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王儒林：如何選好用好縣委書記

王儒林：如何選好用好縣委書記

2014年12月18日至22日，省委書記王儒林深入陽泉、晉中、長治、晉城四市，就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省委十屆六次全會精神，中央對山西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省委決策部署情況，經濟社會發展、民生改善、黨的建設、反腐敗斗爭和干部隊伍建設情況等進行調研。

調研期間，王儒林利用晚上等時間，主持召開了三個座談會，專題圍繞“如何把好干部選到縣委書記崗位上來，如何防止干部‘帶病提拔’，選用縣委書記應該注意哪些問題”，聽取了四個市的市、縣、鄉黨政領導、紀檢、組織、人大、政協等負責同志的意見，梳理突出問題，研究辦法措施，并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選人用人自古就是一大難題，在我們發生系統性、塌方式嚴重腐敗問題的情況下，在諸多案件沒有查結的情況下，選好人用好人就更加難上加難，但是這個問題繞不過，是一道我們必須盡快破解的難題。省委考慮先從選好用好管好縣委書記為切入點和突破口，進一步完善對其他各方面各類干部的選拔、任用和管理，破解選人用人這個擺在我們面前的重要而緊迫的大難題。為什么要從縣委書記入手？這是因為縣一級雖然級別不高，但是地位、職責、功能、作用極其重要。郡縣治，天下安，這是兩千多年來治國理政的基本經驗。縣委書記在干部體系中具有特殊重 要的地位。縣委書記主政一方，權力大、責任大、作用大、影響大，選好縣委書記，不僅對縣一級改革發展穩定起著關鍵作用，而且對我們山西全省凈化政治生態、實現弊革風清意義重大。

高平作為縣級市，因為“塌方式腐敗的樣本”成為全國全社會關注的熱點和焦點。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年以來，組織上先后對高平市兩任書記、四任市長王樹新、謝克敏、秦建孝、楊曉波（王樹新、謝克敏由市長提任書記）立案查處，而且2001年以來，高平市原人大主任、紀委書記、組織部長、副市長、市長助理以及多名縣局級干部被查，是典型的“前腐后繼”，涉案人數之多、涉案金額之巨、所涉問題之嚴重，令人觸目驚心。高平系列腐敗問題成為系統性、塌方式嚴重腐敗問題的一個典型代表，嚴重敗壞了高平的政治生態，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和人民群眾的利益。而且高平所在的晉城市是以清廉正直聞名的大清相國陳廷敬的家鄉，更讓人痛心，更值得深思。這些都充分說明系統性塌方式嚴重腐敗的根本問題就是吏治腐敗。我們要凈化政治生態、實現弊革風清、重塑山西形象、促進富民強省，最重要的就是在刷新吏治、從嚴治黨、從嚴治吏上下功夫。

王儒林指出，山西從嚴治黨、從嚴治吏，當前首要任務就是要在繼續形成懲治腐敗高壓態勢的同時，選好人用好人。山西大多數干部是好的，只要我們認真貫徹落實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于干部工作的部署要求，改進和 完善選人用人機制和辦法，就一定能刷新吏治，選出一大批好干部充實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針對選好用好縣委書記，王儒林講了六點意見：

第一，堅持嚴格要求，準確把握選用縣委書記的標準和條件。嚴格堅持新時期好干部標準，特別是必須把堅定政治信念放在首要的突出的位置。要把清正廉潔作為不可逾越的底線,全面執行干部選任《條例》和中央文件對擔任縣委書記條件和資格的要求。

第二，堅持拓寬視野，在全省干部范圍中擇優選用縣委書記。要繼續把縣長作為縣委書記來源的主要渠道，但也不能形成當了縣長就自然會提任縣委書記的“慣例”和“潛規則”，同時要把其他各方面具備條件的優秀干部作為縣委書記的重要來源，建立縣委書記后備干部儲備庫。

第三，堅持權責分明，合理劃分省市在縣委書記選用中的職責。市委要切實履行好提名權和考察權，變少數人、小范圍提名為多數人、大范圍提名，變平面化考察為立體式考察。省委要行使好決定權，發揮好審查把關和統籌協調作用，嚴格落實選拔任用的組織程序，堅持程序一步不少、一步不亂、一步不變，確保程序合法合規，該按規矩辦的絕不能搞例外，防止隨意變通、程序空轉。要嚴格履責、嚴格問責，倒逼各級黨委特別是主要負責同志履行好選人用人責任。

第四，堅持科學考察，全面準確掌握縣委書記人選的真實情況。要明確考察主體，充實考察內容，重視和完善日常 考核、年度考核這兩個重要基礎，將任前考察與日常考評結合起來。要擴大考察范圍，注重群眾評價，完善考察方法，適當延長考察時間。要強化考核責任，消除干部工作的“神秘化”色彩。

第五，堅持從嚴查廉，盡最大努力防止“帶病提拔”。把廉政審查融入干部選拔任用工作全過程，形成廉政審查的合力，做到執行政治紀律情況必審，廉潔自律和作風情況必審，司法不良信息必審，干部重大事項必審。

第六，堅持從嚴治理，加強對縣委書記隊伍的管理監督。堅持以嚴的標準要求干部，以嚴的措施管理干部，以嚴的紀律約束干部，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對縣委書記更要高標準、嚴要求、硬約束。要強化對縣委書記的教育培訓，最重要的就是不斷深化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的學習教育，引導縣委書記努力做焦裕祿式的好黨員、好干部，認真踐行“三嚴三實”。要加強對縣委書記的警示教育和日常管理，完善對縣委書記考核評價體系。要強化縣委書記“六權治本”的理念，引導縣委書記為全省凈化政治生態、實現弊革風清作出更大的貢獻。

（摘自《山西日報》

第二篇：王儒林書記答記者問

王儒林書記答記者問

——山西代表團接受境內外媒體記者集體采訪實錄

(2015年3月6日，根據現場記錄)

中央電視臺記者：我的問題想提給王儒林書記。山西是唯一被中央定性為“系統性、塌方式”腐敗的省份。有人說，山西有好幾千人都上了紀委的“黑名單”。我們想知道，山西的腐敗問題到底有多嚴重？能透露些具體的情況嗎？你認為山西腐敗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另外，您在山西任內想要達到一個什么樣的反腐效果？

王儒林：山西是著名的革命老區，歷史悠久、文化燦爛、人杰地靈。山西發生了系統性、塌方式嚴重腐敗問題，我們感到很痛心。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山西發生的嚴重腐敗問題進行嚴肅查處，充分表明了黨中央堅決反對腐敗的堅強決心，深得黨心民心，得到山西廣大干部群眾的堅決擁護。

山西腐敗的情況和嚴重程度，主要有三個特征：一是量大面廣。從縱向看，從省到市到縣到鄉到村，都發生了嚴重的腐敗問題。從橫向看，煤炭部門是腐敗的“重災區”，交通、國土等部門是腐敗的多發地帶，就連紀檢監察、組織部門也發生了不少的問題。像紀檢系統，從原省紀委書記、常務副書記，兩屆四個班子成員都出了問題；部分市、縣紀委書記，包括執紀辦案的一些干部也出了問題。我們嚴肅查處了紀檢監察系統的問題。去年9月以來，共查處了117人，其中有56人被清除出紀檢隊伍。二是集體坍塌。山西發生的嚴重腐敗問題，不是個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省級干部被查處了7人；市一級，太原三任市委書記、連續三任公安局長被查處；縣一級，高平市連續兩任市委書記、四任市長、一名紀委書記被查處；村一級，有一個市在查處 “城中村”案件的時候，倒查出幾十名黨政領導干部，其中，有一個市局級干部在北京、上海等地有幾十套房產，家財過億。三是嚴峻復雜。貪腐的數額巨大，動輒就是幾百萬、上千萬甚至上億元。而且，有的腐敗分子不擇手段。比如有一個縣長，不僅受賄、收禮、收禮金，而且直接把財政的錢打到賓館，從賓館提取現金裝到兜里。這個縣長聽說縣里從民間收回了一批文物，親自跑過去挑選了33件，直接就拿回家。紀委的辦案人員找他談話時，他還說，“我是縣長，你們沒有權力跟我說話。”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后，仍然有一些人不收斂、不收手，甚至去年9月以后仍然不收手。有的去年12月被“雙規”，但在11月份的時候，還收了一套在三亞的房產，價值280多萬；被“雙規”的當天，兜里還揣著一萬歐元的賄款。有的貪腐的家財已經過億了，他還認真分析在給他送錢的人當中，哪些人可靠、哪些人不可靠，然后就向他認為可靠的人要錢，退還給他認為不可靠的人。這說明，總書記對當前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說明黨中央對山西發生的腐敗問題定性是完全正確的。

您剛才也問到了發生腐敗的根源，我覺得這問到了關鍵。我們只有找到病根，查明原因，才更有利于對癥下藥。我們分析，山西發生的嚴重腐敗問題，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沒有從嚴治黨，黨不管黨；二是沒有從嚴治吏，權力失控；三是沒有擰緊“總開關”，道德塌方；四是沒有從嚴查處，養癰成患。比如，省里連續14年沒有查處市委書記腐敗案件，有一個重災區的市，2010年到去年9月，近5年的時間，查處的重處分案件只有4個，移送司法機關的只有1人，而且(涉案金額)只有5萬元。所以說，現在一查就是一幫，一動就塌方。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雷霆萬鈞之勢高壓反腐，是救黨救國、興黨興國。

如果不反腐敗，我們可能總有一天會亡黨亡國。所以，我們將堅持以“零容忍”態度，“老虎”“蒼蠅”一起打，堅決把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實現弊革風清。

中國經濟時報、中國經濟新聞網記者：您到山西后提出要形成懲治腐敗、狠剎“四風”、掃黑除惡“三個高壓態勢”和“六權治本”的思路。眾所周知，山西的反腐力度非常大，但感覺其他兩個方面好像成果不多，我們想知道狠剎“四風”和掃黑除惡進展如何？壓力是不是很大？您推出的“六權治本”究竟靈不靈？您認為目前“三個高壓態勢”形成了沒有？

王儒林：可以說，“三個高壓態勢”在山西已經形成。我們不斷加大懲治腐敗的力度，去年9月到12月，全省紀檢監察機關處分的違紀黨員干部7376人，其中，重處分的是1622人，移送司法機關388人，(月均)移送司法機關的比去年1-8月份月均移送增加333.5%。省本級已經結案處理和正在調查的省管干部是38人，廳級領導干部是28人。說反腐敗的高壓態勢已經形成，不僅是以“零容忍”的態度，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形成強大的震懾，而且還有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有一些有問題、犯了錯誤的人主動找組織交代問題。比如有一個重災市，主動找組織交代問題的超過100人，涉及金額5200多萬，而且這些主動交代的問題，有一些是組織不掌握的，有一些是不完全掌握的。這個市有個局長在交待自己問題的時候說，“過去他認為共產黨沒有希望了，所以就隨大流，別人收他也收，別人要他也要。現在他覺得共產黨有希望了，所以就愿意主動地向組織交代問題。”這些話是令人警醒的。我們黨的政策歷來是寬嚴相濟，我們將依法依紀來處理，我們將把相信組織、依靠組織和欺騙組織、對抗組織的區別開來。這是關于反腐敗的高壓態勢。

關于狠剎“四風”，我們是堅持盯住不放，露頭就打。去年9月以來，我們嚴肅查處了某縣鄉黨委書記等9人喝酒鬧事的案件，我們還查處了9個縣委書記、縣長、1個副廳級干部頂風違紀吃喝的問題。去年9月到12月，全省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的一共是943人，這是關于第二個高壓態勢。

關于掃黑除惡，長期以來，黑惡勢力千方百計地向我們政權內部滲透，尋找“保護傘”，“漂白轉型”，千方百計地拉攏腐蝕領導干部，想要形成利益同盟，這個問題危害很大，觸目驚心。所以，我們把反腐敗和掃黑除惡結合起來，嚴厲打擊黑惡勢力，絕不允許黑惡勢力在山西橫行。去年8月之前，部督部轉的案件線索54件、省里交辦的案件線索30件，都已經辦結。去年9月以來，一共打掉惡勢力104個，破獲各類案件751起，抓獲嫌疑人739人，而且還收繳了各類槍支28支，子彈900多發。可以說，人民群眾高興了，老百姓看到希望了，并且也受到很大鼓舞。去年老百姓舉報黑惡勢力可以說是 “井噴式”增加，9月到12月，公安政法機關受理的群眾舉報是3559件，比前8個月增加了6倍。今后，我們要繼續保持掃黑除惡的高壓態勢，力保山西百姓平安。

您還問到“六權治本”，我們按照總書記的要求，“反腐敗的核心是制約權力”，“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所以，我們在保持“三個高壓態勢”的同時，在治本上下功夫。我們現在正在試點，采取具體措施，依法確定權力，科學配置權力，制度約束權力，陽光行使權力，合力監督權力，嚴懲濫用權力。可以說，“六權治本”是一場深刻的“權力革命”，也是一次全面的體制機制改革，我們將長期堅持不懈，逐步建立起懲治腐敗的長效機制，逐步做到“不能腐”。

鳳凰衛視、鳳凰網記者：我想請教有關干部任用的問題，我們看到現在山西在選用一批縣委書記，但是很多符合條件的人卻不敢申報，請問是不是有這樣的 情況？另外我們也看到，針對山西干部所開展的“三個一批”活動，有分析說是在搞一場“干部甄別”的政治運動，就是讓每個干部人人過關。請問您是怎樣看待這樣的輿論的？另外，我們聽說山西現在光省管干部就有300多名是空缺的，而且在崗干部一些腐敗線索還需要進一步的核實。在這樣的情況下，您認為下一步在干部任用方面我們該如何面對這種局面？

王儒林：您的消息還是比較準確的。現在山西省管干部空缺確實是近300名。如何選人用人，這是我們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山西發生系統性、塌方式嚴重腐敗問題，主要是吏治腐敗。在所有的腐敗行為中，吏治腐敗、買官賣官又是核心性腐敗，甚至可以說是“腐敗之母”，對黨的肌體的殺傷力最強，老百姓最痛恨。山西要凈化政治生態，就必須刷新吏治，從嚴治吏，關鍵就在于選人用人。大家都知道，自古以來選人用人就是大難題，山西在發生系統性、塌方式嚴重腐敗，在諸多案件又沒有辦結的情況下，選人用人防止“帶病提拔”，可以說就更難了。目前，在空缺的崗位當中，包括3位市委書記、16位縣委書記、13位縣長。這些崗位不能長期空缺，但也不能今天提上來了，明天又進去了。我們一直很重視研究解決這個問題。在一個重災區的市，我們采取了很多的辦法，在發現、在尋找能夠做縣委書記的人選。省委組織部在這個市，直接談的就有622人。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一個名單。這個名單上排在第二位的，比較靠前了，在半個多月的時間就被 “牽進去了”。還有一個，排位也比較靠前，而且他自己還自薦，打保票沒有問題，在聽取各方面意見的時候，推薦他的也不算少，這個人也在一個月內“掉進去了”。所以說，腐敗分子確實具有隱蔽性，具有兩面性，我們在缺位這么多干部的情況下，要防止“帶病上崗”，確實是一項艱巨復雜的任務。但是我們覺得這個事情又躲不開、繞不過，無法回避。怎么辦？我們解決這個問題，堅持既主動積極、又慎重穩妥，堅持先立規矩、后辦事。省委先后召開了7個座談會，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根據山西目前的情況，在中央要求和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規范下，我們形成了3個操作性比較強的文件，現在我們按照這些文件正在推進這些事。這三個文件包括您剛才所說的“三個一批”，包括選用縣委書記和省管干部動議、醞釀等議事規則。可以跟您說，現在我們正在問題比較突出的呂梁市和省交通廳進行充實、調整領導干部，這也是我們新的省委常委會第一次提拔、調整領導干部，我們對這件事情高度重視。這其中有兩點是特殊考慮的。第一點考慮，是要在全省范圍內選干部，為腐敗重災的市和部門配班子，要配齊，要配好。第二點考慮，就是千方百計在腐敗的重災區發現好干部，而且能夠把好干部用起來，這將是一個強烈的政治信號、重要的用人導向。過去“劣幣驅逐良幣”“奸錢日繁，正錢日亡”，我們現在就是要把“良幣”和“正錢”找回來、用起來。

因為大家都非常關注這個事情，我也可以告訴大家。我們在呂梁考察了一位縣委常委，準備直接把他提為縣委書記。這個干部當過8年的鄉鎮長和鄉鎮黨委書記，3年多的縣委常委，然后又做了10年縣委副書記。他后來不僅沒有提，又由副書記縮回到縣委常委。在考察中，反映他在不同的崗位干得都比較好，從副書記到常委以后仍然反映比較好，不跑不送，對自己要求比較嚴格，對家里人要求也比較嚴格。2011年，他愛人有提拔的機會，他考慮自己是縣委領導，跟愛人商量主動放棄了這次機會，現在他愛人還是一般干部。再有，在交通廳我們考察了兩位處長，這兩位處長當處長已經15年了，反映比較好，熟悉業務，有能力，而且對自己要求也比較嚴格。這次，我們也把這兩位處長直接提到副廳的重要崗位。下一步，我們將繼續堅持從嚴治吏，在選人用人上下功夫。實施“三個一批”，您放心，我們絕不會搞政治運動、也不搞人人過關。而且，像我剛才說的這樣，我們在實施“三個一批”的過程中，還要重視、發現好干部。我始終認為，山西大多數干部是好的。

人民日報、人民網、人民日報客戶端記者：山西有7名副省級領導干部被查，排全國第一；去年GDP增長只有4.9%，排全國倒數第一。用您的話說，山西不僅存在嚴重的腐敗問題，同時面臨著政治、經濟、生態環境、民生四大方面的“立體性”困擾。您提出了“六型轉變”“六大發展”以及“兩篇大文章”，是出于什么考慮？有什么實際措施？

王儒林：我愿意就這個問題把一些考慮和大家交流。山西省委新的領導班子始終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保持“三個高壓態勢”的同時，堅定不移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堅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反腐敗我們要做好 “減法”，抓發展要做好“加法”。反腐敗歸根結底也是為了山西人民過上更好的日子。為了富民強省，為了山西人民，我們必須下功夫抓經濟建設、抓發展。這個發展，是在新常態下有質量、有效益的發展，是可持續的發展，是科學的發展。所以，我們提出了“六大發展”,這“六大發展”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是一個全面的戰略。

山西的發展，我們考慮關鍵是做好“兩篇大文章”。首先是要做好煤炭這篇大文章。大家都清楚，山西煤炭資源豐富，但是產能嚴重過剩。現在山西的煤炭年產量和美國相當。今后從我國發展看，在相當長時間內，煤炭“當家”、煤炭當“老大”的地位不會改變，也改變不了，所以山西豐富的煤炭資源是寶貴的。現在主要的問題是，要把煤炭這個黑色資源變成綠色的，把高碳變成低碳的，把污染變成清潔的，把虧損變成賺錢的。怎么能夠做到？我們按照總書記提出的能源“四個革命”的要求，提出在山西走出一條“革命興煤”的新路子，關鍵就是要實現煤炭產業“六型轉變”。

在做好煤炭這篇大文章的同時，我們必須做好非煤產業這篇大文章，這就是第二篇大文章。因為光靠煤炭，既不能強省，也不能富民。如果不能把非煤產業發展起來，那么結構還是調整不過來。山西經濟問題的實質就是結構問題，到去年年末，重工業和輕工業比重仍然高達93.8:6.2，所以要在這些方面進行突破，必須在非煤產業的發展上下功夫，我們提出了突出發展七大非煤產業。

為了推動這些工作，省委、省政府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今年要在科技創新、金融振興、民營經濟發展三個方面實現突破。我們正在推動這些工作。山西的轉型發展，任務是非常艱巨的，我們既要清醒看到問題、困難和挑戰，更要看到有利條件、機遇和因素，振奮精神、負重前行，為了富民強省，為了山西人民的福祉竭盡全力。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近年來，有個說法叫“晉官難當”，很多媒體在報道的時候都喜歡用這個詞。您轉眼之間到山西工作已經有半年時間了，當時也可以說是“受命于危難之時”，從您的體驗來看，您覺得在山西做官是否真的像外界傳說的那么難？有多難呢？難的原因是什么？

王儒林：看來這是一個老話題，也是媒體朋友比較感興趣的問題。昨天從食堂出來，有一個記者也是問我這個問題。回答您的這個問題，首先，我想說黨的十八大以后，做官都不容易了，官都難當了。這是我們國家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前所未有的。這是個好事，也是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大事。官難當，為官不易：第一，責任壓實了，出了事要問責，要摘帽子。第二，紀律規矩較真了，不是“稻草人”“橡皮筋”，犯規要吹哨、讓位子。第三，工作任務拉清單了，完不成任務要“打板子”。第四，權力受制約了，要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權力出籠子，人就 可能進籠子。所以說，官難當，為官不易。這正是十八大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嚴治黨的效果。官難當了，百姓的日子就會好過了，如果當官的都瀟灑起來，借用現在一句時髦的話說，都任性，那老百姓不就遭殃了嗎？黨心民心就散了。

您說到“晉官難當”，這個題首先有些難答。但我覺得，相比較而言，晉官確實難當。你也說到了，我去年9月1日到山西，現在已經半年了。這段時間，我感覺，如果說晉官難當，主要有四難：第一難是保持安全生產難。山西是煤炭大省，經過多年的努力，安全生產形勢明顯好轉。但是，仍然有諸多不安全的問題和隱患。特別是作為煤炭大省，山西每天在地下挖煤的、從事煤炭生產的有33萬到40萬人。而且，全國的瓦斯含量最高的煤田在山西，有的礦井每分鐘瓦斯的涌出量是745立方米，稍有疏忽、違規操作等等，后果都不堪設想。所以在山西，省委、省政府始終把安全生產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把保證職工群眾的生命安全緊緊抓在手上。這是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發展不能以犧牲人民群眾的生命為代價。也可以說，我們是日夜關注。我覺得這是第一難。第二難是改變生態環境難。山西是全國自然生態環境最脆弱的省份之一。由于山西的煤多，特別是長期的大量的粗放式的開采，包括私挖濫采，又對自然生態造成了比較嚴重的破壞，有的地方可以說百孔千瘡。尤其是采煤對地下水系的破壞是不可逆的，花多少錢都恢復不了。山西省情的突出特點就是水少。少到什么程度呢？山西的水資源總量只有全國的0.4%，山西的人均水資源量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17%，山西的人均水供應量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排全國末位。可以說，山西的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城鎮化，甚至人民群眾的生活用水，都存在突出的問題。那么大家也可能會說，可以提取黃河的水。我們現在就在提取黃河水，但是大家知道，山西國土面積的80.1%是丘陵和山地，大部分海拔在1200米以上，提黃河水成本高啊。太原的領導同志也在，他們最清楚，636米的揚程，每200米一度電，原水就得2塊5毛錢，等等。解決這些問題，確實是比較難的。這是第二難。第三難就是破解“資源詛咒”難。山西“一煤獨大”，這就好比一個人，一條腿走路，既走不快、也走不穩，有的時候可能跳躍一下，跳了個高，但是也難以持久。我來以后也了解到，幾屆省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視調整、轉型，也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是，現在仍然沒有走出“一煤獨大”的困局。同時，又出現了政治、經濟、生態、民生等立體性困局。所以現在看來，破解“資源詛咒”是個世界性的難題。但是這個問題又必須面對。這是第三難。第四難就是治理塌方腐敗難。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解決這個問題，也不是一日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別是怎樣清除存量腐敗，最大限度地減少存量腐敗，遏制增量腐敗，包括在出現嚴重腐敗問題的地方選人用人，都有特殊的困難和問題。而且我覺得前三個難題加上第四個難題，3+1不等于4，它是大于4的。

面對難題，要崇尚實干，敢于擔當，把個人的得失、毀譽、安危置之度外。面對難題，要有定力，有耐心，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要多做打基礎、利長遠的事情，功成不必在我。面對難題，要知難而進，夙夜在公，發揚山西著名革命老區的光榮傳統，與山西人民一道攻堅克難。我相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有山西全省干部、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山西的前景是光明的。李小鵬省長答記者問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央廣網記者：我的問題是提給李小鵬省長的。現在社會非常關注山西的煤炭管理體制改革，請問會有哪些動真格的動作，會觸動哪些既得利益。在現在這樣煤價下跌、市場不景氣的情況下，您遇到哪些阻力，您個人是不是有壓力？

李小鵬：煤價下跌，是供需關系所造成的，一方面，我們經濟增速有所回落，對能源的需求增長也有所回落，節能減排、新能源替代又減少了對煤炭的需求。所以總體講，煤炭的消費需求有所下降。去年全國生產38.7億噸煤炭，比上一年減少大約1億噸。煤炭的消費大約減少了2.9%，消費呈下降的態勢。但是從供應側看，煤炭的供應還在增長，因為大家都知道，煤炭的項目過去是按照高速增長時期來安排的，煤炭的項目建設又有一定的周期，不是說停就能停下來的，所以生產能力還在不斷增長。當前，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經形成，而且還會繼續有所發展。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煤炭價格下跌就是自然的事情，這是符合經濟規律的。煤價下跌，對山西這樣一個煤炭大省來說，煤炭占工業增加值的50%以上，占財政稅收貢獻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我們當然有壓力，坦率地講，這個壓力還不小呢！但是，請你不要忘記，有壓力就有反作用力，有多大壓力就有多大的反作用力，就有多大的動力。我要說的是，煤炭價格下降這點兒壓力壓不垮山西人民，我們把這個壓力變成動力，推動煤炭的革命，通過煤炭的革命，來實現煤炭的興旺發達。也就是我們王書記講到的“革命興煤”。煤炭的革命，包括消費的革命，就是建立集約、節約的消費體系；包括供給的革命，就是要建立綜合多元的供給體系；包括科技革命，就是要圍繞煤的清潔、安全、高效、低碳利用來進行煤炭科技的研發；包括煤炭的管理革命，就是要使煤炭的管理體制和管理能力現代化，適應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也包括煤炭的對外開放，就是要互利共贏。這四個革命、一個開放，符合總書記講的推動能源四個革命和一個開放的要求。

這四個革命和一個開放，每一條都非常重要，每一條我們現在都在全力推進。但是煤炭的管理革命更加重要。過去煤炭價格高，煤炭企業的效益好，一俊遮百丑，什么問題都看不出來。現在煤炭價格回落了，水落石出了，問題就出現了。煤炭在管理方面的問題，我看問題至少有6個方面。我說的不一定全，大家還可以補充。一是產能過剩的矛盾大，二是采煤遺留的歷史問題多，三是環保建設任務重，四是安全隱患大，五是資源配置的漏洞多，六是行業管理的弊端大。這些問題，背后都是市場機制不健全，政府該管的沒有管好，不該管的伸手又過長，權力不受監督，甚至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出現腐敗問題。因此，我們必須問題導向，推進煤炭的管理革命。只有建立現代的管理體系，提升現代的管理能力，才能真正實現革命興煤的要求。那么，我們怎樣推動煤炭管理革命呢？

一方面，我們搶機遇、抓關鍵，率先行動。去年，我們有兩個大的行動。一是清費立稅，抓住了國家資源稅改革的機會，率先清費，把國家確定的收費項目全部進行了規范，省級確定的項目全部取消，省以下的違規的涉煤收費項目全部取締，從低確定了資源稅稅率，暫停征收了兩項基金。這幾項加起來，去年為煤炭企業減負大概320多億元，平均每噸煤減負40多元。第二個大的行動，可能大家都比較了解，中央電視臺、人民日報、央廣都做了報道，我們改革了煤炭公路運銷體制。過去為了加強公路銷售的管理，我們設了很多關卡，很多人過去從外省通過公路進入山西的時候，總是感到山西關卡林立、到處收費。這次我們徹底進行了改革，全部取消了21項政府給企業的授權，全部取消了9種涉煤收費的票據，全部撤銷了1487個關卡，公路運銷體制得到徹底的改革。

另一方面，我們集思廣益、頂層設計，出臺了煤炭管理體制改革的文件。這個改革的文件包括了10個方面的改革內容。其中，有資源配置的改革，有項目審批的改革，有生產建設的改革，有生態環保方面的改革，有煤炭安全監管改革，銷售體制改革，交易方式改革，涉煤國企的改革，權力約束的改革，法制建設的改革。這個文件廣泛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見，還通過媒體網絡向社會征求了意見，經過反復醞釀，去年已經出臺。今年我們將要抓住資源配置改革、行政審批和證照制度改革、交易方式的改革，大力推進管理體制改革。

這次改革，正如你所說，確實有許多涉及創新的內容，當然也涉及利益。比如說，我們提出，對煤炭資源交易過程中產生的超額利潤進行依法征稅、進行調節。這是一個探索的內容。大家都知道山西出現了腐敗的案件，很多腐敗案件的背后有煤老板，涉及到煤炭的資源交易。資源交易從一次交易到二次交易，每次交易過程中，由于制度不完善，信息不公開，特別是資源交易中產生的超額利潤，很容易滋生腐敗。有時候一經倒手，可以產生幾倍、十幾倍甚至幾十倍的超額利潤。我們已經向國家有關部門建議，這次大會上我們也提了這個建議，對超額利潤通過立法征稅的辦法進行調節和抑制，切斷這個滋生腐敗的利益的源頭。再比如說，我們在這個改革中還要創新煤炭的期貨交易、創新煤炭的戰略儲備機制、創新煤炭的價格形成機制和價格傳導機制，這些都是具有挑戰性，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內容。在這次改革中，通過這個文件，也釋放了幾個大的重要的信號：一是到2020年前，我們不再配置新的煤炭資源，二是到2020年前，我們不再審批新的煤炭項目，三是不再批準井工煤礦改露天煤礦。這些信息很重要，將對煤炭行業產生重要影響。

你的問題沒有問非煤，但是我想除了煤再講幾句。山西不光是煤，我們還有新中國成立后建立起來的完整的工業體系，我們還有良好的教育科研體系，我們有高校新校區，正準備建設科技創新城。人說山西好風光，地肥水美五谷香，我們有黃河山水，有太行風光，有紅色文化，有佛教旅游景點，有晉商旅游景點，還有南部的根祖文化景點；有小米，有老陳醋，有清徐葡萄，有隰縣酥梨，有平遙牛肉，有運城蘋果，有王維、王勃、王之渙，有柳宗元、白居易、司馬光，還有陳廷敬、于成龍。說這些不是為了顯擺，是想說山西在做好煤這篇大文章的同時，還要做好非煤這篇大文章。我相信，在中央的領導下，省委、省政府團結帶領全省人民做好煤和非煤這兩篇大文章，山西一定能夠有更好的發展。

香港大公報、大公網記者：請問李省長，過去一年來，山西經濟出現斷崖式下滑，GDP從2013年的8.9%下降到2014年的4.9%，成為全國經濟排名的倒數第一，作為省長你有壓力嗎，能睡好覺嗎？還有一個問題，全國有很多省份，地市都取消了GDP排名，作為山西也會取消GDP排名嗎？

李小鵬：不睡覺怎么干活啊？不是永動機啊。聽你的語氣當中多少有點悲觀，但是我要感謝你對山西的掛念，對山西的擔憂。我想啊，經濟的下滑也難不倒山西人民，我們山西人民一定會鼓足勇氣、振奮精神、全力以赴，我們一定能夠把經濟發展好。

咱們先來看一看2014年的情況。2014年，應該說經濟形勢非常嚴峻。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我們認真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決策部署，全省人民共同奮斗，經濟社會發展穩中有為，穩中有進。GDP1.27萬億、增長4.9%，固定資產投資1.19萬億、增長11.5%，公共預算財政收入1820億、增長7%，城鎮居民收入24069元、增長8.1%，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09元、增長10.8%，城鎮新增就業51.4萬人、農村轉移勞動力就業37.7萬，這兩項指標都超額完成年初預定計劃，城鎮登記失業率3.4%、CPI控制在1.7%,這些指標都在預期之內。當然剛才報的這些數，有的沒有完成年初的預期，特別是總量性的指標包括GDP，增長4.9%，排在全國倒數第一，還有一些效益性指標也沒有完成年初預期的增長。主要的原因，從短期看，是煤價下跌、工業疲軟、融資偏緊等等一系列問題。從長期看，一煤獨大，質量效益不高，同時與總量不大、發展不快的問題相交織。從自身看，我們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還不夠，對經濟運行的預測把握還不夠強，采取的措施特別是深化改革的措施，完全到位發揮效力還需要 一定的時間。但是盡管如此，去年山西經濟發展中還是有一些亮點，值得跟媒體的朋友共同分享一下。

一個是農業方面，我們連續多年出臺惠農支農的政策，每年累加事項，每年增加資金，到現在已經有67億的惠農資金；農業也是連續第五年豐收，糧食產量達到133.1億公斤。第二個是固定資產投資，還有GDP，這兩個數繼續保持在萬億元之上，更重要的是它的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GDP中，第三產業的比重增加到了44%以上，增加了2個百分點；投資當中，民間投資的比重占到58.3%，非煤產業投資、非傳統產業投資占工業投資的比重分別超過了78%、54%，說明經濟結構正在發生可喜的變化。此外，我們的節能環保等約束性指標全部都按期完成，為農民辦的五件實事也都得到落實。煤炭改革、國企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財稅體制改革也都積極有效推進。所以總的來說，2014年各項工作應該說在困難中前行，在前進中還存在不少問題，需要我們繼續做好工作。

2015年怎么辦？我們要全面貫徹“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要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要堅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要把經濟發展的重點放在提高效益、提高質量上來，促進山西“六大發展”，也就是廉潔發展、轉型發展、創新發展、綠色發展、安全發展和統籌發展。具體講，有以下幾個重點：

第一是要加大投資力度，優化投資結構。固定資產投資我們預計全年要完成一萬三千億左右，這里包括社會的資金，金融界的資金和招商引資來的資金，政府投資只占5%左右。這一萬三千億覆蓋四個大的方面，一是基礎設施，二是產業轉型，三是城鎮化和生態環保，四是民生和社會事業。這四個大的方面又細分十個大的領域，包括鐵路、公路，低熱值煤發電，外送電和電網、水利、城鄉人居環境改善、煤層氣開發、節能環保，科技創新城和新興產業的發展。在這當中，我們還有十個大的標志性工程，希望引起大家的關注，也希望引來更多的投資者。一是汾河的綜合治理和晉祠泉的復流。二是采煤沉陷區治理提速，山西還有2000多平方公里的采煤沉陷區，涉及到170多萬人。我們原計劃在2020年前完成這些地區的搬遷改造，現在我們提速，把它提前到2017年完成。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工程。三是燃煤電廠超低排放改造提速工程。四是瓦斯抽采也就是煤層氣開發全覆蓋。五是太原的環境治理的提標工程。六是科技創新城的建設，科技創新城有20平方公里的核心區，其中10平方公里是起步區。在這個20平方公里當中要聚集大批圍繞著煤炭清潔利用而開展研發工作的機構。目前已有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以及許多央企還有山西省屬企業等27家機構準備入駐，還有67個科技攻關課題完成向全社會的招標。七是有4條特高壓線路要開工建設。八是大同到張家口的客專、太原到焦作的客專要開工建設。九是古賢水利樞紐的建設。十是晉北現代煤化工基地的建設。

在抓好投資的同時，我們還要減輕企業負擔，幫助扶持企業，促進實體經濟健康發展；高度關注，切實保障，努力改善民生；持續推進環境保護和生態改善；高度警覺，落實責任，切實抓好安全生產；大力加強政府建設。

總的講，2015年形勢依然嚴峻，任務更加繁重。要完成這些任務，一靠深化改革，二靠創新驅動，三靠擴大開放，我們要向改革要活力、向創新要動力、向開放要空間，促進山西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剛才您還問到關于GDP的事。這個事主要應該由專家來回答，我是做實際工作的，回答一下可能不全面、不滿足你的要求，我試著回答一下。我們國家正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當然，我們要的 發展不是盲目的發展，不是不計代價的發展，而是可持續的發展，是既有數量更有質量效益的發展。因此，我們要不唯GDP，但不能不要GDP；不能滿腦子都是GDP,但也不能腦子里沒有GDP。只要各地因地制宜，創新探索，我想一定能找到更好的辦法。

新華社記者：省長您好，最近環保話題特別熱，山西是煤炭大省，也是污染大省，請您介紹山西在治污方面有什么新的舉措。

李小鵬：謝謝你的問題。環保問題是社會關注的焦點熱點。人民群眾希望呼吸新鮮的空氣，喝上干凈的水，擁有良好的生活環境，這是他們的期盼，也是他們的權利，因此，做好環保工作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全社會共同的責任。我們必須要高度重視，找準問題，科學施策，持續治理生態和環境問題。正如你所說，山西是煤炭大省，經濟總量當中工業的比重、重工業的比重又特別的高。我們過去有許多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的企業。我們在長期的發展過程當中，一方面取得了成就，做出了奉獻，也破壞了生態，污染了環境。這是不爭的事實。歷屆山西省委、省政府，特別是近幾年來，對這個問題都高度重視，不遺余力地保護環境。在節能降耗方面，在減排治污方面，在循環發展方面，在生態修復方面，在改善空氣質量方面，在抓好環保責任落實方面，等等，都做了大量的工作。這些情況，在我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有匯報。記者同志如果感興趣，將來我們可以提供給你。如果不夠全面的話，環保廳和研究室還可以準備更詳盡的資料。在這里，我就不再重復這些內容了，我想舉三個例子來反映山西改善生態環境、治理污染的情況。

第一個是右玉縣的例子。右玉縣是山西朔州市的一個縣，位于山西西北部，地處毛烏素沙漠邊緣，曾是京津地區重要的風沙源。新中國成立初期，森林覆蓋率只有不到0.3%，沙進人退，成天黃沙蔽日，人民生活非常困難，生活的環境也非常差。就從1949年開始，第一任的縣委書記起頭，到現在60多年，19任縣委書記帶領19任縣委班子，一任接著一任干，植樹造林，改變面貌。現在，右玉的森林覆蓋率已經達到了53%。從不到0.3%到53%，他們付出了多少艱辛艱苦的努力。總書記曾經對右玉精神作過重要的批示，他說右玉精神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體現，是艱苦奮斗的體現，是久久為功的體現，很好地概括和贊揚了右玉精神。實際上右玉的植樹造林就是山西植樹造林、改善生態的縮影。以2012年到2014年為例，全省每年投入120億元左右，每年營造林450萬畝以上，三年共營造林1376萬畝，投入資金370多億元。我們省2010年的森林覆蓋率是18.03%，現在即將進行新一輪森林覆蓋率普查，預計有望達到23%。確實大家做了艱苦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個例子是太原環境治理的例子。去過太原的人都知道，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太原空氣污染非常嚴重，穿著白襯衫在街上走一圈可能就黑了。這些年一直持續地治理，從2012年開始我們又加大了治理的力度，把省城環境質量的改善作為一項重大的工程，省市聯動，省里成立了領導組，常務副省長擔任組長，市里也有領導組，市委書記、市長親自掛帥。我們確定的目標是一年初見成效，二年明顯改善，三年大見成效。3年下來，拔掉黑煙囪，治理臭水河，改善空氣質量。拔了多少小煙囪啊？拔掉3萬多根小煙囪，還關停了一些污染嚴重的大企業。在關停企業的時候，一些老工人非常動情。他們說，我們過去“生”，是為了發展和幸福生活；現在“死”也是為了發展和幸福生活。工人們說的這個“生”是指建設，“死”是指關停。就是這樣，全省全市共同努力。太原的空氣質量優良天數逐年提高。現在去太原的同志，大家都感到天更藍了，空氣更清新了，我想舉的第三個例子是燃煤電廠超低排放。山西現有發電裝機6305萬千瓦，其中燃煤發電廠5562萬千瓦，占到總裝機容量的88%，比例非常高。這幾年國家對燃煤發電廠實行嚴格的排放標準，發電公司加強治理、加強管理，對節能減排，對治污，作出重要貢獻。但是，它依然是一個排放大戶。對山西來說，這5000多萬千瓦的燃煤發電機組，也是污染的重要貢獻源之一。更重要的是，我們下一步還要把更多的煤炭變成電力，把清潔的電力輸送到兄弟省市。如果不把這個問題解決好，山西污染問題就會更嚴重。所以我們提出，對常規燃煤電廠要實行超低排放，標準就是要達到燃氣電廠的排放水平，燒煤的和燒天然氣的一樣，甚至還優于燃氣電廠。經過前期的試驗，兩個電廠、兩臺機組，實踐證明，改造以后的排放都優于燃氣電廠的排放標準。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要加快步伐。從現在起，所有新建燃煤電廠都要達到超低排放標準；對現有的5500多萬千瓦電廠逐步改造，這個改造要在2017年之前全面完成。這樣做，有利于環境保護，也有利于我們省的電力工業更好發展。

我舉這3個例子，右玉精神是久久為功、艱苦奮斗；太原的例子說明要高度負責、真抓實干；超低排放的例子說明，在環保問題上需要主動作為、科學施策。而最根本的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民群眾過上幸福美好生活的期盼，就是我們的目標，就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當然，雖然我們做了大量工作，但在環境保護和生態治理上，距離中央對我們的要求還有差距，距離人民對我們的期盼還有差距，距離兄弟省區市還有差距。下一步，還要繼續做好工作，促進資源能源的集約節約利用，加強環境保護，加快生態建設，嚴格生態環保執法。我相信，在我們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三晉大地一定能夠天更藍、地更綠、水更清、空氣更清新，人民生活更美好。

第三篇：選好管好用好第一書記

許謹謙：選好管好用好第一書記

記者今天從海南廉政網獲悉，澄邁縣紀委日前下發《通報》，對5名無故脫崗的駐村第一書記進行全縣通報批評。（1月18日 《海南日報》）

為了徹底解決7017萬貧困人口的脫貧問題，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中央發出了精準扶貧的號召，吹響了脫貧攻堅的“集結號”。地方各級黨委政府迅速響應，積極行動，從干部下基層結對幫扶，到下派駐村第一書記選好“領頭羊”，再到選優配強班子夯實“戰斗堡壘”，可沒少花心思、少費功夫。特別是選拔第一書記到村任職，直接為農村發展注入智力與活力，無數第一書記深入田野鄉間訪貧問苦、排憂解難，讓貧困群眾切實感受到了黨和政府的關懷與溫暖。而在第一書記的帶領之下，去年全國共有超過1000萬的貧困人口實現了脫貧致富的夢想。

然而，讓人感到遺憾甚至憤怒的是，我們有些第一書記雖然戴著書記的帽子，但是卻不下基層、不去農村，不履職、不盡責，占位子、裝樣子、混日子，抱著“渡金”的心態，無所作為，有的“人在心不在”，搞“走讀式”、“掛名式”幫扶，“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各種幫扶措施“雷聲大雨點小”，到最后甚至不了了之??這不僅違背了選派第一書記的初衷，更是給脫貧攻堅工作“添賭”。

扶貧工作實實在在，容不得半點虛假，要想取得實效，第一書記就必須放下架子、沉下身子，詳細調查、仔細研究，找準“病根”、摸準“病因”，針對不同貧困區域環境、不同貧困農戶狀況，運用科學有效的程序方法對扶貧對象實施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從制度設計上來講，選派第一書記意在令其擔負起脫貧攻堅的“第一責任”，當好其責任田內脫貧攻堅的帶頭人、主心骨。因此，第一書記不能成為以基層工作經驗為仕途“鍍金”的途徑，因為其履職如果不到位，極有可能影響民生福祉。

為了選好管好用好第一書記，一是要建立正確的干事用人導向，真正把那些有擔當、有思路、有技術、有熱情、有作為的干部選派為第一書記，從制定脫貧規劃到推進各項工作落實，全程加強跟蹤督導和考察考核，真正把為民服務的優秀干部識別出來，使用起來。二是要加強對第一書記的培訓工作，主要包括政治理論教育、農村實用技術、法律政策知識的培訓等等，通過培訓要讓第一書記明白為何駐村、怎樣駐村。三是要建立健全第一書記工作機制，對第一書記不能簡簡單單地“一派了之”，而是要做好相關的監督考核工作，對業績突出的第一件事給予表揚提拔，對工作開展不利、敷衍應付的第一書記要進行誡勉談話，甚至是處分處罰。四是要落實第一書記派出單位的包聯責任，要求各派出單位對第一書記不能一派了之，而是要作為第一書記的“娘家人”，切實把好選派第一書記的關口，并加強日常監管，讓“嚴和實”精神持續發力，真正做到扶上馬送一程，讓第一書記在脫貧攻堅主戰場有所作為，避免新派者再“回爐”。（作者：許謹謙）

第四篇：怎樣選好用好年輕干部

怎樣選好用好年輕干部

2013年07月29日 09:17:05 來源： 瞭望

怎樣選好用好年輕干部

要形成一種風氣，年輕干部都應該爭先恐后到艱苦崗位、到基層去，要以此為榮

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透露的信息顯示，中央高層高度重視培養選拔年輕干部。對于如何選用年輕干部，選用什么樣的年輕干部，解決當前什么問題，有著清晰明確的要求。

“選拔年輕干部的重要性怎么說都不為過。”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說，“培養選拔年輕干部，不僅是黨的事業薪火相傳的關鍵因素，同時也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關鍵因素。要想事業興旺發達，要想國家繁榮昌盛，必須要有一代又一代的人接力來干。”

避免極端化

在這方面，當前社會關注熱點之一，是優化干部隊伍年齡結構應如何把握。

《瞭望》新聞周刊了解到的信息顯示，優化干部隊伍年齡結構，并不意味著提拔任用的每個干部都要是年輕的，也不是每個領導班子都要硬性配備年輕干部，更不是不同層級領導班子成員任職年齡層層遞減。

干部隊伍的年齡結構怎樣為宜？

“老中青合理搭配，組織才能更好地發揮功能和作用。”辛鳴說，“如果一個部門里是清一色的老同志或是清一色的年輕人，對于工作的展開都不是很有利。”

“之所以強調培養選拔年輕干部，是因為過去在用人過程中曾經出現過不好的現象——論資排輩。年齡大的同志，資歷擱在那兒，沒有功勞還有苦勞，一到提拔都排在前面。但有的論資排輩排上去的干部，不一定是真正能干事的干部。在這樣的情況下，高層強調突破論資排輩，提拔年輕干部。”辛鳴說，“但也需注意，不能從‘論資排輩’這個極端走到了‘唯年齡論’的另一個極端。哪種極端都要不得。”

“五六十歲省部級、四五十歲地廳級、三四十歲縣處級，這種年齡上絕對化的‘一刀切’，肯定有問題。”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志強分析，優化干部隊伍年齡結構，并不是干部使用越年輕越好，而是需要形成一個合理、科學的梯隊結構，要更符合干部新老交替規律，符合“傳、幫、帶”的實踐需要，符合事業發展對干部能力的要求。

《瞭望》新聞周刊了解到，當前在有的地方、單位出現了機械理解、矯枉過正的傾向，選人用人時簡單以年齡劃線，不良影響已經產生：

其一，造成選人用人標準降低。當前，社會上對有的地方和單位選拔出來的年輕干部議論較多，對有些年輕干部的工作也有意見。

辛鳴說，有的地方和單位簡單追求年輕化，拔苗助長地提拔年輕干部，有的甚至放松了基本的標準和規矩。機械地理解年輕化，把一些業務素質不太強、履職經歷和崗位歷練不太夠，能力經驗也不夠足的年輕干部，在選拔任用程序不嚴格的情況下硬提拔起來。“選拔干部，不管是什么年齡，都應該嚴格按照規矩和制度辦事，標準不能降低。這一點任何情況下不能放松。”

其二，導致一些年富力強的干部難于安心做事，乃至未老先哀“度日子”。

“有的地方和部門在干部提拔上以年齡為杠杠，級級設限、層層遞減，以年齡為標準提拔的‘天花板’隱性存在。這就在干部隊伍中形成一種印象：到了一定歲數未提拔到一定級別，就覺得自己前途無望了。”辛鳴談到，比如說，30多歲還沒當上縣處長，40多歲還沒當上廳局長，有的同志就會灰心喪氣，乃至怨這怨那，好一點的是放松努力度日子，不好一點的是耍脾氣、撂挑子、混日子。而周圍的人也會說這說那，猜這猜那，無事生非，閑言碎語不斷，讓這些干部心生煩惱，無心甚至無法干事。“從來沒有明文規定，說過了什么歲數就不能提拔為什么干部。但在實際操作中，在有的地方有的部門這已經成為一種‘天花板’。”

其三，導致了“急功近利”情緒的產生。

蔡志強說，“少數干部總算著年齡‘坎坎’，就可能容易急功近利，做一些‘短平快’出政績的事情，甚至出現‘一年出成績的事大干，兩年出成績的事小干，三年才可能出成績的事不干’的現象。因為，如果堅持做打基礎、看長遠的事情，短時間不出效果，過了一定年齡，就只能‘過點兒’了。這種年齡框框帶來的心理扭曲和恐慌在干部隊伍里確實存在。”

有關權威專家指出，40多歲為什么就不能當鄉鎮主要領導干部了？50多歲為什么就不能當縣市區主要領導干部了？為什么不能讓他們感到有干頭、有奔頭？

“這是干部隊伍年輕化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這個‘天花板’必須打破。”辛鳴說，轉變需要兩方面努力：

一方面，組織部門用人的觀念需要轉變，不能簡單地以年齡劃線。30多歲的可以提拔，50多歲的也可以提拔。提拔的標準不是年齡，而是干部的德才和能力、群眾的口碑。

另一方面，黨員干部的心理狀態需要改變。黨員干部不能看著升遷無望，就“養老”、“應付”，甚或怨氣在胸“撂挑子”。“干部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只是為人民服務的崗位不同。黨員干部真想通了這一點，一些問題自然而然就化解掉了。因此，教育黨員干部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事業觀、權力觀，很有必要。”辛鳴說。

蔡志強認為，不能因為要鼓勵年輕人，就讓經驗豐富的“老一點”的干部“靠邊”，這實際也是人才資源的浪費。既要鼓勵年輕人的激情迸發，也要利用好年富力強的干部寶貴的經驗和閱歷。“關鍵還是要根據崗位的職能要求、實際需要來挑選干部。”

不良傾向必須警惕

有關權威人士分析認為，當前，在年輕干部的培養選拔方面，有一些不良傾向需要警惕：

比如，在有的地方，給地方和部門領導當過秘書的干部提任比例太大，你安排了，我也要安排，成了“利益均沾”；少數年輕干部“火箭式”提拔，經查有些都與領導干部沾親帶故。

“領導秘書提拔比例大是個客觀現象，這個問題不應該回避。”辛鳴說，“這種情況容易給社會造成小圈子選人的印象，并由此產生種種負面輿論，嘴上不說，心里不平。不是說小圈子里的人一定水平不高、素質不高，但就算你水平再高，這種現象如果成為十分普遍和固化的狀態，本身就不太正常了。”

辛鳴分析，這實際涉及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在領導身邊工作的干部，領導了解熟悉，但群眾不熟悉；在基層工作的干部，領導不見得全了解，但基層的黨員群眾卻看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這就要求，在干部的選拔任用中，不能以領導意志為唯一準繩，而要加大群眾公認這個標準的力度。“群眾普遍認為不錯的干部，基本上錯不了。”

對于年輕干部“火箭式”提拔事涉裙帶關系的問題，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張希賢認為，“有的年輕干部的提拔靠關系、有背景、走門子，這樣的例子確有存在，其根子還是不正之風。選拔年輕干部不是選拔個別人，而是選拔一批人、一代人。不正之風必須堅決打擊。”

上述情況怎么避免？蔡志強說，“其一，選拔任用的標準一定要科學、經得起推敲。其二，要有選拔任用過程中的監督機制，以此保障黨員群眾對選拔過程的知情權和監督權。有了嚴格、科學的標準，有了公開透明的信息披露，有了全程的黨員群眾監督，就可以放心大膽地‘不拘一格降人才’。”

“杜絕這種現象不難。一句話，只要我們嚴格遵守組織任用程序，就不會出問題”，辛鳴說。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對于違規違法行為的懲治，也是保障手段之一。“一方面，在選人用人過程中凡是出現違規的，一定要嚴加懲治；另一方面，還需建立完善用人失察追究制度。選的人用的人能力很差、根本無法勝任，甚至有嚴重問題、搞貪腐，那就要倒查倒追，看看選拔中間到底有沒有問題。建立了這個制度，有利于釜底抽薪。”

不磨練是不行的

“年輕干部的培養需要一個歷練的過程，要一步一個臺階往上走，給他們更多鍛煉的機會。”汪玉凱說。

有關權威人士指出，干部成長是有規律的，年輕干部從參加工作到走向成熟，需要經過必要的臺階、遞進式的歷練和培養。我們不能唯臺階論，但必要的臺階也是要的，一步登天在現在這個時代是行不通的。

培養不是照顧。對那些看得準、有潛力、有發展前途的年輕干部，要敢于給他們壓擔子，有計劃地安排他們去經受鍛煉。這種鍛煉不是走樣子的，而應該是多崗位、長時間的，沒有預設晉升路線圖的。

辛鳴說，“梅花香自苦寒來，寶劍鋒從磨礪出。對于年輕干部里的‘好苗子’，一定要把他們放到艱苦的崗位上去磨練。不磨練是不行的，那種順風順水的干部，很難應對復雜的社會發展的變化要求。只有在磨練的過程中，才能出現出類拔萃的干部。”

“在一個艱苦崗位上，做成一件事情不容易。需要在要素不具備的情況下尋找要素，在條件不充分的時候創造條件。一個年輕干部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下錘煉，才能得到扎實成長。有意識地加強一些困難挑戰的訓練，是培養年輕干部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環。”蔡志強分析。

但當前，也有一種不好的傾向存在。有的人認為，組織把誰放到艱苦崗位上、放到基層去鍛煉，本人以及周圍的人往往會認為是組織上不信任他了、邊緣化他了。這樣的風氣如果蔓延開來，我們培養年輕干部會走彎路。

有關權威人士指出，在普通崗位上經歷一些難事、急事、大事、復雜的事，能夠更加深刻感受國情、社情、民情，能夠“接地氣”。要形成一種風氣，年輕干部都應該爭先恐后到艱苦崗位、到基層去，要以此為榮。

“要扭轉這種風氣，還應當根據不同地區、不同崗位來進行干部的政績考核評價。我們應看到，不同崗位的工作難度是不同的，政績的含金量也是不同的。比如說，你在容易出成績的崗位上干出十分成績，我在艱苦崗位上只干成一分，但是相比之下，我這一分比你那十分更加重要和難得，也付出了更多的艱辛和努力。有一個公正的評判標準，在艱苦崗位工作的年輕干部就既能得到磨練，又能得到認可。大家也就不會再視艱苦崗位為畏途”，辛鳴說。

“在年輕干部的培養上，關鍵還是遵循干部成長的基本規律，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拔苗助長，既不能刻意打壓，也不能置之不理，關心愛護與艱苦磨練要相結合；在年輕干部的選拔上，根本原則還需體現正向激勵，確保公平性，還要有一定程度的競爭性。形成上下互動的，既能確保貫徹黨管干部原則，又能反映群眾利益訴求的年輕干部培養選拔體系。”蔡志強這樣說。（記者陳澤偉 實習生謝舒 唐朵朵）

第五篇：關于王儒林書記講話的討論

關于王儒林書記講話的討論

（一）凈化政治生態

我省發生了系統性、塌方式嚴重腐敗問題，已有不少干部被查處。

政治生態出現了很大的問題。因此各級領導干部要自上而下、上下互動，從自身做起，帶好頭，不論是修養、作風、為人等各個方面，力爭能夠做到讓人信服。首先要樹立正確的權力觀、事業觀，尤其是要有正確的人情觀，都要合法合規合紀，情不可越法、情不可越規、情不可越紀、情不可越德。其次要正確對待自己、他人和群眾。正確對待群眾，不僅是個態度問題、感情問題，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場、政治本色問題。最后領導干部做人做事有底線，底線就是高壓線，碰不得。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勵，管好自己，管好家屬，管好身邊人。

（二）實現弊革風清

以往對于各種腐敗沒有做到“零容忍”，客觀上造成了“養癰遺患”，使蒼蠅變成了老虎，使“小老虎”成長為“大老虎”。當前在高壓反腐的狀態下，“不敢腐”已經初步取得了效果，始終如一保持“零容忍”的高壓反腐態勢，才能使“不敢腐”轉變為“不能腐、不想腐”，最終實現弊革風清。但是有的領導干部的思想還沒有及時轉變過來，還渴望繼續“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從一個側面說明，要革除錯綜復雜、形形色色的弊端，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還需要“添把柴，加把火”加大力度。

（三）重塑山西形象

形象問題至關緊要。作為一種特殊的執政資源，黨的形象是構成黨的影響力的基本要素，良好的形象起著團結凝聚、激勵動員和教化塑造作用；起著增強黨的權威，提高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執行效率，形成對社會良好風氣的導向作用。而黨的形象是通過各級領導干部、黨組織和普通黨員，通過黨的理論、政策與作風來展示的。要想重塑形象，必須要凈化政治生態、實現弊革風清、促進富民強省，全方位努力改善，要以反腐倡廉的新成效、作風建設的新成效和改革發展的新成效，重塑山西改革發展穩定的新形象。

（四）促進富民強省

富民強省是黨的根本宗旨的集中體現，是全省上下的共同期盼。作為黨員干部就要以人民的利益為先，實現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標，要使促進富民強省的宏偉藍圖變成燦爛現實，關鍵的問題就是要以唯物辯證法的觀點正確把握富民與強省之間的辯證關系。富民與強省，二者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強省是手段，富民是目的；只有強省，才能富民；民富了，也會反過來促進省強。只強化富民而弱化強省，富民就會失去保障；只強調強省而忽略富民，強省就會失去支撐。我們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各項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努力實現富民與強省的有機統一。

關于王儒林書記在經濟工作會議上講話的感受

此次會議是山西站在一個重要的歷史關頭，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省委十屆六次全會精神，主動適應新常態，全面深化改革，推動“六大發展”，促進富民強省的一次重要會議。

要清醒看到，全省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要全面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統籌謀劃明年我省經濟工作。千方百計穩增長，蹄疾步穩促改革，堅定不移調結構，帶著真情惠民生，毫不松懈抓安全，經濟社會在克服重重困難中實現新發展，經濟結構不斷優化，改革創新亮點紛呈，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社會保持和諧穩定，各項工作穩中有為、穩中有進。在經濟新常態下，發展仍是我們工作的第一要務，是解決山西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但嚴峻的現實告訴我們，山西此前依靠要素成本優勢所驅動、大量投入資源和消耗環境的粗放式發展已經難以為繼，必須堅決摒棄。全面落實“六大發展”戰略部署。全面推進“六大發展”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省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堅持擴大投資，找準投資抓手和突破口，提高投資的質量和效益；堅持爭取重點項目和重大政策，爭取國家對我省更大的支持；堅持加強薄弱環節，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強化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進一步加大對外開放。

把脈煤炭轉型謀求經濟發展山西因煤而興，因煤而困。在入晉后的多個場合，王儒林都指出，山西出現“系統性、塌方式”嚴重腐敗問題，不少干部都倒在煤上，而且量大面廣。對于如何整治山西煤炭領域的嚴重腐敗，王儒林強調，關鍵是要加強對擁有行政審批權、行政司法權等要害部門的監督，“把制度的籠子扎緊”。

歷史關頭需要頭腦清醒，需要迎難而上，更需要勇于擔當。從現在做起，從具體事情做起，從領導干部做起，重塑山西形象。黨員在凈化政治生態中有著基礎性的作用。我們必須充分認識弘揚“三個文化”的緊迫性與重要性，真正擺上重要日程，大力推進，讓其真正在三晉大地上成為一種潮流、一種風習、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精神追求。讓“三個文化”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地滋養全省廣大黨員干部的靈魂，校正人生的航向，培養高尚的情趣，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榮辱觀，升華自己的人格，筑牢思想道德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