各種價值要素和管理方法，再造管理和業務流程的新型管理體系和管理思路。價值管理的目標就是創造股東價值，它要求在企業日常生產經營和財務管理中，遵循價值導向的理念，依據價值增長各種規律，來探索企業價值的運行模式和管理技術；從而建立起連接企業戰略，并應用于所有對企業價值有影響的各個因素和整個經營過程中的決策和控制體系；它要求公司一切決策、行為等均以能否為企業創造價值為考核基礎，并且在具體過程中廣泛運用了經濟增加值（EVA）、市場增加值（MVA）、KPI等一系列價值評估和價值管理的技術和方法，以幫助其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

二、價值管理理論的國外研究現狀進行分析。

l、1958年6月，米勒教授(MertonMiller)與莫迪格萊尼(FraneoModigliani)教授合作，發表了論文“資本成本、公司理財與投資理論”，首次提出企業價值的概念，從理論上以一種全新的論證方法對企業價值、資本成本等問題進行了科學分析。該文認為企業價值為企業未來自由現金流量的資本化價值，即:VL=Vu=FCF/WACC，式中，VL為有杠桿企業的價值;Vu為完全股權資本企業的價值;FCF為自由現金流量;WACC為企業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其含義為:任何企業的價值，無論其是否存在負債，都與其資本結構無關，而取決于其生產經營活動創造現金流量的能力。通過投資決策的合理化，企業可以創造理想的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實現理財目標，即公司價值最大化，進而實現投資者財富的最大化。【1】

Modigliani和Miller(1963)對MM定理進行了修正，引入了公司所得稅，由于債務利息的避稅作用，證明了公司價值同債務比例成正相關關系。修正的MM定理雖然引入了稅收因素，但是忽略了債務引起的風險和其他相關成本。[2]

2、1969年經濟學家詹姆斯托賓提出了Tobin’s Q理論，他認為企業經營的目的就是要使企業價值達到最大化，也即股票的市值最大化。因此將企業價值定義為市場價值，表現形式為企業的市場價值與投資于企業財產的價值的比值，學術界稱該比值為用投資財產核算股票價值的Tobin’sQ值。Tobin’sQ值完全用市場的角度來界定企業價值，其本質上度量的是作為資本的金融成本的邊際效率，即企業的負債加上權益的總市場價值與當前資產重置成本的比值。其表達的意義在于當Tobin’s Q值大于某一公認的標準(如行業平均水平)時，就表示投資者看好該公司的公司前景，即投資者愿意用超過公司資產價值的價格購買該公司的股票;反之則投資者只愿意用低于公司資產價值的價格購買該公司的股票。由此看出，Tobin’s Q值具有了區分資本的邊際效率和資本的金融成本的能力，因而也被廣泛的使用到各項有關企業價值的研究當中。[3]

3、上個世紀90年代，麥肯錫公司(McKinsey & Company，Inc.)湯姆·科普蘭(Tom Copeland)、蒂姆·科勒(Tim Koller)和杰克·默林(Jake Murrin)合著的《價值評估:企業價值的衡量和管理》[4]，提出了價值管理是指以價值評估為基礎、以價值增長為目的而形成的一種綜合管理模式。文章論述了以股東價值作為價值管理核心的必要性和科學性，把價值的創造能力作為評估公司績效最為重要的評估標準，提出了作為價值管理者應把重點放在長遠的現金流量收益上，而不能以每股收益的季度變化為核心。價值作為為基礎的企業管理可理解為價值創造的思維模式和價值創造的管理制度二者的有機結合。公司的行為建立在價值思維模式上是使價值得以實現的前提。著作闡述了價值創造的基本原理，并分析了價值創造的驅動因素和最大限度擴大股東價值的方法，詳細闡述了折現現金流量法，主要探討了企業折現現金流量評估模型(enterprise discounted cash flow model)和經濟利潤模型(economic Profit model)。

4、2002年阿爾弗洛德·拉帕波特(Alfred Rappaport)在《創造股東價值》的著作中提出價值管理原則，闡述了在戰略管理規劃和業績評估方面股東價值方法的應用，并將經營分析與財務分析結合起來，特別是通過將公司戰略轉化成貨幣價值，證實了競爭戰略和股東價值之間存在直接的聯系。該價值管理模式其核心是將價值創造的原則轉化為具體的價值管理實踐。

【5】

5、美國Stern Stewart &C。.(思騰思特)財務咨詢公司首創經濟附加價值(Economic Value Added，簡稱EVA)并由其成為注冊商標。其核心是作為綜合衡量企業業績的指標，EVA摒棄了傳統的業績衡量指標不考慮股本資本成本的缺陷，在會計稅后利潤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調整，扣減包括股東資本在內的全部資本成本，計算企業為股東創造的增值部分。【6】

6、其他關于價值管理理論的闡述

上述的理論和方法構建了企業價值理論的綜合概念和整體框架，在這些框架之上，國外很多知名學者陸續提出了對價值管理的深入見解。

Jensen認為，公司目標的多樣性，要求既要考慮生產能力及生產效率、社會福利，還要考慮管理者及股東的可信性等，因此確定單一的價值目標對于企業來講非常必要。同時，作者還論述了價值創造并不僅僅等同于接受價值最大化作為組織目標，必須從公司戰略及戰術角度進行綜合考慮率。創造價值會提高企業生產能力及生產效率，如果忽略其他利益相關者的話企業則無法實現價值最大化.[7]

Waiters,Halliday和Glaser描述了增加公司價值的驅動要素，并詳細論述了驅動要素在市場中的具體表現，使企業能夠達到最優的利益相關者價值戰略，從而提供實質的競爭優勢.[8] Frigo將企業價值管理與平衡計分卡等并列起來，認為它們正在成為有效執行戰略的核心非財務性業績衡量標準，并詳細論述了平衡計分卡及企業價值管理在具體實施中的運用。[9] Steven等認為價值管理應被視為一種方法論，它需要在戰略上考慮價值問題，以及研究的不同階段和價值系統沖突或聯合的程度。[10]

Boulos、Haspeslagh和Noda(2001)提出企業價值管理是從目標設立、策略規劃制度與架構的設計、、營運過程薪酬制度設計的整體流程〔11〕。

John D.Martin，J.william Petty(2005)提出，價值管理最核心的在于為了保證價值創造的過程，必須用同股東價值創造直接相關的評價和薪酬指標來衡量業績，即以價值為基礎的業績指標指標和激勵報酬制度相結合是價值管理的核心，價值管理的成功之處在于它結合了戰略規劃、績效衡量與報酬制度。[12]

Weaver和Weston考察了在價值管理中可使用的4種業績考核指標，即貼現現金流、股東收益、經濟利潤(即EVA)以及市場增加值MVA，認為必須以企業發展戰略為起點，將業績與激勵補償相結合，要求高層管理人員的參與，同時要求基層職工接受價值管理的觀念和相應培訓。[13]

總的說來，學術界對價值管理得研究和闡述是基于不同的角度、不同內涵的，有的是從過程進行描述，而有的則是將過程和結果綜合起來描述，有的則完全從結果來闡述，但究其根本，價值管理的特點在于:首先它是一種管理的工具，一種通過整合各類資源和任務從而實現企業目標的工具;其次價值管理是一個規劃好的并且不斷重復執行的一系列活動，通過這些活動將價值的理念傳遍企業整體，從而貫徹在經營決策的核心思想中;最后，價值管理的目標實質上就是股東價值最大化，就是要將可利用的有限的資源投資到最有價值的投資中去。而最大化也暗指了一種前瞻性的觀點，是以預期的收益為基礎。

三、國內企業價值理論研究現狀

在20世紀90年代末，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價值管理理論也逐漸引入我國，針對價值管理的模式與框架，價值管理的目標、戰略、風險、績效和制度等國內各學者也展開了不同的研究。

1、從管理系統、流程的角度

汪平系統地論述了基于價值的管理模式。作者指出，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以企業價值為基礎的企業管理模式逐漸受到西方企業界的認可。事實已經證明這一新的企業管理模式，對于優化企業的管理行為，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基于價值的企業管理模式的運用，是企業管理領域中影響深刻的一場革命，無論是從理念上，還是在技術上，均與以往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重視現金流量，重視預算控制，重視資本成本，是基于價值的企業管理模式的重要特征。【14】

傅元略(2004)剖析了價值鏈、價值流、虛擬價值鏈和價值網與戰略管理會計的關系;試圖將價值鏈、價值流、虛擬價值鏈等類似概念綜合為網絡價值流，探討網絡價值流與戰略管理會計的集成，建立一個基于網絡價值流的戰略會計集成系統，為應用網絡價值流解決企業戰略決策問題提供一個基本框架。【15】

羅菲以理論的分析—框架的構建—在中國的實施為主線，對基于價值的管理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考察。基于價值管理的框架，從價值基礎出發，經過目標選擇、戰略決策及衡量方法，最終全面實現基于價值的管理。[16]

李東、王翔等(2005)【17】對企業價值戰略理論作了全面地闡述，其對企業價值的定義為“現實的和潛在的投資人對擁有該企業所能獲得的利益的主觀評價，它反映了以其全部資源通過一定方式結合起來進行市場運作時，作為一個整體而在出資人心目中的稀缺性程度”。在此基礎上，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因素和發展的基本規律進行了闡述，提出了企業價值戰略的整體結構，對組成企業價值戰略的三類策略進行了系統地介紹，并構建了企業價值戰略的三個緯度，即獨特性資源開發策略、價值動力系統優化策略和價值形象資源開發策略，使得研究的指向性增強，增加了價值管理理論研究的深度。

彭曉峰、何瑛(2005)【18】提出企業的價值管理模式是以追求企業最大化為目標，以價值管理的理念整合企業各項管理實踐的全套管理系統。即通過有效的投資決策和實施來增加現金流量，通過合理的融資決策來降低資金成本，以完善公司治理制度、強化客戶關系管理優、化組織與流程管理，加強風險管理作為保障，形成由戰略管理、績效管理和預算管理三者構成的閉環反饋良勝循環系統，從而使公司獲得競爭優勢。

2、從財務管理的角度

湯谷良等(2003)提出了公司價值管理模式根源于企業追求價值最大化的內生性要求，是一種以價值評估為基礎、以規劃價值目標和管理決策為手段、整合各種價值驅動因素和管理方法的新型管理模式。企業價值管理不僅是一種管理理念，也是一種管理技術，更是一種管理制度。價值管理的普遍認可和接受，不僅對公司的管理模式和財務思想產生根本性變革，也將對財務管理的理論和工具產生重大影響。作者強調了財務分析工具在企業管理中的功能擴展，財務管理體系不斷為公司價值提升發揮更大的作用【19〕

陶寶生(2006)【20】提出，基于價值管理模式下的新財務戰略相對傳統財務戰略有幾個顯著特點:1.價值管理下的財務戰略是面向業務、服務業務的，因而是外向的、開放的、寬泛的。而傳統財務戰略是立足于自身資金活動，因而是相對獨立的、內向的、狹義的。2.價值管理下的財務戰略倡導一種無邊界工作漠視，強調財務活動與業務活動的無縫對接和實時支持。

3.價值管理下的財務戰略是高度概括了價值管理時代對開展各項財務活動的總體要求;而非僅針對資金管理活動提出要求。

廈門大學陳華敏(2005)【21】基于價值管理與各項非財務指標之間的密切關系，對目前非財務指標的研究情況進行了總結，指出企業價值可能和非財務指標相背離，必須強調企業因果價值體系的價值動因分析，圍繞企業戰略建立因果關系，通過不斷驗證和改進將財務戰略管理真正融入到企業價值管理的系統中。

杜勝利(2003)【22】在其出版的((CF0管理前沿—價值管理系統框架模型》一書中，從基于

組織變革的管理、基于戰略成本的管理、基于內控評價的管理到、基于資本控制的管理等18個方面詳細論述了基于變革和創新的管理，其中第七章為“基于價值評估的管理”。作者提出，目前價值管理已經成為企業財務管理的主流思想，大多數人都同意基于價值的管理思想。CFO的職責就是將公司戰略與財務管理融為一體，是成本溝通部門主管的經營重心，全過程地參與公司價值創造戰略的制定，全方位培養公司的價值管理能力。

徐鳴雷(2005)對企業價值與財務戰略管理的聯系進行了理論和實證研究，得出了長期盈利能力、戰略環境因子等與企業價值具有直接相關性的結論，企業價值應該應作為財務戰略管理的導向，并提出了基于企業價值的財務戰略制定模型以及價值內涵集中型、價值多元均衡型、價值外延擴張型及價值收縮轉移型四種戰略模式，使財務戰略管理成為價值管理系統中的有效構成。【23】

3、從風險管理的角度

張振川具體論述了企業價值管理中的風險問題，指出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目標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認同，價值創造逐漸成為企業的戰略與經營的目標。但就其本質而言，價值目標是承擔風險的補償，是在風險調整基礎上的預期收益的現值。因此企業價值的實現是價值動因在整個風險系統的作用下對企業價值貢獻的結果。該文依據價值管理理念，探討了企業風險體系對企業價值貢獻的影響，總結出企業風險價值的作用情況，并初步建立了始于戰略決策、貫穿過程控制、終于業績考評的風險管理體系。[24]

三、商業銀行的價值管理

近年來，商業銀行在價值管理方面也開始了有益的探索，自身經營目標逐步調整，不再單純以追求規模、利潤的擴張為目的，更加關注銀行整體價值實現，在管理模式也逐步向價值模式的轉變。從國際上看，基于價值管理理念的EVA(經濟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風險調整后資本回報率(Risk Adjust Return of Capital，RAROC)、經濟資本(Capital atRisk，CAR)、BSC(平衡計分卡，Balance Scorecard)等管理工具，早已在花旗銀行、匯豐銀行等國際知名銀行得到廣泛應用。2002年，中國建設銀行率先引入了經濟資本管理，并逐步構建了自身的EVA體系，邁出了價值管理的第一步。

(一)國外研究

《Ivey商業期刊》于1999年就加拿大蒙特利爾銀行施行價值管理的情況采訪了首席執行官Tony Comper，在文中他提出以下觀點：①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是該銀行存在的意義。股東價值最大化和員工、顧客的利益不矛盾。②使員工接受價值管理理念的最好辦法就是使他們成為股東。③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方式有很多種。一是可以將某些業務賣掉。比如他們旗下的夏理斯銀行(Harris Bank)的托管業務，由于技術投入太高，最終該業務被賣給了花旗銀行，獲得了不錯的收益；二是可以成立合資公司。在加拿大市場上，票據識別業務技術壁壘很高，他們聯合加拿大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Canada)和道

明銀行(TD Bank)成立了一個有限責任公司，這樣就能獲得需要的技術，實現更大的整合。

[25]

Pitman總結了英國勞埃德銀行(Lloyds TSB Bank)開展價值管理的5條經驗：①設置單一的考核指標。勞埃德銀行采用以每項業務的權益成本(cost of equity)為基準，用ROE指標來進行考核。②以國際先進公司為標桿。③轉變思想。改變了銀行越大越好和應該為所有的客戶提供全方位的服務的觀念，認為收益性比增長性更重要，擺脫無利潤的產品、客戶和市場。④不斷地學習，產生很多創造性的方案。⑤拋棄舊的方法。[26]

Hazel J.Johnson(1994)對銀行及其分支機構的價值考核進行了研究，立足于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從財務指標計算的角度，提供了一個完整的商業銀行市場價值計量方法。【27】

Uyemura、Kantor、Pettit(1996)，對全美最大的100家銀行控股公司進行了研究，說明了使用EVA度量模式與公司的市場價值評估的相關性要高于傳統ROA、ROE財務度量指標。【28】

Schuster則將股東價值分析作為商業銀行價值管理的核心，并闡明了了公司策略與股東價值財務目標相結合的管理模式，提出了基于企業價值導向的管理方法。【29】

（二）國內研究

1.從業務發展角度的研究。

李艷明、趙立成(2004)認為，商業銀行作為經營貨幣的特殊企業，持續穩健發展對其至關重要。該文通過對商業銀行的價值管理模式和傳統管理模式的分析對比，將價值管理引入到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管理中去，闡述了國有商業銀行從制度創新的角度推動價值管理的方法。

【30】

關新紅(2006)提出商業銀行的創值能力是商業銀行充分考慮了資本機會成本的生產能力，提出較強的價值創造能力是商業銀行實現核心競爭力的主要影響因素。[31]程群(2009)【32】、趙翠(2009)【33】說明了確定價值最大化的經營目標和價值管理對于商業銀行的必要性，討論了經濟增加值(EVA)和銀行價值之間的直接聯系。王艷茹(2006)從價值管理與速度經濟的內涵出發，探討了速度經濟對商業銀行價值管理的要求，提出了完善商業銀行價值管理的方法。【34】孫宏、陳偉(2008)從價值管理的角度分析了商業銀行實現中間業務創新的管理體系。【35】韓明(2010)結合流程管理與價值管理的研究，對商業銀行流程進行重新思考，探討商業銀行價值管理模式的創新。[36] 張兆義等提出銀行價值就是把銀行經營期間內每年的預期凈收益按照一定的貼現率折算成現值,綜合考慮了時間因素、風險因素和資本因素。銀行價值管理的實質就是通過新的考核評價指標的引入,充分考慮資金的時間價值、風險與收益的關系,在保證銀行長期穩定發展的基礎上追求銀行價值的最大化,進而提高銀行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和核心競爭力。【37】

2.從銀行風險角度進行的研究。

楊超(2009)[38]提出商業銀行經濟資本具有創造價值和支持風險業務兩大功能，指出價值管理體系是實現經濟資本的最優配置，要求同時實現經濟資本度量和配置兩個目標。李忙來(2007)[39]、曾玲玲(2007)提出[40]：商業銀行的價值管理應關注風險調整后的實際業務績效，強調銀行業務發展的資本回報主要是反映經濟增加值(EVA)和資本回報率(RAROA)。

河川從價值管理的角度探討了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管理問題，認為商業銀行的價值是由債務資本價值、權益資本價值、風險成本和稅收屏蔽價值4部分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銀行，必須建立一種多元化產權結構，實現資本的所有權和使用權分離，這就要求所有者對管理者通過價值最大化的標準加以約束和激勵，最終實現資本保值增值目標。【41】

3.從價值管理實踐角度的研究。

李明熙(2007)[42] 按照市場價值、風險價值、附加價值和客戶價值4種分類，對價值管理進行了深入探討，并揭示出商業銀行基于資產負債、全面成本、全面風險、經營績效4種渠道應用價值管理的模式。同時以價值最大化作為價值管理的核心，以貫徹價值戰略為起點，說明了在執行價值預算、績效評價、流程控制、資源配置時，如何把價值管理的理念融入其中。閆冰竹(2008)[43]從分別從公司治理、資本重新整合、戰略規劃、客戶管理、業務管理、風險內控管理、流程管理、業績評價共八個方面具體闡述價值管理的應用，并討論了中小商業銀行中價值管理的實踐應用。

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市分行計劃財務部課題組首次提出了全面價值管理理念。他們認為，全面價值管理是指以經濟資本為牽引力和約束力，將業務發展與結構優化、風險控制與收益增長緊密聯系在一起，將股東價值最大化目標落實到全體員工和各項業務全過程的一種價值管理模式。價值管理的全面性主要體現在經濟資本實施后，有利于實現全成本觀念的形成和全流程價值管理的實施。[44]。

第四篇：同課異構的含義與價值

同課異構的含義與價值

所謂同課異構，就是指針對相同的課題，同一個教學內容，采用不同的構思、不同的教學方法、不同的設計風格、不同的實施途徑，達到同樣的效果。這里的“同”是指內容的同，最終效果的同，即起點與終點的同，而這里的“異”是指方法、途徑等具體過程的不同。特別地，這里的“異”，即可以是同一位教師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和途徑，分析解決同一個教學問題，達到相同的教學目標，也可以是不同的教師面對同一個課題、相同的內容，采取不同的思路、方法和風格各異的教學策略，殊途同歸。

同課異構是基于幫助教師理解教材、改變教學方式、形成教學風格的教學研究活動。

同課異構的教研方式正是基于幫助教師更深入地理解教材，改變教學方式，促進所有教師發展的背景下產生的。這種采取比較研究的校本教研方式，能解決教師教學中的實際問題，打開教師的思路，真正體現同伴互助、共同發展的特點，是實在又有實效的教研方式。

事實上，新課程理念下，教材更具開放性，有利于教師更好地開發課程資源，有利于對話，也有利于實踐和探索，因而，“如何創造性地用教材教”賦予教師很大的自主空間，這也給同課異構提供了可能。不僅如此，中小學新的教學方式的轉變，使得學生的主體地位凸現，倡導教師的引導下學生的自主學習、主動學習，倡導多元的學習方式，因而，也需要教學設計（教案編寫）、教學實施策略的多元化。同課異構還是教師專業發展的有效形式。一方面，教師獨特個性是影響著學生個性的形成一種重要的因素，追求教學的藝術化，形成獨具個人魅力的教學風格和教學藝術，是教師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需要；另一方面，教學是一門科學，科學規律需要不斷提煉、總結和提升，同課異構有助于在變化的環境下更好地認識教學的基本規律，同時，為教師們的成長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交流、學習、展示的平臺。總之，通過同課異構式的教研活動，一方面，可以讓不同的教師面對相同的教學內容，結合所教學生的實際情況，根據自己的生活經歷、知識背景、情感體驗，選擇不同的策略、運用不同的資源建構出不同意義的教學設計，呈現課堂教學的多樣性，另一方面，同課異構確實可以引導教師在互動中比較，在比較中反思，在反思中提高。

同課異構的操作方法：

作為一種教研形式，同課異構既可以用于“同唱一首歌”式的課例研究，也可以用于教師個人的行動研究，此時，其基本的流程可以是“方案設計[FY]課堂行動[FY]評議反思[FY]修正方案[FY]再次行動[FY]再次評議反思[FY]撰寫反思案例”。

不同如此，同課異構既可以用于校本研究，也可以用于校際之間的教研活動。有學者以思品課為例，提出當前中小學開展同課異構研究的幾種基本模式，頗有推廣價值：

（一）堅持“同課異構”教研日制度

按“三定三有”(即定時間、定內容、定執教者;有計劃、有記錄、有反思)的要求，學校教研組每雙周的星期四下午、片區中心組每月最后一周的星期四下午組織開展“同課異構”教研活動。教研活動改變過去線性聽評課方式，引進交流探討機制，實施參與式評議。首先是上課教師結合課堂教學進行說課，接著是全體聽課教師共同議課、評課。評課重在關注教師對教材的創造性使用及教法的創新性，關注教師課堂教學中的生成需要，對教學缺陷進行分析。聽課者要主動把自己擺進去，從“如果我來上這節課會怎么上”的角度去反思;上課教師要認真比較和研究與自己同上課教師的教學差異，取長補短，認真聽取和對待評議意見，以研究者的眼光反思和解決自己課堂教學存在的問題，并將教學中的閃光點、感悟與缺憾記錄下來形成研究軌跡。

（二）開展校內、校際、片際、城鄉“同課異構”教研活動

針對校本教研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以及教師、學校發展需要，我們嘗試了“片內校際?同課異構?”和“片際?同課異構?”聯動教研模式。我們把市區學校按區域分為東片、中西片、南片和北片，組成４個片區教研中心組，中心組負責人(片長)負責組織片內校際“同課異構”教研活動，市教研員負責組織、協調、指導片際“同課異構”教研〖JP+1〗活動。在形式多樣的“同課異構”教研活動中，名校、名師、骨干教師起到了模范帶頭作用，強校的教育教學成果得到展示，弱校的問題轉變成了片區協作教研的資源，建立了各校、各片區之間合作攻關、共同提高的新型教研機制，從而有力地推動了全市教研工作的均衡發展。

（三）構建“同課異構”教研網絡平臺

這里的教研網絡平臺，包含三部分：一是借助教科所網站，開辟了思想品德教研網頁；二是設立“同課異構”公共郵箱，“同課異構”教研活動的教案、教學故事、評議、教學反思、案例分析、課件等都要求放進公共郵箱；三是教師通過QQ溝通、交流、傳遞信息。

（四）“同課異構”教研活動專題化

即各片區定期或不定期地圍繞教學問題和教研活動中普遍存在的問題開展專題教研活動。如針對“同課異構”教研活動中出現的因教師水平差異，雙向交流的作用效果不明顯，在對比中形成教師的壓力等問題，圍繞“ 如何提高課堂教學的實效性”，“如何提高校際、片際教研活動的有效性”等問題進行專題討論。

（五）以課題引領“同課異構”教研活動的開展

課題研究是教科研的核心和龍頭。基于對問題即課題的認識，可以將“同課異構”教研活動中的問題轉化為研究課題，如圍繞“初中思想品德新課程?同課異構?教學策略實驗研究”，有２３所學校１０４人參加了該課題研究。

（六）組建“同課異構”教研指導專家隊伍

教育教學方面的專家的參與和引領是“同課異構”教研向深入開展的保障。為此，可以聘請大學教育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以及部分政治學科特級教師為“同課異構”課題技術指導專家。專家引領的形式有學術專題報告、教學現場指導、問題會診等。

（七）定期召開工作例會

工作例會上，先由各片區負責人匯報本片區開展“同課異構”教研活動的情況，交流經驗，提出存在問題，然后由課題專家組成員對活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會診，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

（八）建立“同課異構”教研激勵機制

各片區每月進行一次評價反饋，每學年評出市級“同課異構”教研活動先進集體和先進個人并進行表彰。

第五篇：讓你讀懂(碑文)的含義

讓你讀懂（碑文）的含義

立碑在民間風俗里有多種，如：橋梁道路，功德涼亭，庵所廟堂，以及各種萬古留芳的留名建筑，都會立碑記載，以使后觀。我在此主要是普遍介紹一下墓碑的相關內容，因各地文化，風俗均有大同小異，可好多朋友不知道碑文的寫法。人非神仙，固有一死，不管是貴為君臣還是賤為貧民乞丐，也終究要別世歸土。而其后人為了緬懷和紀念祖先，為祖先選個與自然環境協調的吉地，定個順風順水能與自然環境共容入的墓碑向。讓仙逝亡魂安睡與九泉之下，蔭佑后人繁榮昌盛，輝煌騰達。人在去世下葬后，接下去最重要的工作是立碑。一般來說，豎立墓碑是造墳的重點，立碑也是造墳工作的第一步。所有的造墳工作都圍繞墓碑的這個方向進行。由於風水是中國傳統文化，而風水上又傳統以來便有“以碑為 向”的說法，即以碑的形式與中線的方向決定吉兇；另一種做法是分內外兩個向。【即：棺木或金壇一個向為內向，墓碑一個向為外向】因地所取。因此，傳統的造墳工程中，立碑并不是可隨時隨地進行的。一座墳墓的立碑必須根據風水上的吉向擇日擇時。由於這是說明死者身份的重要環節，因此風水上的安排亦表現得極謹慎，他們除了可能要根據風水考慮碑的顏 色和定向，也會在豎碑前讓大家有一段時間去斟酌碑文的字眼及吉兇意義。因此，擇日擇時除了是風水上的需要，也給了大家足夠的時間去思考碑文的內容。各省籍的華人墓碑，其碑文格式是有一套傳統法則，大同小異有著特定的基本格式。碑文必須完整地交待死者的姓名、籍貫、身份、子孫、山向安葬或重修墓碑的日期。由於造墳墓和立碑時是為了后人而選擇風水，因此風水狀況亦須藉立碑交代清楚。另外，墓碑的高和寬、字體的尺寸大小，也受到傳統信仰的限制。墓碑的所有文字須合字過黃道，大字合大黃道，小字合小黃道。甚至對文字 大小也相當講究，當然是以符合吉度為佳。墓碑的面積與整個墓體的大小來搭配，在刻上碑文時，基本上都遵守著相同的原則，既要簡單明白地交代死者與立碑者的身份關系，以維持孝道與慎終追遠的精神，又要考慮到風水的吉兇。

在中國大陸，也許是由於死者都落葬家鄉的土地，因此死者墓碑上并不一定要說明陰宅主人的原籍。尤其是宗族村落的公冢，墓碑上說明死者籍貫更是多此一舉。然而，在外地去世的先人都被認為是“客死異鄉”，同時，他們的埋葬地點也往往是葬在與其他各縣籍人共同使用的公冢，因此，在墓碑的最上方注明陰宅主人的原籍，也相對地重要起來。一般墓碑碑文最上邊的左右兩個角落的字眼通常就成為考證死者祖籍的憑證。它往往是刻了由右到左的橫排雙字，說明陰宅主人的原鄉。墓碑上表明原鄉這些字眼有 些只是刻上府治名稱，如“汀州”、“贛州”，有些則刻上縣份名稱，如“臺山”、“潮安”，或者，亦有的刻字“X邑”稱縣份。還有些墓碑上的籍貫說明，不是 皆一府一縣，而是專指死者所源自的宗族村落，墓碑上刻著其姓氏本宗族村落的發源地名稱。如檳城福幫五大姓之一的楊姓族人不用“同安”縣而用“霞陽”村，邱 姓族人也常用“新江”，而“石塘”謝姓則用“石塘”之類。這種專指宗族村落的籍貫說明，明確地交待了死者與其他同姓者有小宗之別，這是宗族社會移殖大馬，并各自形成地方勢力的證明。過去，那種人物命名不復雜，而且可能雷同的時代，碑文上強調原鄉可加深辨認墳墓的作用；另外，這一作法也是一種無聲的教誨，提醒后人記住本身祖先的原鄉。華人相信風水，尤其是富貴人家的墳墓，為要子孫萬代昌盛，更加注重風水的設計。墓碑的左邊俗稱“龍邊”。在華人看來，左尊右卑，左邊為大；嚴格來說，如果是講究的造墓，墓地大而墓碑尺寸也相對的大；墓碑的左上角是用來說明風水的狀況。一般的墓碑，如果立碑的后人講究風水，則左上角亦會刻上墓碑的座向以說明墳墓是處於風水上二十四山的哪一個座山，及說明碑文正對的向山。更講究的作法則說 明山向的線度，或進一步說明其分金線。另外，也有詳細交代穴形及選擇風水的起源。這一作法是為了讓后人可以從碑上的文字追溯前人下葬時所盼望的“風水效 應”，從而理解前人的苦心。其實，這是擔心后人移錯風水、改錯風水，事先以墓碑說明，就是讓后代明了造墓的前輩們對后人的意愿。本地的作法不能不由於公冢墓地一般大小，使陰宅遭到墳墓面積與方向難以選擇的制約，因此墓碑碑文對“龍邊”的處理則較簡化，多是以刻上立碑的“年、月、日”代替對風水線度的交代；只有寥寥少數墓碑在“龍邊”交待立碑之風水。不過，這也并不是表示本地墳墓造墓時不交待風水。實際上，陰宅主人的后代可能會把有關風水格局在墓側的墓表說明或刻在拜桌的立面；也有的以對聯方式刻在連 接墳墓的護手前面的矮柱或華表上。墓的左邊，如未交待風水線，就必須交待立碑或是重修的日期，因此碑上的日期并不一定是死者去世的日期。之所以標明日期，原因亦與風水有關。由於一座墳墓設 計的外形以墓碑為主要配件，墓碑只要不移動，其碑向可隨時測出，因此后人如要進一步確定風水所要達到的效果與意愿，就要看下葬和立碑所選的日期。交待日期亦有多種形式。如較古的墓則刻有朝代帝王帝號，如“嘉慶15年季春”或“同治乙丑”之類。進入民國后，便有刻上“民國”的字樣，但也有些只刻上當 年干支歲次及月、日，如“戊寅年1月16日”。有些墓則以“天運”或“龍鳳”等自起的年號代替清室帝皇年號，說明不接受清朝的統治，亦有沿用“皇明”字眼 以表示死者是對國祚已滅的明代繼續效忠的海外孤忠。一些“明代”墓其實不一定是明代的，而是不接受清朝的會黨成員及前明遺子的墳墓，老墓 碑上的年號其實反映了死者的“政治傾向”。大部份墓碑的造墓日期只刻上年、月、日，有的則通常刻上“吉日”便交代完畢。這一切其實和風水有關。風水界自認擇日造葬是高深的秘傳，不愿輕易泄漏，而且 不公布立碑的時和日也是為了保護有關陰宅的風水狀況不受破壞。因此，不少墓碑都未說明立碑或造葬的“確切日子”，更別說注明立碑的時辰了。至於有些碑上對月份的說明，往往是采用孟春、仲春、季春等字眼，其實是把正、2、3月視為春，把4、5、6月視為夏，把7、8、9月視為秋，10、11、12月視為冬。把每一季的首月以“孟”字代表、次月以“仲”字代表、第3個月以“季”字代表。又，民間傳統，以花卉名稱為12個月的別名。墓碑常見的月份代稱依序如下：1月 孟春 孟陽、端月 梅月、正月2月 仲春 仲陽、麗月 杏月、皓月3月 季春 陽春、蠶月 桃月4月 孟夏 槐夏、陽月 槐月、乾月5月 仲夏 天中、蒲月 榴月、姬月6月 季夏 未月、焦月 荔月、荷月7月 孟秋 肇秋、巧月 瓜月、巧月8月 仲秋 仲秋、獲月 桂月9月 季秋 暮秋、菊月 菊月10月 孟冬 初冬、應月 檀月、陽春月11月 仲冬 復月、暢月 葭月12月 季冬 暮冬、臘月 櫟月、臘月在交代立碑日時，有不少墓碑會用上“谷旦”、“吉旦”、“吉日”等字眼。谷旦此詞源自《詩經·陳風·東門之》。詩中有：“谷旦於差，東方之源”之說。《毛 傳》解說：“谷，善也。”《鄭箋》則解：“旦，明。”所以，碑上的“谷旦”即良辰之意。除了“谷旦”外，有些墓碑用“吉旦”、“吉日”等詞匯，意義都與 “谷旦”相同。用上這些字眼，除了是為了追求字面上的吉兆，很多時候又可能涉及字數吉兇的迷信。墓碑的中央部份，俗稱為“中榜”，刻著的是墓碑文字的主文，用最簡短的規格以交代墓中死者的身份。它所必須交待的重點包括死者的姓名及死者生前的最高官銜 或地位，它也說明死者與立碑人的關系。另外，南洋一帶的華人墓碑亦由於死者是葬在“異鄉”，較中國的墓碑的“中榜”不題國號的慣例，多了強調中國意識的字眼，多數另加上“清”、“皇清”、“皇明”、“民國”、“中華”等字眼，說明死者雖是“客死異鄉”，但至死依然歸屬故國。明、清兩代華南一帶對墓碑“中榜”的字數格式也有一套講究風水吉兆的要求。墓碑中央的題名，有些是以“呼姓喚名”的方式稱呼死者，如“x公xx府君墓”，又如“祖考xxx公妣xxx氏”、“花仔xxx”、“花女xxx”。一般 上，則以“連名帶姓”的刻文方式占多數，如刻上“故xx林公之墓”、“顯考長水林公墓”、“顯妣玉水林氏墓”之類。按照封建時代流傳的規矩，女死者是以夫 家為首，因此，便出現如“祖妣xx邱門林氏之墓”的刻文，有的女死者的立碑則可能會有姓無名，如“顯妣邱門林孺人之佳城”。有一些娶番婦者，其妻子的墓碑亦是按照上述格式給某個翻譯之姓氏。“中榜”的一行，在述明死者的姓名的同時，尊稱死者姓名的上端會出現一些專門名詞，如“顯考”、“顯妣”、“顯祖考”、“顯祖妣”、“顯15世祖考”、“24世顯考”等字樣。這些專用詞是用來說明死者與立碑人的親屬關系。若是會黨同志所立的碑又或是說明其會黨的同志關系，則可能出現“義士”、“處士”等 字眼，代替上述親屬關系的尊稱。以下列出一些可以反映立碑人與死者關系，以及死者身份專門用語：考、顯考——父親妣、顯妣——母親祖、顯祖、祖考、顯祖考——祖父祖妣、顯祖妣——祖母公、府君——男子氏、孺人——女子花仔——未婚男子（廣東人常用）閨女、花女——未婚女子（廣東人常用）24世顯考——依族譜排行，父親為24世祖先21世顯祖妣——依族譜排行，祖母為21世祖先處士、義士——處士，是不仕之人；義士，是獻身之人，墓碑上有這種字眼，多表明墓中人與會黨有關。在表現與立碑人關系之外，有時“中榜”行文的最上端會出現“清”、“皇清”、“皇明”、“中華”、“民國”、“皇清待贈”的字樣。這些雖都說明自認客死異 鄉的先人的歸屬感，但政治立場則顯然已不相同。尤其是同一時代的死者各用“皇清”與“皇明”的刻文，或者反清復明組織領袖碑上被刻上“皇清待贈”的字樣，都表明政治立場的變化。其中也有些墓碑會把清朝或本地政府所賜給墓中人的官銜，或會黨的私謚贈號刻在中榜的姓名之上端，藉以說明墓中人生前的榮耀。中榜這一類與政治認同相關的字眼，其實也可說明立碑者本身的政治認同。例如：在封建社會中，只有7品以上官員的母親或誥命夫人才可在墓碑上稱“孺 人”，但中國客家婦女的墓碑卻一律可用“孺人”稱之。據客人傳說，這是由於客家樵婦曾在梅村集體救駕，阻擋元兵。因此從宋帝咼便詔令封贈全體樵婦都以“孺 人”封號。一些客籍婦女甚至閩粵其他語系婦女也跟隨相同風俗，即使丈夫或兒子未曾獲得7品以上的誥封，家人卻依然在她們的墓碑刻上“孺人”字眼。因此，應注意一些墓碑“中榜”對死者的尊稱，有時會用雙字詞“府君”代替“公”字、用“孺人”代替“氏”。這些字眼都是為了說明死者的性別，但 并不一定可以說明死者的地位。其實它們也通常被用來應付“中榜”字行的字數吉兇，是刻墓時根據吉兇數的需要，使用單或雙字的詞。此碑文“中榜”共17字：“皇清顯祖妣金居娘邱門伍氏孺人之佳城”。“皇清”說明其僑民思想和政治傾向。“顯祖妣”3字表示死者是立碑者的祖母。17個字取得了大黃道。“中榜”的字行在碑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傳統的刻碑以為其字數涉及吉兇，馬虎不得。對碑文吉兇的判斷主要是以中榜的這行為根據。旁文以行數榜文字的總字數要合乎“生、老、病、死、苦”五字小黃道，以“生”與“老”為法則。潮汕一帶也有中榜則有以“興、旺、死、絕”為準，數字要合乎“興”與“旺”為好，“死”字為中等。如“顯二十二世祖考玉林邱公之墓”，全行總數13字，按“生老病死苦”順序，念下去，全行 最后一個字停在“病”字。這樣的墓碑便以不吉論。解決方案是把“二十二世”可改為“廿二世”，以使全行最后一個字停在“老”字；又或者把“之墓”的“之” 字去掉，以使全行最后一字停在“生”字。【我們的大黃道合吉法不在此注明】簡單地說，中榜介紹陰宅主人身份的一行，為了不遇到兇數，可以用添字法或減字法，如添上“皇清”，或把 “清”字上的“皇”略去，又或者把“公”改稱“府君”，也有把“之墓”的“之”略去或改用“瑩”字法等等方法。有時也可把“顯考”或“顯妣”上的“顯 ”字去除。例如：“皇清顯考”改“清考”，“中榜 ”的文字之應用與增刪講究表達其人身份，增刪得符合黃道的吉兆格式后，其意一樣，字數的吉兇意義則不一樣。閩南漳泉風俗又有對吉兇字數更講究的作法。這一作法強調不論是墓左的立碑日期或墓右說明立碑者之總字數，都應合於吉兇，必須符合“生老病死苦”的“生”與 “老”字，如日期不合，則可能把“民國丙申年三月初十”改成“民國丙申年季春三月初十建”。其中最講究是除了代表籍貫的橫字不算在內，其他左中右3行字都 要合乎“老”字，而所有3份加起的總字數又合乎“生”字，這叫“三老合一生”。有些風水師不能應付這類流傳閩粵、傳播南洋的地方風俗，會以中榜6字為吉數。又有以為“皇清”等國號涉及的字眼不該歸在吉兇數字的計算中，以為它和橫字屬同樣性質，不算中榜正文。墓碑的右邊俗稱為“虎邊”，在墓碑這一邊的右下角地方，是用來記錄立碑人的名單。有些作法，如果左邊的“龍邊”刻滿了有關風水的記錄，則亦把落葬和立碑日期，移到“虎邊”的最下角右邊，刻在立碑人名單的右旁。墓碑的立碑人主要有3種；一是有關陰宅主人的直系子孫，由子孫或親人立碑。二是如果有關人物沒有子孫而其功績超常，則由組織立碑。如各地公冢，常見注 明“義興館立”的黨人墓碑；或是由死者同鄉負責將遺體安葬立碑。三是由親屬立碑。尤其是早期在開榛辟棘的時代，立碑人可能是白頭人送黑頭人，檳城的一些義 山上猶留下不少由叔伯或兄弟立碑的清代墳墓。第1種由子孫立碑，“中榜”當然就可以用“顯考”或“顯祖考”的名稱去稱呼墓中人，以表明死者與活人的祖屬關系。其他人立的碑，則不能用“妣”，“考”之類的字眼，或者為了要避開全行“生老病死苦”字數，也只能用“故”代替（如：清故××蔡公墓）。如果墓碑的右方是死者后代的姓名，則必須按輩份又按男先女后的秩序排行。格式上的第一行為第一代后代；排法男左女右，男女分別，如果位置不夠，則男排上端 一行，而女接右下端第二行；第二代亦按此格式在第一代的下一行排列。如有第三代或第四代，也以此類推計算。每行文字，是年長者排在最右端。不管立碑的是子孫或長輩，墓碑的規格是把立碑人的名號都列在右下角。這里遵循了一條“左尊右卑”，“死者為大”的傳統觀念。必須注意的是，所有墳墓，其子孫在為祖先立碑時，為了強調“孝”的涵意不只屬於生前，而且強調“孝”必須延續到死后，便根據照顧家族制度完整的精神，把已逝的子女及男女孫的名字也刻入“立碑人”行列。不過，基於華人講究子孫滿堂及人們可能對吉兇數字很執著，在過去的一些墓碑上出現的立碑人名單，也可能不符合現實。名單中會包括一些“未出世”或甚至是 “從未出世”的直系成員名單。其兒女可能會在死者尚未抱孫或孫子的名單不夠豐富之前，預先刻上一系列名單，以后生出的孫輩就按墓碑上的名單排列。這是我們通稱為‘旺丁’名字先取好。有關生平簡歷子孫、造葬時間及風水坐向及分金皆刻在拜臺，以告知后人，祖先對他們的意愿。以上有關陰宅碑文格式的論述，主要是針對民間一般的墓葬，并不包括僧、道的立碑規格。有關資料的來源，是多年來行山向風水界和刻石界老前輩學習的經驗，也是一種難以引用書面參考資料的知識。不同的墓碑，除了碑文的規格必須有所限制，其字體、尺寸，以及雕鏤的圖案，則允許了匠人發揮其美術天份，并且迎合民間信仰趨吉避兇的要求，可說是一種民間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