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指導意義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指導意義

邱海平

2016年02月05日10:54

來源：紅旗文稿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它不僅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而且科學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特殊規律，并且對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也提出了科學的預見。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概念提出以來，學術界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解讀。正確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也只有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出發，才能正確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避免陷入新自由主義的理論陷阱之中。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堅持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原理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在社會生產中，始終存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及其對立統一關系。從人類社會發展的總過程來看，生產力的不同發展階段決定著生產關系的不同性質；但是，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下，生產關系及其具體形式對生產力具有巨大的能動作用甚至決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強調生產力的決定作用是一種庸俗機械的唯物主義觀點，片面強調生產關系的反作用或決定作用則是一種唯意志論和唯心主義觀點。所謂供給側，總是相對于需求側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會生產這一方面。而任何社會生產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辯證統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從生產力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另一方面又必須注重從生產關系的角度來認識供給側。分析當前中國經濟所表現出來的供給側方面存在的問題，不能停留在生產力這個層面上，而是必須深入認識生產關系這個層面存在的問題，應該更多地從完善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這個角度出發去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內容。必須高度重視已經形成的社會生產關系體系對于我國社會生產力所產生的巨大能動甚至決定性作用。僅僅從生產力角度來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社會經濟發展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其中既存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運動這樣的一般規律，同時，不同性質和階段的社會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規律。因而，僅僅從抽象的、一般意義上去談經濟發展是沒有意義的；僅僅從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出發去解釋和解決特殊條件下的經濟發展問題則是無效的。因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注重借鑒國外的經驗與教訓，另一方面又必須從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反對任何形式的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只有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運用于對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科學分析，才能找到正確的方向和原則。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不能迷信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制度基礎。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比資本主義私有制更為廣闊的空間和前景。同時，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之上的社會生產計劃，能夠避免資本主義生產無政府狀態所產生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和社會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從而能夠更加有效地保持社會生產的快速和可持續發展。建立在按勞分配原則基礎上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夠避免社會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從而不僅能夠保證社會公平和正義，極大地煥發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而且也避免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民群眾的消費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從而為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必須遵循的路線和道路原則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和方向，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發展道路。

同時，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看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經濟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無止境的價值增殖或賺錢為目的，因而，剩余價值規律支配著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的全部過程，剩余價值規律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發展生產力是資本獲得剩余價值的手段，與此同時，生產力的發展又與資本的內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表現在各個方面：第一，生產力發展的基本含義在于同一勞動時間內生產的商品更多，從而單位商品的勞動量及價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資本追求的卻是剩余價值，而不是物質財富。這樣，資本生產的商品越多，單位商品的價值以及剩余價值就越少，從而平均利潤率具有一種下降的內在趨勢，這就迫使資本必須加快積累并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使同一單位的資本獲取的剩余價值會更少，平均利潤率進一步趨于下降。這就形成一種循環，正是這一循環推動著資本主義的技術創新和經濟發展。第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的實現以及剩余價值的實現需要一系列嚴格的前提條件，這些條件最重要的是：必須有足夠的市場購買能力來消化或購買大量生產出來的商品。可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恰好不能保證這一條件，原因在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與生產供給相比總是不足的，因為資本積累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財富占有在資本一方和勞動一方的兩極分化。除此之外，資本主義生產還表現為一種無政府狀態，即使是資本之間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確定性和經常的不平衡。因而，生產之間的矛盾以及生產與最終消費之間的矛盾，是一個標準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型無法解決的問題。于是，這些矛盾總是以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的方法來進行一種強制性的解決。第三，資本為了獲得利潤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職能資本的基礎上又發展出一個龐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統。信用的發展一方面促進了資本的集中和一定階段的經濟增長，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創造出一套投機和欺詐機制，使現實資本更多地轉化為虛擬資本，從而產生了國民經濟金融化，并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最終必然產生金融危機并進一步引發經濟危機。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的矛盾會產生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并最終給廣大民眾帶來深重的災難。因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決不能朝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去改，絕不能如資本主義社會那樣盲目迷信市場的力量，而應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三、解決供給側問題需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任何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在不同的條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決定的。一定性質的社會生產關系構成了一定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它決定了一定社會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征。同時，一定經濟制度下的不同發展階段，社會生產關系具有不同的具體形式，從而形成不同的經濟體制，而一定的經濟體制決定了一定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

近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表現出一系列問題：對外貿易增長乏力、部分產能嚴重過剩、產業結構失調、技術創新能力不足、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資源生態危機等等。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些問題都具有供給側的性質。因而，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切合實際的。但必須深究的問題是，產生供給側問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問題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須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牛鼻子”，這個“牛鼻子”，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特殊經濟體制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特殊經濟增長模式。從中國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在于地方政府在實際職能上的企業化。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國經濟在一定階段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又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根源。

正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指出的那樣，全面深化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其中，如何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尤為重要。因而，改革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特別是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如何通過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經濟增長中繼續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夠貫徹落實中央制定的綜合改革和發展目標，這是能否解決供給側問題以及能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重要環節和關鍵。

四、供給側改革既應強調供給又要關注需求，既要著眼當前又要立足長遠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表現為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等四個環節同時存在并且相互轉化的過程。這四個環節之間存在著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對立統一關系，但是生產在其中始終起著支配的作用，社會生產過程的性質和特點始終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性質和特點。因而，必須始終重視生產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地位，同時又必須高度重視分配、流通和消費對于生產的巨大反作用。只有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這個基本理論出發，才能全面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分配、流通和消費方面的改革的辯證關系，也才能認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豐富內涵和重要意義。僅僅從供給或需求的角度來看待經濟發展問題是片面的，把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割裂開來更是錯誤的，必須全面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當前我國經濟的突出問題在于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加大，而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直接來源于企業的活力不足。企業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業生產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市場，企業生產的商品或服務沒有市場是因為它們生產的東西與市場的需求之間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間的矛盾既來源于供給側，也來源于需求側。因而，在強調和注重供給側改革的同時，必須進一步重視需求側的作用和需求側的改革，其中，投資體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只有把供給側的改革與需求側的改革結合起來，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態下的經濟發展狀況。

不僅如此，還必須正確理解和處理好長期經濟變量和短期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從一般意義上來說，供給側更多地具有長期的性質，而需求側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質。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供給側也存在短期的經濟變量，需求側也具有長期的效應。就供給側方面來說，不僅存在產業結構、技術創新能力、在價值鏈中的地位等長期經濟變量，也存在產品庫存、過剩產能、產品質量等短期經濟變量。就需求側方面來說，出口、消費和投資不僅具有短期經濟效應，同時也會產生長期經濟效果。因此，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須注重影響長期經濟變量的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須采取有關政策措施解決短期經濟變量方面存在的問題；既要把這兩個方面區別開來，又要對它們進行全面統籌。

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無論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都沒能科學地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因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依據這兩種經濟學理論所制定的，無論是新自由主義政策還是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由于沒有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經濟制度所固有的內在矛盾，從而也未能消除資本主義所固有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因此，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堅決抵制這兩種經濟學理論和思潮的干擾，必須堅定不移地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來制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各方面具體政策。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資本論》教學與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第二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終版）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余 斌【內容提要】由于中國經濟早就融入經濟全球化，外部經濟的不景氣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倒逼中國進行進一步的經濟改革。從國內來看，中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就是進入新常態，其主要表現是增長速度的下降，從高速轉向中高速。但是，雖然中國經濟的總量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二，人均產值和收入還很落后，從現在的水平開始，到我國人均產值達到世界第二，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如果說，擴大內需是在供給的產品不變的前提下，為這些產品增加需求，那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改變供給的結構來滿足外溢的需求，把消費能力留在國內。當然，通過創新來提供新的產品也可能滿足另外一些潛在的需求，開拓出新的市場空間。本文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在于，“兩個不能動搖”“兩個市場競爭”和“五個改革舉措”。

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專門談到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他首先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借機制造負面輿論。然后，總書記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背景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盡管西方發達國家采取了干預措施，但是正如當年美國羅斯福總統上臺采取干預措施后，美國經濟仍然復蘇乏力并于1937~1938年再次陷入危機一樣，這場危機所導致的經濟蕭條并沒有因為舍本逐末的干預而很快復蘇。自從西方發達國家開展救市行動以來，正如恩格斯曾經說過的，“每當我們似乎看到繁榮時期行將到來的種種預兆，這些預兆又消失了”。美歐國家及一些國際組織的經濟學家們關于世界經濟已經企穩的推斷一再被證明是不成立的。由于中國經濟早就融入經濟全球化，外部經濟的不景氣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不利影響，倒逼中國進行進一步的經濟改革。

從國內來看，中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就是進入新常態，其主要表現是增長速度的下降，從高速轉向中高速。增長速度的下滑引起了對經濟前景的恐慌，在這種情況下，有人大驚小怪地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要求中國實行恰恰導致這種陷阱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其實，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是中國經濟規模發生質變上了臺階的標志。就象習總書記所比喻的那樣，經濟發展面臨速度換擋節點，如同一個人，10歲至18歲期間個子猛長，18歲之后長個子的速度就慢下來了。由于物質條件的限制，經濟增長不可能趨向于無窮大的，即便是在共產主義社會里物質再怎么極大豐富也仍然是有限的，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是不可能長期高速增長而不有所減速的。

另一方面，馬克思指出，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一種表現是：由于更多地使用機器和一般固定資本，同數工人在同一時間內可以把更多的原料和輔助材料轉化為產品，也就是說，可以用較少的勞動把它們轉化為產品。于是，資本主義生產，隨著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的日益相對減少，使總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由此產生的直接結果是：在勞動剝削程度不變甚至提高時，剩余價值率會表現為一個不斷下降的一般利潤率。隨著整個社會的平均利潤率的下降，社會積累的增長率，從而社會生產的增長率也會隨之下降。這種下降自然也就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結果。

因此，總書記提到，有人問，新常態是一個好狀態還是一個壞狀態？他的回答是，這種問法是不科學的。新常態是一個客觀狀態，是我國經濟發展到今天這個階段必然會出現的一種狀態，是一種內在必然性，并沒有好壞之分。他的這個回答是符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的。

但是，由于利潤率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刺激，是積累的條件和動力，因而一般利潤率或平均利潤率的下降就表現為對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發展的威脅，表現為“不好”的經濟不景氣，并導致一些實體經濟中的產業資本轉入到虛擬經濟的金融投機上，推動虛擬經濟日益脫離實體經濟。在這里，資本主義生產的局限性，它的相對性和窮途末路，就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體現出來，并在經濟危機中表現出來。

然而，對中國來說，我們從事的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增長率的下降并不會影響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信心和決心。中國經濟的新常態，只不過意味著中國經濟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誠如習總書記所說，新常態下，盡管我國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但“十三五”及今后一個時期，我國仍處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空間大的基本特質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

另一方面，也誠如習總書記所說，新常態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發展，不是不要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而是要更好發揮主觀能動性、更有創造精神地推動發展。畢竟，雖然中國經濟的總量已經達到了世界第二，但是，人均產值和收入還很落后，從現在的水平開始，到我國人均產值達到世界第二，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因此，只要我們能夠找準發力的著眼點，更好發揮主觀能動性，我們的經濟的增速也完全可能在短期內重回較高水平。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背景

前面提到，總書記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西方供給學派強調激勵，建議大幅度削減稅收，以此來促進經濟增長，并得到了美國總統里根和英國首相撤切爾夫人的熱烈擁護。一些供給學派經濟學家，特別是阿瑟·拉弗甚至認為，高稅率實際上可能會減少稅收收入。“拉弗曲線”假說認為，高稅率抑制了經濟活動，從而縮減了稅基。但是，西方整個政界的主流經濟學家，甚至一些供給學派經濟學家，都對降低稅率會增加稅收收入的拉弗假說加以嘲諷。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98年，當一系列稅收的增加使美國聯邦政府的收入水平提高并開始產生預算盈余時，供給學派政策主張終于在西方經濟學中成了一種近乎反面的教材。

但是，這種供給學派的主張卻在今天中國沉渣泛起，一些學者不僅呼吁減稅，而且要求降低社會保障費，甚至下調最低工資標準，也就是由政府出面來壓低工人的工資，把政府推到工人階級的對立面。這種減稅降費的主張，既不利于社會穩定，實行起來也必然會加大政府財政的困難，降低普通民眾的收入水平和福利。西方供給學派的主張，實際上是對資本家的單方面激勵，稅收體系降低累進性，在政府支出不變進而稅收不變的情況下，就只能增加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對低收入者是一種負激勵。顯然，供給學派代表的是大資本的利益。由于它打擊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積極性，不可能鼓勵生產率和產出的增加，反而增加了大資產階級的投機性。而在凱恩斯看來，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低于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也就是說，高收入者的消費需求基本上已經得到了滿足，而低收入者的大量需求由于沒有足夠的收入水平還遠遠沒有滿足，因此，供給學派的這種主張恰恰限制了總需求，從而限制了經濟增長。更何況，在生產過剩的情況下，如果減稅能起到激勵作用，那只會造成更嚴重的生產過剩和產能過剩。

我們之所以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不是像以前那樣盲目地進行擴大內需，從需求側著力，是因為注意到，“我國不是需求不足，或沒有需求，而是需求變了，供給的產品卻沒有變，質量、服務跟不上。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帶來大量?需求外溢?，消費能力嚴重外流。”特別是這些外溢的需求，有許多并不是國內不能生產的高端商品，而是國內完全能夠生產的像電飯煲、馬桶蓋、奶粉、奶瓶這樣的普通日用品。事實上，格力電器在注意到這些問題后，就開發出了比國外同類產品更好的電飯煲。

如果說，擴大內需是在供給的產品不變的前提下，為這些產品增加需求，那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改變供給的結構來滿足外溢的需求，把消費能力留在國內。當然，通過創新來提供新的產品也可能滿足另外一些潛在的需求，開拓出新的市場空間。

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

（一）兩個不能動搖

習總書記指出，“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這“兩個不能動搖”是對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堅持和重大發展。雖然“兩個不能動搖”沒有直接談及非公有制經濟，但它顯然并不要求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只是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對于非主體地位的非公有制經濟還是鼓勵和支持的。在這里，更主要的是，“兩個不能動搖”強調了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從而第一次明確了國有經濟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引導”作用，深化了“兩個毫不動搖”。

我們知道，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因此，在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方面，同樣應當由市場來起決定性作用，但是，市場只是一個作為客體的場所，在其中起作用的是法人，包括企業法人和自然法人。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就必須由國有經濟來起主導作用，這一點決不能動搖，否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會發生質變，就會淪落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無法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就會動搖黨的執政地位、動搖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就會存在重蹈前蘇聯滅黨亡國陷入分裂的危險。

國內一些學者把“有恒產者有恒心”作為他們強調私有化產權、大力鼓吹私有制的理論依據。但是，列寧指出，“私有制使人分裂，而勞動使人團結。”這是因為，在私有制下，利益的沖突會引起強烈的競爭，每一個資本家都力圖打壓、排擠和消滅競爭對手。個別情況下的所謂雙贏，也只是力量暫時處于均衡、不得不妥協的結果，一旦力量對比發生變化，雙贏的局面就會打破。因此私有制必然會引起分裂。帝國主義爭奪市場的兩次世界大戰就是由此引起的。而那些民族分裂分子追求的也是私有制經濟，并得到私有企業老板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勞動者的聯合，尤其是不同民族的勞動者之間的聯合，是不可能在私有制企業里完成的。私有企業主為了更好地控制工人，防止工人團結起來爭取自身的合法利益，必然要想辦法在工人中間制造矛盾和分裂；私有制企業內的剝削和壓迫也容易在處于不同民族的老板和打工仔之間把個人恩怨發展成民族矛盾。顯然，能夠使不同民族勞動者大聯合的只能是互幫互助的公有制經濟。在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里，特別是在民族自治區域，公有制主體地位決不能動搖。

另一方面，在現代企業規模遠大于個體勞動者可以掌控的時代，即便是小型企業的私有制，也只是個別企業主有恒產，從而有恒心的也只是他們，而絕大多數勞動者由于沒有資本，只能出賣勞動力，因而也就沒有恒心了。在工人沒有恒心的這種私有制企業里其產品質量和勞動效率自然難以樂觀。馬克思就曾提到，英國議會下院“食物攙假”調查委員會相當坦率地承認，自由貿易實質上是假貨貿易，或者用英國人的俏皮說法，是“詭辯品”貿易。這樣的私有制企業也很難讓人們對他們的產品有較大的信心和需求。而要讓工人也有恒心，從而關心生產的發展，就只有實行公有產權制度，讓勞動者也能夠共享產權才行，也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落實“共享”這一發展理念。

2010年的一項調查表明，私有企業的平均工資比國有企業低48%。在廣東一些地區，最低工資標準成了那里普通工人的最高工資標準。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這就意味著我們需要不斷提高勞動力成本，增加人民群眾的收入，而提高私有企業工人的收入水平，則會大大提高這些私有企業的勞動力成本，使他們喪失以往的國際競爭力。由此可以看出，要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走壓低工人收入水平的邪路，避免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過剩危機，公有制經濟必然是也必須是主力。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注重完善生產關系”就體現在“兩個不能動搖”上。如果有人認為，工人不高的生活水平，已經給企業造成了困難，甚至會導致企業破產，那只不過說明資本主義私有制已經到了歷史的盡頭，在生產力水平相比《共產黨宣言》發表時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取得無比巨大發展的情況下，都無法讓人們過上稍微好一點的生活了。

需要指出的是，產品的結構性調整一向是由企業而不是不生產產品的政府來完成的。但是，對于非公有制經濟來說，“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周期地患一種狂想病，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中介而賺到錢。”我們經常看到，私有制經濟大肆進行投機，甚至拿投機當創新就是由于這個原因。只有公有制經濟，才會把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把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現在又與時俱進地加上生態環境需要），把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把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顯然，只有堅持“兩個不能動搖”才能完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的。

（二）兩個市場競爭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但同時西方發達國家在利用我國市場和我國資源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我國的稀土資源廉價向外流失，一些污染性企業從國外轉移到國內，破壞了國內環境，而利益卻大部分歸外商所得。與此同時，我們在兩個市場上的競爭由于受到西方經濟學的干擾而沒能充分地展開，導致發展程度有限，利益大量向外輸送。例如，一些經濟學家鼓吹中國利用勞動力廉價的比較優勢進行國際競爭，導致中國出口大約1億條牛仔褲才相當于一架美國的波音飛機，而周邊國家利用更廉價的勞動力優勢參與競爭后，使我們陷入困境。

恩格斯指出，按照價值規律，假定其他一切條件相同，兩個資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樣報酬的活勞動，在相同的時間內會生產相等的剩余價值或利潤。但是，如果這兩個資本所使用的活勞動的量不相等，那么，它們就不能生產相等的剩余價值，或如李嘉圖派所說的利潤。但是情況恰恰相反。實際上，等額的資本，不論它們使用多少活勞動，總會在相同時間內生產平均的相等的利潤。這就在表面上和價值規律發生了矛盾，并導致看起來資本的所有部分除了它所使用的活勞動外，還包括機器等死勞動，似乎都在生產剩余價值，進而引發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的說法。然而，這種矛盾的出現，就在于商品經濟發生了變形，價值規律深化為一般利潤率規律。這種深化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首次揭示的。

假如有兩筆資本，資本量都是100，剩余價值率是100%，一筆資本由70c+30v構成，一筆資本由30c+70v構成，前者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后者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商品經濟早期，前者獲得剩余價值30m，利潤率為30%，后者獲得剩余價值70m，利潤率是70%。但是，馬克思指出，“資本是天生的平等派”，這種平等觀自然地會要求等量的資本獲得等量的剝削收益即獲得等量的利潤。如果兩個行業的利潤率差別較大，資本就會退出利潤率低的行業，進入利潤率高的行業，導致前者供不應求，價格上升，剩余價值增加，而后者供過于求，價格下降，剩余價值減少，形成后者的剩余價值向前者變相轉移的現象，直到兩個行業的資本的利潤率相等，這種資本流動才會停止。在上面的例子中，最后兩個資本都獲得同樣的50p（=(30m+70m)/2）的利潤。資本密集型的行業多獲得了20p的利潤，勞動密集型的行業少獲得了20p的利潤。從而，如果中國的產業結構即供給側的結構能夠更多地從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密集型，我們就能用同樣的勞動付出得到更多的收益，經濟增長也會更快，而這就意味著中國不僅要在勞動密集型的低端市場上進行競爭，還要在資本密集型的高端市場上進行競爭。

與中國經濟新常態相伴隨的耳熟能詳的一個說法是產能過剩。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術語中，產能過剩就是資本過剩。在列寧看來，自由競爭的主要標志是商品輸出，壟斷競爭的主要標志是資本輸出。（原話是：“對自由競爭占完全統治地位的舊資本主義來說，典型的是商品輸出。對壟斷占統治地位的最新資本主義來說，典型的則是資本輸出。”）資本過剩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經從自由競爭進入壟斷競爭時代，需要向外進行資本輸出了，這也是中國經濟新常態意味著中國經濟上了一個大臺階的典型標志。從而，這也意味著中國不僅要在商品市場上參與國際競爭，也要在資本市場上參與國際競爭；不僅要在資本引進上進行競爭，而且要在資本輸出上進行競爭。

事實上，近些年來中美貿易順差巨大就在于美國對華資本輸出巨大，這個資本在我國獲得的利益也是巨大的。顯然，美方的這些利益是不可以用中國自己印刷的人民幣來支付的，只能用中國的出口商品換得的美元來支付，這就必然造成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人民幣的升值并不能妨礙美國資本在中國繼續獲得利益，這也是為什么人民幣升值不可能消除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根本原因。這也說明了，為什么中國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下并不追求巨額貿易順差而貿易順差卻降不下來。要解決這個問題，辦法之一就是要以市場換市場，要求外國對等地對我國開放，減少對我國國內資企業收購外國企業的限制，使中國過剩的資本也能夠向外國尤其是美國輸出，使得中國企業也能夠在海外獲得巨大的利益，進而通過這些利益向中國轉移時轉化為中國對外貿易逆差，以此來抵消部分中國對外貿易順差。但是，要在資本輸出上參與國際競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要求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和外交能力為支撐，否則輸出的資本很容易打了水漂。

需要指出的是，從自由競爭向壟斷競爭的發展是歷史的進步，是社會生產力水平提高的表現，是社會主義社會物質條件日益具備、日益突破初級階段的表現，是小康社會全面建成的標志。但是，要在中國推動壟斷競爭，那么我們既不能讓外資壟斷中國，使中國成為外國的經濟殖民地；又不能像西方國家那樣讓國內的少數家族壟斷本國經濟，重回四大家族統治中國的黑暗時代；我們愿意做的，只能是完善生產關系，按照“兩個不能動搖”，實現和強化公有制經濟的壟斷競爭地位，在所有的市場上展開最積極的競爭。

（三）五個改革舉措

當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舉措，“簡言之，就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去產能就是要有效化解過剩產能。對此，我們首先要了解過剩產能的形成原因。當前，過剩產能最重要的形成原因是國際經濟危機和國外產能過剩的沖擊。例如，2014年下半年，我國許多地區出現了因賣奶困難，引起奶農“倒奶”甚至“殺牛”的現象。這種牛奶的產能過剩，其原因正是在于國際經濟危機和國外奶業嚴重生產過剩，國際奶價下跌，使得中國成為國外過剩奶粉的傾銷地，進而嚴重沖擊中國國內奶業生產，這才引起了大面積的倒奶現象。過剩產能的第二個形成原因是生產技術的進步和需求的品種發生變化，使得落后產能出現過剩。過剩產能的第三個形成原因是經濟周期的存在導致需求量的波動，形成產能的周期性相對過剩。過剩產能的第四個形成原因是在生產社會化的條件下，計劃不足，導致上下游生產能力不匹配，形成某個環節特別是上游環節的相對產能過剩。

無論是這四種產能過剩的哪一種情況出現，我們都不能簡單地像以前紡織業砸錠那樣去產能，除了造成損失，對經濟發展的益處不大。在第一種情況下，我們應當保護我們的產能，用反傾銷等手段限制國外過剩產能對我們的沖擊。在第二種情況下，我們可以像發達國家向我國輸出相對落后產能那樣，向比我國更加落后的國家和地區輸出這些產能，以減少損失。在第三種情況下，我們應當保留一定的產能過剩來適應經濟周期的存在。事實上，國際經濟危機發生時，沿海一些外貿企業的訂單下降，產能過剩，不少企業解散雇來的農民工，實行去產能化，以至于當競爭對手大量減少而訂單重新上升時，由于產能不足，只能喪失發財的機會。因此，去產能一定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盲目行事。在第四種情況下，必須加強社會生產的計劃性，當上游產能出現匹配性過剩時，要擴大下游產能，開發更多的下游產品來吸收和化解上游過剩產能，并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下游產品的需要。這也是下游產品的結構性改革。

去庫存首先要防止一邊去一邊增，在供給不再增加的情況下，才談得上去庫存。這個時候一般需要適當地擴大需求來消化庫存，需要需求側的舉措加以配合。畢竟從辯證法的角度來看，“放棄需求側談供給側或放棄供給側談需求側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

杠桿是因為債務負擔較重。因此，首先要考慮以股權融資取代債權融資，繼續推進債轉股，要落實國家的公有制經濟所有者代理人地位，代理履行公有制經濟所有者的職責，追加對公有制經濟的股權投資，減少公有制企業由于得不到股權投資而不得不自行尋求債權融資以求發展的負擔。其次是要理順借款和放款的利率關系，放款的利率不得低于借款的利率。中國社會科學院余永定研究員在英國《金融時報》2012高峰論壇的發言中指出，“中國凈資產差不多2萬億，也就是說你把錢借給世界各個國家了。按照道理我們每年應該收取利息，但是去年中國支付了270億的利息給別的國家，就是債權人不但收不到利息，反而給債務人付利息。”其原因就在于中國在借錢給別的國家和國際機構的同時，也向其他國家和國際機構借錢，而我們放款的利率大大低于借款的利率，把中國從一個名義上的債權國變成了實質上的債務國。

降成本是要降低企業成本。但是，在企業成本中，我們可以通過提高勞動效率，減少企業用工量來減少企業的勞動力總成本，但決不能降低勞動力的單位成本，也就是不能減少單個勞動者的勞動所得。我們決不能采用那種降低社會保障水平和最低工資標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決不能追求或維持勞動力廉價的競爭優勢。如果勞動者的收入水平不能提高，勞動者的生活狀況不能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得到較大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是一句空話，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就不可能實現。因此，降成本，我們主要是要降勞動力以外的，其他生產要素的成本。

補短板要求我們改進一切工作，尤其是那些成效大的工作。就政府部門的主要工作來講，一個是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一個是進行國有企業改革，其中包括公用事業中的國有企業改革。應當說，改革開放以來，政府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國有企業改革上，這個方面已經不是當前的短板，當前的短板在于公共服務水平偏低，公共服務的供給或者說產能不足。政府部門的工作應當向這個方面轉移。國有企業的管理工作，包括國資委，應當向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移交。習總書記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這也是指出了我們當前一個十分重要的“短板”。近些年來，學過政治經濟學的黨員和政府官員非常少，學好了的更是罕見，更談不上用好了。只有補上這個短板，我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參考文獻：

[1]《資本論》第1-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列寧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列寧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美]薩繆爾森、諾德豪斯著，蕭琛等譯，《宏觀經濟學（第17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版。

[5]余斌：《經濟學的真相——宏觀經濟學批判》，人民郵電出版社2010年版。

[6]余斌：《45個十分鐘讀懂〈資本論〉》，東方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系系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馬克思主義原理研究部主任，研究員，博導；來源：《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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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指導意義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指導意義

改革開放之前，傳統政治經濟學居于中國經濟學的壟斷地位。改革開放以后，由于與改革開放的實踐相脫節，加之缺乏有效的短期分析工具，其解釋和預測能力難以滿足實踐的需要，傳統政治經濟學范式“衰落”了。面對挑戰，政治經濟學界作出了兩種反應。

一種是消極的，即要么對中國經濟發展提出的理論需求和中國經濟學蓬勃發展的事實視而不見，對該范式自身的缺陷不去正視，固守傳統不變；要么在政治經濟學的資本主義部分沿襲舊制，再加上一些當代資本主義的描述性材料，而在社會主義部分引入一個簡寫本的西方經濟學（其藍本大多數是新古典綜合派）。后一種做法無疑漠視了一個理論范式內在邏輯一致性的基本要求另一種是積極的，即清除傳統理論中的教條主義影響，以《資本論》和《哥達綱領批判》等經典著作為主要理論依據，以中國改革發展的豐富實踐為理論源泉，推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范式的創新發展。

改革開放的實踐提出了緊迫的理論需求，提供了豐富的理論素材，創造了寬松的學術環境，從而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范式的創新發展提供了契機。盡管受到了西方經濟學范式的沖擊，但一個掙脫了教條主義束縛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范式正展示出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

概念、范疇體系和分析方法是區分理論范式的兩個最重要標準，也是一個理論范式自我完善的要點所在。在概念和范疇體系方面，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在所有制、所有權、勞動、勞動力、剩余價值、剩余勞動、資本等方面進行了熱烈的概念之爭，以求澄清概念，使討論能在共同的基礎上展開；其二，從現實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將其增補進來，以使該范式具有更強的時代特色。在分析方法方面的發展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進一步確立歷史唯物主義、唯物辯證法在研究中的方法論地位。雖然任何一本傳統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都宣稱自己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兩大研究方法，但由于受到教條主義的影響，它們并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現在，教條主義被逐步清除，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地位得以進一步確立和鞏固。其二，為了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也具有短期分析意義，有的學者試圖為該范式的工具箱中增加一些新的分析方法。

多方面努力的成果被初步整合進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為理論經濟學研究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性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對早期關于價值規律以及市場與計劃關系的探討做了進一步深化和系統化，并把這兩個主題拓展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關系這一更為全面和深刻的主題。因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兩大支柱，凝結著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經濟學界對經濟科學和社會主義理論的貢獻，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范式的創新發展。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發展

論文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理論

論文摘要：馬克思主義是認識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列寧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的創始人，斯大林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是一種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理論和模式，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找到了社會主義國家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方向，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發展。

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19世紀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中創立的。馬

克思和恩格斯在《資本論》等著作中，對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商品交換關系作過深入的研究，揭示的商品經濟的一般原理，為我們認識市場經濟提供了理論基礎。他們提出過計劃和市場這些概念，并沒有提出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并認為社會主義不存在商品經濟。他們認為，商品是私人勞動的產物，商品交換是私人生產者的一種勞動交換關系。因此，一旦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

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程中，對未來的社會主義作過一些科學的預測，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沒有商品貨幣關系的社會，在那里，人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1]。整個社會生產過程是在直接的有計劃的調節下進行的。由于消滅了生產資料私有制，人們之間不存在經濟利益的矛盾，因此，整個生產過程和生產關系都是簡單明了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社會一旦占有生產資料并且直接社會化的形式把它們用于生產，每一個的勞動，無論其特殊的用途是如何的不同，從一開始就成為直接的社會勞動。那時，一件產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徑加以確定，日常的經驗就可以直接顯示出這件產品平均需要多少數量的社會勞動。”在這種條件下，“人們可以簡單地處理這一切，而不需著名的?價值插手其間?”[2]。通過上述一系列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論述未來社會不存在商品貨幣關系是有前提條件的：第一，全社會的單一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第二，個別勞動直接表現為社會勞動；第三，每個人都成為“自由人”。具備這些條件需要相當豐富的物質基礎，并要求人的全面發展。現在看來，沒有一個國家具備這些條件，不能用這些論述來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首先提出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的是列寧。列寧提出了利用商品貨幣關系和市場機制、利用對個人經濟利益的關心、利用國家資本主義和經濟核算制等一系列中介環節建設社會主義的政策主張，在列寧看來，對于市場的利用只是過渡時期的一種特殊情況，對于未來社會主義經濟中是否還應保留商品貨幣和市場機制，他沒有來得及對理論作進一步的修正。社會主義制度的真正建立是在斯大林時期完成的，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和計劃經濟理論也是在這一時期最終確立的。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時，發現社會主義商品生產是沒有資本家參加的特種商品生產，它注定要與貨幣經濟一起為社會主義服務。并指出價值規律是“很好的實踐的學校”，它使我們的干部迅速地成長起來，成為社會主義生產的真正領導者。但是，斯大林對市場的這種認識仍然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從總體上還沒有超出傳統計劃經濟的認識框框。斯大林在蘇聯建立了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傳統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理論和模式，被大多數的社會主義國家所采用，并在很長時期內占據主導地位。這一模式的確立，一方面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商品貨幣的計劃經濟思想，同時也反映了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階段大規模的工業化的客觀要求。

從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開始，實行計劃經濟的原蘇聯和東歐各國的經濟增長日益緩慢，計劃經濟中運行動力不足、經濟結構僵化、經濟效率低下的弊病日益明顯。引入市場成了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各個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對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進行一些改革，從而使傳統的計劃經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對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在這種改革過程中，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也在逐漸被沖破。市場機制的作用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高度重視。從那時起，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成了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中的核心問題，對于這一問題的探討構成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的基本動力，使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逐步擺脫了傳統計劃經濟思想的束縛，大大推動了對市場經濟的認識。

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從總體上看是以前蘇聯模式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建國初期，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已經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的提高開辟了廣闊的天地。但是，當時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排斥市場和市場

機制的作用，忽視價值規律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充分體現。有時由于實踐的需要在經濟政策上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市場因素，但這只是度過經濟困難的策略，一旦經濟情況好轉，主張取消限制市場的思想又會占上風。在我國，對于社會主義經濟中商品貨幣關系和市場問題的認識從社會主義制度建立時就開始了。但是，當時對于這一問題的認識從總體上沒有超出傳統計劃經濟理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指引下，突破傳統觀念，對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進行了大膽探索，經歷了從實踐到理論不斷深化的過程，開始了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真正認識。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就是正確理解和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針對當時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首先提出要“在堅持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前提下，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的改革原則，確立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改革措施。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認真總結了農村改革和城市企業改革的經驗，把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明確表示為“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進而又提出了改革計劃體制，加強市場調節的改革思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市場、市場調節和市場機制在現實的經濟過程中發揮著更大的作用。基于這些新的認識，黨的十三大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新思路，即提出建立“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和“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運行機制。自1989年下半年開始，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三年治理整頓時期，與此相適應，在經濟體制上，也著力于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改革。1992年春，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的談話，明確地把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看作是“體制性”的范疇，而不是區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制度性”的標志。鄧小平同志的這一思想，為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同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詳細論述了改革的理論原則。由此開始了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實踐。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本世紀初建立起新的體制，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偉大歷史任務。黨的十五大則進一步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成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和重要內容之一。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實踐，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終于找到了在貧窮落后的社會主義大國如何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如何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對中國乃至全世界都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頁。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3卷，第348頁。

[3]魏杰主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通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4]肖云著.《資本論》與市場經濟問題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

[5]顧海良,張雷聲著.從馬克思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北京出版社）

第四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聚焦2016年高考時政熱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2016年文綜政治學科高考，從經濟生活熱點而言，可能要從以往重點關注“需求”轉向“供給”，尤其是“供給側改革”，而其中之一就是“結構調整”。

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他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

人類歷史上，還從未有十幾億人口的國家，成功跨過中等收入陷阱，躋身發達經濟體。面向“十三五”，克難前行，完成“驚險一躍”，方能順利地邁向復興的彼岸。穿越經濟發展“三峽”，創造新的發展奇跡，必須打開一扇門。這扇門就是結構。這是攸關民族復興、百年夢想的抉擇，是一場必須完成的自我革命。

一、何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與“需求側”相對應。需求側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三駕馬車決定短期經濟增長率。而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條件下所實現的增長率即中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率。而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

供給側改革是一種尋求經濟新增長新動力的新思路，主要強調通過提高社會供給來促進經濟增長。對于如何拉動經濟增長，需求側管理與供給側改革有著截然不同的理念。需求側管理認為需求不足導致產出下降，所以拉動經濟增長需要“刺激政策”（貨幣和財政政策）來提高總需求，使實際產出達到潛在產出。供給側管理認為市場可以自動調節使實際產出回歸潛在產出，所以根本不需要所謂的“刺激政策”來調節總需求，拉動經濟增長需要提高生產能力即提高潛在產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所謂“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增長，通常叫做技術進步率，是指產量與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產出增長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長率的部分為全要素生產率（TFP，也稱總和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全要素生產率的來源包括技術進步、組織創新、專業化和生產創新等。

政策手段上，包括簡政放權、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國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創新能力等，從供給側管理角度看，本質上都屬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方式。

從“三駕馬車”到“供給側改革”，這種話語變化勾勒出中國經濟的演變，消費在國民經濟所占比重越來越大，對供給側的要求越來越高，在倒逼壓力之下，“供給側改革”的效果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轉型能夠平穩落地。“經濟結構性改革”分解為四個關鍵點，包括化解產能過剩、消化房地產庫存、降低企業成本、發展股票市場。“經濟結構性改革”，任重而道遠，非一日之功。本次中央首提“供給側改革”，短期上是為了應對當下的嚴峻挑戰，長期上是追求的正是一個“供需向相匹配”的新經濟結構。

供給側改革內涵：簡言之即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二、為何要進行供給側改革？

供給條件深刻變化：

“人口紅利”快速消失下面對“劉易斯拐點”挑戰，資源環境承載力接近甚至達到極限，成本提升讓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持續下降。

結構積弊愈演愈烈，變革洪流浩浩蕩蕩。資源稟賦變化之后，發展路徑決不能就此被堵死—— 如果不調整結構，投資就沒有效益，無法償還的貸款借債形成壞賬后，財政金融風險將陡然增大； 如果不調整結構，產品就沒有市場，過剩的中低端產品不可能滿足消費升級的需要；

如果不調整結構，企業就沒有利潤、員工就沒有收入，也難以依靠實體經濟挖掘中國經濟增長潛力； 如果不調整結構，政府就沒有稅收，民生和公共服務無從改善，社會也難以和諧穩定。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經濟要發展，而發展應是有效益、有質量、可持續的。風險挑戰倒逼之下，調整結構、轉換動力是必然選擇。

三、供給側改革如何落實？

習主席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中明確指出，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功能健全的股票市場。中財辦副主任楊偉民稱之為推動經濟結構改革的四個“殲滅戰”。

供給側改革將分別在勞動力、資本、創新、政府四條主線上推進。

1.如何優化勞動力配置？具體路徑有三條：一是放開生育政策，補充人口紅利；二是戶籍制度改革并發展服務業，促進勞動力跨地域、跨部門流動，同時也能消化地產庫存、穩定就業；三是促進扶貧注重教育，從而提升人力資本。

2.如何優化土地和資本配置？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確權和加速農地流轉，從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抑制地產泡沫。而資本要素改革的核心在于降低企業成本、提升企業盈利：資源品價改降低原材料成本，減稅降費加速折舊降低財稅成本，利率市場化結合降息降低財務成本，養老保險體系改革降低人力成本。而提升企業盈利的另一項改革是淘汰落后產能，國企是主要承擔者。

3.如何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首先是構建激勵機制，提升創新意愿，這有賴于資本市場的建設和直接融資的發展。其次是為企業營造寬松的成長環境，提升創新轉化率，具體措施包括推進產學研結合、提供資金便利和稅費減免。

4.政府自身如何落實供給側改革？一是通過反腐、打破壟斷、簡政放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國企改革，通過合并重組提升績效，為經濟提供動力。

落實供給側改革：一是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

二是“實行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思路；

三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五大重點任務。供給側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 制度層面：構建跨越中等陷阱必須的現代金融、產業、財稅等制度體系，放松各種管制，打破壟斷，釋放民間資本的活力；

技術層面：通過營造激勵創新的生態，實現創新驅動； 人力層面：通過教育制度改革，實現人力資本的跨越；

社會保障：通過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實現共享發展。

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經濟生活知識的對接

供給側改革(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關鍵看三個供給——勞動力供給，減少勞動力結構性錯配，提高勞動生產率；技術供給，加大技術創新力度，提高科技進步貢獻率；制度供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經濟效率。三個“供給”，最后都落在“率”上。

涉及的經濟生活知識：

（1）生產決定消費，生產決定消費的對象、消費的方式、消費的質量和水平，生產為消費創造動力。供給側改革強調通過提高生產能力來促進經濟增長，做到精致生產，提高供給質量，實現“供需匹配。

（2）人是生產力中最具決定性的力量，全面提高勞動者的素質以加快生產力發展。

（3）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加快科學技術的發展，推動科技進步和創新，有利于生產力發展。

（4）健全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尊重勞動、知識、人才、創造，要實施人才強國戰略，全面提高勞動者的素質。

（5)效率是公平的物質前提。供給側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提高資源利用率。

(6)土地、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資源是物質資料生產的生產要素，供給側改革就是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促進生產力的提高和資源的有效利用。

（7）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8）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推動經濟發展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使經濟發展更多的依靠內需拉動，更多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驅動。

國家(政府)角度：

①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實行科學的宏觀調控。②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③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a.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

b.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

C.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推動經濟發展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使經濟發展更多的依靠內需拉動，更多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驅動。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

④積極應對經濟全球化，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堅持優進優出，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企業角度：

①制定正確的經營戰略；

②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依靠技術進步、科學管理等手段，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資源利用率，發展循環經濟、低碳經濟。

③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依靠科技進步，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使生產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二、【熱點試題】

1.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要放松管制、釋放活力、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從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這就意味著政府要進一步：

①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

②加強自身監督，打造陽光政府

③加快政府職能市場化改革，建設有限政府

④放寬市場準入限制，營造創新創業環境

A.①③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2.近年來，“海淘”“海購”逐漸成為消費時尚，國人海外“掃貨”熱度不斷上升，從美國蘋果手機到法國皮包，從韓國美妝到日本馬桶蓋??客觀地講，國外產品受追捧，并非簡單的崇洋媚外的消費心理，它反映了生活水平提高后人們對消費產品質量的重視，折射出中國長期以來“供給側”的不足。這給我們國內企業的警示是：

①提高產品質量，滿足市場需求

②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化解產能過剩 ③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形成競爭優勢

④擴大開放規模，提高開放水平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3.十二五”期間，針對需求不足矛盾，很多政策重點在需求側發力，對于當時經濟穩增長確實發揮了效果。但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亟需供給體系跟進調整，這時候就輪到“供給側改革”發揮功效。這表明：

①物質決定意識，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

②矛盾具有特殊性，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③矛盾雙方的轉化是必然的④意識可以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③④

4.現在，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投資對經濟的拉動效果在遞減，而供給側總體上呈現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的狀況；同時，不少消費品供給規模有余而品質不足。為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體現了： ①兩點論與重點論的統一

②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③認識事物要抓住主流

④量變為質變創造條件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5.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離不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也需要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者潛力。這是因為：

A.整體是平穩的，部分卻是變化的B.世界是絕對運動與相對靜止的統一

C.整體居于主導地位、統率著部分

D.量變積累到一定程度會導致質變 6.產業政策要準。一個“準”字，點明了產業政策必須瞄準結構性改革的方向，引導資源流向薄弱環節與關鍵領域。產業政策要做到“準”，需要：

①把基層實踐作為制定政策的唯一可靠依據 ②把那些經過實踐檢驗、已十分完善的政策付諸實踐 ③把發揮主觀能動性與尊重客觀規律結合起來 ④在科學原理的指導下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7.2015年11月18日，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發表演講時表示： “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以下有關供給側改革論述的選項中錯誤的是：

A.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 B.供給側改革增長更多依靠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

C.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動力在于企業。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際上是政府宏觀調控，培育企業這一供給主體

D.供給側改革”意味著我國改革總體思路的調整

8.2015年I1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人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提出“供給側改革”的經濟依據是：

A.生產能為消費創造動力

B.消費對生產起導向作用 C.生產與消費互為動力源

D.消費拉動經濟發展水平

9.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

①解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需要 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謀發展的需要

③調整生產關系和對外開放的客觀要求

④社會主義本質和提高我國綜合國力的客觀要求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10.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2016年經濟工作的重點。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提升經濟發展質量。下列有利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措施有：

①轉變外貿出口方式，刺激出口增速提升

②促進產業優化重組，有效化解過剩產能 ③大力推進結構性減稅，降低企業成本

④培育新的消費熱點，加快消費結構升級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11.“十二五”期間，我國傳統中低端的消費品供給嚴重過剩，國內消費增速拾級而下，但中國居民卻瘋狂“海外掃貨”，搶購海外國際品牌商品。僅去年一年我國居民海外消費總額達到1.1萬億元。這說明： ①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增加供給 ②我國國內供需結構性失衡，要加強供給方面的結構性改革 ③要通過創新供給，著力提高我國商品與服務供給的質量 ④要規范消費秩序，營造良好的消費環境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12.近年來，“海淘”“海購”逐漸成為消費時尚，國人海外“掃貨”熱度不斷上升，從美國蘋果手機到法國皮包，從韓國美妝到日本馬桶蓋??客觀地講，國外產品受追捧，并非簡單的崇洋媚外的消費心理，它反映了生活水平提高后人們對消費產品質量的重視，折射出中國長期以來“供給側”的不足。這給我們國內企業的警示是：

①提高產品質量，滿足市場需求

②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化解產能過剩 ③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形成競爭優勢

④擴大開放規模，提高開放水平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13.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要放松管制、釋放活力、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從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這就意味著政府要進一步：

①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

②加強自身監督，打造陽光政府

③加快政府職能市場化改革，建設有限政府 ④放寬市場準入限制，營造創新創業環境

A.①③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14.十二五”期間，針對需求不足矛盾，很多政策重點在需求側發力，對于當時經濟穩增長確實發揮了效果。但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亟需供給體系跟進調整，這時候就輪到“供給側改革”發揮功效。這表明：

①物質決定意識，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

②矛盾具有特殊性，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③矛盾雙方的轉化是必然的 ④意識可以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③④

15.現在，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投資對經濟的拉動效果在遞減，而供給側總體上呈現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的狀況；同時，不少消費品供給規模有余而品質不足。為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體現了： ①兩點論與重點論的統一

②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③認識事物要抓住主流

④量變為質變創造條件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16.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離不開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也需要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者潛力。這是因為：

A.整體是平穩的，部分卻是變化的 B.世界是絕對運動與相對靜止的統一 C.整體居于主導地位、統率著部分

D.量變積累到一定程度會導致質變 17.產業政策要準。一個“準”字，點明了產業政策必須瞄準結構性改革的方向，引導資源流向薄弱環節與關鍵領域。產業政策要做到“準”，需要：

①把基層實踐作為制定政策的唯一可靠依據 ②把那些經過實踐檢驗、已十分完善的政策付諸實踐 ③把發揮主觀能動性與尊重客觀規律結合起來 ④在科學原理的指導下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最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熱詞。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針對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旨在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回答18～19題。18.現階段，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意味著：

①擴大內需的政策已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 ②消費者未來將獲得更多的實惠和便利

③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④化解過剩產能成為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19.2015年12月21日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由此可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①是人們有意識、有目的地改造客觀世界的物質性活動

②是不斷解決社會基本矛盾、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舉措 ③體現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立足整體，統籌全局

④體現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堅持事物發展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20.（16分）閱讀材料，回答下列問題。

當前，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下行壓力加劇，企業投資萎縮，缺乏活力，這使得“供給跟不上需求”的矛盾逐漸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障礙。與此同時，中國消費品供需正面臨著嚴重的結構性失衡：一方面，衣服鞋帽玩具等傳統的中低端消費品供給嚴重過剩，價格持續下滑；另一方面，高品質消費品供給不足，中國居民在海外瘋狂掃貨。

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要求在適度擴大內需的同時，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意味著我國經濟治理思路出現重大轉變。

（1）結合材料和所學經濟知識，分析我國應如何加強“供給側改革”。（8分）

（2）結合材料運用矛盾同一性原理，說明“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強供給側改革”的合理性。（8分）

21.（19分）閱讀材料，回答問題。

材料一：國民經濟問題可以簡單理解為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以往靠投資、消費和出口“三駕馬車”拉動需求帶動經濟發展的方式屬于需求側管理。目前，中國的供給體系無法更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如：中國生產的電飯煲、馬桶蓋等相關產品產量較大，但中國人卻不吝重金到海外購買日本品牌。在需求倒逼的壓力之下，“供給側改革”勢在必行。

材料二：2015年11月10日，習近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會議中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供給側改革，將有利于增強企業創新能力、提高供給質量與效率、改善供給結構。

（1）結合材料，運用《經濟生活》的知識說明供給側改革的依據。（10分）

（2）結合材料，運用唯物辯證法實質與核心的知識，分析宏觀調控從單純的需求刺激，到需求和供給“雙輪驅動”的哲學依據。（9分）

22.“供給側改革”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將發展方向鎖定新興領域、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當下供給側存在如下問題：面向低收入群體為主的供給體系，沒有及時跟上國內中等收入群體迅速擴大而變化了的消費結構;供給體系滿足多樣化、個性化消費的能力相對比較差;有些產業的發展已經到了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峰值;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提高過快，削弱了企業特別是實體經濟企業的盈利能力等等。

(1)針對供給側存在的問題，從唯物辯證法的角度為供給側改革提出方法論建議。(9分)(2)根據材料，從政府職能角度說明我國政府在供給側改革中該如何作為。(9分)

23.2015年12月18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推動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堅持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會議強調，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具體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業，淘汰落后產能，將發展方向鎖定新興領域、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1）上述材料是如何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4分）

（2）在新的一年里，面對供給側改革宏觀調控的新形勢，企業應如何應對才能取得更大發展？（4分）

24.（34 分）閱讀材料，回答下列問題

材料一：2015 年 10 月 22 日，由工信部等部委主辦的“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規劃成果匯報會”召開。李克強作出重要批示，要求針對產業發展的瓶頸和短板，著力突破核心技術和關 鍵零部件制約。國內新能源汽車市場持續火爆，但零部件基礎相對薄弱。科技部已在年初發布征求意見稿，4 擬對新能源車的 12 個模塊進行鏈式扶持，特別是電池、電機 等上游零部件領域。政策面對于新能源車零部件發展的關注度正在持續提升。

材料二：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至 29 日在北京舉行。全會聽取和討論了習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 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全會強調，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必須遵循以下原則：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科學發展，堅持深化改革，堅持依法治國，堅持統籌國內 國際兩個大局，堅持黨的領導。

材料三： “十二五”期間，針對需求不足矛盾，很多政策重點在需求側發力，政府采用了 “西醫” 治療，對于當時經濟穩增長確實發揮了效果。但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亟需供給體系跟進調整，這時候就輪到“供給側改革”這一劑中醫良藥發揮功效。可見，未來我國推進新一輪經濟改革，要防止對“西醫”過度依賴，采用“中醫為主、西醫配合”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相結合的綜合療法。“供給側改革”不僅是對眼下中國宏觀經濟的一劑對癥良 藥，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也意味著未來更多的實惠和便利。

(1)結合材料一，運用經濟生活知識，說明我國政府扶持新能源汽車的依據。(12 分)

(2)結合材料二，運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有關知識，分析上述材料體現的政治生活道理。(10 分)

(3)結合材料三，從辯證唯物論的角度分析我國的上述舉措。（12 分）

參考答案：

1.C 2.B 3.A 4.A 5.B 6.D7.D 8.A 9.C 10.C 11.B 12.B 13.C 14.A 15.A 16.B 17.D 18.B 19.A

20.（1）簡政放權，激發企業活力，增加有效供給；推動企業兼并重組，淘汰落后產能；引導企業增強品牌意識，不斷提高產品質量；鼓勵創業創新，推動新技術、新產業發展，不斷創造新供給。（8分）

（2）矛盾具有同一性，矛盾雙方相互依賴，相互滲透，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3分）供給和需求是現代經濟活動互為關聯的兩個方面；擴大內需能夠引領和推動供給，加強供給側改革有利于推動消費升級；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劇的情況下，由原來著重擴大內需轉向加強供給側改革，有利于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5分）

21.（1）①生產決定消費，生產決定消費的質量和水平。通過供給側改革提升中國制造的水平；消費對生產有反作用，消費的升級對生產具有導向作用。消費結構升級倒逼供給側改革。（4分）②國家實行科學的宏觀調控是對國民經濟總量進行調節和控制。供給側改革有利于提促進總供給和總需求平衡，保持國民經濟穩定增長。（2分）③企業是國民經濟的細胞，是經濟活動的主要參加者。供給側改革有利于激發企業創新能力，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2分）④供給側改革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重大舉措。（2分）

（2）（每點3分）①矛盾具有普遍性，這要求我們一分為二，全面的觀點看問題。宏觀調控要注重需求和供給的“雙輪驅動”。②矛盾具有特殊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供給側結構改革是解決目前中國 產能過剩，升級中國制造 重要舉措。③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堅持了兩點論和重點論統一。

22.（1）①要用發展的觀點看問題，供給要適應變化發展的消費結構。②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供給應滿足多樣化、個性化的消費需求。③要堅持聯系的觀點看問題，要處理好生產與資源環境之間的聯系。④要樹立創新意識，通過科技創新，改進技術，提高勞動者素質，不斷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每點3分，答出三點即可)

（2）①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提高政府為經濟社會服務、為人民服務的能力和水平。②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優化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促進中高端產品的生產。③組織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通過發展科技、教育、文化等事業提高勞動者素質，推進技術創新。④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及時淘汰落后產能，為人民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每點3分，答出三點即可)

【考點】政治生活的政府職能。

23.（1）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4分）

（2）確立正確的發展戰略，努力發展生產，特別是高新產業，增加適銷對路的高質量產品和服務；樹立創新意識，通過科技和管理形成競爭優勢；誠信經營，樹良好企業品牌和形象。（每點1分，結合材料1分，共4分）

24.（1）①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國家的宏觀調控。②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戰略抉擇。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必須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增強創新驅動發展新動力。要求針對產業發展的瓶頸和短板，著力突破核心技術和關鍵零部件制約。④全面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每個要點 3 分）

（2）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2 分）②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它的宗旨。（2 分）③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因此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2 分）④中國共產黨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因此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科學發展，堅持依法治國。（3分）⑤中國共產黨堅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需要。（2 分）

（3)①物質決定意識，要求一切從實際出發。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亟需供給體系跟進調整，這時候就輪到“供給側改革”這一劑中醫良藥發揮功效。②規律的客觀性、普遍性，要求重客觀規律。針對我國存在的不同情況，采取不同的方法解決。③人在規律面前不是無能為力的，可以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未來我國推進新一輪經濟改革，要防止對“西醫”過度依賴，采用“中醫為主、西醫配合”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相結合的綜合療法。④意識具有能動作用，要重視正確意識的指導作用。“供給側改革”不僅是對眼下中國宏觀經濟的一劑對癥良藥，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也意味著未來更多的實惠和便利。

第五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專題資料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專題

學習資 料

（2016年5月）

從兩個方面看：

一、概念的闡釋；

二、中央的要求。

一、概念的闡釋

（一）正確認知

——供給側：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說，學經濟學只要掌握兩件事，一個叫供給，一個叫需求。無論是宏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都以供給和需求作為一般性研究分析的邏輯起點。簡言之，供給就是出售、需求就是購買。供給與需求，實質上就是一個賣方與買方的問題。

“供給”，指的是生產者在一定時期內在各種可能的價格下愿意而且能夠提供出售的該商品的數量。其包含2個條件：生產者有出售愿望和供應能力。（與供給相對的“需求”，指的是消費者在一定時期內的各種可能的價格下愿意而且能夠購買的該商品的數量。也包含2個條件：消費者有消費欲望和購買能力。

（從當前現狀來看，供給方面愿望沒問題、但能力有問題，需求方面能力沒問題、但欲望有問題）

“側”，從字面上理解，就是指“側重”于某一個“側面”。因此，“供給側”就是與“需求側”相對的一個專業術語。兩者的區別在于：

以往我們所做的工作多半是加強需求側管理，重點從結果出發，著眼于保持經濟短期內的穩定增長，通過合理調控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熨平”經濟周期性的波動；

現在我們要做的工作則更多是突出供給側管理，重點從源頭 入手，著眼于實現經濟中長期的潛在增長，通過科學配置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四大要素”（也有學者把制度列為第五要素），“彌補”經濟結構性的缺陷。

——結構性：簡言之，就是經濟運行的構成性特征。結構性問題，是中長期形成供需錯位、脫節、失衡的根本原因。我國新常態下面臨的矛盾，面子上是速度問題、里子上是結構問題。這些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增長動力結構、要素投入結構、能耗排放結構、收入分配結構6個方面。

產業結構問題：一產業仍較粗放，抗風險能力差；二產業傳統“三高一低”（即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附加）比重偏大，創新能力不強，處于價值鏈低端；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發達國家70-80%，中國50-60%，且房地產是拉動主要力量之一）。

區域結構問題：人口分布不合理，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偏低，同時還有東中西部之間、城鄉之間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公平。

增長動力結構問題：過多依靠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拉動經濟，對改革、轉型、創新“三組動車”潛力發掘不夠。

要素投入結構問題：過度依賴勞動力、土地、資源等一般性生產要素投入，人才、技術、知識、信息等高級要素投入不足。

能耗排放結構問題：單位產值能耗過大（五類主要資源平均消耗強度高于世界均值90%，標煤能耗是世界均值的2.5倍）、“三廢”碳排比重偏高，資源環境的壓力不斷加劇。

收入分配結構問題：城鄉收入、行業收入、貧富收入的差距都比較大，財富過于集中在少數地區、少數行業和少數人手中。

——改革：正式一點說，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黨章上說的是“強國之路”）；口頭一點說，是“關鍵一招”、是“最大紅利”、是“主旋律”；具體到經濟領域來說，它是“推 進經濟結構調整的實踐路徑”，也就是說，“改革是當下中國經濟結構性問題的解決之道。”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著眼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增強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其目的在于針對供需結構錯配，側重于從供給方面通過一系列精準改革，清除供給冗余、夯實供給基礎、釋放供給活力、拓展供給空間、提高供給質量、確保供給安全，增強發展新動能、釋放發展新活力，促進中國經濟提質增效、行穩致遠。

（二）認識誤區

1、棄用論。爭論焦點：有了供給側改革，還要不要需求側管理？對于經濟運行而言，供給側與需求側同等重要，兩方面結構性改革應當同步推進，不能顧此失彼。供給側與需求側是矛盾統一體的兩個方面，不能因為強調一側而忽略另一側。在供給與需求的關系問題上，應堅持辯證法思維、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相統一。當前中國經濟的問題癥結在于：表面上是需求不足，實質上是供需錯配。(經濟發展面臨“四降一升”，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我國經濟發展的總量性矛盾、周期性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由總量性、周期性問題轉化為結構性問題（前者更多適宜從需求側管理來解決、后者則更多適宜從供給側管理來解決）。同時，供需結構錯配的矛盾中需求側和供給側都有問題，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所以，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言“側重”，那么前提是兼顧、不是偏廢，只有此消彼長的組合、沒有非此即彼的排斥。只有堅持供給側改革與需求側管理同步配合，才能實現新的、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2、回歸論。爭論焦點：是不是要嚴管供給，搞“新計劃經濟”，或是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自黨的十四大以來，我們黨就一直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這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之一，不能也不會輕易改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絕不是搞“新計劃經濟”，更不可能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上去。恰恰相反，其核心是要放松管制、釋放活力，通過完善市場機制，矯正以前過多依靠行政配置資源帶來的要素配置扭曲，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推動“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政府的角色定位，就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即“市場有效”時營造相對寬松、充滿活力的發展環境；“市場失靈”時及時補位，采取合理調控和適度干預，保障經濟健康發展。

3、借用論。爭論焦點：能不能直接照搬照抄或仿效西方供給經濟學派等方面的治理方法？西方供給經濟學派應對的核心問題是上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的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并存的“滯脹”問題。而我國當前經濟形勢，只是減速換擋、并未停滯，且同時不存在通脹，相反還有通縮的趨勢，與西方世界的“滯脹”有根本不同，因此不能簡單套用供給學派提出的減稅、私有化、削減福利、緊縮銀根等策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黨中央在冷靜分析世界經濟長周期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礎上，集中全黨和全國人民智慧，基于國內實踐開展的一次理論綜合性集成創新。其理論基礎只能是以新常態理論為創新背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二、中央的要求

（一）提出的過程 當前，全球經濟仍然處于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深度調整期，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美國初步回暖、日本衰退止步、歐洲深陷危機、新興經濟體普遍萎靡，盡管中國表現不俗，但新常態下也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問題新挑戰。適應、把握、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所謂“新常態”，其大背景是由大到強轉折期、陷阱跨越關鍵期、要素約束瓶頸期、深化改革攻堅期、全球治理分化期；其小背景是“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特殊時期”；其特征是“增速換擋（高速轉向中高速）、方式轉變（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結構優化（增量擴能轉向調存優增）、創新驅動（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市場決定、福祉共享”；其波形是L型，而不是V、U或W型；其對策就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從“‘三期’疊加”、到“新常態”、再到“五大發展理念”、再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黨中央和國務院基于全國經濟形勢作出“分析—判斷—定位—應對”的“四步曲”，也是在探索中國發展實踐中認識逐步深化、思路日漸清晰、舉措不斷明確的過程（也可說是一個取勢、明道、優術的過程）。

2015年11月10日總書記中央財經領導下小組會議上首次提出“著力加強供給側改革”；一天后，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上強調要“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五天后，總書記在G20峰會上再次強調要“重視供給端和需求端協同發力”；七天后，李總理“十三五”規劃編制工作會上再次指出，要“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八天后，總書記在APEC會議上第三次提及“供給側改革”。兩位國家主要領導人9天內5次提到“供給”內容，如此高頻“點題”，也被視為一個月后中央經濟工作會正式 部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關工作的前奏。

從本質上看，新常態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邏輯關系，其實就是形勢與任務的因果關系。因此中央明確指出，“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系全局、關系長遠，是綜合研判世界經濟形勢和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的重大決策，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

（二）應對的舉措

主要內容概括起來，就是“2個五”：

1、五大工作任務：（“三去一降一補”）

第一，去產能，即化解過剩產能。重點要全面淘汰落后產能（重拳治理“僵尸企業”）、嚴控新增過剩產能、創新消化低效產能、海外轉移低端產能、大力培育優勢產能。

第二，降成本，即降低企業成本（規工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成本在85元以上，平均利潤率只有5.5%）。重點要打出“組合拳”，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稅費負擔、社會保險費負擔和融資財務成本、電力成本、物流成本。

第三，去庫存，即消化房地產庫存（重點是二三線城市和不合理的高價房）。重點要推進戶籍制度改革，促進農民工市民化，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建立購租并舉的住房制度，完善住房政策性金融；鼓勵開發企業調整營銷策略，降低房屋銷售價，提高產業集中度。

第四，補短板，即擴大有效供給。重點要補齊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短板，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全面實施精準扶貧；補齊居民消費升級的短板，圍繞從質到量、從產品到服務、從排浪式到個性化的消費發展新趨勢創造新供給；補齊軟硬基礎設施建設的短板，提高投資有效性和精準性，推動形成市場化、可持 續的投入機制和運營機制；補齊高素質人力資本的短板，加大投資于人的力度，優化配置勞動力，持續擴大就業面；補齊“三農”發展的短板，加強農業現代化基礎建設，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保障農產品質量效益和農民穩定增收。

第五，去杠桿，即防控金融風險（總體看，債務水平適中、溫和可控，240<360。分類看，四部門中：居民、金融機構范圍適宜。非金融企業、政府指標增長快，且非金融企業水平高121超過90閾值；政府隱債多、償還壓力大）。重點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建立健全多層次金融服務體系，規范各類融資行為，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的底線。

2、五大政策支撐（供給側與需求側兩端發力）：

第一，宏觀政策要穩。其目的是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重點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結構性減稅、階段性提高赤字率、保障政府支出責任）；二是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降低融資成本，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和社會融資總量適度增長，擴大直接融資比重，完善匯率形成機制）。

第二，產業政策要準。其目的是準確定位結構性改革方向。重點要堅持創新引領、創新驅動，激活存量、補齊短板，大力發展實體經濟，一產業要推進農業現代化、二產業要建設制造強國、三產業要加快現代服務業發展，同時提高基礎設施網絡化水平。

第三，微觀政策要活。其目的是激發市場主體活力。重點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轉職能，以“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為基本思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降門檻、寬準入、減成本，將該放的放下去、該管的管起來、該服務的服務到位，真正做到“放水養魚”。二是優環境，從政策上、制度上、服務上營造寬松市場環境，破除市場壁壘和地方保護，保障企業權益，改善企業 預期，增強企業信心，擴大有效供給，適應消費需求。

第四，改革政策要實。其目的是大力推動改革落地。重點要保持戰略定力，堅持變中求新、新中求進、進中突破，持續通過改革加快釋放結構調整紅利、新型城鎮化紅利、自貿區建設紅利、企業創新紅利、新人口紅利。

第五，社會政策要托底。其目的是守住民生底線。重點要發揮社會政策“穩定器”作用，立足于“兜底”，保障群眾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務，落實精準扶貧、脫貧攻堅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