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現代教育思想

一、張之洞的教育思想

（一）張之洞的生平及政治思想

（二）張之洞的教育思想

（武漢大學2002研；華中科技大2003研；天津師大2006研）

1、“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勸學篇》分內外兩篇，內篇務本，主要談中學為體，宗旨是“正人心”；外篇務通，主要談西學為用，宗旨是“開風”。張之洞系統論述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觀點，奠定了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文教政策的基礎。

幻燈片3

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

所謂“中學”，張之洞認為主要是《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等，即傳統的經史之學、典章制度和倫理道德等，這些學問是一切學問的根本和基礎，應當放在首位。目的是要維護封建統治的根本制度框架。

“今日學者，必先通經以明我中國先圣先師立教之言，考史以通我中國歷代之治亂、九州之風土，涉獵子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然后，“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益而無害”

（張之洞：《勸學篇·內篇。循序第七》）。

所謂“西學”，張之洞將其歸納為“西政”、“西藝”和西史等方面，其具體內容是：“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礦、醫、聲、光、化、電，西藝也。”

（《勸學篇·外篇·設學第三》）

“中體西用”思想就是在堅持封建專制及倫理綱常的前提下，適當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及某些社會管理制度措施，以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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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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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體西用思想是一種調和中學與西學、舊學與新學的文化觀、教育觀，l

主旨在于維護清王朝的封建政治制度和儒家綱常名教，政治上的反動性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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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見。但其打開了封閉僵化的封建文化缺口，使西學在中國的傳播變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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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體，對中國近代教育的影響是雙重的:

l1、啟動了中國近代教育改革的步伐,催發了新式教育的產生、自然科學知識的傳授、新式學堂的興辦、留學教育的開展，打破了儒學一統天下的傳統教育格局；

l2、使教育領域充分地引進西方近代學科、課程及制度、措施，對清末教育制度的改革既有思想層面的啟發，又有實踐層面的推動；

l3、極大地沖擊了傳統教育的價值觀，逐步改變了封建士大夫對于新式教育的看法，為新式教育的推廣掃清了障礙；

4、中體西用思想固守中學為體，使新式教育一直受到忠君尊孔讀經的封建信條的支配，延緩了新式教育的發展進程。

2、重視教育，興辦學堂，培養人才

張之洞認為“非育才不能圖存，非興學不能育才”

（張之洞，劉坤一：《籌議變通政治人才為先折》，引自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上冊）第59頁）。他考察西方各國強盛的原因，也得出結論：“西國之強，強以學校”。

3、改書院為學堂，推行新學制，廢科舉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上書清廷，提出改經心、兩湖書院為學堂。書院改為學堂后，除經史外，增加了許多“西學”課程，涉及天文、地理、測量、化學、博物學、算學、格致、制造等門類。張之洞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參與主持制定了中國第一個近代學制——癸卯學制，這是他對于中國教育近代化的一大貢獻。

對于科舉制度的廢除，張之洞也功不可沒。張之洞也認識到：“科舉文字，每多剽竊；學堂功課，務在實修。科舉止憑一日之短長，學堂必盡累年之研究；科舉但取詞章，其品誼無從考見；學堂兼重行檢，其心術尤可灼知”。學堂雖好，然“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幸得第之心”，“學堂決無大興之望”。學堂不興，“民智復無由大開，求其進化日新也難矣”

（引自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上冊）第60-63頁）。

二、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一）蔡元培的生平及哲學思想

蔡元培（1868—1940），自幼聰穎好讀書，17歲中秀才，18—20歲曾在家鄉做過塾師，其間博覽群書，并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后連中舉人、進士。1892年，以新科進士身份，參加朝考，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授職翰林院編修。1898年9月，戊戌變法失敗，蔡元培對清政府深感失望，遂辭官回歸故里從事教育。1901年蔡元培到上海，應聘為南洋公學之特班總教習，宣傳革新，提倡民權，鼓勵學生自由讀書。1902年4月，與章太炎等在上海發起組織了中國教育會，被推為會長。1905年，加入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同盟會。

1907年，蔡元培赴德，先在柏林學習德語，次年進入萊比錫大學學習，研究了教育學、心理學、美學、哲學等科。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蔡元培應國內電召回國。1912年1月，中華民國成立，蔡元培被孫中山委任為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1912年7月，因不滿袁世凱獨裁專制，辭去了教育總長職務，并于同年9月赴德留學，1913年9月，又前往法國從事學術研究，考察法國教育。1915年6月，與李石曾、吳稚暉、吳玉章等在法國創辦勤工儉學會。1916年底，蔡元培回國，于次年1月出任北京大學校長。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蔡元培擔任了國民政府委員及常務委員，教育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長、代理司法部長、監察院院長等職務。1928年8月，辭去其他各職，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直至逝世。

（二）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1、“五育”并重,“養成人的共和健全之人格”

蔡元培在民國元年，就任教育總長時，就提出民國教育應以養成共和健全之人格為目標。為了實現對國民進行完全人格的教育，實現人的全面和諧發展，他提出了五育并舉（即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育）的教育方針，在《對于新教育之意見》一文中，他對上述五育作了詳盡的論述

2、“尚自然”、“展個性”的教育原則

民國元年7月，他在全國臨時教育會議的開會詞中指出，“封建舊教育以成人之自存成見強加于兒童，不顧兒童自身的特點，阻礙兒童個性的自由發展；民國之新教育，則立于兒童之地位，按照兒童的興趣和特點，使兒童自然地自由地發展.民國七年（1918年），他又作了《新教育與舊教育之歧點》的演說，指出：教育要深知“兒童心身發達之程序，而擇種種適當之方法以助之”。進而提出教育“與其守成法，毋寧尚自然；與其求劃一，毋寧展個性。

3、“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辦學指導思想

在擔任北大校長時，蔡元培認為大學是“囊括大典，網羅眾家”，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因此，提出了對于學說，將“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無論為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由淘汰之命運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4、教育獨立的主張

早在1922年，他就提倡“教育獨立”，主張教育事業應當完全交給教育家，使教育保有獨立的資格，不受各派政黨和各派教會的影響。他認為，若把教育權交給政黨，在兩黨更迭的時候，教育方針也要跟著改變；若把教育權交給教會，宗教是保守的，宗教教義和規定會限制科學的發展。因此，他主張教育應超然于黨派和教會之外。

作為偉大的民主主義教育家，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異常豐富，以上所談的四點，并不能涵蓋其全部。例如，他對平民教育的重視和提倡，對讀書做官發財的封建舊習的批判，以及成立大學評議會和教授會以民主治校的思想等等，同樣都是他的教育思想中的閃光點。總之，蔡元培教育思想的許多方面，不但在歷史上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對于我們今天的教育事業的發展，也有重要的意義。

三、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一）陶行知的生平與教育實踐活動

陶行知（1891-1946年），1906年入耶穌教內地會所辦的“崇一學堂”讀書，在這里，陶行知接受了西方文化科學的教育。1908年進入杭州“廣濟醫學堂”，半年后，因不滿學校歧視不信教的學生而憤然退學。1910年，陶行知考入南京金陵大學文學系。由于信奉王陽明“知行合一”學說，而改名陶知行。1914年秋，他赴美留學，開始在伊利諾大學學市政，獲政治學碩士學位，此后又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和孟祿，研究教育，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和教育學說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17年秋，他在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都市學務總監資格憑”后，懷著“要使全中國人都受到教育”的宏愿回國。

回國后，陶行知應南京高等師范學校之聘，擔任教育學教員，后為教授。次年又擔任教務主任兼教育科主任。1921年9月，南高師并入東南大學，他繼續擔任教育科主任。同年冬，中華教育改進社成立，陶行知擔任了該社的主任干事，1923年與朱其慧、晏陽初等人發起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積極地提倡和推動平民教育運動。1927年，他在南京和平門外曉莊，創辦了實驗鄉村師范學校，后改名曉莊師范學校。1930年4月12日，國民黨反動政府下令查封曉莊師范學校，陶行知也受到通緝而被迫逃亡日本。1931年春，陶行知回到國內，在上海發起“科學下嫁”運動。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創辦了“山海工學團”。他認為“工學團”是中華民族的救命圈，主張“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1933年9月，陶行知在上海發起組織“中華普及教育促成會”，并在1934年創辦了《生活教育》半月刊，闡述其生活教育思想和普及教育的主張。

1938年夏，陶行知回到國內，10月到重慶，以國民參政員的身份出席國民參政會第二次會議。同年12月，“生活教育社”在桂林正式成立。1939年7月，他又在重慶創辦了蜚聲中外的育才學校，育才學校培養了大批革命戰士和專業人才。1945年抗戰勝利前后，陶行知又適時提倡“民主教育”運動，批評國民黨推行封建法西斯教育，提出“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創造的”四大教育方針。1946年7月25日，因腦溢血而與世長辭，年僅55歲。

（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1、普及民眾教育的思想

普及民眾教育，是陶行知一生中都在孜孜以求的理想。早在1914年南京求學期間，陶行知就在其畢業論文《共和精義》中，強調指出，“今日當局者第一要務”，就是要給程度實有不足的眾庶，“施以相當之教育，而養成其國家之主人翁之資格焉”。在《平民教育概論》中，他認為今日之平民教育就是將來普及教育的先聲。在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中，有許多在今天看來仍有其積極意義的東西，能夠為我們今天普及教育提供一定的借鑒。

其一、他非常關注女子教育和老人教育問題，并想出了用“小先生制”的辦法來解決。

其二、陶行知非常重視向勞動人民普及自然科學知識。

其三、陶行知非常重視教育機會的均等。

此外，陶行知將普及教育與控制人口增長和教育立法聯系起來的思想，在今天看來也是有意義的。

2、關于師范教育改造的思想

其一、關于師范教育改造必要性的認識。師范教育在陶行知的心目中，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他看來，師范教育實乃“國家所托命”，它“可以興邦，也可以促國之亡”

他說“有生活力的國民，是要靠著有生活力的教師培養的；有生活力的教師，又是靠著有生活力的師范學校訓練的”。

其二、關于師范教育改造方向的認識。

陶行知就在一次關于師范教育的講話中指出：“現在的師范多設在城市，因之鄉村受益少。因鄉下學生入師范后，都不愿在鄉下做事而愿在城市做事”，而“中國的農民占85%，設立師范學校，宜顧全農家子弟”。因此，他認為，應當將好多師范學校設在小鎮上（陶行知：《對于師范教育的意見》）。

1926年1月，他發表了《師范教育下鄉運動》一文，指出：“中國的師范學校多半設在城里，對于農村兒童的需要苦于不能適應。城里的師范生平日嬌養慣了，自然是不愿到鄉間去的。就是鄉下招來的師范生，經過幾年的城市化，也不愿回鄉服務了。所以師范學校雖多，鄉村學校的教員依然缺乏”（《新教育評論》1卷6期1926年1月）。

其三、關于藝友制師范教育。

陶行知認為，現行師范教育將學理和實習分為二事，“簡直是以大書呆子教小書呆子”，所出人才和普通中學沒有什么分別，也由于感覺各行各業

實行藝徒制之實效，于是提出了藝友制師范教育的方式。他指出，藝是藝術或手藝，友是朋友，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學做藝術或手藝便是藝友制，教師的生活或職業也是一種藝術或手藝，學做教師有兩種途徑：從師或訪友，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學做教師，便是藝友制師范教育。他認為“凡學校有一藝之長的教師便可招收藝友”（陶行知：《藝友制師范教育答客問》）。

3、生活教育理論

1）“生活即教育”

陶行知極力反對傳統教育，認為其脫離實際，脫離生活，“中國的教育太重書本，和生活沒有聯系”，“教育與生活分離”，“先生是教死書，死教書，教書死；學生是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在他看來，“教育的根本意義是生活之變化。生活無時不變，即生活無時不含有教育的意義”，“到處是生活，即到處是教育”，教育是生活的影子（《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卷246頁、715頁）。“教育不通過生活是沒有用的，需要生活的教育，用生活來教育，為生活而教育。為生活需要而辦教育，教育與生活是分不開的”

（《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卷247頁、638頁）。

2）“社會即學校”

陶行知認為傳統教育是為學校而辦學校，在學校與社會中間人為地造了一道高墻，以至于“學校是學校，社會是社會”，學校與社會隔絕；改良主義的教育固然已經覺得學校是離不開社會的，提出了“學校社會化”、“學校即社會”的主張，把社會的東西，諸如公安局、衛生局等，揀選幾樣，縮小一下，請到學校里來，但這樣的學校不過象是一個大鳥籠，鳥籠再大，即使再塞一些樹枝，它也決不是鳥世界，同樣，學校即使是包羅萬象，它與社會依舊是隔膜的（《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卷532，594，246頁）。在他看來，“自有人類以來，社會即是學校，生活即是教育”，在社會這所大學校里，“生活教育與生俱來，與生同去。”“人人可以做我們的先生，人人可以做我們的同學，人人可以做我們的學生。隨手抓來都是活書，都是學問，都是本領”。（《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卷246-247頁）。

3）“教學做合一”

“教學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論的教學方法論。在《教學做合一》一文中，他說：“教學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們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學。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學的是學生。從先生對學生的關系說，做便是教；從學生對先生的關系說，做便是學。先生拿做來教，乃是真教；學生拿做來學，方是實學。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教，學也不成學”（《陶行知全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卷第126頁）。“教的方法要根據學的方法；學的方法要根據做的方法。事怎樣做就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教與學都以做為中心。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學的是學生。在這個定義下，先生與學生失去了通常的嚴格的區別，在做上相教相學倒成了人生普遍的現象”（轉引自黃書光著《中國教育哲學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四卷第403頁）。

陶行知

“解放兒童創造力”的思想

一要解放兒童的頭腦，使其從迷信、成見、曲解、幻想等“裹頭布”的層層的包纏中解放出來；

二要解放兒童的雙手，家長、保育員、教師應當允許小孩有動手的機會，不要動手就打手心，那樣會摧殘兒童的創造力，說不定就把中國的“愛迪生”給槍斃了；

三要解放兒童的嘴，小孩有問題要準許他們問，因為從問題的解答里可以增進他們的知識，小孩子只有得到了問的自由，才能充分發揮他們的創造力；

四要解放兒童的空間，要讓兒童有機會去接觸大自然的花草、樹木、青山、綠水、日月、星辰，接觸大社會中的士、農、工、商，三教九流，自由的對宇宙發問，與萬物為友，并且向中外古今三百六十行學習，只有象這樣解放了空間，才能收集豐富的資料，擴大認識的眼界，以發揮內在的創造力；

五要解放兒童的時間，學校和家長不要把兒童的時間排的太緊，要把兒童從趕月考、趕學期考、趕會考、趕畢業考等眾多的趕考中解放出來，多留一些時間讓兒童去接受大自然和大社會的寶貴知識。

四、黃炎培的教育思想

（一）黃炎培的生平與教育實踐活動

黃炎培（1878—1965年），號楚南，后改號韌之、任之，筆名抱一，江蘇川沙縣（今屬上海市）人。黃炎培出生于一封建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充任督撫幕僚，長年在外，幼年由母親教他念書認字，后入南匯縣外祖父家的家塾讀書，深受儒家“泛愛眾而親仁”、“親親而仁民”思想的影響。20歲時任塾師。1899年，應松江府試，以第一名考取秀才。1901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學特班，師從特班總教習蔡元培，深受其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和教育救國思想的影響。在南洋公學期間，曾于1902年秋應江南鄉試，考中舉人。1903年，南洋公學**后，返回故里，創辦了川沙縣第一所新式學堂，即川沙小學堂。教學之余，他經常以演講的形式，痛陳國家民族的危機，揭露清廷的腐敗。因此，1903年6月23日，被南匯知縣以“革命黨”的罪名抓捕入獄，后逃到日本。

1914年2月，為了反對袁世凱獨裁統治，黃炎培辭去江蘇教育司長職務。此后，以江蘇省教育會常任調查干事、上海《申報》旅行記者的身份，先后赴安徽、江西、浙江、山東、河北等省考察教育。1915年4月，參加農商部游美實業團，在美國考察職業教育。之后，他又到日本、菲律賓等地考察，更加堅定了提倡職業教育的決心。1916年9月，主持成立了江蘇省職業教育研究會。1917年5月在上海發起成立“中華職業教育社”，黃炎培任辦事部主任。“九·一八”事變后，黃炎培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1945年12月，發起組織中國民主建國會，被推為召集人，積極為國內和平民主奔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等職。1965年12月21日病逝于北京。

（二）黃炎培的職業教育思想

1、關于職業教育的目的1917年5月，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在發布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宣言書》中，上述思想得到了明確體現：“夫職業教育之目的，一方為人計，曰以供青年謀生之所需也；一方又為事計，曰以供社會分業之所需也”。當然，黃炎培對職業教育目的的認識，是不斷深化的。1918年5月，在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一周年之際，他對職業教育的目的，作了歸納：為個人謀生之預備；為個人服務社會之預備；為世界及國家增進生產能力之預備。二十年代后，他又把“謀個性之發展”列為職業教育的目的之一。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抗日戰爭爆發后，隨著政治思想的躍進，他又把職業教育的目標同社會改造的任務聯系起來，例如，1939年5月，他在一次會上說：“職業教育的目的何在呢？”往遠處說，是在實現一個民生幸福的社會。在那個社會里，確切達到了“無業者有業，有業者樂業的目的。要使社會上沒有無業者，也沒有不樂業者，職業教育，本社（中華職業教育社）工作的任務，才算是真正完成”。

2、對職業教育辦學方針的認識

黃炎培十分重視職業教育的社會化和科學化，在他看來，社會化和科學化是職業教育所應遵循的基本辦學方針。

所謂職業教育的社會化，用黃炎培的話來說就是：“職業教育宜以經濟為中心”，“辦理職業教育，并須注意時代趨勢與應走之途徑，社會需要某種人才，即辦某種學校”，“職業教育的原則，著重在社會需要”（黃炎培

《斷腸集》）。1925年以后，他又提出“大職業教育主義”，指出：“辦職業學校的，須同時和一切教育界、職業界努力地溝通聯絡。提倡職業教育的，須同時分一部分精神，參加全社會的運動”

（黃炎培：《提出大職業教育主義征求同志意見》）。他說：職業教育機關“最緊要的一點，譬如人身中的靈魂，‘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是什么東西呢？從其本質來說，就是社會性。從其作用來說，就是社會化。……職業教育機關唯一的生命——是怎么？就是——社會化”。（黃炎培：《職業教育機關唯一的生命是什么》）

所謂科學化，就是用科學來解決職業教育問題。他把辦理職業教育的工作歸納為兩大部類：一類是物質方面，如農業、工業、商業、家事等各專業課程的設置、教材的選擇編寫、教學訓練原則的確定、實習設施的配置等，都力求因地因時制宜，經過試驗，取得經驗，逐步推廣；一類是人事方面，采用科學管理方法組織職業教育機構的自身建設。黃炎培試圖將職業教育建立在職業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的基礎之上，指出要“因職業的各各不同，與人的天性、天才、興趣、環境的各各不同，替它分別種類，誰則宜某種，誰則不宜某種”

（黃炎培：《我來整理整理職業教育的理論和方法》）

3、關于職業教育的教學原則

黃炎培認真總結了清末以來開辦實業學堂的經驗教訓，指出所謂實業學堂或學校的功課設置，其重理論而輕實習，“所謂實業教育，非教以農工商也，乃教其讀農工商之書耳”

（黃炎培等：《中華職業教育社宣言》），從而導致學生富于欲望而貧于能力。他認為，“職業教育的目的乃在養成實際的、有效的生產能力，欲達此種境地，需要手腦并用”

（黃炎培：《河車記》）。并認為單靠讀書，欲求得實用的知識和技能，是不可能的。為此，他提出“手腦并用”、“做學合一”、“理論與實際并行”、“知識與技能并重”，作為職業教育最基本的教學原則。

4、關于職業道德教育的思想

黃炎培非常重視職業學校學生的職業道德的培養訓練。他認為，職業教育的概念，從內涵上講，應該包括職業技能的教授學習和職業道德的培養訓練，二者缺一不可。離開了職業道德的培養訓練，職業教育也就失去了真義。

黃炎培所說的職業道德的培養訓練，其基本內容是“敬業樂群”。所謂“敬業”，是指“對所習之職業具嗜好心，對所任之事業具責任心”，所謂“樂群”，是指“具優美和樂之情操及共同協作精神”

（潘文安：《最近之中華職業學校》，轉引自王炳照、閻國華《中國教育思想通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128頁）。黃炎培反復告誡青年學生：“諸君須知，人生必須服務，求學非以自娛。無論受教育至若何高度，總以其所學能應用社會，造福人群為貴。彼不務應用而專讀書，無有是處”，“職業平等，無高下，無貴賤，茍有益于人群，皆是無上上品”

（黃炎培《職業教育之礁》），中華職業學校還將“敬業樂群”作為學校校訓。后來將“敬業樂群”具體化，內容有：認識職業之真義在服務社會；養成責任心；養成勤勞習慣；養成互助合作精神；養成對所從事職業之樂趣，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社會實踐活動領域的擴大和政治思想的轉變，黃炎培不斷地賦予職業道德教育以新的內容。1933年，在中華職業學校成立十五周年紀念會上，他號召學生：“人人須勉為一個復興國家的新公民，人格好，體格好，人人有一種專長，為國家社會效用”

（黃炎培：《職業教育該怎么辦》），所謂“人格好”，他解釋為：“須有高尚純潔之人格，須有博愛互助之精神，須有俠義勇敢之氣概，須有刻苦耐勞之習慣。而更須以堅強貞固的節操戰勝千難百險的環境。……將吾整個生命，完全獻給我國家民族生存工作上”（黃炎培《吾人在非常時期將以何者為最大貢獻乎》）。

思考題：

1、評述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

2、論述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及其對當前基礎教育改革的啟示。

3、試比較陶行知與杜威教育思想的異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