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供給側改革心得論文

供給側改革心得論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在正確判斷我國經濟形勢的基礎上作出的科學論斷，是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妥善應對重大風險挑戰的正確決策部署。正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對于深入貫徹落實這一改革舉措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在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供給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需求側短期刺激的理論基礎在于：當實際增長率低于潛在增長率形成增長缺口時，意味著生產要素未得到充分利用，會出現周期性的失業率提高現象，因此要刺激總需求以使實際增長率達到潛在增長率水平。但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說，這種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的用處很小。

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存在理論誤讀

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誤讀，其理論來源大致包括以下幾類：一是以薩伊定律為核心的新古典理論；二是以傳統供給經濟學為內核的新供給經濟學；三是以發展經濟學為核心的各類結構主義；四是以保守主義、貨幣主義以及供給主義為核心的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五是以華盛頓共識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性改革理論；六是以產權理論和制度創新理論為核心的新制度主義。但是，這些理論都不能成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和工具箱，主要原因是：

薩伊定律所倡導的“供給自動創造自身的需求”“宏觀經濟不需要進行需求管理”等主張，與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機理相沖突。從薩伊定律出發，市場不可能出現全面的生產過剩，這與目前大規模的產能過剩顯然并不一致。薩伊定律所提出的政府不干預原則，也顯然難以治理當今時代的經濟問題。

供給經濟學應對的核心問題是上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的失業與通貨膨脹并存的“滯脹”問題。然而，目前中國經濟并不存在“滯脹”。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幾大問題集中體現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的外需下滑、基本增長動力源變化導致的增速下滑、產能過剩以及制度性與機制性問題累積下的結構扭曲等方面。供給學派所開出的減稅和削減福利等藥方，并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結構主義興起于上世紀50年代，主張用國家干預和大規模投資等措施來突破落后國家在“低水平均衡”上所面臨的各種瓶頸性約束。其實質是主張干預主義和非均衡主義，明顯與中國完善市場機制、促進均衡發展和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改革目標相沖突。

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是哈耶克的保守主義、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以及拉弗的供給主義的混合體和變種，其在所有制上的完全私有化、在運行上的完全市場化不僅與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相沖突，與中國持續改善民生、促進共同富裕的目標相背離，而且難以解決中國面臨的復雜問題。

華盛頓共識以“快速私有化、快速自由化以及宏觀平衡”為內容，拉美和東歐的結構性改革已經證明了華盛頓共識的失敗。因此，以之為核心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性改革不僅在政治上不具有可行性，在經濟上也存在致命缺陷，它所開出的藥方自然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

新制度主義雖然抓住了改革在本質上是一場制度創新這一要點，但其簡單的私有化邏輯難以適應當前中國多層次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肩負的“宏觀穩定+消除扭曲+新動力機制培育”的大改革大調整任務，需要超越簡單的產權體系改革。

深入研究這些理論誤讀，可以發現它們存在共同的問題和困境：

一是簡單分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供給側”等同于供給經濟學，“結構性”等同于結構主義，“改革”等同于制度主義。這種簡單化表象化的理論解讀具有很強的誤導性，容易使公眾認為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于簡單的減稅、簡單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或者簡單的政府管制或計劃。事實上，這些簡單化的政策主張都沒有抓住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任務，甚至與之南轅北轍。

二是先驗假定需求管理和總量管理失靈了，因此各類政策應從需求側管理全面轉向供給側管理，理論基礎應當徹底轉向各類反凱恩斯流派。這種觀點顯然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此次以美國次貸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新興市場匯率大動蕩為主要內容的國際金融危機和以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工業品市場蕭條、新興經濟體產能過剩為主要內容的國際實體經濟危機與上述理論流派所適用的20世紀70—80年代的“滯脹”具有本質性的區別；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同樣不是“滯脹”問題。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不拒絕需求側管理，而且在很多環節需要需求側管理進行配合。

正確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把握三條原則 跳出西方經濟學的桎梏。必須超越各種類型的凱恩斯主義和供給經濟學的對立與爭論，跳出“用需求管理來處理需求問題”和“用供給管理來處理供給問題”的二元主義困境，強化結構性視角、制度性視角和增長模式轉換視角。在短期，應關注市場失靈帶來的供求失衡問題，以政府適度干預對沖世界經濟波動帶來的外部沖擊，以內需適度擴張彌補外需下滑帶來的需求缺口并緩解產能過剩。在近期，適度啟動供給側調整，利用“看得見的手”和整體規劃積極處置僵尸企業。在中期，全面實施結構性改革，從制度層面重構市場，釋放市場活力，推動政府主導型結構調整逐步過渡到市場主導型結構調整，避免政府過度干預。

超越左和右、市場與政府的簡單分類。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歸結為以“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為核心的新古典思潮，也不能歸結為以“整體主義+政府干預+部分計劃化”為核心的左派結構主義。必須清晰地看到，中國目前面臨的深層次問題不僅僅根源于市場失靈或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而是二者在不同層次的多元疊加。因此，有效之策不是簡單地利用政府

第二篇：供給側改革的讀書心得

供給側改革的讀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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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讀書心得一

分析2016年全國兩會，要關注最近的高層動態，政府部門動態與全國31個省區市的“兩會”動態。綜合分析，國企改革與供給側改革將是2016年經濟改革主線。2016“兩會”輿論應當關注國企改革與發展五條輿論熱線。結合歷年新聞輿論熱點、今年地方兩會傳達的新聞輿論熱點話題是十三五規劃以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注環保、自貿區、養老、教育、醫療等熱點主題同時，國企改革仍然是

熱點主題。

2016年“兩會”，最大的事情是審議通過十三五規劃并在會后正式對外發布，作為未來5年發展的規劃藍圖，十三五規劃對未來5年具有重要指導意義。2月22日政治局會議，討論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三五”規劃綱要草案。這是為兩會定調的會議。

關于“十三五”規劃綱要要關注兩句話：

1、“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擴大有效供給，滿足有效需求”;

2、“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

關于2016年工作也要關注兩句話：

1、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2、做好重點領域風險防控。前者是主題，后者是要求。這是“重點的重點”。這都認識判定與國企改革與供給側改革輿論的重要依據。從全國31個省區市兩會看。各地公布的政府工作報告，國企改革和去產能是今年工作的重點之一，重組、混合所有制改革、資產證券化成為重要

措施。再從國資委在兩會前的動作看，近日的國企改革研討

會與第二批改革試點的新聞發布會，推進國企改革的舉動必然影響兩會輿論走向。

十三五規劃值得關注的輿論熱點，包括制造升級、現代服務業、國企與其它經濟體制改革深化、一帶一路與自貿區等，多與國企改革有內在聯系。在2016年“兩會”，可望從五方面在國企方面形成熱點主題。第一條主線，加大國企改革試點，2016年國企改革廣度、力度、深度將進一步加大。國務院國資委近日將宣布第一批試點成果，這批試點將代表國企改革與發展方向，過期并將啟動第二批國企改革試點。

同時，地方改革試點也將進一步推進，進入實際操作階段。已經公布試點的6家央企包括中糧、中建材、中國醫藥、國開發、中國節能、新興際華，旗下中港兩地上市公司共34家。這批央企的試點成果總結已久，應該有望成為央

企改革的先行者。

近日，國資委將新公布十項試點。兩次試點央企中港兩地上市公司近百家。“十項改革”是“四項改革”的進一步推廣與升級。國務院國資委副秘書長彭華崗近日透露，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研究并確定國有企業改革十項改革試點，將于2016年全面展開。

一是落實董事會職權試點，二是市場化選聘經營管理者試點，三是推行職業經理人制度試點，四是企業薪酬分配差異化改革試點，五是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試點，六是中央企業兼并重組試點，七是部分重要領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八是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試點，九是國有企業信息公開工作試點，十是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試點。

近日即將推出的十項改革試點與第一批試點相比有三個變化，一、頂層設計方案出臺后，對國企改革的部署重點更加明確，試點更加具

體，針對性更強。

二、在供給側改革及十三五規劃的大背景下，將國企改革中的一些新問題列入了試點內容，尤其是兼并重組的試點;三，內容更豐富，范圍也進一步擴大。

根據國資委確定央企改革第一批試點的原則以及最終確定試點集團的特點，將從四個特點來選擇重點關注的集團：集團性質以競爭類為主，且是產業龍頭公司;集團具有一定改革基礎及經驗;集團改革方向較為明確;管理層改革積極性較高或有相關表態。第二條輿論主線，地方國企改革進入全面加速期。關注地方兩會傳達熱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結構、環保、區域發展等話題今年熱度更高。

供給側改革讀書心得二

初讀此書云里霧里，精讀之后受益匪淺。2010年后，中國經濟增速面臨前所未有的下行壓力，結構性產能過剩、房地產高庫存、企業債務危機、人口紅利消失等眾多問題短時間內無法得到有效解決，傳

統的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從需求端分析，已然面臨著現實壓力，因此亟須進行結構性改革，尋找經濟增長新動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在讀完供給側改革引領“十三五”后，本人對供給側改革有了以下三方面的認識：

一是供給側改革的重點：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簡而言之，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通過推行一系列的產業政策，特別是推動產業創新、科技研發、助推實體經濟、保障百姓生活福祉的政策，從而解決我國經濟供給側存在的問題，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內生動力。

二是政府要抓緊抓實抓好產業政策的研究制定。我國經濟發展結構性問

題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抓方向是減少無效供給、低效供給，擴大高效供給，提升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推進制度改革創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深化財稅、社保、金融等方面基礎性改革，推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同時發揮好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構建市場秩序，以市場規律和市場機制解決問題。政府要承擔更多的改革責任，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力度，提升教育質量，轉變教育觀念，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要突破重點難點，集中攻克，以點帶面。要把工作做細做實，有針對性制定政策、要平衡多方關系，把握節奏，減少風險。

三是在“互聯網+”背景下的工業大革命和制造業發展。我國一些行業和產業產能嚴重過剩，同時，大量關鍵裝備、核心技術、高端產品還依賴進口，對于

一些唱衰中國制造的說法本書堅決反對。制造業作為解決就業的主要產業之一，對中國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制造業的發展要順應供給側改革的方向，就要搞技術創新、品牌建設和集群效應。要落實好區域協同發展戰略，要促進產業轉移和轉型，要建立企業聚集發展的環境，要給中小企業營造良好的生存空間。

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到了網絡經濟的概念，李克強總理也提出了工業互聯網的概念，工業互聯網是順應新一輪工業革命和產業變革的一個重要發展領域，而且發展潛力巨大，政府要鼓勵企業應用互聯網技術提高整體競爭力，也就是說中國制造2025的主攻方向是智能制造、綠色制造、結構優化、創新體系。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綜合研判世界經濟形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的重大決策。政府要要樹立必勝信念，堅持以民為核心的發展理念，在全社會大力弘揚勤勞致富、艱苦奮斗精神，激勵人們通過勞動創造美好生活，提高生活水平。

第三篇：供給側改革

我國經濟增速自2010年以來波動下行，持續時間已有5年多，經濟運行呈現出不同以往的態勢和特點。其中，供給和需求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突出表現為供給側對需求側變化的適應性調整明顯滯后。這就需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改革的辦法矯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促進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為什么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需求結構已發生明顯變化。一是“住”“行”主導的需求結構發生階段性變化。二是需求結構加快轉型升級。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居民對產品品質、質量和性能的要求明顯提高，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與日俱增。三是服務需求在消費需求中的占比明顯提高。隨著恩格爾系數持續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齡化加快，旅游、養老、教育、醫療等服務需求快速增長。四是產業價值鏈提升對研發、設計、標準、供應鏈管理、營銷網絡、物流配送等生產性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給側明顯不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一是無效和低端供給過多。一些傳統產業產能嚴重過剩，產能利用率偏低。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供給側調整明顯滯后于需求結構升級，居民對高品質商品和服務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出現到境外大量采購日常用品的現象，造成國內消費需求外流。三是體制機制束縛了供給結構調整。受傳統體制機制約束等影響，供給側調整表現出明顯的黏性和遲滯，生產要素難以從無效需求領域向有效需求領域、從低端領域向中高端領域配置，新產品和新服務的供給潛力沒有得到釋放。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供需結構再平衡的內在要求。供需結構錯配是我國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過剩產能處置緩慢，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難以得到滿足，供給側結構調整受到體制機制制約。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決總量問題，注重短期調控，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供需結構性矛盾，也難以從根本上扭轉經濟潛在產出水平下行趨勢。當前，只有加快出清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推進資產重組，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服務業，建立有利于供給側結構調整的體制機制，才能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強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內生動力。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國際背景

全球低增長困境的癥結在于結構性改革遲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經濟體都采取了史無前例的量化寬松政策，通過直接購買資產和債券、降低利率甚至實行零利率或負利率等方式，大規模增加市場流動性，提振市場信心。但從實際效果看，全球經濟復蘇遲緩，市場需求持續低迷，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回落，主要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可見，單一的需求刺激并沒有取得預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雖在抵御危機沖擊上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中長期結構性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增強經濟增長動力還需要推進結構性改革。

國際分工格局重構對結構性改革提出緊迫要求。過去一個時期，歐美國家是主要的產成品消費市場，東亞國家是主要的生產基地，中東、拉美、非洲等地區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輸出地。國際金融危機后，這種“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發生變化。歐美國家信貸消費模式難以持續，轉向推進再工業化戰略，一些高端制造業出現回流；能源原材料生產國迫于新能源技術快速發展的壓力，著力延伸產業鏈，提高產品附加值；人力資源豐富的國家憑借勞動力低成本優勢，搶占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市場。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調整，跨境資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經濟體都力求通過結構性調整提升分工位勢，爭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結構性改革是打造我國國際競爭新優勢的關鍵。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憑借低成本優勢和較強的產業配套能力，我國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隨著我國要素成本逐步提高，傳統比較優勢逐步減弱，而新的競爭優勢尚未形成，面臨“前有圍堵、后有追兵”的雙重擠壓態勢。這就要求我國從供給側發力，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培育建立在新比較優勢基礎上的競爭優勢。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突出問題導向

著力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產能過剩、庫存過大是無效和低端供給的集中表現。2015年底，我國鋼鐵產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產能利用率還要更低一些，產能過剩問題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積達7.2億平方米，創下歷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線城市庫存壓力很大。過剩產能和積壓的庫存沉淀了大量的廠房、土地、設備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使得要素無法從過剩領域流到有市場需求的領域、從低效率領域流到高效率領域，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去產能、去庫存是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的根本舉措。

著力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是導致國內消費外流、消費潛力難以釋放等問題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國居民出境超過1.2億人次，境外消費達到1.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購物，而且購買的商品層次呈下移態勢，從以往的高檔奢侈品轉向性價比高的日用消費品。這反映了我國供給體系和產品品質明顯不適應市場需求變化，不適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要求。必須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升有效供給能力。

著力推進體制機制改革。當前，行業準入限制阻礙了生產要素在行業間和行業內的自由流動；“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增大了民營企業進入障礙；金融市場不完善，降低了資金配置效率；市場誠信體系不健全、消費者權益得不到充分保護，致使消費者“用腳投票”，轉向境外消費市場；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抑制了企業技術創新潛力的釋放。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動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產要素從無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領域、從低端領域流向中高端領域，進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給和需求是宏觀經濟管理的兩個方面。供給和需求是對立統一的，保持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動態平衡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供需不平衡、不協調、不匹配，會導致資源錯配和結構扭曲，影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意味著放棄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調控，重在引導市場預期。在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定、國內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場預期，增強人們對經濟的信心，避免經濟下行與市場悲觀預期形成相互循環的放大效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發揮需求管理的“穩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經濟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種矛盾和潛在風險，避免增大改革的難度和成本。當前，要把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間窗口，根據改革的總體部署、時序安排和推進節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為改革有序推進創造條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能發揮提振需求的作用。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最終落腳點是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產“去庫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貨幣化，在棚戶區改造中以貨幣化形式鼓勵搬遷住戶購買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庫存的同時將拉動裝修和家電等相關消費。“補短板”可以通過對貧困地區和農村地區增加投入、改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來帶動投資和消費需求增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可以通過產品和服務創新提高產品品質和質量，吸引和創造更多的國內外需求。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

從化解當前突出矛盾入手。當前的產能過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業出現周期性過剩和絕對性過剩的相互疊加，產品供給遠大于需求，使得工業品價格持續回落，企業利潤大幅下降，企業虧損面不斷擴大。與此同時，三四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商品房庫存規模偏大的問題尤為突出，需要較長的消化周期。通過“去產能”，逐步化解工業領域的過剩產能，促進企業優勝劣汰，有利于工業品價格合理回歸，扭轉企業整體利潤下滑的局面。通過“去庫存”，減少資金無效占用，降低債務違約風險，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可以發揮房地產業體量大、關聯度高、帶動力強的作用，避免經濟運行出現大的波動。

著力防范和化解風險。當前，我國企業的債務水平相對較高，特別是重化工和房地產領域債務高企，資金鏈緊張，違約風險上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過處置“僵尸企業”和不良債務，加快資產重組，提高資產收益率，改善資產質量，避免潛在風險的積累；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降成本”，減輕企業負擔，改善企業財務狀況和償債能力，降低銀行貸款不良率上升的壓力，引導資金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增強實體企業的活力，提高國民經濟整體效益。

重塑中長期增長動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要做好“減法”，還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生物醫藥、高端裝備、智能制造和機器人等新興產業，使新增長點匯聚成強大的增長動力。做乘法，就是要轉向創新驅動，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科技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單位要素投入的產出率，通過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加強職業技術教育，提高勞動者技能和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能源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引入市場化交易機制，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增強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能力。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戰略行動，為新常態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們要深入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為依托，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實現“十三五”良好開局，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

第四篇：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

專業：會計一班 姓名：郭嘉瑋 學號：***

2016年十大流行語：

一、洪荒之力；

二、吃瓜群眾；

三、工匠精神；

四、小目標；

五、一言不合就XX；

六、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七、供給側；

八、葛優躺；

九、套路；

十、藍瘦，香菇。今天我就用經濟學原理來解讀一下何為供給側改革，正確理解供給側改革：看待中國經濟擺脫“速度情結”。

我國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與對當前經濟下行的基本判斷相關。雖然經濟下行不排除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結構性問題，可以歸結為：有效供給不足和產能過剩并存。這是發展中國家的通病。發展中國家在轉向市場經濟體制時，所長期存在的結構、技術、效率三大問題，不會因轉向市場經濟就能自動解決，也不可能靠需求側的調節來解決。我國試圖通過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來拉動經濟增長，問題是被激發出來的消費需求沒有形成對本國產品的現實需求，而是轉向國外，沒有起到對本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早在2012年底“新供給”學說就已經被我國一些經濟學者提出，這一學說的最初提出者，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在《新供給主義宣言》中提出，“淡化總需求管理，從供給側推動改革”的宏觀政策主張。主張一經提出在國內產生的影響力持續發酵，2015年11月1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同年11月18日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又一次提到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至此，供給側正式提上我國深化改革的日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側重點將從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偏移。這一重大轉向有望迎來中國經濟實質性突破和轉折。今年以來，盡管中國經濟整體運行平穩，但結構性矛盾和下行壓力依然突出。這集中表現在部分重要指標回升基礎不牢、短期波動較大、筑底趨勢未明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將對經濟盡快走出低谷的渴盼轉嫁到供給側改革上來，希望供給側改革能讓中國經濟取得“立竿見影”的增長效果。對此專家指出：一方面，增速隨著經濟體體量的增大而回落是客觀規律；另一方面，供給側改革著眼于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中的深層次問題，改革過程具有長期性、復雜性等特點，要求供給側改革讓中國經濟“迅速回升”無疑是過時思維和急躁心態的體現。增速回落符合規律對于任何一個經濟體而言，經濟增速隨著其體量的增大而回落是一個公認的規律。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黃朝翰近日表示，中國不可能永遠以6%—7%的速度增長，沒有哪個經濟體能夠保持這一高增長率，而“新常態”可以成為中國加快改革和對經濟結構進行再平衡的一次機會。“中國經濟的確正在調整，以前經濟增長是靠外力推動和勞動密集型企業，現在則是靠內需拉動和資本密集型企業。”黃朝翰說。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永軍對本報記者分析指出，經濟運行狀況表現為供給和需求兩個側面，總產出水平是總供給和總需求耦合的結果，而供給和需求都會受到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將對中國經濟回暖的期盼全部放在供給側改革上面，顯然忽視了經濟問題的復雜性，不符合中國關于總需求調控和供給側改革的論述。“供給側改革要影響產出，首先要對供給能力產生影響，這需要有一個生產要素組合的過程。相對而言，供給側的調整要比需求側的調整時間更長。因此，寄希望于供給側改革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既不符合經濟學原理，也不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張永軍強調。其實，衡量經濟發展的尺子，從來都不只有“增速”這一把。這些不被有“速度情結”的人所重視的深刻變化，恰恰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追求的方向。“陣痛”屬于必要成本在《韓非子·喻老》中，“扁鵲見蔡桓公”的故事可謂廣為人知。面對名醫扁鵲的多次善意提醒，蔡桓公卻采取了諱疾忌醫的態度，雖然回避了短期治療的陣痛，卻為日后重病纏身埋下了隱患。想要真正看透中國經濟，亦需要明白“改革有陣痛、但不改革就是長痛”這個道理。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針對的是中國經濟多年積累的深層次問題，是一個著力根本、放眼長遠的深層次改革，不僅不會出現“一蹴而就”“立竿見影”的“神功效”，而且也一定會以短期“陣痛”的形式作為必要的改革成本。只是，我們可以在改革中盡量控制“陣痛”，使之能夠為經濟社會所承受。

根據供給側的經濟學原理，“去杠桿”和“降成本”的目標都是激發企業活力，實質是給實體經濟企業減負，以調動其增加有效供給的積極性。現在實體經濟企業背負著“三座大山”：高稅、高息和高負擔。再加上連續46個月工業品價格指數（PPI）的負增長，企業有產量無效益，許多企業成為“僵尸企業”。就江蘇企業來說，比較突出的問題是金融杠桿高（互相擔保）導致企業成為“僵尸”。在此背景下，處置“僵尸企業”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話題。面對這種狀況，結構性改革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關停“僵尸企業”，而應該在“去杠桿”和“降成本”基礎上為企業減負，讓更多企業輕裝上陣。

從發展的角度“去杠桿”和“降成本”，著力點是要使企業這個經濟細胞活起來。“去杠桿”是針對企業金融債務過高而提出來的。企業過高的金融債務不僅造成過高的利息負擔，還到了資不抵債的地步，有些地方企業之間的貸款聯保還拖累了一批本身并無嚴重的企業。因此去金融債務的杠桿需要精準，需要尋求在債務鏈條中的突破口。政府和銀行需要從中尋求為負債企業解套的有效方式。有限度的精準的加必要的杠桿來去企業杠桿，不失為是四兩撥千斤的方式，對某些有發展空間的高負債企業采取“債轉股”的方式也可以進行嘗試。再就“降成本”來說，其必要的途徑就是為實體經濟企業減稅、降息、減費（如五險一金問題）、降低企業債務負擔。在為企業降成本方面需要處理好國民收入分配中國家、企業和職工三者的利益關系，突出企業利益。一方面，職工既要共享企業發展的成果，也要分擔企業風險，如果企業承擔不了職工的負擔而關門或裁減員工，最終受損的還是職工。另一方面政府要給企業讓利。前一時期政府改革的著力點是取消下放審批；現在則需要取消和減少各種收費。這對企業的起死回生必然起到杠桿作用。

供給側改革不能被引向“保企業”和“保職工”之爭。在以上“去杠桿”和“降成本”的基礎上處置“僵尸企業”，范圍必然會縮小。它不是指所有困難企業，而只是指采取各種激勵方式后仍然激不活的企業。處置“僵尸企業”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需求側的市場淘汰的方法。但是考慮到降低社會成本，不能簡單采取破產倒閉的辦法。保企業還是保職工之爭實際上是偽命題。保職工固然比保企業成本小，但國家能在多大程度多長時間保這些失業的職工呢？因此，處置“僵尸企業”應該在供給側更多采取并購重組的辦法，依靠優勢企業帶動這些企業走出困境、獲得新生，從而降低處置“僵尸企業”的社會成本。

第五篇：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與供給學派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它背后是一個影響巨大的經濟學派—供給學派。供給學派主張減稅、減開支、減管制、減貨幣發行或控制通脹。

供給學派最著名的模型就是拉弗曲線，拉弗曲線是一個簡單的描述稅率與稅收關系的模型，意在說明，提高稅率不一定能增加稅收，稅率的提高超過一定的限度時，企業的經營成本提高，投資減少，收入減少，即稅基減小，反而導致政府的稅收減少。供給學派重視發展生產，凱恩斯主義主張刺激消費，由于知識立場的分歧，他們提出的政策主張完全對立。供給學派主張給企業減稅，恢復企業活力；凱恩斯主義主張民眾多掏腰包，必要時政府幫忙消費。供給學派反對通貨膨脹，認為那樣是稀釋紙幣，不利于儲蓄；凱恩斯主義則一再鼓勵央行放水，恨不能將利息降至負數。中國人素以高儲蓄聞名，在前者眼中是經濟發展的后勁保證，在后者眼中卻是阻力。

里根上臺后，于1981年將供給學派的主張結合貨幣學派的主張一起運用到經濟管理中，并分解為削減不包括軍費在內的財政開支，對企業和納稅個人實施大規模減稅，減少對企業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削減社會福利開支，逐年平衡預算等措施。這是“供給側改革”的第一次大規模實踐。從里根經濟學的實踐效果看，總體是正向的。從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國經濟持續增長65個月，1984年，美國一度實現預算收支平衡。雖然對貧困家庭的補貼減少，反映了供給學派“劫貧濟富”的性質。在此后的30年中，美國只在克林頓時期再次做到這一點。此外，美國的通脹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

什么是“供給側”？從字面理解，“供給側”就是相對于需求側，涉及供給的各個方面。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中國目前的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六個方面的結構問題。這六個方面的結構性問題既相對獨立、又相互疊加，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有針對性地加以解決。與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給側改革（或供給管理政策）具有如下三個特點：一是供給側改革強調發揮企業和創業者作為市場主體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二是供給側改革強調解決中長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問題，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強調解決短期經濟波動問題；三是供給側改革強調制度的變革與完善，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短期的政策調整。

供給側改革的實質就是要：一則形成新主體，即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揮企業、企業家、創業者等在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同時要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約束政府的“有形之手”，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二則培育新動力，即通過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長動力，通過全面創新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三則發展新產業，即一方面要尊重和順應經濟規律、市場規律，及時淘汰產能過剩和僵尸企業等，讓市場及時出清，避免資源浪費，及時化解經濟泡沫，避免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等。推進供給側改革勢在必行

首先，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益在遞減。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爆發后，為了保增長或穩增長，我們采取了一系列需求管理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和政府投資政策等。這些政策確實取得了一定的保增長效果，特別是在初期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如四萬億投資推出后GDP增速自2009年一季度的6.5%快速上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但此后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應在遞減，雖然連續多次采取了穩增長措施，但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達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蕩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轉下行趨勢。這就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為什么需求管理政策達不到預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沒有完全找對病根，沒有對癥下藥。

其次，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遺癥越來越大。由于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通過政府投資和釋放流動性等手段，拉動“三駕馬車”來實現經濟增長，屬于短期刺激政策，故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產能過剩、高房價或資產價格泡沫、地方債務壓力加大、企業效益下降、影子銀行、銀行不良資產率上升等副作用和后遺癥。鋼鐵、電解鋁、水泥、建材、造船等行業的產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左右，許多城市的房價已大大超過多數居民的承受力，2014年中國債務占GDP的比重達到了235.7%，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逼近2%的警戒線。這促使我們必須尋找新的出路。

第三，推進供給側改革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我們要追求的發展是綜合考慮資源和環境承載力、兼顧當代人和后代人權益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要求盡可能少地消耗資源能源、保護環境，而在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要做到少消耗資源能源、保護好環境，根本的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即以較少的資源能源投入獲得較高的產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基本途徑是發動“三大發動機”，即推進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而推進供給側改革正是要培育“三大發動機”，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故推進供給側改革可以達到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供給側改革的定義

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更全面地為“供給側改革”下了定義：

其一，“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化解過剩產能，通過價格調整、企業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場是主要方式。這意味著，從央企到地方國企的整合將向下層逐級推開，“一帶一路”的建設進程將加快。這關系到產業層面供給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這意味著企業將通過結構性減稅獲益。實際上，此前明確的“適當降低社保繳費水平”，與降低成本的政策信號一致。這是在財稅制度層面改善供給。

其三，“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這是對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再次確認。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不僅因為這一行業能帶動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許多下游產業的發展，化解這些行業的產能，有效拉動就業，還在于從推進“人的城鎮化”考量，房地產業的發展是讓2.5億缺乏相應市民權利的城鎮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來的必要物質前提。這是在調控層面消除供給制約。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這一論述表明了最高領導層對股市發展的態度。股市既是企業的直接融資平臺，也是普通投資者合法獲得財富、提高消費能力的主要平臺。這是在資本層面強調供給的穩定性。產業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模。顯然，這些層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這也表明“供給側改革”不是針對經濟形勢的臨時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戰略性部署。

供給側改革理論并非始自供給學派

供給側改革的相關理論與經濟學歷史一樣源遠流長，絕非始于供給學派，只不過供給學派提出了較鮮明的供給管理政策而已。

從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來看，供給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歷史上居于主導地位。古典經濟學大師斯密全面系統地抨擊了重商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強調勞動和資本等“供給側”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強調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關鍵作用，強調政府只能發揮“守夜人”的作用。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提出了著名的“薩伊定律”，認為供給會創造它自己的需求，將供給管理思想發揮到了極致。

西方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四減四促”（減稅、減管制、減壟斷、減貨幣發行，促私有化、促市場競爭、促企業家精神發揮、促進技術創新），其中多數確也是中國供給側改革要考慮的重要內容。但由于中國體制具有特殊性，我們一定要認識到：一方面，其中有些政策主張在中國是不適用的；另一方面，中國的供給側改革需要考慮和解決的問題比它要豐富得多。

美聯儲加息對中國的影響：2015年美聯儲加息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年12月18日，北京12月17日凌晨消息 美國FOMC利率決策0.25%-0.5%，預期0.25%-0.5%，前值0.0%-0.25%，這是美聯儲2006年以來聯儲首次加息。美聯儲維持0%利率已長達78個月，超過1854年以來美國經濟經歷的任何一次低利率復蘇期。

美國經濟的好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進我國出口，但由于美國的消費尚未完全企穩，所以美國的緩慢復蘇對中國出口的刺激作用不大。但美國的復蘇及預期的加息將使中國的國際資本的外流壓力進一步增加，也刺激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的進一步擴大。在美聯儲于2014年11月退出量化寬松后，加息就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依據就業與通脹的數據及趨勢，市場普遍調整了原先2015年年中加息的預期。美聯儲加息速度和力度的預期上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不容忽視，但如果超出預期，則可能導致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這些國家出現大幅度資本流出，匯率大幅波動，進而導致經濟增長減速，從而減少對中國的進口需求。即使忽略由于國際游資特別是熱錢出逃所引起的對整個金融系統的負面沖擊 而單純探討美聯儲加息如何通過貿易途徑影響中國，我們可以得到其對中國經濟影響的最保守估計也是不容樂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