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區社會治理體系特色品牌,七園怡景,三社聯動

火車站街道張火路社區位于甘州區東北郊張火公路沿線，區域面積7平方公里，轄區內有中央、省、市、區屬企(事)業單位21家，各類餐飲、服務、商業網點275個，居民小區15個，樓房203棟，平房197棟，居民3086戶8616人,流動人口272人。社區黨委現有黨員161名，下設3個黨支部、7個黨小組。社區是社會治理的主陣地，也是聯系服務群眾的“大橋梁”。為進一步創新完善社區社會治理體系，一年來，社區結合實際，以居民需求為導向，積極協調整合資源，全面構建以黨組織為龍頭，以社區為平臺、以社會組織為載體、以社工人才為支撐的“三社聯動”工作機制，精心打造“七園怡景”特色品牌，（即怡心園、怡學園、怡居園、怡融園、怡聯園、怡人園、怡善園、形成優美幸福的和諧景），初步形成“三社聯動”服務模式，有效推動了和諧社區建設。一、突出“新”字定思路，積極探索工作路徑

社區在深刻領會省、市、區“三社聯動”工作要求的基礎上，與時俱進，大膽創新，不斷充實完善工作思路，使社區“三社聯動”工作既符合上級要求，又切合轄區實際。社區黨委先后召開黨委會議、現場推進會和聯席會議20余次，創新性地提出“黨建統領、兩新支撐、三社聯動、和諧社區”的工作思路，制定出臺《張火路社區關于開展“三社聯動”試點工作的實施方案》，為全面開展“三社聯動”工作提供了政策、項目、資金和組織保障。社區黨委高度重視，把“三社聯動”工作作為推動社區建設的有效載體，將“三社聯動”與社區黨建工作同研究、同謀劃、同安排、同部署，制作“作戰圖”，下達“任務書”，明確“時間表”，從硬、軟件建設兩個方面入手，緊扣工作任務，廣泛發動群眾，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確保社區“三社聯動”工作方向明晰、路徑統一、步調一致。

二、突出“細”字明責任，確保工作落地生根

社區將“三社聯動”工作作為深化社區建設的頭等大事，成立工作機構，明確工作職責，細化工作任務，構建了街道、社區、社工組織、轄區單位四方聯動體系，適時召開會議，對整體工作、年度工作、階段性工作早謀劃、嚴要求，推動工作取得實效。同時，因地制宜，建立健全管理機制，設立“三社聯動”聯合辦公室，聘請專業社工機構教授，結合實際，精心設計了“三社聯動”服務方案，進一步明確工作要求和主要任務，切實抓好工作落實。積極加強與市、區民政局的請示溝通，強化工作配合、信息溝通與政策銜接。建立街道、社區、社工組織三個層面的聯席會議制度，促進各項服務與需求的有效對接；

建立服務聯辦制度，專業社工和社區工作者協同帶動志愿者服務居民，共同解決社區問題；

建立需求反饋制度，以需求為導向進行服務項目設計、開發和實施，注重評估和反饋，滿足社區和居民的動態化需求，為“三社聯動”工作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障。

三、突出“聚”字促整合，黨群攜手凝聚合力

社區積極整合轄區內黨建陣地資源，建成“黨群服務中心”，以“紅色”為抓手，開展“紅色典型”示范引領，“紅色文化”渲染氛圍，“紅色學堂”定期宣講，“紅色影院”寓教于樂，“紅色志愿”傳遞愛心，集中為社區居民提供各類便民服務，有效激發了黨組織的黨建活力，將黨群活動陣地延伸到最基層，使社區黨組織服務能力、服務水平得到顯著提升。社區黨委每季度召開一次黨建聯席會，圍繞轄區內社會性、群眾性、公益性工作，溝通情況，交流經驗，研究、協調轄區內的重要問題，形成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共建共管的協調議事長效機制。依托社區大黨建建設格局，搭建以張火路社區黨群活動中心＋轄區單位共建基地的“一中心?六基地”服務平臺，建成市救助站、市特殊教育學校、職教中心、新園幼兒園、玉門石油度假村、風濕頸腰椎醫院等6家“三社聯動”共建服務單位，統一懸掛標牌和服務規章制度，配備相應的活動器材，實現了社區服務空間共享。同時，整合轄區資源服務社區，將轄區的25家兩新組織的4個黨支部納入社區黨委，形成了全覆蓋、廣吸納、動態開放的黨組織體系，止目前，共開展扶貧幫困、文藝匯演、健康義診等志愿服務活動10多場次，走訪慰問困難人員28戶。

四、突出“實”字抓推進，全力構建和諧美景

社區緊扣“三社聯動”服務方案，不斷滿足社區居民多樣化需求，為社區內的老年人、青少年、家庭提供更加個性化的服務，精心打造“七園”，夯實社區服務體系，建設和諧社區。

一是打造老年服務“怡心園”。社區針對老年人在娛樂文化、精神慰藉、家政服務等層面的需求，精心設計了主題新穎、貼近老人的自助互助服務活動，先后開展了“巧手扮生活”老年人手工制作小組、“同心同樂”老少聯誼、“緬懷過往，重溫回憶”老年人分享座談，“愛在金秋、九九重陽”文藝演出等活動，既豐富了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也增進老人之間的情感聯系。同時聯合共建服務基地的社區醫院定期為老人免費體檢，舉辦健康知識講座，幫助老年人樹立正確健康的生活方式，轄區內敬老愛老氛圍日漸濃厚。

二是打造兒童/青少年服務“怡學園”。社區黨委建立健全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教育機制，不斷探索創新兒童/青少年服務的新途徑、新模式。在寒暑假開展了“護苗行動”青少年網絡安全知識講座，快樂讀書活動；

聯合轄區單位對6戶留守兒童、困難兒童開展走訪慰問；

為特殊教育學校的孩子舉辦了“永青—童夢變色水杯”活動，發放變色水杯150多個。通過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教育網絡構建，增強了兒童青少年服務教育合力，為青少年健康成長創造了寬松環境。

三是打造家綜服務“怡居園”。社區共有黨員161人，轄區居民有刺繡、書法、太極拳、舞蹈、秦腔等特長的人數為83人，其中自樂班子1支9人，舞蹈隊伍3支58人，瑜伽館1家，青少年課業輔導班3家。社區成立了8小時服務驛站（建立了社區居民微信交流群），發布一些惠民政策及便民信息，滿足居民常見需求，搭建線上互助平臺；

開展“與鄰為友”趣味活動，增進鄰里感情；

每月舉辦一期新中國式家長學堂，引導家長做真正愛孩子的父母；

組織黨員進行拓展訓練，增強團隊力量；

舉辦“慶三八”女性插花沙龍，培養女同胞知美、愛美、尚美、會美的美好生活情趣，美化生活，美化家庭。通過各種活動，積極搭建了不同居民群體之間的交流溝通平臺，增進居民、鄰里之間的感情，積極創造怡居環境。

四是打造社區服務“怡融園”。依據社區需求，整合“人、文、地、景、產”五大社區發展方向，引導社區成員參與，培養自助能力，開展社區營造，推動社區發展。街道多方籌資，改造社區內部環境，將社區現有辦公樓三層共756平方米，改造成內設黨群活動中心、便民服務大廳、書吧、兒童萌芽之家、書法之家等多功能活動中心，方便居民開展各種活動，同時在社區外圍制作了文化長廊。依托社區大黨委，充分整合轄區資源，實現環境衛生、文化、治安聯建，共同創建整潔、有序、優美的社區環境。舉辦“三社聯動”啟動儀式、“慶七一”文藝匯演、“喜迎十九大”文藝演出、“翰墨飄香”居民書畫作品展，“共建和諧社區、共享和諧美景”社區文化藝術節暨“三社聯動”宣傳等大小活動5場次，轄區15個單位積極參與，提供場地，參演節目，共享文化盛宴；

舉辦“端午飄香粽是情”聯誼活動，邀請轄區30多位老黨員、孤寡、空巢老人及困難人員，包粽子、繡香包、做游戲，共同過節，還為6戶行動不便的居民送去粽子，構建了黨群共享、其樂融融的家園型社區活動平臺。

五是打造社會組織服務“怡聯園”。加強社區社會組織的建設有利于提高居民素質，增強居民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有利于培養社區群眾的民主意識，有利于深化社區服務，滿足居民多樣化需求。社區利用新建的共建服務基地，為轄區居民自發組織的刺繡手工、自樂班、書法、舞蹈共4個社區社會組織團隊提供場地，邀請專業的舞蹈老師，對社會組織進行培訓，提升他們專業能力。同時，社區正在引導社會組織步入正規，孵化有能力的社會組織，讓更多的居民加入到志愿者團隊，更好地為轄區居民服務。

六是打造社會工作服務“怡人園”。社區抽調參加過社會工作培訓的3名人員和引進的甘肅興邦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專業社工組成了社會工作團隊，優勢互補，積極打造本土化服務新模式。邀請蘭州財經大學法學院李明副教授為社區現有的34名工作人員進行社會工作的專業培訓，學習社會工作專業知識和技能，提升其社會工作水平。今年社區還組織7名工作人員報考了社會工作職業考試，參加了區民政局組織的考前輔導和培訓，社區按照社工的方式培養草根的社區社會工作服務，搭建“社工+義工+志愿者”的聯動模式，共同探索社區本土化社工服務經驗，共同傳遞人文關懷理念，提升居民服務參與度。

七是打造志愿服務“怡善園”。“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是社區志愿服務的宗旨，社區在轄區內大力推行“黨建+服務、黨建+公益”的模式，不斷為社區黨建輸入新活力。社區先后成立了以轄區黨員為主的志愿者服務團隊4支，青年志愿者1支、巾幗志愿者1支，打造了“情暖萬家、愛心服務”社區志愿服務活動特色品牌，開展以環保、助老、文化、便民等為主的志愿服務活動10多場次，受到了社區居民的好評。黨員志愿者帶頭發揮先鋒模范作用，也讓社區更多黨員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影響更多的居民參與社區活動中。同時社區積極鏈接河西學院青年志愿者協會和社會工作相關院系，在社區建立專業實習基地和志愿服務基地，開設暑期志愿者活動，努力在社區形成“全民義工，終身志愿”的志愿服務氛圍，逐步實現從“社區管理”到“社區治理”的轉變。

五、突出“廣”字做宣傳，不斷提升品牌效應

立足于引導廣大干部職工和居民群眾熟悉政策、掌握政策、運用政策，充分發揮轄區學校、道德講堂、居民之家等教育機構作用，逐層逐級深入宣傳“三社聯動”相關政策和理論知識，引導和幫助居民群眾了解“三社聯動”的政策措施。在社區組織開展“編寫一本學習資料、舉辦一次專業培訓、召開一次群眾會議、開設一個宣傳專欄、開通一個微信平臺”為主要內容的“五個一”宣傳活動，形成了多層次、全覆蓋、立體式的“三社聯動”宣傳格局，為深入開展“三社聯動”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同時，積極與居民群眾建立信任關系，擴大社會工作服務影響力，通過入戶探訪、座談交流、活動滿意度測評、社工宣傳等方式，大力宣傳社區“三社聯動”工作，動員和引導轄區居民更好地參與到活動中來，增進了居民之間的感情，營造了濃厚的服務氛圍，使“三社聯動”工作家喻戶曉。至目前，開展社工宣傳5場次，入戶探訪50多戶，建立了社區微信公眾號和居民交流群，在市、區新聞媒體發表信息10篇，市、區電視臺播出報道4期。

六、存在的問題及幾點啟示與思考

經過一年多來的工作實踐，雖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與省、市、區要求和群眾期盼還有一定差距，從目前看，社區引進的甘肅興邦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因申報試點需用本土社工機構暫停，社區需盡快引進有經驗的社工機構指導開展工作。從長遠來看，還有一些問題需要我們去思考和探索，如：如何更好地發揮黨組織在社區多元治理中的領導核心作用；

如何豐富內容、規范流程、科學監管評估，從而推動“三社聯動”深入開展等等，需要我們在接下來的工作中進一步創新思路、大膽探索，力爭試點工作取得新突破、新成績和新經驗。

1.進一步發揮社區黨組織的領導核心作用。社區黨委要把社區治理擺上重要議事日程，納入黨委工作整體布局，與黨的建設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檢查、同步考核。建立以社區黨委為領導核心，以公共服務中心為平臺，以黨員干部聯系群眾制度為抓手，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社區建設、社會組織發展和社會工作，使之相互支持、滲透融合。重點引導轄區社會力量參與社會治理，實現由政府“包打天下”到與社會力量“合作共治”轉變。

2.進一步完善和規范社會組織。按照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要求，創造一切有利條件，扶持社會組織發展壯大。完善社會組織等級評估工作，引導社會組織完善內部治理結構，提高規范管理水平。社區“三社聯動”工作剛起步，各項建設工作仍有待進一步完善和規范化。因此，仍需繼續做好“三社聯動”的規范化建設，著重探索和實踐社會工作督導和第三方項目評估驗收機制，充分發揮社區民主協商機制，對發現問題及時修改、調整和總結，確保各項服務活動走上正軌。3.進一步提升整體服務水平。提升社區整體服務能力，“三社聯動”是關鍵。社區、社會組織、社工隊伍分別代表著平臺、機構和人員，只有這三者自身基礎扎實、相互支撐，才能形成牢固的“三角”關系；

只有進一步提升社工專業化職業化水平，強化現有社會組織能力建設，并根據實際培育和扶持更多的符合居民需求的社區社會組織，有針對性地組織開展各類服務活動，才能發揮出“1+1+1﹥3”的強大社區服務功能。要加強與上級部門的溝通聯系，協助配合做好各項社會治理工作，真正下活社區社會治理這盤棋。

在今后的工作中，社區將進一步加大探索創新力度，及時總結提煉“三社聯動”工作的實踐經驗，不斷健全“三社聯動”的制度和方法，聚集社區治理正能量，努力開拓“三社聯動”工作新局面。

第二篇：社區治理中“三社聯動”機制探析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意義

（一）研究背景

我國行政體制改革后，基層社區治理模式面臨新的變化，原來由單位包辦一切的福利模式不復存在，各類轉移出來的職能落在了社區和社會組織的肩上，政府將部分管理職能交給社區來做，與此同時社區的發展為社會組織的培育，專業社會工作機構承接政府職能轉移提供了有力條件。鑒于我國現在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利益需求逐漸多元化，以往傳統的公共服務著重社會經濟方面，忽略了民眾的需求。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居民對社會公共服務的需求也日益增多，傳統的公共服務已經難以滿足社區居民需求。社區內迫切的需要一些專業社工人才，為居民提供專業化服務。近年來，各類社會組織在承接政府轉移職能、參與社區公共服務等方面的作用日益顯現。這些都為“三社聯動”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廣闊的空間。

2015年10月，民政部部長李立國在全國社區社會工作暨“三社聯動”推進會上明確提出：力爭到2020年，絕大部分城市社區和多數農村社區都能形成及時回應居民需求的社區服務體系，每個城市社區至少有10個以上、農村社區至少有 5 個以上社區社會組織，有專兼職專業社工或接納民辦社工機構從事社會服務活動，達到社區社會組織更加活躍、專業社工作用更加明顯、城鄉社區更加富有活力。可以預見的是，5年之后，基層社會服務管理將會煥然一新，特別是社會服務方面將會有質的提升。從2015年開始，內蒙古自治區嘗試在社區治理中運用“三社聯動”模式。

（二）研究意義

本文的研究將基于筆者在社工機構實習時參與項目的過程中，參與項目實施的經驗，具有較強的直接性、實踐性和經驗性。除了自身經歷之外，還將總結國內不同地區極具代表性的“三社聯動”模式。巴彥淖爾市“三社聯動”雖然已經開始探索，但仍然處于探索階段，結合巴彥淖爾市“三社聯動”在金川社區的實踐，總結“三社聯動”在社區治理中的成效，找到社會工作專業發揮專業的空間以及在社區中如何調動社區、社工和社會組織的積極性來促進社區發展，期待這一社區治理的模式能夠運用到其他社區的治理中。

二、問題的提出 隨著我國創新社會治理的變革，社區、社會組織以及社會工作者成為創新治理的重要著力點。巴彥淖爾市“三社聯動”是政府牽頭購買服務，社區提供平臺，社會組織為載體，社會工作為專業支撐，最終滿足居民需求，在社會組織引入外部資源和社會力量之后，社工提供專業化、有針對性服務，把矛盾化解在社區、把多元服務供給實現在社區的一種新型社會治理模式、社會服務供給方式和全新的社會動員機制。金川社區的實踐覆蓋麗水社區、麗景社區、錦繡社區、今日尊府、江南華府、明珠城、北歐印象、河套書院等8個社區，社工機構深入社區，以地區發展模式為理論基礎，培育社區自治組織參與社區建設。在這個過程中建立項目運行機制以及社區照顧體系，為之后社區治理提供可持續的運行模式，達到社區治理可持續的效果，以便將模式推廣到其他的社區治理中。

其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三社聯動”模式的選擇上面，而不同地區的“三社聯動”運行機制并不相同，如何根據地區情況，選擇正確的發展模式和策略才是關鍵所在。“三社聯動”機制作為一種探索社區治理的新路徑，是創新民政工作，提升社會治理的一種新舉措。本文以金川社區“三社聯動”的實踐為例，將參與社區治理的各個主體看成是在一個社會系統之中，總結“三社聯動”各方在參與社區治理中發揮的作用，發現其中存在的問題，從不同角度提出具有創新性和可行性的建議，提升服務管理水平。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法

深入研究與“三社聯動”和社區治理相關的國內外文獻，總結社區治理經驗，研究“三社聯動”機制推進社區治理是建立在對國內外大量文獻研究的基礎之上。

（三）比較研究法

通過比較國內典型城市社區中的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參與社區治理模式的優缺點，試圖為巴彥淖爾市社區治理提供有意義的啟示和借鑒。

（四）訪談法

筆者通過參與巴彥淖爾市金川社區“三社聯動”社區服務的實踐，直接與三社聯動中的各個主體進行對話，通過訪談的方法獲得第一手資料。

四、文獻綜述

（一）關于社區治理的文獻研究 1.國外關于社區治理的文獻研究

治理理論已成為理解當代社會現實的一種重要而有益的方法工具與分析框架。西方是社區治理理論與實踐的發源地，西方社區治理研究主要涉及從公民治理視角研究社區治理的內涵和社區治理的應用方面。

社會學大師安東尼·吉登斯（2000）曾認為社區這一主題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1]。

胡欽森（2010）則認為社區治理是治理的靈魂工作[2]。海倫·蘇利文（2001）提出了社區治理的三大核心主題，即社區領導力、促進公共服務的供給與管理、培育社會資本[3]。

青木昌彥（2002）認為社區中產生的自愿組織，最主要的意義不在于提供公共產品本身，而是社會資本[4](P.35)。

在社區治理的應用方面，蓋茨（1999）在《社區治理》中提及，城市社區治理作為一個復雜的治理結構，政府和社區之間的關系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政府、社會團體和公民要團結合作、平等協商，共同承擔職責和分享權力[5]。

博克斯（2005）在《公民治理：引領世紀的美國社區》一書中把美國社區治理模式稱之為以公民為中心的治理結構，并認為社區治理和公民治理是等同的，其目的就在于給美國社區治理打上民主化的烙印[6]（P.7-9）。

L.M.Mantel 和J.D.David（2006）則認為社區聽證會為居民提供交流的場所和相互了解機會，聽證內容主要是關于社區公共利益、社區居民普遍關注的熱點和難點問題，在消除分歧，達成共識，推動社區治理方面發揮巨大作用[7]。

綜上所述，國外學者關于社區治理的研究主要著眼于治理結構、管理模式及構成要素等方面的理論研究，這與百年以來他們長期開展社區研究所形成的學術積淀是有很大關聯性。從中可以看出，國外的社區治理的研究有著良好的基礎，擁有特定的機制和環境,所以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且與社區治理聯系緊密。其研究方向圍繞具體的社區公共事務的處理方式展開研究，密切注意社區的發展變化，同時社區發展中的資源挖掘也是他們關注的問題。

2.國內關于社區治理的文獻研究 國內關于社區治理的研究經歷了從引入到本土化并實踐發展的過程。夏建中（2012）認為社區治理的定義是在接近居民生活的多層次復合的社區內，依托于政府組織、民營組織、社會組織和居民自治組織以及個人等各種網絡體系，應對社區內的公共問題，共同完成和實現社區社會事務管理和公共服務的過程[8](p.100)。王敬堯（2006）提出了在社區建設中的參與式治理方式[9]；吳群剛（2011）等以北京的社區治理為例，探討了基層社區服務管理的創新和實踐[10](P.1-3)。

我國學者潘小娟（2004）認為“在社區建設中非常主要的是政府、社區居委會、社會組織三者之間的關系，三者需要各自找好自己的位置，合理分工，有序互動，從而將越位、錯位、缺位等問題的出現的概率降到最低，避免造成制度性缺陷和矛盾”[11]。

我國學者馮玲、李志遠（2012）認為“資源配置是影響我國城市社區治理的重要因素，提倡要多元主體參與資源配置，提倡多個主體參與社區治理，全方面參與社區服務”[12]。

魏娜（2003）認為“社區治理是通過政府與社區組織、社區公民的共同努力實現社區三個層面的轉變，即改善社區環境、促進社區經濟發展、提高社區居民生活質量，社區治理模式的創新將促進社區乃至整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13]。

從國內學者的文獻梳理來看，一方面國內關于社區治理的研究在理論視角方面仍有可拓之處，另一方面國內關于“三社聯動”推進社區治理的研究已經悄然成為學術界的新熱點。我國學者文獻研究的背景材料、調查證據和學術觀點，對于深化“三社聯動”推進社區建設與治理問題的研究，無疑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通過以上對國內外文獻研究的梳理來看，社區治理理論具有了一定的基礎，這為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研究提供了理論和實踐基礎。在社區發展和配置資源方面，社區治理的參與主體應該多元化已成為國內外學者普遍認同的觀點。而參與社區治理的主體多元化的方式和發展“三社聯動”機制是分不開的。

（二）關于三社聯動的文獻研究 1.“三社聯動”的概念界定

楊貴華、徐選國（2016）認為“三社聯動是在政社分工與合作的內在機制下，通過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等外在化機制，激發社會活力參與社會建設，促進政府與社會力量(社區主體、社會組織及社會工作者)分工協作以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創新的雙重目標過程及其實踐邏輯”。其中社區包括街道和社區居委會以及社區層面的黨組織；社會組織包括具有合法性資質的法人社會組織和法定意義以外的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指專業社工和社區工作人員[14]。

王思斌、徐永祥、曹國會（2015）為代表的學者認為“‘三社’是指社區居委會、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者在社區服務、社區建設、社區治理方面聯合行動、互相促進，實踐各自職能和獲得共同發展的過程。‘三社聯動’就是在三方理性基礎上的聯合行動，是在尋求共同目標和最大共識基礎上的協作與合作”[15]。

葉南客（2010）將“三社聯動”定義為：三社聯動是指通過社區建設、社會組織培育和社會工作現代化體制建立的“三社聯動”，形成“三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相互促進的良好局面。并提出內需驅動型、政府主導型、項目引導性、理念踐行型、體制創新型，5種“三社聯動”類型；并在相應理論支撐下，提出了推進“三社聯動”的發展戰略[16]。

“三社聯動”在民族社會工作的應用中，汪東東、王華（2014）認為“三社聯動”是指社區、社會組織、社工三者之間的互動，其中社區是社會組織與社工活動的場域，社會組織是承載項目運行和提供服務的主要機構，而社工則是從事一線服務的主要職業人員，三者聯動有益于整合社區資源，形成合力服務于民族地區”[17]。

介于對“三社”概念界定的不同，“三社聯動”目前有三層含義：第一將“三社”均視為工作主體。社區是社區居委會，社會組織應該是獨立注冊的服務機構，社工則是社工機構及其工作者。基于此解讀，社會治理背景下的“三社聯動”就應該是社區居委會、社會組織、社工機構(及其工作者)基于平等原則的互動，在應對集體事務的過程中，三個主體相互依賴、各依優勢、加強對話、伙伴合作，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二是將“三社”視為多維概念。社區是由若干具體議題組成的實踐場域，社會組織是具體服務的載體，社工則指社會工作方法。基于此解讀。“三社聯動”就應該是社會組織尤其是社工機構針對社區民眾的具體問題和需求，運用社會工作方法提供相應服務。三是整合前述兩者的內涵。社區居委會、社會組織、社工機構運用社會工作方法，基于平等原則進行伙伴式互動，疏解社區民眾的具體問題，滿足其需求，以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18]。2．“三社聯動”的模式

崔光勝、耿靜（2015）通過分析在基層社會服務管理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社區、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人才(簡稱“三社”)的基礎作用日益凸顯，政府開展的公益創投推進了“三社聯動”，社區、社會組織及專業社工能夠形成較好的協作關系，不僅共同推進了公益項目的良性運作，還進一步豐富了“三社聯動”工作機制的內涵[19]。

陳麗、馮新轉（2012）在研究江蘇個案后總結認為，在政府的領導下，專業社工介入社區建設和發展，社會組織為社區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務，社區居委會帶動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活動，從而構建社區管理的新形式[20]。

葉南客、陳金城（2010）通過對地方實踐的經驗總結，歸納出“三社聯動”的五大元素，分別是：當地政府的規范引導、社區居民的動員參與、社會組織的服務管理、專業社工的指導帶動以及社區體制的創新變革，同時，由于對社區、社會組織化及社工的不同解讀，“三社聯動” 圍繞以上五個元素，結合地區特色，因地制宜的發展出不同的模式，將其歸納為以下五種模式[21]：內需驅動型、政府主導型、項目引領型、理念踐行型、體制創新型。

李文靜、時立榮（2016）對“三社聯動”社區治理的實踐模式進行了總結歸納，將其分為一是社會組織委托型，二是社工機構服務型，三是項目指導型[22]。

郎曉波（2012）闡述了江干地區“三社聯動”推進社區工作的具體模式：江干區按照“分類指導、分類管理、分類建設、整體推進”的思路，以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為重點，以群眾需求為導向，著力構建以社區為基礎、社會組織為載體、社會工作者為支撐的“三社聯動”服務管理模式，逐步形成政府與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互聯、互動、互補”大服務工作格局[23]。

盧文剛（2016）對三社聯動優化路徑進行了詳細的總結和對比得出：上海以社工專業化推動“三社聯動”新格局；南京市通過街區體制改革，推動“三社聯動”機制發展，需求驅動，強調創新，強調自治，項目運作，緊貼實際；廣州是135“三社聯動模式”；北京通過“四項機制”+“三個平臺”驅動“三社聯動” [24]。

3.“三社聯動”的機制建構 葉海波（2013）在“三社聯動”與社區社會組織的關系上，以泰州市“三社聯動”的實踐為例指出健全“三社聯動”機制，搭建四位一體社區社會組織平臺、探索三級管理的社區社會組織培育模式、在“雙工”聯動基礎上提升社區社會組織服務水平、最后完善相關的工作機制助推社區社會組織健康發展[25]。

陳躍（2012）在研究了美國社會工作服務領域運作機制后，提出了如何創新張家港市社會服務的建議。他認為，發揮社區自治，提供社區服務；培育社區社會組織，承接公共服務；壯大社工人才隊伍，關注介入社會問題，是創新開發社會服務領域的總體方向[26]。

李夢嬌（2015）在研究了河南省鄭州市金水區國泰花園社區服務中心“三社聯動”的探索性運行機制后，總結出 “政府主導，社區監管，民間運作”的模式，為社區居民尤其是特殊困難群體提供多領域、綜合性的專業服務。國泰花園社區服務中心采用匹配社區資源與需求，社會組織“綁定”項目促發展，找準社工定位，開發特色項目[27]。

“三社聯動”需要通過政策制定、領導機制和工作機制建設來推動形成由下而上、內外互動的聯動形勢[28]。“三社聯動”機制的構建，要在明確“三社”的角色和各自職能的基礎上，在地區和社區兩個層面構建起社區、社區組織以及社會工作者有效的合作機制，實現優勢互補，提高社會服務的質量和效率。社區在“三社聯動”中角色是資源配置平臺，支持和整合配置社會組織及社工專業服務；社區社會組織是社區參與的動員者，是社區服務的組織載體,也是社工專業服務的組織載體，反應社區需求，在社工協助下，設計和實施相關服務；專業社會工作者則是專業需求的評估者和專業服務的引領者，在政府資源的支持下，因地制宜地評估需求，設計服務方案，通過培訓、督導、評估等技術支持手段培育社區社會組織，與此同時，推動社工專業人才隊伍的建設[29]。在"“三社聯動”機制的探索路徑上要著力探索“三社聯動”中“三社”聯合項目運作機制，項目運行機制主要包括三個部分: 一是政社合作培育社區治理組織； 二是政府購買服務連接各類聯動主體，形成聯動服務模式；三是采取項目化的運行方式[30]。通過對需求量大且專業化服務要求高的社區服務采用項目化運作，在提升服務效率和服務水平的同時，培育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者的專業化服務，探索“三社聯動”機制。綜上所述，學者們關于“三社聯動”的研究或者是在探索“三社聯動”的模式選擇，或者是針對不同地區的“三社聯動”機制對改善社區治理的成效進行說明，大多數改善社區治理的主要方式是通過培養社區社會組織，提升社會組織服務水平，完善社區工作機制。很少有學者研究“三社聯動”機制在改善社區治理模式的同時，為社區居民具體帶來了哪些實際效益，可以為社區帶來哪些可供借鑒的方式方法。

“三社聯動”為社區治理開創了新模式，但是社區是否能夠在模式框架下開展工作這是個問題，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社聯動”機制如何參與社區治理以及取得的成效，重點是為社區提供可供復制和循環利用的工作模式，這才是支撐社區治理模式創新的重要保證。

四、文獻綜述

（一）關于社區治理的文獻研究

1.國外關于社區治理的相關文獻研究

社區治理是現代化社會管理的重要內容，治理理論已成為理解當代社會現實的一種重要而有益的方法工具與分析框架。由于西方研究起步相對較早，因而西方社區治理研究相對比較成熟，而且理論運用也相對較多，從運用情況來分析，西方國家的社區治理比較成熟。

社會學大師安東尼·吉登斯（2000）曾認為社區這一主題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1]。

胡欽森（2010）則認為社區治理是公共治理的關鍵性工作[2]。學者海倫（2001）通過對社區治理進行研究，針對于其提出了司考，針對于社區治理提出了主題思想 [3]。

學者青木昌彥（2002）通過研究指出，社區最重要的意義體現在社區可以提供相應的社會資本，與公共產品并沒有什么多大的關系 [4](P.35)。

在社區治理的應用方面，學者蓋茨（1999）通過研究指出社區是一個復雜的結合體，尤其是城市社區，對其進行治理往往需要涉及非常多的內容，其中政府和社區的關系是社區治理的關鍵性內容，對社區的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因此，協調好政府與社區的關系是社區治理的重要內容[5]。

學者博克斯（2005）通過研究指出社區治理模式體現了社區發展方向，其在其著述《公民治理》中對美國社區治理問題進行分析，其指出這是最適合社區的發展方向，其指出社區治理就是民主化的發展過程[6]（P.7-9）。

學者L.Manntel（2006）通過研究指出社區是居民聚集的重要場所，社區聽證可以為社區的居民表達意向提供機會，一般意義上來講，社區聽證的內容是出于公共利益，是涉及社區治理方面的內容，需要社區居民積極參與并發揮相應的作用 [7]。

綜合來分析，西方國家社區治理研究起步較早，研究成果相對比較豐富，可以為我國社區治理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來國外社區治理偏向注重社區治理結構、社區管理等內容，注重為社區治理提供相應的聯系機制，推動社區進一步發展。

2.國內關于社區治理方面的文獻研究

國內關于社區治理的研究經歷了從引入到本土化并實踐發展的過程。學者夏建中（2012）通過研究指出社區治理是指在一個具有多層次結構的復合地區，出于維護地區公共利益的目的，通過完成社區事務管理為目標來推動社區發展的過程 [8](p.100)。

學者王敬堯（2006）通過研究指出社區的建設離不開公共投入發展，社區管理模式是地區發展的具體治理方式 [9]；學者吳群剛（2011）通過結合具體的案例展開研究，其指出基層社區治理離不開地方管理進一步發展，對基層管理問題進行了探討和分析[10](P.1-3)。

潘小娟（2004）通過研究指出社區管理的主要內容是政府，政府在社區管理過程中居于最重要的地方，對此社區要積極通過加強與政府的聯系提升社區的管理水平，進而促進社區管理進一步完善，避免產生相應的矛盾[11]。

馮玲（2012）通過研究指出資源配置對地區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社區也不例外，資源配置對社區的治理有著非常大的影響 [12]。

學者魏娜（2004）通過研究指出社區治理集中體現在積極提高社區的生活質量，通過相應的措施促進社區的生活質量改進，提升地區經濟發展總量。優秀的社區治理模式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帶動社區居民生活質量提升，進而促進整個地區經濟發展[13]。

從國內學者的文獻梳理來看，一方面國內關于社區治理的研究在理論視角方面仍有可拓之處，另一方面國內關于“三社聯動”推進社區治理的研究已經悄然成為學術界的新熱點。我國學者文獻研究的背景材料、調查證據和學術觀點，對于深化社區與政府關系變動，促進社區發展的內容來分析，相關研究文獻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指導作用，價值與意義不言而喻。

結合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來社區治理理論研究具有較成熟的基礎，而且可以為本文的研究提供相應的基礎。在社區發展和配置資源方面，社區治理的參與主體應該多元化已成為國內外學者普遍認同的觀點，得到了廣泛的認可。而這與社區聯動是存在著密切關系的，因而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研究。

（二）這對于三社聯動方面的文獻研究

1.關于“三社聯動”的概念

楊貴華、徐選國（2016）認為“三社聯動是在政社分工與合作的內在機制下，通過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等外在化機制，激發社會活力參與社會建設，促進政府與社會力量(社區主體、社會組織及社會工作者)分工協作以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創新的雙重目標過程及其實踐邏輯”。其中社區包括街道和社區居委會以及社區層面的黨組織；社會組織包括具有合法性資質的法人社會組織和法定意義以外的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指專業社工和社區工作人員[14]。

王思斌、徐永祥、曹國會（2015）為代表的學者通過研究指出三社就是社區組織活動中的社區居住委員會、社區組織委員會以及政府組織三社聯動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三個社區組織通過一定的機制聯系起來，進而推動社區正常發展[15]。

葉南客（2010）通過研究指出，社區的三社聯動是指社區建設、社區教育以及社區的現代化發展建設聯系起來的內容，從這三個方面對社區的發展情況進行分析，進而促進社區進一步發展完善[16]。

“三社聯動”在民族社會工作的應用中，汪東東以及學者王華（2014）對社區的三社聯動持有不同的觀念其指出三社聯動是指社區、社區組織者以及社區工作者三個方面聯動起來的活動，從這個角度出發，三社聯動更加強調通過社區的能動機制來發揮其相應的主體作用，進而推動民族社會工作發展，其理論更加強調從民族社會的角度通過整合社區的資源來推動社區發展，進而推動社區發展

[17]。

不同的學者對“三社”的認識不同，因而有著不同的概念，對此，本文經過分析認為三社是參與社區活動的重要主題，其對社區的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結合前面對“三社”相關概念的分析，本文綜合分析認為三社的概念可以從社區的組織者、社區的工作者、社區的服務者三個角度出發，通過三個社區機構多方聯動帶動社區正常運轉，促使社區在科學的運作環境下取得長遠的發展成就，這也是促進社區公共利益發展的重要措施，能夠有效地帶動社區進一步發展，進而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18]。

2．三社聯動模式方面的研究文獻

崔光勝、耿靜（2015）通過分析在當前社會情況的分析，對我國基層社會管理問題進行了研究，圍繞著三社聯動活動及相應的社會效益進行分析，對三社聯動產生的積極活動進行分析，從三社聯動產生的公益積極性進行分析，旨在更大程度上推動三社聯動朝著更高層次水平發展[19]。

陳麗、馮新轉（2012）在研究江蘇個案后總結認為，社區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引導，社區在政府的引領下會對社區的發展起著積極作用，而專業的社會工作者參與其中則能夠更好地帶動社區發展，有利于帶動社區積極發展，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是社區發展的一個新方向，也是社區發展的新模式 [20]。

葉南客、陳金城（2010）通過結合具體的實踐經驗展開分析，對三社聯動的活動形式以及活動進行分析，對三社聯動的參與情況進行分析，并對三社聯動的組織形式進行了分析總結，其通過研究總結出三社聯動的活動模式主要包括五個類別，分別如下：

（1）內需帶動型（2）政府引導型（3）項目引導型（4）理念實踐型（5）體制創新型

可以說這五種模式是當前三社聯動的主要模式，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三社聯動的發展水平[22]。

郎曉波（2012）闡述了江干地區“三社聯動”推進社區工作的具體模式。其從闡述地區發展的具體模式入手，通過結合地區的具體發展情況進行分析，并將這種聯動方式進一步發展，促使三社聯動模式進一步轉化運用[23]。

盧文剛（2016）對三社聯動優化路徑進行了詳細的總結和對比得出：上海以社工專業化推動“三社聯動”新格局；南京市通過街區體制改革，推動“三社聯動”機制發展，需求驅動，強調創新，強調自治，項目運作，緊貼實際；廣州是135“三社聯動模式”；北京通過“四項機制”+“三個平臺”驅動“三社聯動” [24]。3.“三社聯動”的機制建構

學者葉海波（2013）針對于三社聯動與社區組織活動之間的聯系進行研究，其通過結合地區性案例展開分析，對三社聯動的發展情況進行分析，以泰州市為案例展開分析，通過對三社聯動過程中面臨著的問題及問題解決機制進行分析，從三社聯動的角度對社區組織建設工作進行分析，強調通過雙動來提升社區的發展水平，進而推動社區進一步發展[25]。

學者陳躍（2012）通過對美國的社會工作問題進行研究，對其社會工作模式情況進行分析，在了解美國社區運作服務的基礎上對美國社區治理模式進行分析，并結合我國地區特征展開分析，主要結合張家港市的情況來展開分析，通過結合張家港地區的社會服務現狀，對其服務發展情況提出相應的思考，旨在提升張家港市社區服務質量，推動社區服務朝向新的發展方向[26]。

李夢嬌（2015）在研究了河南省鄭州市金水區國泰花園社區服務中心“三社聯動”的探索性運行機制后，總結出 “政府主導，社區監管，民間運作”的模式，為社區居民尤其是特殊困難群體提供多領域、綜合性的專業服務。國泰花園社區服務中心采用匹配社區資源與需求，社會組織“綁定”項目促發展，找準社工定位，開發特色項目[27]。

通過結合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理解三社聯動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社區工作者以及社區組織者參與其中，通過以政府為領導核心，以社區工作者為主力軍，社區組織者積極參與的情況下對社區的發展機制進行完善地分析，探索社區治理參與者在發揮各自只能的情況下對三社聯動機制。在探索的過程中，要注重積極探索聯合機制，通過加強政府與社區組織者之間的聯系，推動社區組織與政府緊密結合，進而積極培育社區的治理組織，通過與政府合作帶動社區治理模式走向專業化，同時，積極鼓勵社區采取項目化的管理方式，對社區的治理模式走向專業化的道路，一方面可以提高社區的服務效率，另一方面還能有效地提升社區的服務質量，對于社區而言，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發展方向。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對三社聯動的概念及相關研究有著一定程度的認識，對于社區治理而言，不同的社區存在著不同的特點，因而采取針對性的治理模式對社區的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三社聯動能夠有效地帶動社區的治理水平以及服務水平，但是當前研究存在著一定的缺陷，大部分學者注重三社聯動的理論研究，而對三社聯動能夠帶來充足的利益研究相對較少，也就是說注重理論研究，而對三社聯動的時間運用研究相對缺乏，不能滿足我國當前實際情況。從社區治理模式的角度來分析，三社聯動在很大程度上為社區治理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考方式，而且能夠為社區治理提供完善的理論借鑒，但是這些研究仍局限于理論化的研究，對于三社聯動的機制構建以及機制運行都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對于如何實施三社聯動以及如何發揮三社聯動的價值均存在著一定的空白，對此本文綜合諸多文獻研究成果指出三社聯動更加強調參與社區治理并缺德相應的效益，積極推動社區朝向積極健康的發展方向運行，能夠有效地帶動社區生活水平提升，這也體現了社區治理模式創新推動了社區建設發展的理念。

第三篇：“三社聯動”匯集社區治理正能量

“三社聯動”匯集社區治理正能量

作者：陳雨薇

作為蘇州市中心城區，姑蘇區內擁有戶籍人口74.66萬人、流動人口28.47萬人。老年人口、外來人口、弱勢群體密集的特點，給該區社會治理帶來嚴峻挑戰。針對這一特點，姑蘇區通過構建以社區為平臺、以社會組織為載體、社會工作人才為支撐的“三社聯動”機制，創新社會治理體系，推動社會建設發展。

資源整合，構建新型社區服務體系

社區是青少年除學校之外接觸最多的社會場所，如何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社區服務，關系著青少年能否更好的融入家庭、融入社會。“但社區在這方面缺少具體思路，所以我們決定引入專業機構來實施服務。”金閶街道負責人說。

街道以白蓮社區、彩香二村北社區、三元一村社區為試點區域，由專家學者和專業社工“策劃”，將專業教育理念與方法引入社區服務，為廣大社區青少年提供體系化、專業化服務，幫助青少年走向自立、自助和自強。

1月15日，由金閶街道社區服務中心和蘇州汀斯社工事務所聯合打造的社區青少年社會工作服務計劃“成長延伸線”試運行。一個活動三方聯手搞，如今，這種以社區為基礎、社會組織為載體、社工為骨干的“三社聯動”服務機制，在姑蘇區實現了推廣。

“傳統社區服務更多依靠社區居委會履行職能，而‘三社聯動’構建了一種合作格局，形成政府、市場、社會組織良性互動、協調互補、合作共治的基本公共服務方式。”姑蘇區民政局相關人士表示，在“三社聯動”治理模式中，社區、社會組織及社工三者互聯互補互動，其中，社區提供運作平臺，起到了基礎作用；社會組織調動社會力量參與社區服務，激發了社區服務活力；社工提供專業化、個案化服務，提升社區服務能力。

機制創新，推進政府購買服務

一只只圓柱形的不銹鋼小盅里，放著由飯店大廚制作的半成品飯菜，社區蓋上外罩加熱四五十分鐘即可食用……飄香四溢的覓渡社區老人食堂里，30多位老人排隊從志愿者手中接過剛剛蒸熟的飯菜，圍坐下來，邊吃邊聊，有說有笑。2012年11月，葑門街道在覓渡社區試點引入“駱駝擔”餐飲管理公司，將老人一日三餐交給企業。2013年2月底，街道在轄區10個社區推廣，先后建立起7個配餐點，并與保險公司合作，開出全國首個“就餐險”，為老人的健康加了一份保證。如今，街道每天的“駱駝擔”訂餐量達到200多份。

“駱駝擔”助餐服務的成功實踐表明，政府購買服務機制是“三社聯動”的前提。專家指出，“三社聯動”重在聯，關鍵在動。怎么聯、怎么動，政府必須肩負起主導作用，推進政府購買服務成為主要抓手。

為確保購買服務工作的常態化、制度化、規范化，姑蘇區加快政府職能轉移、購買服務步伐，由區編辦牽頭，根據市級相關文件精神和政府各部門職責，編制了《姑蘇區政府向社會轉移職能指導目錄》；由區民政局牽頭，編制了《姑蘇區首批具備承接政府購買服務能力的社會組織建議名單》；由區財政局牽頭，編制了《政府向社會購買服務及履約試行辦法》。

政府購買服務，是否有社會組織能夠承接是關鍵。近年來，姑蘇區建立資金補助、購買服務、公益創投和公益項目推介四大扶持政策體系，在社會組織培育發展上做足文章，初步形成發展有序、門類齊全、層次豐富、覆蓋廣泛的社會組織體系。最新統計顯示，該區登記備案社會組織超過2796個，其中注冊登記806家，備案社會組織1990個，等級社會組織近90家，每萬人擁有的社會組織達37.4個。服務升級，滿足居民多樣需求

景德公益坊內，二十多個孩子正在認真地做著作業。兩三個孩子的旁邊都坐著一名大學生志愿者，為小朋友輔導功課。這是姑蘇區合眾社會工作事務所開展的“心靈成長·伙伴行動”——滄浪街道外來家庭青少年綜合服務項目，通過組建外來人員子女成長輔導義工服務隊，對30多名有需求的外來人員子女開展一對一或多對一的個性化陪伴式學業輔導活動。“通過這一項目，讓外來家庭的孩子們感受到社會的關心，進一步促進城市外來務工人員及其家庭參與社區融合。”項目負責人金笛是社工專業的大學生，從事公益工作多年，主持這樣的項目已經得心應手。

在姑蘇區，像金笛這樣的大學生社工還有很多。與普通社區工作者相比，“金笛們”更擅長運用專業社會工作方法解決問題，給需要服務的人群更全面幫助。姑蘇區通過實施社工人才關懷培養“3U”計劃、“群英工程”等社工培養項目，加大社會工作者人才隊伍培養力度。目前，該區持證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有1079人，每萬人擁有持證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數已達14.5人。

服務能力升級，不僅要靠專業人士，還需要環境優化。姑蘇區在調查中發現，社區普遍存在牌子多、檢查多、考評多、臺賬多、蓋章多等“五多”現象，社區干部近三分之二的精力用于參會、迎檢和做臺賬，哪里還有時間服務百姓？針對這一現狀，姑蘇區開始花大力氣清理整合基層創建、掛牌、臺賬等事項，為社區“減負”。姑蘇區相繼出臺“兩份清單”，把社區承擔的486個工作小項目減少到189個小項目，從而使社區將更多的精力解放出來，結合居民需求實際提供多樣化服務。

出處：《新華日報》

第四篇：社會自主聯動：”三社聯動“社區治理機制的完善路徑

社會自主聯動：“三社聯動”社區治理機制的完善路徑

李文靜，時立榮

（北京科技大學 文法學院，北京 100083）

摘 要：“三社聯動”是社區治理改革的重要舉措。當前我國“三社聯動”社區治理在實踐中形成了“社會組織委托型”“社工機構服務型”“項目指導型”“社區內部發展型”等模式。其中，項目指導型是試點地區普遍采用的一種模式。該模式的運行機制主要包括三個部分：一是政社合作培育社區治理組織框架；二是政府購買服務連接各類聯動主體，形成聯動服務模式；三是采取項目化的運行方式。項目指導型“三社聯動”雖然取得了諸多效果，但在運行機制方面存在政府控制偏強、社會自主聯動偏弱的缺陷，尤其是“民非”類社會組織與社區的直接合作有限，導致其在社區治理改革方面的成效不足。為進一步提升社區治理效果，應通過完善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政策，促進社會組織與社會工作的發展，構建社會組織合作網絡，形成社會力量間的自主聯動，釋放社會活力。

關鍵詞：社區治理；自主聯動；三社聯動；社會工作 前言

基層治理是國家社會治理改革的突破口。新世紀以來，我國社區治理改革進程不斷加快。社區體制改革首先開展，2008年，我國基層社區開始組建社區服務站和社會工作站，這些新組織逐漸分離了居委會的一些行政職能和專業服務職能，凸顯了居委會的自治功能。在社區體制改革的同時，我國社會工作人才建設快速發展。2008年，全國社會工作考試制度開始實行，社區工作者的持證比上升、專業性有所增強。隨著政府購買服務等相關支持政策的實施，特別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之后，我國社會組織進入了“增速發展期”[1]。社區組織體系的完善、社會組織及社會工作人才的發展為我國社區管理向社區治理轉變奠定了組織和人力基礎。

為進一步化解現階段社區治理面臨的“居委會困境”及“共同體困境”[2]，我國社區治理改革進入機制創新階段。2013年，民政部、財政部《關于加快推進社區社會工作服務的意見》正式提出要“健全社區、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專業人才聯動服務機制，促進社區服務工作專業化”。文件頒布后，廣東、重慶、浙江、吉林、上海等地紛紛開展“三社聯動”機制探索[3]。

已有“三社聯動”社區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對地方經驗的簡單總結，缺乏深入的機制探討。——————————————————

作者簡介：李文靜（1988—），女，博士，北京科技大學社會學系講師；時立榮（1963—），女，北京科技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從總結“三社聯動”的具體運作機制出發，評估其在我國社區治理改革中的成效，提出完善“三社聯動”機制以促進社區治理改革的對策。“三社聯動”社區治理的實踐模式及運行機制

“三社聯動”本質上是要將社會工作、社區居民、社會組織的力量調動起來，轉變政府主導或居委會主導的社區管理，由社區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社區治理模式。將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引入社區建設的地方實踐早于民政部“三社聯動”概念的正式提出。上海、江蘇等地較早將社會工作及社會組織的力量引入社區建設。2013年民政部正式提出“三社聯動”之后，各地對“三社聯動”如何開展的探索更加深入、更加廣泛。

2.1 “三社聯動”社區治理的實踐模式

由于我國各地社會工作及社會組織發展水平差異，根據社區、社會工作及社會組織發揮作用及方式的不同，我國“三社聯動”形成了如下幾種實踐模式①。

一是“社會組織委托型”。社會組織委托型是指政府將適合由社會組織承擔的社區服務等社區治理相關事宜直接委托給眾多社會組織運行，社會組織直接面向社區居民開展服務。這種模式適合民辦社會工作機構及社會組織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如上海市浦東新區三林鎮建設市民中心，委托專業社工機構進行日常管理，引入多家伙伴型社會組織，面向社區居民開展多種服務[4]。

二是“社工機構服務型”。“社工機構服務型”是指社區服務項目主要由社會工作機構開展，政府以購買服務的方式為社工機構提供資金支持，機構在開展服務過程中強調社區居民和其他社會組織的參與。例如，上海市閘北區大寧街道引入專業社工機構，實施社會救助試點項目，構建了由街道、社區居委會成員、專業社工、志愿者多元主體參與的合作工作格局[4]。廈門市積極探索社區與專業社工機構協同合作的發展路徑，由承擔政府購買服務項目的專業社工機構依托社區開展服務[5]。

三是“項目指導型”。“項目指導型”是指以社區社會組織及社區居民力量為主，由專業社工提供技術指導，政府及社會提供資金，以項目化的方式開展社區服務項目。例如上海市徐匯區凌云街道成立民間社會治理研究院，社會工作者在民間社會治理研究院工作。他們指導社區居民策劃、運作社區微服務項目。在這一模式中，參與社區服務的主體是社區居民及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發揮引導作用。這種方式是目前我國比較常見的項目化的“三社聯動”社區服務機制。此種模式最有利于調動社區居民的力量，促進社區社會組織發展。北京市試點地區在社區層面成立了服務性社會工作機構，南京市鼓樓區也在發展較好的地區成立了社會工作服務站。這些社區層面的社會工作機構與街道層面的社會組織都是引導和支持社區治理項目的重要力量。

這里對各種“三社聯動”社區服務模式的劃分只是一種理想類型，在實際運作中，各地區有可能同時具有幾種實踐模式，只是側重有所不同。社會工作與社會組織發展水平不高的地區側重內部發展型，但也有社會組織及社會工作機構的介入。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往往實行“項目指導型”和“社會工作機構服務型”；發展水平高的地區實行“社會組織委托型”，同時也會在社區內開展“項目指導型”社區治理模式。①[鍵入文字] 四是“社區內部發展型”。“社區內部發展型”是指社區居委會工作人員通過學習專業社會工作知識，與社會組織合作，以項目化的形式開展社區服務。此種模式適用于社會工作和社會組織發展程度較低的地區。居委會工作人員是社區服務項目的主要承擔者，居民則是主要參與者。嘉興市、太原市都屬于此種模式。這些地區通過鼓勵社區工作者參加社會工作者職業水平考試提高社區工作者的專業素質，進而運用專業方法提供專業化服務、促進社區居民及社區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

2.2 “三社聯動”社區治理的運行機制

雖然我國各地“三社聯動”社區服務發展水平有所差異，但“項目指導型”的社區治理成為一種普遍采用的實踐模式。當前我國發展較為成熟的項目指導型“三社聯動”機制如下：

2.2.1 政府與社會組織聯合培育社區治理相關主體

“三社聯動”社區治理機制的第一步是建立社區治理聯動框架。“三社聯動”即社區、社工、社會組織之間的聯動。社區治理的參與主體包括政府、社會組織（包括支持型社工機構和服務性社工機構）、社區居委會、社區社會組織及居民。“三社聯動”中的“社會組織”既包括服務范圍較為廣泛的基金會、社會團體和非盈利組織（如支持型或樞紐型社會組織），也包括社區層面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服務機構。“三社”中的“社會工作”包含不同層次：民辦社會工作機構中的社會工作者、社區層面的服務型社會工作機構及社區里的持證社工。社會工作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沒有在社區成立服務型社工機構。社區服務的開展由樞紐型社會組織對社區工作者進行一些培訓或直接由社會組織申報和執行社區服務項目。

社區治理主體框架的建立一般由基層政府部門與支持型社工組織或樞紐型社會組織②聯合完成。北京市[6]由街道社區辦與支持型社會工作機構成立聯動辦公室，確定社區社會組織培育構建模式。寧波市[7]則由民政局與“公益服務促進中心”共同負責社區公益服務項目的評選和組織工作。政府是“三社聯動”社區治理項目的組織者、資金支持者、評估者及監督者。支持型或樞紐型社會組織（含社會工作機構）則發揮規劃、孵化、評估、督導的功能，在社區培育成立社工服務機構和由社區居民組成的各類社區社會組織。

社區社會組織能夠凝聚社區居民，激發居民潛能、是居民參與社區治理一種新形式。社區居民是社區治理的重要參與主體，既是社區服務的受益者，也是一些社區服務的提供者。

2.2.2 政府購買服務聯接社區治理主體，形成聯動治理模式

當前，政府購買服務是“三社聯動”社區治理機制運轉的主要動力來源。政府通過購買各類社會組織及社會工作的服務來提高社區治理水平。當前政府更多以項目化的方式購買各類樞紐型 該概念首次出現在2008年9月北京市社會工作委員會出臺的《關于加快推進社會組織改革與發展的意見》。樞紐型社會組織是由負責社會建設的有關部門認定，在對同類別、同性質、同領域社會組織的發展、服務、管理工作中，在政治上發揮橋梁紐帶作用，在業務上處于龍頭地位，在管理上承擔業務主管職能的聯合性社會組織。②[鍵入文字] 社會組織、普通社會組織（尤其是社會服務類社會組織）以及社區社會組織服務，為這些社會組織及社會工作者提供資金支持，提高社區服務水平，推動社區治理創新。政府以購買崗位的方式購買社區社會工作者者的服務。此外，各地政府也通過項目推介會等方式，促進社會資金支持社區治理服務項目的運行。

各類社會組織是協助政府實施社區治理項目、了解居民需求并提供所需服務的組織者和實施者。其中，支持型社會組織是培育、發展社區服務性社工機構和社區社會組織的樞紐，許多支持型社會組織是社會工作機構。這些組織通過培訓、督導、評估等一系列手段，規范社區治理項目運作，協助整合各類資源，孵化社區社會組織，建立信息平臺，推動專業人才隊伍和志愿服務隊伍建設等。社區層面的服務性社工機構及其他非樞紐型社會組織是社區服務的提供者和資源籌措者，為社區各類服務項目及自治項目提供技術支撐。這些專業性較強的社會組織及社區社工③引領社區社會組織及志愿者開展社區服務，為社區居民提供個性化、多樣化的服務。2.2.3 項目化的運作方式

我國許多地區通過項目化的運作形式將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各方力量整合起來，開展各類社區服務項目及自治項目。項目化的運作與常規性的服務相對應，具有更強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極端性。當前各地開展的“三社聯動”社區服務項目領域涵蓋了政府保障托底政策范圍之外的社會救助、扶貧濟困、婚姻家庭、殘障康復、教育輔導、就業援助、應急處置、群眾文化等。除了社區服務項目，北京、重慶、寧波等地還將“三社聯動”的方法應用到社區自治項目，針對社區存在的各類問題，充分調動社區不同治理主體的力量和資源，化解社區矛盾糾紛、改善社區環境。社區居委會群眾自治組織，也是“三社聯動”社區服務項目的協作者、支持者、保障者和推動者。居委會掌握和了解社區的基本情況和需求，通過整合社區資源，支持、引導、監督社會組織開展專業服務等。“三社聯動”社區治理改革的成效及局限性

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在提供服務方面具有專業優勢。從各地實踐看，“三社聯動”社區治理項目也以社區服務為主。此外，多元參與的治理方法在社區矛盾糾紛化解、社區環境保護及社區自治方面也有所應用。社會工作者及社會組織充分調動居民力量參與解決社區問題，在社區民主化建設方面也取得了明顯成效。

3.1 “三社聯動”社區治理的成效 3.1.1 社區服務專業性有所提升

如何為社區弱勢群體及普通居民提供福利性的、互助性的、組織化的社區服務成為當前社區治理的重要任務。傳統社區服務在滿足居民多樣化、個性化需求方面存在局限性，而專業社會工 如前文所述，一些社會工作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沒有在社區層面成立服務性社工機構，持有社會工作證或經過專業培訓的社區工作者負責帶領社區社會組織及居民開展社區治理項目。③[鍵入文字] 作服務具有優勢。“三社聯動”社區服務項目促進了專業社會工作服務與社區服務的融合，提高了社區服務的專業水平。民政、人口計生、勞動就業等政府公共服務由社區居委會承擔，居家養老、空巢老人精神慰藉、問題青少年教育、刑釋解教人員幫教等個性化服務由服務性社工機構承擔，公益服務，便民服務、社區文體活動等交由社區社會組織承擔。

3.1.2 促進了社工和社區力量的整合

“三社聯動”采用項目化運作方式，在項目中孵化服務性社工機構，再由機構項目化推進居民服務。而服務性社工機構由社區原有服務體系轉化而來，天然整合了社區的社工、社會組織服務力量，再通過計劃、實施、評估這一整套項目運作體系，實現了各方面資源的最優配置。同時，“三社聯動”搭建了信息溝通平臺，能夠把群眾分散的意見、多樣的訴求、不同的建議集合起來，進行科學和分析綜合，形成符合群眾利益的政策建議，推進科學決策，協調配置社區服務資源。

3.1.3 增強了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能力

社區居民不僅有服務需求，還有參與社區服務和治理的愿望，社區建設需要居民的參與。“三社聯動”社區治理模式積極鼓勵群眾參與公共事務、互助服務和志愿服務，提升群眾的社會責任感。注重培養居民骨干、志愿者，培育和規范化社區社會組織，搭建好居民參與的平臺和渠道。遵循自愿的原則，將有相同興趣愛好、相同精神需求、相同專業特長、相同利益需求的居民群眾正式組織起來，參與社區公共服務和治理，增強了社區服務功能、提高了社區居民自治能力、促進了和諧社區建設。

3.1.4 促進社區發展，維護基層社會穩定

“三社聯動”的特點是“全員聯動”，不僅包括地區、社區兩個層面的聯動，還有社區內的駐區單位、居民聯動，以及與社區外的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的聯動，打造了和諧共融、共建的途徑。能夠將專業社會工作與傳統社區服務相融合，形成社會治理和服務的合力；調動社區內、外人員、社會組織和企事業單位的資源、能量，形成資源聯動合力，有效預防和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區融合，增進社會團結，維護社會穩定。此外，社區居民自治服務項目涉及社區發展的諸多方面，例如社區環境保護、社區文化等，“三社聯動”社區治理順應社區居民心意，促進社區全面發展。

3.2 “三社聯動”社區治理的局限性 3.2.1 項目運行效果受資金影響大

雖然“三社聯動”社區治理項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項目運行效果對政府資金的依賴性較大。“三社聯動”得到了政府大量的資金支持，而基金會、社會組織及企業等方面提供的資金很少，一旦政府的資金缺位，社區治理項目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導致項目中斷。

3.2.2 社區服務專業性有所欠缺

雖然北京市社區治理自采取“三社聯動”模式后，社會工作與社會組織的介入已經在一定程[鍵入文字] 度上提高了社區服務的專業性，但這些社區服務絕大部分是由社區居民組成的社區社會組織來提供，專業性仍較低。Q街道與J街道的社區服務主要由經過S組織培訓的社區工作者帶領社區居民組成的社區社會組織提供。S地區的社區服務主要由持證的社區工作者轉化而來的社區社會工作機構帶領社區社會組織提供。社會組織、社區社工及社區居民的力量被充分調動，但短時間內社區居民及社區持證社工的專業性還不能與專業的社會組織相比，其提供的社區服務在專業性上仍有一定的缺陷。社區矯正服務、個案工作等專業性較高的服務應當由專業社工及社會組織來提供，社會工作與社會組織與社區的直接聯系還不夠充分。

3.2.3 社區自治性仍顯不足

社區治理的自治性不足體現為社區居民的社區參與意識和能力的不足。社區治理改革的重要目標和途徑是調動社區居民的參與熱情和參與能力。在“三社聯動”機制中，社區居民參與主要有三種方式，一是組成社區社會組織，以社會組織的形式組成項目小組，實施社區服務及自治項目。二是志愿服務，這是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傳統方式，屬于個體化參與。三是社區民主建設，例如選舉社區居委會成員、成立社區議事會議等，但這種并非常見形式。從目前“三社聯動”社區服務項目實施的情況來看，參與到社區治理項目的居民絕大多數是曾經的社區積極分子，其余社區居民的參與熱情還沒有被調動起來。

居民的參與能力和熱情是“三社聯動”社區治理模式在初步實施階段所遇到的最大難題。在提到居民參與時，“三社聯動”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提到：“社區許多工作不好開展的主要原因就是居民的不配合和不熱情，尤其是年輕人配合意識更不好。‘三社聯動’項目實施后，有了國家的大力支持，社區自治水平有所提升，但居民的主動參與仍需要很長的過程。” “三社聯動”社區治理缺陷的成因

4.1 機制原因：政府主導性強，社會間合作偏弱

“三社聯動”在機制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是：政府與地區支持型或樞紐型社會組織的合作比較密切，而社會力量間的自主性聯動較弱。在支持型社會組織的指導下，各地區孵化出了社區服務性社會工作機構及社區社會組織，經由社區各類社會組織調動居民提供社區服務并開展自治服務。非社區層面的社會組織，尤其是“民非”與社區的直接聯系不強。社區社會組織的構成以人民團體為主，這是結構最為松散、專業性較弱的社會組織類型，這些新孵化的社會組織的專業性及持續性尚無保障，在沒有政府資金支持的情況下很容易解體。

為了進一步發揮社會工作和社會組織的力量，必須實現社會組織、社會工作，尤其是機構社會工作與社區力量的自主聯動。通過完善政府購買服務政策并促進基金會、企業、民眾等社會資金支持社會組織發展，尤其是民非組織的發展。在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充分發展的基礎上，還應為這些組織與社區的自主聯動提供環境和政策支持。社區居委會要充分配合各類社會組織及社會工作者，促進居民的參與各類社區治理項目。

[鍵入文字] 4.2 現實原因：社會力量偏弱 4.2.1 社會資金來源少

資金是制約“三社聯動”項目運轉的重要因素。由于目前“三社聯動”項目正處于試點階段，社區、社會組織、社工三方面都需要資金的支持，如果單靠財政撥款無法維持項目的運轉。因此，如果想要解決“三社聯動”項目經費不足的問題，就需要豐富項目資金獲取方式，通過吸納更多社會資金和企業資金將是未來“三社聯動”項目更好運轉的出路之一。

4.2.2 社會組織力量不足

社會組織是三社聯動社區治理機制中的重要主體，也是促進社區治理的重要力量，但我國絕大多數地區的社會組織力量仍薄弱。以社會組織發展相對成熟的北京市試點地區為例，該地區參與到“三社聯動”項目的共有44家社會組織，其中42家社會組織都是新孵化的，包括7家服務性社工機構和35個互助服務、公益型的社區社會組織。相比而言，一家國際性社會組織的專業服務為“三社聯動”項目提供了較多的資金，也組織了很多次活動，但國內及新孵化的社會組織發揮的作用比較有限。我國社會組織力量薄弱，尤其是新成立的社區社會組織對政府的依賴性太強。

4.2.3 社區工作者專業性不強

隨著2008年國家社會工作考試制度的實行，我國許多地區社區工作者中持有社會工作專業資格證書的人數上漲。調研中，北京市試點地區社區工作者的持證比例達到了38%。支持型社工機構工作人員提到：“沒有社會學以及社會工作專業背景的居委會工作者對專業知識的缺失比較嚴重，對于這些沒有專業知識背景的社區工作人員，社工中心需要對他們進行進階性的專業培訓。即便經過了培訓，他們也與專業社會工作者或機構社工具有一定的差距，影響到社區服務效果。”在沒有成立社區服務性社工機構的地區，社區工作者是協助和直接執行“三社聯動”項目的重要力量，他們的社會工作知識和技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三社”能否真正聯動、社區多元治理能否真正實現。多舉措促進社會間自主聯動

5.1 深化社會組織、社區、社會工作者之間的融合

社區的治理有賴于政府、非政府機構和居民的分工合作及共同參與[8]。要實現我國社區治理的徹底轉型，必須實現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和社區深度融合，即實現“社會間自主聯動”。“三社”之間的深入融合需要政府理念的轉變。政府購買服務政策及社會組織介入社區治理的相關政策均是影響社會間合作的重要因素。

社會間自主聯動需要各類社會組織與社會工作及社區力量的自主合作。除了與政府合作的密切的、街道層面的支持型社會組織、新孵化的社區社會組織，還應重點加強其他社會組織與社區的直接聯系，盤活社會組織系統，打造社會組織成長良性外部環境，打通社會資源服務社區治理。[鍵入文字] 由專業社工進行社區居民的需求調研；由社會組織鏈接資源并提供技術指導；社區工作者需要積極配合社工工作，做好宣傳和動員及信息提供等工作；由專業社工帶領志愿者開展為民服務，必要時還需要有專業社會組織直接介入社區服務。

在社區治理機制方面，還應將項目式服務與常規化服務相結合。項目化的運作方式不需要在社區設置固定的辦公場所和工作人員，因此具有靈活性和節約資源的優勢，但社區治理還需要許多常規性的工作，尤其是針對社區當中的一些弱勢群體的幫扶工作需要長期堅持。只有將常規性工作與項目式工作相結合，促進社會組織、社工與社區的深度融合，才能實現社區治理的長遠目標。

5.2 促進社會組織及社會工作的發展

目前美國大約有2500萬人在各類非營利組織中從事各類服務工作（其中大多數是專業社區工作者)，占全國就業總人數的十二分之一[9]118。社會工作和社會組織是“三社聯動”社區治理項目中的重要主體，這兩者的力量會影響到社區治理格局能否真正形成。為實現此目標，應完善政府購買服務以促進社會組織發展。隨著政府購買服務工作的逐步開展，民政部對社會組織的準入條件已經有所放寬，從2013年開始，我國社會組織數量進入了“增速發展期”，但力量仍然較為薄弱，獨立性和專業性不足。

社會工作是社會組織發展的重要人力資源，也是促進社區治理的重要力量。大力促進社會工作等慈善公益類社會組織的發展是我國社區治理改革的手段。社會組織的發展有助于形成一個專業的社會服務組織聯盟，在不斷的交流、競爭及合作中，社會組織的專業水平將有較大程度的提升。當前，我國需要制定捐贈稅收優惠政策，加大社會捐贈力度，吸納更多的社會資源支持社會組織發展。在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方面，應積極開展社會工作培訓，發展社會工作教育，提高機構及社區社會工作者的專業水平。

5.3 拓展資金來源

資金是制約當前社區治理改革的重要因素，社區服務及社區自治項目要順利開展需要資金支持。為了保持社會組織的專業性和自主性、保證社會工作者的專業性，進而提高社區治理效果，應當盤活社會力量、探索公益創投等資金籌集方式。例如，南京市通過“百企助百社”“社洽會”等公益推介會的形式，為草根組織發展提供生存發展空間，推動草根組織的市場化程度。當然，在創新獲取資金方式的同時，不能推卸政府的義務。政府也要加大財政投入力度，進一步完善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政策，推動社會組織發展，使社區治理取得更好的效果。

5.4 提升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意識和能力

社區治理需要調動居民的積極性，但我國社區居民的治理意識不足。提高社區居民的參與意識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首先，國家應當構建公平競爭的社會環境，尤其是要加快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保障居民的基[鍵入文字] 本權利。當前我國社會公平不足，居民的相對剝奪感較強，打擊了人們為社會公共事業貢獻力量的積極性。在社區層面，如果居民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護，其參與提供社區服務的意識就會明顯降低。此外，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除了主觀因素和能力，健康的身體、充裕閑暇時間都是影響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因素。因此，國家應完善社會保障制度，使社區居民的基本生存權利得到保障，為社區治理提供政策依據。

其次，應當健全社區組織結構，提高社區居委會的自治性質，與社區服務站之間形成合作但不包辦的關系。完善居民對社區居委會及服務站工作的監督和考評制度，鼓勵社區居民競聘居委會工作者，切實保障社區公民參與權利。

再次，內在動力機制方面，通過開展參與式的社區福利服務及社區自治服務，提升居民的社區歸屬感，在過程中培養社區居民的參與意識和能力。將社區志愿服務與社區教育相結合，培養青少年的志愿服務意識。制定志愿服務激勵政策，提高志愿者的服務熱情并對志愿者進行培訓，提高他們志愿服務的能力。

最后，鼓勵居民參與社區治理并不意味政府可以推卸責任，政府仍然是社區問題的解決的最終負責主體。社區治理涉及到許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內容。政府各部門要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在社區安全、社區衛生、社區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做好規范，嚴格查處違法、違規行為，承擔社區治理的保障角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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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入文字]

第五篇：三社聯動：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金鑰匙

三社聯動：創新基層社會治理的金鑰匙

——金麗霞

社區工作者

【摘要】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人才“三社聯動”，是創新社會治理、完善社會服務的有力抓手，是做好群眾工作、維護穩定和諧的重要載體。當前我們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利益調整期、矛盾凸現期，通過加快推進“三社聯動”，激發多元參與、合作共治，構建民生保障服務體系和基層社會治理體系，推進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已成為大勢所趨和現實任務。

【關鍵詞】三社聯動 研究概況 精細化 建議

“三社聯動”，就是指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以社區為平臺、社會組織為載體、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為支撐并實現“三社”相互支持、協調互動的過程和機制。進入新世紀，置身于我國大力開展社會建設的新形勢，面對實現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新任務，在基層社會積極推進“三社聯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基于這樣的認識，本人對當下的“三社聯動”情況有了一個大體的認識，對構建“三社聯動”機制、實現基層社會有效治理形成了一些思考。

一、國內外研究概況

（一）國外研究概況

社區建設初始于歐美國家，但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同時也為他們帶來了許多問題，如城市人口過多，教育未普及化，社會犯罪日益增多等，逼迫著西方國家加快城市社區的建設治理步伐。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開始創建城市社區。例如，美國從50年代開始成立城市社區發展部，推行城市社區建設；加拿大自60年代開始成立社區組織，這些社區組織積極投身到城市建設和改造中來。

MattewF.Filner(2001)指出“從研究社區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資源較豐富的社區，參與政治權利的熱情度高，反之則低，民間組織肩負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溝通橋梁的作用，大大提高了社會公眾參與社區事務的熱情度，降低由于政府主導而造成的不平等程度，緩解了社會矛盾”。MallkR.Watkins(2001)對社區事務參與者的能力、特點、過程進行調查研究后得出結論。“參與者的參與目的與項目的活動目的是否一致是社區參與程度的決定因素，同時指出，由當地的社區組織承接活動項目是最好的辦法，如此一來，社區居民個人目的和活動目標容易達成一致，從而提高公眾參與性，這一結論為如何提高社區居民參與提供了有效建議”。

國外對于社區治理的研究有著良好的基礎，擁有特定的機制和環境，所以研究成果較為豐富，且與社區治理聯系緊密。其研究方向圍繞具體的社區公共事務的處理方式展開研究，密切注意社區的發展變化，同時社區發展中的資源挖掘也是研究關注的問題。

（二）國內研究概況

黨的十八大以來，加強社會治理，創新社區建設，完善社區治理機制逐漸成為黨和政府的首要任務，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在社區治理的實踐中，社區建設、社會工作、社會組織、三社聯動等詞匯出現的頻率越來越頻繁。2014年浙江省民政廳出臺《關于加快推進“三社聯動”完善基層社會治理的意見》（浙民基〔2014〕135號），意見中提到：社區建設、社會組織建設和社會工作，在價值取向上具有公益性，在功能作用上具有互補性，在基層治理上具有整體性。“三社聯動”是指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統籌協調、整體運作社區建設、社會組織建設和社會工作，使之三者之間相互支持、滲透融合，從而充分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有效開展社會工作，解決社區問題，完善社區治理的過程。這是國內省級層面首次出臺關于“三社聯動”的政策。

另外在學術界，葉南客、陳金城從“三社聯動”的概念界定入手，在闡述“三社聯動”發展背景的基礎上，對“三社聯動”的模式選擇和策略進行分析，提出“三社聯動”的總體發展思路，并在三個理論支撐和啟示下，制定出多維協同、借勢擴張、聚類突破、重點傾斜、產業運營的五項戰略。陳麗、馮轉新認為社工是“三社聯動”中最為專業性的力量，社工能把新思維、新觀念同社區工作相結合，在提供專業服務、發展居民需求等方面起到重大作用；而社會組織扎根社區，以居民需求為服務指南，有效彌補政府公共服務中存在的缺陷，是社區管理的重要參與者。這種“行政、自治組織、社會”三位一體的體制模式更有利于充分發揮社區內自治組織的功能，提供社區的管理效果。

城市社區的治理體系，在計劃經濟時期基本上是通過單位制度來實現的。按照職業嚴格分割的單位組織為不同職業群體的市民提供福利供給，開展管理和服務項目，同時約束城市中、城鄉間不同職業、階層人群的交往和聯系。這種嚴格規制的社會管理體系雖然限制了社會流動，但也大大降低了社會公共問題與社會矛盾的發生頻率與水平。與此同時，并行于單位的街居制度（街道辦事處指導下的居委會管理體制），發揮了對單位管理體制之外的閑散人群和老、弱、病、殘人員的服務與管理職能。單位與街居制度相互配合的管理模式使計劃經濟時期國家的治理力量完整地嵌入進城市基層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改革開放后，國家總體性治理模式逐漸解體，單位制度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社會與市場開始與政府逐漸分離。治理結構的收縮無疑釋放了社會與經濟發展的活力，但同時逐步破碎的社會治理架構也引發了諸多問題，隨著城市化而起的流動人口增加也給基層社會治理體系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嘗試重新整理基層社會的管理秩序和公共服務的供給體制。國家的政策選擇開始從職業部門管理轉向城市地域分割管理的思路。經過20多年的改革，我國大中城市通過“二級政府、三級管理、四級網絡”的改革策略有效推動了社區體制的發展，基于社區的基層治理結構越來越多的承擔了轉型中國所帶來的公共管理與服務責任。同時，基層政權建設一方面不斷增強社區治理的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和規制能力，另一方面也嘗試不斷強化社區參與與社區動員，在這一背景下，社區居委會面臨著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沖突的壓力，即既要滿足政府管理與執行的需求也要滿足社區居民的利益訴求，既要依賴于政府獲得公共服務供給資源，又要面對社區居民不斷變化增長的服務要求，既是政府行政工作的協作者，也是居民自我治理的執行者。同時，工作內容上的矛盾也造成了社區居委會雙重身份的壓力。從積極的方面來說，包括居委會和業主委員會在內的各種非官方的社區組織在不斷尋求更寬闊的發展空間。從消極的角度來講，社區組織漸漸懂得如何在混合官方和自治規則的社區管理生態環境中權變地選擇行為策略。

所以，社區體制作為城市公共管理最實在的一級管理制度安排，在城市化進程加速和官方強化基層政權建設的背景下，必然要進入更為理性、清晰的精細化制度改革路徑。無論從現實秩序深度建構的發展需要，還是從維護國家法律尊嚴的角度來看，中國城市的社區管理都應該走向國家、社會、民眾相互責任清晰、規則穩固、利益實現有序的精細化管理體制。

二、“三社聯動”與社區治理結構精細化

從社區居委會的雙重主體身份來看，其工作內容主要涉及下述方面：第一，社區治理公共職責的分疏，主要包括行政性事務、福利性事務和自治性事務；第二，社區治理結構的分化和重組。政府與各種社區組織的行政同構體制設計是我國城市社區管理結構無比清晰的核心特征。這種現象的深層原因是，政府希望在城市基層社會建構基本完整的垂直行政整合系統，力圖再度建構和統一社會管理秩序，但行政管理任務的過分壓力使基層政府根本無意在各類社區組織之間實現角色、職能和責任的結構分化。其結果就是，我國絕大部分的城市社區都沒有形成現代分化意義的治理結構。

同時，政府利用人事專控、經濟激勵和行政責任下沉的辦法不斷穩固這種包含社區精英在內的象征性行政科層制度。這種國家、社會同構化的治理結構遏制了社會力量的自組織過程和自主活動空間的拓展。從國家官僚體制外溢出的公共管制職能和責任強行扭轉了自治組織的責任、權威來源和利益獲得渠道、社區精英身份的分類與獲取。行政權力的強行介入過程在城市基層社會中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治理組織和權威關系結構，其特征是強調基層政權與單一社區組織（居委會）的象征性科層關系。

從居委會人員任職的具體要求來看，基層政權最希望得到的并不是完全意義的居民利益代表人。但是，基層政府對社區代理人的選擇還要面對制度環境的約束。首先，基層政府確定的正式候選人不僅要親政權，還要具有親民眾、親社區的行為傾向。所以，城市社區自治組織的干部也就具有了雙重代理人的尷尬角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他們作為國家代理人的角色是隱諱的但卻是實在的，作為居民利益代表者的角色是顯性的但卻是軟弱的。

因此，社區治理結構的精細化轉型要具備三個基本條件：首先，政府與社會及自治組織的公共責任實現分類清晰化；其次，不同治理主體的職能關系經過分化和重組過程后呈現出良性互動的狀態；最后，扎根在基層的官方和社區自治組織、社區精英群體權威來源于官、民雙重代理人的混合形態，能夠兼顧政策執行與利益代表。從目標上而言，精細化的社區治理體制應當有效減少科層結構的代理成本問題，同時激活良性的社會治理和參與，形成高效的利益協調與代表機制。

社區治理結構的精細化，可以從橫向與縱向兩個維度展開。首先，從縱向來看，治理結構的精細化意味著政府與社會關系的重建，政府在提升自身引導能力的基礎上逐漸開放社會治理的空間，在社區內部建立起更加多層化、參與主體更多、自主性更高、活力更強的治理結構。其次，從橫向的角度來看，就是要在社區中建立起更多主體參與、參與程度更好，參與主體結合度更強、互動更為緊密的治理結構。“三社聯動”正是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推進社區治理結構“有機化”、“整體化”的重要舉措。

對于民政部門來講，促進“三社聯動”機制建設，就是要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充分發揮民政部門職能作用，推動社區建設、社會組織建設和社會工作隊伍發展，促使社區多元主體協同協作、資源整合、形成合力，從而豐富社區治理資源、激發社會組織活力、提升社會工作能力，逐步構建以城鄉社區為平臺、社會組織為載體、社會工作為骨干的城鄉基層社會治理體制。“三社聯動”的基礎是政社分開，明確政府、社會界限和功能。在此基礎上，把社區分散的社會力量、資源、方式整合，形成發展的合力，達到社區多元共治。

從角色分工上來說，三社聯動中的社區、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者通過有機整合與互動，構成社區治理結構中的核心力量，分別承擔著不同的角色：社區是“三社聯動”的整合平臺；社會組織是“三社聯動”的承接主體；社工是“三社聯動”的骨干力量。從功能的角度來說：“三社聯動”有利于創新基層社區治理體制，促進政社分開，發揮社區整體合力；“三社聯動”有利于滿足群眾多元化、個性化的服務需求；“三社聯動”有利于促進基層社會組織發展，提高承接公共服務能力和水平；“三社聯動”有利于促進社會工作服務創新，加強公共服務專業化水平。

三、推進“三社聯動”的建議

“三社聯動”離不開政府的規范引導、社區居民的積極參與、社會組織的服務管理、專業社工的指導帶動以及社區機制的創新變革。換句話說，“三社聯動”的有效運行需要協調好五者之間的關系。

（一）強化“三社”要素，奠定“聯動”基礎優勢要推進“三社聯動”，必須使每個要素都強起來、活起來、動起來。

1.為社區松綁插翅。在社區減負方面，圍繞還權、賦能、歸位，推進黨組織領導，居委會主導、便民服務中心、社會組織、共建單位和社區居民多元化參與。開展以基層自治為核心的專項建設，試行社區工作事項準入機制，破解負擔過重問題。同時，充分發揮老舊小區自主管理組織和業委會作用，發動社會力量參與城市病治理、文明創建等活動。在社區增效方面，推進社區服務精細化。嘗試建立權利清單制度，規范一站式服務，將延伸到社區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事項加以整理，設立統一的服務窗口，變多頭受理為一口受理，嚴格落實服務承諾、限時辦結和責任追究制度。拓展菜單式服務，根據服務資源、志愿者特長、居民需求等實際情況，以菜單形式列舉與群眾密切相關的服務選項，為社區居民提供你點我供的菜單式服務。

2.為社會組織蓄能加油。在擴大增量上，深化等級制度改革，簡化備案、登記程序。重視能力建設，為每一個社會組織繪制發展晴雨表。加強規范化建設，強化動態監管和績效評估，隨時掌握動態，及時調整培育管理模式。在優化存量上，建立社會組織信息庫，加強社會組織孵化器建設，提供空間場地、日常咨詢、資源共享、能力建設、注冊輔導等服務，建立網絡交流平臺，推動互相交流和學習，以成熟帶新生，促進共同成長。

3.為社會工作人才搭橋鋪路。建立健全社會工作人才信息披露、專業督導、服務評估、行業自律等制度，完善工作崗位、薪酬設置、考核評價和權益保護制度，為其提供優良的制度保障。切實加強績效評估考核，將人員績效與項目績效相聯系，提高考評的科學性。為社會工作人才提供相關培訓、教育服務，提升其技能和水平，促進專業化發展。社區要加強與專業機構、專業部門的合作，派遣人員到對方單位學習實踐，也可以通過借入外來社工或借出到其他社區進行掛職鍛煉，學習先進經驗。

（二）激活“三社主體”，釋放“聯動”潛能

推進“三社聯動”，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全民動員，全員參與，全力落實。需要群眾努力、社會協力、政府傾力，要把擴大群眾參與作為根本方法，不斷激發多元主體活力，充分調動各個方面的積極主動性。1.培育居民主體意識。社區是由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圍內的人們所組成的社會共同體。要使社會共同體的人們形成一定的共識，就必須加強宣傳，培育社區意識，提高居民對社區文化的認同感。一方面，拓寬居民參與社會活動的途徑與渠道，積極與社會組織、駐地單位等聯系，將居民吸引到社區活動中來，增進互信。以“三社聯動”為重點，以文化類、文娛類活動為突破口，逐步培養、提高居民參與社區活動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在“三社聯動”中，要積極發揮社區干部特別黨員領導干部引領作用，以黨支部為支點加強宣傳引導，同時，要充分利用公共傳播媒介，通過借助社區“報、網、聲、屏”等宣傳社區文化。

2.加強志愿者隊伍建設。建立志愿者準入機制，對志愿者的背景、資質等進行深入了解，守好“入口”；建立區域化的志愿者數據庫系統，賦予志愿者編號，杜絕志愿者重復登記，也為其信譽和能力背書；建立志愿者區域流動機制，為志愿者的交流提供平臺；建立志愿者退出機制，及時發現打著志愿者名號招搖撞騙的分子，對于違法的移送相關部門處理，凈化志愿者隊伍。在加強監管的同時，服務于志愿者的機制也需跟上。盡管志愿者不謀求物質、金錢等利益匯報，但是在參與過程中也需要一些基本保障，如安全訴求、誤餐交通補助等。此外，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借鑒一些地區推行的積分累計機制，將志愿者服務經歷累計為積分，在求學、就業、創業等方面給予相應的優惠。

3.充分發揮政府的扶持監督作用。以加強制度建設為重點，建立政府職能轉移目錄、具有承接能力的目錄、居民需求目錄等。推進政府立項、政府采購、合同管理、民間運作、評估兌現的服務方式，構架政府與社會組織之間的平等合作關系。在政府購買推進過程中，要注重以居民需求為導向，還要特別強調財政保證，落實費隨事轉，并下撥相應的工作經費，確保好鋼用在刀刃上。

（三）整合“三社”資源，優化“聯動”機制

社區、社會組織和社會工作人才之間具有價值一致性和功能互補性，推進“三社聯動”，核心在“聯”、關鍵在“動”。要不斷發現、挖掘、培育社區內生資源，大力引導、發動、整合外部輸入資源，統籌社區基礎設施、服務設施和信息化建設，堅持項目化管理、市場化運作、專業化服務，搭建平臺，優化機制，加強社區組織聯建、隊伍聯帶、服務聯動、資源聯姻，做到互聯互動、真聯真動。

全國聞名的上海市閔行區“大聯動”機制，可謂是這方面的典范。我們應該借鑒這一做法，充分發揮獨立協調機構對資源的協調作用，搭建系統的“大聯動”平臺，引入市場化的運作和激勵方式，以充分調動社會各界力量為出發點，促進“三社聯動”可持續發展；引入社會性資源參與需求確定、資源投入和管理評價等環節，堅決避免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引入“縣（市、區）-街道-社區”三級聯動，特別是加強縣級層面的統一協調”，增強“三社聯動”的內在動力。

“大聯動”平臺的主線是社區、社工、社會組織以及協調機構之間的聯系，打通存在于其間的機制藩籬，是“三社聯動”運行順暢的關鍵。

1.建立需求分類機制，疏通從社區到社工的藩籬。選好滿足需求的方式首先要對需求加以區分，可以按照時間、空間、專業性等性質選擇其運作的模式。例如，對一些居民需求旺盛、專業性要求高的服務可以進行項目化運作，通過政策引導規范社會組織朝著有利于提升社區建設服務水平提高的方向發展；對另一些較為分散的需求，可以考慮采用“菜單式”服務的模式；對于涉及面較廣的需求可以納入到政府購買范圍，等等。

2.建立項目認領制度，疏通從社工到社會組織的藩籬。項目的認領緊跟在項目分類之后，是居民需求能否迅速得到滿足、服務能否滿意到位的重要節點。以疏通下水為例，需求為疏通下水，類別是“菜單式”模式，項目類型為專業服務，系統自動選擇已備案的空閑服務隊進行服務。在此，市場化的運作和激勵方式將發揮巨大的作用，幫助實現社會組織自身利益與社會效益的趨同，促成聯動的進一步進行。

3.建立“積分銀行”制度，疏通從社會組織到社區的藩籬。為每一個社會組織建立獨立的“積分銀行”，將社會組織與其所提供服務的受益人數、居民對社會組織的評級以及績效綜合考評的結果等折算成積分，存入社會組織的“積分銀行”。對符合標準的社會組織，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和其他鼓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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