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人出庭作證難與證人保護制度的完善
摘 要
在我國立法建設幾十年的發展過程當中，證人出庭作證率低下一直都是一個比較難以解決的問題。盡管最近幾年的證人出庭作證率有所上升，但是其仍然難以滿足司法建設的要求，難以維護法律的公正。然而，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也是有多種的，其中就包括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不盡完善、我國司法機關對證人出庭作證持有消極態度、證人對出庭作證持消極態度以及特殊案件的證人對自身問題的考慮等。因此，在以后的司法建設當中，我國應當更加積極地改變這些原因，找尋到相應的對策，并最終為完善我國司法建設奠定更加優良的基礎。
關鍵詞：證人 出庭作證 證人保護制度
目 錄
引 言 1
一 我國證人出庭作證的現狀分析 1
1.1證人出庭作證率低 1
1.2 證人出庭作證背后存在諸多亂象 1
二 證人出庭作證難的原因分析 2
2.1 證人出庭作證制度不盡完善 2
2.2 我國司法機關對證人出庭作證持有消極態度 2
3.3 證人對出庭作證持消極態度 2
2.4 特殊案件的證人對自身問題的考慮 3
三 完善證人保護制度的必要性 3
3.1 保護證人是我國人權保障的要求 3
3.2 保護證人是刑事訴訟程序正義的要求 3
3.3 保護證人具有重要的社會價值 4
四 完善我國證人作證的保護制度之建議 4
4.1 確定證人保護的責任機關以及相關責任 4
4.2 完善證人保護的保護 5
4.3 完善證人作證的經濟補償制度 5
結 論 6
參考文獻 7
在我國司法體系建設的過程當中，證人對于案件的偵破和審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國目前的證人出庭作證率非常低，特別是在刑事訴訟、行政訴訟以及民事訴訟這三大類案件當中的出庭作證的情況更是不容樂觀。然而，造成這些亂象的原因有很多種，大大地阻礙了我國司法體系的建設，大大降低了我國法律的效力以及公平，對于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國家的建設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響。因此，我國更要在現階段國家轉型的關鍵時期，以習總書記談話精神作為指引，以偉大的中國復興夢為建設目標，不斷積極探索證人保護制度的建設和完善，并最終實現我國司法體系的完善。
現階段，我國案件當中的真個人出庭情況如下：一是證人出庭作證數相比之前并無較大改觀，依然非常少；二是大多數人們法院出庭作證案件占案件總數的比例依然很低，仍舊達不到5%；三是在法院不斷地要求和國家不斷地鼓勵之下，能夠真正到法庭出面當庭作證的人數仍然非常之少。
就當前來看，我國的證人出庭作證的數量仍然比較低下，然而，這種現象的備后卻是更多不容樂觀的亂象。很多證人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不愿意或者無法出庭作證。不僅如此，就是在這些出庭作證的證人當中，其出庭作證的原因也是錯綜復雜，有的是因為與當事人存在著家人、親屬等非常緊密或者特殊的關系，有的是為了同當事人以其獲得一些不法利益，有的是迫于當事人在背后的威逼利誘，等等。這些情況就使得證人在出庭作證時，其主觀意向存在著一定的偏袒意識，更有甚者會玩弄一些文字游戲來做出對某一方有利的證詞、證言等，對我國司法公正以及當事人的權益都造成了較大的損害，更損害了法院等政府機構在公眾心中的形象，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由此可見，盡管企業不乏很多堅守正義公正的證人，但是現階段的證人出庭作證的亂象實在令人堪憂。
我國訴訟法規定的“有異議”、“有重大影響”、“人民法院認為有必要”的規定都較為模糊，更多的由法院進行自由裁量。然而在司法實踐中給予法官過大的空間，可能會淪為一種放縱，違背了刑事訴訟法所追求的強調證人出庭作證以實現程序正義的價值目標。
在我國的三大訴訟法當中，對于證人出庭作證的義務進行了明確的規定，但是這些規定也僅僅是走個形式，并沒有起到真正的作用，也沒有規定如何強制證人出庭，以及強制證人出庭的程序、確定適用的強制措施等，導致在司法實踐中法院無從著手，以至于忽視了此項規定。
從近幾年的訴訟案件受理情況分析，訴訟案件每年約成10％左右的遞增趨勢，而訴訟法官數卻基本保持不變，因此，法官的辦案壓力只增不減。為應對越發嚴重的“案多人少”矛盾，各地司法機關均采取“快審快結”的方式辦案，來提高辦案效率。對法院而言，尤其是對基層人民法院而言，80％以上的訴訟案件都有證人證言，復雜的案件或團伙犯罪案件的證人證言甚至達幾十個，要想在這些錯綜復雜的案件當中提升證人的出庭作證率，就會使得法院等機關的工作量大大提升。
對公訴方而言，如果證人出庭推翻、改變偵查階段提供的證言，庭審中很有可能出現難以及時應變的被動局面，相反，在庭審中提供書面證言的簡便易行且證言固定易于掌控，不會出現翻證情形。因此，公訴機關對證人出庭保持著一定的消極態度，公訴機關有一定的不情愿證人去出庭作證的態度，將證人出庭作證視為訴訟活動中的“風險”。對法院而言，證人出庭作證可能改變證言導致庭審進程的不可預測性，而且組織當庭質證、控辯雙方對證人的交叉詢問、法官對證人的詢問是一項復雜繁瑣的工作，對法官也是一種考驗，因此很多法官也不愿意證人出庭作證。
“和諧”作為儒家的重要的價值之一，也是中國法律傳統文化的價值追求和道德理想。聯系到司法領域，即是中國傳統中的“無訴便是德”的觀念，在中國人觀念中，大部分認為進行訴訟是一種有違禮儀的行為。這種觀念從古代一直影響到今天，造成大部分人對訴訟仍然保持一種排斥的態度，不愿意介入訴訟糾紛之中，不愿意出庭作證。同時，受儒家文化中“明哲保身”思想的影響，大多數人都怕遭到打擊和報復，怕惹禍上身，所以，非常多的人即使是對案件真是情況清楚了解，也不愿意出庭作證，以求保證自身安全[1]。然而證人的權利時常得不到保障，得不到保護，使得大部分人們對司法機關產生了排斥心，故意避免出庭作證，不愿出庭作證。
在一些案件當中，有一些證人本身就是犯罪人員，而指正其同伙的證人也只有這些“污點證人”。通常情況下，這些污點證人只要不是法院強行將其押解進行庭審，其是不會主動地去法庭上出庭作證的，因為其本身也是犯罪人員，也需要得到法律的懲罰，而其為了躲避這樣的懲罰，是不會主動出庭作證的。這使得此類證人幾乎沒有主動出庭作證的可能[2]。
證人，除卻其在法律意義上的地位之后，也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有著和現實中普通人一摸一樣的心理，和普通人一樣的需要安全感。因為刑事訴訟案件通常會比較嚴重，這就讓證人受到傷害的幾率和程度大大增加。因此，要想證人對刑事訴訟案件進行出庭作證，就必須施以更加強有力的保障。在我國現有的刑事訴訟法當中，除了保障刑事訴訟中證人的人身安全，更對其經濟方面進行了更加強有力的保障，這樣的保護就能夠很好地體現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正在逐步的完善，能夠不斷地借鑒國外的完善經驗并獲得長足的發展。在證人出庭作證的那一刻，證人及其近親屬就已經處于非常危險的境地之中。由此可見，證人及其近親屬有權利獲得國家對其實施的任何形式的保護。而當證人的權利受到侵害時，國家有義務而且必須對其受到的損失或者侵害進行賠償以及補償。
刑事訴訟實踐的不斷發展和完善，表明了正當合理的訴訟程序一定是公正嚴明的。如果說保護刑事案件的證人制度是證人敢于去出庭作證的強力保障，那么證人出庭去作證則是刑事訴訟程序中合理切高效率進行的強大支撐。證人出庭作證非常有利于準確查清楚案件的真實情況，正確使用法律以更有效的打擊犯罪，維護刑事訴訟中被告人合法的權益，同時也有利于增加案件審理的透明度、促進司法公平公正[3]。證人對整個案情的真實情況把握，使司法機關對案情有更直接的了解與認識，通過執法人員嚴格按照法定程序準確的運用法律，去做出最公正的判決。當然，證人的證言是否屬實需要經過非常嚴格的程序考驗，這包括裁判者的依法詢問以及雙方當事人的依法質換證據過程，才能作為最后的證人證據加以采用。但這些程序的前提是證人能夠出現在法庭作證，否則證據的真實有效性將獲得質疑。因此為了保證進行的是一個公平公正合理的刑事審判，對刑事證人的安全保護顯得非常重要[4]。
即便在傳統的厭訴價值觀影響下,證人主觀上并不希望參與訴訟活動,但是由于每一個人都處于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社會每時每刻傳達給個人龐大的信息量,在個人所承受的這些信息中,可能就有一些對于案件事實具有證明力。換言之,由于證人的特殊屬性,社會中的任何人都有成為不同案件的涉案證人的可能,且這種可能性是不會因任何人的主觀意志所決定的[5]。證人作證可能會對于個人的人身或財產產生不利影響,在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證人的前提下,同理,每個人都有可能受到因作證行為而產生的人身或財產損失。證人保護制度在具體實施的時候,一定是針對特定案件的特定證人。但是,由于證人的社會性,證人保護制度的完善和有效實施,將產生良好的社會群體性效果。強有力的保護制度做后盾,就促使更多的人愿意出庭作證,從而改變了厭訴的心理,增強人們的法律意識,使人們更積極地參與到訴訟活動中來。證人保護制度所傳達的正能量,就能夠通過由特殊到一般,由部分到整體的聯系,從而能使整個社會的風氣煥然一新。
（1）保護證人的司法機關的確定
根據我國訴訟法條文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都有責任保護證人及其近親屬的人身財產安全。可是從實踐來看，三個機構之間沒有明確分工，也沒有保護轉移交接的機制，難以有效地保護證人的權益，所以需要在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三個司法機關中明確的規定證人的保護機關[6]。只有在法律上有可依照的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義務的承擔才能落到實處。
(2)責任機關保護不力的責任承擔
要有效的保護證人、打擊犯罪就必須制定保護不力的問責機制，將證人保護失職的責任直接落實到個人。對于應當采取保護措施而沒有采取的，保護機關的負責人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對于由于疏忽或者保護不力而導致證人受到傷害的，保護人直接承擔相應的責任等。證人因為作證行為而受到傷害的、造成損失的，可以申請國家賠償，由保護機關進行賠付。
在我國刑事訴訟中證人保護的程序非常不完善，然而，程序是保障證人權利實現的最有效途徑。我國的刑事證人保護程序應該包括：申請程序、審批程序、執行程序。申請程序是保護證人程序的開始，也是保護程序能否啟動的關鍵，因此應當賦予相關人員申請保護的權利。在相關人員提出申請后，負責保護證人的機關單位應盡快的對案件進行審批，對于審批應當保護的證人，雙飛應當簽訂協議，明確雙方所享有的權利義務，標明保護方式、保護期限、保護級別等內容。證人的保護期間應該與證人的保護程序相適應，貫穿訴訟程序的始終。可以根據需要或者受保護人的要求，對受保護人執行保護手段。
(1)關于證人補償的具體實施機關
我國訴訟法中并未沒有明確的規定證人經濟補償的支付單位，致使實踐中可能出現證人的經濟利益被忽視的情況。為保障證人的經濟利益，證人可根據其作證所處的階段，分別向負責該階段的司法機關提出申請。對于審判階段去出庭作證的證人，國家應該去設立證人出庭作證的專項資金去維護證人的利益。
(2)關于證人補償的標準
在我國不同的省份和地區，其經濟發展水平相差較大，且證人的經濟收入水平也相差較大，因此，我國對于證人的補償標準也應當盡可能的有所差異，要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證人所從事的職業進行補償標準的設定，且要對證人的差旅費、交通費等進行補償，更要對證人出庭作證的行為進行經濟上的獎勵，只有這樣，才能夠在經濟上進行保障[7]。
解決我國證人出庭作證難的現狀，是一個龐大而系統的工程。要從完善證人的保障制度做起，鑒于證人在整個訴訟過程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證人的權益無法得到保障的情況,訴訟法中的證人保護制度已經成為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普遍共識。我國的證人制度尚處于不成熟階段，建立健全證人制度,對于我國的證據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意義。構建我國證人制度時,要在結合我國國情自身情況的前提下,同時充分吸收域外發展此制度的寶貴經驗和理論精華,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角度出發進行改革與完善,從而解決現如今發現的問題。只有在充分認識到我國證人保護制度發展現狀之下,用創新思維,富有創造性且實用性的進行完善措施的探索,才能使我國的證人保護制度不斷的發展,帶動整個證據制度的順利司法改革,進而在完善訴訟法中的證人保護制度的同時,良好的去解決我國證人出庭作證難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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