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的心得體會

讀《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的心得體會

2011年9月6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全面闡釋了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框架體系。這是中國政府繼2005年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之后，再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鄭重闡述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堅定性。新版白皮書有關和平發展的內容更加充實、體系更加完整。

白皮書從道路、目標、方針政策、必然選擇和對世界的意義上對中國和平發展進行了全面、翔實、深入的闡述，為我們臨摹了一副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畫卷，描繪了一張中國未來堅定走和平發展之路的美好藍圖。學完白皮書，心潮澎湃與心平氣和兼而有之，民族自信與民族自省兼而有之，現實認識與未來期待兼而有之。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的發表,是中國在21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的開局之年、以新的視角來闡釋自己對和平發展道路新認識的體現。正如白皮書所說,走和平發展之路,是中國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中國發展的內生需求。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是人類追求文明進步的一條全新道路，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鄭重選擇和莊嚴承諾。

2011年是中國“十二?五規劃”和重大戰略機遇期新十年的開啟之年，又值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之際，發布這一統領內政和外交的戰略性文件，對外宣示我國走和平發展道路，對內統一思想，振奮精神，實屬必要。

從國際視角看，中國持續高速發展，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更加關注中國走向，擔心中國走上“國強必霸”的老路，有的大國懷有戰略疑慮，一些周邊國家心存畏懼。中國需要向外界進一步宣示自己的戰略意圖與方針政策，用以增信釋疑，排除干擾。

我國作出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戰略抉擇，有諸多因素。

從內因上講，首先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政治制度不允許搞對外侵略和掠奪。另外，我國人民歷來是一個酷愛和平的民族，有著悠久的“和為貴”的道德傳統。再者，我國曾長期遭受外來入侵和壓榨掠奪之苦，一向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訓，絕不能把自己曾遭受過的苦難加到他國人民身上，這是我們的基本道德觀念。

從外因講，國際形勢的發展，尤其是朝著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客觀現實，一方面不允許包括我國在內的任何新興國家重走西方列強靠武力征服而崛起的道路，另一方面也為我國的發展創造了機遇和條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始終沿著以改革開放為主要特點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前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這主要是依靠黨的正確決策和全體我國人民的艱苦努力，但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我國領導集體始終科學把握世界的深刻變化及其特點，善于從國際形勢和國際條件的發展變化中把握發展方向，用好發展機遇，創造發展條件，掌握發展全局。

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當今世界發展潮流的必然選擇。求和平、促發展、謀合作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特別是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深入發展，給世界和平與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爭取較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是可以實現的。

中國走平發展道路具有重大的意義。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始終是中國的中心任務。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實現國家富強。中國人民最需要、最珍愛和平的國際環境，愿盡自己所能，為推動各國共同發展作出積極貢獻。中國的發展不會對任何人構成威脅，只會給世界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和更加廣闊的市場。事實表明，中國經濟的發展，正在成為亞太地區和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已成為中國的國家意志。

走和平發展道路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13億中國人民走和平發展道路，無疑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增添了極其重要的積極因素。中國的發展不會妨礙任何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只會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穩定、繁榮。

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也符合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中國今天要走和平發展道路，將來強大了也要走和平發展道路。努力實現和平的發展、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和諧的發展，始終是中國政府謀求發展的宗旨和原則。

中華民族熱愛和平，也需要和平，我國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隨著我國力量的發展壯大，對世界和平事業的貢獻也越來越大。以國際維和為例，我國從1990年才開始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最初只派少數軍事觀察員，而這些年來參加了17項聯合國維和項目，共八千多人次。由此可見中國走平發展道路的決心。忍辱負重、以德報怨——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世界之福。自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門戶到建國的100年間，舊中國備受欺辱，民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毫無尊嚴可言，甚是凄慘。西方列強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在中華民族的心靈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建國以后，在我們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宰相肚里能撐船，不計前嫌，以德報怨，毅然選擇了和平發展的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中國的和平發展打破了“國強必霸”的大國崛起模式，沒有走建立殖民體系、爭奪勢力范圍、對外武力擴張的老路。不僅如此，中國還秉持積極有為的國際責任觀，為世界經濟穩定發展和減輕人道主義災難做出了突出貢獻。沒有中國的支撐，世界經濟很難走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金融危機的陰影；沒有中國的支撐，美歐債務問題很可能更加棘手，世界經濟金融將“萬劫不復”。此外，中國還累計向外提供了2563億元人民幣的援助，這在我們面臨建設小康社會繁重任務背景下實屬不易。中國和，世界和，中國霸，世界霸,中國強，世界福。

科學發展、自主發展——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是世界之寶。在中國這樣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建設惠及13億人口的小康社會，難度之大，任務之重，可想而知。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眾志成城，團結一心，解放思想，開拓進取，開辟了科學發展、自主發展、開放發展、和平發展、合作發展、共同發展的新型道路。科學發展指引我們堅持以人為本，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堅持統籌兼顧，在最高層統領著中國的發展。自主發展強調自力更生，不把問題和矛盾轉移給別國，體現了中國和平發展的內核。開放、和平、合作、共同發展體現了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與世界融為一體，共同發展的意愿和能力。中國創造的發展理念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同時也為國際社會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指引和參考。當前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理念越來越受到全世界的認可，一些國家開始學習借鑒這些發展經驗。從這種意義上講，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和模式確實是世界的寶貴經驗財富。

宣示寶典、調研瑰寶——中國和平發展白皮書的實用價值很高。白皮書全面闡述了我和平發展道路和對外方針政策，是我對外宣示發展理念和外交戰略寶貴材料和重要依據。相信以白皮書為依托的對外宣示將更富有特色、富有成效，為我贏得更好外部發展環境發揮更大作用。白皮書觀點鮮明，內容豐富，數據翔實，是我們開展調研不可多得的參考材料。比如白皮書首次提出要將和平發展上升為國家意志，更加明確了和平發展的國家屬性。白皮書對中國自身發展和對世界貢獻從數據角度進行了概括分析，非常清晰有力。此外，我們也要學習白皮書的寫作風格，學習其言簡意賅、語言樸實與生動有機結合但等特點。比如白皮書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既形象生動也干脆有力，值得我們學習。

總而言之，白皮書向全世界表明了心意，中國以前、現在、將來都將一如既往地實施和平發展戰略。另一方面，中國和平發展決不會再象以往一樣忍辱負重，而是有堅強后盾作保障的發展。任何干擾阻礙中國和平發展的做法都將受到中國強有力的反擊。

第二篇：中國黑社會發展白皮書

中國黑社會發展白皮書

開篇語

中國警方搗毀河北省唐山市一個黑社會集團，令人震驚的是該集團與軍警人員相互勾結，利用裝甲車、軍用吉普車等軍用車輛及大批槍支彈藥作武器，先后敲詐當地企業及個人錢財八億多元，又霸占數座礦山，打傷多名警察。盡管中國黑社會與警察、官員勾結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但像該集團明目張膽地與軍隊勾結被曝光的案例還是第一次，這不得不讓人懷疑政府打擊黑社會的決心。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中國黑社會已經成型，并出現初期繁榮。這種繁榮的時代背景是轟轟烈烈的改革開放和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此時，中國結束了普遍貧困的平均主義時代，一些人使用非法手段致富，城鄉差距及行業差距日益擴大，人們心理上有了貧富懸殊的巨大落差。這樣的時代背景，為處在底層的人們結成犯罪幫派，牟取非法利益提供了動因。

而比這種劣勢犯罪更危險的傾向是，中國黑社會背后出現了更隱形更強大的支撐力：“官匪一家”、“官匪勾結”。黑社會組織的頭目和核心成員的政治地位越來越高，身上的“光環”越來越耀眼，成為沒有執照的“政府”。

中國法律一直對“黑社會組織”諱莫如深，而是稱為“黑社會性質組織”。一直以來，在中國人和中國當局的認識，中國黑社會無論組織規模還是社會危害，似乎意大利黑手黨離中國社會還十分遙遠。但事實上，中國黑社會早已完成了“國產化”組裝過程，并且在各地大規模流水線作業。有分析稱，中國的黑社會正不斷進化，大體每十年就會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目前來看，經過長期的積累，中國黑社會組織正在形成一個內部精英階層，他們除了學歷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強，反偵查意識強，這些特點都給打擊黑社會帶來一定的難度。政商人脈保護傘也成為中國黑社會不同于其它國家黑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

黑社會十年一次升級

有研究黑社會問題多年的專家稱，跨區域、跨省聯合、向內地滲透，內部形成精英層是中國黑社會組織近年的變化，黑社會的新變化所帶來的危害更大，打擊更麻煩。

廣東警官學院的周心捷表示：“現在中國各地都滋生了一定數量的黑社會，但中國到底有多少個黑社會組織，人數有多少，恐怕公安部也說不清楚。”南京大學教授蔡少卿估計，目前中國黑社會性質組織成員至少為一百萬。

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院長曲新九說：“理論上，中國不承認存在黑社會，而稱為‘黑社會性質’，但實際上是存在的。”直到2000年12月4日，中國部署首次“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之后，最高法院規定出“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應具備四項特征，簡單說就是：組織結構緊密，以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國家工作人員提供非法保護，以暴力為后盾。

自政府消滅舊的幫會以后，深圳首次在1982年在正式政府文件中使用“黑社會”一詞，時間過去二十多年，黑社會組織在不斷“進化”。法律界一般認為，中國黑社會(性質)犯罪的發展，大體上每十年一個階段，2000年以后的十年，是黑社會(性質)發展的第三個階段，主要特點是：黑社會組織數量由少而逐漸增多，組織化的程度和規模也逐步發展，對社會的危害越來越嚴重。

周心捷表示：“1990年代，黑社會性質的犯罪主要是砍手、砍腳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現在的黑幫正向公司化、企業化轉變，黑社會就是一個非法產業，以暴力為投資并獲取原始積累，然后向經濟和政治領域滲透。”

黑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則如同公安部副部長張新楓所說：“在具有一定經濟實力后，黑社會組織往往不惜重金向政府機構滲透，拉攏腐蝕國家工作人員，建立盤根錯節的關系網，尋求非法保護。”廣東的黑幫老大陳毅鋒就是原廣東省政協委員，還是全國十大扶貧狀元，光捐贈的錢就多達七千萬。

黑社會的另一個變化也引起更多擔憂，那就是黑社會組織的跨區域﹑省聯合，境外黑社會組織加緊向內地的滲透。曲新久說：“雖然現在還沒有出現聯盟，但正在朝這方面發展。”沈陽黑社會成員劉涌曾因被通緝而逃到廣州，得到了當地黑社會組織的庇護。周心捷分析：“實際上，這就像一個公司，發展到一定規模就有向外擴張的內在沖動，而且黑社會組織之間的聯合對他們也是雙贏的結果。”

同時，經過長期的積累，黑社會組織正在形成一個內部精英階層，他們除了學歷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強，反偵查意識強，這些特點都給打擊黑社會帶來一定的難度。

曲新久認為，中國的黑社會還處在初期階段，解決的最有效辦法就是加強打擊。從根本上來看，政府要更透明，司法要公正，民主要發展，社會要整合，才能消滅黑社會的生存土壤。

社會轉型的必然：黑社會膨脹

中國公安部公開承認，部份地區存在警匪勾結的現像。中國黑社會勢力在政治、經濟、社會層面日益擴大的現像引起了中國問題專家的普遍關注。觀察人士說，中國黑社會勢力近年來惡性膨脹的直接原因是急劇的社會轉型。

中國社會轉型的必然

長期觀察中國問題的作家高新認為，黑社會勢力滲透政治、經濟生活的現像是中國社會轉型的必然。他說，臺灣在其轉型過程中也曾經出現過警匪勾結、黑社會老大利用選舉進入政府等種種官黑勾結的現像。高新說，中國正處在從一個完全不透明到半透明、從完全不講法律到講一點法律的階段，當局現在已經不能象過去那樣肆無忌憚地調動軍隊警察等國家機器來鎮壓抗議民眾了。

高新說：“整個中國大陸司法界方面從無到有、從不健全到相對健全的過程決定了政府不可能象過去使用共產黨傳統的直接用專政力量來鎮壓老百姓的反抗。”

高新說，現在之所以屢屢出現當局被指控雇用黑社會成員鎮壓民眾抗議正是他們為了避免在鎮壓過程中留下證據。在查無實據的情況下，不論是法庭、律師、還是媒體都無計可施。

國家主導市場轉型導致錢權勾結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系夏明教授目前研究的課題是中國官黑勾結，他正撰寫《國家、市場與黑社會》一書。

夏明教授認為，中國的市場轉型是以國家主導的模式推進的，中央控制很多資源，比如土地、能源，掌握很多政策，比如信貸、出口政策，往往權力插足的地方就可以給地方經濟帶來活力，這就成為包括黑社會在內的各種利益團體想方設法接近政府權力、滲透政府權力的動力，從而推動了錢權勾結、官黑勾結局面的產生。

同時，夏明教授認為，中國在經濟改革過程中也做出很多退讓，喪失很多功能。

他說：“中國國家在市場經濟過程中、在戰略轉移和退讓過程中、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中不斷放棄它的功能，使得國家出現很大的功能的喪失和能力的喪失，引發了國家結構的削弱。”

夏明解釋說，在中國的市場化過程中形成了黑市場，從事毒品、賣淫、人口販賣、武器走私等非法活動，而中國政府在市場經濟的轉化過程中沒有起到該起的政府職能作用。比如，雖然中國的色情行業興旺，但中國政府固守宣傳，堅持其非法性，不肯象其它許多國家那樣對色情行業合法化，從而加以管理，結果讓色情行業落入黑社會手中，壟斷其高額利潤。

他表示，中國政府在市場經濟面前部分功能的喪失還表現在沒有能力管理調控市場，無力進行產權的保護、合同的執行、債務的追討等。政府在經濟層面的各種缺位都造成黑社會的卷入。

走投無路：弱勢群體成黑幫中堅分子

中國社會發展不公平的副作用日漸涌現，有人發財，但也有許多下階層民眾生活困苦，最后鋌而走險加入黑社會，使黑幫不斷壯大。中國官方媒體警告，中國已進入黑社會犯罪高發期。

《瞭望》周刊最近報道稱，在黑惡勢力發展的各個階段，都存在弱勢社群由“弱”轉“黑”的現象。經濟發展的非均衡化與財富分配的不合理化，帶來城鄉差別、失業、收入分配差距等問題，弱勢社群愈來愈多，矛盾日漸激化，同時又缺乏社會援助及關注，為黑惡勢力的發展提供空間。

報道說，黑社會問題專家、南京大學教授蔡少卿曾估計，中國黑社會成員至少有一百萬人。河北省先前拘捕林潤良黑社會集團二十多名涉案疑犯中，近一半為無業人員，還有下崗工人、農民等，大多來自社會的低下層。數據顯示，無業或勞教釋放等人員是當前黑社會集團的中堅分子。

中國法學專家何秉松表示，社會最底層的共同特點是貧困、社會地位低、缺乏謀生技能。因此，他們一般悲觀消沉、憤世嫉俗，對現實強烈不滿。由于主流社會對他們的排斥，犯罪便成為他們對社會不公的病態矯正方式。

報道并表示，當前中國黑社會多活躍于市場、礦山等資源集中、管理不善的地方，官員違法亂發開采證，令礦井之間矛盾叢生，礦主只好找黑社會擺平矛盾。其次是歌舞廳、洗浴中心、按摩中心需要黑惡勢力保護，讓黑社會有了經濟來源，得到進一步發展。此外，當局打擊犯罪不力，亦是黑社會坐大的原因之一。

掃滅黑社會的鴕鳥式立法

電影《大腕》里，幾個黑衣人兇神惡煞要砸葛優的場子，葛優一拍桌子大喝道：“別跟我裝黑社會，中國壓根兒就沒有黑社會！”觀眾哄堂大笑。

黑社會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巨大毒瘤，卻從沒有中國人因為加入黑社會組織而獲罪——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上，只能看到“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字眼。

中國法律一直對“黑社會組織”諱莫如深，而是稱為“黑社會性質組織”。顧名思義，所謂“黑社會性質組織”意思就是不夠格成為黑社會組織。既然如此，兩者的性質無法相提并論，量刑自然也應該更輕。因此，很多黑社會組織變成了打家劫舍、制定幫規、非法結社、持槍作案的小混混，和流氓集團差不多。無論組織規模還是社會危害，似乎意大利黑手黨離中國社會還十分遙遠。但事實上，中國黑社會早已完成了“國產化”組裝過程，并且在各地大規模流水線作業。

中國的黑社會組織據說形成于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民國時代，由于蔣介石和青紅幫的淵源，黑社會勢力達到歷史上的最高峰。中共1949年建政后，大舉鎮壓黑社會，僅不到兩年，黑社會便基本上一掃而空，絕跡三十年。消滅妓院和黑社會一直以來是中共引以為榮的功績。

也因為如此，昔日的榮耀成為巨大的包袱。就像長期不愿意正視娼妓回潮一樣，當今法律始終不愿正視黑社會的真實存在。理由很簡單，如果把黑社會的定罪寫入刑法，就等于承認中國存在黑社會，這將使當局甚為尷尬。因此，法律只能以“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取代“黑社會”，這樣的文字游戲使得立法遠遠滯后于現實。

中國不愿提起黑社會，也因為法律界始終強調規模、控制手段、滲入各階層能力等等，并始終參照西方的定義（比如黑手黨），從而對于涉黑組織往往歸于疑似或者類似的定義。但是在黑手黨發展初期，它的社會危害遠不及中國當今的黑社會，而經過數百年發展，當今黑手黨在量和質上自然強于中國的這些小字輩。

在1997年修訂刑法的時候，法學界依然普遍認為中國沒有典型的黑社會組織形態。因此對于以暴力、威脅或其它不正常手段，有組織、有計劃地實施暴力犯罪，稱霸一方，為非作惡，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違法犯罪活動，在294 條中定罪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其組織成為“黑社會性質組織”，而不是“黑社會組織”。對于境外黑社會組織入境犯罪則稱“黑社會組織”。立法者的良苦用心可見一斑。

以深圳兩宗大案的審判為例。深圳中級法院2000年9 月第一次以“入境發展黑社會組織”罪對鄧群等八名香港公民判刑，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制史上的第一次。而2001年9 月17日，深圳首例“組織黑社會性質組織”案審結，首犯李成錄被判以“領導、組織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由此可見中國目前的法律體系并沒有在字面上承認中國有黑社會，充其量僅承認存在黑社會的雛形或外圍組織。

然而，2000年的張君犯罪集團以殘暴和組織嚴密令中國社會大為吃驚，各地頻繁發生的“黑社會性質”案也證明了中國的黑惡勢力組織早已完全達到黑社會的標準。中國存在黑社會，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中國刑法不但沒有對黑社會組織的準確定性，甚至連“黑社會性質組織”的標準也有爭議。最高法院2000年12月5日為刑法第294 條作司法解釋，給出四條基本判斷標準：組織能力、經濟實力、國家工作人員參與、破壞公共秩序。

正是因為這個司法解釋，在深圳李成錄案庭審期間，控辯雙方爭論激烈。辯方認為，李成錄案根本沒有國家工作人員參與，不符合高院司法解釋，所以李成錄的非法組織“深圳市永興摩托車出租公司”不能定義為黑社會性質組織。最后，法庭不得不拋下這條基本判斷標準，認為李成錄等人已形成固定的犯罪集團，有嚴密的組織紀律和相當的經濟實力，并且對社會危害極大，才得以判決“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名成立。

此外，現行刑法對黑社會性質犯罪既沒有規定財產刑，也沒有規定對其它涉黑財產的處置辦法，達不到釜底抽薪的懲治效果。

顯而易見，我國在反黑立法上采取了鴕鳥政策，不能正視真實存在的黑社會，法律就達不到懲惡揚善的目的。

中國黑社會發展白皮書（調查報告，中）

中國黑社會的發展模式

河南商丘市“黑社會性質組織”頭目李鐵良公開給公安局長寫信，聲稱中國有三李，一是李登輝，二是李洪志，第三個就是李鐵良。如果公安局敢在商丘打黑，李鐵良就要在十天內取下公安局長的人頭。

劉志高自號“狂龍”，是湖南邵陽“中國梟雄會”頭目。梟雄會在邵陽市中心廣場公開槍殺警察后，用毛筆寫出一份布告貼到市區法制宣傳欄里——中國梟雄會處決公安人員一名！特此布告。會長：狂龍。

在黑社會盛行的同時，中國社會也越來越流行一種炫耀人脈的時尚，從平民百姓到高級官員或企業老板，在談及自己的社會關系時，往往會冒出這樣一句話：“我黑白兩道都有人！”

中國公安部2006年2月公開對外承認黑社會已滲入政界。三個月后，中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協調小組辦公室負責人已不再說“滲入”，而是說“黑社會組織已經成功地控制了主要經濟命脈，把一些新興的行業，暴利壟斷行業，黃、賭、毒等行業牢牢控制，一些基層政權已經倫為黑社會的打手，黑社會組織今天已經發展成為專業化、公司化，國際化。”

近代上海黑社會的破滅

事實上，不管是美國、日本、意大利還是香港都有黑社會組織。公認最早的黑社會是發端于意大利西西里島的黑手黨。Mafiya意即黑手黨，原意為“勇敢”、“出眾”、“完美”。在19世紀中葉，Mafiya不同于土匪，其成員有自己的生活哲理和道德規范，其內心具有自豪感，他們藐視政府和法律，即使同黨沒有任何道理，但也要袒護同黨而反對敵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黑手黨開始進入販毒、色情、賭博、走私等行當，成為黑社會組織。1960年代后黑手黨經營大規模販毒，帶來滾滾財源，最終通過洗錢而將勢力插進經濟和政治領域。

近代中國是黑社會普遍發育、泛濫的時代，分布之廣、成員之眾、活動之烈都為中國史上所罕見，其中上海黑社會更具典型性。

與意大利黑手黨辛苦坐大后再將勢力插進政治領域的發展模式不同，上海黑社會從上海開埠、租界誕生起醞釀，至1920年代成型，短短十年就達到頂峰。在政治風雨的漩渦里、華洋雜處的空隙間，上海黑社會成為亦官亦匪、亦隱秘亦公開的特殊社會階層，并且從始至終與官府勾結。上自總統、總理，下至督軍、省長、市長，無不以結識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三人為榮。不過，經過中共短短兩年多的強力鎮壓，黑社會就已煙消云散。但改革以后黑社會何以卷土重來呢？

中國的“紅頂子”黑幫

其實不光是黑社會，嫖娼、吸毒、賭博、走私等現象多是最近二十年卷土重來的。

中共建立政權初期，中央政府權力強大，事權高度統一，實行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制度。除了龐大的政權組織外和黨團組織外，還有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各種社團組織、治保組織和群眾組織密布社會。由于在政治上、組織上和生活上實行了嚴密而強有力的控制，黑社會組織實在難以尋找到發展的任何空間。

改革開放以來，計劃經濟體系崩潰，政府權力因應新的經濟和政治體制的需要而逐步收縮，在社會的激烈轉型中，沒有新的合法而有效的民間權力組織填補政府收縮權力留下的空間，遂使黑社會找到了崛起的空間。眾所周知，黑社會就是沒有“營業執照”的“政府”，在政府權力所不及之地，黑社會就會起而代理權力統治，建立一套秩序。

警匪勾結，官匪勾結，在中國社會基層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中國目前的黑社會，與外國和港臺黑社會在發展模式上有一個本質的不同，即其他黑社會是在發展壯大后開始尋求得到政界對其利益的庇護，例如推舉議員、競選行政官員、行賄官員等。而在中國，黑社會就是在政商人脈保護傘的庇護下才得以壯大的，官匪勾結，從一開始就是黑社會崛起的法寶。

雖然國內的色情行業興旺，但政府固守宣傳，堅持色情行業的非法性，不肯效法許多國家的先例甚至不愿臺灣對色情行業合法化，從而取得有效管理，結果讓色情行業落入黑社會手中，得以壟斷高額利潤。

同時，政府控制很多資源（例如土地、能源），掌握很多政策（例如信貸、出口政策），包括黑社會在內的各種利益團體就想方設法接近政府權力、滲透政府權力的動力，從而推動了錢權勾結、官黑勾結局面的產生。在金錢的驅動下，地方官員與黑社會迅速結成了休戚與共的利益結合體。

因此，黑社會勢力滲透政治、經濟生活是中國社會轉型的必然。但是，如果官僚體系繼續出現黑社會化的話，那么就會政令難行，出現“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這對政權的基礎來說將是一個很大的毒瘤。

中港臺黑社會的發展脈絡

中國的黑社會自古有之，但直到二十世紀才開始真正大行其道。黑社會1930至1940年代在中國大陸形成了高峰期，但中共建政后受到了毀滅性打擊，主要活動被迫轉移到了港澳臺以至海外，在大陸上至少絕跡三十年。不過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港澳臺黑社會勢力迅速回流，與大陸當地黑社會勾結，使得黑社會在兩岸三地遍地開花，并且向海外延伸。

香港黑幫：膠片記憶輝煌

港澳臺黑幫中，香港黑幫因為港產黑幫電影而聲名遠揚，最為人熟知。香港將黑幫社團統稱為“三合會（英譯Triad）”，據稱是著名的反清復明組織天地會（洪門）的異變。由于很多華人黑社會組織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清朝的三合會，所以現在，尤其在香港，一般用來泛指華人黑社會組織。

現今香港約有五十七個三合會組織，大部分屬于小型街頭幫派。大型的三合會組織包括新義安、和勝和、14K等，人數達幾千人，像美國、意大利的黑手黨一樣，都是久經世故的犯罪集團。有說法稱香港現在正式的黑社會成員大約有二三十萬，如果包括非正式成員則高達四五十萬。

和勝和是香港現時最大的三合會組織，會眾三萬人。和勝和又名和字頭，1930年成立于深水埗，早期根據地為九龍仔。十多年前已顯衰退跡象，但看準了盜版光碟的龐大市場，幾年內即起死回生，加上極力進攻中港軟性毒品市場，搖身成為香港最具實力的社團。近年則以發展黃、毒事業開辟財源，并大肆“曬馬（械斗）”增強勢力。

新義安由向前在1919年創立，成員估計約有兩萬五千人。除香港外，新義安還活躍于英國、比利時、法國、荷蘭以及廣東省。新義安前身為1866年成立的“萬安”黑社會組織，又稱“臺灣幫”，早年以潮州鶴佬人為主，又稱“潮洲幫”。由于社團骨干為潮汕人士，龍頭職位又屬向氏世襲，加上是香港第一個將會員資料電腦化、社團企業化的幫會，故內部凝聚力一向較強。1990年代中，香港警方一度估計新義安已發展到八至十萬會員，成為全港最大的黑幫組織。

14K成員介乎十二至二十萬人，在1990年代一度是全球最大黑幫。它在1940年代國共內戰后出現，原名為“洪發山忠義堂”，至香港發展后改稱14K，名稱源于在廣州時的總部地址：西關寶華路14號。有稱14 K組織與國民黨關系密切，是蔣介石用以對抗中國大陸和擾亂其社會民生的工具。“14K”的“K”就是國民黨（Kuomintang）的首字母。

臺灣黑幫無處不在

國民黨退守臺灣時，也改變了臺灣的黑社會生態，使之出現多元化發展。在今天臺灣，黑社會勢力無處不在。不論是黑道爭斗、商場利益糾紛，甚至政治人物與黑道之間的沖突，常常需由隱身幕后的黑道老大來調解處理。竹聯幫大哥詹龍欄與國民黨關系良好，詹龍欄與李登輝、詹龍欄與連戰都有合照作證。

臺灣黑社會幫派雖多，但多是地方型小幫派。橫跨全島、甚至走向國際的僅竹聯幫、四海幫與天道盟三大黑幫。其勢力不僅遍布全島主要縣市，而且早已國際化，伸至美洲、歐洲、日本、東南亞、非洲及港澳與大陸地區。一個龐大的華人黑社會網絡已形成，并與外國黑社會組織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

竹聯幫始于臺灣，前身為“中和幫”。竹聯幫從1960年代開始不斷擴充，有“天下第一幫”之稱。線報指出竹聯幫在臺灣成員近十萬人，而在世界各地華人社會中發展的成員亦將近三萬人，竹聯幫勢力之大，早已經深入臺灣的黨、政、軍、經濟等各界，與香港新義安、日本山口組齊名成為亞洲著名幫會。

天道盟是臺灣三大黑社會組職中地緣關系最強的角頭聯盟。相較于竹聯幫、四海幫、松聯幫等成立于1950、1960年代的幫派，天道盟歷史雖短，但勢力相當可觀，與前述幫派并列。就其成員出身來看，屬于臺灣掛幫派。除了臺灣本土外，天道盟在海外均有活動，包括亞洲其他國家及美國等。

大陸黑社會出口轉內銷

在絕跡三十后，最近二十年中國黑社會走了一條“出口轉內銷”的路子，又重返大陸江湖，形成了大陸版的黑社會。

港澳黑社會組織對大陸的滲透始于1980年代初期。香港黑社會組織是最早潛入大陸的黑幫之一。早在1981年，深圳就發現有香港的14K、水房、和勝和、新義安和老東等組織的成員活動。在珠海，1982年在拱北口岸發現有澳門黑社會組織滲透活動，之后逐步擴大至香洲、灣仔、前山、南屏、唐家和斗門等地。

進入1990年代，港澳黑社會基本熟悉了大陸市場。不少黑社會組織都把內地視為“新大陸”，紛紛建立固定據點，許多大哥級人物也忙著考察大陸市場，而且被滲透區域也變得多元化。南北城市逐一滲透，海南的海口、三亞，浙江的寧波、溫州，山東的青島，遼寧的大連等沿海城市先后成為滲透重點。同時，長沙、南昌等大批內陸城市也成為其垂涎之地。

北京：黑社會聘請法律顧問

天子腳下，亦有黑幫？北京2006年7月開審的“二胡”集團案就是一例。這是建國以來北京首例開審的黑社會案，而未被審判的誰又知道有多少？

“二胡”集團老大是胡亞東、胡亞風兄弟。胡亞東生于1961年，身高一米八多，高高瘦瘦，與小一歲的胡亞風在北京市順義區極盡威風，據稱沒有辦不成的事。

初中文化的胡氏兄弟靠開設汽車修理廠和大面積非法挖砂起家，召集了大批北京及周邊地區的失業者為其打工并充當打手。在經營汽車修理廠期間，胡亞東替別人將盜竊來的汽車倒賣到外地，前后銷贓八十多輛，直到1999年10月東窗事發，被判入獄三年。待到2001年胡亞東出獄時，已儼然是黑幫大佬的氣派，據稱順義區所有的地痞流氓傾巢而出，大擺接風宴席。有人當場送他一輛奔馳S600轎車，“二胡”黑幫自此真正進入“有所為”階段。2006年7月檢察部門指控的53起案件，幾乎都發生在2001年后。

2006年7月的庭審中，檢方對“二胡”的首宗指控，就是張國立事件。張國立是一家企業汽修班的班長，在1996年胡亞東還在開設汽車修理廠時是他的客戶。因為張國立送來修理的車輛減少，因而開罪了胡亞東，被割去半個右耳。在胡亞東報復張國立的過程中，他結識了兩名警察劉海英和鄭葛以及律師張秋成，此三人均在“二胡”黑幫中起了重要作用，張秋成更被“二胡”聘為法律顧問。

經常以錢開道的胡亞東手眼通天，贏得了“講義氣”的江湖名聲。張國立說：“胡亞東曾揚言，寧可把錢花到公檢法的敗類身上，也不賠償給我。”“二胡”的資金來源，主要出自敲詐勒索和銷贓，以及非法采礦。順義區北小營鎮附近地表下全是砂石，“二胡”自2004年4月起不顧政府禁令，大舉開采，甚至打傷了前來制止的防暴警察。從此，即使有村官報警，也無人來管。村民說，只要掛著“古月”的牌子，車隊就能暢通無阻。最壯觀的時候，“二胡”的采砂車隊上行下行，首尾相接九公里，其他車輛無法通行。

“二胡”勢力如日中天，因此無人敢出頭指證，許多被傷害的人都三緘其口。順義北小營鎮派出所周姓警察遭胡亞東毆打，在當地盡人皆知。胡亞東2003年11月25日因此還被判入獄十個月，于2004年5月24日刑滿釋放。后來周姓警察調離北小營派出所，到別處任職，有媒體記者找到他，但他卻拒絕采訪。另外一位被訪者則心有余悸地說：“這一次，胡亞東也許出不來了，誰知道胡亞風會不會出來？”

“二胡”集團案已經于2006年7月開審，共有三十四人被控涉及五十三宗罪案，胡氏兄弟如果罪名成立，將為十三宗案件負責。

內蒙：警察黑幫橫行十年

十幾年來，蘇和的名字，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簡稱“土左旗”）一帶令人聞風色變。這個曾任土左旗公安局政委的人，操控著一個以警察為骨干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橫行鄉里。

據《瞭望新聞周刊》報道，去年5月22日，公安部高層在一封舉報蘇和黑惡勢力的民眾來信上批示：“要督查此案”。同年5月29日，中國“打黑辦”以第164號《民眾舉報線索督辦通知》將內蒙古自治區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政委蘇和等人涉嫌黑惡犯罪線索督辦。自治區主要黨政高官先后多次作批示。同年6月6日，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成立專案組，采取秘密調查、異地用警、異地審訊、異地羈押的方法，經過半年時間的調查取證，一個以蘇和為首的橫行鄉里十余年的黑社會性質組織被一舉摧毀。

今年4月26日，內蒙古自治區高級法院對“蘇和涉黑組織”作出終審宣判，主犯蘇和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并處罰金兩萬元。其余九名涉案人員分別被判處五年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各種手段要挾當地官員

2001年，一位新任局長到土左旗公安局上任不久，就看到了奇特的一幕：一天半夜，時任旗公安局副局長的蘇和給一位旗委副書記和一位副旗長打電話，讓他們跑步到公安局長辦公室。這兩位官員果真跑步前來，進了辦公室也不敢坐，站著被蘇和辱罵了半個鐘頭不敢吭聲。

新局長明白，蘇和這出戲是演給他看的：“旗領導尚且如此，你敢不服？”這位新局長不甘示弱，反復抗爭，最終敗下陣來。2001年，局長責令經偵大隊和巡警大隊上繳罰沒款物，蘇和指使手下砸了他的辦公室。局長無法正常工作，只好調離。

蘇和惡名昭著，為何在十多年里，這樣一個警霸非但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步步高升？關鍵的一條是他利用各種手段控制了當地一批官員。蘇和最陰損的招數是對官員的子女下手，攛掇這些二十來歲的年輕人賭博或吸毒。辦案人員說：“這些孩子大都閱歷很淺，文化不高，欠下巨額賭債蘇和給擺平，吸毒被抓蘇和給放了。結果，不少旗領導欠下蘇和的‘人情’。”一位姓丁的官員不買蘇和的賬，蘇和就引誘其子吸毒，爾后又把孩子抓進戒毒所。

蘇和善于“潑臟水”。想收拾誰，就將其邀請到酒店吃飯，找來一些“三陪女”侍酒，包間外面埋伏上警察打手。席間，蘇和逼人大杯飲酒，對方不服就叫打手進來暴打，再安上調戲婦女的罪名把他拘留。

確有一些意志不堅定的官員在蘇和手里落下了把柄。蘇和給他們送錢，偷偷錄音，再把錄音放給對方聽。土左旗公安局一位負責人說：“我剛調來的時候，有人提醒我不要用辦公室電話，蘇和能竊聽，竊聽設備比市公安局的還先進。”一位辦案人員說：“那些被蘇和降服了的官員，蘇和就是當眾扇他們嘴巴子，他們都不敢吱聲。”

排斥異己

蘇和不是一個有耐性的人，更多的時候，他對有不同意見的官員大打出手。1996年夏天的一個中午，蘇和在土左旗察素齊鎮天義城飯店喝酒，碰見土左旗人大代表、交通局副局長朱滿收。他說朱滿收“不給面子”，讓手下上去就打。朱滿收僥幸從后門逃掉了，但是幾個月后的一天晚上，蘇和帶人闖入朱家，讓手下把一支雙筒獵槍架在朱滿收的背后，一腳把朱踹得面向蘇和跪下，蘇和當著朱妻的面對朱破口大罵。

即使這樣，蘇和還是覺得朱滿收沒有徹底服氣。第二年，他又找到一個機會，讓手下先用凳子打朱滿收，然后再用繩子把朱綁回巡警大隊，戴上手銬繼續打。最后借口朱參加賭博，作了筆錄才將其放回。朱滿收多處受傷，在家治療一個多月。

1994年2月3日21時許，因不滿旗委常委會的一項處理決定，蘇和帶領手下王生平、孔繁軍，闖進土左旗旗委一位高官的住宅。蘇和讓兩個人在院里放哨，自己走進屋子，打開一只裝滿獵槍子彈的箱子威脅領導。這位官員趕緊給蘇和的大哥打電話，蘇和見狀退回院子，從孔繁軍手里拿過一桿獵槍，沖這位官員瞄準。王生平怕鬧出人命，搶上去擋住了槍口。這時蘇和的大哥趕到，蘇和才帶人離開。

打罵同事，是蘇和在公安局內排除異己的主要手段。為了讓自己的親信擔任刑警大隊長，他多次毆打原來的刑警大隊長，辱罵教導員，克扣經費、直接插手刑事案件，干擾刑警隊正常辦案。金山開發區派出所所長張永強拒絕購買蘇和搞來的走私車，蘇和就派人去打他，打到尿血還不算，后又借故將其開除。

家庭庇護

蘇和生于1965年，自幼就以打架出名。上世紀80年代，蘇和還只是個兇狠的小混混。聽說白天有人跟他妻子開玩笑，夜里就拎著菜刀把人家叫出來，照頭便砍。聽說二哥因曠工被農業銀行處分，晚上就去農行找行長滋事，門衛只說了一句“現在已經下班了”，蘇和就把匕首刺進了門衛屁股。

由于家庭勢力庇護，蘇和不僅沒有為這些恣意行兇案件承擔任何刑事、民事責任，反而于1982年被調入土左旗法院，披上了法警制服。1986年，他涉嫌輪奸婦女，奇怪的是非但未被深入追究，還被調進了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公安局的治安科，成了一名警察！

從此，蘇和的羽翼逐漸豐滿。1991年他糾集了一批人，以開公司作掩護，有組織地進行違法活動。他們到天津、山東、河北等地進貨，以貨到付款為由，先把貨物拉回來，然后就沒了下文。對方來討債，討到的只有毆打、威脅和恐嚇。這樣，他們先后非法占有價值50余萬元的貨物。

1994年，蘇和進入土左旗公安局巡警大隊。此后六年，他不斷招兵買馬，一個黑社會性質組織漸具雛形。1999年，他當上土左旗公安局副局長，2002年又升任政委。他的黨羽逐漸占據了局內重要位置：紀委書記、經偵大隊長、巡警大隊長、巡警大隊教導員、畢克齊派出所所長、察素齊派出所所長都是他的黑幫成員。至此，蘇和等人已經演變成為一個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成為名副其實的“警霸”。

這個黑幫的組織結構呈金字塔型，骨干成員分工明確。蘇和為首，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三，被黑幫成員尊稱為“三哥”或“三掌柜”；何長偉利用土左旗公安局紀委書記的身份，經常替蘇和發號施令；于新江、聶子龍打著執法的幌子違法辦案、以罰代刑，為黑幫組織大肆斂財，是蘇和的“左膀右臂”；孔繁軍負責經營管理蘇和的“金宇宙商貿有限責任公司”，擔任“管家”；其他五人充當爪牙和打手。

巧取豪奪

經一審法院認定，蘇和等人共涉案61起，非法斂財三百多萬元，犯有非法拘禁、受賄、強奸、尋釁滋事、非法狩獵、非法持有槍支彈藥、賭博、搶劫、濫用職權、貪污、挪用公款、非法持有毒品、銷贓以及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等13項罪名。

披著“警察”的合法外衣，這伙人簡直是一群肆無忌憚的強盜。蘇和經常指使手下違法查辦經濟案件。2002年，對當地二十多家民營企業進行涉稅大檢查，沒查出問題，就以限制人身自由為要挾，收取企業“保證金”28萬元。他們從當地信用社違規貸款近千萬元，用來放高利貸、倒賣汽車、開酒店，至今尚有貸款本金232萬元、結欠利息114萬元不能收回。他們多次購買二手車、走私車，然后高價賣給公安局及各隊所，或是抵頂工程款、貸款，或是強迫他人購買廢舊車，賺取巨額差價。

“抓賭”“抓嫖”，更是這個黑幫的慣用伎倆，他們頻繁開展這類“行動”，借機對無辜民眾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亂收罰款，然后私自截留非法收入。

如果有人在1996年9月的一個午夜路過土左旗的哈素海牌樓，必定會看到一幕奇景。當時，蘇和帶領二十多人前去“抓賣淫小姐”，他命令所有飯店老板和服務人員約三四十人，全部集中到一片空地上下跪，誰不愿意跪或跪得慢一點，就遭到毆打。蘇和等人則坐在飯店屋里，輪番把人傳進來審問，對不從命的拳打腳踢。這樣持續了半個多小時。

2003年，蘇和指使巡警隊“抓賭”，在討爾號廟營子村一次抓回五十人，誰家拿錢來才能贖人。還毆打這些人，逼他們招出還有哪些村民參與過“賭博”，根據這份“黑名單”，持續兩個多月到村里抓人。當時正值農忙季節，很多村民怕被抓，有家不敢回，回家也只敢睡倉庫，有的甚至睡在河槽里。

辦案人員說：“有的村子為了逃避蘇和的濫抓濫捕，專門在村頭設了‘瞭望哨’，只要望遠鏡看到蘇和一伙的車隊過來，就上演全村集體大逃亡，如同應對鬼子進村。”

民眾告倒黑幫老大

橫行無忌的“老大”終究要付出代價。讓其受到嚴懲的，正是那些他平時根本不放在眼里的百姓。2006年初，一封民眾舉報信寄到公安部，揭發了以蘇和為首的警察黑幫的種種罪行。公安部領導指示：嚴查。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廳長趙黎平親任專案組長，從全區抽調了五十名警察，在蘇和盤踞十幾年的土左旗展開調查。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組成的專案組，經過半年調查取證，蘇和團伙終于被送上了法律的審判臺。呼和浩特：涉黑案十人中有九名是警察

中國公安部督辦的呼和浩特市“6·06”警方涉黑案件日前偵查終結，并移送至鄂爾多斯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在這個涉黑案件中，主要有以呼和浩特市賽罕區公安分局原政委蘇和為頭目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十名，其中九人原為警察。

據新華網報道，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里，這個黑社會組織以蘇和自己經營的“金宇宙商貿有限責任公司”為活動據點，以蘇和分管的土默特左旗公安局一些部門為依托，有組織地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大肆聚斂錢財，非法控制土默特左旗公安局黨委，干預旗委、政府行使公共管理職能，稱霸一方。

內蒙古自治區公安廳2005年6月6日成立專案組，查明這個黑社會組織共涉案67起，涉案金額808萬余元，涉嫌16項罪名，分別是非法拘禁、受賄、強奸、尋釁滋事、非法狩獵、非法持有槍支彈藥、詐騙、賭博、搶劫、濫用職權、強迫交易、貪污、挪用公款、非法持有毒品、銷贓以及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等。專案組還依法收繳了四支獵槍和338發獵槍子彈。

除了蘇和，其它九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紀委書記何長偉、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全勝路派出所原所長于新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經偵大隊原大隊長聶子龍、土默特左旗“金宇宙商貿有限責任公司”原副總經理孔繁軍、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察素齊鎮派出所原所長恒巴圖、土默特左旗公安局畢克齊派出所原所長張俊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畢克齊派出所原民警陳吉平、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民警高永剛、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巡警大隊原民警任紅彪。

中國黑社會發展白皮書（調查報告，下）

山西：205名官員涉保護黑勢力被捕

在山西的“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有205名官員因涉嫌與黑惡勢力勾結、充當黑勢力的“幕后指揮者”和“保護傘”被批捕，其中官員和煤霸勾結的情況非常嚴重。

據山西省檢察長座談會上透露，在山西省“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今年上半年共批捕涉嫌為黑惡勢力提供保護的公務人員205名，涉黑涉惡案件51件。

據介紹，打掉黑惡勢力的“保護傘”是此次山西“掃黑除惡”專項行動的重要內容，也是行動成功與否的重要標志。

嚴重侵蝕礦產、能源行業的煤霸非常猖狂，被列為山西“掃黑除惡”首要打擊對象。

此外還有六類黑惡勢力：擾亂建筑市場秩序，強行承包工程的黑惡勢力組織；擾亂運輸秩序，強占客源、貨源，壟斷運輸線路的黑惡勢力組織；擾亂歌舞娛樂場所管理秩序，敲詐勒索，收取保護費的黑惡勢力組織；橫行鄉里、尋釁滋事或把持基層政權、欺壓群眾、為所欲為的黑惡勢力組織；外來人員中受雇于人充當打手，護場助威，組織械斗的黑惡勢力組織；設賭抽頭，牟取暴利的黑惡勢力組織。

中央將今年定為“掃黑除惡”年，而“掃黑除惡”的重點是深挖黑惡勢力背后的“保護傘”。此前，公安部部長助理朱恩濤也承認，“紅帽子”黑幫為非作歹的現象確實存在。過去幾個月，中國媒體多次報道地方官員與黑幫勾結，殺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場上的競爭對手。

據中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協調小組辦公室負責人此前透露，黑惡勢力正日益向政治和經濟領域滲透，黑社會勢力已滲入政府部門，不僅僅控制販毒﹑組織賣淫和勒索保護費，而且左右地方政治。同時，他們盤踞了建筑、能源等行業，而且組織形式也更加復雜和嚴密，“企業化”、“公司化”趨勢顯著。

江西：打黑打出白吃黑

被稱為江西打黑第一案的熊新興案2006年12月28日終審判決。此案中多名公安民警充當了犯罪分子的保護傘，其中包括原江西省公安廳副廳長許曉剛。案件終審但丑聞未結，2007年元旦剛過，又有舉報稱審理該案的九江市中級法院在一審時讓被告人家屬選派代表進行“談話”并要求交錢，僅熊新興的家屬交的錢就超過六十萬元。

《中國青年報》報道，熊新興2005年2月28日因涉嫌尋釁滋事罪被江西省公安廳刑事拘留。2006年7月17日，熊新興案在九江市中級法院一審開庭。2006年9月26日，一審法院判處熊新興死刑。公訴機關指控，熊新興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賄為其組織的生存與發展編織“保護傘”。

判決書稱，熊新興為了給其犯罪組織的違法犯罪行為尋求保護、逃避打擊，利用金錢大肆拉攏、賄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編織“保護傘”。已查明充當“保護傘”的人員有，原江西省公安廳副廳長許曉剛、原撫州市公安局副局長尹光，原臨川市公安局巡警大隊大隊長操宜榮、民警祝金發等多人。

據了解，2002年至2004年間，熊新興多次被舉報涉嫌開設賭場、故意傷害、組織黑社會等犯罪情況，許曉剛向熊新興透露舉報的內容，并多次去撫州與當地黨、政、公安機關領導用餐時選擇熊新興的山莊或叫熊新興陪同。2004年9月，許曉剛得知省公安廳要抓捕熊新興，便通過章新明、李雅將此消息透露給熊新興，熊新興得知此消息后潛逃。

熊新興為感謝原撫州市公安局副局長尹光在公安機關查處其違法犯罪活動時給予的關照以及以后能繼續得到他的關照，于2002年夏天在珠海海灣酒店送給尹光現金五萬元；如2003年年初在自己家里送給尹光現金十萬元；2003年夏天在廣州市的中國城大酒店送給尹光觀金兩萬元；2003年秋天在尹光家送給尹光現金十萬元。

就在案件“真相大白”之際，2007年元旦剛過，又有舉報稱“江西涉黑第一案中，九江市中級法院向被告人家屬索取黑錢，僅第一被告人熊新興的家屬交的錢就超過六十萬元。”

有律師稱，法院在一審開庭之后，判決之前，讓被告人家屬選派代表進行“談話”并要求交錢，說對量刑有意義，這種做法，在全國都罕見。還有的被告人家屬被要求交“理財金”。被告人家屬繳納的錢大多是向親戚、朋友借的，并不是被告人的贓款。更為重要的是，在法院庭審前被告人財產早已被查封和凍結。

據調查，熊新興涉黑案中，九江中院在一審判決前，向被告人熊新興家屬分三次收取六十萬元現金，向被告人許輝家屬收取五萬元現金，向被告人熊建祥家屬收取三萬元現金，向被告人張新軍家屬收取三萬元現金，向被告人張文鋒家屬收取兩萬元現金，向被告人李華家屬收取一萬元現金。

上述款項都是九江中院以“暫存”的名義收取的。目前能調查收集到的收據和銀行單據顯示：在熊新興涉黑案中，九江市中級法院至少向六名被告人的家屬收取了74萬元“暫存”款。

李肖霖律師就熊新興家屬向法院交錢的證據分析說，收據是由九江市法院財務部門統一出具的，收據中的“刑一”，指的是九江市中級法院刑事審判第一庭，這個標志顯示的是這筆款項是在屬于刑一庭審判的案件當中收取的，以便和其他法庭加以區別。

六名被告人家屬和律師表示無法理解收據中的“暫存”是何含義，但九江中院卻表示，案件審理過程中可以這么做。九江市中院院長陳堅表示，法院收這個錢一是判決生效后要沒收被告人財產的，要予以沒收，全部集中起來交給國庫，案子在審理過程中，就可以這么做；一是有的案件附帶有民事訴訟，比如殺人的，對他人財產有侵害的，如果對被害人有所補償，求得被害人的諒解，這樣的話在量刑上可以考慮。

而九江市審計局一名工作人員則透露，九江中院向幾名被告人家屬出具的收據實質上相當于“打白條”。這名工作人名還拿出一張“江西省行政事業性收費票據”樣張，這張票據上有江西省財政廳票據監制專用章。這名工作人員稱，這種收據才是江西省真正的行政事業性收據。

此外，對于九江市中級法院的這一做法，刑法領域的專家學者以及當地審計局的工作人員均表示，現行《刑法》中沒有任何一條規定法院可以向被告人家屬收取“暫存款”或“理財金”。假如法院以減輕判刑為由，向家屬收這筆錢（“暫存”款），應該引起上級法院的高度重視。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陰建峰博士表示，如果是贓款，則是被告人的犯罪所得，家屬的合法財產不能當作贓款追繳；如果是對被告人的罰金，那么應該在判決生效以后才能執行。

黑惡勢力向中國經濟領域滲透

據中國公安部刑偵局負責人透露，當前黑惡勢力的違法犯罪活動已經開始向經濟領域滲透。其突出表現是稱霸一方，橫行鄉里，欺壓百姓。此外，他們充還當打手、殺手。有的專門看護地下賭場、色情娛樂場所，充當保鏢；有的插手經濟糾紛，使用暴力、脅迫等手段替人催款討債；有的干擾司法公正，充當“地下法庭”，替人擺平事端。

前不久，河北省曲陽縣警方打掉了一個以村支書李建設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犯罪團伙。這個團伙與多名當地干部沆瀣一氣，網羅地痞惡棍稱霸作惡，自1998年以來，以追債為名先后綁架人質八名，其中三名婦女慘遭強奸、輪奸，人們把這伙歹徒稱作“綁架專業戶”。涿州少女黃某被他們非法拘禁達六十多天，屢遭輪奸，并被這伙歹徒用大鋼針沿指甲縫釘滿十指，受盡折磨。

欺行霸市，是黑惡勢力向經濟領域滲透比較多見的類型。即稱“行霸”，是目前最普遍的黑惡勢力類型。其主要特點是壟斷、獨霸某一種或幾種行業的經營權，并以收取“保護費”名義對其他經營者進行敲詐勒索。他們在某一地域或某一行業里，往往還有自己的勢力范圍。“村霸”、“市霸”、“街霸”、“廠霸”、“礦霸”、“棉霸”、“路霸”們稱霸一方，魚肉百姓，群眾敢怒而不敢言。

河南汝州市以唐利峰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召集打手成立“討賬隊”，專門為非法金融活動收貸，動輒打、砸、搶、砍、綁，鬧得雞犬不寧。在汝州，哪家酒店、哪家企業搞得好，哪里開有娛樂場所，他們就到哪里收取“保護費”，不交就踢場子、砸攤子。

浙江省是全國商品市場最發達的省份之一，該省路橋、義烏、溫州等地綜合市場的托運行業基本上被黑惡勢力所壟斷，其中最典型的是路橋的“二林集團”，以林才紅、林才勇兄弟為首，骨干成員有23人，還培養了一批未滿16周歲、剛出校門的學生作后備打手。該團伙自1995年以來采用威脅、恐嚇、破壞其他客貨運經營戶的交通工具等手段，在國道沿線作案28起，造成22人受傷，他們的“天龍公司”壟斷了臺州往返杭州的業務，長達五年，聚斂了幾千萬不義之財。

在一些地方，如果沒有黑惡勢力的允許，建筑工地無法開工，娛樂場所無法開業，集貿市場無法經營。黑惡勢力在進行行業壟斷的同時，暴斂錢財就成為了另一個“孿生兄弟”。以鄭衛國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犯罪團伙，在西安市長安縣采取暴力恐嚇等手段，壟斷了長安縣的土方工程，如有人敢于同其競爭，就會遭到殘酷迫害。2000年5月，鄭衛國一伙將競爭對手張某綁架，進行恐嚇、毆打，并殘忍地用開水將張某澆燙成重傷。走私販毒是黑惡勢力在經濟領域的又一表現。黑惡勢力一般來說是個綜合性的犯罪組織，但也有一些比較“專業”的，專干某一種犯罪，或著重于某一種犯罪，走私販毒型即如此。此類黑惡勢力并不只指走私、販毒，還包括制造假幣、假貨，組織、強迫婦女賣淫，拐賣人口，賭博等犯罪。這種類型的黑惡勢力與一般走私販毒人員的區別是它有嚴格的組織紀律以及以暴力作為犯罪的主要手段。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毒品泛濫，販毒分子與大陸黑社會勾結，販賣毒品。遼寧省原來毒品甚少，現在沈陽、鞍山、丹東、營口、阜新等城市已形成“地下毒品一條街”。

高利放債也是一些黑惡勢力暴斂財物的手段之一。這類黑惡勢力目前主要出現在江、浙、閩及兩廣等地。廣西梧州的張樹林自稱“宋江”，開了一家“及時雨典當行”，其實就是地下錢莊，張樹林兄弟以此為據點建立了一個龐大的黑幫組織，主要成員有29人，放債追債，高利盤剝。從這里借錢月息達10%，超期不還罰息50%，而且利加利、利滾利。雇用打手追討、打殺，在梧州橫行、作惡長達六年之久。有證據可查的就至少作案34起，砍傷16人，致殘兩人，重傷一人。直到1998年，張氏黑幫將一名沒有袒護他們的袁姓法官的妻兒砍成重傷，驚動了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作出“嚴懲不貸”的批示后，公安機關將其“一網打盡”。在法院決定公開審理之前，才有八名受害人敢來報案，庭審期間有五人報案。庭審結束后幾乎天天有人報案。在此之前，梧州百姓對張氏黑幫畏之如虎，一直不敢報案，甚至一些警察、檢察官和法官受了張氏的欺壓也不敢報案。

重慶警方此前打掉了傷害、敲詐勒索等作案70起，非法斂財6500多萬元，涉案犯罪嫌疑人114名的封曼黑社會性質組織。

吉林警方查獲了梅河口市號稱“地下黑市長”田波黑社會性質組織，這個犯罪集團通過殺人、綁架、敲詐勒索、偷稅漏稅等作案手段，共掠奪財物價值2000萬元。

有些黑惡勢力通過非法手段積累了相當的財富，具備了一定的經濟實力。2001年3月初，浙江省警方歷時5年、轉戰21省市，最終破獲了目前中國最大的一個涉嫌黑社會性質的張畏犯罪團伙。號稱浙江溫嶺“首富”的張畏，一面以合法經營為掩護，一面網羅150多名社會渣滓，巧立名目非法集資，侵占挪用客戶資金，共騙取近五億元資金。調查結果顯示，此案涉及黨政機關干部42人，司法機關干部15人，金融機構干部十人，其中包括前溫嶺市公安局局長楊衛中和溫嶺市前市長周建國。他們對張畏的關懷“無微不至”。張畏在溫嶺的別墅圍墻上甚至有一塊寫著“溫嶺市公安局重點保護單位”的牌子。

為了控制一方經濟，向經濟領域滲透。黑惡勢力往往不擇手段暴斂財物，瘋狂攫取經濟利益，以“黑”護商，以商養“黑”，嚴重擾亂了中國的經濟秩序。爆炸、殺人、搶劫、敲詐勒索、強奸、綁架、恐怖手段等嚴重暴力犯罪，成為犯罪團伙非法聚斂巨額財富，支持其所屬經營組織洗錢的慣用手段，這也是黑惡勢力最基本的、最初始的特征。

黑勢力左右地方政治：盤踞建筑等行業

雖然公安部門不愿意承認國內黑社會勢力坐大，但是現在愈益惡化的治安已經不容回避。據中國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協調小組辦公室負責人透露，黑惡勢力正日益向經濟、政治領域滲透，他們盤踞了建筑、能源等行業，而且組織形式也更加復雜和嚴密，“企業化”、“公司化”趨勢顯著。

盤踞建筑、能源行業

該負責人稱，黑惡勢力仍在不斷滋生蔓延，并且日益向經濟、政治領域滲透。目前，黑惡勢力主要盤踞在建筑、運輸、商品批發等各類市場，歌舞、洗浴等娛樂休閑場所和餐飲業，有的還滲透到有色金屬、煤礦等能源領域。

同時，黑惡勢力的犯罪手段更加隱蔽，一些“黑老大”不再直接實施暴力犯罪，有的臨時雇傭社會閑散人員作案，還有所謂的“黑衣幫”、“光頭幫”，專門受雇打架、撐場子、追款討債，吃霸王飯、看霸王戲，橫行街頭，為害一方。

黑社會勢力已滲入中共和政府部門，不僅僅控制販毒﹑組織賣淫和勒索保護費，而且左右地方政治。此前，公安部部長助理朱恩濤也承認，“紅帽子”黑幫為非作歹的現象確實存在。過去幾個月，中國媒體多次報道地方官員與黑幫勾結，殺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場上的競爭對手。

黑社會公司化趨勢

據介紹，中國黑惡勢力正處于滋生、發展時期，而且黑惡勢力形成快、發展快，某個行業、區域的黑惡勢力被打掉后，很快就有新的不法分子企圖取而代之，甚至又發展為新的黑惡勢力。黑惡勢力的組織形式也更加復雜和嚴密，“企業化”、“公司化”趨勢顯著，他們往往以公司、企業掩蓋黑惡組織，用經營活動掩蓋非法手段，用公司利潤掩蓋非法獲利。境外黑社會組織也在向中國內滲透。

在近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召開的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電視電話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曾強調說，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也是加強政權建設、鞏固黨的執政基礎的需要。

地方政府“黑社會化”

5月23日有兩條新聞，讓人心里感到格外不安：一條是安徽南陵縣公安局招錄11名干警，但其中竟有8人是在局領導的安排下，通過突擊編造假工作簡歷蒙混過關的，他們大部分是有關領導的親朋好友（5月23日；另一條是陜西潼關縣工商局多次對入境的貨車強行攔截，任意罰款，河南司機張建勛在被逼交罰款2.7萬元后服毒自盡。)

這兩件事都預示了一種觸目驚心的趨勢，即我們一些地方的社會生活和部分政府機構，正在走向“西西里化”（即“黑社會化”，因被黑社會對政府與社會生活高度滲透的意大利西西里島而得名）。“西西里化”通常包括兩個并行不悖的趨勢：“政府黑社會化”和“黑社會政府化”。

“政府黑社會化”的主要特征是權力范圍的私產化和權力行使的無規則性。掌權者把自己的治理區域視為私產或封建領地，任意使用其權力，不受任何制度與規則的約束，權力者個人的意志就是法律。

這一特征在潼關縣工商局那里表現得再明顯不過了：盡管司機張建勛的各種手續都十分齊全，并主動表示要出示商品合格證，但該局經檢大隊隊長支忠民卻說：“要是叫我看你們商品合格證書，我就罰你們5萬元；如果我不看，就罰你們3萬元”——這完全是黑社會老大的作派和口氣，哪里還有一點點對法律的敬畏？在這個特定的時空和情境中，支忠民儼然成了法律本身。

而“黑社會政府化”的主要特征就是私人關系的網絡統治，“家族”成員掌握著重要部門。表現為權力者任用官員并不是根據正常的制度程序規則或標準，而是任用私人朋黨、親族紐帶、甚至是黑社會式的團伙。在權力者與其任用的官員之間就形成以私人效忠為基礎的關系網統治。

在這一點上，南陵縣公安局這次招錄干警，可以說正是一個典型。我們不難設想，如果不是被舉報并被招致媒體曝光，那么這8個冒牌貨順利地變身為“公安干警”之后，他們會把法律放在心上嗎？他們會把社會公眾的利益防在優先考慮的位置上嗎？一旦遇到問題，他們是服從法律還服從讓他們穿上警服的“恩主”，這難道還有什么疑問嗎？而如果警察不服從法律而只服從自己的“恩主”，那這樣的公安局和黑社會又有什么區別呢？

行政執法部門的“西西里化”所造成的后果，只能是社會的沖突和斷裂，而絕不可能是社會和諧。因為他們依靠赤裸裸的、冷酷無情的暴力來獲取利益，只能在受害者（主要是無權、無勢、無錢的底層民眾）心中播下仇恨的種子，同時又因為他們穿著行政執法人員的制服，占據著合法的政府機構，這就使得受害者喪失了對國家公權力和法律的信心而陷于絕望。張建勛的自殺就是絕望的一種表現，但絕望的表現卻并不僅僅是自殺，更大可能的卻是以暴制暴，魚死網破！

潼關縣和南陵縣，相距千里，卻發生了性質同樣嚴重的事件，讓我們無法回避“西西里化”現象的普遍性。我們已經沒有時間繼續猶豫，到了破釜沉舟，痛下決心的時候了。

“紅帽子”黑幫

中國的黑社會勢力已滲入中共和政府部門，它們不僅僅控制販毒﹑組織賣淫和勒索保護費，而且左右地方政治。甚至公安部部長助理朱恩濤此前會見記者時也坦然承認，“紅帽子”黑幫為非作歹的現象確實存在。過去幾個月，中國媒體多次報道地方官員與黑幫勾結，殺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場上的競爭對手。

據德國之聲引述中國國內媒體的報道說，“一些人買了官位，成了人大或其它機構的代表，這種情況不僅省市地方有，北京也有。有人甚至把自己的心腹送到警校學習。”

低工資﹑教育程度低下的官員﹑警察和政界人士往往都愿意為黑幫效勞。另一方面，官員們把黑幫團伙拉到自己一邊，作為他們逼迫農民交稅交糧的幫手。這些操縱犯罪的組織都有一些很形象的名稱，如‘北霸天’﹑‘靜國’或‘信美’等，他們的武器從腐敗警察那里買來。與傳統的犯罪集團相比，他們內部等級森嚴，大多聽從一個稱為‘大哥大’頭領指揮，頭領四周是一個由上層匪徒組成的顧問班子。想入伙的人必須先接受考驗，團伙內部有嚴格的行為準則。作為考驗，一些團伙甚至要求入伙者至少殺死一個人。”

分析說，八十年代初期開始的巨大社會變遷改變了中國，傳統的家庭紐帶和村莊集體破裂，失業和失去生活根基的人數不斷上升，這一切促成了黑社會死灰復燃。

目前中國黑社會會利用黨政部門的官員充當保護傘，通常黑社會首腦在掌握黑道勢力和經濟實力后，再行賄黨政要員，甚至得到顯赫名譽。

福州黑幫頭目陳凱，用數千萬元行賄當地官員，包括六名廳級、十七名處級、十二名科級官員，使他們成自己的保護傘，并成功壟斷福州的賭博業，又經營酒店、電動游戲機、夜總會、房地產等行業，涉及資金超過一億六千萬元。

稱霸山西的“燕子幫”不但與當地政法官員勾結，編織關系網和保護傘，還用“無間道”的方式，將大批成員送入警校，有十五名臥底成功進入警隊，并先后多次通風報信，協助其他成員逃脫。

被稱為“中國涉黑第一案”的主角劉涌，背后更有極龐大的保護傘。有報道指，沈陽市檢察院前檢察長劉實是他的“干爹”，和平區勞動局前副局長高明賢是他的“干媽”，市中級法院前副院長、市政協前副主席焦玫瑰與他關系密切，更用十萬美元的賄款令沈陽市長慕綏新為他提供強大的保護。

近年一些政府征地或拆遷事件中，發現有“不明分子”參與其中，使用類似黑社會的暴力威嚇手段逼遷。抗議征地者被群毆，甚至被毆致死；抗議拆遷者被群毆或被暴力驅趕，類似事件已發生多起。去年6月11日，河北省定州市繩油村村民因征地問題與當局爆發流血沖突，導致六人死亡。

中國最高法院院長肖揚、最高檢察院檢察長賈春旺11日在十屆全國人大會議發表工作報告，報告提供的數據顯示，各地法院去年嚴懲包括黑社會組織等嚴重危害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犯罪，結案近二十四萬宗，判處罪犯逾三十二萬人，情況令人擔憂。

不打擊基層政權的官黑勾結將跟“執政為民”的口號背道而馳，而打擊了官黑勾結鎮壓民眾抗爭，又擔心會被視為是高層在鼓勵維權運動。中央政府往往希望地方政府，不論使用什么樣的手段，將其扼殺于萌芽狀態，而不要引爆成殃及中央的重大事件。溫總理就曾警告地方當局在處理農村騷亂事件的問題上不要犯下歷史性的錯誤。

地方黑惡勢力侵入農村基層政權

中國一些鄉鎮領導容忍甚至縱使黑惡勢力施行“合法的管治”，是目前黑惡勢力侵入農村政治領域最顯著的特征之一。

在媒體的調查中發現，黑惡勢力之所以能控制村級基層政權，與作為國家行政權力體制最基層的鄉鎮黨政存在某些關聯。有些是由于鄉鎮黨政治理不當和打擊不力，導致轄區內黑惡勢力猖獗，而這些黑惡勢力達到一定的規模時，就自然而然地將黑手伸向了村級政權組織，而鄉鎮黨政則采取容忍的態度。有些則是鄉鎮黨政領導有意識地扶持或縱使黑惡勢力控制村級政權，他們不僅為黑惡勢力控制村級政權提供各種的途徑，有時甚至還親自為這些黑惡勢力張目，使其行為“合法”化。

報道說，農村基層政府“以黑治黑”或“以毒攻毒”，企圖用黑惡勢力來整治已經混亂的社會治安。在一些地方，特別是縣市交界地，有些鄉鎮黨政面對已經存在的黑惡勢力，不是主動地依法進行整治，而企圖采取扶持其中的一些黑惡勢力來對付另一些黑惡勢力。

比如，某鎮屬于縣與縣的結合部，歷來比較亂，這個鎮領導就啟用了三個在當地有黑惡勢力背景的人分別當任該地的三個村的黨支部書記或村主任。這些人掌握了村級政權后，更加有持無恐，購置槍支，組織當地的黑惡勢力與外縣的黑惡勢力進行多次械斗。其中某村的村主任陽某在村委會之外還成立了以其為首的非法組織“村理事會”，直接組織社會黑惡勢力進行各種違法犯罪活動。

某村村支書兼村主任的楊某更是當地黑社會的老大，在他控制下，利用村委會的名義，強迫村民出錢，非法購置槍支、制造了土炮等進攻性武器，將村政權組織變成了楊某及黑惡勢力的根據地。

另外是“以黑治良”。有些鄉鎮黨政在利益的驅動下，為了從農民那里收取稅費，就企圖借助外力來實現自己的利益。某鎮領導為了征收農民欠交的稅費，就啟用了當地“狠人”尹某做村支書，對村民動不動就是打罵，鎮領導不僅不對他進行懲治，反而大力扶持利用他來對付村民。由于他能采取非法手段強迫農民交納各種不合理的稅費，就多次被鎮里評為優秀黨支部書記，而對村民的各種控訴不僅置之不理，還將這些告狀村民視為刁民予以打擊。

報道說，黑惡勢力通過村委會的“民主選舉”控制農村基層政權，是目前黑惡勢力侵入農村政治領域的另一個特征。

在湘南某市集中整治的四十個黑惡勢力控制的村中，有近二十名村主任因涉黑而被法查處。這些村主任都是在實行第四次村委會選舉中，通過“民主選舉”而竊取權力的。通過“民主”的方式來使社區內的“黑惡勢力”合法化、政權化，是目前農村基層政權建設面臨的問題。

第三篇：《中國的和平發展》學習心得體會

2011年9月6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全面闡釋了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框架體系。這是中國政府繼2005年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之后，再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鄭重闡述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堅定性。新版白皮書有關和平發展的內容更加充實、體系更加完整。

白皮書從道路、目標、方針政策、必然選擇和對世界的意義上對中國和平發展進行了全面、翔實、深入的闡述，為我們臨摹了一副中國和平崛起的歷史畫卷，描繪了一張中國未來堅定走和平發展之路的美好藍圖。學完白皮書，心潮澎湃與心平氣和兼而有之，民族自信與民族自省兼而有之，現實認識與未來期待兼而有之。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的發表,是中國在21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的開局之年、以新的視角來闡釋自己對和平發展道路新認識的體現。正如白皮書所說,走和平發展之路,是中國發展的內在需要,也是中國發展的內生需求。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是人類追求文明進步的一條全新道路，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鄭重選擇和莊嚴承諾。

2011年是中國“十二?五規劃”和重大戰略機遇期新十年的開啟之年，又值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之際，發布這一統領內政和外交的戰略性文件，對外宣示我國走和平發展道路，對內統一思想，振奮精神，實屬必要。

從國際視角看，中國持續高速發展，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更加關注中國走向，擔心中國走上“國強必霸”的老路，有的大國懷有戰略疑慮，一些周邊國家心存畏懼。中國需要向外界進一步宣示自己的戰略意圖與方針政策，用以增信釋疑，排除干擾。

我國作出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戰略抉擇，有諸多因素。

從內因上講，首先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國的政治制度不允許搞對外侵略和掠奪。另外，我國人民歷來是一個酷愛和平的民族，有著悠久的“和為貴”的道德傳統。再者，我國曾長期遭受外來入侵和壓榨掠奪之苦，一向遵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訓，絕不能把自己曾遭受過的苦難加到他國人民身上，這是我們的基本道德觀念。

從外因講，國際形勢的發展，尤其是朝著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客觀現實，一方面不允許包括我國在內的任何新興國家重走西方列強靠武力征服而崛起的道路，另一方面也為我國的發展創造了機遇和條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始終沿著以改革開放為主要特點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前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這主要是依靠黨的正確決策和全體我國人民的艱苦努力，但另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我國領導集體始終科學把握世界的深刻變化及其特點，善于從國際形勢和國際條件的發展變化中把握發展方向，用好發展機遇，創造發展條件，掌握發展全局。

中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是基于當今世界發展潮流的必然選擇。求和平、促發展、謀合作是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特別是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深入發展，給世界和平與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爭取較長時期的和平國際環境是可以實現的。

中國走平發展道路具有重大的意義。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始終是中國的中心任務。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中國實現國家富強。中國人民最需要、最珍愛和平的國際環境，愿盡自己所能，為推動各國共同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中國的發展不會對任何人構成威脅，只會給世界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和更加廣闊的市場。事實表明，中國經濟的發展，正在成為亞太地區和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已成為中國的國家意志。

走和平發展道路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13億中國人民走和平發展道路，無疑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增添了極其重要的積極因素。中國的發展不會妨礙任何人，也不會威脅任何人，只會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穩定、繁榮。

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也符合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中國今天要走和平發展道路，將來強大了也要走和平發展道路。努力實現和平的發展、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和諧的發展，始終是中國政府謀求發展的宗旨和原則。

中華民族熱愛和平，也需要和平，我國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隨著我國力量的發展壯大，對世界和平事業的貢獻也越來越大。以國際維和為例，我國從1990年才開始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最初只派少數軍事觀察員，而這些年來參加了17項聯合國維和項目，共八千多人次。由此可見中國走平發展道路的決心。

忍辱負重、以德報怨——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是世界之福。自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門戶到建國的100年間，舊中國備受欺辱，民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毫無尊嚴可言，甚是凄慘。西方列強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犯下了滔天罪行，在中華民族的心靈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建國以后，在我們黨的領導下，中華民族宰相肚里能撐船，不計前嫌，以德報怨，毅然選擇了和平發展的道路，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中國的和平發展打破了“國強必霸”的大國崛起模式，沒有走建立殖民體系、爭奪勢力范圍、對外武力擴張的老路。不僅如此，中國還秉持積極有為的國際責任觀，為世界經濟穩定發展和減輕人道主義災難做出了突出貢獻。沒有中國的支撐，世界經濟很難走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金融危機的陰影;沒有中國的支撐，美歐債務問題很可能更加棘手，世界經濟金融將“萬劫不復”。此外，中國還累計向外提供了2563億元人民幣的援助，這在我們面臨建設小康社會繁重任務背景下實屬不易。中國和，世界和，中國霸，世界霸,中國強，世界福。

科學發展、自主發展——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是世界之寶。在中國這樣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建設惠及13億人口的小康社會，難度之大，任務之重，可想而知。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眾志成城，團結一心，解放思想，開拓進取，開辟了科學發展、自主發展、開放發展、和平發展、合作發展、共同發展的新型道路。科學發展指引我們堅持以人為本，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堅持統籌兼顧，在最高層統領著中國的發展。自主發展強調自力更生，不把問題和矛盾轉移給別國，體現了中國和平發展的內核。開放、和平、合作、共同發展體現了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與世界融為一體，共同發展的意愿和能力。中國創造的發展理念是最適合中國國情的，同時也為國際社會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指引和參考。當前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理念越來越受到全世界的認可，一些國家開始學習借鑒這些發展經驗。從這種意義上講，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和模式確實是世界的寶貴經驗財富。

宣示寶典、調研瑰寶——中國和平發展白皮書的實用價值很高。白皮書全面闡述了我和平發展道路和對外方針政策，是我對外宣示發展理念和外交戰略寶貴材料和重要依據。相信以白皮書為依托的對外宣示將更富有特色、富有成效，為我贏得更好外部發展環境發揮更大作用。白皮書觀點鮮明，內容豐富，數據翔實，是我們開展調研不可多得的參考材料。比如白皮書首次提出要將和平發展上升為國家意志，更加明確了和平發展的國家屬性。白皮書對中國自身發展和對世界貢獻從數據角度進行了概括分析，非常清晰有力。此外，我們也要學習白皮書的寫作風格，學習其言簡意賅、語言樸實與生動有機結合但等特點。比如白皮書提出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既形象生動也干脆有力，值得我們學習。

總而言之，白皮書向全世界表明了心意，中國以前、現在、將來都將一如既往地實施和平發展戰略。另一方面，中國和平發展決不會再象以往一樣忍辱負重，而是有堅強后盾作保障的發展。任何干擾阻礙中國和平發展的做法都將受到中國強有力的反擊。

第四篇：中國對外貿易白皮書(全文)

中國對外貿易白皮書(全文)中國的對外貿易

(2011年12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目錄

前言

一、中國對外貿易的歷史性進步

二、中國外貿體制的改革與完善

三、中國外貿發展對世界的貢獻

四、促進對外貿易基本平衡增長

五、構建全方位互利合作經貿關系

六、實現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

結束語

前言

和平、發展、合作是當今世界潮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順應經濟全球化趨勢，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同世界各國開展經貿合作。經過多年發展，對外貿易成為中國經濟最為活躍、增長最快的部分之一，中國也成為躋身世界前列的貿易大國。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將中國與世界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有力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也促進了世界的繁榮與進步。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0年來，中國經濟融入全球經濟的進程加快，中國對外貿易的活力進一步增強。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0周年之際，中國政府發表白皮書，對中國的對外貿易情況作一系統介紹。

一、中國對外貿易的歷史性進步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逐步開展對外經濟貿易交流，但受到當時國際政治環境和國內計劃經濟體制等因素制約，對外貿易發展相對緩慢。

1978年，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大力發展對外貿易，成為中國加快現代化建設、改變落后面貌、促進經濟發展和提高綜合國力的重要途徑。30多年來，中國利用世界經濟較長時期繁榮、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機遇，擴大對外開放，吸引利用外商投資，引進先進技術，改造提升國內產業，在全面參與國際分工和競爭中，實現了對外貿易的跨越式發展。

--貨物貿易總量躋身世界前列。1978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只有206億美元，在世界貨物貿易中排名第32位，所占比重不足1%。2010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達到29740億美元，比1978年增長了143倍，年均增長16.8%。其中，出口總額15778億美元，年均增長17.2%；進口總額13962億美元，年均增長16.4%。中國出口總額和進口總額占世界貨物出口和進口的比重分別提高到10.4%和9.1%，連續兩年成為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二進口大國。

--貨物貿易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國出口商品結構在20世紀80年代實現了由初級產品為主向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到90年代實現了由輕紡產品為主向機電產品為主的轉變，進入新世紀以來，以電子和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不斷擴大。外貿經營主體除了國有企業外，還包括外商投資企業、民營企業等，后二者的進出口總額目前均已超過國有企業。20世紀80年代至本世紀初，中國加工貿易蓬勃發展，成為外貿的半壁江山。在中國外貿發展中，外商投資企業和加工貿易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形成全方位和多元化進出口市場格局。改革開放后，中國全方位發展對外貿易，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貿易關系。貿易伙伴已經由1978年的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發展到目前的231個國家和地區。歐盟、美國、東盟、日本、金磚國家等成為中國主要貿易伙伴。新世紀以來，中國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持續較快增長。2005年至2010年，中國與東盟貨物貿易占中國貨物貿易比重由9.2%提高到9.8%，與其他金磚國家貨物貿易所占比重由4.9%提高到6.9%，與拉丁美洲和非洲貨物貿易所占比重分別由3.5%和2.8%提高到6.2%和4.3%。

--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服務貿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規模迅速擴大，結構逐步優化，排名也進入世界前列。旅游、運輸等領域的服務貿易增勢平穩，建筑、通訊、保險、金融、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咨詢等領域的跨境服務以及承接服務外包快速增長。2001年至2010年，中國服務貿易總額(不含政府服務)從719億美元增加到3624億美元，增長了4倍多。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在世界服務貿易出口中的比重從2.4%提高到4.6%，2010年達1702億美元，從世界第12位上升到第4位；服務貿易進口比重從2.6%提高到5.5%，2010年達1922億美元，從世界第10位上升到第3位。

對外貿易發展有力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中國成長為一個開放的經濟體。參與國際分工與競爭，引進先進

技術、設備和管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極大促進了中國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提高了企業管理水平和市場競爭力。加工貿易迅速發展壯大使中國勞動力充裕的比較優勢得以發揮，加快了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對外貿易直接帶動就業人口超過8000萬，其中60%以上來自農村，就業者的收入和生活得到顯著改善。對外貿易與國內投資、消費一起，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大引擎。

中國對外貿易的歷史性進步是與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20世紀80年代前后，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推進，資金、技術、產品、市場、資源、勞動力等要素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動和配置更加活躍。以信息、通訊為主導的科學技術進步使生產效率得到極大的提高，國際產業轉移不斷深化和發展。經濟全球化、科學技術進步、國際產業轉移和各國之間加強合作等為中國融入世界經濟提供了歷史性機遇。中國政府順應時代潮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發展與世界各國的經濟技術合作，積極合理有效利用外資，充分發揮比較優勢，促進了國際產業鏈分工的深化，為對外貿易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在這個進程中，外國企業尤其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中國獲得大量投資機會，其擁有的資本、技術、管理經驗和銷售渠道等要素實現增值，分享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得益于改革開放，得益于經濟全球化，得益于堅持走互利合作共贏道路。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繁榮穩定也離不開中國。

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與世界貿易強國相比，中國出口產業仍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低端，資源、能源等要素投入和環境成本還比較高，企業國際競爭力、一些行業的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等。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將是一個較為長期的進程，還需要付出艱苦努力。

二、中國外貿體制的改革與完善

改革開放前，中國對外貿易實行指令性計劃管理和國家統負盈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貿體制經歷了由指令性計劃管理到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由經營權高度壟斷到全面放開、由企業吃國家“大鍋飯”到自主經營和自負盈虧的轉變。在中國爭取恢復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締約方地位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過程中，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的外貿體制逐步與國際貿易規則接軌，建立起統一、開放、符合多邊貿易規則的對外貿易制度。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外貿體制改革主要是改革單一計劃管理體制，下放外貿管理權和經營權，實行外匯留成制度并建立外匯調劑市場。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使外商投資企業作為新的經營主體進入外貿領域，打破了國有外貿企業的壟斷。此后，中國推行了外貿經營承包制，用指導性計劃逐步取代指令性計劃。按照國際貿易通行規則，建立了出口退稅制度。1992年10月，中國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根據這一目標，對財政、稅收、金融、外貿和外匯體制進行了全面改革。1994年1月，中國政府取消對出口的所有財政補貼，進出口企業轉變為完全自負盈虧。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市場調劑匯率并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外貿經營領域進行了企業股份化和進出口代理制試點。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正式頒布實施，確立了維護公平、自由的對外貿易秩序等原則，奠定了對外貿易的基本法律制度。1996年12月，中國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兌換。與此同時，中國多次大幅度自主降低關稅，減少配額和許可證等非關稅措施。這些改革使中國初步建立起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充分發揮匯率、稅收、關稅、金融等經濟杠桿作用的外貿管理體制和調控體系。

2001年12月11日，歷經16年談判，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第143個成員。根據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中國擴大了在工業、農業、服務業等領域的對外開放，加快推進貿易自由化和貿易投資便利化。在履行承諾過程中，中國深化外貿體制改革，完善外貿法律法規體系，減少貿易壁壘和行政干預，理順政府在外貿管理中的職責，促進政府行為更加公開、公正和透明，推動開放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加快對外經濟貿易法制化建設。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集中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規和部門規章。對其中不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承諾的，分別予以廢止或修訂。新修訂的法律法規減少和規范了行政許可程序，建立健全了貿易促進、貿易救濟法律體系。根據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中國對與知識產權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進行了修改，基本形成了體系完整、符合中國國情、與國際慣例接軌的保護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

--進一步降低關稅，削減非關稅措施。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過渡期，中國進口商品關稅總水平從2001年的15.3%逐步降低到2005年的9.9%。到2005年1月，中國絕大多數關稅削減承諾執行完畢。根據承諾，中國自2005年1月起全部取消對424個稅號產品的進口配額、進口許可證和特定招標等非關稅措施，僅僅保留了依據國際公約以及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下為保證生命安全、保護環境實施進口管制產品的許可證管理。2010年，中國關稅總水平已經降至9.8%，其中農產品平均稅率降至15.2%，工業品平均稅率降至8.9%。關稅約束率自2005年起一直維持在100%。

--全面放開外貿經營權。根據2004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貿易法》，自2004年7月起，中國政府對企業的外貿經營權由審批制改為備案登記制，所有對外貿易經營者均可以依法從事對外貿易。取消外貿經營權審批促進了國有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民營企業多元化外貿經營格局的形成。在國有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持續增長的同時，民營企業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市場份額持續擴大，成為對外貿易的重要經營主體。2010年，國有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和民營企業進出口分別占中國進出口總額的20.9%、53.8%和25.3%。

--進一步擴大服務市場開放。中國認真履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為境外服務商提供了包括金融、電信、建筑、分銷、物流、旅游、教育等在內的廣泛的市場準入機會。在世界貿易組織服務貿易分類的160個分部門中，中國開放了100個，開放范圍已經接近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2010年，中國服務業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3905家，實際利用外資487億美元，占全國非金融領域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和實際利用外資的比重分別為50.7%和46.1%。

--營造更為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中國通過建立、完善公平貿易法律制度和執法、監督機制，遏制與打擊對外貿易經營中的侵權、傾銷、走私、擾亂市場秩序等不公平貿易行為，努力為境內外企業提供一個寬松、公平、穩定的市場環境。中國政府依據國內法律和國際貿易規則，加強預警監測，同時利用貿易救濟和反壟斷調查等措施，對貿易伙伴的不公平貿易行為予以糾正，維護國內產業和企業的合法權益。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中國與國際社會一起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嚴格遵守世界貿易組織相關規定，在實施經濟刺激計劃時平等地對待境內外產品，促進了境內外企業的公平競爭。

截至2010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所有承諾全部履行完畢。中國認真履行承諾的實際行動得到世界貿易組織大多數成員的肯定。2006年、2008年和2010年，中國政府接受了世界貿易組織的三次貿易政策審議。世界貿易組織所倡導的非歧視、透明度、公平競爭等基本原則已經融入中國的法律法規和有關制度。市場意識、開放意識、公平競爭意識、法治精神和知識產權觀念等在中國更加深入人心，推動了中國經濟進一步開放和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

三、中國外貿發展對世界的貢獻

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不僅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現代化和綜合國力的提升，提高了13億多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使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一部分，促進了經濟全球化向有利于世界各國和地區共同繁榮的方向發展。

改革開放和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之一。最近10多年來，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一起，成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日益重要的力量。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比2001年增長4.6萬億美元，占同期世界經濟總值增量的14.7%。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經濟總值的比重增加至9.3%。世界貿易組織的數據顯示，2000年至2009年，中國出口量和進口量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7%和15%，遠遠高于同期世界貿易總量3%的年均增長速度。

中國對外貿易在國際金融危機中率先趨穩，促進了全球經濟復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中國政府及時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經濟，擴大內需，穩定進出口規模。2009年，世界貨物貿易進口量下降12.8%，中國進口量增長2.9%，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保持增長的國家。中國因素支撐了許多受危機沖擊國家的出口，刺激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場需求，提振了人們的信心，對世界經濟復蘇和增長起到巨大拉動作用。世界貿易組織在對中國進行第三次貿易政策審議時指出，應對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在刺激全球需求方面發揮了建設性作用，為世界經濟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提高了中國與貿易伙伴的國民福利。隨著加速融入世界分工體系，中國依靠勞動力成本優勢、較強的產業配套和加工制造能力、不斷提高的勞動生產率，逐漸發展成為世界工業品的主要生產國和出口國，為世界各國和地區提供了物美價廉的商品，滿足了國際市場多種多樣的需求。中國在全球制造業環節的規模經濟優勢和加工成本優勢，部分地消化了上游生產要素的價格上漲，起到了抑制全球通貨膨脹、提高貿易伙伴消費者實際購買力的作用。

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為貿易伙伴提供了廣闊市場。2001年以來，中國貨物進口總額擴大了約5倍，年均增長約20%，中國迅速擴張的進口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為貿易伙伴擴大出口創造了巨大市場空間。目前中國已經是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東盟、巴西、南非等國家第一大出口市場，是歐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場，是美國和印度的第三大出口市場。中國工業化、城鎮化正在快速推進，內需持續增長，不斷擴大和開放的市場將為貿易伙伴提供越來越多的發展機會。

中國是對最不發達國家開放市場程度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一。截至2010年7月，中國已經對36個已建交最不發達國家原產的4700多個稅目商品實施進口零關稅，約占全部稅則稅目的60%。中國已承諾將繼續擴大對已建交最不發達國家的給惠范圍，使實施零關稅商品達到全部稅則稅目的97%。零關稅措施促進了最不發達國家對中國的出口。自2008年以來，中國一直是最不發達國家第一大出口市場。2010年，中國自最不發達國家的貨物進口總額比上年增長58%，約占這些國家出口總額的四分之一。

中國全面參與并推動了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改革。中國政府積極倡導以“均衡、普惠、共贏”作為多邊貿易體制改革的目標，努力推動建立公平、公正的國際經濟貿易新秩序。作為迅速成長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積極參與了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多哈回合談判等國際對話和合作機制，努力承擔與自身發展水平及國力相適應的國際責任。中國不斷加強與新興國家在經濟、金融、貿易和投資等領域的合作，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公正、合理、共贏的方向發展。

中國嚴格履行有關出口管制的國際義務。中國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一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堅決反對此類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擴散。中國有關法律明確規定對裂變、聚變物質或者衍生此類物質的貨物、技術進出口，以及與武器、彈藥或者其他軍用物資有關的進出口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中國認真遵守有關出口管制的國際公約，履行防擴散承諾，為國際和平與地區穩定作出了積極努力。近年來，中國政府廣泛采納國際通行規范和做法，形成了一整套涵蓋核、生物、化學和導彈等敏感物項和技術的完備的出口管制體系，為更好地實現防擴散目標提供了法律依據和制度保障。

四、促進對外貿易基本平衡增長

一個國家對外貿易是順差還是逆差，主要由其經濟結構以及產品或服務的國際競爭力決定。中國并不刻意追求對外貿易的順差。中國服務貿易長期以來一直存在一定逆差。中國貨物貿易在1990年以前多數年份都是逆差。1990年以后，隨著大規模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工業制成品競爭力增強，出口增長速度超過進口，中國的貨物貿易由總體逆差轉變為總體順差。2005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并持續4年大幅攀升。2008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達到2981億美元歷史高點，此后逐漸收窄。2009年和2010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分別為1957億美元和1816億美元，比上年分別下降34.4%和7.2%。2010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占進出口總額的6.1%，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1%。在全球貿易差額(順差或逆差)最大的9個國家中，中國的這兩個比值并不處在偏高水平。

中國的貨物貿易順差反映了現階段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中國目前在工業制成品加工組裝環節具有較大優勢，是最大的工業品生產國和出口國。美國、歐盟等是最主要的終端消費市場。由于大量勞動密集型加工組裝環節由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中國香港等轉移到中國，這些國家和地區原來對美、歐的順差也轉移到中國。其結果是，目前中國貨物貿易順差主要存在于中美貿易、中歐貿易之間，而中國與日本、韓國、東盟等工業中間品主要生產國則長期存在貿易逆差。2010年，中國對美國、歐盟的貨物貿易順差分別為1813億美元和1428億美元，對日本、韓國及東盟的貨物貿易逆差共計1416億美元；中國大陸對臺灣地區貨物貿易逆差860億美元。中國生產和出口工業制成品需要大量進口初級產品，因此與一些初級產品出口國的貨物貿易呈現逆差。正是現階段中國制造業和服務業參與國際分工的水平和地位不同，所以中國貨物貿易存在著大量順差，而服務貿易則長期逆差。

中國的貨物貿易順差主要來源于外商投資企業和加工貿易。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過程中，由于分工的細化和規模經濟的要求，越來越多的國際貿易由跨國公司主導，是基于價值鏈分工的產業內貿易或加工貿易。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迅速增長。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和主要由外商投資企業經營的加工貿易在中國貨物貿易中的比重都保持在50%左右。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和加工貿易是中國貨物貿易順差的主要來源。2009年和2010年，外商投資企業貨物貿易順差分別為1270億美元和1243億美元，占同期中國貨物貿易順差總額的64.8%和68.4%，加工貿易順差分別高達2646億美元和3229億美元，大大高于同期中國順差總額。在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和加工貿易存在大量順差的同時，國有企業進出口、一般貿易和其他貿易方式則存在逆差。

發達國家對部分高新技術貿易設限也影響中國與一些貿易伙伴的貿易平衡。中國正處在工業化加速發展時期，對發達國家的先進設備和高新技術有著較大的進口需求。但是一些發達國家卻仍然堅持舊有思維，對向中國出口高端裝備和高新技術產品設置了諸多限制，導致其相關產品對中國出口增長緩慢。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自這些國家的進口，不利于雙邊貿易的平衡。

中國貨物貿易由逆差轉變為順差改善了中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增強了中國抵御外部風險的能力。但是順差急劇擴大也給中國經濟帶來困擾。出口結匯人民幣大量投放增加了宏觀經濟調控的難度和復雜性。貨物貿易順差急劇擴大還使得中國與一些貿易伙伴摩擦增多，對人民幣形成了持續和較大的升值壓力。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對外貿易發展中的不平衡問題，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抑制順差過快增長。第一，積極調整經濟結構，努力擴大內需，尤其是增加改善民生投資，刺激居民消費增長。第二，出臺一系列擴大進口政策，簡化進口管理和進口付匯手續，降低部分商品進口暫定稅率，完善進口促進體系，提高進口便利化程度。第三，調整出口退稅政策，先后降低或取消部分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商品的出口退稅。第四，修改加工貿易禁止類和限制類目錄，擴大禁止類的范圍，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第五，改變自亞洲金融危機以后人民幣兌美元變動區間收窄的狀況，從2005年7月21日起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自2005年7月匯率機制改革至2011年8月末，人民幣兌美元名義匯率升值了約30%。

中國促進對外貿易平衡增長的措施取得了明顯成效。貨物貿易順差自2009年以來持續減少，順差與進出口總值和國內生產總值之比自2008年起逐漸下降，對外貿易正在趨于平衡。中國的這些努力既是中國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推動世界經濟結構調整和再平衡的具體行動。

五、構建全方位互利合作經貿關系

中國的對外貿易是全方位發展的對外貿易。中國堅持不分大小、貧富，與所有貿易伙伴發展務實合作和互利共贏的經貿關系。

中國與發達國家貿易持續穩定增長，實現了優勢互補和互惠互利。中國與歐盟貿易近年來穩步發展。歐盟對中國出口商品主要是工業制成品，其中技術領先的機械、電子產品、運輸車輛、成套設備、核心零部件和精密元器件等在中國市場頗具競爭力。中國與美國貿易有著堅實的發展基礎。中國出口豐富多樣的消費品適應了美國消費者的需求，同時不斷擴大自美國的電子、航空、生物、醫藥、農產品以及服務貿易進口，也滿足了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中國與日本貿易具有地緣相近的有利條件。中日貿易促進了兩國產業的持續合作和進步，也帶動了東亞區域經濟分工與合作的深入發展。中國與加拿大、澳大利亞、瑞士、新西蘭等發達國家的貿易及投資合作均保持良好發展勢頭。

中國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貿易增長強勁，發展潛力巨大。2010年，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協定全面實施，90%的商品實現零關稅，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東盟雙邊貿易迅速增長。中國與東盟各自有特色和競爭力的商品自由進入對方市場，適應了雙方多方面的需求。中國與韓國貿易保持持續穩定增長，兩國相互投資和經濟合作領域十分寬廣。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的貿易近年來快速增長，帶動了各自優勢產業的強勁發展，顯示了新興經濟市場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近年來，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貿易也以較快速度增長，與阿拉伯國家源遠流長的貿易進一步發展，與拉美國家經濟貿易合作領域不斷拓寬，與非洲國家的貿易充分發揮雙方資源條件和經濟結構的互補性優勢，促進了各自發展。

中國十分重視雙邊和區域經貿合作的機制化建設。目前與中國簽訂雙邊貿易協定或經濟合作協定的國家和地區已超過150個。中國與美、歐、日、英、俄等主要經濟體均建立和保持著經濟高層對話機制。中國積極參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東亞峰會、中非合作論壇、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中亞區域經濟合作、“大圖們倡議”等區域和次區域經濟合作機制。中國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方針，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建立和發展多種形式的邊境經濟貿易合作。

中國積極主動參與并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截至2010年底，中國已經與五大洲28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15個自由貿易安排或緊密經貿關系安排談判，簽訂和實施了10個自由貿易協定或緊密經貿關系安排。正在進行的自由貿易協定談判5個。中國倡議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2010年，中國與10個自由貿易協定或緊密經貿關系安排伙伴(東盟、巴基斯坦、智利、新加坡、新西蘭、秘魯、哥斯達黎加、中國香港、中國澳門、中國臺灣)的雙邊貨物貿易總額達到7826億美元，超過了中國進出口總額的四分之一。

中國深入參與和推動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努力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性。中國強調談判要有利于貫徹落實多邊貿易體制的公平、公正原則，體現多哈回合作為發展回合的目標。中國全面參與了多哈回合的農業、非農產品、服務、規則等議題的談判，獨立提交談判案文40多份，聯合其他成員提交案文100多份。為推進多哈回合談判，中國多次表示愿意為談判作出建設性的、與自身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貢獻。

中國在解決與貿易伙伴的爭議時兼顧各方利益，求同存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隨著進出口持續增長，中國與貿易伙伴的爭端和摩擦有所增多。涉案產品主要集中在紡織品、鞋類、輪胎、汽車零部件、鋼鐵和化工產品，爭議問題主要涉及知識產權、貿易平衡、公平貿易、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等領域。中國始終認為對話比對抗好，合作比施壓好，應當努力通過協商談判解決貿易伙伴之間的爭議。中國堅持兼顧和平衡各方利益，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和體制內，利用多雙邊渠道，通過對話、協商和談判來解決爭議。近年來，中國在擴大市場開放、保護知識產權、促進貿易平衡、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規范進出口經營秩序等方面采取了許多措施，充分照顧到貿易伙伴的關切。在協商不能解決爭端的情況下，中國通過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妥善處理與貿易伙伴的貿易爭端，維護了多邊貿易體制的穩定。

六、實現對外貿易的可持續發展

目前，中國對外貿易發展還存在不均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突出表現在：出口增長主要依賴資源、能源、土地、勞動力和環境等要素投入及耗費，科技、管理、創新等要素投入不足，外貿發展與資源能源供給和環境承載力的矛盾日益突出；企業研發、設計、營銷和服務等方面的競爭力還不強，自有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出口產品所占比重不大；外貿發展對三次產業的貢獻還不夠均衡；中西部地區對外貿易規模和水平還相對落后；外貿增長的質量和效益有待進一步提高等。中國政府清醒地認識到這些問題，采取積極措施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實現外貿的可持續發展。

努力培育外貿發展的綜合競爭優勢。面對近年來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資源和能源等生產要素價格大幅上漲、出口產業傳統的低成本優勢大大弱化的新情況，中國政府提出了外貿由粗放型發展向集約型發展轉變的戰略目標。“十一五”規劃期間(2006－2010年)，中國政府調整進出口稅收政策，深入實施科技興貿戰略、市場多元化戰略和以質取勝戰略，開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試點，改進對進出口企業的融資保險服務，推動企業加快技術進步和產品結構優化，增強了外貿的綜合競爭優勢。大部分進出口企業經受住了國際金融危機沖擊，進出口貿易在危機后實現了較快復蘇。“十二五”規劃期間(2011－2015年)，中國將努力保持現有出口競爭優勢，加快培育以技術、品牌、質量和服務為核心的新優勢，促進工業轉型升級，延長加工貿易增值鏈，提高企業和產品的競爭力和附加值。大力發展服務貿易，促進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協調發展。繼續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推動服務外包發展，努力擴大新興服務出口。財政稅收、金融保險、外匯管理、海關通關、檢驗檢疫、物流和運輸等領域都將進一步完善和落實國家相關政策，加快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努力推動對外貿易的穩定健康發展。

加快推進外貿發展中的節能減排。早在1994年，中國政府就制定并發表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將節能減排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十一五”和“十二五”規劃都把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作為約束性指標。2004年以來，中國多次下調甚至取消部分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商品出口退稅，禁止和限制部分此類產品的加工貿易，鼓勵進出口企業向國際上先進的環保標準看齊。近年來，中國出口商品中“兩高一資”商品的比重大幅下降，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品出口大幅增長。大部分達到一定規模的進出口生產企業都已經獲得ISO14000等與環保有關的標準認證。中國將努力調整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加快先進節能環保技術的應用，促進對外貿易與資源節約、環境保護更加協調發展。

加強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中國履行國際義務的需要，更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內在要求。多年來，中國政府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立法、執法、宣傳、培訓及提高全社會知識產權保護意識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2008年，中國制定了《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把保護知識產權提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加以推進。2006年至2011年，中國連續6年頒布《中國保護知識產權行動計劃》，實施了包括立法、執法、教育培訓、文化宣傳和對外交流等多個領域的1000多項具體措施。2010年，中國通過《專利合作條約》提出的國際專利申請量達到12295件，比2009年增長55.6%，增速居各國之首，世界排名從第五位上升至第四位。當前，加強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挑戰，加強對話與合作成為世界知識產權保護的潮流。中國政府將在有關國際公約和各自法律框架下，與世界各國和地區加強知識產權交流與合作，共同推進知識產權事業的健康發展。

提高出口商品的質量和安全要求。中國出口商品質量總體上不斷提高，受到全球消費者歡迎和認可。2009年和2010年，經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檢驗檢疫的中國出口貨物分別為1103.2萬批和1305.4萬批，不合格率分別為0.15%和0.14%；出口貨值分別為4292.7億美元和5521.8億美元，不合格率分別為0.12%和0.13%。2010年，中國出口美國的食品為12.7萬批，合格率99.53%；出口歐盟的食品13.8萬批，合格率99.78%。日本厚生省進口食品監控統計報告顯示，2010年日本對自中國進口的食品以20%的高比例進行抽檢，抽檢合格率為99.74%，高于同期對自美國和歐盟進口食品的抽檢合格率。但是，中國國內仍有少數企業為降低成本而忽視商品質量和安全，也有一些外國進口商不講質量和誠信，壓低商品價格甚至直接授意中國生產商使用不合格原料。這些行為損害了“中國制造”的信譽。針對這些問題，中國政府近年來不斷完善商品質量安全法律法規，加強了各環節監管，嚴厲查處少數違法違規造成質量問題的企業。2011年3月，中國啟動“外貿商品質量提升年”活動，進一步健全外貿商品質量和安全的許可、認證和監督機制，提高了對出口商品質量與安全保障的效率。

增強進出口企業的社會責任意識。隨著對外開放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認識到，企業自身發展壯大的同時需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這不僅有利于社會和諧進步，也有利于提高企業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中國各級政府正通過倡導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理念，推動企業提高社會責任意識，尊重勞工權益，維護消費者權利，保護生態環境。同時，中國政府鼓勵企業在進出口貿易中接受有關的社會責任標準，爭取獲得必要的社會責任認證。2008年新的《勞動合同法》及其實施條例施行以來，進出口企業普遍建立了“五險一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和住房公積金)制度。中國政府把增強企業社會責任作為推動外貿轉型升級的一項重要任務，今后將加強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宣傳和培訓，建立和健全進出口企業誠信管理體系，完善全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監督，開展企業社會責任培育和管理的國際合作，推動進出口企業不斷提高承擔社會責任的水平。

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國際合作。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對于外貿轉型升級和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中國綜合國力明顯增強，科技水平不斷提高，工業體系逐步完備，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有了堅實基礎。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新興產業仍然處在初步發展階段。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世界各主要經濟體都在加速發展新興產業，中國把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作為產業振興的一項重要任務。為了推動重點領域的發展，在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的同時，中國政府加強政策引導，規范市場秩序，改善投資環境，鼓勵企業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中國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基本政策符合國際貿易規則，愿加強與世界各國在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和能力建設等方面的交流，為開創新興產業國際合作和發展的新局面共同努力。

結束語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還在不斷顯露，世界經濟復蘇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更加凸顯，全球經濟結構和貿易格局面臨著深刻調整。中國對外貿易也將進行新的調整，努力實現從規模擴張向質量和效益提高轉變，從主要依賴低成本優勢向增強綜合競爭優勢轉變，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

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仍受到諸多不確定因素的制約，會遇到新的困難和壓力。在“十二五”期間，中國將進一步擴大開放，以開放促改革、以開放促發展、以開放促創新，努力發揮自身優勢，加強全方位國際合作，在更大范圍、更廣領域、更高層次融入世界經濟。中國愿意與貿易伙伴一起，共同應對世界經濟和貿易發展面臨的各種挑戰，推動對外貿易實現更平衡、更協調和可持續發展，與貿易伙伴共享繁榮，實現共贏。

第五篇：《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白皮書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１１日發表《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年》白皮書。全文如下：

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年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１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目錄

前言

一、西藏和平解放的實現

二、和平解放６０年的發展歷程

三、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結束語

前言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簽訂《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以下簡稱《十七條協議》），西藏實現和平解放。

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維護國家統一和主權偉大斗爭中的一件大事，是西藏社會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轉折點，是西藏從黑暗走向光明、從落后走向進步的起點。

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年來，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經歷了民主改革、自治區成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現代化建設事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社會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的命運發生了深刻的改變。這是西藏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偉大成果，也是中國實行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民族政策的生動體現。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周年。回顧總結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年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全面展示新西藏發展的巨大成就，進一步推動西藏實現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用事實揭穿**集團散布的種種謊言，有助于國際社會正確了解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年的歷史真相，讓世人真實感受和認識一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新西藏。

一、西藏和平解放的實現

（一）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西藏人民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員。中國的疆域和歷史是中華民族共同創造的，藏族作為中國境內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之一，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締造與發展，為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大量考古、學術研究表明，藏族與漢族和其他兄弟民族自古就有血緣、語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聯系，西藏地方與中國內地的經濟、政治、文化往來始終沒有中斷過。１３世紀，元朝中央政府設立釋教總制院和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區軍政事務，正式將西藏地方納入中央行政管轄之下。此后，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轄逐步規范化、制度化，其中包括直接掌握西藏地方行政機構及任命西藏地方官吏的權力，駐軍戍邊，并多次在西藏清查人口戶籍等。明襲元制，實施多封眾建，貢市羈縻。清朝加強了對西藏地方的管理。清朝皇帝于１６５３年、１７１３年分別冊封五世**喇嘛、五世**喇嘛，自此正式確定**喇嘛、**額爾德尼的封號，以及他們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１７２７年，清廷設駐藏大臣，代表中央監督西藏地方行政。１７５１年，清王朝正式任命七世**喇嘛掌管西藏地方政府，廢除郡王掌政制度，設立由四位噶倫組成的噶廈地方政府。１７９３年，清廷在驅除廓爾喀入侵勢力之后，頒布了著名的《欽定藏內善后章程二十九條》，完善了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多項制度，明確規定**喇嘛等大**轉世須經金瓶掣簽認定，并報請中央批準。清朝此后的五位**喇嘛有三位經由“金瓶掣簽”認定，有兩位由清朝皇帝批準免于金瓶掣簽。清朝皇帝還曾于１７０６年革除六世**倉央嘉措的名號，并于１９０４年和１９１０年先后兩次革除十三世**土登嘉措的名號。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１日，中華民國第一部憲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明確規定中央對西藏的主權，宣布“西藏是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提出“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實行五族共和”。７月１７日，民國政府設蒙藏事務局，隸屬國務院，管理蒙藏事務。１９２９年，南京國民政府設立蒙藏委員會，行使對西藏的行政管轄。１９４０年，國民政府在拉薩設立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作為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常設機構。歷史事實表明，雖然民國期間軍閥混戰，內亂頻仍，但中央政府仍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維護了國家在西藏的主權。十四世**喇嘛丹增嘉措就是經當時國民政府批準免于金瓶掣簽繼位的。國際上沒有一個國家和政府承認過西藏獨立。

（二）所謂的“西藏獨立”問題是近代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瓜分中國圖謀的一部分

１８４０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１９世紀末，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英國侵略勢力趁機染指西藏。英軍先后于１８８８年、１９０３年兩次武裝入侵西藏，因遭到西藏軍民的抵抗而失敗。在靠武裝侵略沒能達到將西藏變為殖民地的目的后，帝國主義開始在西藏培植親帝分裂勢力，策劃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活動，煽動“西藏獨立”。１９０７年８月３１日，英俄帝國簽訂《西藏協定》，第一次在國際文件中把中國對西藏地方的主權篡改為“宗主權”。１９１３年，英帝國策劃召開西姆拉會議，唆使西藏代表首次提出“西藏獨立”的口號，當即遭到中國政府代表的拒絕。英國代表于是提出所謂“折衷”方案，企圖將中國在西藏地方的主權篡改為“宗主權”，使西藏在“自治”的名義下脫離中國政府的管轄，遭到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堅決反對。１９１４年７月，中國政府代表奉命拒絕在《西姆拉條約》上簽字，并發表聲明概不承認任何此類條約或文件，同時將立場照會英國政府，西姆拉會議遂以破產而告終。１９４２年，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國代表的支持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公開進行“西藏獨立”活動，因遭到全國人民和國民政府的反對而不得不改變原議。

１９４７年，英帝國主義幕后策劃邀請西藏派代表參加“泛亞洲會議”，在會場上懸掛的亞洲地圖和萬國旗中把西藏作為一個獨立國家來對待，經中國代表團嚴正交涉，會議組織者不得不改正。１９４９年７月８日，西藏地方政府以“防止共產黨混跡西藏”為借口，下令將國民政府駐藏辦事處人員及相關人員驅趕出西藏，制造了“驅漢事件”。１９４９年１１月，西藏地方政府決定派所謂的“親善使團”赴美國、英國、印度、尼泊爾等國，尋求對“西藏獨立”的政治支持和軍事援助，加緊分裂國家的活動。１９４９年底，美國人勞爾·湯姆斯以“無線評論員”名義在西藏探索“華盛頓給西藏以可能的援助”，并在美國報刊上宣稱“美國已準備承認西藏為獨立自由”的國家。１９５０年上半年，一批美國槍支彈藥經由加爾各答進入西藏，用以對抗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

歷史事實清楚地證明，所謂“西藏獨立”完全是新老帝國主義侵略者炮制出來的，是西方侵略勢力瓜分中國領土陰謀的一部分。

（三）解放西藏是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

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包括藏族在內的中國各族人民為維護國家的獨立、統一和領土完整，為實現中華民族的解放，不惜流血犧牲，進行了長達１００多年不屈不撓的斗爭。直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中國人民的解放斗爭才取得了完全勝利。１９４９年，人民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解放西藏，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提上了議事日程。

針對帝國主義分子和西藏地方上層反動勢力緊鑼密鼓策劃“西藏獨立”的活動，１９４９年９月２日，中國共產黨授權新華社發表題為《決不容許外國侵略者吞并中國的領土——西藏》的社論，在概述列強百年來侵略西藏的過程后指出，“西藏是中國的領土，絕不容許任何外國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國人民的一個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絕不容許任何外國分割。這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堅定不移的方針”。社論發表后，西藏各界紛紛響應和擁護，盼望解放軍早日進藏。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十世**致電中央政府“速發義師，解放西藏，驅逐帝國主義勢力”。１１月２３日，毛澤東、朱德復電十世**說：“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愿望”。１２月２日，原西藏攝政五世熱振**的近侍熱振·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寧，向人民解放軍控訴帝國主義者破壞西藏內部團結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１９５０年初，藏族農牧民、青年、婦女和民主人士代表百余人在剛剛解放的蘭州集會，要求解放西藏。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達**、康北玉隆地區頭人夏格刀登和康南巨商邦達多吉派出的代表到達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致敬，傾訴藏族同胞迫切要求解放的熱望。

為了應對國際形勢的復雜變化和西藏地方的嚴峻局勢，滿足西藏人民要求早日解放的愿望，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毛澤東主席在前往蘇聯訪問、途經滿洲里時，寫信給中共中央，作出了“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的戰略決策。

在醞釀和探索解放西藏的過程中，考慮到西藏是一個特殊的民族地區，為了有利于人民解放軍順利進軍，有利于維護西藏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加強民族團結，中國共產黨確立了和平解放的方式。１９４９年３月，毛澤東主席根據人民解放戰爭即將全面勝利的形勢指出，待解放的地方按照“北平方式”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在增加。之后，湖南、寧夏以及與西藏相鄰的新疆、云南、西康等省相繼以和平方式解放，為和平解放西藏提供了借鑒。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０日，針對西藏地方政府派出所謂“親善使團”一事，毛澤東主席授權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指出：西藏人民的要求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實行適當的區域自治，“如果拉薩當局在這個原則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談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問題，那么，這樣的代表自將受到接待”。

為爭取和平解放西藏，中央人民政府組織開展了大量的政治爭取工作。１９５０年間，西南局和西北局先后四次派出代表或代表團赴西藏進行勸和，以爭取十四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與中央人民政府談判和平解放西藏的辦法。２月１日，西北局派出藏族干部張競成攜帶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漢生致十四世**喇嘛和攝政達扎·阿旺松饒的書信等赴藏聯絡。３月底，在中共中央批準和西南局組織下，與西藏政教界有著良好關系的漢族高僧志清法師由成都啟程赴藏。７月間，以塔爾寺當才**為團長的青海寺院赴藏勸和團從西寧出發。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著名藏族學者喜饒嘉措向**喇嘛和藏族同胞發表廣播講話，呼吁西藏地方政府“迅速派遣全權代表赴京進行和平協商”。７月１０日，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達**一行十人從白利寺出發，踏上赴藏勸和征程。然而，這一系列勸和促談活動，卻受到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和西藏親帝分裂分子的重重阻撓，勸和人員被驅趕或軟禁，有的代表團被分解，格達**在昌都被投毒致死。

與此同時，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慫恿和西藏上層親帝分裂勢力的把持下，極力擴充藏軍，并以其主力７個代本（相當于團）沿金沙江西岸陳兵于以昌都為中心的周圍地區，企圖阻止人民解放軍進軍解放西藏。昌都為從西南入藏的必經之地。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３日，毛澤東指出占領昌都“對于爭取西藏政治變化及明年進軍拉薩，是有利的”，“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１０月６日起，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從南北兩線分別渡過金沙江執行解放昌都的作戰任務。１０月１９日，昌都解放。在此基礎上，昌都地區第一次人民代表會議召開，選舉產生了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成立了昌都地區僧俗人民爭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員會。昌都戰役打開了和平談判的大門，為促進西藏和平解放創造了必要條件。

（四）簽訂《十七條協議》，實現西藏和平解放

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澤東主席始終沒有放棄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在昌都戰役進行中，仍催促西藏“代表團應速來京”。昌都戰役促使西藏地方政府內部發生分化，愛國進步力量占據上風，主張親帝分裂的攝政達扎·阿旺松饒被迫下臺，十四世**喇嘛于１１月１７日提前親政，西藏地方政局朝著有利于和平解放的趨勢發展。

１９５１年１月２日，十四世**喇嘛移居西藏亞東，一面對我進行觀望，一面向英、美、印、尼等國求援，伺機逃往國外，但是沒有一個國家愿意公開支持“西藏獨立”。西藏地方政府也相應地分為留守的“拉薩噶廈”和臨時性的“亞東噶廈”兩部分。隨后，西藏地方政府“官員會議”決定正式派出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和談。**喇嘛在致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愿意和平談判的信中說：“過去，在我年幼未掌權期間，藏漢之間關系屢遭破壞，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隨員從速啟程去北京。為爭取時間，我們將再給阿沛兩位助手，經印度前往北京。”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平等政策和和平解放西藏方針的感召下，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與中央人民政府和談的全權代表團，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凱墨·索安旺堆、土丹旦達、土登列門、桑頗·登增頓珠為代表。代表團分作兩路啟程，于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７日齊聚北京，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歡迎。隨即，中央人民政府組成談判代表團，李維漢為首席全權代表，張經武、張國華、孫志遠為全權代表。經過友好協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于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在北京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

關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進行和平談判并簽訂《十七條協議》，需要強調以下幾點基本歷史事實：

第一，和平談判是在西藏地方政府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前提下進行的。十四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派出談判代表團時，給每位代表頒發了一份蓋有印章的全權證書，證書外面注明了西藏全權代表五人的姓名和身份，里面寫有承認西藏為中國領土等內容。談判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增強民族團結和維護祖國統一問題。正如阿沛回憶指出的，在這個問題上，“雙方代表的基本立場是一致的。”

第二，中央人民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問題的“十大政策”是談判的基礎。“十大政策”主要內容是：驅逐英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西藏現行各種政治制度維持原狀概不變更，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發展西藏經濟和文化教育，西藏各項改革事宜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領導人采取協商方式解決，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等。在談判之初，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強調不能接受“十大政策”中的“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當時，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并沒有勉強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而是建議休會兩天，安排他們參觀，同時耐心勸說，提出既然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就沒有理由阻止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同時，充分考慮到西藏代表提出的西藏經濟落后、資源貧瘠，供給人民解放軍有很大困難的問題，中央政府作出“進軍西藏，不吃地方，一切開支由中央負責”的保證。雙方最終協商確定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

第三，**喇嘛和**額爾德尼之間的團結問題，是談判必須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由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挑唆，九世**喇嘛在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初與十三世**喇嘛發生不和，被迫從西藏出走內地，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返回西藏途中圓寂于青海玉樹。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０日，經國民政府批準，十世**在青海塔爾寺坐床繼位。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在談判之初，并不承認十世**的合法地位。中央人民政府談判代表團向西藏地方政府談判代表團展示了原國民黨政府批準認定十世**為九世**轉世靈童的全部公文，以及由**喇嘛方面代表參加的十世**在塔爾寺坐床繼位時的照片。在確鑿的證據面前，西藏地方政府談判代表團最終承認了十世**的合法地位。談判期間正值“五一”勞動節，中央人民政府邀請西藏地方政府談判代表團和十世**在天安門城樓上共同觀禮，阿沛·阿旺晉美與十世**進行了友好會面，并受到毛澤東的接見。

第四，協議在相互尊重和友好協商的基礎上達成。協議大部分條款是關于西藏內部關系和內部事宜的處理。在這些問題上，中央人民政府全權代表依據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地區的實際情況，主動提出了一系列建議。西藏地方政府談判代表團也提出了若干建議。中央人民政府對正確的部分加以采納和研究綜合，并對不合理的部分進行了耐心的解釋。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土丹旦達根據切身經歷談道：“我作為譯倉派出的僧官，在談判過程中對宗教信仰、寺廟收入等提的建議較多，中央大都采納了。”談判一開始就搞了漢、藏兩種協議文本，每一次修改兩種文本都同步進行，并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談判代表團的同意。談判結束后，漢、藏兩個文本同時產生，并在簽訂后予以一并公布。

西藏地方政府全體談判代表作為全權代表，在正式談判前協商立下如下工作原則：“能做主的問題就立即定下來，不能解決的，向亞東報告”；來不及請示時，“作為全權代表可以先定下來，再向**喇嘛報告”。西藏地方政府談判代表團向**喇嘛和噶廈的請示渠道始終通暢，就哪些問題請示由他們內部協商確定。談判開始不久，關于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問題，西藏地方政府談判代表通過凱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達帶來的密碼機向在亞東的**喇嘛和噶廈發了電報，說明談判中其他方面問題都不大，就是如不承認人民解放軍進藏守衛國家邊疆，談判恐怕談不成。其間，他們還在與**的關系問題上，同“亞東噶廈”聯系過兩次。在２０多天的談判中，雖然雙方代表在一些問題上有爭論和不同意見，但始終是在友好真誠、充分協商的氣氛中進行的，最終就有關和平解放西藏的所有問題達成協議。在協議簽訂儀式上，雙方代表在協議文本上簽名，并加蓋了個人圖章，以示鄭重。

為了保證協議的貫徹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談判中簽訂了兩個協議附件。其一是《關于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的若干事項的規定》。在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問題上，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在談判中提出了進藏部隊的具體數量、駐軍部署及供給等有關人民解放軍進駐西藏的具體問題。由于這些問題屬于軍事機密，因而不能寫在需要公布的協議中，于是就有了簽訂這一附件的必要。其二是《關于西藏地方政府負責執行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聲明》。對于協議，如果**喇嘛予以承認，并返回拉薩，則和平解放西藏順理成章。如果**喇嘛因某種情況暫不返回拉薩，西藏地方政府談判代表團提出，希望中央人民政府允許**喇嘛在執行協議的第一年內，因某種需要可以自行選擇住地，在此期間內返職時，其地位與職權不予變更。對此，中央人民政府表示同意，但如果將這一內容寫在協議里，則可能引起各種議論。雙方就有可能發生的情況提前作出預防性規定，簽訂了該附件。這兩個附件是屬于協議實施細則和對協議未盡事宜的補充。

第五，協議得到**喇嘛和西藏僧俗人民的一致擁護。阿沛·阿旺晉美從北京回到拉薩后，西藏地方政府于９月２６至２９日召開了全體僧俗官員、三大寺堪布、藏軍甲本以上軍官等３００多人的“官員大會”，通過了向**喇嘛的呈文：“簽訂的《十七條協議》，對于**之宏業，西藏之佛法、政治、經濟諸方面，大有裨益，無以倫比，理當遵照執行。”１０月２４日，**喇嘛致電毛澤東主席表示擁護協議。該電文全文為：“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權代表噶倫阿沛等五人于１９５１年４月底抵達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權代表進行和談。雙方代表在友好基礎上已于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簽訂了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護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謹電奉聞。”１０月２６日，毛澤東主席復電**喇嘛，感謝他對實行和平解放西藏協議的努力。

《十七條協議》的簽訂，標志著西藏實現和平解放，西藏的社會發展從此揭開了嶄新的一頁。和平解放使西藏徹底擺脫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及其政治、經濟羈絆，維護了中國的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實現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團結和西藏內部的團結，為西藏與全國一起共同進步和發展創造了基本前提。

二、和平解放60年的發展歷程

和平解放是西藏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在此后的60年里，西藏歷經民主改革、自治區成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各個歷史階段，走過了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

(一)落實《十七條協議》，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開啟西藏現代化發展的嶄新征程

——進軍西藏，鞏固邊防。按照《十七條協議》及附件一的規定，從1951年9月到1952年6月，以十八軍為主的各路進藏部隊先后到達拉薩，進駐(抵)太昭、江孜、日喀則、山南隆子宗、亞東、察隅、改則等國防重鎮，完成了進軍西藏的任務，結束了西藏4000多公里邊境線上長期有邊無防的歷史。

——統一處理西藏一切涉外事務。1952年9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駐西藏代表外事幫辦辦公室成立，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的領導下，具體辦理西藏地方的一切涉外事宜。1954年4月29日，中印雙方在北京簽訂了《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同時互換照會，取消印度繼承的英國侵略西藏遺留下來的特權。1955年中國和尼泊爾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并于1956年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尼泊爾王國保持友好關系以及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尼泊爾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取消了尼泊爾在西藏的特權，中尼友好關系在新的基礎上得到鞏固和發展。至此，完全實現了由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

——實行生產自給，解決軍需民用。中央政府作出了“進軍西藏，不吃地方”及“精打細算，生產自給”等指示，提出“保障軍需，兼顧民用”，“統一采購，緊縮開支”等一系列財經政策。人民解放軍進駐拉薩后，首先從羊毛出口貿易著手，解決軍需民用問題。中央政府撥款400億元(舊幣)，以高于出口印度市場的價格，收購西藏積壓的羊毛，打擊了上層反動集團囤積居奇，挑撥、破壞藏漢關系的圖謀，上層人士為此獲得豐厚的利潤，也體會到中央政府是切實維護藏族人民利益的，在經濟上逐漸減少了對帝國主義勢力的依賴和聯系，積極向中央政府靠攏。

——開展統戰工作，促進民族團結和進步。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推動下，1952年4月，十世**額爾德尼及**行轅人員自青海返回拉薩，實現了**與**的友好會晤。西藏工委不間斷地進行工作，解決了**與**相互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和現實問題。1953年，十四世**和十世**被選為全國佛教協會名譽會長，功德林**被選為副會長。1956年9月，成立了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1954年9月，十四世**、十世**聯袂赴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體現了西藏各族人民平等參與管理國家大事的權利。與此同時，組織參觀團或觀禮團到內地參觀、訪問，自1952年至1957年間組織了13批1000多人次到內地參觀、訪問，其成員不斷擴大，包括從拉薩直至西藏各地區的上層僧俗官員、寺廟喇嘛、青年和婦女，增進了西藏與內地的聯系和各民族的團結。

——積極開展現代化建設，推動西藏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軍和進藏工作人員堅決執行《十七條協議》和中央的政策，修建康藏、青藏公路和當雄機場，興修水利，建設現代工廠、銀行、貿易公司、郵局、農場和學校等，采取多種措施幫助農牧民發展生產，開展社會救濟，救災活動，免費為群眾防疫治病，推動了西藏經濟、社會、文化事業的發展，展示了一種現代文明和進步的新氣象，在西藏各階層和廣大群眾中產生了深遠影響，從而打破了西藏社會長期封閉、停滯的局面，開啟了走向現代社會的歷史進程，為西藏社會進一步向前發展開辟了廣闊前景，為西藏與全國共同前進創造了必要條件。

(二)實行民主改革，廢除封建農奴制度，解放百萬農奴和社會生產力，完成西藏歷史上最深刻的社會變革

民主改革之前的舊西藏是一個比歐洲中世紀還要落后、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占人口5％的官家、貴族、寺廟上層僧侶三大領主及其代理人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場、森林、山川、河流和大部分牲畜，而占人口95％的農奴和奴隸沒有生產資料和人身自由。廣大農奴和奴隸不僅遭受著沉重的賦稅、烏拉差役和高利貸的剝削，而且遭受著世所罕見的殘酷的政治壓迫和刑罰，掙扎在死亡線上。改革西藏社會制度是西藏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和西藏人民的根本愿望。考慮到西藏的特殊情況，《十七條協議》規定：“對于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采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對西藏社會制度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態度和極為寬容的政策，耐心等待和勸說西藏地方上層統治集團主動進行改革，并給予充分的時間。但是，西藏反動上層為了維護農奴主階級的既得利益和特權，根本反對改革，企圖永遠保持封建農奴制，為此，他們蓄意違反《十七條協議》，策劃了一系列分裂祖國的活動，直至1959年發動全面武裝叛亂。

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府采取果斷措施，與西藏人民一道堅決平息了叛亂，解散了西藏地方政府，并在西藏進行了一場徹底摧毀封建農奴制度的民主改革運動。民主改革廢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實現了政教分離；廢除了生產資料的封建領主所有制，確立了農牧民個體所有制；廢除了對“三大領主”的人身依附，使農奴和奴隸獲得人身自由。民主改革是西藏社會進步和人權發展史上劃時代的重大變革，使西藏百萬農奴和奴隸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多方面實現了翻身解放，有效地促進了西藏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為西藏的現代化發展開辟了道路。據統計，在民主改革中，農奴和奴隸共分得土地280多萬克(15克相當于1公頃)，到1960年西藏民主改革完成時，西藏的糧食生產量比1959年增長12.6％，比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增長17.7％，牲畜存欄頭數1960年比1959年增長9.9％。

(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推動西藏走上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

西藏民主改革的過程同時也是民主建政的過程。1959年3月西藏發生叛亂后，國務院發布命令，解散西藏噶廈地方政府，決定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此后，相繼撤銷了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和**堪布會議廳委員會，結束了幾種不同性質政權并存的局面，建立了統一的人民民主政權。1961年，西藏各地開始實行普選，昔日的農奴和奴隸第一次獲得了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選舉產生了西藏各級權力機關和政權，一大批翻身農奴和奴隸擔任了各級領導職務。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拉薩開幕，西藏自治區及其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此后，西藏通過對農牧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走上了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西藏自治區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行，從制度上保障了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和共同繁榮政策在西藏的實現，保障了西藏各族人民平等參與管理國家事務和自主管理本地區本民族事務的權利，為西藏在國家的特殊支持和資助下，根據本地區特點實現與全國共同發展進步提供了制度保證。

(四)實行改革開放，推動西藏經濟從封閉走向開放、從供給型經濟走向經營型經濟

20世紀80年代，西藏與全國一樣掀起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熱潮。1980年和1984年，中央先后召開第一次和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定了西藏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封閉式經濟轉變為開放式經濟，從供給型經濟轉變為經營性經濟的指導方針。中央政府制訂了“土地歸戶使用，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牲畜私有私養，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等一系列有利于西藏經濟發展的特殊優惠政策，推進了西藏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并從1984年起，由國家投資、全國九省(市)援建西藏43項工程等一批項目。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和國家的支援，壯大和繁榮了西藏經濟，提高了西藏產業的整體水平和經濟活動的商品化水平，使西藏經濟社會發展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五)根據新的形勢，在實踐中探索和形成新時期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針，不斷加快西藏發展，維護局勢穩定

**集團叛逃國外后，始終沒有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和分裂國家的活動，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持下，在印度宣布成立“西藏獨立國”，在印度、尼泊爾建立了叛亂武裝基地，長期對我邊境實施武裝襲擾。1964年，國務院第151次會議通過《關于撤銷**職務的決定》，指出“**在1959年發動叛國的反革命武裝叛亂，逃往國外以后，組織流亡偽政府，公布偽憲法，支持印度反動派對我國的侵略，并且積極組織和訓練逃往國外的殘余叛亂武裝騷擾祖國邊境。這一切證明他早已自絕于祖國和人民，是一個死心塌地為帝國主義和外國反動派作工具的叛國分子。”西藏實行改革開放后，**集團更是加緊進行滲透破壞，并于上世紀80年代末組織策劃拉薩騷亂。中央政府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平息了騷亂，并于1989年提出了指導西藏工作的十條意見，對統一思想、促進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成為新時期西藏工作的轉折點。1994年，中央政府召開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緊緊抓住發展經濟和穩定局勢兩件大事，確保西藏經濟加快發展，確保社會全面進步和長治久安，確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新時期西藏工作指導方針；作出了中央關心西藏、全國支援西藏的重大決策；制定了一系列加快西藏發展的特殊優惠政策和措施，形成了國家直接投資西藏建設項目、中央實行財政補貼、全國進行對口支援的全方位支援西藏現代化建設的格局。2001年，中央召開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決定采取更加有力措施，進一步加大對西藏的支持力度，全面推進西藏的發展，促進西藏的穩定。1994年以來，中央政府先后安排60個中央國家機關、全國18個省市和17戶中央企業，從人力、財物、技術、管理等方面對口支援西藏，對口援藏范圍覆蓋到西藏所有地市和73個縣(市、區)。特別是1994年確定的62項援藏工程和2001年確定的117項援藏工程的全面完成，極大地改善了西藏的生產生活條件，為西藏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強勁的動力。與此同時，排除**集團的干擾破壞，圓滿完成十世**轉世靈童的尋訪認定，批準認定堅贊諾布繼任第十一世**額爾德尼，堅決開展對**分裂集團的斗爭，維護了西藏的局勢穩定。

(六)堅持科學發展觀，大力推動西藏從加快發展到跨越式發展，從基本穩定到長治久安

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央根據新的歷史條件，明確提出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把保障和改善農牧民生產生活條件，增加農牧民收入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任務，推動西藏經濟社會更好更快更大發展，使各族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中央政府于2006年制定了加快西藏發展、維護西藏穩定的40條優惠政策，確定了西藏“十一五”建設項目180個(實際完成188個)，推動西藏發展穩定工作取得了新的顯著成績。西藏經濟快速發展，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成效明顯，青藏鐵路等一大批重大項目建成并發揮良好效益，社會事業全面進步，各族群眾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西藏自我發展的能力進一步增強。與此同時，依法平息拉薩“3·14”事件，堅決防范和打擊**集團分裂西藏活動，深入開展寺廟愛國主義教育和法制宣傳教育，反分裂斗爭取得重大勝利，民族團結不斷加強。2010年1月，中央召開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西藏工作指導思想，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民族團結為保障，以改善民生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緊緊抓住發展和穩定兩件大事，確保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確保國家安全和西藏長治久安，確保各族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確保生態良好的指導思想，對西藏的發展穩定各項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西藏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展現了蓬勃發展的嶄新態勢。

三、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和平解放60年來，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和全國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經過西藏各族人民艱苦奮斗，西藏實現了由封建農奴制度到社會主義制度、由封閉貧窮落后到開放富裕文明的兩大“歷史性跨越”，在各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一)政治建設成就斐然，社會制度實現歷史跨越

和平解放以來，西藏廢除了封建農奴制度，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昔日的農奴和奴隸從此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不僅享有了平等參與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而且享有了自主管理本地區、本民族事務的政治權利。在2007年舉行的西藏自治區、地(市)、縣、鄉(鎮)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中，參選率達到96.4％。經過直接和間接選舉產生的34000多名四級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占94％以上。在全國人大代表中，西藏自治區有20名代表，其中藏族公民12名，門巴族、珞巴族公民各1名。西藏各階層和各界人士還通過參與各級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參政議政，行使民主權利。現有多名西藏民族、宗教界人士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西藏委員會于1959年成立以來，歷屆委員中的絕大多數是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人士。

民族區域自治在法制化的軌道上不斷推進。西藏自治區成立以來，先后制定了279件地方性法規和具有法規性質的決議、決定，內容涉及民主政治、經濟發展、文化教育、語言文字、人民司法、醫療衛生、文物保護、野生動植物和自然資源保護、環境保護等各個方面。現已建立起以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為骨干的地方性自治法規體系，為維護西藏各族人民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權益，促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這些法制建設成果具有鮮明的西藏地方特點，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區立法條例》、《西藏自治區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實施細則》、《西藏自治區學習、使用和發展藏語文的決定》、《關于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反對分裂活動的決議》、《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管理條例》和《西藏自治區環境保護條例》等等。

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干部是西藏自治區干部的主體，是建設西藏、發展西藏的骨干力量。西藏自治區成立以來，歷任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和人民政府主席均是藏族公民。全區干部隊伍中，藏族及其他少數民族占70.3％，其中縣鄉兩級主要領導中，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占81.6％。目前，西藏自治區專業技術人員達到5.4萬人，少數民族技術人員占76.8％左右。

(二)經濟建設實現跨越式發展，人民生活得到大幅改善

和平解放前，西藏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百業凋零，民不聊生。和平解放以來，西藏走上了跨越式發展的道路。為推動西藏經濟社會發展，中央政府根據西藏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制定了許多特殊優惠政策，涉及金融、財稅、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發展、農牧業和農牧區、環保、教育、衛生、科技、文化、體育等各個方面，并在財力、物力、人力上給予大力支持和幫助。中央財政沒有從西藏拿走一分錢，反而不斷加大對西藏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1952－2010年中央對西藏的財力補助達3000億元，年均增長22.4％。60年來，中央對西藏的直接投資超過1600多億元，在不同時期相繼安排了43項、62項、117項、188項等一大批關系西藏長遠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重大工程項目，相繼建成了公路、鐵路、機場、通信、能源等一批重點基礎設施，極大地改善了西藏的基礎設施和人民生產生活條件。據統計，1994－2010年，對口援藏省市、中央國家機關及中央企業分6批共支援西藏經濟社會建設項目4393個，總投資133億元，共選派4742名優秀干部支援西藏。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全國各地支援下，西藏經濟實現了歷史性跨越。據統計，1959－2010年，西藏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完成2751億元，年均增幅達到15％以上，其中1994－2010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累計2643億元，年均增幅達到20％以上。1951年西藏地區生產總值僅有1.29億元，2010年達到507.46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111.8倍，年均增長8.3％。其中，1994年以來，西藏地區生產總值連續18年達到兩位數增長，年均增速達12％。“十一五”期間(2006年－2010年)，西藏地區生產總值先后跨上300億元、400億元、500億元三大臺階。2010年，西藏自治區人均生產總值為17319元，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達到36.65億元，連續8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長。

現代工業從無到有，現已建立起一個包括能源、輕工、紡織、機械、采礦、建材、化工、制藥、食品加工、民族手工業、藏醫藥等20多個門類、富有西藏特色的現代工業體系。工業總產值從1956年的0.014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75.61億元，年均增長14.1％。特色優勢產業不斷發展壯大，甲瑪銅多金屬礦正式投產并在香港成功上市，拉薩青稞啤酒、5100礦泉水、甘露藏藥等一批特色產品打入國內外市場。旅游業持續快速增長，2010年接待游客685.14萬人次，旅游總收入達到71.4億元，正向著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發展。

能源、交通等基礎產業蓬勃興起。和平解放前，西藏僅有一座125千瓦、只供少數上層貴族享受的小電站，而今已形成以水電為主，地熱、風能、太陽能等多能互補的新興能源體系。2010年，西藏電力裝機總容量達到97.4萬千瓦，用電人口覆蓋率達到82％以上。青藏直流聯網工程開工建設，即將結束西藏電力孤網運行的歷史。和平解放前西藏沒有一條公路，現在已初步建立起以公路、鐵路、航空、管道為主的綜合交通運輸體系，西藏所有鄉鎮和80％以上的行政村通公路，通車里程達到5.82萬公里。墨脫公路嘎隆拉隧道勝利貫通，即將結束全國唯一不通公路縣的歷史。青藏鐵路建成通車，結束了西藏沒有鐵路的歷史。拉薩貢嘎機場助航燈光工程投入使用，林芝米林機場、阿里昆莎機場、日喀則和平機場建成通航，結束了西藏無夜航和支線航空單一的歷史。目前，西藏已初步形成了以拉薩貢嘎機場為干線，以昌都邦達、林芝米林、阿里昆莎、日喀則和平機場為支線的機場布局，開通了22條國際國內航線。舊西藏通訊是人背畜馱、驛站式傳遞，今天，西藏已邁入信息化時代，建立起以光纜、衛星、網絡為骨干的現代通訊網絡體系，基本實現鄉鄉通寬帶、村村通電話。

舊西藏農牧業基本靠天吃飯、靠天養畜，如今農牧業現代化程度大幅提高。西藏第一產業增加值由1959年的1.28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68.13億元，年均增長4.8％。糧食產量由1959年的18.29萬噸增加到2010年的92萬噸；糧食平均畝產量由1959年的91公斤提高到2008年的357.4公斤；年末牲畜存欄數由1959年的956萬頭(只、匹)增加到2010年的2321萬頭(只、匹)。

和平解放前，西藏90％以上的人沒有自己的住房，過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生活。60年來，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條件不斷改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1951年，西藏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不到3平方米；2010年末，西藏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達到34.72平方米。2006年開始，西藏實施以安居工程為突破口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先后使27.48萬戶、140.21萬農牧民住上了安全適用的新房，人均居住面積增加到24平方米，實現了讓全區所有住房條件較差的農牧民住上安居新房的目標。同時，西藏整體推進農牧區水、電、路、訊、氣、廣播電視、郵政和優美環境綜合建設，農牧區面貌發生歷史性變化。目前，鄉鎮通郵率、鄉鎮通公路率和行政村通公路率分別達到85.7％、99.7％、81.2％，累計解決153.2萬農牧民的安全飲水問題，農牧區碘鹽覆蓋率達91.2％。2010年，西藏農牧民人均純收入達到4138.7元，連續8年保持兩位數增長，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達到14980元。隨著人民生活逐步富裕，消費結構開始多樣化，冰箱、彩電、電腦、洗衣機、摩托車、手機等消費品進入了尋常百姓家。西藏每百戶農村居民家庭擁有彩色電視機73.45臺、移動電話52.64部、生活用汽車3.98輛，其中拉薩市每百戶城鎮居民家庭擁有家用電腦63臺、移動電話182部、家用轎車32輛。廣播、電視、通信、互聯網等現代信息傳遞手段，與全國乃至世界同步發展，已經進入到人民群

(三)社會建設全面進步，各項事業呈現欣欣向榮的局面

舊西藏沒有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學校，寺院壟斷著教育，僅有極少數僧官學校，絕大多數學生是貴族子弟，廣大農奴和奴隸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適齡兒童入學率不到2％，青壯年文盲率高達95％，現代科技更是一片空白。1951年至2010年，國家累計投入西藏教育經費407.3億元，有力地推動西藏教育事業發展。如今，西藏已經建立起一個涵蓋幼兒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點的現代教育體系。2010年，西藏擁有普通高等教育院校6所，各級中學122所，小學872所，各類在校學生達50多萬人。內地西藏班在校生總數2萬余人；在內地12省市42所學校開辦中職班。目前，西藏適齡兒童入學率、初中入學率、高中入學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分別達到99.2％、98.2％、60.1％和23.4％，青壯年文盲率下降到1.2％，15周歲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達到7.3年。國家對農牧民子女和城鎮困難家庭子女實行包吃、包住、包學習費用的“三包”政策，涵蓋學前、小學、初中和高中階段，目前，“三包”經費年補助標準達到2000元。科技事業從無到有，迅速發展。2010年，西藏共有各類獨立科研院所34所、民營科研機構9所、農牧技術推廣機構140個，各類專業技術人員52107人，完成國家及自治區重點科技項目3253項。經濟發展中的科技含量明顯提高，其中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3％，對農牧業增長的貢獻率達到40％。

醫療衛生事業不斷發展健全。和平解放前，西藏只有3所設備簡陋、規模很小的官辦藏醫機構和少量私人診所，從醫人員不足百人。2010年末，西藏有各級各類醫療衛生機構1352個，床位8838張，衛生技術人員9983人。以政府投入為主導，家庭賬戶、大病統籌和醫療救助相結合的農牧區醫療制度全面建立，以拉薩為中心、遍布城鄉的醫療衛生網建立起來，實現了鄉鄉有衛生院、村村有衛生室。人民的健康水平顯著提高。孕產婦死亡率由1959年的5000／10萬人下降到174.78／10萬人，嬰幼兒死亡率由和平解放前的430‰下降到20.69‰，人均預期壽命從35.5歲提高到67歲。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西藏人口由和平解放前100萬增加到現在的300.22萬人，其中藏族人口271.64萬人，占90.48％。

以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五大保險為主體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已經建立。自2009年11月開展新農保工作以來，截至2010年底，73個縣(市、區)全部納入新農保試點范圍，累計向年滿60周歲及以上農牧區居民發放基礎養老金7631.55萬元；企業退休人員人均養老保險待遇達到每月2439元，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城鎮居民醫保政策范圍內住院費用報銷比例達到75.1％。2010年醫療費最高報銷額度達到13萬元，是西藏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980元的8.7倍。參加社會保險總人數達到166.23萬人，兌現各項社會保險待遇17.32億元。城鎮就業總人數達到52.71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81％。

(四)文化建設空前繁榮發展，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尊重和保護

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高度重視民族優秀文化的繼承、保護和發展。藏語文的學習、使用和發展受到法律保障，藏文已成為國家第一個具有信息技術信息交換用文字編碼國際標準的少數民族文字。國家累計投入14.5億元對布達拉宮、羅布林卡、薩迦寺等文物古跡進行維修保護。西藏的傳統手工技藝、民間美術、藏戲等76個文化項目已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保護名錄，53位傳承人入選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名錄。布達拉宮、大昭寺、羅布林卡列入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藏戲和“格薩爾”成功入選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獨具特色的藏醫藏藥走向世界，藏學研究事業空前繁榮。

廣播電視和新聞出版事業快速發展。2010年，西藏已有廣播電臺4座、電視臺5座，中波廣播轉播臺27座，縣級廣播電視轉播臺68座，鄉(鎮)村級廣播電視收轉站9371座。西藏建成中國第一個少數民族語廣播影視節目譯制中心——中國西藏藏語廣播影視節目譯制中心。38萬多戶農牧民群眾通過直播衛星可以收聽收看到55套數字廣播電視節目。廣播、電視人口綜合覆蓋率分別達到90.28％和91.4％。目前，西藏公開發行的報刊種類已達58種，已累計出版各類藏漢文圖書1.2萬多種、2.5億多冊。

西藏現有專業藝術表演團體10個，業余文藝演出隊和藏戲表演隊500多個，縣級民間藝術團19個。拉薩雪頓節、日喀則珠峰文化藝術節、那曲恰青賽馬節等一大批群眾性文化傳統節慶得到繼承和創新。西藏大力實施廣播電視“村村通”“戶戶通”、文化信息資源共享、縣鄉村文化館(站)等文化惠民工程，綜合文化活動中心和縣級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實現全覆蓋，創作出一大批具有濃郁地方特色、鮮明時代特點、突出時代特征的文化精品，文藝作品的產量和質量大幅提升。

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尊重和保護。在西藏，各宗教、各教派一律平等。藏傳佛教特有的**轉世的傳承方式得到充分尊重，寺廟學經、辯經、受戒、灌頂、修行等傳統宗教活動和寺廟學經考核晉升學位活動正常進行。西藏各族人民群眾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將西藏的布達拉宮、大昭寺、扎什倫布寺、哲蚌寺、色拉寺、薩迦寺等著名宗教活動場所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目前西藏共有1700多處宗教活動場所，僧尼約4.6萬人，僧俗信教群眾每年都組織和參加薩噶達瓦節等各種各樣的宗教和傳統活動，每年到拉薩朝佛敬香的信教群眾達百萬人次以上。

(五)生態建設取得長足發展，環境保護全面加強

西藏是中國重要的生態屏障和安全屏障。和平解放前，西藏根本談不上宏觀生態建設和綜合環境保護。和平解放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區政府高度重視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投入了大量資金和人力、物力，特別是2002年中央決定建設160個重點生態保護建設項目。“十五”期間，國家投入西藏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的資金達32.43億元，“十一五”期間達到101.62億元，是“十五”期間的3倍多。西藏自治區人大和人民政府頒布實施的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類法規、規范性文件、部門規章30余件，形成了比較系統的地方性環境保護法規體系，如《土地管理法》、《水法》、《草原法》等。同時，積極推進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等工程，大力開展水土流失治理、防沙治沙和小流域綜合治理及地質災害防治工作。西藏在全國率先啟動草原生態保護獎勵機制試點工作，全面啟動農村薪柴替代工程，15萬戶農牧民用上清潔的沼氣能源。目前，西藏已建立21個生態功能保護區、7個國家森林公園、3個地質公園、1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以及47個各級各類自然保護區，保護區面積占西藏土地面積的34.5％，居全國之首。森林覆蓋率由和平解放時的不足1％提升到11.91％，保護濕地600余萬公頃。據最新環境公報顯示，西藏的水環境、大氣環境基本沒有受到污染，西藏基本保持了較為自然的原生狀態，是世界自然環境最好的地區之一。西藏已經初步走上了一條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齊頭并進的可持續發展道路。2009年3月2日，中央政府批準《西藏生態安全屏障保護與建設規劃(2008－2030年)》，計劃投入資金155億元，到2030年基本建成西藏生態安全屏障。

結束語

60年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只是短暫的瞬間。但是，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領導下，西藏各族人民創造了短短60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間奇跡。

和平解放60年的歷史證明，西藏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歷來與祖國同命運、共發展。西藏的發展進步與祖國息息相關，祖國的命運直接影響到西藏的前途。近代中國積貧積弱、政府腐敗無能，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包括西藏在內的中國領土遭到西方列強的侵略和蹂躪，面臨被瓜分肢解的厄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強有力領導和特殊關懷下，西藏實現了和平解放，并通過民主改革、自治區成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由一個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跨入了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社會，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一步步地向現代化邁進。可以說，西藏60年的發展進步是與祖國的統一、發展和中央的關心、全國的支援分不開的。沒有祖國的獨立、統一和富強，就沒有西藏社會的新生和發展。只有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堅持走有中國特色、西藏特點的發展路子，西藏才有繁榮進步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當前，中國正處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的歷史時期。中央召開了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從國家發展和西藏的實際出發，確立了西藏從加快發展到跨越式發展、從基本穩定到長治久安的戰略目標，作出了全面的部署。西藏的改革發展穩定各項工作呈現出喜人的局面。我們相信，有過去60年發展奠定的良好基礎，有中央的關心、全國的支援和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奮斗，西藏必將迎來更加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