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定稿]

案例分析——房地產“限購令”

內容摘要：房地產作為國家的支柱性和先導產業，對國民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起著重要作用。近年來，我國房地產市場持續高速發展，但由于我國房地產市場發展相對不成熟，房地產投資過熱、房價收入比過高、房價漲幅過快等問題逐漸暴露出來，不少城市出現了房價增長幅度與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不相符合、與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不相協調的現象。為此，我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的宏觀調控政策，試圖抑制房地產過快上漲，而“限購令”無疑是其中調控力度最強的政策，足以體現出中國政府打壓房價，抑制房地產泡沫的決心。筆者試圖結合公共政策動態運行過程來分析這項政策出臺的背景、原因以及效果，并就這項政策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案例回顧

（一）“限購令”的出臺：

我國于2010年出臺“限購令”，通過加大對購房者購房條件的限制來打擊房地產行業的投機行為，控制房價過快增長。2010年4月17日，“新國十條”出臺，其中第3條明確指出要實行更為嚴格的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要嚴格限制各種名目的炒房和投機性購房。條例指出，商品住房價格過高、上漲過快、供應緊張的地區，商業銀行可根據風險狀況，暫停發放購買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貸款；對不能提供1年以上當地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本地居民暫停發放購買住房貸款。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據實際情況，采取臨時性措施，在一定時期內限定購房套數。“新國十條”出臺后，各地根據其房地產現狀陸續頒布“限購令”。2010年4月30日，北京出臺“國十條”實施細則，率先規定“每戶家庭只能新購一套商品房”。2010年9月29日國家多部門再次出臺調控新措施，其后深圳、廣州等多個城市陸續公布“限購令”。隨后有上海、廣州、天津、南京、杭州等16個一二線城市推出限購政策。2011年1月26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進一步做好房地產市場調控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通知指出，各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省會城市和房價過高、上漲過快的城市，在一定時期內，要從嚴制定和執行住房限購措施。通知明確規定，原則上對已擁有1套住房的當地戶籍居民家庭、能夠提供當地一定年限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當地戶籍居民家庭，限購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對已擁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當地戶籍居民家庭、擁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當地戶籍居民家庭、無法提供一定年限當地納稅證明或社會保險繳納證明的非當地戶籍居民家庭，要暫停在本行政區域內向其售房。通知還指出，已采取住房限購措施的城市，凡與本通知要求不符的，要立即調整完善相關實施細則，并加強對購房人資格的審核工作，確保政策落實到位。尚未采取住房限購措施的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省會城市和房價過高、上漲過快的城市，要在2月中旬之前，出臺住房限購實施細則。其他城市也要根據本地房地產市場出現的新情況，適時出臺住房限購措施。

2011年8月17日，住建部下發二三線城市限購標準。12月，住建部知會地方政府，對于限購政策將于2011年年底到期的城市，地方政府需在到期之后對限購政策進行延續。12月12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分析當前房地產市場形勢，研究部署繼續加強調控工作。會議在住房限購措施方面還提出新的要求：已實施住房限購措施的城市要繼續嚴格執行相關政策，房價上漲過快的二三線城市也要采取必要的限購措施。

這意味著“限購令”政策將在中國繼續實施，并且實施的范圍將繼續擴大。

據法晚報記者統計，截至2011年12月20日，全國共有48個城市實行了限購政策。對于各地出臺的“限購令”，一些專家及業內人士對其效果也存在著廣泛爭議。

（二）“限購令”出臺后的效果：

一方面，“限購令”出臺后對各城市的成交量和成交價格均有明顯的影響，房價同比和環比漲幅均得到不同程度的遏制，限購政策取得了階段性成效。據2011年11月份的統計數據顯示，作為行業溫度計的全國房地產開發景氣指數為99.87，首次跌破100。同時，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11月份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方面，環比價格下降的城市有49個，持平的城市有16個，僅有5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上漲，且漲幅均未超過0.2%。

從房地產行業的房價、銷量等先行指標來看，中國房地產行業增速開始減緩，房價已經開始顯現波動回落。經濟學家張智威表示，目前國內的房地產行業已經到達一個拐點，未來幾個月，商品房投資將會迅速放緩。從新房開工和土地購買量來看，2011年10月份以來，開工量出現驟降的趨勢，2012年第一季度保障房開工量也很可能不是很高，雖然保障房建設能夠抵消部分商品房投資的疲軟，但是也無法逆轉房地產投資的下行趨勢。

而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中國住房發展報告2011-2012》 稱，“全國房地產價格上漲的勢頭已經得到遏制，部分地區的房價開始下滑，限購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時“限購對購房需求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尤其是投資性異地購房，房地產去投資化的政策導向十分明確。”

另一方面，“限購令”的實施也使得各地方政府房地產稅貢獻率有所下降，導致了財政收入的直接縮水。以浙江省和河南省為例，2010年上半年浙江房地產行業的稅收收入增長82%，對地方財政的貢獻率達到63.7%。而根據浙江人大常委會26次會議公布的信息，2011年上半年4月、5月、6月，浙江房地產營業稅環比分別下降17%、16%、8.1%。浙江省房地產對地方財政的收入增長貢獻已經下滑至27.9%。與此類似，2011年9月14日，河南省國稅局發布8月份稅收數據：全省國稅部門共組織稅收100.25億元，同比增長13.8%，增收12.14億元。受“限購令”的影響，房地產行業的稅收下降了27%。當然，“限購令”對房地產稅的影響不單單局限于浙江、河南兩省，幾乎所有出臺并實施“限購令”的省份都受到了影響。

（三）“限購令”出臺后社會各界的評價：

1、政府權威人士：“限購令”應該延續

據中國之聲《全國新聞聯播》報道，目前的購房比例，剛性自住型的占到 90%，調控還處在一個關鍵的時期，基數還不是很穩固，限購應是不放松不動搖的。同時為了避免未來房地產泡沫的突然破裂構成對中國經濟的較大沖擊，“限購令”必將繼續在中國實施。盡管當前房地產調控的行政干預色彩較濃，但這樣做也是一個合理選擇，因為這將有助于有效遏制房價過快上漲、逐步消化歷年來已經積累的較大房地產泡沫。

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綜合研究部部長楊紅旭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從調控手段分析，限購屬于行政命令，在投資投機者大量購房的現實條件下，暫停購房能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他預言，未來半年出臺“限購令”的城市的房價將會趨于穩定，部分城市樓市甚至“急劇降溫”。

2、業內人士：“限購令”效果有限

而業內人士則多選擇質疑“限購令”效果。他們認為，限購不可能作為一項長期的基本住房制度，僅僅是臨時性的行政手段干預樓市的政策。同時他們指出有些人擔心取消限購令會導致房價出現報復性反彈的想法是多余的，只要房貸和限價及貨幣政策等政策繼續收緊，即使不再繼續執行限購政策，房價也不可能暴漲。

中國工商聯住宅產業商會會長聶梅生認為，限購是調控政策的一柄“雙刃劍”，只能作為暫時性的過渡政策。“需求并沒有消失，限購就像閘門一樣暫時攔住了洪水，但水位會越來越高，特別是在流動性充裕、CPI上漲的局面下。”她表示，“限購令”實施必須輔以必要的配套舉措，比如切實加大供應、進行長期制度變革，才能真正取得成效，否則只能成為市場的巨大隱患。

同時房地產商潘石屹認為房價上漲的關鍵原因是供求關系。限購政策的出臺并不能真正解決這一問題，應該選擇長期政策來解決“房控問題”這一長期問題。

二、“限購令”政策分析

公共政策是指政府通過法定的民主程序根據人民意愿所制定和推行的行動方針和行為準則。公共政策具有公共性、權威性、目標性、實效性、原則性與靈活性、動態過程性的特點。公共政策本身也是一個從無到有再到中介的動態運行過程。這種動態運行過程包括認定政策問題、規劃政策方案、確定最終決策、政策的合法化、政策執行、政策評估、政策終結等過程環節。筆者試圖從公共政策的動態運行過程性出發，從政策問題的認定、政策執行、政策評估和調整這幾個角度來分析“限購令”這項政策。

（一）政策問題的認定

一、政策問題的界定：

政策問題是指應該由政府為代表的公共政策權威機構負責解決的，且已經納入政府工作程序或宣布即將納入政府工作程序，開始實際解決的社會公共問題。政策問題是公共政策的邏輯起點，因為每一項公共政策的產生，都以需要解決的政策問題為前提，都以有效地解決問題為目的。

政策問題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理解：

一、政策問題是多數人認識到的一種客觀事實。

二、政策問題表現為社會利益的失衡和價值觀念與行為規范的沖突。

三、政策問題是政府納入工作程序開始解決的問題。“限購令”政策也可以從這三個方面來界定：

第一、近年來，隨著城市化的加快，我國的房地產發展迅速。房地產價格在過去10年上升非常快，這一問題已經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不僅影響著人民生活水平，而且也影響著居住成本的上升和土地價格的上升，甚至已經造成中國經濟整個生產鏈的成本在上升。“限購令”的出臺就是基于居高不下的房價問題而出臺的。

第二、隨著房價的不斷上漲，購房者購房壓力逐年增大，其與房地產商、與投機炒房者、與政府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房源分配的不合理、利益分配的失衡、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使得政府不得不面對日益棘手的房價問題，提出相關調控政策。

第三、從 2005年3月26日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切實穩定住房價格的通知》到頒發《關于調整住房供應結構穩定住房價格意見的通知》到征收二手房營業稅、整頓規范房地產交易秩序、完善土地儲備制度再到“限購令”等一系列政策的出臺，可以看出政府將“限購令”政策納入政府工作程序是解決房價過快上漲的另一階段性政策。

二、政策問題的內在特征

二、政策問題的內在特征

政策問題的內在特征主要表現在橫縱向相關性、主客觀統一性、發展可變性。

“限購令”政策也可以從這三個方面來理解。

首先“限購令”政策的出臺不是毫無聯系的孤立個體，它一方面與之前的房控政策相聯系，是對之前房控政策的進一步補充，體現了一種縱向相關性；一方面又對不同主體（購房者、房地產商、投機炒房者、政府）產生著影響，同時又對相關領域（建筑業、交通運輸業等）產生著影響，體現了一種橫向相關性。

其次，“限購令”的出臺也體現了主客觀統一。隨著房地產價格的不斷上漲，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社會問題開始涌現。“限購令”的出臺充分考慮了社會不同利益主體的主觀認識與房價高位上漲的客觀事實。

最后，政策問題的發展可變性是指政策問題經過認定之后，雖然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是它又將隨著問題解決的程度和影響的范圍的變化和時代的推移產生變化和發展。在一項政策問題的解決過程中，有可能使該項政策問題發展演變成其他政策問題。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政府推行城市住房改革，輔之以市場融資體制改革，更是大大緩解了城市住房壓力，使人民的住房問題的了一定程度的改善。隨著住房改革的更進一步深化，我國的房地產業開始逐漸蓬勃發展起來。由于缺乏相關的改革措施和管理規范，房價一路飆升。巨大的利潤使得一部分購房者出于投資或者投機心理而購房。這就造成了大量商品房空置、但許多急需用房的的普通百姓卻買不起房、需求和供應結構脫節的現象。政府為此出臺了一系列房控政策，如審定城市房屋價格、控制房屋售價、打擊炒房行為等。

可以說，限購令的出臺是對原有房控政策的補充，進一步體現了政府調控房價的決心，同時也是對即將出臺的征收房地產稅政策的一個過渡政策，這都體現了政府調控房價、避免房地產風險的決心。政策問題的內在特征主要表現在橫縱向相關性、主客觀統一性、發展可變性。

三、政策問題的產生

認清政策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分析認定政策問題的性質及指定有效政策解決的關鍵。

從筆者角度分析，“限購令”出臺的的原因有：

1、直觀原因是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近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消費結構的升級、大量外資的進入和勞動力的流動以及通貨膨脹條件下房地產自身的保值性形成了對房地產市場的巨大需求，使得我國房地產業持續穩步增長，也使得我國房價居高不下。而房價持續上漲會給中國社會造成巨大危害: ⑴房價上漲過快使得居民購房負擔過重，抑制了居民的其他消費。⑵房價上漲過快導致社會財富向富人轉移，擴大了貧富差距。⑶房價的過快增長會影響到城鄉統籌發展。⑷在高房價推動下的房地產業容易形成經濟泡沫，從而降低社會生產和資源配置效率，威脅金融市場的秩序。

2、進而，是由于房地產行業非理性投資泛濫。由于社會財富分配不均，一部分人掌握大量社會財富。在通貨膨脹的條件下，一部分人開始利用房產的保值性來鞏固自身財富，引發了房地產投資熱。最為典型的是溫州炒房團，民間說法是其擁有資金達1500億元，他們每到一處就湊幾千萬資金砸在某一樓盤上，迅速抬高樓價再賣。但這種非理性投資會造成巨大的負面效應，短期不僅會抬升房價造成更多人無法買到房子；長期來看，會對房地產業造成重創，使大量社會資金進入房地產市場，對金融市場，進而對整個經濟運行造成危害，將會危急到整個社會的穩定。

3、深層次講，是由房地產對相關產業的影響和自身的地位決定的。蓬勃發展的房產推動著我國房地產及相關行業（鋼鐵、木材、水泥、磚塊裝修業、家具、家電、園林、運輸、服務業）的迅猛發展。近年來，房地產行業連續幾年以超過20%的增速運行，對房屋的需求大量增加，使得相關原材料價格穩步升高，特別是與建筑業密切相關的鋼鐵價格大幅上升，不僅增加了房地產的開發成本，也影響了人民生活成本的提高。同時，房地產作為我國的先導性產業，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是明顯的，房價過快上漲可能會導致經濟泡沫的出現，對我國經濟實現

“經濟軟著陸”①產生影響。

（二）政策制定

公共政策的形成就是政策主體從它所代表的階級、階層或政治團體的利益出發、對社會上各種利益集團的利益要求進行整理加工，通過一定的方式，促使一定的利益實現，限制一定的利益要求，或者平衡各種利益追求，減少利益的沖突，使政策對象的社會行為能夠按照政策主題的目的去發生、發展，最終實現政策主體的目的的過程。從這一點上說，政策的本質就是政策主體對社會利益的權威性分配。②一般而言，政策主體對社會利益的權威性分配主要是通過三種形式來實現的：一是通過鼓勵性政策，激勵某種行為，加速某個行業的發展；二是通過限制性政策，控制某種行為或某個行業的發展規模。三是通過協調性政策，改變社會利益失衡、利益結構扭曲的狀況。

限購令的出臺，是政府運用了限制性政策和協調性政策的體現。是政府在房控問題即堅持原則性又具有靈活性的體現。這種政策取向可以使政府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博弈中留有回旋的余地。在博弈過程中，政府不僅作為一個利益主體參與其中，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協調者，對各方面的利益進行平衡和綜合。

（三）政策執行

政策執行是執行主體在眾多因素影響制約下，充分發揮能用的組織運行過程，也是執行主體與調試對象的互動過程。調試對象的接受能力、政策的可操作程度，社會環境，執行主體都會對政策的執行效果產生一定的效果。

“限購令”核心目的不是不讓大家買房，而是通過打擊投機買房，抑制房價，讓真正需要買房的人買得起房。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總有人鉆政策的空子。以南京市為例，自從限購令在南京實施后，南京便引發了“離婚潮”。南京出臺的限購令規定已有2套以上住房的家庭將暫時無法買房。為了購房，一些夫妻通過假離婚將名下兩套房產歸于一方，再由沒有房產的一方來購房，購房之后在復婚。再如，很多城市都出臺了限制外地人購房的政策，比如，繳納社保和個稅不夠一定年限的外地人，將被限制在本地購房。可有關記者在福建廈門調查中卻發現，當地一些開發商采取分期付款、延遲備案的形式規避限購令，外地人購房不受限購令約束。這樣的對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廈門房地產價格繼續保持堅挺。對此，筆者認為，各級政府一定要加強對“限購令”政策實施的監管，加強對購房條件的審查，以嚴厲打擊這類行為，使“限購令”真正落到實處。與此同時，筆者認為，“限購令”的實施要充分考慮不同級別城市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地方政府在落實房地產調控政策方面的力度應該是不一樣的，不能簡單地比較這些限購令誰更嚴格一些。所以，“限購令”政策要堅持從點到面步步推行，根據不同級別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來制定不同的限購細則。同時各地的“限購令”要適時進行調整，以保障“限購令”的有效性和順利執行。

（四）政策評估和調整

政策評估是政策動態運行的必要環節,同時也是檢驗政策執行效果的必要手段。通過政策評估效果，我們可以透視社會整體狀況、分析更加深刻的社會問題、以探索社會改進的途徑和方式。同時政策評估應該是一種出于積極動機和目的的理性主導下的工作。政策評估的目的是為了檢驗政策效果、總結政策經驗和確定政策的變化方向。筆者試從政策評估這一角度綜合分析“限購令”政策。“限購令”政策可能存在的問題：

一、抑制需求為后市反彈埋下伏筆

“限購令”政策的出臺，其目的在于通過抑制需求，減少成交量，通過供大于求的市場法則降低房價，為市場供給的后期需求爭取時間。但這項被稱為“史上最嚴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一旦終結，房地產市場很有可能會出現反彈，市場將重新出現“限購”現象，而房價再度走強。

二、“限購令”政策的時間軟肋

“限購令”政策的出臺具有一定的突發性，其原定實施時間也只有一年之久。當人們質疑“限購令”政策是否將于2011年年底終止時，2011年12月住建部知會地方政府，對于限購政策將于2011年年底到期的城市，地方政府需在到期之后對限購政策進行延續。這意味著限購令將繼續在中國實施。

公共政策的持續穩定是公共政策能夠有效調節社會行為的一個重要前提。政策突然終止，會導致政策的連續性和政府信用受損。上述兩個問題都拋出了這樣的質疑：限購應該實行多久，如何保證政策的連續性是擺在政府面前的一個巨大考驗。

筆者認為，在是否繼續推行限購令必須建立由法律專家、技術專家及公民代表三方參與的立法機制，廣泛聽取來自專家、百姓的意見和建議，保證這項政策的科學性和前瞻性。

同時要結合我國同一時期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所處的國內外環境來思考“限購令”的實施時間。后記：

房地產業在一個城市的建設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推動經濟發展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作用來看，投資特別是房地產投資的地位相當突出。房地產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先導產業和支柱產業，對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中國的房地產調控政策，應該遵循 “對市場干預最少、符合行業發展規律從而有利于長期穩定發展”的政策體系。筆者認為，從過去一年看，“限購令”政策取得了階段性成果。但面對長期存在的房價上漲問題，限購令不應是唯一措施，而應與諸多調控政策（如政府還要全面做好保障性住房建設工作，調整完善相關稅收政策，加強稅收征管、嚴格住房用地供應管理等）配合使用，共同抑制過快上漲的房價。希望有一天中國的老百姓都可以擁有自己溫暖舒適的房。

參考文獻： [1]王騷：《公共政策學》 天津大學出版社 2011年12月第二次

[2]王騷 王達梅《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三次印刷 [3]房地產門戶網：《限購令政策勢在必得 部分城市的態度影響巨大》 [4]中國青年報：《樓市限購令有多少空子可鉆？》 [5]百度文庫：“限購令”的軟肋的在哪里

第二篇：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關于舟山市普陀區免費婚前檢查案例分析

案例描述：

據2003年5 月23 日《人民日報》報道，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區率先在全省施行免費婚前檢查，婚檢的實際費用由政府承擔。據了解，普陀區免費婚檢的項目包括肝功能、血常規、小便常規、乙肝表面抗原、X 光胸透、梅毒、艾滋病血清學檢查（HIV）等，每對夫婦檢查費用為213 元，全部由政府承擔。除了免費婚檢，普陀區還對準媽媽們的孕前檢查實行免費服務，費用也由政府承擔，并承諾為新人保密。在一定意義上說，普陀區政府部門的做法為由新《婚姻登記條例》所引發的全國范圍內的爭論畫上了句號。

案例背景：

自2003 年10 月1 日《婚姻登記條例》實施后，我國取消了強制婚檢，婚前醫學檢查制度遵循自愿原則。結婚不必出示婚檢證明，公民欣喜的是隱私權得到保護；而隨之產生的憂慮是一些人將婚檢變為“不檢”，減少了一道篩查疾病的關口，給下一代的健康留下隱憂。一年間，全國各地的婚檢率下降到了令人憂慮的地步，衛生部初步統計顯示，目前全國婚檢工作量不足往年的十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零婚檢”。與全國其他地方一樣，普陀區婚檢人數大幅度下降。據普陀區婦幼保健所統計，今年1～3 月前來婚檢的只有5 對，占實際結婚數的5％以下。同樣，杭州的

后，婚姻登記機關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申請結婚當事人提交婚姻登記條例規定以外的任何證件和證明材料。從兩部法律的通過和實施時間來看，《母嬰保健法》在前，新《婚姻法》在后，按照我國的后法優于前法、新法優于舊法、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法律關系原則，如果發生沖突，應適用新《婚姻法》條款。不管是《母嬰保健法》還是新《婚姻法》，針對的都是每一個普通公民，它們實施的效果，取決于公民個人的法律意識和觀念。新《婚姻法》的諸多規定，實際上都是讓公民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要求一個公民成為守法公民，普遍具有某種意識觀念，不是強制他去做什么，而是為他完成這些責任提供保障。從一點上講，提供免費婚檢服務比強制婚檢更有意義。

分析：我們應該建立一個怎么樣的政府？

1．責任政府。從近來的“問責制”到普陀區政府部門為婚檢費用“埋單”，可以看出中國政府正在向責任政府邁進。從積極發揮政府作用的角度來說，“問責制”只是一種消極的、事后的責任理念和制度。而普陀區政府部門為婚檢費用“埋單”，主動承擔政府應盡的社會責任和應該履行的政府職能。可以說，這從更高的層次很好地詮釋了責任政府理念，即作為公共權力主體的政府，不但要為自己的不良行政行為負責，更應該富于公共管理者的進取精神和服務意識，“勇于擔責、善于擔責”，努力為廣大納稅

集體行動。這在事實上為地方政府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運用行政權力的靈活性進行適當的公共政策創新作出了良好的示范。

4．以人為本。取消強制性婚檢的意義在于強調公權力與私權利的界限，公權力不能強行進入私權利調整的范圍內。但在私權利的領域內卻強調的是自我責任，要不要婚檢是當事人雙方的自由，但由此而產生的后果也要由當事人雙方來承擔。普陀區政府部門為婚檢“埋單”，引導公民理性行使自己的權利，反映當地政府在處理“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平衡，既保護婚姻當事人自主選擇的權利，又保障人口的質量、實現社會發展的目標。普陀區政府部門并沒有回到以往的“直接管制”老路上去，而是采取“政府埋單”的方法，運用間接的行政引導方式實現調控社會發展的目的。這體現出普陀區政府處理多元社會中利益沖突、價值沖突的復雜公共管理問題的高超水平，也表明其行政行為方式已經實現了從“劃槳行政”到“掌舵行政”的轉變。

第三篇：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10月28日，中國人民大學也在其官方網站上公布了該校的自主招生政策：將在2012年自主選拔錄取招生考試中實行“校長直通車計劃”和“圓夢計劃”。其中，圓夢計劃關于“考生資格”的表述，尤其引人關注：被推薦的考生原則上要求平時成績排名為所在中學的前10%，且家庭中三代之內無大學生的農村戶籍學生。不少考生和家長看到后不禁感慨：“這是哪門子規定？也太雷人了吧？”(《鄭州晚報》10月29日)

如今，由于教育資源分配不公以及高校招生中的種種貓膩，偏遠地區特別是農村的考生越來越難入名校，“寒門難出貴子”的現象凸現。中國人民大學“圓夢計劃”面對縣及縣以下地區學校就讀的農村生源，這事我贊同，美國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推行“平權運動”中，許多大學也面對有色人種降低分數和優先錄取。但是，規定“家庭中三代之內無大學生的農村戶籍學生”也太雷人了，讓人難以琢磨這一規定到底能起到什么效果？

如果“圓夢計劃”是像美國的“平權運動”一樣，是為了照顧弱勢群體，其實不必附加“家庭中三代之內無大學生的農村戶籍學生”的條件，只要是來自于農村生源即可。因為，三代有大學生的學生，并不表明他不優秀的，也不能表明他家不是貧困的或者是弱勢群體，不需要照顧。因為，家族中出了一、二個大學生，在今天大學生如此普遍甚至而畢業后普遍失業的情形下，并不能改變家庭的命運、更無法改變家族的命運。因此，那些三代以內出過大學生的考生并不表明他們不是弱勢群體，相反，如果將他們排斥在“圓夢計劃”之外，可能對他們造成另一種不公平，他們僅僅因為家族中其他人上過大學，就失去了納入“圓夢計劃”的資格。

當然，“圓夢計劃”推行者也可能會說，設定“家庭中三代之內無大學生的農村戶籍學生”的條件，可以鼓勵和動員這一不注重教育的人群主動接受教育”，其實不然。那些不注重教育的父母，那些三代出不了大學生的家族，并不會因為人大向他們伸來了橄欖枝就更注重教育。既然他們本身不注重于教育，那些他們的教育可能早就止步于高中，他們的成績止步于排名為所在中學的前10%，他們根本無緣于“圓夢計劃”。相反，只有那些一心想通過教育來改變命運的弱勢群體，對于進入名校的渴望更大，他們家庭出的大學生也更多。要我說，要不就只設定面對農村生源的條件，如果實在要設定“三代以內無什么”的條件，那設定“家庭中三代之內無大學生的農村戶籍學生”就不如設“三代以內無當官”或者“三代以內無富豪”的條件更為妥當。

如今，在各種高校自主招生、“保送”等游離于高考招生措施中，存在的問題并不在于，考生家庭出過大學生會造成不公平的問題，而是在于各種權力、金錢干擾這些招生行動，讓大學入學資格成為權力與金錢競逐的游戲。去年媒體就披露，長春外國語學校的一場保送考試引發家長和同學的廣泛質疑，據同學和家長舉報，不少平時成績平平甚至經常排在全年級倒數的同學，成績突飛猛進，憑借這次考試一舉獲得了保送資格。如果“圓夢計劃”中規定“三代之內無官員”或者“三代之內無富豪”，恐怕能減少一些權力和金錢對這一計劃的窺視，讓這一計劃更能招收到一些弱勢群體的學生，更具有公平性。(楊 濤)

第四篇：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個體戶萎縮現象分析

一、案例選取

個體工商戶七年減少六百五十余萬戶專家指出

過多的稅費負擔抑制了創業活力

【基本案情】據《中國新聞周刊》2007年第36期報道，國家工商管理總局發布的數字表明：1999年全國有個體工商戶3160萬戶，到2006年6月底下降為2505.7萬戶，個體工商戶減少654萬戶，平均每年減少87萬戶。

面對個體工商戶的縮水，專家稱此非正常現象，銳減的數字是個危險的信號。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認為，究其原因，沉重的稅費負擔、缺位的創業服務等，是抑制創業活力的關鍵因素。

《中國青年報》報道說，福建省古田縣國稅局調查過該縣集貿市場的個體魚攤。這些個人攤位，不到2米長，每月負擔各種稅費730～780元不等，其中稅收只有260元，而攤位費、工商管理費、衛生費、檢疫費、治安費、教育費等費用，是稅收的兩倍以上。絕大多數創業者都有這樣的體會，店面開門后率先迎來的不是生意而是罰款，工商稅務、衛生環保??

目前，對于個體工商管理費是否還要保留這一問題，已經提上議事日程。發改委、財政部、工商總局和國務院法制辦正在研究個體工商管理費如何處理的問題，將提出一個整體方案。（源于《中國新聞周刊》2007年第36期）

二、理論聯系實際

【基本理論】

這個案例可以根據公共政策中“事后評價”的理論來分析。

事后評價是公共政策執行完成后對公共政策效果的評價，也叫效果評價，是對一項政策的最終評價。它在公共政策執行完成后發生，是最主要的一種評價方式。作為公共政策過程的總結，效果評價對公共政策所做的價值判斷最具有權威性和影響力。根據事后評價可以基本上決定一項公共政策的延續，改進或終止，以及長期性的公共政策資源的獲取和分配問題。在進行效果評價時，評價者要對公共政策全過程有充分的認識，并在此基礎上加以分析，以便對公共政策的價值做盡可能全面而客觀的判斷。

三、個人分析

結合這個案例，根據《中國新聞周刊》２００７年第３６期報道，國家工商管理總局發布的數字表明，自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６年６月底，全國人體工商戶由原來的３１６０萬戶下降為２５０５．７萬戶，平均每年減少８７萬戶，專家認為，沉重的稅費負擔、缺位的創業服務是仰制創業活力的關鍵。另據《中國青年報》報道說，福建省古田縣的集貿市場每個不到２米長的個體魚攤，每月的稅收、攤位費、工商管理費、衛生費、檢疫費、治安費、教育費等各種稅費名目繁多，費用過高，使許多個體戶不堪繁瑣和負擔。

1.【基本理論】本課程定義所述（p7）：“公共政策是對公共利益的選擇、綜合、分配、落實，是政府對特定時期的目標的行為準則”。作為個體經營者，應該向國家交納稅收等，但是，如何收，收多少應客觀的根據當時當地個體經營者的實際情況出發，切莫為收費而收費，忽視了個體經營者的承受能力，仰制了個體戶的創業活力。俗話說，眾人拾柴火焰高，然而，用釜底抽薪的方法，水便難以煮沸，社會也缺少了活力。運用事后評價這一評價方法來看，目前，我國一些地方的稅費收繳名目繁多，費用過多，在客觀上已使一些企業和個體經營戶不堪重負，個體工商戶平均每年減少８７萬戶的事實，經專家證實決非正常現象，這對于我國就業形勢本來相當嚴峻的“雪”上又加了一層“霜”，必將產生更為不良的后果;據查,個體戶主要是社會“弱勢群體”農民工、下崗工人,擺個攤能掙到的錢給攤位費、工商管理費、衛生費、檢疫費、治安費、教育費等都不夠，他們的養家糊口、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只差錢”無法正常生活！這個政策的執行無疑是“殺雞取卵”橫征暴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2.事實上，為了使更多的勞動者能夠就業，政府正千方百計出臺許多優惠政策，而拓開就業市場，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鼓勵個體戶自主創業、自主經營，讓更多的人加入到個體戶企業中，而在鼓勵個體戶創業中，稅費政策的制定是十分重要的一個環節，如果個體戶想通過添加柴薪讓水沸騰，而繁多的稅費如同釜底抽薪，水如何能煮沸，且不說個體經營者本身難以激活，也會“殃及魚池”地影響到個體經營的企業中就業的其他人員的日常生計，這種惡性循環，將對社會等產生多大的影響。如此看來，合理收取個體經營者的稅費確實是牽涉到整個社會有無創業活力，能否安定團結的重大問題。

3.“政策的邊際效應”來看, 擺攤的“弱勢群體”與城管流血事件不斷,老百姓對城管恨之入骨,有詩為證 “公共政策是對公共利益的選擇、綜合、分配、落實，是政府對特定時期的目標的行為準則”，如果政府讓擺攤的“弱勢群體”免費進入集市，這樣的矛盾就迎刃而解，市民與城管的對立也會和諧多了，擺攤的“弱勢群體”本身就是為了生存、吃飯、養家糊口，而“每月負擔各種稅費730～780元”的苛政雜稅，所掙的錢都為政府部門拿去了，不是天天白干了，而政府根本不差錢，還在乎這種“蠅頭小利”是得不償失----失去的是民心！

4.作為有關部門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據報道，對于個體工商管理費是否還要保留這一問題，已經提上議事日程，發改委、財政部、工商總局和國務院法制辦正在研究個體工商管理費如何處理的問題，將提出一個整體方案。我們也相信，有關部門肯定會在對以往的稅費收繳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作事后評價，并一定會作出一個盡可能全面而客觀的判斷，而整體方案也一定會有利于激活更多個體戶的創業活力，使我們的社會充滿活力，團結和諧，蓬勃向上的。

四、總結

根據事后評價可以基本上決定一項公共政策的延續，改進或終止，以及長期性的公共政策資源的獲取和分配問題。在進行效果評價時，評價者要對公共政策全過程有充分的認識，并在此基礎上加以分析，以便對公共政策的價值做盡可能全面而客觀的判斷。

1.本案“沉重的稅費負擔、缺位的創業服務等，是抑制創業活力的關鍵因素。----根據《公共政策·事后評價》“決定一項公共政策的延續，改進或終止”那么,本案應該廢除！終止！

2.本案“這些個人攤位，不到2米長，每月負擔各種稅費730～780元不等，其中稅收只有260元，而攤位費、工商管理費、衛生費、檢疫費、治安費、教育費等費用，是稅收的兩倍以上。絕大多數創業者都有這樣的體會，店面開門后率先迎來的不是生意而是罰款，工商稅務、衛生環保”

----苛舉雜稅如虎如蛇,還讓人活嗎？解決方法之一,減少管理人員,諸如攤位管理員、工商管理員、衛生管理員、檢疫員、治安員等等,尤其是這些部門的頭目可以安排他們擺攤“創收”體驗“弱勢群體”的苦疾。

3.“政策邊際效應”來看城管與攤販流血事件層出不窮的重要原因也是苛舉雜稅如虎如蛇,不讓人活，可憐的“弱勢群體”逃離集市,路邊設攤位, 城管背靠政策主體(政府)大打出手,網上隨便一搜,遍地都是。

如,西安2008-7-12 20:52城管大打出手

北京 2008-1-9城管大打出手致人死亡;

2007-4-26杭州流血

4.水可載舟;也可覆舟,這種苛舉雜稅如虎如蛇不解決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中國歷史上各種“農民運動”是個極好的以史為鑒 可以知興替, 可以了解國家興亡更替的原因,5.可喜的是政府部門已經意識到此“政策評價”效果不好,責令發改委、財政部、工商總局和國務院法制辦將提出一個整體方案。

根據“事后評價”理論，可以基本上決定一項公共政策的延續，改進或終止。本案“過多的稅費負擔”的政策屬于應該“終止”。

總之,一個好的政策會利國福民,而一個壞政策必然破壞社會穩定。

第五篇：公共政策案例分析1

新時期我國的耕地保護問題

一、案例描述：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我國的逐步建立與完善，在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社會結構深刻轉型、利益格局深刻變化的大背景下，農業農村發展面臨著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如，資源環境制約日趨嚴峻，農產品供求總量趨緊、結構性矛盾上升，來自國際市場的影響明顯加大，農業生產性基礎設施投入不足，農民新的就業門路不多，農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不適應農民需求，其中，我國可耕地面積不斷減少這一問題尤為突出。在這個擁有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國家里，耕地不僅關系到GDP的增速，關系到人民的幸福，社會的安定的問題，更是我國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能否堅持獨立自主原則的最為基礎，最為關鍵的生命線，“民以食為天，國以食而立。”而耕地恰恰是糧食生產的物質基礎和重要保證，正所謂“沒天哪有地，沒地哪有糧”。當前，我國耕地不斷減少的原因如下：

（一）城市化建設對“耕地”的侵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的近半個世紀中我國城市發展的最快時期。據統計，1998年我國城市人口約3.8億,城市化程度大約為30.4%。據專家預測，我國到2050年，城市化水平將提高到70％，在未來50多年中，將有約５億農村剩余勞動力及其家屬進城，變為城市人口。這樣不僅要建立大量新城市，而且現有的許多城市都要程度不同地擴大其規模。按照每個城鎮人口占地100平方米計算，增加５億城市人口，約需要土地５萬平方公里，即7500萬畝。

首先，新城市的建立和老城市的擴大是我國整個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是實現現代化的客觀表現，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為此而占用一部分耕地，是不可避免的。但無論如何，城市化所帶來的占用耕地的需要，與耕地保護兩者之間畢竟產生了矛盾，如何正確處理這對辯證的矛盾的統一體，是一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違法用地現象嚴重

據《中國土地報》報道，陜、粵、贛、豫、皖、魯、吉、川、湘、浙等10個省，1992－1994年共清查出各類土地違法案件32萬宗，違法用地面積達500平方公里，浙、粵、桂３省區違法占用耕地達753300公頃。晉、遼、浙、津、鄂、閩等省，清查出各類土地違法案件41627宗，違法用地面積7687公頃。在土地資源短缺的江蘇省，1993-1994年便查出違法用地8010宗，違法用地面積達3445公頃。這種大規模的集中占用土地和違法濫用土地，不僅遠遠超出了經濟建設的正常需求和實際可能的開發能力，而且是外延發展、粗放經營、以犧牲大量土地資源為代價的。由此由此可見，違法用地的問題已經十分突出。

（三）城市土地閑置與撂荒

隨著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基本建設規模的大幅度增長，一些地方出現了城市土地閑置，甚至撂荒。據國家土地管理局統計，全國共清查出非農建設閑置土地600平方公里，為1994年全國各項建設用地總量的27.3％，其中耕地270平方公里，占45%。另外，根據國家土地管理局統計，目前我國因各種人為因素造成的廢棄地累計約為133300平方公里。其中７０％左右為耕地；全國因興修水利、修筑鐵路、公路等建設活動廢棄的土地及農村坑塘、建筑取土等零星廢棄土地約為100000平方公里，這之中耕地也占到50-70％。

除此之外，城市用地增長速度超過人口增長，鄉鎮企業建設過于分散，土地鹽堿化，水土流失等自然災害等都加劇耕地的減少。鑒于此，黨中央，國務院在連續五個關于農業的中央一號文件中都提到了要保護好耕地的問題，并在2004年十一月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頒布了《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規定》在嚴格執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規，建立完善耕地保護和土地管理的責任制度，加強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市總體規劃、村莊和集鎮規劃實施管理等各個方面都做出了明確的規定。溫家寶總理也明確指示一定要保證18億畝耕地的紅線。

從公共政策取得的效果來看，到目前為止，規定也已經頒布有幾年時間了，但是成效卻并非十分明顯，各地方強行占用耕地的現象時有發生，甚至很多都是在地方政府的默許下經行的，耕地的紅線正在一步一步的向后退。從當前的形式來看，不管紅頭文件怎樣高調吶喊農業的基礎地位和極端重要性，也無論中央政府怎么用財稅支持和激勵，農業和糧食耕地卻像一個垂暮老人，無可奈何地走向黃昏。那么為什么在中央政府重拳出擊的背景下還不能夠取得預期的效果呢？到底是什么敢挑戰政府的權威。

公共政策執行效果不明顯即耕地保護困難的原因分析：

觀點分析一：糧食價格過低

盡管國家這幾年為了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2002年開始取消了農業稅，并對種地農民經行了糧食補貼，但是細細算來每畝地各種補貼加在一起也就幾十百把塊錢，平均攤到一斤糧食里只有幾分錢。稻谷的價格1992年就被定在9毛錢一斤，但種子、化肥的價格卻年年爬坡，到2010年，中央才決定把稻谷的最低收購價格提高了3.3%和10.53%，但同一時期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指數卻上漲了20.28%，大家都知道茅臺酒的價格讓大多數普通民眾望而卻步，它的主要原料是糧食，而糧食成本尚不到20元錢。東北大米現在出口日本，離岸價只有2.4元一斤，日本超市里的農產品價格，發現有的大米品質跟我們東北大米差遠了，但它一般都賣幾十塊錢一斤，最好的大米賣人民幣99元/斤。誰都不會相信，一瓶麻油竟然比一瓶礦泉水還便宜，一袋金燦燦的稻谷還抵不上一包中檔香煙的價格。然而這是事實。農民兄弟的生產積極性也受到了嚴重的抑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離開土地，越要越多的人減少了對土地經行農業方面的投資，從而轉向其他方面，也因此越來越多的耕地被無情拋棄。

觀點分析二：地方政府對政策執行的效果與要求的嚴重脫節

現在全國各地農業占GDP的比重，普遍快速萎縮。據不完全統計，最多到2020年，農業在整個GDP中的比重會降到6%以下。盡管如此，仍沒有一個地方政府滿足，而是想借助產業結構調整，把農業“趕盡殺絕”。很多地方領導人口頭高喊“重視”農業，要花大力氣保護耕地，但是都從內心深處把農業作為拖累本地經濟快速發展的歷史包袱。黑龍江著名的三江平原，那里一直是國家的糧食主產區。70個產糧大縣當中，居然有43個縣財政收入不足億元，21個縣還沒摘掉貧困縣的帽子，絕大多數仍靠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維持基本運轉。正如一位學者所說的那樣:全國有八百多個產糧、產棉大縣基本上都是“農業大縣、工業小縣、財政弱縣、人民窮縣，干部孬縣”。再看看全國百強縣，像無錫、江陰、昆山等，這些富得流油的市縣，沒一個是靠搞農業“發跡”的。地方政府為什么要消滅農業與農村？原因就在于農業對GDP的貢獻已微不足道。發展速度上不去，衡量干部政績的主要指標達不到，地方領導人很難受。更主要的是：農村稅費改革后，農業領域給地方政府的財政貢獻基本沒有了，反成了地方財政支出的重大包袱。這里就出現了不同價值選擇的矛盾，是顧全大局以人民的長遠利益為重還是自己以的政治前途為綱。對于大部分地方政府來說，顯然，什么國家安全，什么糧食問題，政績永遠是第一位的。

觀點分析三：土地所能帶來的收益極其廉價，農民不愛惜

正如第二條所說的那樣，由于農業帶來的收益實在是太為有限，所以不管怎么打擊，農民不在乎，集體不在乎，地方政府的干部也不在乎。為什么？因為農村土地實在是不值錢。

如今國家越來越嚴格地為保衛耕地面積的“紅線”而嚴厲打擊非法使用土地的行為，但不管怎么打擊，農民不在乎，集體不在乎，地方政府的干部也不在乎。為什么？因為農村土地實在是不值錢。

二、問題與思考:

（一）如何從公共政策的角度對這一公共政策加以解讀和評估？

（二）對于耕地保護問題，如何使地方政府從“消極怠工”到積極應對，如何從根本上提高農民從事農業的積極性，從而轉變我國當前耕地保護的現狀？

三、案例分析與問題探討：

（一）首先，政策問題的認定來說，我國的中央政府還是比較及時準確的做出了反應，該政策問題的產生原因是：有一定的客觀原因造成的，即資源分配失衡（耕地資源分配問題）成為了該問題的“引發機制”。在資源分配失衡的情況下，損益地區和利益集團為獲取資源必然引發政策問題，在這個案例中這種沖突就具體表現為以糧食生產為目的的對耕地的使用與以盈利為目的的對耕地經行占有的矛盾。但是拋去這些繁瑣的具體的矛盾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最為根本的產生原因還是生產力發展與生產關系之間是矛盾造成的，那就是我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對生產資料的經行重新分配的需求和繼續保護耕地以確保糧食安全之間的新的矛盾。我國政府機構的相關部門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經行了合理的政策問題認定，可以說在公共政策動態運行過程的第一個環節即政策問題的認定上我國上級政府還是做出了明智的價值判斷。但是，在下一個步驟——政策規劃過程中卻并非十分完美，例如，在《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的頒布過程中安全未能遵循可行性原則，這一實踐原則。該政策方案沒能準確考慮到政策調試對象的利益分配問題，不要說侵占耕地的開發商們了，就連地方政府都不愿去接受這份自己砸自己腳的“苦差事”，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樣很多地方政府每年都有招商引資的任務要完成，而要吸引外資莫過于廉價的土地和稅收，而現在又要去保護耕地，這真的讓地方政府很是左右為難。所以說，在這一點上，上級政府未能作出比較合理的規劃，比如如何處理吸引外資與保護耕地的矛盾等。當然了由于該政策問題結構質量不良，政策問題的層次也比較宏觀這都加大了對該政策問題的認識難度，中央政府未能作出一個十分完美的規劃也無可厚菲。

最后的一個環節就是政策的執行，政策執行是公共政策發揮實際作用，解決政策問題的關鍵之一，更是政策評估與修訂總結的現實依據，切不可小視。很明顯該《規劃》在政策的執行這一環節出現了很大的偏差，甚至出現了地方政府與上級政府唱反調的現象，原因我們也已經提到了，那就是農業利益的低下與地方政府渴望取得業績之間的矛盾沖突。也正是由于這一個動態運行環節使得該政策問題的效果大打折扣，由此也可以看得那種認為政策科學和政策分析應該致力于研究政策方案的制定，而政策執行則屬于行政學研究的范圍的觀點是多么的滑稽可笑。

（二）解決方案：根據以上的分析，從公共政策學的角度，可以給出相應的以下對策：

第一，借鑒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日本等國的先進農業生產經驗，進一步完善政策的可行性，盡可能的給人民帶來更多的收益，使農民自覺的保護好耕地利用好耕地。比如，在現在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財政對農業的傾斜，降低糧食的生產車成本，進一步完善農村的醫療制度等，改善農村居住條件等。完善政策規劃的全面性和綜合性，像美歐等先進的農業現代化國家到目前為止已經為農民配備了比較完善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這就使他們真正的提高自己的生產積極性，畢竟農民才是三農問題的主題，政府要想實現公共政策決斷的科學化合理化，在考慮保護耕地的同時，要堅持全面的原則，看到政策問題的相關性，注意到它連鎖性的影響，只有這樣耕地才可能會得到廣大農民兄弟的愛戴和珍惜。也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政策的有力實施。

第二，提高農產品價格。與其說用于糧食生產的耕地不值錢，不如說是耕地上的農產品不值錢。所以只有通過農產品提價，特別是通過發展農業生產來讓農民獲得基本收入，形成農業繁榮與農民富裕的良性循環，才是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一個長遠辦法。例如美國，平均每個農戶每年大約能從政府得到1萬多美元補貼；在日本一個農民一年的收入和一個教授差不多。他們對農業的補貼力度可想而知。這就要求國家進一步在政策上加大對農村的傾斜，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的經濟體制長期受蘇聯高度集中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總是以犧牲農民的利益來換取工業相對較快的發展，“工農剪刀差”問題已經十分突出。這就要協調好工業和農業的利益分配問題，鑒于價值，利益的多元化，單憑任何一方的觀點都可能帶有主觀片面性，這時候以政府為代表的公共權力機構的態度將起到關鍵的作用，所以在政策認定的過程中必須旗幟鮮明的提出要加大對農業的傾斜，要讓各方認識到加大耕地保護的重要性，從而達到價值認識的共識。通過這樣的政治互動，就能促進各方對政策的理解，從而實現政策的順利實施。

第三，極大對非法占用耕地行為的處罰力度。在政策執行的過程中，要有相應的法律法規相配套，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法制建設方針。為政策執行的規范化提供法律基礎。

第四，進一步加強政策執行隊伍的組織化建設，構建科學的管理系統，明確目標，責權，計劃，和考核監督，使組織成員建立對組織的認同感，歸屬感，責任感。在政策頒布以后對消極怠工的地方官員給予嚴厲的懲處，確立明確的賞罰機制，提高政策執行效率。在此案例中，對那些視中央政策于不顧的地方政府加大督促力度，和考核力度，必要時給以相應的黨政處分，以儆效尤。

綜上所述，只要決策部門對耕地這一公共政策問題達到準確的認定，合理全面的規劃，系統有效的執行，耕地保護的問題將不再是一件難事，我們也相信我們的政府有這個決心和能力通過科學合理的政策手段保護好我們賴以生存的耕地，保護好我們子孫后代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