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近代史論文 清政府的對外賠款數額和對近代中國的影響[范文]

清政府的對外賠款數額和對近代中國的影響

眾所周知，由于1840年后清政府在對外戰爭中屢戰屢敗，被迫簽訂大量喪權辱國的條約，并根據條約對外支付大量戰爭賠款。這些賠款到底數量有多少？后來是怎樣賠付的？最終賠付了多少？對中國產生了什么惡劣的影響？

一．歷次戰爭后清政府的對外賠款數額

（1）第一次鴉片戰爭賠款，含《廣州和約》規定的贖城費600萬銀元，英國商館損失費62372銀元；中英《南京條約》中規定的鴉片煙價600萬銀元、商欠300萬銀元、軍費1200萬銀元。

（2）第二次鴉片戰爭賠款關平銀1600萬兩，含中英《北京條約》中規定的英軍軍費銀600萬兩、商虧銀200萬兩；中法《北京條約》中規定的法軍軍費銀700萬兩、商虧及撫恤費銀100萬兩。

（3）1874年琉球事件賠款①庫平銀50萬兩，含中日《北京專條》中規定的日本修道筑房費40萬兩、撫恤費10萬兩。

（4）1876年馬嘉理事件賠款②關平銀20萬兩，含中英《煙臺條約》中規定的軍費、商欠、撫恤費。

（5）1881年伊犁事件賠款900萬銀盧布，含中俄《改訂條約》中規定的軍費、商虧、撫恤費。

（6）1895年甲午戰爭賠款庫平銀23150萬兩，含中日《馬關條約》中規定的軍費2億兩、威海衛駐軍費150萬兩；《遼南條約》中規定的贖遼費3000萬兩。

（7）1901年庚子賠款，含《辛丑各國和約》中規定的償付諸國賠款關平銀4．5億兩；地方賠款16886708兩。

（8）1906年拉薩事件賠款，含中英《續訂藏印條約》中規定的250萬銀盧比。

以上共計八大筆。

二．近代中國主要戰爭賠款的實際支付情況

（1）第一次鴉片戰爭賠款。在中英《南京條約》中，規定全部賠款于4年內分做7次全部償清，“倘有按期未能交足之數，則酌定每年每百元加息五元”。結果，清政府在1842―1845年如期償付了這筆賠款。

（2）甲午戰爭賠款。在中日《馬關條約》中，規定2億兩軍費分8次交清，第1次5000萬兩于批約后6個月內交清，第二次5000萬兩于批約后12個月內交清，其余分6次交清，自第2年起每年交一次。條約還規定，“第一次賠款交清后，未經交完之款應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如從條約批準互換之日起，3年之內，能全數清還，除將已付利息或兩年半，或不及兩年半，于應付本銀扣還外，余仍全數免息”。條約并規定，第一、二次賠款付清之前，日本軍隊暫行駐守山東省威海衛。中國每年支付其軍費50萬兩。為了籌集償付日本的賠款，也出于免交利息，并盡早撤除駐威海衛日軍的考慮，財政困窘的清政府被迫先后于1895年、1896年和1898年訂立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續借款合同，共借債約庫平銀3億兩。

（3）庚子賠款。在1901年《辛丑各國和約》中，規定中國償付諸國賠款關平銀4．5億兩，以“保票”的形式，按比例數字，交給各國收執。年息4厘，攤還期39年。條約規定的賠款值與分期攤還本息之和為關平銀982238150兩。因賠款的支付時間長，過程復雜，庚子賠款的實際支付值與應付本息值出入很大。據江海關檔案和舊海關“債賠各款專帳”，以及《辛丑各國和約》“附件十三·還本息表”（1905年7月至1911年）等資料逐年核算，庚子賠款的實際支付值為關平銀668661220兩。內含賠款原額、實際補息數額、鎊虧數額等項。不少文章將按條約推算出的應付本息值作為庚子賠款值，夸大了許多。

綜上所述，近代中國戰爭賠款總值約為庫平銀956814007兩，合關銀941375451兩，合1326323847銀元。相當于1901年清政府財政收入的11倍。

三．戰爭賠款對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

巨額戰爭賠款，猶如套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枷鎖，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和深重的災難，嚴重地阻礙了近代中國的社會進步，加速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進程。

（一）中國的財政危機日趨加重，“民生重困”。

在近代中國的財政中，賠款、外債以及戰爭期間的軍費，是三宗最大的支出，總數常占國家歲出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賠款所占的比重頗大。綜觀整個近代史，戰爭賠款并不是一開始就左右了中國的財政經濟命脈，而是隨著戰爭賠款數額的不斷增多，致使其在財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愈來愈大，最后導致了中國財政經濟的崩潰。

1．從第一次鴉片戰爭賠款到伊犁事件賠款，是近代中國支付戰爭賠款的開始時期，清政府的財政負擔增加。據記載，道光時期（1820―1850年）清政府的年財政收入約4000萬兩。第一次鴉片戰爭賠款約占該額的37％。在償付賠款的過程中，清政府一方面大量動用關稅收入，一方面加重地丁漕賦、鹽課、兵餉和商捐等的征收科派，致使本該應用于自身發展的大筆款項被索賠國掠走。但是，從宏觀上觀察，這一時期清政府尚能做到收支平衡，賠款對財政經濟的影響還不顯著。這是因為：

第一，清政府的財政收支結構發生了變化。鴉片戰爭前，中國只有廣州一個通商口岸，關稅收入甚少。鴉片戰爭后，隨著通商口岸的增加和對外貿易的擴大，關稅漸成為中國最大的財源之一。同治末年，清政府年收入達到6000萬兩左右，比道光時期提高了50％。到光緒初年，又增到8000萬兩，比道光時期提高了1 倍。這些新增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賠款對清政府的壓力。

第二，賠款在國家財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還不太大。如第一次鴉片戰爭賠款分4年償清，平均每年償還373萬兩，約占歲出的9％。

2．甲午戰爭賠款在中國財政史上產生了劃時代的影響，近代中國的財政經濟自此一蹶不振。

由于清王朝建立后，沿襲的仍是“量入為出”的傳統收支原則，所以，當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清政府的財政頓感萬分支絀。為籌集戰時軍費，清政府先后兩次向英國匯豐銀行借債，共計庫平銀28653961．78兩。這兩筆債款直到1914年才還清。甲午戰后，財政已十分拮據的清政府在短期內根本無力籌集和支付超過當時年財政收入3倍的戰爭賠款。萬般無奈之際，只好借債償還。其中，1895年俄法借款，計4億法郎，合銀98968370兩，折扣94．125％，年息4厘，分36年還清；1896年英德借款，計1600萬英鎊，合銀97622400兩，折扣94％，年息5厘，分36年還清；1898年英德續借款，計 1600萬英鎊，合銀112776780兩，折扣83％，年息4．5厘，分45年還清。以上3筆債款，相當于甲午戰爭前中國所借外債總和的7倍。中國年均攤還外債本息約2000萬兩，償還外債成為國家財政支出的大宗。

由此可見，中國為支付日本賠款舉借了龐大的債務，列強通過借貸攫取了中國大量利權，控制了中國部分財政主權。從此，清政府“量入為出”的收支平衡狀況遭到破壞，中國的財政經濟長期處于列強的壓迫之下不能自拔。

3．庚子賠款是對中國人民最大的一次勒索，清政府的財政經濟陷入全面崩潰。

1901年《辛丑各國和約》簽署之時，清政府因甲午戰爭舉借的外債遠未還清。這一年償付的債款本息即達庫平銀20593157兩。加上八國聯軍之役中支付的軍費，清政府已是不堪重負。而庚子賠款又比甲午戰爭賠款增加了近1倍，相當于清政府4年以上的財政收入。按當時中國人口平均，每人承擔1兩。這是近代中國數額最大，涉及國家最多，支付時間最長，過程最復雜的一筆賠款。清政府的戶部大員們絞盡腦汁，奏陳籌措償還賠款之法：一方面由政府緊縮，令戶部將各省、關應解部的加放俸餉、加復俸餉、加撥邊防經費、漕折等項抵撥賠款，每年計得銀3900500兩；另一方面由各省、關分攤。全國計有19個省，包括新疆、云南、貴州、廣西等向來受協餉的貧瘠省份，也分攤了賠款任務。總計各省籌劃之款項、戶部改撥之款項，以及部分關稅，每年湊足之數當約2500萬兩。

為了能夠“湊足分派之數，如期匯解”，各省、關不得不傾力搜刮。主要辦法是加重舊稅、開征新稅。計有地丁、雜賦、租息、糧料、耗羨、鹽課、常稅、厘金、洋稅、節扣、續完、糧捐、鹽捐、官捐、雜捐、節省和賠款捐等項。在這些名目下，各省的籌款方法雖不盡相同，但沉重的賦稅負擔，都毫無例外地加在百姓身上。結果，中國的社會經濟愈加停滯落后，人民的生活狀況愈加貧困不堪，財政制度愈加紛亂繁雜，不成體系。國家的財政運轉呈惡性循環之勢。

（二）資本主義列強利用索取賠款的擔保品――海關稅、常關稅、鹽稅等，截留中國財源，控制中國財政，左右中國政局。

資本主義列強鑒于中國海關具有組織完備的征收機構、保證可靠的收入、能夠進行有效控制等特點，首先把它做為索取賠款的理想來源和重要擔保。根據1860年簽訂的《北京條約》，中國方面償付的賠款，除先由清戶部直接付給英法各50萬兩，以及由粵海關付給英法各333333兩做為撤兵條件外，其余銀兩，“在中國各海關每年收稅銀若干，按五分之一扣歸”，由此開創了中國以海關稅收擔保并償付對外賠款的先例。此后，甲午戰爭賠款、庚子賠款等均以海關稅收做為擔保。在《辛丑各國和約》中，規定距各通商口岸50里以內的“所有常關各進款，在各通商口岸之常關，均歸新關管理”，于是，常關稅又成了抵押賠款的財源之一。據此，津海、東海、牛莊、宜昌、九江、蕪湖、沙市、江海、浙海、甌海、福海（三都澳）、閩海、廈門、粵海、潮海、江門、梧州、瓊海、北海等常關均被劃歸稅務司管理。外籍稅務司的職權大大擴展了。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亦由此遍及長江流域和沿海地區，以至東北、西南等邊遠省份，并進而深入到全國各地。

《辛丑各國和約》還同時規定，中國政府的重要稅收鹽稅，也一并做為賠款擔保。據1913年民國政府財政預算，關稅占年收入的24．4％，鹽稅占年收入的 23．2％，兩者合起來約占年收入的一半。這樣，列強就通過截留、控制關稅和鹽稅，扼住了中國政府的財政咽喉。其中，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海關的控制，起了特殊的重要作用。

第二篇：中國近代史論文： 淺談五四運動對我國的影響

2019年秋季學期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

結業論文

論文題目：

淺談五四運動對我國的影響

專業班級：

國際經濟與貿易一班

項目

論點

（最高30分）

論據

（最高40分）

語言

（最高30分）

最后得分

（滿分100分）

得分

學號姓名：

19033240138

**

淺談五四運動對我國的影響

摘要：五四運動后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學習社會主義俄國的十月革命，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使中國組建起一批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先進知識分子，為中國共產黨的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

在1919年上半年舉行的巴黎和平會議上，中國政府的代表宣布要廢除外其它國在中國的勢力影響范圍，撤消其它國在中國駐軍等七項其它國特殊權力，及希望取消島國強加的“二十一條”和換文的陳述書，卻遭遇到了其它國拒絕。這個由多個西方列強主持的會議，竟然要求德國將在山東獲得的一切特權以及利益轉交給島國。這個消息傳進中國，馬上引起了各階級人民群眾的憤怒，五四運動由此爆發。在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顯示出了強大的革命力量，工人在斗爭中發揮決定作用這一事實，給當時中國革命先輩的知識分子真實的教育。五四運動中有一部分接觸過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先輩知識分子跑到工人中去組織和發展宣傳工作，他們發揮了前衛和連接的作用，這正是先進的知識分子和工人群眾相結合發展的過程，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先進思想和中國五四工人運動融合的過程。這樣，五四運動就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和群眾的基礎。

五四運動以后，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興起，在李大釗等先進知識分子的帶領下，中國逐漸形成一批具備愛國思想同時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的進步青年，與此同時，俄國的十月革命給早期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帶去了曙光。

1917年11月，俄羅斯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武裝軍隊向俄羅斯臨時政府的圣彼得堡發起攻式，推翻了俄羅斯臨時政府，建立了新的政權。這場革命的勝利開啟了人類歷史的新片章，為全世界革命者發展的民眾解放運動發展了勝利的新途徑。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對中國革命最深刻的影響，是給處于迷茫的中國群眾送來了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幫助我國的前輩革命分子用共產階級的觀念觀察我國的命運，重新考慮我們的國家問題.以現實的眼光看待我們的國家.同時，俄國的十月革命為中國成立社會主義制度開創了先河。毛澤東說

過俄國十月革命為中國革命建立了一個全新的模板。也就是說，我們要從無產階級革命中找到道路，從馬克思主義中找出路，從社會主義中找尋方式方法以探索解決自己國家問題的方式方法。俄國的十月革命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者打開了另一個世界.發現了另一個可能，讓他們看到了小小島國和歐美以外的資本主義社會新世界。十月革命的爆發，為中國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早期革命先賢努力改變中國命運、尋找途徑和出路的最佳方式方法。毛澤東曾說：“我第兩次在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看了許多關于這個方面的報道.我仔細地找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關于共產主義材料。有三本書特別深地記憶在我的腦袋里，建立起了我對馬克思共產主義的信仰。“1920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群眾們組織動員和發動起來了，在這項工作中我開始受到馬克思共產主義理論和俄國十月革命發展的影響”，由此可見，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讓中國人民和革命分子看到了民族復興的希望，給予先進的革命分子靈魂上的啟示。

在1920年4月的中國，經共產國際的批準，俄國遠東局命令維經斯基來我們國家。他先后在中國北京、上海會見李大釗，陳獨秀等同志，并告訴我們我國能夠成長共產黨，這大大促進了我們共產黨的成立。在1920年8月，我國共產黨早期發展形式正式成形。在1941年6月在我們黨建成20周年的時候，中共中央發文正式規定，在7月1日為我們黨的出生日。

我國共產黨的建立是在近代社會政治前進、經濟發展和思想升華的必然路程，是俄羅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我國工人群眾運動相連接的必然發展結果。我們國家共產黨的誕生具有巨大的歷史影響，是我國歷史發展中的好事，從此，我國社會革命的體制就不相同了。第一，我國共產黨的成立使我國革命發展有了頑強的導航核心。第二，使我國革命擁有了具體的成熟的導航思想。第三，使我國革命有了不一樣的革命方針。

我國共產黨成立以后，我國共產黨領導我國人民群眾經過95年的長期努力，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國人民群眾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歷程，不可逆轉地結束了近代以后我國的內憂外患、軟弱的歷史命運，使具有70年歷史的新中國建設擁有了讓世界驚訝的歷史成就，我國這個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短短30多年里擺脫貧困并發展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徹底擺脫被開除聯合國國籍的危險，創造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又一個偉大的進步精喜，使中華民族煥發出新的發展動力。發展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無愧于成為中國特有的共產主義這個榮耀名字。

第三篇：淺談孫中山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

淺談孫中山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

學習中國近代史的心得體會

關鍵字：孫中山

近代史

辛亥革命

封建帝制

內容摘要：孫中山對近代史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孫中山是被世人所認可的中國第一個大總統，孫中山的成就主要有他是國民黨的創始人，他領導了有名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他提倡民主、共和的思想，孫中山另外的一個重要的成就就是建立黃埔軍校和中山大學，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具有高素質的軍事指揮管理人才，也中國教育事業同國際接軌。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最偉大的改革家之一，他同毛澤東鄧小平并列為中國近代三大改革家。

孫中山，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國國民黨創始人，三民主義的倡導者。首舉徹底反封建的旗幟，“起共和而終帝制”。1905年成立中國同盟會。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舉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40年，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稱其為“中華民國國父”。

孫中山先生是近現代中國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他愛國若命，憂國若身，為國家民族的民主、獨立、統一、富強鞠躬盡瘁，終其一生都在為實現中國的統一和民主共和而奮斗。生活在中華民族一步步走向痛苦深淵的特殊歷史時期，面對列強的“蠶食鯨吞”，孫中山先生對于實現國家統一有著更為深切的體會。他認為國家統一是全民族的共同心愿，“統一是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

在辛亥革命前，由于清王朝的全面潰敗，國家已面臨著分崩離析的隱憂。辛亥革命期間，一度出現了南北兩大政治力量的對峙與較量，這時如果不能及時化解，則有可能使中國走向南北分治的局面。為了避免大規模的內戰，為了迅速實現南北議和的良好意愿，進而不使國家走向分裂，孫中山先生毅然選擇了主動退讓和妥協的立場。在袁世凱完成使清帝退位，贊成共和民主的條件兌現之后，便辭去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職務。

辛亥革命后，孫中山先生也一再強調，中國的統一是有著深厚的歷史基礎的，并指出“: 中國的各省在歷史上向來都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統屬的，而且統一之時就是治，不統一之時就是亂的”。他堅決反對分裂行為，指出“提倡分裂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據”。此外，孫中山先生還認識到國家統一是實現民主政治、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因而他認為“統一成而后一切興革乃有可言”，這種至誠愛國的舉動和言行，足以證明孫中山先生是真誠的華夏赤子。

孫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國歷史進步的開拓者，是一個激情澎湃的革命家，他的激情鼓蕩了中國近代的歷史風云。他有他的個性，盡管有某些歷史局限性，但掩蓋不了他偉大人格的光輝。孫中山先生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早接觸了大量西方文化，包括西方民主憲政思想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最初的職業是西醫，然而，他更是一位立志以西方民主政治及其文明，來改變中國命運的華夏赤子。他和舊中國的文化和政權體制有著徹底決裂的基礎，并且具有徹底決裂的勇氣。從社會變革的角度來看，他的經歷使他的革命性更強，他用激情四溢的革命理想鼓動并影響著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沒有任何人能替代他作為中國民主革命先驅者的地位。

綜上所述，孫中山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有以下幾點。

1、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光輝旗幟。他系統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綱領——三民主義，并為之奮斗了終生。先生剛強不屈，連遺言都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推翻封建帝制，捍衛共和制度。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推翻了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創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這是先生最大的歷史功績。為了維護之后的共和，從護法到北伐，孫中山先生時刻都沒有停歇。

3、孫中山先生晚年更加進步，促進了革命統一戰線的成立，直接推動了國內第一次革命高潮的來臨。他對三民主義作新的解釋，成為了國共合作的基礎。在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政府支持下，工農運動蓬勃發展，孫中山與工農日益接近，他參加工農群眾的集會，稱贊工農是革命的先鋒和基礎，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號。

第四篇：論洋務運動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

論洋務運動對中國近代史的影響

摘要：19世紀后期，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內部農民的起義，封建地主階級改良派，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清朝政府，為了維護自身的階級利益，開展了洋務運動。洋務運動是以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來富國強兵，抵御外辱，鎮壓內亂，但是甲午戰爭的戰敗，也就標志了洋務運動的徹底失敗。洋務運動雖然沒有挽救大清王朝，但其對中國的近代史，在其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方面都有重要影響。

關鍵詞：洋務運動

近代化

影響

一 洋務運動對近代軍事的影響

洋務運動，是從軍事自強開始的，到了后來雖然增加了“求富”的內容，但軍事自強的目標始終未變。為實現軍事自強，洋務派主要抓了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近代軍事工業；二是建立近代海防海軍，同時改進陸軍的武器裝備和訓練；三是建立近代軍事學堂，培養新式陸海軍人才。雖然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最終戰敗，但是這并不能完全否定洋務運動的軍事自強。首先清政府依靠洋務運動中建立軍事力量，多次挫敗了日本吞并朝鮮進而侵略中國的陰謀。其次洋務運動的軍事自強，開始了中國軍隊近代化的進程，使中國軍隊以近代新式武器裝備投入反對日本侵略的甲午戰爭。還有，洋務運動中建立的軍事工業是甲午戰爭中國軍隊軍火裝備的主要供應來源。甲午戰爭中國的失敗并不在于軍隊武器裝備的落后，清政府的腐敗軟弱才是戰敗的主要根源。總之經歷了洋務運動，中國的軍事開始走上近代化的歷程。

二 洋務運動對近代經濟的影響

洋務運動在興辦軍事工業的過程中，遇到了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最主要的就是資金、原料、燃料和交通運輸等方面的困難。于是，洋務派在“富國”的口號下，從70年代起采取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等方式，開辦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天津電報局等民用企業。在官辦企業的倡導下，隨著洋務運動的深入進行，那些達官顯貴以辦洋務為榮，再不以經商為恥，從根本上動搖了幾千年的中國農業文明“重農輕商”的觀念。重農抑商政策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經濟政策，最初萌芽于戰國時期李悝的改革思想和實踐。從商鞅變法規定的獎勵耕戰、禁止棄農經商，到漢文帝的重農政策，直到清初恢復經濟的調整，都是這種政策的體現。封建統治者采取各種措施抬高地主階級的社會政治地位，壓低商人的社會政治地位，在封建社會初期，它保證了農業勞動力，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有利于穩定封建統治秩序，鞏固統治。隨著歷史的發展，重農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經濟阻礙社會分工，把農業和商業對立起來，難以形成完全意義上的商品生產。隨著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產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妨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到了明清時期，這一政策的消極作用就更明顯。重農抑商政策從根本上造成了中國社會的落后，這是造成近代中國落伍于西方的重要原因。幸而日后由于時勢的發展，洋務派領導人物體會到列強經濟侵略的嚴重性，掀起了以富國富民為主的重商運動，為清朝自強帶來新的活力，使中國的現代化商業萌生并漸漸成長。歷史表明：農業是國家的根本，重視農業是正確的，商業的發展有利于經濟交流，人為抑商違背了經濟發展規律，只有農工商都為本，國家才會富強。洋務運動引進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學習西方經濟管理模式，為中國近代企業的誕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三 洋務運動對近代政治的影響

洋務運動中改良派政治上的內部落后性和對外依附性，決定了洋務運動只能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停留在物質層面上，無法進入政治層面與思想層面，洋務派創辦的軍事工業與民用企業采用了較為先進的物質技術，但排斥與拒絕采用與之相適應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制度作為保證，這些軍事工業和民用企業采用了較為先進的物質技術，他們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力已經開始突破封建生產關系的藩籬，萌芽了中國新式的資產階級。但由于洋務運動創辦者們嚴重的封建政治特性，他們頑固的拒絕除生產技術以外其他任何的社會改革。因此他們牢牢的將洋務運動限制在封建生產關系內。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除了滿清政府的腐敗之外，還在于洋務運動的主持者和支持者們把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單純地看成一個技術的政治、經濟、教育、科技、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協調發展，使由這些相關因素構成的社會結構失去協調性。洋務運動的失敗使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繼洋務派人物后的有識之士看到了洋務運動的嚴重缺陷，中國要走上獨立富強的現代化道路，需將革命從物質技術層面引入政治思想文化層面。因此在由于標志洋務運動失敗的甲午戰爭而引發的戊戌維新中，維新派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這場改革運動又由稍后的辛亥革命完成了推翻封建專制，結束滿清二百多年的封建統治，初步建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歷史使命，洋務運動雖然說是封建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但還是刺激了中國政治向近代化的進程邁進。

四 洋務運動對近代文化的影響

洋務運動開始時改良派認為興辦洋務，就必須有通曉洋務的人才，而傳統的舊式教育內容無法滿足洋務事業的需要。因而興辦新的教育事業，學習新的知識，培養新人才。于是開辦新式學堂，從1862年創辦北京同文館到1894年創辦煙臺海軍學堂，改良派共創辦24所新式學堂。這些學堂主要培養為洋務運動服務的翻譯、工程、兵器、輪船駕駛、電報通訊、礦務、軍醫等各類人才。雖然這些學堂規模不大，學員較少，但畢竟打破了舊式教育和科舉制度的一統天下，培養了一批近代化科技人才和知識分子，并且在文化教育方面也起到了開通風氣的作用。還有就是派遣留學生為了更全面系統地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改良派還直接向西方派遣留學生。從1872年起，改良派通過清政府先后大規模向美、英、法派遣留學生。他們一方面系統地學習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思想。回國后，都以其自己的實際行動奉獻于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再有就是辦刊譯著，這不僅促進了西學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擴大了中西文化在思想層面上的交流融合。而且使改良派充分認識到文化傳播的重要性，開始編印報刊，成立出版機構，大量翻譯西方著作。這就打破了中西文化的壁壘和傳統文化的堅冰，大大促進了中西文化交流與融合。洋務運動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遠而積極的影響，中國人借此深層次地接觸西方，了解西方學習西方，從而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發展。可以說“洋務運動”是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其在文化教育上的積極影響更可視為我國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頁。

五 結語

洋務運動雖說是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但仍然可以看作是對中國未來道路的探索。改良派的富國強兵雖然失敗，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國列強的侵略，更重要的對中國的近代化歷程具有深遠影響。

第五篇：朝鮮戰爭對中國的影響論文

淺析朝鮮戰爭與臺灣問題

摘 要：持續三年多的朝鮮戰爭不僅加深了朝鮮半島的分裂，也招致美國插手臺灣事務，再度在政治、軍事與經濟上援助蔣介石，直接而公開地卷入中國的內部沖突，因為美國對臺灣的軍事卷入，封鎖了中國解放臺灣的通道，從而使臺灣問題遺留下來，成為當今中國實現國家統一以及中美關系發展的關鍵問題。

關鍵詞：中國

朝鮮戰爭

美國

臺灣

1950年6月25日，朝鮮半島爆發了戰爭。朝鮮人民軍迅速越過三八線，向南方挺進。美國政府立即對此作出反應，幾天以后，便派出飛機、軍艦和地面部隊進行武裝干涉，并派第七艦隊侵入了中國的臺灣海峽。隨后，在聯合國軍的旗幟下，十幾個國家的軍隊卷入了這場戰爭。4個月后，中國政府宣布派出人民志愿軍部隊赴朝作戰，隨后幾十萬大軍跨過鴨綠江。中美兩國因為朝鮮戰爭走向了全面的敵對，從而給中國共產黨解決臺灣問題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

一、戰前臺灣問題

戰前，國共兩黨之間的內戰已接近尾聲，國民黨的失敗已成定局，解放臺灣，實現祖國大陸與臺灣統一的時機已基本成熟。1950年中國共產黨已把解放臺灣、徹底消滅國民黨殘余勢力作為奪取全國勝利的既定方針，1950年5月海南島解放后，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在東南沿海積聚了10萬兵力，而且在華南各地修建軍用機場30個，400架戰斗機已進入戰斗狀態，在福州、廈門、汕頭等港口，大量登陸艇及船只已進入起航準備，隨時準備渡海解放臺灣。這時美國拋棄臺灣國民黨當局的態度也日漸明確。杜魯門總統于1950年1月5日發表的關于臺灣問題的聲明和艾奇遜1月12日在美國新聞俱樂部發表的“中國危機”為題的講話，均表明美國準備拋棄臺灣當局，采取“袖手政策”。但是朝鮮戰爭的爆發打亂了新中國解放臺灣的日程，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迫于形勢變化，不得不暫緩攻臺計劃，把東南沿海用于解放臺灣的部隊調到東北準備參與入朝作戰，軍事戰略中心北移。

二、戰爭期間臺灣問題

1950年6月爆發的朝鮮戰爭，美國一方面派兵武裝干涉朝鮮內戰，將戰火燒到鴨綠江邊；另一方面派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阻止 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在這種情況下，新中國國防戰略重點被迫從東南沿海移至東北地區，是美國的干涉行動造成臺灣問題復雜化并迫使我軍解放臺灣計劃擱置。朝鮮戰爭成為臺灣命運的一個轉折點。朝鮮戰爭的爆發改變了美國對臺灣戰略地位的認識。從當時的冷戰思維出發，美國決策者認為朝鮮戰爭是蘇聯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先聲。出于這種認識，美國重新估計了臺灣的戰略價值，認為臺灣的戰略地位非常重要，“是一艘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正因為如此，美國迅速改變對臺政策，派第七艦隊侵入臺灣海峽，同時給予蔣介石政權以政治支持和軍事、經濟援助，在美國的援助和保護下，臺灣不僅擺托了危機，而且經濟獲得了迅速的發展，使臺灣國民黨政權得以死里逃生，朝鮮戰爭使臺灣問題復雜化，臺灣由中國國內的爭端演變成為中美之間的爭端，延緩了中國統一的進程。由于朝鮮戰爭的爆發，美國將打算遺棄的臺灣蔣介石政權重新拾了回來，繼續置于卵翼之下。美國這時不僅要協防臺灣，而且更將臺灣看作是一顆在亞洲遏制中國大陸與共產主義的戰略旗子，一艘屹立在美國護城河中的航空母艦。

三、戰后臺灣問題

朝鮮戰爭結束后不久，中國共產黨再次提出了解放臺灣的任務，表示不能容忍美國干涉臺灣，但是美國政府一意孤行，于1954年12月2日與臺灣簽訂《共同防御條約》，撐起對臺灣的保護傘，繼續向國民黨軍隊提供軍事援助，美國政府還多次揚言要用武力加以阻撓，赤裸裸地干涉中國內政。因此，朝鮮戰爭結束后，臺灣海峽的緊張對峙局面不僅沒有因美國在朝鮮戰場的挫折而有所緩和，反而由于美國對臺灣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支持和勾結而更加嚴重。人民解放軍此時如果要以武力解放臺灣，將面臨巨大的障礙和困難，甚至有可能與美軍發生直接沖突，其后果難以預料，對此中國共產黨不能不有所考慮。從這一現實出發，中共中央在1955年初結束對東南沿海島嶼的軍事行動后，為了緩和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提出以武力解放為主，同時積極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的方針，并表示“愿意與臺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決臺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接著，中共中央還相繼提出了一系列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具體政策和設想。

臺灣問題的產生與發展過程中，美國始終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朝鮮戰爭之后美國推行“援蔣反共”的對臺政策，成為解決臺灣問題的主要障礙，臺灣問題也成為了中美關系長期疏遠的一個重要因素。60 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1972年中美關系的大門終于打開，1979年，中美建交，開創了兩國關系新階段，在此期間一方面兩國間往來不斷擴大，經貿關系發展迅速。但在另一方面，美國又在大陸與臺灣的關系上奉行“雙軌政策”。而且由于美國的慫恿和縱容，還助長了臺灣走向獨立的危險性。

四、總結

美國在臺灣問題上干涉中國內政，干擾和阻撓中國的統一最終是不會成功的。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國際地位的提高，中華民族凝聚力不斷增強，海峽兩岸經濟政治文化交往越來越密切，在“一國兩制”的方針下，相信不久的將來中國一定會實現統一。客觀的事實表明，如果美國政府能夠正視這些年來世界和中國發生的變化，徹底放棄冷戰時期特別是朝鮮戰爭以來在中國臺灣問題上的錯誤政策，這肯定會極大地促進中美兩國關系長期全面健康穩定的發展，造福于兩國人民，同時，也有利于全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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