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供給側改革”到底是什么？

“供給側改革”到底是什么？

“供給側改革”，最近幾天，你是不是經常看到、聽到這個詞?11月10號到18號，前后9天，中央4次提及“供給側改革”，它的全稱是“供給側的經濟結構性改革”，這一概念成為當下中國經濟領域最熱的詞匯。可以預見，中國經濟改革將迎來一次不小的變化。

到底有多火?中央9天4提

11月10號，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首次提出了“供給側改革”，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11月1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強調“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擴大內需”;

11月17號，李克強在“十三五”《規劃綱要》編制工作會議上強調，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端發力促進產業邁向中高端;

11月18號，習近平在APEC會議上再提“供給側改革”，指出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給體系更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

中央如此密集提到的“供給側改革”，到底是什么意思?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如此重視?加強“供給側改革”，咱老百姓會獲得哪些益處?

這么火的詞兒到底是啥意思?

事實上，這個看起來“高大上”的供給側改革，并不像表面看起來那樣艱澀難懂。大道至簡，供給側改革蘊含的經濟思想非常樸素：我們總希望在一個運行良好的市場上，實現供需兩端產品(服務)數量、結構和層次的總體匹配，這樣買家(需求側)能以合適的價格，買到他需要的東西;賣家(供給側)則可以適當的盈利水平，把東西賣給需要的對手方。實現供需平衡，這幾乎是所有經濟政策的最終出發點和落腳點。

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具體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業，淘汰落后產能，將發展方向鎖定新興領域、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我國目前就是處于嚴重供需不平衡的情況：一方面商品過剩，再打折促銷也無人問津;另一方面許多人為了一副馬桶蓋、一個電飯煲、一罐嬰兒奶粉，不惜萬里，走出國門求購;此外，房地產也處在嚴重庫存和一大波購房需求者同時并存的狀態。“生產過剩”其實只是“生產錯誤”。這背后折射出中國長期對“供給側”的疏忽，造就了今日難以滿足市場需求的尷尬。哪些領域、哪些產業、哪些產品在“供給側”需要加大投入和生產，正是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需要。所謂的供給側改革，就是來解決這種現狀的。

十二五”期間，針對需求不足矛盾，很多政策重點在需求側發力，政府采用了“西醫”治療，對于當時經濟穩增長確實發揮了效果。但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亟需供給體系跟進調整，這時候就輪到“供給側改革”這一劑中醫良藥發揮功效。

面對經濟持續下滑，我國沒有再出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而是簡政放權，連續下放行政審批權，探索設立自由貿易區，激發市場內在活力。可見，未來我國推進新一輪經濟改革，要防止對“西醫”過度依賴，采用“中醫為主、西醫配合”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相結合的綜合療法。

認準“病根”下對藥，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強調“供給側改革”?

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面臨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很多人把注意力集中在“GDP增速”那點事兒上，增速稍一下滑就叫囂“中國經濟不行了”。

其實，中國經濟表面上看是速度問題，但根子上看，卻是結構問題。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在長期形成的粗放式發展慣性作用下，一些重化工行業和一般制造業形成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加大了經濟下行壓力。中國的供給體系，總體上是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同時存在著結構性的有效供給不足。

加強“供給側改革”，表明中央決策堅持問題導向，從生產供給端入手，打造經濟發展的新動力。目前，中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國家，需求出現了新升級，只有產業結構跟上來，現代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加快發展，同時將產能嚴重過剩行業加快出清，才能形成新的核心競爭力。

第二篇：供給側改革、“一帶一路”、建筑工業化,到底給建筑業帶來了什么？

供給側改革、“一帶一路”、建筑工業化，到底給建筑業帶來

了什么？

供給側改革對建筑業的影響

“供給側改革”已經成為時下中國經濟領域最引人注目的詞匯。自2015年10月中央財辦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在廣東考察時談及“供給側改革”開始，2015年11月中央四次提及“供給側改革”，習近平主席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概念；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五大任務，“供給側改革”進入市場的視野，成為國家戰略，但市場對其效果存在疑問；2016年1月，人民日報發表《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權威人士談當前經濟怎么看怎么干》，權威解讀相關政策，習近平主席習重慶調研時對供給側改革進行了大力支持，李克強總理在陜西主持會議時表達了為化解過剩產能壯士斷腕般的決心，至此，市場對供給側改革的分歧煙消云散，形式一致預期。“供給側改革”是一種尋求經濟新增長新動力的新思路，主要強調通過提高社會供給來促進經濟增長。它是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具體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業，淘汰落后產能，將發展方向鎖定新興領域、創新領域，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政策手段上，包括簡政放權、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國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創新能力等，從供給側管理角度看，本質上都屬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方式。產業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模。顯然，這些層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這也表明“供給側改革”不是針對經濟形勢的臨時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戰略性部署。從內涵和戰略部署來看，“供給側改革”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從產業層面改善供給；要降低成本，從財稅制度層面改善供給；要化解房地產庫存，在調控層面消除供給制約；要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在資本層面強調供給的穩定性。

通過綜合分析，“供給側改革”對建筑業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

1、生產方式方面

生產方式對建筑行業的影響是深遠而顯著的。在“供給側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建筑行業必須改變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粗放式的生產方式，推行建筑工業化和生產經營集約化，加強多方合作，豐富合作方式和模式。█

2、要素投入方面

要素投入本身就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因此，建筑業應改善勞動力的供應、加大創新要素的投入、加強建筑信息化建設的投入，從而應對建筑從業者人數尤其是高質量人才不足的困境，促進建筑產業和建筑企業轉型升級的實現，形成互聯互通的四庫一平臺、企業內部管理信息系統、BIM技術、互聯網技術等信息技術在建筑行業的整合應用，提升建筑業的創新能力和科技含量，提高各建筑相關要素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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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業結構方面

產業結構也直接關系到建筑業的供給能力和水平，因此，建筑業需控制產能過剩類行業工程的增加，如資源類工業工程項目、房地產工程項目等，對現有存量優化和消化；加大民生類工程和綠色、智能類新型建筑工程的投資和政策支持，如公共交通、水利、環保、文體醫教、養老、被動式房屋、綠色建筑、智能房屋和道路等工程項目。同時，應將互聯網+的思想落到實處，增加個性化建筑工程的供應以滿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如集裝箱房屋、不同建筑風格工程項目等。█

4、配套措施方面

任何一項措施或變革都需要配套制度的支持才能真正落實。為配合建筑業“供給側改革”的實施，需加速和深化建筑業簡政放權、持續推進市場化；加力推動國有建筑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增強國有建筑企業的經營活力；逐步推出減稅政策降低建筑企業稅務負擔；完善金融體制改革和體系，豐富建筑企業融資渠道、降低其融資成本。“一帶一路”戰略對建筑業的保駕護航

當前，我國國內環境呈現出以下特點：產能過剩、外匯資產過剩，油氣資源、礦產資源對國外高度依賴，工業和基礎設施集中于沿海、對外部打擊承受力差，邊境地區整體狀況處于歷史最好時期。同時，世界正發生復雜深刻的變化，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繼續顯現，世界經濟緩慢復蘇、發展分化，國際投資貿易格局和多邊投資貿易規則醞釀深刻調整，各國面臨的發展問題依然嚴峻。在國際、國內環境的大背景下，習近平主席自2013年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倡議開始，與李克強總理等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共同推動和落實，實現了“一帶一路”戰略的落地，并與相關國家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經貿合作中長期發展規劃和合作規劃綱要等文件。

近年來，受到不甚景氣的經濟大環境的影響，我國建筑業產值的絕對值和增長情況都不太樂觀。但“一帶一路”戰略的適時出臺為國內建筑業帶來了新的希望和機遇。一方面，在國內的市場中，2015年由“一帶一路”海外項目基建投資拉動的國內基建投資規模在4000億元左右。另一方面，在國外市場中，截止到2015年年中，已經落實的跨國投資規模約524億美元，商務部預計“一帶一路”戰略將極大提升我國大型建筑公司的海外收入占比。2015年前11個月，我國企業共對“一帶一路”沿線的49個國家進行了直接投資，投資額合計140.1億美元，同比增長35.3%。同期，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的60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2998份，新簽合同額716.3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43.9%，同比增長11.2%。“一帶一路”戰略促成的典型項目包括肯尼亞蒙內鐵路、巴基斯坦卡拉奇-拉合爾高速公路、印尼雅加達-萬隆高鐵項目等。伴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我國建筑業國際化的戰略布局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海外市場對于提升我國建筑企業的業績具有重要作用。以印度的建筑市場為例，其房地產市場相當于我國90年代左右，發展剛剛起步，但印度的人口孕育了巨大的市場需求。目前印度要建100個智慧新城，希望用工業化的方式來建造，這就為我國建筑工業化的相關技術和標準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由于工業化的方式可以大量的節省人工，讓機械來完成生產線上的技術活，工人只負責維護工作。因此，業內人士認為，“在人力成本高企的當下，中國的房屋建筑要出口”，鞏固現在已經進入的非洲市場、南美市場、東南亞市場，甚至開發北美、歐洲等發達國家市場，“只有通過建筑工業化的方式，實現‘二次出海’”。

建筑工業化對建筑業生產方向的引領

建筑工業化是一種新型建筑方式，它改變了傳統建筑行業中原有的手工作業、粗放型的建筑方式，利用高科技和信息工業化的手段，在流水線上建好房子的“零部件”，再在現場進行裝配，對推動我國傳統建筑行業轉型升級意義重大。因此，建筑工業化備受重視。今年以來，我國“十三五規劃建議”中重點提出要推廣“建筑工業化”；在不久前結束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習近平主席強調要“建立健全經濟、適用、環保、節約資源、安全的住房標準體系”，逐步解決中國“城市病”問題；《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提出要強力推進建筑工業化，并將“積極推進建筑工業化、標準化，提高住宅工業化比例”作為建設重點之一。在供給側改革對建筑業的四個方面的影響中，建筑生產方式的影響應是最根本和最廣泛的。其中，建筑工業化又應該是最為重要的部分。因為建筑工業化的推行和應用能夠提高生產效率，同時有助于模數化和標準化；整合建筑業和建筑企業的資源，將建筑行業整體資源的作用最大化，實現多方共贏；通過標準化和集中的生產方式，減少材料損耗和對環境的污染；提高建筑產業鏈的運營效率，并降低建筑企業的運營成本。

多重政策利好無疑標志著建筑行業這一巨無霸行業的轉型升級拉開序幕，建筑工業化正迎接風口。與傳統建筑手段相比，建筑工業化的生產方式在工期、產品質量、安全性能和節能環保效率等方面都有著非常明顯的優勢。

以100平米的建筑為例，采用建筑工業化的施工工期僅為300天，即10個月到12個月就可完成從零到精裝修交房，比傳統的施工方式約節省30%左右的工期。如果是建造別墅，從開始施工到完工控制在15天內，而傳統的方式大概是6到8個月左右。

在節能方面的優勢則更加明顯。在寒冷的北方地區，房屋如果在外墻做保溫層，在防火技術方面就較難達到要求，而如在內墻做保溫層又會占用較多的室內空間。通過建筑工業化手段，將保溫層做到墻體中間，兼顧了防火安全和節省空間的問題，比傳統建筑大概要提高40%-50%左右的節能效率。安全性能方面，首先，建筑行業有非常嚴格的產品設計、檢查和驗收標準，從圖紙審核階段開始，就必須符合國家標準。傳統建筑行業之所以會爆出一些建造質量的問題，是因為在施工的過程中發生了偷工減料、不按照既定標準執行的情況。而工業化的方式則完全杜絕了這種可能性。因為生產線的機器是嚴格按照圖紙的參數進行生產制造，而且每一件建筑產品的生產來源都是可追溯的，這些特點都確保了工業化的建筑手段比傳統的建筑業要更穩定、更標準、更安全。站在國家層面上，建筑工業化的優勢同樣振奮人心：施工周期僅為傳統方式的2/3，用工量也大大減少，施工現場無粉塵、噪音、污水等污染，可節水80%、節能70%、節材20%，而且解決了保溫、防水抗滲、不隔音等建筑通病。在國家大力提倡轉型升級的今天，建筑工業化已經是勢在必行。同時，由于實現了建筑工業化生產方式的建筑企業在本質上已經是高科技企業，建筑工業化不但為農民工提供了一個工作崗位，更重要的是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市民保障”。在高科技制造企業里，他們可以轉化為職業技術工人，甚至更高層次的技術人才，職業生涯發生了很大改變，自身價值也得到了最大化實現。而新型城鎮化的重點發展方向是智能、綠色和低碳，所以，新型城鎮化呼喚綠色、智能和宜居的建筑產品，它要求建筑產業改變高消耗、高投入、低收益的現狀，因此，建筑工業化可以和新型城鎮化互相促進，互相成就。結語

“沒有成功的企業，只有時代的企業”。套用同樣的邏輯，建筑行業也應該順應時代的潮流，把握風向，按照國家“供給側改革”和“一帶一路”戰略的思路，大力推進建筑工業化，從資金、品牌、管理等方面促進建筑工業化企業的改革，實現行業和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供給側改革”在生產方式、要素投入、產業結構和配套措施方面為建筑業的發展清除了障礙，明確了建筑業作為產品供給方的地位，指出了其不同層面的改革方式；“一帶一路”戰略拓寬了建筑業的發展和投資領域，引導建筑業和相關企業將業務范圍擴展到我國廣大中西部地區和更加廣闊的國際市場，并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為建筑業提供了資金保障；建筑工業化則代表了最先進的生產方式，能夠從工期、產品質量、安全性能和節能環保效率等方面為建筑業帶來顯著變化，徹底扭轉建筑業在社會上固有的從業人員素質低、資源消耗大且污染嚴重、生產方式粗放的刻板印象，同時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方式改善我國建筑企業競爭力，為我國建筑業的“二次出海”提供堅實后盾。“供給側改革”、“一帶一路”戰略和建筑工業化導向互為促進，相輔相成，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合力，為我國建筑業的發展創造了強勢風口。我國建筑業只要把握好機會，充分利用這一契機，必將迎來蓬勃興旺的發展盛況。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供給側改革”和“一帶一路”戰略會給建筑業帶來明顯利好，但由于建筑業積弊較多且關系復雜，同時建筑企業整體管理水平在眾多行業中明顯落后，因此新的發展過程中會伴隨較大陣痛：“遲遲不能推出的“營改增”以及效果遠低于設想的“質量治理行動”即為顯例。改革推行期間，承受不住陣痛的建筑企業將會消亡，但改革過后的形勢也充滿希望，那會是煥然一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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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供給側改革

我國經濟增速自2010年以來波動下行，持續時間已有5年多，經濟運行呈現出不同以往的態勢和特點。其中，供給和需求不平衡、不協調的矛盾和問題日益凸顯，突出表現為供給側對需求側變化的適應性調整明顯滯后。這就需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改革的辦法矯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扭曲，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促進要素流動和優化配置，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為什么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需求結構已發生明顯變化。一是“住”“行”主導的需求結構發生階段性變化。二是需求結構加快轉型升級。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擴大，居民對產品品質、質量和性能的要求明顯提高，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與日俱增。三是服務需求在消費需求中的占比明顯提高。隨著恩格爾系數持續下降、居民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和人口老齡化加快，旅游、養老、教育、醫療等服務需求快速增長。四是產業價值鏈提升對研發、設計、標準、供應鏈管理、營銷網絡、物流配送等生產性服務提出了更高要求。

供給側明顯不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一是無效和低端供給過多。一些傳統產業產能嚴重過剩，產能利用率偏低。二是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供給側調整明顯滯后于需求結構升級，居民對高品質商品和服務的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出現到境外大量采購日常用品的現象，造成國內消費需求外流。三是體制機制束縛了供給結構調整。受傳統體制機制約束等影響，供給側調整表現出明顯的黏性和遲滯，生產要素難以從無效需求領域向有效需求領域、從低端領域向中高端領域配置，新產品和新服務的供給潛力沒有得到釋放。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供需結構再平衡的內在要求。供需結構錯配是我國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過剩產能處置緩慢，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需求難以得到滿足，供給側結構調整受到體制機制制約。需求管理政策重在解決總量問題，注重短期調控，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供需結構性矛盾，也難以從根本上扭轉經濟潛在產出水平下行趨勢。當前，只有加快出清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推進資產重組，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服務業，建立有利于供給側結構調整的體制機制，才能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強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內生動力。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國際背景

全球低增長困境的癥結在于結構性改革遲緩。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經濟體都采取了史無前例的量化寬松政策，通過直接購買資產和債券、降低利率甚至實行零利率或負利率等方式，大規模增加市場流動性，提振市場信心。但從實際效果看，全球經濟復蘇遲緩，市場需求持續低迷，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回落，主要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增速放緩。可見，單一的需求刺激并沒有取得預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雖在抵御危機沖擊上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中長期結構性問題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增強經濟增長動力還需要推進結構性改革。

國際分工格局重構對結構性改革提出緊迫要求。過去一個時期，歐美國家是主要的產成品消費市場，東亞國家是主要的生產基地，中東、拉美、非洲等地區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輸出地。國際金融危機后，這種“大三角”分工格局悄然發生變化。歐美國家信貸消費模式難以持續，轉向推進再工業化戰略，一些高端制造業出現回流；能源原材料生產國迫于新能源技術快速發展的壓力，著力延伸產業鏈，提高產品附加值；人力資源豐富的國家憑借勞動力低成本優勢，搶占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市場。全球分工格局加快調整，跨境資本重新配置，各主要經濟體都力求通過結構性調整提升分工位勢，爭取更有利的分工地位。

加快結構性改革是打造我國國際競爭新優勢的關鍵。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我國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憑借低成本優勢和較強的產業配套能力，我國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但也要看到，隨著我國要素成本逐步提高，傳統比較優勢逐步減弱，而新的競爭優勢尚未形成，面臨“前有圍堵、后有追兵”的雙重擠壓態勢。這就要求我國從供給側發力，加快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培育建立在新比較優勢基礎上的競爭優勢。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突出問題導向

著力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產能過剩、庫存過大是無效和低端供給的集中表現。2015年底，我國鋼鐵產能利用率已降至70%左右，煤炭產能利用率還要更低一些，產能過剩問題十分突出；商品房待售面積達7.2億平方米，創下歷史新高，尤其是三四線城市庫存壓力很大。過剩產能和積壓的庫存沉淀了大量的廠房、土地、設備和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使得要素無法從過剩領域流到有市場需求的領域、從低效率領域流到高效率領域，降低了資源配置效率。去產能、去庫存是減少無效和低端供給、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的根本舉措。

著力擴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給。有效和中高端供給不足是導致國內消費外流、消費潛力難以釋放等問題的主要原因。2015年我國居民出境超過1.2億人次，境外消費達到1.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至少一半用于購物，而且購買的商品層次呈下移態勢，從以往的高檔奢侈品轉向性價比高的日用消費品。這反映了我國供給體系和產品品質明顯不適應市場需求變化，不適應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的要求。必須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升有效供給能力。

著力推進體制機制改革。當前，行業準入限制阻礙了生產要素在行業間和行業內的自由流動；“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增大了民營企業進入障礙；金融市場不完善，降低了資金配置效率；市場誠信體系不健全、消費者權益得不到充分保護，致使消費者“用腳投票”，轉向境外消費市場；知識產權保護不力，抑制了企業技術創新潛力的釋放。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打通要素流動和再配置的通道，使生產要素從無效需求流向有效需求領域、從低端領域流向中高端領域，進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仍要做好需求管理

供給和需求是宏觀經濟管理的兩個方面。供給和需求是對立統一的，保持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動態平衡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供需不平衡、不協調、不匹配，會導致資源錯配和結構扭曲，影響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不意味著放棄需求管理。需求管理重在短期調控，重在引導市場預期。在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定、國內面臨經濟下行壓力的背景下，做好需求管理可以改善市場預期，增強人們對經濟的信心，避免經濟下行與市場悲觀預期形成相互循環的放大效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離不開需求管理的配合。充分發揮需求管理的“穩定器”作用，可以避免經濟增速短期快速下行激化各種矛盾和潛在風險，避免增大改革的難度和成本。當前，要把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間窗口，根據改革的總體部署、時序安排和推進節奏，拿捏好需求管理的尺度，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為改革有序推進創造條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能發揮提振需求的作用。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最終落腳點是實現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比如，房地產“去庫存”政策中的保障房貨幣化，在棚戶區改造中以貨幣化形式鼓勵搬遷住戶購買存量房以及降低商品房首付比例等，在去庫存的同時將拉動裝修和家電等相關消費。“補短板”可以通過對貧困地區和農村地區增加投入、改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等來帶動投資和消費需求增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可以通過產品和服務創新提高產品品質和質量，吸引和創造更多的國內外需求。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

從化解當前突出矛盾入手。當前的產能過剩矛盾十分突出，部分行業出現周期性過剩和絕對性過剩的相互疊加，產品供給遠大于需求，使得工業品價格持續回落，企業利潤大幅下降，企業虧損面不斷擴大。與此同時，三四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商品房庫存規模偏大的問題尤為突出，需要較長的消化周期。通過“去產能”，逐步化解工業領域的過剩產能，促進企業優勝劣汰，有利于工業品價格合理回歸，扭轉企業整體利潤下滑的局面。通過“去庫存”，減少資金無效占用，降低債務違約風險，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可以發揮房地產業體量大、關聯度高、帶動力強的作用，避免經濟運行出現大的波動。

著力防范和化解風險。當前，我國企業的債務水平相對較高，特別是重化工和房地產領域債務高企，資金鏈緊張，違約風險上升。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可以通過處置“僵尸企業”和不良債務，加快資產重組，提高資產收益率，改善資產質量，避免潛在風險的積累；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降成本”，減輕企業負擔，改善企業財務狀況和償債能力，降低銀行貸款不良率上升的壓力，引導資金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增強實體企業的活力，提高國民經濟整體效益。

重塑中長期增長動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要做好“減法”，還要做好“加法”“乘法”和“除法”。做加法，就是要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培育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生物醫藥、高端裝備、智能制造和機器人等新興產業，使新增長點匯聚成強大的增長動力。做乘法，就是要轉向創新驅動，加大研發投入力度，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完善科技成果轉化的激勵機制，提高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做除法，就是要提高單位要素投入的產出率，通過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加強職業技術教育，提高勞動者技能和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能源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引入市場化交易機制，提高能源資源利用效率，增強經濟的可持續增長能力。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戰略行動，為新常態下“怎么干”指明了方向。我們要深入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以五大政策支柱為依托，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實現“十三五”良好開局，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努力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

第四篇：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

專業：會計一班 姓名：郭嘉瑋 學號：***

2016年十大流行語：

一、洪荒之力；

二、吃瓜群眾；

三、工匠精神；

四、小目標；

五、一言不合就XX；

六、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七、供給側；

八、葛優躺；

九、套路；

十、藍瘦，香菇。今天我就用經濟學原理來解讀一下何為供給側改革，正確理解供給側改革：看待中國經濟擺脫“速度情結”。

我國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與對當前經濟下行的基本判斷相關。雖然經濟下行不排除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主要表現為結構性問題，可以歸結為：有效供給不足和產能過剩并存。這是發展中國家的通病。發展中國家在轉向市場經濟體制時，所長期存在的結構、技術、效率三大問題，不會因轉向市場經濟就能自動解決，也不可能靠需求側的調節來解決。我國試圖通過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來拉動經濟增長，問題是被激發出來的消費需求沒有形成對本國產品的現實需求，而是轉向國外，沒有起到對本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早在2012年底“新供給”學說就已經被我國一些經濟學者提出，這一學說的最初提出者，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在《新供給主義宣言》中提出，“淡化總需求管理，從供給側推動改革”的宏觀政策主張。主張一經提出在國內產生的影響力持續發酵，2015年11月1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同年11月18日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又一次提到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至此，供給側正式提上我國深化改革的日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側重點將從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偏移。這一重大轉向有望迎來中國經濟實質性突破和轉折。今年以來，盡管中國經濟整體運行平穩，但結構性矛盾和下行壓力依然突出。這集中表現在部分重要指標回升基礎不牢、短期波動較大、筑底趨勢未明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將對經濟盡快走出低谷的渴盼轉嫁到供給側改革上來，希望供給側改革能讓中國經濟取得“立竿見影”的增長效果。對此專家指出：一方面，增速隨著經濟體體量的增大而回落是客觀規律；另一方面，供給側改革著眼于中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中的深層次問題，改革過程具有長期性、復雜性等特點，要求供給側改革讓中國經濟“迅速回升”無疑是過時思維和急躁心態的體現。增速回落符合規律對于任何一個經濟體而言，經濟增速隨著其體量的增大而回落是一個公認的規律。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黃朝翰近日表示，中國不可能永遠以6%—7%的速度增長，沒有哪個經濟體能夠保持這一高增長率，而“新常態”可以成為中國加快改革和對經濟結構進行再平衡的一次機會。“中國經濟的確正在調整，以前經濟增長是靠外力推動和勞動密集型企業，現在則是靠內需拉動和資本密集型企業。”黃朝翰說。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永軍對本報記者分析指出，經濟運行狀況表現為供給和需求兩個側面，總產出水平是總供給和總需求耦合的結果，而供給和需求都會受到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將對中國經濟回暖的期盼全部放在供給側改革上面，顯然忽視了經濟問題的復雜性，不符合中國關于總需求調控和供給側改革的論述。“供給側改革要影響產出，首先要對供給能力產生影響，這需要有一個生產要素組合的過程。相對而言，供給側的調整要比需求側的調整時間更長。因此，寄希望于供給側改革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既不符合經濟學原理，也不切合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張永軍強調。其實，衡量經濟發展的尺子，從來都不只有“增速”這一把。這些不被有“速度情結”的人所重視的深刻變化，恰恰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追求的方向。“陣痛”屬于必要成本在《韓非子·喻老》中，“扁鵲見蔡桓公”的故事可謂廣為人知。面對名醫扁鵲的多次善意提醒，蔡桓公卻采取了諱疾忌醫的態度，雖然回避了短期治療的陣痛，卻為日后重病纏身埋下了隱患。想要真正看透中國經濟，亦需要明白“改革有陣痛、但不改革就是長痛”這個道理。中央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針對的是中國經濟多年積累的深層次問題，是一個著力根本、放眼長遠的深層次改革，不僅不會出現“一蹴而就”“立竿見影”的“神功效”，而且也一定會以短期“陣痛”的形式作為必要的改革成本。只是，我們可以在改革中盡量控制“陣痛”，使之能夠為經濟社會所承受。

根據供給側的經濟學原理，“去杠桿”和“降成本”的目標都是激發企業活力，實質是給實體經濟企業減負，以調動其增加有效供給的積極性。現在實體經濟企業背負著“三座大山”：高稅、高息和高負擔。再加上連續46個月工業品價格指數（PPI）的負增長，企業有產量無效益，許多企業成為“僵尸企業”。就江蘇企業來說，比較突出的問題是金融杠桿高（互相擔保）導致企業成為“僵尸”。在此背景下，處置“僵尸企業”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話題。面對這種狀況，結構性改革不能簡單地歸結為關停“僵尸企業”，而應該在“去杠桿”和“降成本”基礎上為企業減負，讓更多企業輕裝上陣。

從發展的角度“去杠桿”和“降成本”，著力點是要使企業這個經濟細胞活起來。“去杠桿”是針對企業金融債務過高而提出來的。企業過高的金融債務不僅造成過高的利息負擔，還到了資不抵債的地步，有些地方企業之間的貸款聯保還拖累了一批本身并無嚴重的企業。因此去金融債務的杠桿需要精準，需要尋求在債務鏈條中的突破口。政府和銀行需要從中尋求為負債企業解套的有效方式。有限度的精準的加必要的杠桿來去企業杠桿，不失為是四兩撥千斤的方式，對某些有發展空間的高負債企業采取“債轉股”的方式也可以進行嘗試。再就“降成本”來說，其必要的途徑就是為實體經濟企業減稅、降息、減費（如五險一金問題）、降低企業債務負擔。在為企業降成本方面需要處理好國民收入分配中國家、企業和職工三者的利益關系，突出企業利益。一方面，職工既要共享企業發展的成果，也要分擔企業風險，如果企業承擔不了職工的負擔而關門或裁減員工，最終受損的還是職工。另一方面政府要給企業讓利。前一時期政府改革的著力點是取消下放審批；現在則需要取消和減少各種收費。這對企業的起死回生必然起到杠桿作用。

供給側改革不能被引向“保企業”和“保職工”之爭。在以上“去杠桿”和“降成本”的基礎上處置“僵尸企業”，范圍必然會縮小。它不是指所有困難企業，而只是指采取各種激勵方式后仍然激不活的企業。處置“僵尸企業”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需求側的市場淘汰的方法。但是考慮到降低社會成本，不能簡單采取破產倒閉的辦法。保企業還是保職工之爭實際上是偽命題。保職工固然比保企業成本小，但國家能在多大程度多長時間保這些失業的職工呢？因此，處置“僵尸企業”應該在供給側更多采取并購重組的辦法，依靠優勢企業帶動這些企業走出困境、獲得新生，從而降低處置“僵尸企業”的社會成本。

第五篇：供給側改革

“供給側改革”與供給學派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它背后是一個影響巨大的經濟學派—供給學派。供給學派主張減稅、減開支、減管制、減貨幣發行或控制通脹。

供給學派最著名的模型就是拉弗曲線，拉弗曲線是一個簡單的描述稅率與稅收關系的模型，意在說明，提高稅率不一定能增加稅收，稅率的提高超過一定的限度時，企業的經營成本提高，投資減少，收入減少，即稅基減小，反而導致政府的稅收減少。供給學派重視發展生產，凱恩斯主義主張刺激消費，由于知識立場的分歧，他們提出的政策主張完全對立。供給學派主張給企業減稅，恢復企業活力；凱恩斯主義主張民眾多掏腰包，必要時政府幫忙消費。供給學派反對通貨膨脹，認為那樣是稀釋紙幣，不利于儲蓄；凱恩斯主義則一再鼓勵央行放水，恨不能將利息降至負數。中國人素以高儲蓄聞名，在前者眼中是經濟發展的后勁保證，在后者眼中卻是阻力。

里根上臺后，于1981年將供給學派的主張結合貨幣學派的主張一起運用到經濟管理中，并分解為削減不包括軍費在內的財政開支，對企業和納稅個人實施大規模減稅，減少對企業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削減社會福利開支，逐年平衡預算等措施。這是“供給側改革”的第一次大規模實踐。從里根經濟學的實踐效果看，總體是正向的。從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國經濟持續增長65個月，1984年，美國一度實現預算收支平衡。雖然對貧困家庭的補貼減少，反映了供給學派“劫貧濟富”的性質。在此后的30年中，美國只在克林頓時期再次做到這一點。此外，美國的通脹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

什么是“供給側”？從字面理解，“供給側”就是相對于需求側，涉及供給的各個方面。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指從供給側入手，針對經濟結構性問題而推進的改革。中國目前的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六個方面的結構問題。這六個方面的結構性問題既相對獨立、又相互疊加，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有針對性地加以解決。與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給側改革（或供給管理政策）具有如下三個特點：一是供給側改革強調發揮企業和創業者作為市場主體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二是供給側改革強調解決中長期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問題，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強調解決短期經濟波動問題；三是供給側改革強調制度的變革與完善，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強調短期的政策調整。

供給側改革的實質就是要：一則形成新主體，即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揮企業、企業家、創業者等在經濟發展的主導作用，同時要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約束政府的“有形之手”，正確發揮政府的作用；二則培育新動力，即通過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長動力，通過全面創新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三則發展新產業，即一方面要尊重和順應經濟規律、市場規律，及時淘汰產能過剩和僵尸企業等，讓市場及時出清，避免資源浪費，及時化解經濟泡沫，避免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新產業、新技術、新業態等。推進供給側改革勢在必行

首先，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益在遞減。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爆發后，為了保增長或穩增長，我們采取了一系列需求管理政策，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和政府投資政策等。這些政策確實取得了一定的保增長效果，特別是在初期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如四萬億投資推出后GDP增速自2009年一季度的6.5%快速上升到2010年一季度的12.1%。但此后需求管理政策的邊際效應在遞減，雖然連續多次采取了穩增長措施，但GDP增速自2010年一季度達到12.1%的高度之后，一直在震蕩下行，直至2015年三季度的6.9%，而且尚未扭轉下行趨勢。這就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為什么需求管理政策達不到預期效果？其核心原因恐怕是沒有完全找對病根，沒有對癥下藥。

其次，需求管理政策的副作用和后遺癥越來越大。由于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通過政府投資和釋放流動性等手段，拉動“三駕馬車”來實現經濟增長，屬于短期刺激政策，故在帶來經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了產能過剩、高房價或資產價格泡沫、地方債務壓力加大、企業效益下降、影子銀行、銀行不良資產率上升等副作用和后遺癥。鋼鐵、電解鋁、水泥、建材、造船等行業的產能利用率已下降到70%左右，許多城市的房價已大大超過多數居民的承受力，2014年中國債務占GDP的比重達到了235.7%，我國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已逼近2%的警戒線。這促使我們必須尋找新的出路。

第三，推進供給側改革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我們要追求的發展是綜合考慮資源和環境承載力、兼顧當代人和后代人權益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要求盡可能少地消耗資源能源、保護環境，而在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要做到少消耗資源能源、保護好環境，根本的出路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即以較少的資源能源投入獲得較高的產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基本途徑是發動“三大發動機”，即推進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而推進供給側改革正是要培育“三大發動機”，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故推進供給側改革可以達到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供給側改革的定義

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更全面地為“供給側改革”下了定義：

其一，“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化解過剩產能，通過價格調整、企業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場是主要方式。這意味著，從央企到地方國企的整合將向下層逐級推開，“一帶一路”的建設進程將加快。這關系到產業層面供給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這意味著企業將通過結構性減稅獲益。實際上，此前明確的“適當降低社保繳費水平”，與降低成本的政策信號一致。這是在財稅制度層面改善供給。

其三，“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這是對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再次確認。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不僅因為這一行業能帶動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許多下游產業的發展，化解這些行業的產能，有效拉動就業，還在于從推進“人的城鎮化”考量，房地產業的發展是讓2.5億缺乏相應市民權利的城鎮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來的必要物質前提。這是在調控層面消除供給制約。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這一論述表明了最高領導層對股市發展的態度。股市既是企業的直接融資平臺，也是普通投資者合法獲得財富、提高消費能力的主要平臺。這是在資本層面強調供給的穩定性。產業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模。顯然，這些層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這也表明“供給側改革”不是針對經濟形勢的臨時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戰略性部署。

供給側改革理論并非始自供給學派

供給側改革的相關理論與經濟學歷史一樣源遠流長，絕非始于供給學派，只不過供給學派提出了較鮮明的供給管理政策而已。

從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來看，供給管理政策而非需求管理政策在歷史上居于主導地位。古典經濟學大師斯密全面系統地抨擊了重商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強調勞動和資本等“供給側”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強調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強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關鍵作用，強調政府只能發揮“守夜人”的作用。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提出了著名的“薩伊定律”，認為供給會創造它自己的需求，將供給管理思想發揮到了極致。

西方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四減四促”（減稅、減管制、減壟斷、減貨幣發行，促私有化、促市場競爭、促企業家精神發揮、促進技術創新），其中多數確也是中國供給側改革要考慮的重要內容。但由于中國體制具有特殊性，我們一定要認識到：一方面，其中有些政策主張在中國是不適用的；另一方面，中國的供給側改革需要考慮和解決的問題比它要豐富得多。

美聯儲加息對中國的影響：2015年美聯儲加息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年12月18日，北京12月17日凌晨消息 美國FOMC利率決策0.25%-0.5%，預期0.25%-0.5%，前值0.0%-0.25%，這是美聯儲2006年以來聯儲首次加息。美聯儲維持0%利率已長達78個月，超過1854年以來美國經濟經歷的任何一次低利率復蘇期。

美國經濟的好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進我國出口，但由于美國的消費尚未完全企穩，所以美國的緩慢復蘇對中國出口的刺激作用不大。但美國的復蘇及預期的加息將使中國的國際資本的外流壓力進一步增加，也刺激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的進一步擴大。在美聯儲于2014年11月退出量化寬松后，加息就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依據就業與通脹的數據及趨勢，市場普遍調整了原先2015年年中加息的預期。美聯儲加息速度和力度的預期上升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不容忽視，但如果超出預期，則可能導致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這些國家出現大幅度資本流出，匯率大幅波動，進而導致經濟增長減速，從而減少對中國的進口需求。即使忽略由于國際游資特別是熱錢出逃所引起的對整個金融系統的負面沖擊 而單純探討美聯儲加息如何通過貿易途徑影響中國，我們可以得到其對中國經濟影響的最保守估計也是不容樂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