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脫貧攻堅鄉村振興銜接心得體會研討發言

幫扶對象從特定性向整體性轉變。從貧困人口這個特定群體向全體農民群體轉變，從精準幫扶向“撒胡椒面”式幫扶轉變，受益受眾對象范圍更全面更寬泛。從具體工作而言，扶貧前期，各鄉鎮（街道）都對本轄區內自身發展力弱、生活條件差、生活開支大負債累累、身體有缺陷無勞動力等群體進行了全面排查摸底，按照因病、因學、缺勞動力、缺技術等致貧原因分門別類，納入建檔立卡戶，明確了扶貧對象的范圍。省市縣鄉各級部門按要求，包保到村到戶，形成“五級書記”齊抓扶貧。

建檔立卡戶由領取國家財政工資的各單位各部門人員進行包保，平均包保X—X戶貧困戶，幫扶人要在幫扶期間嚴格履行幫扶責任，為貧困戶找出路、找政策、找資金，幫助貧困戶脫貧致富。通過精準扶貧對象、精準幫扶責任人的攻堅法，扶貧的效果很明顯，截至X年末，農村貧困人口減少X萬，貧困發生率降至X.X%，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成就。X年即將全面消除絕對貧困，但相對貧困治理問題日益凸顯。脫貧攻進取得的成效是全面開啟鄉村振興的基礎保障，不解決貧困群眾的貧困問題就難以實現鄉村的全面振興。

為進一步鞏固脫貧成果、化解脫貧后的難持續性發展問題，鄉村振興戰略勢在必行。鄉村振興的目的是實現農民生活富裕，戰略目的決定實施對象，鄉村振興就是為農村農民服務的。鄉村振興幫扶對象的整體性，對近些年來農村發生的“空心村”“散居村”“分離村”有巨大的凝聚作用。

政策實施從特惠性向普惠性轉變。對貧困人群特定的政策向對全體農戶的普惠性政策轉變，這種轉變是鄉村振興目標任務的必然要求。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戰略目的、幫扶對象、實施項目、幫扶產業、包保責任人都是采取精準打法，政策制定上具有傾向性、特定性。從近幾年各地區全力抓脫貧攻堅工作中可以看出，從國家到省市縣制定幫扶政策時，更傾向于“三區三州”、貧困縣、深度貧困村，在人力幫扶、項目布局、資金投入、政策保障上傾注所有力量。

建檔立卡戶在政策上享受到不少優惠和“紅利”，如金融扶貧、產業扶貧、易地扶貧搬遷、社會性救助、教育特惠性資助等。事實上，在攻堅脫貧過程中發現，這種有針對性的特惠政策，對貧困人口而言具有精準性，實施效果非常明顯。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重部分非貧困人口與貧困人口的隔閡，尤其對于那些略高于貧困線標準而未能納入貧困戶管理的農戶來說。脫貧攻堅戰略只能是階段性的，否則會加劇農村社會的分崩離析。

脫貧攻堅改善的是貧困人口的基本生存生活問題，但是后續貧困人口的自生發展力、教育培訓、就業創業、易地搬遷社區治理等問題難以“消化”。而鄉村振興戰略就是為脫貧后所產生的系列問題“謀篇布局”。鄉村振興聚焦的是普惠性政策，是從給錢給物、集中攻擊向扶志扶智、政策普遍惠及農戶的轉變。在轉變中，特惠政策的取締不能一刀切，尤其是針對享受政策兜底保障的貧困群體，確保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過渡中政策銜接上的包容性。

社會治理從保障性向發展性轉變。要從減貧治理對群眾的保障性服務向推動社會治理的發展性轉變，換而言之，就是從群眾物質條件的基本保障向滿足精神生活需要的轉變。脫貧攻堅無論是從減貧治理上、資金投入上、政策紅利惠及上，都是為解決貧困地區群眾的生產生活問題，主要解決的是“兩不愁三保障”問題，基本達到小康生活水平。在脫貧攻堅工作中，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為貧困戶算清收入賬，具體看收入是否達到國家脫貧線，通過督查了解貧困戶務工情況、教育醫療住房情況，確保貧困戶生活能達到最低生活要求。對五保戶、重度殘疾人戶、重病戶等更要做好政策兜底保障，讓最困難人群解決最根本生活問題。

當物質生活條件基本滿足后，群眾對增收致富更加期待，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加迫切，對精神生活的追求更加強烈，這是鄉村振興中需要面臨解決的時代課題。鄉村振興必須站在人的全面發展和基層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角度，衡量制定相關政策，創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將脫貧攻堅的先進經驗嵌入鄉村振興工作中，實現農村農業農民的全面振興發展。從脫貧攻堅的保障性到鄉村振興的發展性轉變，實則就是基層社會治理的探索?；A不牢，地動山搖，鄉村社會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的基礎，要探索中趟出一條發展性的治理模式，以全面提高農民的生活能力和水平，讓農村成為體驗鄉土、回饋鄉野、感恩家鄉、牽掛鄉愁的向往之地。

參與力量從主導性向社會性轉變。實現脫貧攻堅中政府主導實施力量向鄉村振興的公眾參與力量的轉變，激發群眾內生動力，變政府主動服務為公眾積極參與。從實踐來看，采取的扶貧舉措主要有產業扶貧、金融扶貧、易地扶貧搬遷等，實施主體基本以政府為主體。

如有些地方產業扶貧固化為一種模式，即以政府行政化干預的力量投入扶貧資金，采取“平臺公司+村級合作社+貧困戶（或農戶）”“村級合作社+貧困戶（或農戶）”等模式發展產業，其中突出的特點是政府從產業發展類別、產業管護到利益聯結分配全程參與，甚至不少地方出現政府代銷、保底收購等現象。辯證的看，政府在脫貧攻堅戰略中的主導性是由脫貧攻堅工作的性質所決定的，是在特殊時期針對特殊人群采取的“超常規”舉措，短期內這種主導力量是非常必要的，是確保消除絕對貧困的保證力量。

但是，從長遠來看，尤其是結合社會、市場發展規律，這種強制力不利于整個社會的和諧共生發展，反而會衍生出利益分配不均、發展動力不足、催生坐享其成的“懶嬰”等問題，要在發揮政府主導力量中把握“力度”。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可持續性，鄉村振興在黨組織和政府的引導下，村民ZHU動積極參與，共同探索鄉村善治之路，打造詩意棲居家園。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主要扮演服務的角色，為群眾體會機會和平臺，主要建設力量還在于公眾。參與力量轉變的背后是基層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華麗“變身”，是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