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法制史學習心得體會

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和完善，都經歷了長期的不斷探索的過程?；仡櫠嗄陙矸ㄊ费芯孔哌^的路程，人們不難看到，影響法史開拓研究、古為今用的癥結，多是與如何認識中國傳統法制、法律文化及相關的一些重大問題有關。因此，正確對待傳統法律文化，科學地認識和闡述中國法制發展史，是推動法律史學走向科學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

一、正確看待和評價中國傳統法制

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從理論上講，似乎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人們都認同對其應持批判、繼承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然而，時至今日，人們在論及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優良傳統時，仍是泛泛而論、空洞無物，而在說到其消極因素時卻生動具體，給人一種傳統法律文化“糟粕大于精華”的感覺，好像一部中國法律史除君主專制、刑罰殘酷、控制和鎮壓人民之外，沒有多少積極意義。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除了對基本的法律資料了解和研究不夠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囿于先入為主的框架，還沒有完全按照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去審視中國法律史，對傳統法律文化的精華與糟粕還沒有給予恰當和充分的闡述。

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來，在如何對待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的問題上，經歷了曲折的歷程。從20世紀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受法律虛無主義、“階級斗爭為綱” 等左的思想影響，傳統法律被說成是封建主義的毒瘤，屬于被肅清的對象，受到全面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為篡黨奪權，批孔批儒，中國歷史被全面歪曲，更談不到傳統法律文化有什么優良傳統。進入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期以后，隨著民主和法制建設的加強，法史研究取得了重大進展。近二十多年來法史研究的實踐表明，凡是有建樹的學術成果，其成功之處都在于能夠實事求是地對待和評析傳統法文化，注重依據大量的史料得出研究的結論。但也應當看到，在法史研究中，一些非科學的認識論和研究方法論仍有市場。表現在脫離歷史實際，把中國傳統法制視為現代法治的對立物，割裂二者的傳承關系，簡單地以現代法學理念為尺度，凡是古代法制不符合現代法學理念的地方，就不加分析地予以否定；受舊的“以論代史”研究方法的影響，不是論從史出，而是摘錄史籍中的只言片語去證明自己預設的、批判傳統法制的觀點。受這種非科學的思想方法論的影響，就很難對中國傳統法制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要科學地認識和闡述中國法制史，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實事求是是治學的基本原則，也是研究中國法制史的基本方法。把實事求是原則運用于法史研究，就是要以歷史實事為根據，客觀地再現中國法制史的面目，探討它發展的內在規律性。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克服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無視古代法制在推進中華文明進程中的作用，認為中國傳統法制漆黑一團，都是落后的、反科學和反民主的東西，不值得研究。另一種是苛救古人，無視古今法制的概念、內容及其他方面是否相同，以現代法治的理念套用、描繪和拔高古代法制。這兩種傾向都不符合實事求是的精神，因而不能正確地闡述中國法制史，也無法區分古代法制的精華與糟粕，達不到研究中國法制史的目的。在這兩種傾向中，前一種傾向是主要的，應特別注意予以克服。以實事求是的認識論研究中國法制史，要求我們必須按照科學的發展觀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正確評價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其一，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去評價中國傳統法制。中國古代法制既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維護和推動當時社會文明的法律保障。盡管古代法制與現代法治在許多方面理念不同，在今天看來也存在不少消極因素，但它總體上是同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和歷史進程相適應的。中華法系曾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內，較之世界其他法系更為發達，并對周邊國家法制產生了重大影響。全面評析中國古代法制，應該說其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是主要的。其二，要以科學的發展觀而不是形而上學的觀點去認識中國法制史。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社會在進步，法制也隨著不斷完善，后一代法制都是在吸收前一代法制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既使當代中國的法制，也與歷史上的法制在許多方面有著傳承關系。因此，我們不能苛求古人，不能割斷歷史，更不能以今天的

進步否定古人的貢獻。而應當以科學的發展觀，對歷史上的法制產生的原因、社會作用、功過是非作出客觀的評價。其三，要用辯證的而不是絕對的觀點去研究中國法制史。對于中國古代法制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應以事實為依據，進行科學的分析。有些在我們今天看來屬于消極的部分，在當時可能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應實事求是地做出評價。古代法律注重禮教，維護等級制度，致使法有等差，這是我們今天應該拋棄的。但是，禮教中的仁恕之道和慎刑原則，親屬相容隱不為罪的原則，仍有借鑒的價值，不能因其屬于禮教范疇一概否定?？傊?，只有實事求是地分析和評價古代法制，才能使本學科的內容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正確地區分古代傳統法制的精華與糟粕，更好地發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服務于當代法制建設。

二、全面認識中國古代法律體系 要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制發展史，必須對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有一個全面認識。在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中，律典是國家的刑法典，其內容是對有關違反國家和社會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財產犯罪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規定。律典屬于刑事法律的范疇，只是諸多法律中的一種。從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僅名目繁多，有關法律形式的名稱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盡一樣。如秦有律、命、令、制、詔、程、式、課等；漢有律、令、科、品、比；晉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視編敕、又有斷例和指揮；元有詔制、條格、斷例；明、清兩代于律和各種法律形式的單行法外，廣泛適用例等。此外，歷朝還頒布了多種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規。每一種法律形式都有其獨特的功能。以唐代為例，“律”是有關犯罪與刑罰的規定，“令”是指國家組織制度方面的規定和行政命令，“格”是皇帝臨時頒布的各種單行敕令、指示的匯編，“式”是國家機關的公文程式的辦事細則，各種法律形式共同組成唐朝的法律體系。我們在了解中國古代法制的面貌時，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視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國古代法律如按內容分類，是由行政、經濟、刑事、民事、軍事、文化教育、對外關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構成的法律體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種形式的法律，其體例結構既有綜合性編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類單行法律法規。以明代為例。除《大明律》、《問刑條例》和一些單行刑事法律外，有關行政方面的單行法規有數十種之多，如《諸司職掌》、《六部條例》、《吏部條例》、《憲綱事類》、《宗藩條例》等。明代還制定了不少經濟、軍事、學校等方面的單行法規，制定了《教民榜文》這類民間訴訟和鄉里管理的單行法律，縣以上地方長官或衙門還以條例、則例、禁約、告示等形式頒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規。要全面地認識中國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須對各種形式的法律有一個全面的了解。雖然我們不可能對每一種法律都進行深入研究，但起碼應做到不能把中國古代法律僅僅理解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僅僅理解為是打擊犯罪。在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時，應充分評估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對中華法系的貢獻。如北魏拓跋氏創立的《北魏律》，宗承漢律，并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結構體系和基本內容都為隋唐律奠定了基礎，唐律實際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綜合體。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與元代的條格相同，說明明初修律時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經驗。滿族入關前的一些民族習慣和行為規則，也融進了大清律、例。對于少數民族貴族集團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華法系中的地位，應該予以恰如其分的評價。

三、客觀地論述中國古代的社會矛盾與法律的功能 中國歷史上任何一種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層社會原因，都是為了解決某些社會矛盾，適應時局的發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國古代法制必須正確分析社會矛盾。傳統觀點在闡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歷史條件時，往往把當時的社會矛盾概括為階級矛盾。然而，無論是古代還是近、現代社會，并非只存在階級矛盾，還有大量的并不屬于階級斗爭范疇的各類社會矛盾，有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平民與平民之間的矛盾等。由少數民族建立 的王朝，還存在嚴重的民族矛盾。在社會矛盾之外，還存在著人與自然的矛盾。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朝代進行的各種立法活動，所面臨和需要解決的社會矛盾并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針對性也是很具體的。在分析古代社會矛盾時，應當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對那些用于解決階級矛盾、鎮壓勞動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運用階級分析的觀點予以評判。但對于那些用于行政、經濟、文化和其他社會生活管理以及處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對外關系方面的法律，就應當按照歷史實際客觀地闡述當時的社會矛盾和立法的背景。

歷史上的各種類型的法律，因其內容不同，發揮著不同的功能。如西晉的《晉令》，南北朝時期的《梁令》，隋朝的《開皇令》、《大業令》，唐代的《貞觀令》，宋代的《天圣令》等，其內容都是以行政法律為主，詳細規定了國家的各種基本制度，屬于令典性質，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法典。而宋代的《吏部條法》、明代的《諸司職掌》、清代的《欽定吏部則例》，其內容是有關國家官制及其職掌的規定，是吏治方面的單行行政法律。至于行使國家經濟管理職能方面的法律，內容也十分豐富，其內容涉及到農業、手工業、商業、對外貿易、財政稅收、貨幣金融等各個方面。就保障國家財政收入的法律而言，漢以后各朝，都制定了鹽法、茶法，禁止私人經營，實行國家專賣。唐代的兩稅法、均田法，明清的一條鞭法，也都是為了簡化稅制、減輕人民負擔，確保國家財政收入而制定的。至于明清兩代頒行的“里甲法”、“保甲法”，其功能是為了加強基層政權建設，及時處理民間糾紛，維護社會治安。可以說，歷朝頒行的上千種法律，每一種法律都有特定的內容和功能，這些法律共同發揮著維護統治集團的權益、維護社會秩序、實行社會經濟生活管理、協調社會各階層人們的相互關系和權益等各種功能，因而具有階級性和社會性兩種屬性。只有正確地認識和區分法律的屬性和功能，才能正確地評價不同形式、不同內容法律的歷史作用。

傳統觀點由于只肯定法律的階級性而否定法律的社會性，所導致的后果不僅是許多著述忽視了對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還在評價律典與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關系和歷史作用時，把兩者對立了起來。如在對宋代的編敕、元代的條格、明清的條例等論述和評價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對后者采取貶低或否定態度。事實上，律典的刑事職能，并不能包羅萬象般地替代古代國家的行政和社會經濟生活管理的多種職能。律典頒行后，因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相對穩定，歷代為了適應社會發展和時局變化的需要，有針對性地解決社會生活和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的問題，往往是通過各種形式的立法以補充律典的不足。離開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實踐的許多方面也很難操作。因此，我們絕不能貶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兩代為例。雖然在某一時期也曾出現過“以事制例”、“條例浩繁”的弊端，但從現知的數百種條例來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補律”的立法原則制定的，與律文和律義沖突的條例極其罕見，這就要求我們應當重新審視以前的研究結論是否正確。

四、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制發展的基本線索和規律

在中國古代社會里，法律作為歷朝治理國家和管理經濟、社會生活的工具，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革和完善的。由于歷史的發展是曲折復雜的，法律在其發展的進程中因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也呈現出極其紛雜的現象。但縱觀兩千多年的中國法律發展史，從總體上說，“因時變革，不斷發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進的主旋律。法律條文從表面上看是靜態的，而法律的制定過程和實施歷來都是動態的。即便是在國家政局比較穩定的時期，法律也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司法活動的實踐，在逐步發展和完善，并未處于停頓狀態。因此，我們應當用發展的、動態變化的觀點去論證和闡述中國法制史。

第二篇：中國法制史學習心得體會

中國法制史學習心得體會

通過一個學期的系統學習，對中國法制史有了一個新的全面認識。

中國法制史是法學科學的基礎學科之一，它的研究對象就是中國法律制度的歷史。具體的說就是研究我國有史以來的各個歷史時期啊法律制度的本質、內容、體系、原則、特點和社會活動中的作用及其產生、發展、演變過程和基本規律。

我國作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擁有非常燦爛的歷史文化。因此，歷代的統治者所制定的法律，完善法制，目的是為了治國安邦的需要，長期以來積累了大量的極其豐富的經驗和教訓。歷史就像一面鏡子，我們應當從中審視自己，找出不足，對前人給我們留下的寶貴的法制文化遺產進行科學的總結去其糟粕，取其精華，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提供重要的歷史借鑒。

在本學期的學習中，我們主要是從縱橫兩個方面來深入學習的?？v向方面，自原始社會默契，開始有了法律萌芽，到進入階級社會出現國家以后，包括各個歷史時期不同類型法律制度。法作為統治階級的意志是與國家同時出現的。法學界普遍認為我國應當是在夏朝出現了軍隊、警察、監獄和法庭。所以說，最初掌握政權的統治階級或集團出于同志的需要，便把本階級的意志上升為法律，制定各種法規，通過國家政權強制和要求人們遵守，維護統治秩序，調整人們之間和人們與國家政權之間的各種社會關系。在橫向的方面主要是學習了每個歷史時期國家政權的法律制度，著重以刑事立法、民事立法、婚姻家庭立法、司法制度為主要學習對象。

作為全國法學學科本科生十四門必修課之一，中國法制史的地位十分重要。學習中國法制史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有利于吸收和借鑒中國歷代法律中的一切有益的精華，進一步完善我國法制。

二、有利于提高對社會主義法制優越性的認識，增強自覺遵守法紀的觀念。

三、有利于了解部門法學的淵源，為學好部門法學打下歷史知識的基礎。

中國法制史是一門邊緣科學，它是法學的一個分支，同時又是歷史學中的一門專史。在學習的方法上，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掌握中國法制史發展的歷史階段性。

二、掌握法律制度本身的連續性和因革關系。

三、在我國幾千面的歷史進程中，法律制度本身也有階段性的發展變化。

結合自身的學習過程，我主要是將中國法制史當做一本普通的歷史書來讀，首先讓自己保持濃厚的興趣，對一些未知或者知而不詳的問題先列下來，然后帶著問題去讀，從教材中找出自己滿意的結論。這樣既學到了知識，又怎強了動手能力和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還得到了成就感和滿足感。避免單純學習法律條文和歷史事件的單調、枯燥、乏味。

第三篇：中國法制史學習心得體會

中國法制史學習心得 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和完善，都經歷了長期的不斷探索的過程?；仡櫠嗄陙矸ㄊ费芯孔哌^的路程，人們不難看到，影響法史開拓研究、古為今用的癥結，多是與如何認識中國傳統法制、法律文化及相關的一些重大問題有關。因此，正確對待傳統法律文化，科學地認識和闡述中國法制發展史，是推動法律史學走向科學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

一、正確看待和評價中國傳統法制

如何看待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從理論上講，似乎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人們都認同對其應持批判、繼承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然而，時至今日，人們在論及中國傳統法制和法律文化有哪些優良傳統時，仍是泛泛而論、空洞無物，而在說到其消極因素時卻生動具體，給人一種傳統法律文化“糟粕大于精華”的感覺，好像一部中國法律史除君主專制、刑罰殘酷、控制和鎮壓人民之外，沒有多少積極意義。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狀況？除了對基本的法律資料了解和研究不夠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囿于先入為主的框架，還沒有完全按照實事求是的認識論去審視中國法律史，對傳統法律文化的精華與糟粕還沒有給予恰當和充分的闡述。

二、全面認識中國古代法律體系 要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制發展史，必須對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有一個全面認識。在中國古代法律體系中，律典是國家的刑法典，其內容是對有關違反國家和社會基本制度以及侵犯他人人身、財產犯罪行為進行刑事處罰的規定。律典屬于刑事法律的范疇，只是諸多法律中的一種。從古代法律的立法形式看，不僅名目繁多，有關法律形式的名稱以及各朝注重的法律形式也不盡一樣。如秦有律、命、令、制、詔、程、式、課等；漢有律、令、科、品、比；晉為律、令、故事；唐有律、令、格、式；宋于律令、格、式之外，重視編敕、又有斷例和指揮；元有詔制、條格、斷例；明、清兩代于律和各種法律形式的單行法外，廣泛適用例等。此外，歷朝還頒布了多種法律形式的地方法規。每一種法律形式都有其獨特的功能。以唐代為例，“律”是有關犯罪與刑罰的規定，“令”是指國家組織制度方面的規定和行政命令，“格”是皇帝臨時頒布的各種單行敕令、指示的匯編，“式”是國家機關的公文程式的辦事細則，各種法律形式共同組成唐朝的法律體系。我們在了解中國古代法制的面貌時，不能只偏重刑事法律，而忽視其他形式的法律。

中國古代法律如按內容分類，是由行政、經濟、刑事、民事、軍事、文化教育、對外關系等方面的法律共同構成的法律體系，其中行政法律是大量的。各種形式的法律，其體例結構既有綜合性編纂方式，也有大量的各類單行法律法規。以明代為例。除《大明律》、《問刑條例》和一些單行刑事法律外，有關行政方面的單行法規有數十種之多，如《諸司職掌》、《六部條例》、《吏部條例》、《憲綱事類》、《宗藩條例》等。明代還制定了不少經濟、軍事、學校等方面的單行法規，制定了《教民榜文》這類民間訴訟和鄉里管理的單行法律，縣以上地方長官或衙門還以條例、則例、禁約、告示等形式頒行了大量的地方法規。要全面地認識中國法制的全貌或某一朝法制的全貌，必須對各種形式的法律有一個全面的了解。雖然我們不可能對每一種法律都進行深入研究，但起碼應做到不能把中國古代法律僅僅理解為刑事法律，不能把古代法制僅僅理解為是打擊犯罪。在學習和研究中國古代法律體系時，應充分評估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對中華法系的貢獻。如北魏拓跋氏創立的《北魏律》，宗承漢律，并柔和了南朝各律而成，其結構體系和基本內容都為隋唐律奠定了基礎，唐律實際上是各民族法文化的綜合體。又如，《大明律》的分目不少與元代的條格相同，說明明初修律時曾吸收了元代的立法經驗。滿族入關前的一些民族習慣和行為規則，也融進了大清律、例。對于少數民族貴族集團建立的王朝的法律制度及在中華法系中的地位，應該予以恰如其分的評價。

三、客觀地論述中國古代的社會矛盾與法律的功能 中國歷史上任何一種法律和法律制度，都有其形成的深層社會原因，都是為了解決某些社會矛盾，適應時局的發展而制定的。因此，研究中國古代法制必須正確分析社會矛盾。傳統觀點在闡述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形成的歷史條件時，往往把當時的社會矛盾概括為階級矛盾。然而，無論是古代還是近、現代社會，并非只存在階級矛盾，還有大量的并不屬于階級斗爭范疇的各類社會矛盾，有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平民與平民之間的矛盾等。由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還存在嚴重的民族矛盾。在社會矛盾之外，還存在著人與自然的矛盾。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朝代進行的各種立法活動，所面臨和需要解決的社會矛盾并不完全相同，每次立法的針對性也是很具體的。在分析古代社會矛盾時，應當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對那些用于解決階級矛盾、鎮壓勞動人民反抗的法律，自然可以運用階級分析的觀點予以評判。但對于那些用于行政、經濟、文化和其他社會生活管理以及處理民族矛盾和一些對外關系方面的法律，就應當按照歷史實際客觀地闡述當時的社會矛盾和立法的背景。傳統觀點由于只肯定法律的階級性而否定法律的社會性，所導致的后果不僅是許多著述忽視了對大量的刑事以外的其他形式法律的研究，還在評價律典與其他形式法律的相互關系和歷史作用時，把兩者對立了起來。如在對宋代的編敕、元代的條格、明清的條例等論述和評價方面，多是不加分析地對后者采取貶低或否定態度。事實上，律典的刑事職能，并不能包羅萬象般地替代古代國家的行政和社會經濟生活管理的多種職能。律典頒行后，因在較長時間內保持相對穩定，歷代為了適應社會發展和時局變化的需要，有針對性地解決社會生活和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新的問題，往往是通過各種形式的立法以補充律典的不足。離開了其他形式的法律，律典在司法實踐的許多方面也很難操作。因此，我們絕不能貶低律典以外的其他立法的作用。以明清兩代為例。雖然在某一時期也曾出現過“以事制例”、“條例浩繁”的弊端，但從現知的數百種條例來看，基本上是按照“例以補律”的立法原則制定的，與律文和律義沖突的條例極其罕見，這就要求我們應當重新審視以前的研究結論是否正確。

四、科學地闡述中國法制發展的基本線索和規律

在中國古代社會里，法律作為歷朝治理國家和管理經濟、社會生活的工具，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革和完善的。由于歷史的發展是曲折復雜的，法律在其發展的進程中因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也呈現出極其紛雜的現象。但縱觀兩千多年的中國法律發展史，從總體上說，“因時變革，不斷發展、完善”是法律制度演進的主旋律。法律條文從表面上看是靜態的，而法律的制定過程和實施歷來都是動態的。即便是在國家政局比較穩定的時期，法律也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司法活動的實踐，在逐步發展和完善，并未處于停頓狀態。因此，我們應當用發展的、動態變化的觀點去論證和闡述中國法制史。

第四篇：學習中國法制史心得

大學的第一節課——中國法制史。興致勃勃地邁進教室，卻稀里糊涂地走出教室。說實話，一節課下來基本沒有聽懂老師在講什么。也許因為自己是個理科學生吧！

本著一股倔勁兒，我開始上課認真聽講，下課仔細看課本。就這樣，由開始的聽不懂課，到后來的可以小聲回答老師問題，再到后來的喜歡上中國法制史。這是一個極限的飛躍！

老師的講授使我我明白了，中國法制史是以中國歷史上的法律制度作為研究對象的。它要研究中國法律的起源，各種類型法律制度的性質、特點、作用、發展演變的過程，并分析其利弊得失，探求其規律，以求歷史真實性，進而為當前的法制建設提供前車之鑒和成功經驗。其中不僅包括政府制定的法律規范，還包括在社會生活中起實際規范作用的禮儀制度。例如，蒙古國時期的立法，當時蒙古人采用畏兀兒字母作為本民族的文字，創立了一種名為“大扎撒”的法規。它就是在蒙古族長期歷史中形成的各種習慣和行為規范——“約孫”的基礎上制定而成的。法制史的觸角深入到歷代習慣法、宗族法、家族法、民族法等相關內容。有成文的，如公元前536年，在執政子產的主持下，鄭國曾經“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也有約定俗成而未形成文字的。

在本學期的學習中，主要是從縱橫兩個方面來深入學習的?？v向方面，以歷史發展順序劃分，上至夏朝的法律制度，下至革命根據地民主政權的法制制度。可以知道我國重要的立法活動從夏朝開始，鼎盛于西周，是上古時代的鼎盛王朝，建立了以宗法禮制為核心的政事、民事、刑事法律和司法制度。在橫向方面，每個歷史時期不同政權法律制度的內容主要包括立法概況、指導思想、法律形式、行政、經濟、刑法、民事、婚姻家庭、繼承、軍事、訴訟立法以及司法制度等。

學習中國法制史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有利于吸收和借鑒中國歷代法律中的一切有益的精華，進一步完善我國法制；

二、有利于提高對社會主義法制優越性的認識，增強自覺遵守法紀的觀念；

三、有利于了解部門法學的淵源，為學好部門法學打下歷史知識的基礎。（摘自百度搜索引擎）通過一個學期的學習，我可以基本掌握各朝代的法律知識，在學習中也獲得了不少樂趣。例如，在夏商周時，給違法者穿上不同顏色的衣服，便是在給予他們刑罰。反過來看看我們現在，青年朋友多是以穿個性衣服為時尚，反而違法者倒是統一著裝。這說明我們退步了嗎？我認為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時代的進步才使得人們勇于創新，大膽表現自己。其實對于中國法制史，我們大可以將之作為一部普通的歷史書來學習。這樣就可以在學習中保持一定的興趣，從而輕松掌握法律知識。

第五篇：中國法制史學習筆記

中國法制史學習筆記

一、解釋名詞

1．鑄刑書。

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將鄭國的法律條文鑄在象征諸侯權位的金屬鼎上，向全社會公布，史稱“鑄刑書”。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刑書是國家權力的象征，同時，也有利于法律在全社會范圍內得到貫徹執.2。恤刑。

統治者以“為政以仁”相標榜，強調貫徹儒家矜老恤幼的恤刑思想。年80歲以上的老人，8歲以下的幼童，以及懷孕未產的婦女、老師、侏儒等，在有罪監禁期間，給予不戴刑具的優待。老人、幼童及連坐婦女，除犯大逆不道詔書指明追捕的犯罪外，一律不再拘捕監禁。當然，給老幼以優待，也以不危害統治階級的利益為限。3．《魏律》。

鑒于漢代律令繁雜，魏明帝下詔改定刑制，作新律18篇，后人稱為《魏律》或《曹魏律》。新律對秦漢舊律有較大改革。首先，將《法經》中的“具律”改為“刑名”置于律首；其次，將“八議”制度正式列入法典；第三，進一步調整法典的結構與內容，使中國封建法典在系統和科學上進了一大步。.4。北齊的大理寺。

北齊時期正式設置大理寺，以大理寺卿和少卿為正副長官。大理寺的建立增強了中央司法機關的審判職能，也為后世王朝健全這一機構奠定了重要基礎。此時期進一步提高尚書臺的地位，其中的“三公曹”與“二千石曹”執掌司法審判，同時掌囚帳。這為隋唐時期刑部尚書執掌審判復核提供了前提。御史制度。秦代御史大夫與監察御史，對全國進行法律監督。漢代時期御史大夫(西漢)、御史中丞(東漢)，負責法律監督；西漢武帝以后設立司隸校尉，監督中央百官與京師地方司法官吏；刺史，專司各地行政與法律監督之職。魏晉以降，為抑制割據勢力，御史監督職能有明顯加強。晉以御史臺主監察，權能極廣，受命于皇帝，有權糾舉一切不法案件，又設治書侍御史，糾舉審判官吏的不法行為。5.奴隸制五刑

包括墨,劓,剕(也作腓),宮,大辟(即墨刑-在額頭上刻字涂墨,劓刑-割鼻子,剕刑-砍腳,宮刑-毀壞生殖器,大辟-死刑)，從夏代開始逐步確立，是一種野蠻的、不人道的、故意損傷受刑人肌體的刑罰。

6．明德慎罰：

“明德慎罰”的主張要求統治者首先要用“德教”的辦法來治理國家，也就是通過道德教化的辦法使天下人民臣服，在適用法律、實施刑罰時應該寬緩、謹慎，而不應一味用嚴刑峻罰來迫使臣民服從。明德慎罰的主張代表了西周初期統治者的基本政治觀和基本的治國方針，被后世奉為政治法律制度理想的原則與標本。7．六禮。

西周時期“六禮”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條件。合禮合法的婚姻，必須通過“六禮”程序來完成，即納采：男家請媒人向女方提親；問名：女方答應議婚后男方請媒人問女子名字、生辰等，并卜于祖廟以定兇吉；納吉：卜得吉兆后即與女家訂婚；納征：男方送聘禮至女家，故又稱納幣；請期：男方攜禮至女家商定婚期；親迎：婚期之日男方迎娶女子至家。至此，婚禮始告完成，婚姻也最終成立。8．“五過”。

是西周有關法官責任的法律規定。“五過”的具體內容是：惟官，畏權勢而枉法；惟反，報私怨而枉法；惟內，為親屬裙帶而徇私；惟貨，貪贓受賄而枉法；惟來，受私人請托而枉法。凡以此五者出入人罪，皆以其罪罪之。9．八議。

魏明帝在制定《魏律》時，以《周禮》“八辟”為依據，正式規定了“八議”制度?！鞍俗h”制度是對封建特權人物犯罪實行減免處罰的法律規定。它包括議親(皇帝親戚)、議故(皇帝故舊)、議賢(有傳統德行與影響的人)、議能(有大才能)、議功(有大功勛)、議貴(貴族官僚)、議勤(為朝廷勤勞服務)、議賓(前代皇室宗親)。此后，“八議”成為各代刑律的重要內容。唐律中的名例律在五刑、十惡之后即規定了八議制度。

10.“五聽”。

“五聽”制度指判案時判斷當事人陳述真偽的五種方式。《周禮?秋官?小司寇》中記載的具體內容是：辭聽，聽當事人的陳述，理屈則言語錯亂；色聽，觀察當事人的表情，如理虧就會面紅耳赤；氣聽，聽當事人陳述時的呼吸，如無理就會緊張得喘息；耳聽，審查當事人聽覺反應，如無理就會緊張得聽不清話；目聽，觀察當事人的眼睛，無理就會失神。即通過觀察當事人的言語表達、面部表情、呼吸、聽覺、眼睛與視覺確定其陳述真假，說明西周時已注意到司法心理問題并將其運用到審判實踐中。11．竹刑。

鄧析是鄭國大夫，是一位與子產同時代的思想活躍的人物。他曾在鄭國辦私學傳授法律知識，并經常幫助他人進行訴訟。鄧析綜合當時鄭國內外的法律規范，編成刑書，刻在竹簡上，稱為“竹刑”。鄧析的“竹刑”屬私人著作，但在當時有很大影響。后來鄧析因為政治紛爭而被鄭國執政殺害，但他的竹刑仍在鄭國流傳并為執政者接受成為法律，所謂“殺鄧析而用其刑”。12．官當。

是封建社會允許官吏以官職爵位折抵徒罪的特權制度。它正式出現在《北魏律》與《陳律》中，《北魏律?法例篇》規定：每一爵級抵當徒罪2年。南朝《陳律》規定更細，凡以官抵折徒刑，同贖刑結合使用。如官吏犯罪應判4～5年徒刑，許當徒2年，其余年限服勞役。若判處3年徒刑，準許以官當徒2年，剩余1年可以贖罪。這表明當時封建特權法有進一步發展。13?！皽饰宸谱铩?。

《晉律》與《北齊律》中相繼確立“準五服制罪”的制度。服制是中國封建社會以喪服為標志，區分親屬的范圍和等級的制度。按服制依親屬遠近關系分為五等：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服制不但確定繼承與贍養等權利義務關系，同時也是親屬相犯時確定刑罰輕重的依據。如斬衰親服制最高，尊長犯卑幼減免處罰，卑幼犯尊長加重處罰。緦麻親服制最疏，尊長犯卑幼處罰相對從重，卑幼犯尊長處罰相對從輕。依五服制罪成為封建法律制度的重要內容，影響廣泛，直到明清。

14．死刑復奏制度。

死刑復奏制度是指奏請皇帝批準執行死刑判決的制度。北魏太武帝時正式確立這一制度，為唐代的死刑三復奏打下了基礎。這一制度的建立既加強了皇帝對司法審判的控制，又體現了皇帝對民眾的體恤。

15。封建制五刑。

進入封建社會后，奴隸制肉刑開始逐漸被廢除，從漢初的文景帝廢除肉刑開始，以自由刑為主的封建五刑產生了，封建五刑分別為笞、杖、徒、流、死，最初在隋《開皇律》中作為刑罰體系得以體現，隨后由唐朝律疏（《武德律》《永徽律》（唐律疏議））進一步完善，標志著中國刑罰制度的重大進步。

16．上請。

漢高祖劉邦七年下詔：“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即通過請示皇帝給有罪貴族官僚某些優待。其后，宣帝、平帝相繼規定上請制度，凡百石以上官吏、公侯及子孫犯罪，均可以享受“上請”優待。東漢時“上請”適用面越來越寬，遂成為官貴的一項普遍特權，從徒刑二年到死刑都可以適用。為官僚貴族犯罪減免刑罰，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

17．親親得相首匿。

親親得相首匿原則，是漢宣帝時期確立的。主張親屬間首謀藏匿犯罪可以不負刑事責任。來源于儒家“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的理論，對卑幼親屬首匿尊長親屬的犯罪行為，不追究刑事責任。尊長親屬首匿卑幼親屬，罪應處死的，可上請皇帝寬貸。它反映出漢律的儒家化，并且一直影響后世封建立法。

18.“三刺”制度。

西周時凡遇重大疑難案件，應先交群臣討論；群臣不能決斷時，再交官吏們討論；還不能決斷的，交給所有國人商討決定。“三刺”制度說明西周對司法判案的慎重，是“明德慎罰”思想在司法實踐中的體現。

二、簡答

1．簡述《晉律》的頒行與張杜注律。西晉泰始三年，晉武帝詔頒《晉律》，又稱《泰始律》。《晉律》對漢魏法律繼續改革，精簡法律條文，形成20篇602條的格局。與魏律相比，在刑名律后增加法例律，豐富了刑法總則的內容。同時對刑律分則部分重新編排，向著“刑寬”、“禁簡”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在《晉律》頒布的同時，律學家張斐、杜預為之作注，總結了歷代刑法理論與刑事立法經驗，經晉武帝批準頒行，與《晉律》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故《晉律》及該注解亦稱“張杜律”。

2．簡述保辜的主要內容。

指對傷人罪的后果不是立即顯露的，規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內對被害方傷情變化負責的一項特別制度。唐律規定：“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者五十日。”在限定的時間內受傷者死去，傷人者承擔殺人的刑責；限外死去或者限內以他故死亡者，傷人者只承擔傷人的刑事責任。唐代確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傷人者的刑事責任，盡管不夠科學，但較之以往卻是一個進步。3．簡述折杖法的主要內容。

《宋史?刑法志》說：“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苯∷哪觐C行“折杖法”，意在籠絡人心，改變五代以來刑罰嚴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規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換成臀杖和脊杖。具體的折換辦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換成臀杖，杖后釋放；徒刑折換成脊杖，杖后釋放；流刑折換成脊杖，杖后就地配役1年。其中加役流以脊杖二十，就地配役3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折杖法對緩和社會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對反逆、強盜等重罪不予適用，具體執行當中也存在流弊?！端问?刑法志》就曾說：“良民偶有過犯，致傷肢體，為終身之辱，而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p>

4.簡述“準五服制罪”的主要內容?！稌x律》與《北齊律》中相繼確立“準五服制罪”的制度。服制是中國封建社會以喪服為標志，區分親屬的范圍和等級的制

度。按服制依親屬遠近關系分為五等：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服制不但確定繼承與贍養等權利義務關系，同時也是親屬相犯時確定刑罰輕重的依據。如斬衰親服制最高，尊長犯卑幼減免處罰，卑幼犯尊長加重處罰。緦麻親服制最疏，尊長犯卑幼處罰相對從重，卑幼犯尊長處罰相對從輕。依五服制罪成為封建法律制度的重要內容，影響廣泛，直到明清。5．簡述《大清律例》的制定與頒行。

(1)《大清律例》的制定與頒行?！洞笄迓衫酚谇≡觊_始重新修訂。乾隆即位之初，命律令總裁官對原有律例進行逐條考證，重加編輯，予乾隆五年完成，頒行天下。

《大清律例》的結構、形式、體例、篇目與《大明律》基本相同，共分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七部分。其中《律目》、《諸圖》、《服制》各一卷，《律例》正文36卷，律文436條。自乾隆五年頒律以后律文部分基本定型，極少修訂，后世各朝只是不斷增修律文之后的”附例“。《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部封建成文法典。《大清律例》以《大明律》為藍本，是中國傳統封建法典的集大成者。漢唐以來確立的封建法律的基本精神、主要制度，在《大清律例》中都得到充分體現；《大清律例》的制定充分考慮了清代政治實踐和政治特色，在一些具體制度上，對前代法律制度有所改進。6.簡述漢代的“秋冬行刑”的主要內容。漢代對死刑的執行，實行”秋冬行刑“制度。漢統治者根據”天人感應“理論，規定春、夏不得執行死刑。《后漢書?章帝紀》載，東漢章帝元和二年重申：”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十二月報囚?！背\反大逆等“決不待時”者外，一般死刑犯須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執行，因為這時“天地始肅”，殺氣已至，便可“申嚴百刑”，以示所謂“順天行誅”。秋冬行刑制度，對后世有著深遠影響，唐律規定“立春后不決死刑”，明清律中的“秋審”制度亦溯源于此。7.簡述唐律中五刑的主要內容。

唐律承用隋《開皇律》中所確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種刑罰，作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體規格與《開皇律》稍有不同：

(1)笞刑，為五刑中最輕一級刑罰，分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

(2)杖刑，亦分五等，由六十至一百，每等加杖十；

(3)徒刑，分為五等，自徒一年至徒三年，以半年為等差；

(4)流刑，分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有加役流；(5)死刑，分斬、絞二等。

8.簡單述評明代廠、衛特務司法機關。

這既是明代司法的一大特點，又是明代的一大弊政?！皬S”是直屬皇帝的特務機關?！靶l”是指皇帝親軍十二衛中的“錦衣衛”，下設鎮撫司，由皇帝任命親信“提督”廠衛，多由宦官充當。廠衛干預司法始于太祖時期，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太祖始令錦衣衛負責刑獄與緝察逮捕。錦衣衛下設南、北鎮撫司，其北鎮撫司“專理詔獄”，按旨行事，并設法庭監獄。盡管太祖后期曾加禁止，但成祖很快恢復，成祖時“恐外官徇情”，設宦官特務機構“東廠”，專司“緝訪謀逆，大奸惡”，其權超過錦衣衛。憲宗時又為監督廠、衛而設“西廠”，至武宗為監督東西廠，又設“內行廠”。明末曾下令盡毀錦衣衛刑具，不許再用。到明后期，廠衛特務多達十余萬，嚴重地干擾了司法工作：其一，奉旨行事，廠衛作出的裁決，三法司無權更改，有時還得執行；其二，非法逮捕行刑，不受法律約束。9.簡述漢代文帝、景帝廢肉刑的刑制改革。

西漢建立后，重視總結秦亡教訓。漢文帝時鑒于當時繼續沿用黥、劓、斬左右趾等肉刑，不利于政權的穩固，開始考慮改革肉刑。當時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世，為改革刑制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文帝開始刑罰改革的直接起因是在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獲罪當施黥刑，其小女緹縈上書請求將自己沒官為奴，替父贖罪，并指出肉刑制度斷絕犯人自新之路的嚴重問題。文帝為之所動，下令廢除肉刑。

刑制改革的內容。把黥刑(墨刑)改為髡鉗城旦春(去發頸部系鐵圈服苦役五年)；劓刑改為笞三百；斬左趾(砍左腳)改為笞五百，斬右趾改為棄市死刑。文帝的改革，從法律上宣布了廢除肉刑，具有重要意義。但改革中也有由輕改重的現象，如斬右趾改為棄市死刑。雖然劓刑改為笞三百，斬左趾改為笞五百，不再用肉刑處罰，但因笞刑數太多，使受刑之人難?；蠲?，因而班固稱其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之”。改革存在不少缺陷，有待進一步完善。景帝繼位后，在文帝基礎上對肉刑制度作進一步改革。他主持重定律令，將文帝時劓刑笞三百，改為笞二百；斬左趾笞五百，改為笞三百。景帝又頒布《瞂令》，規定笞杖尺寸，以竹板制成，削平竹節，以及行刑不得換人等，使得刑制改革向前邁了一大步。

刑制改革的意義。文帝、景帝時期的刑制改革，順應了歷史發展，為結束奴隸制肉刑制度，建立封建刑罰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礎。盡管這次改革還有缺陷，但同周秦時期廣泛使用肉刑相比，無疑是歷史性的進步，在法制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10.簡述清代會審制度的發展。

在明代會審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重案會審制度，形成了秋審、朝審、熱審等比較規范的會審體制。①秋審。是最重要的死刑復審制度，因在每年秋天舉行而得名。秋審審理對象是全國上報的斬、絞監候案件，每年秋8月在天安門金水橋西由九卿、詹事、科道以及軍機大臣、內閣大學士等重要官員會同審理。秋審被看成是“國家大典”，統治者較為重視，專門制定《秋審條款》。②朝審。是對刑部判決的重案及京師附近絞、斬監候案件進行的復審，其審判組織、方式與秋審大體相同，于每年霜降后十日舉行。案件經過秋審或朝審復審程序后，分四種情況處理：其一情實，指罪情屬實、罪名恰當者，奏請執行死刑；其二緩決，案情雖屬實，但危害性不大者，可減為流三千里，或發煙瘴極邊充軍，或再押監候；其三可矜，指案情屬實，但有可矜或可疑之處，可免于死刑，一般減為徒、流刑罰；其四留養承嗣，指案情屬實、罪名恰當，但有親老丁單情形，合乎申請留養條件者，按留養奏請皇帝裁決。③熱審。是對發生在京師的笞杖刑案件進行重審的制度，于每年小滿后十日至立秋前一日，由大理寺官員會同各道御史及刑部承辦司共同進行，快速決放在監笞杖刑案犯。

上述制度是一種慎刑思想的反映，但卻導致多方干預司法，以致皇帝家奴也插手司法；最終結果是司法更加冤濫，法律制度與實際執法日益脫節，加速了王朝整個政體的腐朽。

11．簡述六殺的主要內容。

《唐律》賊盜、斗訟篇中依犯罪人主觀意圖區分了“六殺”，即所謂的“謀殺”、“故殺”、“斗殺”、“誤殺”、“過失殺”、“戲殺”等。唐律的“謀殺”指預謀殺人；“故殺”指事先雖無預謀，但情急殺人時已有殺人的意念；“斗殺”指在斗毆中出于激憤失手將人殺死；“誤殺”指由于種種原因錯置了殺人對象；“過失殺”指“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即出于過失殺人；“戲殺”指“以力共戲”而導致殺人?；谏鲜鰠^別，唐律規定了不同的處罰。謀殺人，一般減殺人罪數等處罰；但奴

婢謀殺主、子孫謀殺尊親則處以死刑，體現了對傳統禮教原則的維護。故意殺人，一般處斬刑；誤殺則減殺人罪一等處罰；斗殺也同樣減殺人罪一等處罰。戲殺則減斗殺罪二等處罰。過失殺，一般“以贖論”，即允許以銅贖罪。“六殺”理論的出現，反映了唐律對傳統殺人罪理論的發展與完善。

配役。配役刑淵源于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實際上便稱為配役。為補死刑和折杖后的諸刑刑差太大，有輕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種類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為一種非常復雜的刑名。12．簡單評述兩宋的配役。

配役刑在兩宋多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復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對罪行嚴重的流刑罪犯的處罰。刺配緣于后晉天福年間的刺面之法。宋初刺配并非常行之法，《宋刑統》也無此規定。太祖時偶一用之，意在補推行折杖法后死刑與配役刑之間刑差太大的弊病。但仁宗以后，刺配的詔敕日多，刺配之刑濫用，漸成常制。刺配對后世刑罰制度影響極壞，是刑罰制度上的一種倒退，在宋代和后世都曾遭到非議。13.簡單評述《明大誥》。

朱元璋在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防止“法外遺奸”，又在洪武十八年(公元l385年)至洪武二十年(公元l387年)間，手訂四編《大誥》，共236條，具有與《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明大誥》集中體現了朱元璋“重典治世”的思想。大誥是明初的一種特別刑事法規。大誥之名來自儒家經典《尚書?大誥》，原為周公東征殷遺民時對臣民的訓誡。明太祖將其親自審理的案例加以整理匯編，并加上因案而發的“訓導”，作為訓誡臣民的特別法令頒布天下。大誥對于律中原有的罪名，一般都加重處罰。大誥的另一特點是濫用法外之刑：四編大誥中開列的刑罰如族誅、梟首、斷手、斬趾等，都是漢律以來久不載于法令的酷刑?！爸氐渲卫簟笔谴笳a的又一特點，其中大多數條文專為懲治貪官污吏而定，以此強化統治效能。大誥也是中國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規，每戶人家必須有一本大誥，科舉考試中也列入大誥的內容。明太祖死后，大誥被束之高閣，不具法律效力。14.簡單評述評廷杖制度。

即由皇帝下令，司禮監監刑，錦衣衛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責大臣的制度。朱元璋在位期間曾將工部尚書薛祥杖殺于朝堂之上。明太祖死后，“廷杖”之刑被愈益廣泛地使用。明武宗正德初年，宦官劉瑾秉承皇帝旨意，“始去衣”杖責大臣，使朝臣多有死者。嘉靖年間因群臣諫爭“大禮案”，被杖責的大臣多達134人，死者竟有l6人。至明亡前崇禎皇帝也沒有停止杖責大臣的制度。皇帝法外用刑，加深了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對法制實施造成惡劣影響。15．簡述春秋決獄的主要內容。

漢代的《春秋》決獄。這是法律儒家化在司法領域的反映。其特點是依據儒家經典--《春秋》等著作中提倡的精神原則審判案件，而不僅僅依據漢律審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篇中對“春秋決獄”做了解說：“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可見其要旨是：必須根據案情事實，追究行為人的動機；動機邪惡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責；首惡者從重懲治；主觀上無惡念者從輕處理。這里強調審斷時應重視行為人在案情中的主觀動機；在著重考察動機的同時，還要依據事實，分別首犯、從犯和已遂、未遂?！尔}鐵論?刑德》中認為：“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于法者免，志惡而合于法者誅?！备赋銎湟苑缸镎叩闹饔^動機“心”、“志”定罪?！洞呵铩窙Q獄實行“論心定罪”原則，如犯罪人主觀動機符合儒家“忠”、“孝”精神，即使其行為構成社

會危害，也可以減免刑事處罰。相反，犯罪人主觀動機嚴重違背儒家倡導的精神，即使沒有造成嚴重危害后果，也要認定犯罪給予嚴懲。以《春秋》經義決獄為司法原則，對傳統的司法和審判是一種積極的補充。但是，如果專以主觀動機“心”、“志”的“善惡”，判斷有罪無罪或罪行輕重，也往往會成為司法官吏主觀臆斷和陷害無辜的口實，在某種程度上為司法擅斷提供了依據。

三、論述

1．試述唐律中的刑罰原則。

(1)區分公、私罪的原則。唐律規定公罪從輕，私罪從重。所謂公罪是指“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即在執行公務中，由于公務上的關系造成某些失誤或差錯，而不是為了追求私利而犯罪，如“擅賦斂”而無私人獲利者，處罰從輕。所謂私罪包括兩種：一種是指“不緣公事私自犯者”，即所犯之罪與公事無關，如盜竊、強奸。另一種是指“雖緣公事，意涉阿曲”的犯罪，即利用職權，徇私枉法，如受人囑托、枉法裁判；雖因公事，也以私罪論處。適用官當時，也要區分公罪和私罪，犯公罪者可以多當l年徒刑。

唐律之所以要區分公罪與私罪，主要目的在于保護各級官吏執行公務、行使職權的積極性，以便提高國家的統治效能；同時，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濟私，以權謀私，保證法制的統一。

(2)自首原則。一是嚴格區分自首與自新的界限。唐代以犯罪未被舉發而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但犯罪被揭發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后，再投案者，唐代稱做自新。自新是被迫的，與自首性質不同。唐代對自新采取減輕刑事處罰的原則。二是規定謀反等重罪或造成嚴重危害后果無法挽回的犯罪不適用自首。凡”于人損傷，于物不可備償“，”越渡關及奸，并私習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列”。即對前述犯罪投案的也不按自首處理，因為這些犯罪的后果已不能挽回。三是規定自首者可以免罪，但“正贓猶征如法”，即贓物必須按法律規定如數償還，以防止自首者非法獲財。四是自首不徹底的叫“自首不實”，對犯罪情節交待不徹底的叫“自首不盡”?！睹伞芬幎ǎ骸白允撞粚嵓白允撞槐M者”，各依“不實不盡之罪罪之。至死者，聽減一等”。至于如實交代的部分，不再追究。

此外，唐律規定，輕罪已發，能首重罪，免其重罪；審問他罪而能自首余罪的，免其余罪。出于分化打擊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統地發展了傳統刑法的自首原則；這些內容影響到后世。

(3)類推原則?！短坡?名例律》規定：“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奔磳β晌臒o明文規定的同類案件，凡應減輕處罰的，則列舉重罪處罰規定，比照以解決輕案；凡應加重處罰的罪案，則列舉輕罪處罰規定，比照以解決重案。如疏議舉律文說，謀殺尊親處斬；但無已傷已殺重罪的條文，在處理已殺已傷尊親的案件時，通過類推就可以知道更應處以斬刑。又舉例說，夜半闖入人家，主人出于防衛，登時殺死闖入者，不論罪。律文沒有致傷的條文，但比照規定，殺死已不論罪，致傷更不論罪。唐代類推原則的完善反映了當時立法技術的發達。(4)化外人原則?！短坡?名例律》規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奔赐瑖鈬鴥S民在中國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屬本國法律處理，實行屬人主義原則；不同國籍僑民在中國犯罪者，按唐律處罰，實行屬地主義原則。在當時不僅維護了國家主權，同時也比較妥善地解決了因大量外國僑民前來所引起的各種法律糾紛問題。2．試述《法經》的主要內容及其歷史地位。

《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建成文法典。它是戰國時期魏國魏文侯的相李悝在總結春秋以來各國成文法的基礎上制定的，在中國立法史上具有重要歷史地位。

《法經》共六篇：《盜法》、《賊法》、《網法》、《捕法》、《雜法》、《具法》。其中《盜法》、《賊法》是關于懲罰危害國家安全、危害他人及侵犯財產的法律規定。李悝認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所以將此兩篇列為法典之首?！毒W法》又稱《囚法》，是關于囚禁和審判罪犯的法律規定；《捕法》是關于追捕盜賊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規定?！毒W》、《捕》二篇多屬于訴訟法的范圍。《雜法》是關于“盜賊”以外的其他犯罪與刑罰的規定，主要規定了“六禁”，即淫禁、狡禁、城禁、嬉禁、徒禁、金禁等。按《晉書?刑法志》引《新論》所列：“其雜律略曰：夫有一妻二妾，其刑膩，夫有二妻則誅；妻有二夫則宮；曰淫禁。盜符者誅，籍其家；盜璽者誅，議論國法令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曰狡禁。越城，一人則誅，自十人以上夷其鄉及族；曰城禁。博戲，罰金三幣；太子博戲，則笞，不止，則特笞，不止，則更立；曰嬉禁。群相居，一日則問；三日、四日、五日則誅；曰徒禁。丞相受金，左右伏誅；犀首以下受金，則誅；金自鎰以下，罰不誅也；曰金禁”?！毒叻ā肥顷P于定罪量刑中從輕從重法律原則的規定，起著“具其加減”的作用，相當于近代刑法典中的總則部分?！斗ń洝芬幎烁鞣N主要罪名、刑罰及相關的法律適用原則，涉及的內容比較廣泛。其基本特征在于：維護封建專制政權，保護地主的私有財產和奴隸制殘余，并且貫徹了法家“輕罪重刑”的法治理論?！斗ń洝返膬热菁疤攸c充分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意志與利益?！斗ń洝肪哂兄匾臍v史地位。首先，《法經》是戰國時期政治變革的重要成果，是戰國時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斗ń洝纷鳛槔钽ψ兎ǖ闹匾獌热葜?，也是對這一時期社會的一種肯定。其次，《法經》的體例和內容，為后世封建成文法典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從體例上看，《法經》六篇為秦漢直接繼承，成為秦漢律的主要篇目，魏晉以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發展，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率，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在內容上，《法經》中“盜”、“賊”、“囚”、“捕”、“雜”、“具”各篇的主要內容大都為后世封建法典繼承與發展。因此，無論從其歷史作用還是對后世的影響來看，《法經》都是中國法制史上一部極為重要的法典。

3.試述清末變法修律的主要特點及其影響。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統治者在內外各種壓力之下，于20世紀初十年間，逐漸對原有的法律制度進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與變革。我們一般把這一時期的法律改革活動稱為清末修律。它的主要特點有：

(1)在立法指導思想上，清末修律自始至終貫穿著“仿效外國資本主義法律形式，固守中國封建法制傳統”的方針。因此，借用西方近現代法律制度的形式，堅持中國固有的封建制度內容，即成為統治者變法修律的基本宗旨。

(2)在內容上，清末修訂的法律表現出封建專制主義傳統與西方資本主義法學最新成果的奇怪混合：一方面，堅行君主專制體制及封建倫理綱?！安豢陕市懈淖儭?，在新修訂的法律中繼續保持肯定和維護專制統治的傳統；另一方面，又標榜“吸引世界大同各國之良規、兼采近世最新之學說”，大量引用西方法律理論、原則、制度和法律術語，使得保守落后的封建法律內容與先進的近現代法律形式同時顯現在這些新的法律法規之中。

(3)在法典編纂形式上，清末修律改變了傳統的“諸法合體”形式，明確了實體法之間、實體法與程序法之間的差別，分別制定、頒行或起草了憲法、刑法、民法、商法、訴訟法、法院組織等方面的法典或法規，形成了近代法律體系的雛形。

(4)它是統治者為維護其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在保持君主專制政體的前提下進行的，因而既不能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愿望，也沒有真正的民主形式。

清末變法修律的主要影響

清末的大規模修律活動，雖然在主觀上講是一種被動的、被迫進行的立法活動，修律本身也存在根本的缺陷和局限性，但在客觀上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在中國近代法制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清末修律標志著延續幾千年的中華法系開始解體。隨著修律過程中一系列新的法典法規的出現，中國封建法律制度的傳統格局開始被打破。不僅傳統的“諸法合體”形式被拋棄，而且中華法系“依倫理而輕重其刑”的特點也受到極大的沖擊。中國傳統法制開始轉變成形式和內容上都有顯著特點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法制。

(2)清末變法修律為中國法律的近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礎。通過清末大規模的立法，參照西方資產階級法律體系和法律原則建立起來的一整套法律制度和司法體制，為其后民國政府法律制度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條件。

(3)清末變法修律在一定程度上引進和傳播了西方近現代的法律學說和法律制度，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統地向國內介紹和傳播西方法律學說和資本主義法律制度，使得近現代法律知識在中國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促進了部分中國人的法治觀念的形成。

4.試述唐律的特點與中華法系的形成及影響。唐律的特點:

(1)“禮法合一”的特點。唐朝承襲和發展了以往禮法并用的統治方法，使得法律統治“一準乎禮”，真正實現了禮與法的統一。如同唐太宗所說：“失禮之禁，著在刑書?！卑逊饨▊惱淼赖碌木窳α颗c政權法律統治力量緊密糅合在一起，法的強制力加強了禮的束縛作用，禮的約束力增強了法的威懾力量，從而構筑了嚴密的統治法網，有力的維護了唐朝統治。

(2)科條簡要與寬簡適中的特點。唐朝立法以科條簡要，寬簡適中為特點。以往秦漢法律，向以繁雜著稱。西漢武帝以后，因一事立一法，導致律令雜亂。西晉修律對漢律令做了大幅度的縮減，《北齊律》定為12篇949條，較前又有所進步。唐朝沿襲隋制，實行精簡、寬平的原則，定律l2篇502條，并為后世所繼承。僅以太宗修《貞觀律》為例，“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足見唐律的上述特點。

(3)立法技術完善的特點。在立法技術上表現出高超的水平。如自首，化外人有犯、類推原則的確定都有充分表現。為防止官吏濫用比附，用精確的語言規定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條件下，官吏故意與過失出入人罪的處理辦法，并在承襲前代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公、私罪，故意、過失的概念，并規定了恰當的量刑標準。如《斗訟律》解釋“過失殺”說：“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共舉重物，力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擊禽獸，以致殺傷之屬，皆是?！碧坡山Y構嚴謹，為舉世所公認。

(4)唐律是中國傳統法典的楷模與中華法系形成的標志。唐律是我國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繼往開來、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唐朝承襲秦漢立法成果，吸收漢晉律學成就，使唐律表現出高度的成熟性。唐律因具有封建法律的典型性，故對宋元明清產生了深刻影響。

作為中華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國界，對亞洲諸國產生了重大影響。朝鮮《高麗律》篇章內容都取法于唐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寶律令》，也以唐律為藍本。

越南李太尊時期頒布的《刑書》，大都參用唐律?？梢娞坡刹粌H在本國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5．漢代文帝、景帝廢刑罰改革的背景、內容及意義。

西漢建立后，重視總結秦亡教訓。漢文帝時鑒于當時繼續沿用黥、劓、斬左右趾等肉刑，不利于政權的穩固，開始考慮改革肉刑。當時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盛世，為改革刑制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文帝開始刑罰改革的直接起因是在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獲罪當施黥刑，其小女緹縈上書請求將自己沒官為奴，替父贖罪，并指出肉刑制度斷絕犯人自新之路的嚴重問題。文帝為之所動，下令廢除肉刑。

刑制改革的內容。把黥刑(墨刑)改為髡鉗城旦春(去發頸部系鐵圈服苦役五年)；劓刑改為笞三百；斬左趾(砍左腳)改為笞五百，斬右趾改為棄市死刑。文帝的改革，從法律上宣布了廢除肉刑，具有重要意義。但改革中也有由輕改重的現象，如斬右趾改為棄市死刑。雖然劓刑改為笞三百，斬左趾改為笞五百，不再用肉刑處罰，但因笞刑數太多，使受刑之人難?；蠲?，因而班固稱其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之”。改革存在不少缺陷，有待進一步完善。景帝繼位后，在文帝基礎上對肉刑制度作進一步改革。他主持重定律令，將文帝時劓刑笞三百，改為笞二百；斬左趾笞五百，改為笞三百。景帝又頒布《瞂令》，規定笞杖尺寸，以竹板制成，削平竹節，以及行刑不得換人等，使得刑制改革向前邁了一大步。

刑制改革的意義。文帝、景帝時期的刑制改革，順應了歷史發展，為結束奴隸制肉刑制度，建立封建刑罰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礎。盡管這次改革還有缺陷，但同周秦時期廣泛使用肉刑相比，無疑是歷史性的進步，在法制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五、分析題(15分)請說明下面這段文字的基本含義，并從中國法制史的角度加以評析。

“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 ? ?，若犯謀判以上罪，不有此律。”一一 《 唐律疏議 名例 》 答：這段話的基本含義是指親屬之間有義務相互隱匿犯罪行為，但犯謀叛以上重罪者除外。即所謂“親親得相首匿”。（或親親相隱原則）。這種主張親屬間相互隱匿犯罪鄒而不負刑事責任的原則，源于儒家思想，反映了中國傳統法律儒家化的傾向，嚴重危害封建統治利益的犯罪，親屬間不柑互相隱匿。這表明儒家道德觀與封建政權的根本利益發生矛盾時，國家利益高于一切。

2、說明下面這段文字的基本含義，并從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角度加以評析?！洞笄宸ㄒ幋笕し刹俊泛汀豆饩w朝東華錄》言：“折中世界各國大同之良規，兼采近世最新之學說，然三綱五常實為數千年相傳之國粹，立國之大本，故凡我舊律義關倫常諸條，不可率行變更，數以維天理民彝于不蔽，亦不戾乎中國數千年之禮教民情?！?/p>

（1）這段文字的基本含義是：立法時要吸收西方近現代的先進法律理論和法律制度；同時不要違背中國傳統的禮教民情。

（2）本文體現了清朝末年統治者被迫修改原有法律時的修律宗旨。他們試圖通過改造傳統法律、引進西方先進法律來緩解內外危機，但又試圖盡量維持原有的落后封建倫理思想。

（3）以此原則為準，清政府進行了大量修律活動，先后制定出《大清新刑律》等一批近代意義上的法典。在體例上，打破了傳統的“諸法合體”的形式；在內容上，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倫理而輕重其刑”的原則。它標志著中華法系的解體。

盡管其主觀動機存在根本的缺陷，卻在客觀上傳播了西方的先進法律學說和法律制度，為中國法律的近代化奠定了初步基礎。

3、請說明下面這段文字的甚本含義，并從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角度加以評析。“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發從坐，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系。

----《 漢書．光武帝紀 》

答：這段文字的基本含義是指老人、幼童和連坐婦女．除犯大逆不道．詔書指明追捕的犯罪外，一概不得拘捕監禁。漢代之所以給老幼婦女以優待，原因是他們的犯罪行為不能構成社會的嚴重危害，又能體現統治階級的寬仁思想。這是漢代強調貫徹儒家矜老恤幼和恤刑思思的體現，也證明漢朝法律開始儒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