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以色列供給側改革

以色列供給側改革

大家知道，以色列歷來舉世矚目，亦是媒體“高引用率”的焦點，但其對筆者而言仍然僅僅停留在“熟悉而陌生”的認知層次上。據說猶太裔人占據華爾街精英的半壁江山，其中包括股神巴菲特，還有谷歌和臉書的創始人；世界范圍內富可敵國的猶太家族更是數不勝數；當然不能遺漏的還有愛恩斯坦、費米和哈珀等不一而舉劃時代的科學巨人。但是，讀懂以色列遠非易事，在筆者看來遠勝“蜀道”之難。

初次入境的順利曾一度讓筆者喜出望外，心中默念了中以友誼萬古長青，但出境時嚴苛的安檢卻讓人悲從中來，領教了百米之距“三小時”漫漫之旅的煎熬，甚而激怒了緊隨之后的以色列大媽，作痛不欲生狀地揶揄“為什么他們問了我一百多個奇怪的問題？”。“法網恢恢”的程序設計抑或與“懷疑一切”的基因有關，尤其Check-in之前無休止的“拷問”，之后還要重復一遍的“溫習”程序，總之，隨身的物件通通地需要疏而不漏。

得知入境的當天晚上八十高齡的阿莫斯要接風設宴，但在赴宴之前，以色列的同事善意地提醒“形式”并非必要，客隨主便自然免去了更換正裝的??嗦。后來得知在商務方面，精通商道的以色列人大多會忽略細枝末節的禮儀，往往會直奔主體。從特拉維夫的城市建筑亦可見一斑，相比迪拜機場土豪金色調，本古里安機場的“行頭”未免簡陋而寒酸，前往酒店的路上目之所及也大都屬于原始的中性打扮，路上來往的車型大多都是經濟實用型，想必以色列大都屬于“擺譜”的絕緣體，同樣亦是深諳會計中“實質重于形式”（Substance over Form）之道。

晚餐之前阿莫斯帶著筆者拾級而上了海邊的雅法古城（Old Jaff），當然亦是入鄉隨俗地布道猶太人那段“苦其心志”的文化苦旅。晚餐中亦是貫穿了阿莫斯的“勞其筋骨”的個人奮斗史，三十多歲離開基布茲（集體農莊）負笈海外求學，學成后返回以色列，曾經擔任過以色列駐中國首任商務代表。“餓其體膚”成了阿莫斯戰斗不息的動力，至今這位老者仍然感恩生活給予的一切，并且身體力行，甚至會在凌晨一點及時回復收到的電郵。在談及其八十多年的心得時，他認為始終不渝地重視教育，無論對自己及子女的教育都是如此，甚至現在還贊助埃塞俄比亞的貧困兒童。以色列的同事還為筆者補充介紹了老者的輝煌軍旅生涯，甚至爆料Youtube上關于中東戰爭的寶貴視頻大多出自阿莫斯之手。

晚餐之后，阿莫斯仍然不忘兜售以色列的“精細化”，指著斑駁的墻根下的“水閥”告訴筆者這可以根據統計隨時對用水異常的情況報警，以防止跑冒滴漏。那么，就不難理解彈丸之地的以色列能夠贏得歐洲“冬季廚房”的美譽，毫無疑問，地表上手指粗細的黑色塑料管道完全可以智能且精準地澆灌農作物。

歷史上，背井離鄉的猶太人往往被排斥在“衣冠赫奕”的仕途之外，自然而言，“內秀和慧中”成了其不二的選擇。有數據顯示，僅占全球0.2%的猶太人口卻貢獻了諾貝爾獎獲得者的20%。毫無疑問，榮歸故里的猶太人為以色列的經濟發展提供了源頭活水，尤其是這也是其創造了二戰后的“經濟奇跡”的重要資本，在以色列復國后長達25年的時間里經濟平均增長率都保持在10%以上的水平，成功跨越了拉美創造的“中等收入陷阱”而進入了OECD國家行列。但是“衣錦還鄉”的猶太人仍然絡繹不絕。或許是基因助力于其“萬眾創新”，而嗜書和重教無疑是其民族生生不息和經濟動力永不枯竭的重要原因，或許“包子有肉可以不在褶上”。

第二篇：供給側改革

我國經濟增速自2010年以來波動下行，持續時間已有5年多，經濟運行呈現出不同以往的態勢和特點。其中，供給和需求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突出表現為供給側對需求側變化的適應性調整明顯滯后。這就需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改革的辦法矯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促進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為什么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需求結構已發生明顯變化。一是“住”“行”主導的需求結構發生階段性變化。二是需求結構加快轉型升級。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居民對產品品質、質量和性能的要求明顯提高，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與日俱增。三是服務需求在消費需求中的占比明顯提高。隨著恩格爾系數持續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齡化加快，旅游、養老、教育、醫療等服務需求快速增長。四是產業價值鏈提升對研發、設計、標準、供應鏈管理、營銷網絡、物流配送等生產性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給側明顯不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一是無效和低端供給過多。一些傳統產業產能嚴重過剩，產能利用率偏低。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供給側調整明顯滯后于需求結構升級，居民對高品質商品和服務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出現到境外大量采購日常用品的現象，造成國內消費需求外流。三是體制機制束縛了供給結構調整。受傳統體制機制約束等影響，供給側調整表現出明顯的黏性和遲滯，生產要素難以從無效需求領域向有效需求領域、從低端領域向中高端領域配置，新產品和新服務的供給潛力沒有得到釋放。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供需結構再平衡的內在要求。供需結構錯配是我國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過剩產能處置緩慢，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難以得到滿足，供給側結構調整受到體制機制制約。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決總量問題，注重短期調控，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供需結構性矛盾，也難以從根本上扭轉經濟潛在產出水平下行趨勢。當前，只有加快出清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推進資產重組，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服務業，建立有利于供給側結構調整的體制機制，才能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強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內生動力。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國際背景

全球低增長困境的癥結在于結構性改革遲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經濟體都采取了史無前例的量化寬松政策，通過直接購買資產和債券、降低利率甚至實行零利率或負利率等方式，大規模增加市場流動性，提振市場信心。但從實際效果看，全球經濟復蘇遲緩，市場需求持續低迷，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回落，主要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可見，單一的需求刺激并沒有取得預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雖在抵御危機沖擊上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中長期結構性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增強經濟增長動力還需要推進結構性改革。

國際分工格局重構對結構性改革提出緊迫要求。過去一個時期，歐美國家是主要的產成品消費市場，東亞國家是主要的生產基地，中東、拉美、非洲等地區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輸出地。國際金融危機后，這種“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發生變化。歐美國家信貸消費模式難以持續，轉向推進再工業化戰略，一些高端制造業出現回流；能源原材料生產國迫于新能源技術快速發展的壓力，著力延伸產業鏈，提高產品附加值；人力資源豐富的國家憑借勞動力低成本優勢，搶占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市場。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調整，跨境資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經濟體都力求通過結構性調整提升分工位勢，爭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結構性改革是打造我國國際競爭新優勢的關鍵。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憑借低成本優勢和較強的產業配套能力，我國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隨著我國要素成本逐步提高，傳統比較優勢逐步減弱，而新的競爭優勢尚未形成，面臨“前有圍堵、后有追兵”的雙重擠壓態勢。這就要求我國從供給側發力，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培育建立在新比較優勢基礎上的競爭優勢。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突出問題導向

著力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產能過剩、庫存過大是無效和低端供給的集中表現。2015年底，我國鋼鐵產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產能利用率還要更低一些，產能過剩問題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積達7.2億平方米，創下歷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線城市庫存壓力很大。過剩產能和積壓的庫存沉淀了大量的廠房、土地、設備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使得要素無法從過剩領域流到有市場需求的領域、從低效率領域流到高效率領域，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去產能、去庫存是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的根本舉措。

著力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是導致國內消費外流、消費潛力難以釋放等問題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國居民出境超過1.2億人次，境外消費達到1.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購物，而且購買的商品層次呈下移態勢，從以往的高檔奢侈品轉向性價比高的日用消費品。這反映了我國供給體系和產品品質明顯不適應市場需求變化，不適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要求。必須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升有效供給能力。

著力推進體制機制改革。當前，行業準入限制阻礙了生產要素在行業間和行業內的自由流動；“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增大了民營企業進入障礙；金融市場不完善，降低了資金配置效率；市場誠信體系不健全、消費者權益得不到充分保護，致使消費者“用腳投票”，轉向境外消費市場；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抑制了企業技術創新潛力的釋放。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動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產要素從無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領域、從低端領域流向中高端領域，進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給和需求是宏觀經濟管理的兩個方面。供給和需求是對立統一的，保持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動態平衡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供需不平衡、不協調、不匹配，會導致資源錯配和結構扭曲，影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意味著放棄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調控，重在引導市場預期。在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定、國內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場預期，增強人們對經濟的信心，避免經濟下行與市場悲觀預期形成相互循環的放大效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發揮需求管理的“穩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經濟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種矛盾和潛在風險，避免增大改革的難度和成本。當前，要把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間窗口，根據改革的總體部署、時序安排和推進節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為改革有序推進創造條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能發揮提振需求的作用。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最終落腳點是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產“去庫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貨幣化，在棚戶區改造中以貨幣化形式鼓勵搬遷住戶購買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庫存的同時將拉動裝修和家電等相關消費。“補短板”可以通過對貧困地區和農村地區增加投入、改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來帶動投資和消費需求增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可以通過產品和服務創新提高產品品質和質量，吸引和創造更多的國內外需求。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

從化解當前突出矛盾入手。當前的產能過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業出現周期性過剩和絕對性過剩的相互疊加，產品供給遠大于需求，使得工業品價格持續回落，企業利潤大幅下降，企業虧損面不斷擴大。與此同時，三四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商品房庫存規模偏大的問題尤為突出，需要較長的消化周期。通過“去產能”，逐步化解工業領域的過剩產能，促進企業優勝劣汰，有利于工業品價格合理回歸，扭轉企業整體利潤下滑的局面。通過“去庫存”，減少資金無效占用，降低債務違約風險，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可以發揮房地產業體量大、關聯度高、帶動力強的作用，避免經濟運行出現大的波動。

著力防范和化解風險。當前，我國企業的債務水平相對較高，特別是重化工和房地產領域債務高企，資金鏈緊張，違約風險上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過處置“僵尸企業”和不良債務，加快資產重組，提高資產收益率，改善資產質量，避免潛在風險的積累；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降成本”，減輕企業負擔，改善企業財務狀況和償債能力，降低銀行貸款不良率上升的壓力，引導資金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增強實體企業的活力，提高國民經濟整體效益。

重塑中長期增長動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要做好“減法”，還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生物醫藥、高端裝備、智能制造和機器人等新興產業，使新增長點匯聚成強大的增長動力。做乘法，就是要轉向創新驅動，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科技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單位要素投入的產出率，通過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加強職業技術教育，提高勞動者技能和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能源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引入市場化交易機制，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增強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能力。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戰略行動，為新常態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們要深入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為依托，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實現“十三五”良好開局，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

第三篇：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

專業：會計一班 姓名：郭嘉瑋 學號：***

2016年十大流行語：

一、洪荒之力；

二、吃瓜群眾；

三、工匠精神；

四、小目標；

五、一言不合就XX；

六、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七、供給側；

八、葛優躺；

九、套路；

十、藍瘦，香菇。今天我就用經濟學原理來解讀一下何為供給側改革，正確理解供給側改革：看待中國經濟擺脫“速度情結”。

我國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與對當前經濟下行的基本判斷相關。雖然經濟下行不排除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結構性問題，可以歸結為：有效供給不足和產能過剩并存。這是發展中國家的通病。發展中國家在轉向市場經濟體制時，所長期存在的結構、技術、效率三大問題，不會因轉向市場經濟就能自動解決，也不可能靠需求側的調節來解決。我國試圖通過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來拉動經濟增長，問題是被激發出來的消費需求沒有形成對本國產品的現實需求，而是轉向國外，沒有起到對本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早在2012年底“新供給”學說就已經被我國一些經濟學者提出，這一學說的最初提出者，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在《新供給主義宣言》中提出，“淡化總需求管理，從供給側推動改革”的宏觀政策主張。主張一經提出在國內產生的影響力持續發酵，2015年11月1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同年11月18日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又一次提到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至此，供給側正式提上我國深化改革的日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側重點將從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偏移。這一重大轉向有望迎來中國經濟實質性突破和轉折。今年以來，盡管中國經濟整體運行平穩，但結構性矛盾和下行壓力依然突出。這集中表現在部分重要指標回升基礎不牢、短期波動較大、筑底趨勢未明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將對經濟盡快走出低谷的渴盼轉嫁到供給側改革上來，希望供給側改革能讓中國經濟取得“立竿見影”的增長效果。對此專家指出：一方面，增速隨著經濟體體量的增大而回落是客觀規律；另一方面，供給側改革著眼于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中的深層次問題，改革過程具有長期性、復雜性等特點，要求供給側改革讓中國經濟“迅速回升”無疑是過時思維和急躁心態的體現。增速回落符合規律對于任何一個經濟體而言，經濟增速隨著其體量的增大而回落是一個公認的規律。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黃朝翰近日表示，中國不可能永遠以6%—7%的速度增長，沒有哪個經濟體能夠保持這一高增長率，而“新常態”可以成為中國加快改革和對經濟結構進行再平衡的一次機會。“中國經濟的確正在調整，以前經濟增長是靠外力推動和勞動密集型企業，現在則是靠內需拉動和資本密集型企業。”黃朝翰說。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永軍對本報記者分析指出，經濟運行狀況表現為供給和需求兩個側面，總產出水平是總供給和總需求耦合的結果，而供給和需求都會受到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將對中國經濟回暖的期盼全部放在供給側改革上面，顯然忽視了經濟問題的復雜性，不符合中國關于總需求調控和供給側改革的論述。“供給側改革要影響產出，首先要對供給能力產生影響，這需要有一個生產要素組合的過程。相對而言，供給側的調整要比需求側的調整時間更長。因此，寄希望于供給側改革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既不符合經濟學原理，也不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張永軍強調。其實，衡量經濟發展的尺子，從來都不只有“增速”這一把。這些不被有“速度情結”的人所重視的深刻變化，恰恰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追求的方向。“陣痛”屬于必要成本在《韓非子·喻老》中，“扁鵲見蔡桓公”的故事可謂廣為人知。面對名醫扁鵲的多次善意提醒，蔡桓公卻采取了諱疾忌醫的態度，雖然回避了短期治療的陣痛，卻為日后重病纏身埋下了隱患。想要真正看透中國經濟，亦需要明白“改革有陣痛、但不改革就是長痛”這個道理。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針對的是中國經濟多年積累的深層次問題，是一個著力根本、放眼長遠的深層次改革，不僅不會出現“一蹴而就”“立竿見影”的“神功效”，而且也一定會以短期“陣痛”的形式作為必要的改革成本。只是，我們可以在改革中盡量控制“陣痛”，使之能夠為經濟社會所承受。

根據供給側的經濟學原理，“去杠桿”和“降成本”的目標都是激發企業活力，實質是給實體經濟企業減負，以調動其增加有效供給的積極性。現在實體經濟企業背負著“三座大山”：高稅、高息和高負擔。再加上連續46個月工業品價格指數（PPI）的負增長，企業有產量無效益，許多企業成為“僵尸企業”。就江蘇企業來說，比較突出的問題是金融杠桿高（互相擔保）導致企業成為“僵尸”。在此背景下，處置“僵尸企業”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話題。面對這種狀況，結構性改革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關停“僵尸企業”，而應該在“去杠桿”和“降成本”基礎上為企業減負，讓更多企業輕裝上陣。

從發展的角度“去杠桿”和“降成本”，著力點是要使企業這個經濟細胞活起來。“去杠桿”是針對企業金融債務過高而提出來的。企業過高的金融債務不僅造成過高的利息負擔，還到了資不抵債的地步，有些地方企業之間的貸款聯保還拖累了一批本身并無嚴重的企業。因此去金融債務的杠桿需要精準，需要尋求在債務鏈條中的突破口。政府和銀行需要從中尋求為負債企業解套的有效方式。有限度的精準的加必要的杠桿來去企業杠桿，不失為是四兩撥千斤的方式，對某些有發展空間的高負債企業采取“債轉股”的方式也可以進行嘗試。再就“降成本”來說，其必要的途徑就是為實體經濟企業減稅、降息、減費（如五險一金問題）、降低企業債務負擔。在為企業降成本方面需要處理好國民收入分配中國家、企業和職工三者的利益關系，突出企業利益。一方面，職工既要共享企業發展的成果，也要分擔企業風險，如果企業承擔不了職工的負擔而關門或裁減員工，最終受損的還是職工。另一方面政府要給企業讓利。前一時期政府改革的著力點是取消下放審批；現在則需要取消和減少各種收費。這對企業的起死回生必然起到杠桿作用。

供給側改革不能被引向“保企業”和“保職工”之爭。在以上“去杠桿”和“降成本”的基礎上處置“僵尸企業”，范圍必然會縮小。它不是指所有困難企業，而只是指采取各種激勵方式后仍然激不活的企業。處置“僵尸企業”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需求側的市場淘汰的方法。但是考慮到降低社會成本，不能簡單采取破產倒閉的辦法。保企業還是保職工之爭實際上是偽命題。保職工固然比保企業成本小，但國家能在多大程度多長時間保這些失業的職工呢？因此，處置“僵尸企業”應該在供給側更多采取并購重組的辦法，依靠優勢企業帶動這些企業走出困境、獲得新生，從而降低處置“僵尸企業”的社會成本。

第四篇：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與供給學派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它背后是一個影響巨大的經濟學派—供給學派。供給學派主張減稅、減開支、減管制、減貨幣發行或控制通脹。

供給學派最著名的模型就是拉弗曲線，拉弗曲線是一個簡單的描述稅率與稅收關系的模型，意在說明，提高稅率不一定能增加稅收，稅率的提高超過一定的限度時，企業的經營成本提高，投資減少，收入減少，即稅基減小，反而導致政府的稅收減少。供給學派重視發展生產，凱恩斯主義主張刺激消費，由于知識立場的分歧，他們提出的政策主張完全對立。供給學派主張給企業減稅，恢復企業活力；凱恩斯主義主張民眾多掏腰包，必要時政府幫忙消費。供給學派反對通貨膨脹，認為那樣是稀釋紙幣，不利于儲蓄；凱恩斯主義則一再鼓勵央行放水，恨不能將利息降至負數。中國人素以高儲蓄聞名，在前者眼中是經濟發展的后勁保證，在后者眼中卻是阻力。

里根上臺后，于1981年將供給學派的主張結合貨幣學派的主張一起運用到經濟管理中，并分解為削減不包括軍費在內的財政開支，對企業和納稅個人實施大規模減稅，減少對企業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削減社會福利開支，逐年平衡預算等措施。這是“供給側改革”的第一次大規模實踐。從里根經濟學的實踐效果看，總體是正向的。從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國經濟持續增長65個月，1984年，美國一度實現預算收支平衡。雖然對貧困家庭的補貼減少，反映了供給學派“劫貧濟富”的性質。在此后的30年中，美國只在克林頓時期再次做到這一點。此外，美國的通脹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

什么是“供給側”？從字面理解，“供給側”就是相對于需求側，涉及供給的各個方面。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中國目前的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六個方面的結構問題。這六個方面的結構性問題既相對獨立、又相互疊加，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有針對性地加以解決。與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給側改革（或供給管理政策）具有如下三個特點：一是供給側改革強調發揮企業和創業者作為市場主體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二是供給側改革強調解決中長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問題，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強調解決短期經濟波動問題；三是供給側改革強調制度的變革與完善，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短期的政策調整。

供給側改革的實質就是要：一則形成新主體，即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揮企業、企業家、創業者等在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同時要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約束政府的“有形之手”，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二則培育新動力，即通過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長動力，通過全面創新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三則發展新產業，即一方面要尊重和順應經濟規律、市場規律，及時淘汰產能過剩和僵尸企業等，讓市場及時出清，避免資源浪費，及時化解經濟泡沫，避免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等。推進供給側改革勢在必行

首先，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益在遞減。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爆發后，為了保增長或穩增長，我們采取了一系列需求管理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和政府投資政策等。這些政策確實取得了一定的保增長效果，特別是在初期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如四萬億投資推出后GDP增速自2009年一季度的6.5%快速上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但此后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應在遞減，雖然連續多次采取了穩增長措施，但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達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蕩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轉下行趨勢。這就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為什么需求管理政策達不到預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沒有完全找對病根，沒有對癥下藥。

其次，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遺癥越來越大。由于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通過政府投資和釋放流動性等手段，拉動“三駕馬車”來實現經濟增長，屬于短期刺激政策，故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產能過剩、高房價或資產價格泡沫、地方債務壓力加大、企業效益下降、影子銀行、銀行不良資產率上升等副作用和后遺癥。鋼鐵、電解鋁、水泥、建材、造船等行業的產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左右，許多城市的房價已大大超過多數居民的承受力，2014年中國債務占GDP的比重達到了235.7%，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逼近2%的警戒線。這促使我們必須尋找新的出路。

第三，推進供給側改革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我們要追求的發展是綜合考慮資源和環境承載力、兼顧當代人和后代人權益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要求盡可能少地消耗資源能源、保護環境，而在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要做到少消耗資源能源、保護好環境，根本的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即以較少的資源能源投入獲得較高的產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基本途徑是發動“三大發動機”，即推進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而推進供給側改革正是要培育“三大發動機”，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故推進供給側改革可以達到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供給側改革的定義

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更全面地為“供給側改革”下了定義：

其一，“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化解過剩產能，通過價格調整、企業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場是主要方式。這意味著，從央企到地方國企的整合將向下層逐級推開，“一帶一路”的建設進程將加快。這關系到產業層面供給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這意味著企業將通過結構性減稅獲益。實際上，此前明確的“適當降低社保繳費水平”，與降低成本的政策信號一致。這是在財稅制度層面改善供給。

其三，“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這是對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再次確認。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不僅因為這一行業能帶動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許多下游產業的發展，化解這些行業的產能，有效拉動就業，還在于從推進“人的城鎮化”考量，房地產業的發展是讓2.5億缺乏相應市民權利的城鎮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來的必要物質前提。這是在調控層面消除供給制約。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這一論述表明了最高領導層對股市發展的態度。股市既是企業的直接融資平臺，也是普通投資者合法獲得財富、提高消費能力的主要平臺。這是在資本層面強調供給的穩定性。產業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模。顯然，這些層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這也表明“供給側改革”不是針對經濟形勢的臨時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戰略性部署。

供給側改革理論并非始自供給學派

供給側改革的相關理論與經濟學歷史一樣源遠流長，絕非始于供給學派，只不過供給學派提出了較鮮明的供給管理政策而已。

從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來看，供給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歷史上居于主導地位。古典經濟學大師斯密全面系統地抨擊了重商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強調勞動和資本等“供給側”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強調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關鍵作用，強調政府只能發揮“守夜人”的作用。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提出了著名的“薩伊定律”，認為供給會創造它自己的需求，將供給管理思想發揮到了極致。

西方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四減四促”（減稅、減管制、減壟斷、減貨幣發行，促私有化、促市場競爭、促企業家精神發揮、促進技術創新），其中多數確也是中國供給側改革要考慮的重要內容。但由于中國體制具有特殊性，我們一定要認識到：一方面，其中有些政策主張在中國是不適用的；另一方面，中國的供給側改革需要考慮和解決的問題比它要豐富得多。

美聯儲加息對中國的影響：2015年美聯儲加息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年12月18日，北京12月17日凌晨消息 美國FOMC利率決策0.25%-0.5%，預期0.25%-0.5%，前值0.0%-0.25%，這是美聯儲2006年以來聯儲首次加息。美聯儲維持0%利率已長達78個月，超過1854年以來美國經濟經歷的任何一次低利率復蘇期。

美國經濟的好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進我國出口，但由于美國的消費尚未完全企穩，所以美國的緩慢復蘇對中國出口的刺激作用不大。但美國的復蘇及預期的加息將使中國的國際資本的外流壓力進一步增加，也刺激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的進一步擴大。在美聯儲于2014年11月退出量化寬松后，加息就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依據就業與通脹的數據及趨勢，市場普遍調整了原先2015年年中加息的預期。美聯儲加息速度和力度的預期上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不容忽視，但如果超出預期，則可能導致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這些國家出現大幅度資本流出，匯率大幅波動，進而導致經濟增長減速，從而減少對中國的進口需求。即使忽略由于國際游資特別是熱錢出逃所引起的對整個金融系統的負面沖擊 而單純探討美聯儲加息如何通過貿易途徑影響中國，我們可以得到其對中國經濟影響的最保守估計也是不容樂觀的。

第五篇：供給側改革

湖南農業大學課程論文

學院：商學院 班級：會計6班

姓名：寇朗婕 學號：201622349132

課程論文題目：關于供給側改革的思考與探索

課程名稱：

評閱成績：

評閱意見：

成績評定教師簽名：

日期：

****年**月**日

關于供給側改革的思考與探索

【摘要】在2015年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總書記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概念：“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早前公布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也有“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措辭。11月1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提出以消費升級促進產業升級,“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擴大內需”。李克強總理所作 《政府工作報告》部署2016年八個方面重點工作，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持續增長動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舉措。【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體系、產業升級、擴大內需

一、供給側的概念

（一）什么是供給側

所謂“供給側”，即供給方面，國民經濟的平穩發展取決于經濟中需求和供給的相對平衡。供給的范圍和水平取決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一切影響社會生產總量的因素也都影響供給量。“供給側”的“側”字并不是“側重”，而是“端”、“一端”的意思，供給側改革也就是從供給這一端來進行改革，與之相對應的則是需求側；“供給側”與“需求側”相對應。需求側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三駕馬車決定短期經濟增長率。而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條件下所實現的增長率即中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率。而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這幾大要素之間的關系如圖所示：

以前我們提到經濟增長，條件反射就是要擴大需求，刺激消費，但現在我們要換一種新思路、新方法。打一個簡單的比方，原來我們致力于讓更多的人來買蛋糕，但現在是我們要努力把蛋糕做好做精致這樣就不愁沒有人來買蛋糕。

（二）供給側改革的原因

1.我國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產能過剩，特別是工業產能過剩的弊病，特別是鋼鐵產業，雖然產出的都是好鋼，但是銷售嚴重下滑。這十年以來，隨著房地產的逐步發展，日漸蓬勃，國有企業很多該轉型的企業都得到了豐厚的利潤，從而導致國有企業過渡工業化，扎堆集中于第二產業，而對于第三產業，比如服務業、互聯網，物流業，則幾乎沒有涉足。

2.民營企業部分大多都是偏向于生活服務業，主要集中在輕工，代理，奢侈品，互聯網方面。在有效整合需求的同時，存在零散，混亂的問題。

3.房地產庫存嚴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現在的房地產庫存嚴重超量，不僅要通過適度降價促銷，政策支持，還要鼓勵房地產企業相關的創新，比如租賃，融資租賃，地產銀行等形式。爭取每年消化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的庫存。在這個過程中，融資，抵押，都要創新模式。不能夠把所有的風險都集中到一個籃子里面。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經歷一個變化的節點，長期的發展積累了龐大的經濟總量，基數抬高，連續多年的兩位數增長已經不可重復了。中國經濟正進入呈L型走勢的中高速增長時期。這一階段必須堅持把改革發力點轉到調整經濟結構上，在保持總量增長的同時，實現結構優化。隨著我國由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各種矛盾集中爆發。而各種矛盾的產生往往是因為發展存在諸多短板，出現結構性問題。推進結構性改革就是協調發展過程中的重大關系，在破解難題、補齊短板的同時又鞏固和厚植原有優勢，是讓中國經濟健康發展、行穩致遠的一項重大舉措。

二、方面和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重點任務

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今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今后一個重要的任務，主要是三個方面：一個是化解過剩產能，二是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三是新興產業的支持和培育。供給側改革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重點任務是五項，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1）化解過剩產能

在我國，一方面傳統行業比如煤炭、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由于國內需求減弱、國外同行業競爭加劇等原因，產能過剩問題日益凸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這些行業在今年上半年都處于下滑狀態，從效益情況看，煤炭行業在今年1—5月全行業利潤同比下降了60%多，水泥玻璃行業利潤下降60%多，冶金行業利潤下降36%，這些行業都屬于產能嚴重過剩的傳統行業。山西是我國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經濟模式的典型代表。長期以來，形成了煤炭、化工、鋼鐵、水泥等主導產業，集聚了大量的就業人口，創造了大量的稅收，但不幸的是，這些產業均屬于嚴重產能過剩的行業，不但不受國家鼓勵，而且在市場的惡性競爭下快速走向衰落，由于這些產業占到山西經濟規模的80%以上，與山西經濟一損俱損，這些產業走向衰落，可以預見的是，山西社會經濟將受到重大影響。

可以建立企業產能利用率評估和預警制度。為了應對產能過剩問題，應當從源頭上入手，準確把握市場需求，及時調整企業的生產規模，這就需要建立一套產能利用率評估系統，以評估企業是否存在生產過剩問題，讓企業和投資者及時了解企業現狀和市場需求，理智地進入市場，防止過度投資。至于僵尸企業的處置，各地就要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來確定它的范圍，采取具體措施，中央也會有一定的支持政策，來推動化解過剩產能和處置僵尸企業。

（2）化解房地產庫存

去庫存方面，關鍵還是房地產庫存，特別是三、四線城市。昨天發布的消息應該是個利好消息，對去庫存會起到促進作用，現今也正在鼓勵新市民購房，推動保障房的建設，特別是貨幣化安置的政策。貨幣化就是享受保障房的這些群體，政府不一定去蓋保障房，可以把現有存量的商品房收購集中起來，再安排給這些需要有保障性住房或者棚戶區改造的群體，通過一系列的措施，來化解房地產的庫存。

（3）調節成本

降成本方面，現已在調查制定方案，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另外還有不合理的收費，還有其他一些過重的企業負擔，都要降下來。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去年底對全國2526位企業家的問卷調查顯示，企業反映的最主要困難中，超過七成企業家選擇“人工成本上升”，超過半數企業家選擇“社保、稅費負擔過重”。

當前，還需警惕不少企業“吐槽”的政府“亂伸手”、評估費檢驗檢測費過高等問題，這些“隱性成本”像是捆住企業的“繩索”，不僅抑制、束縛了企業創新升級、提供有效供給，一定程度上還可能阻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步伐。

（4）補短板補在薄弱處、關鍵處、緊要處 1.脫貧補齊民生短板

截至2015年底，全國依然有5000多萬貧困群眾，相當于一個中等省份的人口總量。面對最后的“鍋底人群”，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脫貧工作列在補短板領域首位，指出要打好脫貧攻堅戰，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瞄準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加大資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實干，提高扶貧質量。

2、拉伸經濟動能短板

拉伸動能短板，要培育新產業新優勢。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綠色低碳、高端裝備與材料、數字創意－－這5個戰略新興產業有望在“十三五”期間成長為“十萬億級”支柱產業，培育起中國經濟新動能。

拉伸動能短板，也要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十三五”時期是我國制造業提質增效、由大變強的關鍵期，由生產型制造向服務型制造的轉型也更加明顯。

拉伸動能短板，根本要靠創新驅動。無論是消費升級還是產業培育，挖掘新動能的根本在于創新。

3、發力社會事業短板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攻堅戰中，鋼鐵、煤炭等領域去產能任務艱巨，職工安置問題凸顯。必須意識到，減法做到哪里，加法就要做到哪里；去產能去到哪里，社會保障就要補到哪里。

三、結束語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把握我國經濟發展大勢作出的戰略部署，是“十三五”時期的發展主線，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深化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和理解，對于推進“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側重解答實際問題，是針對我國宏觀經濟供求關系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過去，我國宏觀經濟供求矛盾主要表現為供給短缺，需要擴大生產規模；隨著發展水平提高，現在我國宏觀經濟供求矛盾主要表現為部分產能過剩和部分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并存，需要供給和需求更好匹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使我國供給能力、供給質量和供給結構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與生態環境需要。這是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也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新發展。

四、參考文獻

[1]習近平：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新華網2016-01-27 [2]李抒望.《再解讀：供給側改革深意何在》中國青年年報2016-2-22.02版 [3]邵宇.《供給側改革——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增長》宏觀經濟2015年第12期

[4]李華琴、羅英.《基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制度設計研究》科學管理研究，第33卷第6期 [5]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