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試論完善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迫切性論文

一、目前我國社會信用存在的主要問題

首先是銀企信用關系惡化，銀行信用循環梗阻，風險加劇。表現為企業信用能力急劇下滑，大量逃廢銀行債務，致使銀行信貸資產大量沉淀，風險累積，效益低下；同時銀行恐貸、惜貸現象突出，資金滯留體內，銀企信用循環出現梗阻。其次是信用供需脫節，阻礙了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主要指新興的經濟主體（如民營企業）和新生的金融需求（如消費信用），由于沒有合適的信用方式和有力的信用制度支撐，使銀行過剩的金融資源與新興的有效需求無法有效對接，形成信用脫節和金融低效。第三是優良企業出現金融轉移，信用需求開始減弱。優良企業主要是指制度完善、規模效益好、盈利能力強的企業集團，這類企業一般能通過內源融資或上市進行資本擴張從證券市場“圈”得資金，對成本約束較高的銀行貸款需求開始減弱，信用轉移使銀行主融資渠道出現中斷，銀行資產因缺失優良載體而產生“脫媒”。第四是為支撐信用循環，國家信用空前回歸，社會信用領域日趨狹窄。國家以政權為支撐，通過新一輪政策化資源配置，來助推整個信用運轉，即通過大量發行國債，緩解銀行融資壓力；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引導銀行發放配套貸款（如水力、交通項目貸款）；使得以國家政策作支撐的國家壟斷型或非市場準入產業（如電力、電信、石化、煙草等），成為銀行激烈爭奪的融資領域。第五是信用萎縮導致金融資源游離經濟實體，信用日益畸化，金融風險不斷堆積。信貸資金大量進入以國家政策為支撐的證券市場進行投機。據統計，當前一級市場資金的70％和二級市場資金的30％都直接或間接來自于銀行。金融資源游離于實體經濟，信用行為開始畸化，加大了金融風險。

信用惡化直接造成銀行經營乃至整個經濟、金融的萎縮、高險與低效。當前，我國銀行信用執行著80％以上的社會融資功能，銀行信用成為社會信用的主導和核心。客觀上，社會信用與銀行業務存在著高度的正向關聯，它們相互依存，同盛共衰。由于當前信用惡化和減弱，以及信用循環的非市場化、非經濟化支持，使信用行為不斷畸化，信用風險不斷累增，嚴重阻礙銀行的業務經營。一是惡化了信貸資產，加劇了經營風險。信用惡化使銀行的不良資產居高不下，生息資產嚴重不足，財務虧損嚴重；同時使銀行資產的流動性降低，金融風險空前加大。二是制約了銀行的融資手段，降低了資產盈利能力。信用環境惡化使銀行融資方式保守、領域狹窄，銀行大量資金因脫媒而滯留體內，不但資產收益率極低，而且直接形成信用、經濟的雙重萎縮。三是畸化了銀行信用行為，催生出新的金融泡沫。信貸資金入市投機，使金融資源游離于實體經濟，金融泡沫不斷積累。四是束縛了金融產品的創新，制約了銀行創收能力。銀行產品創新突出表現在產品的科技化、組合化和信用化，但由于存在大量的失信行為（如惡意透支），信用功能運行受阻，阻礙了業務的有效拓展，削減了銀行的創收能力。

二、造成我國社會信用惡化的原因分析

從微觀層面看，信用關系是由授信者、用信者和信用工具（如借據、合同、存單等各種契約性金融工具）三大要素組成。信用關系形成后，信用能否有效循環，關鍵取決于兩大必要條件：一是信用意識，二是信用能力。二者互為條件，不可或缺。主觀上信用意識淡漠導致有錢不還，或客觀上信用能力不足造成無錢可還，都直接造成信用的失效和惡化。造成當前社會信用惡化的主要根源有：

（一）銀企產權的模糊性和主體的同一性，使銀企債權債務缺乏體制硬約束。市場經濟有效運行（包括信用有效循環）應有對應的微觀經濟主體，要求市場經濟主體具有“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求平衡、自我發展”的“四自”特征。當前，我國國有企業改制、國有銀行的商業化改革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制度還沒有建立。由于產權結構的單一性和主體的同一性，銀行、國企資產債權債務具有理論和現實上的“存續性”和“抵消性”，最后總可通過國家政策進行債務清理（如呆賬核銷、債轉股、清理三角債等），即使形成損失也債有其主。

（二）地方經濟與銀行“條塊”利益的分割性，造成地方政府、企業聯合逃廢銀行債務行為日益趨嚴重。分稅制改革后，地方企業成為各地政*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創造政績的核心載體，其利益呈地方性“塊狀”特征。而國有商業銀行是全國一級法人管理體制，資金在全國調配使用，國家是權益的所有者，其利益表現為“條狀”特征。“條塊”利益的分割性使地方政府和企業通過各種手段，以犧牲銀行的利益來獲取地方利益，如政企聯手通過改組、轉制等各種形式大肆懸空、逃廢銀行債務，使銀行的債權維護、保全工作層層受阻，信貸資產大量流失，銀企關系不斷惡化。

（三）銀行的授信能力相對滯后，形成大量的經營風險損失。

1、授前決策滯后。銀行信貸（或授信）思維僵化，決策簡單，習慣于傳統的政策導向，面對市場的多元化信用需求，缺乏相匹配的甄別、評估和預測能力，再加上企業信息的非對稱性披露，造成銀行事實上的盲目授信與輕率授信，使信用風險在源頭上無法有效控制。

2、授后監控乏力。表現為沒有足夠的人力或素質相匹配的管戶人員對貸款進行跟蹤監督，有效落實貸款用途和實現目標效益；同時企業以假賬、假報表及多頭開戶等手段逃避銀行監控，形成銀行對企業的約束軟化。

3、授中管理存在缺陷。表現為授信權責不匹配，責任追究不明確，內控制度不完善，審貸手續不科學，直接造成授信低效。

4、授信手段滯后。銀行授信手段傳統，產品單一，創新能力不足，在出現融資梗阻時，未能及時設計、創新出新的金融產品滿足潛在的金融需求，以分散金融風險，提高資產收益水平。

（四）社會信用制度不完備，無法滿足有效的信用需求。

1、個人信用制度尚為空白。隨著買方市場的全面形成和社會收入的個人化分配傾向，有效消費需求不足成為我國內需不足的主要原因。當前，信用消費發展為最強勁的金融需求，但由于缺乏成熟的個人信用制度，銀行無法對個人信用意識和信用能力進行有效把握，消費信用雷大雨小，營而不銷，嚴重束縛了銀行業務的有效拓展。去年我國的消費信用僅為710億元，占GDP不到1％，而美國的同比為55％，香港為23％。

2、企業信用制度不健全。目前，銀行對企業建立了信用評級制度，但這種制度尚未社會化、系統化，評估依據的信息水分較大，缺乏真實性和操作性。

3、金融企業信用等級制度尚為空白。當前許多金融組織（特別是中小銀行、信用社）資產極度惡化，經營效率低下，金融風險集中。銀行信用等級制度的空白，使金融組織缺乏優勝劣汰的市場化退出機制（如勒令銀行關停、整頓和破產），不利于銀行加強自我約束和管理，提高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

4、缺乏完善的信用擔保體系。信用擔保是解決用信者信用能力不足，推動社會信用循環的有效途徑。當前，我國的信用擔保制度極度殘缺，除國家信用（國債）、銀行信用（銀行承兌匯票、存單、信用證）、機構信用（保險）可作信用擔保之外，只剩下條件苛刻的實物擔保。作為極具發展前景的民營及中小企業，因沒有可行的社會擔保體系進行媒介支撐，有效的信用需求無法及時滿足。

（五）信用運行缺乏有力的法律及道德環境支持，使違約失信行為大行其道。

1、信用立法尚為空白。法律制裁是最有力的信用約束。現實中，借債還錢雖為天經地義，但賴債不還卻是無法無天，賴債行為缺乏有力的法律約束，助長了賴債失信行為的蔓延。

2、信用執法不力。執法不力體現為執法力度的欠缺及地方政府的干預，使進入法律程序追償的債權，落得“贏了官司輸了錢”的局面。

3、信用運行缺乏良好的道德環境支持。當前，由于信用法制不力，使社會上坑蒙拐騙、制假售假行為非常猖獗，在“金錢本位”價值觀的導向下，誠實守信的傳統道德觀念不斷弱化，信用運行缺乏有力的道德環境予以支撐和維護。

三、完善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途徑

（一）加快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構建與市場經濟相匹配的微觀信用主體。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是使企業主體法人化、人格化，通過對經營權責的硬性制約，形成企業守信經營的內生機制。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是企業必須具有明晰的產權；當前，我國國有企業進行了以股份制改造為主的制度改革，但由于產權主體虛設，內部人控制現象嚴重，使企業信用與經營者個人利益割裂，現實中經營者往往是以企業失信來置換個人利益。優化社會信用循環，首先必須構建市場經濟有效的微觀信用主體。

1、深層推進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當前，許多企業將股份制改造作為上市“圈錢”的主要手段，企業體制形改而神未改，國有股一股獨大的產權結構不僅影響了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而且成為制約國有企業改革深入推進的“瓶頸”。隨著國民收入個人化分配的增強，目前民間個人資本積累達9萬億元，相當于國有凈資產的總值，這為國有股權的有償轉讓提供了物質基礎。國家應站在戰略的高度，立足于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而不是占有率，有進有退，加大國有產權的有償出讓力度，充實虛設主體，硬化經營約束，為社會信用的健康運轉提供有效載體。

2、對國有商業銀行產權進行改造。國有商業銀行經營效率低，競爭能力弱，資產質量差，已充分暴露出國有銀行的產權體制缺陷。構建股份制產權，建立以“四自”為特征的現代商業銀行制度，從根本上解決授信軟約束及授信能力問題，應成為我國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理性選擇。

3、建立企業經營者信用約束制約。為規避經營者人為造成的企業失信行為，當務之急是要建立社會化經營者信用登記制度。將企業信用視同經營者個人信用進行捆綁考核登記，對違約及失信企業的經營者，在以后個人任職、就業乃至申請信用援助時實行嚴格制約。

（二）加強內部管理，提高銀行授信能力。

1、優化內部授信制度，強化授信責任。商業銀行要確立以資源稟賦、經營業績、授信能力為導向的內部授信體系，從授信能力這一源頭控制信用風險。按權責匹配的原則，強化對授信的責任約束，實行授信損失責任永久追究制。

2、建立科學的信用準入機制，盡力規避企業制度、政策和市場風險。其次，建立社會性的企業信用評價體系。由政府出面組織，銀行、稅務、工商、司法等部門組成社會性權威評估部門，通過信用信息共享對企業進行統一的信用等級評定，執行統一的授信約束和制裁。

3、加強對企業的監控管理，規避企業信息不對稱問題。

4、銀行自身要加強信用評級和風險控制。要建立銀行信用等級評估制度，通過國內或國際權威資信評估機構對銀行信用等級進行認定。對風險惡化、虧損嚴重、信用等級達不到標準的要勒令停業整頓或依法破產。同時，要嚴厲打擊和取締民間私人錢莊、基金會等各種非法金融機構組織，為社會創造一個健康有序的融資環境。

5、提高授信能力，按市場需求和主體信用能力進行授信。一方面，對國家產業政策倡導的投資領域，要結合本地域經濟特點來決策，避免盲目跟從而引起新的重復投資；另一方面，對新興的經濟主體和融資領域（如消費貸款、民營企業貸款、各種中間業務等），要主動適應市場，積極研究、開發各種有效的金融產品，滿足新需求，開拓新的業務和盈利領域。

（三）建立個人信用及社會擔保制度，廣泛鏈接信用需求。首先，要迅速建立社會化的個人信用制度，滿足消費信用需求。個人信用制度是通過構建社會統一的個人信用檔案，以信用記錄生成個人信用級別，作為個人在獲得社會信用援助的資格證。在信用制度完善的西方發達國家，個人消費貸款占到全部貸款的40％，而我國不到1％。由于個人信用制度缺乏，龐大的消費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建立完善的個人信用已成為暢通信用循環的必然選擇。要通過建立個人信用征信制度、個人信用信息資源共享制度、個人信用評估制度、個人信用風險管理制度及個人信用擔保制度，為銀行深入拓展個人信用消費業務提供依據和保障。同時銀行要深入研究市場潛在的消費需求，大力開展個人住房消費貸款、汽車貸款、助學、婚嫁、裝修、大件消費品等一系列信用消費貸款業務，拓寬業務領域，創新金融品種，開拓新的盈利空間，促進經濟、金融的聯動發展。其次，要健全社會信用擔保體系，拓寬銀行融資范圍。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會信用擔保體系，從信用保障的角度彌補信用能力及信用意識的缺陷。

目前，國家對建立社會化的信用擔保體系進行了政策規范和引導，有些地方也初步嘗試性地建立了一些擔保機構，但力量過小且不完善，尚未發揮實質性作用。我國的信用擔保體系的建立應以社會化、規模化、規范化、法制化為目標，要充分發揮政府在擔保體系初建時期的啟動作用。針對體系初建期，政府牽頭建立政策性擔保機構，擔保基金以國家財政劃撥為主，民間資本加入及擔保費收入為輔，采取“政策性基金、市場化運作、法人化管理”的政策。當擔保力量日益壯大后，政策性基金可實行股份化退出，實現擔保體系社會化。同時建立擔保機構風險補償機制和擔保基金、再擔保基金制度。社會化的信用風險分擔機制的建立，將極大地拓展銀行的融資范圍，特別是將融資對象擴充到充滿活力和前景的民營企業，有效放大了銀行的業務空間和盈利空間，并實現銀行融資重心的市場化轉移。

（四）依法、依政、依德治信，全方位整治信用環境，通暢信用梗阻。首先，要加大依法治信力度，嚴懲賴債、廢債行為。一是加強信用立法，為信用法治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據。當前我國沒有一部系統性的信用立法規范，信用糾紛一般都是通過其他專業法律來間接裁定，這些法律只強調對債權的界定，追究的只是簡單的民事賠償責任，對債權實現缺乏有力手段，對惡意違約缺乏必要的刑事制裁。社會信用關系必須進行專門的立法。要立足于對債權的保護，對債務違約制定嚴厲的賠償和懲罰規則，嚴重的要追究違約者的刑事責任，增強法律威懾力，使失信者付出昂貴代價，從而約束整個社會信用行為。二是加強信用執法力度，極大維護債權人利益。執法不力是失信行為大行其道的癥結所在。目前全國未執行的債務額達2000多億元，執法不力，形成“家有萬貫在別處，債臺高筑成富翁”的惡性局面，并通過各種示范、攀比、放大效應，造成整個社會信用極度扭曲。加強信用執法，主要是嚴肅司法紀律，加大執行力度，排除行政干預，嚴懲逃廢債行為，使債權人特別是銀行的債權利益得到法律保護。其次要依政治信，全面整肅社會信用秩序。鑒于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作用，信用重整需要政府的全面參與和積極推動。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加強信用自律，規范行政行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充分發揮自身的重要角色和職能，將建立健康有序的信用秩序作為發展地方經濟、改善投融資環境的基礎工程，為整治信用秩序鼓與呼，以信用工程的發起人和推動者的角色，積極調聚各領域各部門及一切社會力量，統一整治手段，嚴厲制裁措施，形成一張整治信用的社會之網，讓失信者無處立足。最后要加強依德治信。道德是約束人們行為最原始、最廣泛的社會規范，是鑄造信用自律的根本力量。從主觀層面，信用屬于社會意識形態的范疇，是源于人們內心的觀念和意識，故信用僅靠制度保障還不夠，還必須加強市場經濟的道德建設，讓“誠實守信”的觀念深入人心。一是要加強

信用教育，培育“信用至上”的全民意識和社會道德。二是要加強輿論的正確引導，形成“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道德氛圍，使信用成為衡量一個人道德素養的重要標尺，重信履信成為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

【參考文獻】

［1］馬洪。中國市場發展報告［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0.［2］張維迎。產權、政府和信譽［M］。北京：三聯出版社，2001.［3］冒天啟、朱玲。轉型中的中國經濟關系研究［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4］杰拉德·克里根。銀行體系改革：中國應選擇哪種模式［J］。國際金融研究，2002（5）。

第二篇：試論完善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迫切性

試論完善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迫切性

一、目前我國社會信用存在的主要問題

首先是銀企信用關系惡化，銀行信用循環梗阻，風險加劇。表現為企業信用能力急劇下滑，大量逃廢銀行債務，致使銀行信貸資產大量沉淀，風險累積，效益低下；同時銀行恐貸、惜貸現象突出，資金滯留體內，銀企信用循環出現梗阻。其次是信用供需脫節，阻礙了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主要指新興的經濟主體（如民營企業）和新生的金融需求（如消費信用），由于沒有合適的信用方式和有力的信用制度支撐，使銀行過剩的金融資源與新興的有效需求無法有效對接，形成信用脫節和金融低效。第三是優良企業出現金融轉移，信用需求開始減弱。優良企業主要是指制度完善、規模效益好、盈利能力強的企業集團，這類企業一般能通過內源融資或上市進行資本擴張從證券市場“圈”得資金，對成本約束較高的銀行貸款需求開始減弱，信用轉移使銀行主融資渠道出現中斷，銀行資產因缺失優良載體而產生“脫媒”。第四是為支撐信用循環，國家信用空前回歸，社會信用領域日趨狹窄。國家以政權為支撐，通過新一輪政策化資源配置，來助推整個信用運轉，即通過大量發行國債，緩解銀行融資壓力；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引導銀行發放配套貸款（如水力、交通項目貸款）；使得以國家政策作支撐的國家壟斷型或非市場準入產業（如電力、電信、石化、煙草等），成為銀行激烈爭奪的融資領域。第五是信用萎縮導致金融資源游離經濟實體，信用日益畸化，金融風險不斷堆積。信貸資金大量進入以國家政策為支撐的證券市場進行投機。據統計，當前一級市場資金的70％和二級市場資金的30％都直接或間接來自于銀行。金融資源游離于實體經濟，信用行為開始畸化，加大了金融風險。

信用惡化直接造成銀行經營乃至整個經濟、金融的萎縮、高險與低效。當前，我國銀行信用執行著80％以上的社會融資功能，銀行信用成為社會信用的主導和核心。客觀上，社會信用與銀行業務存在著高度的正向關聯，它們相互依存，同盛共衰。由于當前信用惡化和減弱，以及信用循環的非市場化、非經濟化支持，使信用行為不斷畸化，信用風險不斷累增，嚴重阻礙銀行的業務經營。一是惡化了信貸資產，加劇了經營風險。信用惡化使銀行的不良資產居高不下，生息資產嚴重不足，財務虧損嚴重；同時使銀行資產的流動性降低，金融風險空前加大。二是制約了銀行的融資手段，降低了資產盈利能力。信用環境惡化使銀行融資方式保守、領域狹窄，銀行大量資金因脫媒而滯留體內，不但資產收益率極低，而且直接形成信用、經濟的雙重萎縮。三是畸化了銀行信用行為，催生出新的金融泡沫。信貸資金入市投機，使金融資源游離于實體經濟，金融泡沫不斷積累。四是束縛了金融產品的創新，制約了銀行創收能力。銀行產品創新突出表現在產品的科技化、組合化和信用化，但由于存在大量的失信行為（如惡意透支），信用功能運行受阻，阻礙了業務的有效拓展，削減了銀行的創收能力。

二、造成我國社會信用惡化的原因分析

從微觀層面看，信用關系是由授信者、用信者和信用工具（如借據、合同、存單等各種契約性金融工具）三大要素組成。信用關系形成后，信用能否有效循環，關鍵取決于兩大必要條件：一是信用意識，二是信用能力。二者互為條件，不可或缺。主觀上信用意識淡漠導致有錢不還，或客觀上信用能力不足造成無錢可還，都直接造成信用的失效和惡化。造成當前社會信用惡化的主要根源有：

（一）銀企產權的模糊性和主體的同一性，使銀企債權債務缺乏體制硬約束。市場經濟 1

有效運行（包括信用有效循環）應有對應的微觀經濟主體，要求市場經濟主體具有“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求平衡、自我發展”的“四自”特征。當前，我國國有企業改制、國有銀行的商業化改革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制度還沒有建立。由于產權結構的單一性和主體的同一性，銀行、國企資產債權債務具有理論和現實上的“存續性”和“抵消性”，最后總可通過國家政策進行債務清理（如呆賬核銷、債轉股、清理三角債等），即使形成損失也債有其主。

（二）地方經濟與銀行“條塊”利益的分割性，造成地方政府、企業聯合逃廢銀行債務行為日益趨嚴重。分稅制改革后，地方企業成為各地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創造政績的核心載體，其利益呈地方性“塊狀”特征。而國有商業銀行是全國一級法人管理體制，資金在全國調配使用，國家是權益的所有者，其利益表現為“條狀”特征。“條塊”利益的分割性使地方政府和企業通過各種手段，以犧牲銀行的利益來獲取地方利益，如政企聯手通過改組、轉制等各種形式大肆懸空、逃廢銀行債務，使銀行的債權維護、保全工作層層受阻，信貸資產大量流失，銀企關系不斷惡化。

（三）銀行的授信能力相對滯后，形成大量的經營風險損失。

1、授前決策滯后。銀行信貸（或授信）思維僵化，決策簡單，習慣于傳統的政策導向，面對市場的多元化信用需求，缺乏相匹配的甄別、評估和預測能力，再加上企業信息的非對稱性披露，造成銀行事實上的盲目授信與輕率授信，使信用風險在源頭上無法有效控制。

2、授后監控乏力。表現為沒有足夠的人力或素質相匹配的管戶人員對貸款進行跟蹤監督，有效落實貸款用途和實現目標效益；同時企業以假賬、假報表及多頭開戶等手段逃避銀行監控，形成銀行對企業的約束軟化。

3、授中管理存在缺陷。表現為授信權責不匹配，責任追究不明確，內控制度不完善，審貸手續不科學，直接造成授信低效。

4、授信手段滯后。銀行授信手段傳統，產品單一，創新能力不足，在出現融資梗阻時，未能及時設計、創新出新的金融產品滿足潛在的金融需求，以分散金融風險，提高資產收益水平。

（四）社會信用制度不完備，無法滿足有效的信用需求。

1、個人信用制度尚為空白。隨著買方市場的全面形成和社會收入的個人化分配傾向，有效消費需求不足成為我國內需不足的主要原因。當前，信用消費發展為最強勁的金融需求，但由于缺乏成熟的個人信用制度，銀行無法對個人信用意識和信用能力進行有效把握，消費信用雷大雨小，營而不銷，嚴重束縛了銀行業務的有效拓展。去年我國的消費信用僅為710億元，占GDP不到1％，而美國的同比為55％，香港為23％。

2、企業信用制度不健全。目前，銀行對企業建立了信用評級制度，但這種制度尚未社會化、系統化，評估依據的信息水分較大，缺乏真實性和操作性。

3、金融企業信用等級制度尚為空白。當前許多金融組織（特別是中小銀行、信用社）資產極度惡化，經營效率低下，金融風險集中。銀行信用等級制度的空白，使金融組織缺乏優勝劣汰的市場化退出機制（如勒令銀行關停、整頓和破產），不利于銀行加強自我約束和管理，提高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

4、缺乏完善的信用擔保體系。信用擔保是解決用信者信用能力不足，推動社會信用循環的有效途徑。當前，我國的信用擔保制度極度殘缺，除國家信用（國債）、銀行信用（銀行承兌匯票、存單、信用證）、機構信用（保險）可作信用擔保之外，只剩下條件苛刻的實物擔保。作為極具發展前景的民營及中小企業，因沒有可行的社會擔保體系進行媒介支撐，有效的信用需求無法及時滿足。

（五）信用運行缺乏有力的法律及道德環境支持，使違約失信行為大行其道。

1、信用立法尚為空白。法律制裁是最有力的信用約束。現實中，借債還錢雖為天經地義，但賴債

不還卻是無法無天，賴債行為缺乏有力的法律約束，助長了賴債失信行為的蔓延。

2、信用執法不力。執法不力體現為執法力度的欠缺及地方政府的干預，使進入法律程序追償的債權，落得“贏了官司輸了錢”的局面。

3、信用運行缺乏良好的道德環境支持。當前，由于信用法制不力，使社會上坑蒙拐騙、制假售假行為非常猖獗，在“金錢本位”價值觀的導向下，誠實守信的傳統道德觀念不斷弱化，信用運行缺乏有力的道德環境予以支撐和維護。

試論完善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迫切性 來自: 書簽論文網

三、完善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途徑

（一）加快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構建與市場經濟相匹配的微觀信用主體。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是使企業主體法人化、人格化，通過對經營權責的硬性制約，形成企業守信經營的內生機制。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是企業必須具有明晰的產權；當前，我國國有企業進行了以股份制改造為主的制度改革，但由于產權主體虛設，內部人控制現象嚴重，使企業信用與經營者個人利益割裂，現實中經營者往往是以企業失信來置換個人利益。優化社會信用循環，首先必須構建市場經濟有效的微觀信用主體。

1、深層推進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當前，許多企業將股份制改造作為上市“圈錢”的主要手段，企業體制形改而神未改，國有股一股獨大的產權結構不僅影響了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而且成為制約國有企業改革深入推進的“瓶頸”。隨著國民收入個人化分配的增強，目前民間個人資本積累達9萬億元，相當于國有凈資產的總值，這為國有股權的有償轉讓提供了物質基礎。國家應站在戰略的高度，立足于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而不是占有率，有進有退，加大國有產權的有償出讓力度，充實虛設主體，硬化經營約束，為社會信用的健康運轉提供有效載體。

2、對國有商業銀行產權進行改造。國有商業銀行經營效率低，競爭能力弱，資產質量差，已充分暴露出國有銀行的產權體制缺陷。構建股份制產權，建立以“四自”為特征的現代商業銀行制度，從根本上解決授信軟約束及授信能力問題，應成為我國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理性選擇。

3、建立企業經營者信用約束制約。為規避經營者人為造成的企業失信行為，當務之急是要建立社會化經營者信用登記制度。將企業信用視同經營者個人信用進行捆綁考核登記，對違約及失信企業的經營者，在以后個人任職、就業乃至申請信用援助時實行嚴格制約。

（二）加強內部管理，提高銀行授信能力。

1、優化內部授信制度，強化授信責任。商業銀行要確立以資源稟賦、經營業績、授信能力為導向的內部授信體系，從授信能力這一源頭控制信用風險。按權責匹配的原則，強化對授信的責任約束，實行授信損失責任永久追究制。

2、建立科學的信用準入機制，盡力規避企業制度、政策和市場風險。其次，建立社會性的企業信用評價體系。由政府出面組織，銀行、稅務、工商、司法等部門組成社會性權威評估部門，通過信用信息共享對企業進行統一的信用等級評定，執行統一的授信約束和制裁。

3、加強對企業的監控管理，規避企業信息不對稱問題。

4、銀行自身要加強信用評級和風險控制。要建立銀行信用等級評估制度，通過國內或國際權威資信評估機構對銀行信用等級進行認定。對風險惡化、虧損嚴重、信用等級達不到標準的要勒令停業整頓或依法破產。同時，要嚴厲打擊和取締民間私人錢莊、基金會等各種非法金融機構組織，為社會創造一個健康有序的融資環境。

5、提高授信能力，按市場需求和主體信用能力進行授信。一方面，對國家產業政策倡導的投資領域，要結合本地域經濟特點來決策，避免盲目跟從而引起新的重復投資；另一方面，對新興的經濟主體和融資領域（如消費貸款、民營企業貸款、各種中間業務等），要主動適應市場，積極研究、開發各種有效的金融產品，滿足新需求，開拓新的業務和盈利領域。

（三）建立個人信用及社會擔保制度，廣泛鏈接信用需求。首先，要迅速建立社會化的個人信用制度，滿足消費信用需求。個人信用制度是通過構建社會統一的個人信用檔案，以信用記錄生成個人信用級別，作為個人在獲得社會信用援助的資格證。在信用制度完善的西方發達國家，個人消費貸款占到全部貸款的40％，而我國不到1％。由于個人信用制度缺乏，龐大的消費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建立完善的個人信用已成為暢通信用循環的必然選擇。要通過建立個人信用征信制度、個人信用信息資源共享制度、個人信用評估制度、個人信用風險管理制度及個人信用擔保制度，為銀行深入拓展個人信用消費業務提供依據和保障。同時銀行要深入研究市場潛在的消費需求，大力開展個人住房消費貸款、汽車貸款、助學、婚嫁、裝修、大件消費品等一系列信用消費貸款業務，拓寬業務領域，創新金融品種，開拓新的盈利空間，促進經濟、金融的聯動發展。其次，要健全社會信用擔保體系，拓寬銀行融資范圍。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社會信用擔保體系，從信用保障的角度彌補信用能力及信用意識的缺陷。

目前，國家對建立社會化的信用擔保體系進行了政策規范和引導，有些地方也初步嘗試性地建立了一些擔保機構，但力量過小且不完善，尚未發揮實質性作用。我國的信用擔保體系的建立應以社會化、規模化、規范化、法制化為目標，要充分發揮政府在擔保體系初建時期的啟動作用。針對體系初建期，政府牽頭建立政策性擔保機構，擔保基金以國家財政劃撥為主，民間資本加入及擔保費收入為輔，采取“政策性基金、市場化運作、法人化管理”的政策。當擔保力量日益壯大后，政策性基金可實行股份化退出，實現擔保體系社會化。同時建立擔保機構風險補償機制和擔保基金、再擔保基金制度。社會化的信用風險分擔機制的建立，將極大地拓展銀行的融資范圍，特別是將融資對象擴充到充滿活力和前景的民營企業，有效放大了銀行的業務空間和盈利空間，并實現銀行融資重心的市場化轉移。

（四）依法、依政、依德治信，全方位整治信用環境，通暢信用梗阻。首先，要加大依法治信力度，嚴懲賴債、廢債行為。一是加強信用立法，為信用法治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據。當前我國沒有一部系統性的信用立法規范，信用糾紛一般都是通過其他專業法律來間接裁定，這些法律只強調對債權的界定，追究的只是簡單的民事賠償責任，對債權實現缺乏有力手段，對惡意違約缺乏必要的刑事制裁。社會信用關系必須進行專門的立法。要立足于對債權的保護，對債務違約制定嚴厲的賠償和懲罰規則，嚴重的要追究違約者的刑事責任，增強法律威懾力，使失信者付出昂貴代價，從而約束整個社會信用行為。二是加強信用執法力度，極大維護債權人利益。執法不力是失信行為大行其道的癥結所在。目前全國未執行的債務額達2000多億元，執法不力，形成“家有萬貫在別處，債臺高筑成富翁”的惡性局面，并通過各種示范、攀比、放大效應，造成整個社會信用極度扭曲。加強信用執法，主要是嚴肅司法紀律，加大執行力度，排除行政干預，嚴懲逃廢債行為，使債權人特別是銀行的債權利益得到法律保護。其次要依政治信，全面整肅社會信用秩序。鑒于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重要作用，信用重整需要政府的全面參與和積極推動。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加強信用自律，規范行政行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充分發揮自身的重要角色和職能，將建立健康有序的信用秩序作為發展地方經濟、改善投融資環境的基礎工程，為整治信用秩序鼓與呼，以信用工程的發起人和推動者的角色，積極調聚各領域各部門及一切社會力量，統一整治手段，嚴厲制裁措施，形成一張整治信用的社會之網，讓失信者無處立足。最后要加強依德治信。道德是約束人們行為最原始、最廣泛的社會規范，是鑄造信用自律的根本力量。從主觀層面，信用屬于社會意識形態的范疇，是源于人們內心的觀念和意識，故信用僅靠制度保障還不夠，還必須加強市場經濟的道德建設，讓“誠實守信”的觀念深入人心。一是要加強信用教育，培育

“信用至上”的全民意識和社會道德。二是要加強輿論的正確引導，形成“守信光榮、失信可恥”的道德氛圍，使信用成為衡量一個人道德素養的重要標尺，重信履信成為良好的社會道德風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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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三篇：我國社會信用體系任重而道遠

我國社會信用體系任重而道遠，特別是電子商務信用體系的建立還有許多理論、技術、政策等多方面問題有待解決，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提高社會的信用意識是根本問題，沒有信用意識，沒有信用文化，信用就不會深入人心，也就不會形成健康的市場機制和社會信用氛圍。在電子商務的參與者中呼喚誠信，樹立誠信觀念、規則意識，是電子商務的參與者意識到，誠信是立身處世之本，是電子商務交易的基本要求，同時誠信信用也是一種財富，是一種不可替代的競爭力，也許欺騙造假能帶來短期利益，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比將失信于民，失信于社會，也就無法獲得長期穩定的利益。相信隨著全社會誠信意識的加強，信用體系的不斷完善，必將推動我國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

我國的社會信用體系相比西方發達國家而言，而處于正在萌芽的初級階段，發展之路任重而道遠。特別是電子商務信用體系的建設，還有許多方面有待提高，如理論、技術、政策等等，需要在實踐中進行進一步的探索和檢驗。對于社會而言，沒有誠信意識就沒有誠信文化，信用就不會深入人心，而根本問題就在于提高全民范圍內的信用意識，從而形成健康發展的市場機制和社會信用范圍。不僅要在全社會弘揚“八榮八恥”社會主義榮辱觀，更要在電子商務的參與者中呼喚誠信，樹立起規則意識與誠信觀念，目的是要讓電子商務的參與者認識到，誠信不僅是電子商務交易活動的基本要求，是修身立世之本，還是一種無形的財富，一種無與倫比的核心競爭力。也許通過欺騙與造假，在短期中你獲得了不菲的收益，但隨著時間的流逝，罪惡的嘴臉終會被揭穿，那時你將失去那些曾經對你的信任，也就無法在長期中獲得利益，更無法再在電子商務活動中立足。隨著全民社會誠信意識的強化以及信用體系的不斷完善，相信在不久的將來，電子商務定會蓬勃發展壯大起來。

第四篇：社會信用體系

江蘇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江蘇省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

蘇人社發〔2010〕252號

關于開展創建省級勞動保障誠信示范企業活動的通知

各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市信用辦：

為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推行企業勞動保障誠信制度，建立與完善守信激勵和失信懲戒機制，引導和促進企業建立自我規范、自我約束、自我激勵、自我發展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在全社會范圍內形成勞資雙贏、和諧共生的良好氛圍，根據《江蘇省和社會保障廳關于推行企業勞動保障誠信制度的實施意見》（蘇勞社?2005?29號）的有關精神，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省信用辦決定開展創建省級勞動保障誠信示范企業活動，現將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創建對象

江蘇省境內的各類企業。

二、創建標準

省級勞動保障誠信示范企業，是指嚴格遵守勞動保障法律法規和規章、勞動關系和諧穩定、勞動保障信用評價優良、在全省范圍內具有典型示范作用的企業。應符合以下基本標準：

（一）全面遵守國家勞動保障法律法規，保障職工合法勞動權益。

1．保障勞動者公平就業權利，無就業歧視行為； 2．無使用童工、收取押金、扣押證件等違法行為； 3．與所有職工依法訂立勞動合同，并建立職工名冊；

4．依法制訂勞動規章制度；

5．依法解除和終止勞動合同，按時足額支付經濟補償； 6．按時、足額支付工資和加班工資，無克扣和無故拖欠行為；

7．依法參加社會保險，按時、足額繳納各項社會保險費，為職工享受社會保險待遇履行法定義務；

8．遵守國家關于工作時間、加班加點和休息休假的各項規定，依法實施帶薪年休假制度；

9．遵守女職工和未成年工特殊勞動保護規定，無損害女職工和未成年工合法權益和特殊利益的行為；

10．遵守職業資格準入制度，按照國家規定提取職工教育經費，組織職工進行專業技能培訓；

11．嚴格執行勞動安全衛生法律法規；勞動保護措施和勞動安全衛生條件符合國家規定的標準。

（二）保障職工民主管理權利，不斷加強企業文化建設。1．建立企業民主管理制度，保障工會履行民主管理職責的權利； 2．結合本企業經濟效益狀況，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科學合理確定勞動定額和支付保障機制；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

3．落實職工（代表）大會、廠務公開等制度；

4．定期開展集體協商，依法訂立集體合同并全面履行集體合同；

5．有職工活動場所，經常開展職工文化體育活動，活躍和關懷職工業余生活；

（三）勞資矛盾協調有力，勞動關系和諧穩定。

1．建立勞動關系預警機制，及時合理地處理職工群眾反映的問題，努力把矛盾解決在基層和萌芽狀態。

2．建立健全勞動爭議、糾紛調解組織和制度，依法及時調處勞動爭議和糾紛。

3．建立健全勞資雙方交流平臺，提供心理疏導，職工反映意見渠道暢通；

（四）近兩年來未發生以下行為：

1．發生重大傷亡和職業危害事故； 2．違法使用童工；

3．發生職工集體上訪、罷工等重大突發性群體事件，4．本有舉報投訴，經查實確有違法行為。

三、組織領導 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省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成立省級勞動保障誠信示范企業創建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江蘇省勞動監察總隊。省、市、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會同信用管理部門根據管轄規定組織轄區內企業開展創建活動，各級勞動保障監察機構具體實施培育、認定和管理工作。

四、名額分配

各市按規定名額向省創建小組推薦，經省創建小組審核后確定公布名單。2010年具體名額為：南京、無錫、蘇州15家，徐州、常州、南通、連云港、淮安、鹽城、揚州、鎮江、泰州10家，宿遷5家。

五、創建步驟

創建活動開展時間為2010年7月20日－12月30日，并按以下步驟進行：

（一）培育自評。7月20日－10月10日，各地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會同信用管理部門在前2年勞動保障誠信等級評定為A級以及獲得市級以上勞動關系和諧企業稱號的企業中確定培育對象，組織工作人員深入用人單位至少3次，對照創建標準，開展有針對性的培育活動。確定初步培育合格的用人單位，并要求其對照標準進行自評。

（二）申報。10月11日~10月21日，由自評合格單位向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報送申請材料。

（三）評定。10月22日~11月10日，由各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和信用管理部門組成評定小組進行實地檢查考評。各相關業務部門和單位負責提供和審核與本業務相關的單位參評信息。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負責提供有關單位社會保險參保繳費情況；勞動關系部門負責提供企業建立集體協商、集體合同制度和工時安排等情況；職業技能開發部門負責提供企業執行職業資格、職業培訓情況等；勞動保障監察機構負責對有關部門（單位）提供的情況進行綜合，并結合在執法檢查中采集的企業遵守勞動保障法律、法規、政策的有關信息，提出初評意見，報同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批準，擬定本級管轄范圍內省級勞動保障誠信示范企業名單，并填寫《省級勞動保障誠信示范企業推薦表》（附件1），由省轄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會信用管理部門統一報送省創建領導小組辦公室。

（四）公示。11月11日~12月20日，省創建領導小組對各市推薦企業將組織實地抽查，將擬評定為江蘇省勞動保障誠信示范企業的名單通過“誠信江蘇”網、省公共信用信息平臺、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網站、人力資源有形市場和新聞媒體等向社會公示，公示期為15天。

（五）公布。12月21日－12月31日，經公示無異議的，由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行政部門和省信用辦授予“勞動保障誠信示范企業”稱號，并頒發證書或牌匾，同時通過“誠信江蘇”網、省公共信用信息平臺、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網站、人力資源有形市場和其他新聞媒體等向社會公布誠信示范企業名單予以表彰。

六、獎懲措施

（一）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對省級誠信示范企業采取以下激勵措施： 1．各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對誠信示范企業，在無舉報投訴情況下，2年內免予對其進行日常巡查、專項檢查和社會保險稽核。

2．各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應當根據職責范圍，優先推薦誠信示范企業及其經營者、負責人為各類評先、評優活動的候選對象。

（二）各級信用管理部門對省級誠信示范企業采取以下激勵措施：

1．將勞動保障誠信示范作為企業的良好信用信息，組織省公共信用信息中心錄入省企業信用基礎數據庫；

2．在信用管理部門組織發布的各類信用評級標準中，對獲得勞動保障誠信示范的企業予以加分；

3．優先安排示范企業參加信用管理部門組織的各類誠信創建和信用培訓等活動；

4．在省社會信用體系相關財政資金項目申請時，對示范企業予以優先考慮。

（三）省級勞動保障誠信示范企業的期限為2年，各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會同信用管理部門應當確定專人為誠信示范企業提供定點聯系和服務，2年期滿后按照評定標準進行復核，復核不合格的，提出整改意見，整改后再次考核仍不合格的，取消稱號。

（四）出現下列情形之一者，當即取消勞動保障誠信示范企業稱號并予以公布： 1．發生集體上訪、罷工等突發性群體性事件或重大安全生產責任事故的；

2．克扣或無故拖欠職工工資，或者瞞報、漏報社會保險費繳費基數或人數的；

3．存在其他嚴重違反勞動保障法律法規行為被查實的；

4、被省市其他相關部門查實的嚴重失信行為，且有信息歸集至省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統中。

七、工作要求

1．各級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信用管理部門要高度重視創建工作，將其擺上重要位置。要根據全省統一部署和本地實際，迅速研究制定本地開展創建活動的具體工作方案，明確序時進度，落實工作責任。要按照創建標準，嚴格把關，好中選優，積極開展創建培育工作。

2．要加強創建活動的宣傳，通過多種途徑和形式廣泛宣傳創建活動的重要意義和主要內容，宣傳開展創建活動取得的成效，在全社會營造良好的創建環境和氛圍，努力爭取社會各方面力量支持和參與創建活動。

3．各省轄市在11月10日前將擬推薦名單報省創建領導小組辦公室，并附《省級勞動保障誠信示范企業推薦表》、近2年書面審查材料、單位申報材料、培育創建材料和檢查考評材料。

第五篇：社會信用體系模式比較論文

2002年6月，我們代表團一行赴美國對其社會信用體系的基本模式、發展現狀、特點以及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進行了考察。代表團先后走訪了美國三大消費者信用調查機構（Experian、Equifax、Transunion），參觀了個人消費信用調查公司的數據庫；走訪了美國最大，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企業信用調查機構——美國鄧白氏公司（Dun&Brastreet）；與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等政府信用監管部門和美國消費者信用協會（CDIA）等行業管理組織分別就信用行業管理的法律架構、政府監管方式，以及行業自律等問題進行了座談；并與相關的銀行、工商企業就信用產品的市場需求問題進行了多角度的探討。通過訪問、座談和參觀，使我們對美國信用管理體系的體制模式、總體架構和基本內涵有了一個總體的了解。sO100

與此同時，我們還訪問了設在華盛頓的世界銀行有關機構，與專題研究全球信用體系的資深專家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座談和討論，聽取了他們對全球范圍內不同國家信用體系基本模式的分析，并得到了他們對歐洲及南美洲等國家和地區的公共信用調查機構與私人信用調查機構進行比較研究的相關報告。通過討論、座談和參考他們的研究結論，再結合對美國的實地考察，使我們對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模式問題有了初步的了解，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啟示，并引發了我們的深入思考。

我國目前正處在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初期，結合我國的國情和信用體系發育的現狀，選擇什么樣的信用體系模式確實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一、公共征信系統與民營征信系統：兩種不同的征信模式

（一）美國社會信用體系是以民營征信服務為特征的市場化模式

考察中我們看到，美國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社會信用體系，是以市場化運作方式為主體的具有鮮明特點的征信國家。其具體表現是，不僅具備了較為完善的信用法律體系和政府監管體系，而且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相伴隨，形成了獨立、客觀、公正的，按照現代企業制度方式建立，并依據市場化原則運作的征信服務主體。美國的征信服務機構，都是獨立于政府之外的民營征信機構（或稱為私人信用調查機構），這些機構具有如下明顯特征：

1.在機構組成方面：美國的信用調查機構主要由私人和法人投資組成。美國沒有公共信用調查機構，其信用調查報告幾乎全部由民營調查機構提供。從征信機構的結構看，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美國存在著數千家信用調查公司，在此之后，由于競爭的加劇，特別是隨著電子信息技術的快速進步，使得美國的征信行業進入了一個明顯的市場整合期，通過兼并和合并，征信機構數量大幅度減少。據美國消費者信用協會（CDIA）提供的資料，消費者信用調查機構由原來的2000余家減少到目前的400家左右，由此帶來了征信市場集中程度的顯著提高。目前美國的消費者信用報告主要由前述的三大征信機構提供，其余的小型征信公司只在某類業務或在一個較小的區域范圍內提供服務。在企業征信服務方面，鄧白氏公司則幾乎占據了美國絕大多數的市場份額。

2．在信息來源方面：民營征信機構的信息來源廣泛。在美國，消費者信用調查機構的信用信息除了來自銀行和相關的金融機構外，還來自信貸協會和其它各類協會、財務公司或租賃公司、信用卡發行公司和商業零售機構等。其方式是由征信公司與上述機構自愿簽訂協議，由后者按協議約定向征信機構定期提供信用信息。企業征信公司搜集的數據來源與消費者征信有所不同，主要是美國各公司定期提供的公司內部信用信息和一些政府公共信息，而不是銀行和金融機構提供的信息。多數銀行不向信用調查機構報告它們的企業信貸數據（主要是出于競爭和保護商業秘密的目的）。

3．在信用信息內容方面：民營征信機構的信息較為全面。不僅征集消費者的負面信用信息，而且征集正面信息。特別是在對納稅人的基本信息數據、稅收狀況信息、企業地址、所有者名稱、業務范圍和損益表以及破產記錄、犯罪記錄、被追帳記錄等方面，民營征信機構的數據更多、更全面。

4．在服務范圍方面：美國消費者信用數據的獲取和使用要受國家“公平信用報告法”及其它相關法律的約束，只有在法律規定的原則和范圍內，才能使用相關的消費者信用信息。征信機構必須對信用信息的使用和查詢情況予以記錄和保存，以備監管部門檢查。但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消費者信用信息的獲取與其是否曾向征信機構提供數據信息則沒有對等關系，換言之，并不是只有提供數據者才能獲取數據信息，非數據提供者也可在法律的規定范圍內獲取相關信息。這表明，美國民營信用調查機構是面向全社會提供信用信息服務。服務的對象主要包括：私人銀行、私人信用機構、其它企業、個人、稅收征管機構、法律實施機構和其它聯邦機構，以及本地政府機構等，這些機構都是征信報告的需求方。但需要強調的是，美國的信用中介服務完全是依市場化原則運作，即信用調查機構提供的信用報告是商品，因此有價值和價格，按照商品交易的原則出售給需求者（除特殊規定的條件下可免費提供），這是美國民營征信行業得以不斷發展的制度基矗

在美國，從事消費者征信的機構，均提供消費者的歷史信用數據，美國相關法律規定，一般的消費者信用數據可保留7年，破產信息可保留10年。而企業征信機構，一般提供12個月內的企業信用數據信息。

5．在業務范圍方面：美國的民營信用調查機構在從事消費者征信和企業征信業務上有明確的界限，大型信用調查機構的業務更是有比較明確的界定。比如鄧白氏公司主要為社會提供企業信用報告和評分（特別是中小企業），而很少涉足消費者信用調查業務；穆迪（Moody''s）、標準－普爾(Standard&poor''s)和菲奇（Fitch）等公司專門從事證券信用評級業務，重點為防范資本市場的風險服務；三大消費者信用局則主要對消費者個人的信用信息進行收集、加工、評分并銷售信用報告。雖然在個人信用局的業務中，也會涉及到企業信用信息

（如Experian和Transunion公司都提供一部分企業信用報告），但是規模很小，不是其核心業務。這種業務上明確的社會化分工，使不同的征信機構重點圍繞著各自的核心業務不斷創新、研究、設計，并不斷推出新的信用報告產品，滿足社會的需求。

（二）公共信用調查系統的特點與模式特征

在與世界銀行專家的座談中我們了解到，目前世界上不少國家建有公共信用調查機構（也稱公共信用信息登記系統）。在世行專家調查的56個國家中，有30個國家設有這類機構。公共信用調查機構起源于歐洲，德國于1934年成立了歐洲第一個公共信用調查機構，法國的同類機構產生于1946年。1992年10月，歐共體中央銀行行長會議將公共信用信息登記系統定義為：“為向商業銀行、中央銀行和其他金融監管部門提供關于公司、個人乃至整個金融系統的負債情況而設計的一套信息系統”。通過參考世行對歐洲以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公共信用調查機構的調查報告，公共信用信息調查機構具有如下特點：

1.機構的組成和主要職能：公共信用信息調查機構主要由各國的中央銀行或銀行監管機構開設，并由央行負責運行管理。建立公共信用調查系統的主要目的是為中央銀行的監管職能服務，為央行提供發放信貸的信息，包括金融機構對個人借款人發放的貸款、貸款評級和貸款附屬擔保品的價值信息等，而不是為社會提供個人或企業的信用報告。這就決定了該機構不可能采取市場化的運作模式。公共信用信息成為銀行監管的重要組成部分。該機構為本國的金融監管部門提供最新的借貸大戶和銀行風險的基本情況，為強化監管和風險分析提供最基礎的數據，有助于監管部門對金融機構風險進行比較全面而準確的評估。

2.信息數據的獲得：與民營征信機構不同，公共信用調查系統通過法律或決議的形式強制性要求所監管的包括銀行、財務公司、保險公司等在內的所有金融機構必須參加公共信用登記系統。按法規的嚴格規定，這些金融機構必須定期將所擁有的信用信息數據報告給公共信用登記系統，而不是像民營征信公司那樣，根據與金融機構間的合同約定提供數據信息。這種強制性的征信方式，使公共登記系統幾乎能夠覆蓋一國的全部金融機構，但是它們并不收集所有的貸款資料，而只是在一個規定的起點上收集信息數據。許多國家規定了金融機構向公共調查機構提供信用數據中的最低貸款數額（各國規定不盡相同），低于這個數額則不需提供，這就排除了相當一部分信用信息數據。而民營征信機構的特點則是可以提供每單筆貸款的詳細資料。

3.信息數據的范圍：公共信用登記系統的信用數據既包括企業貸款信息，也包括消費者借貸信息，與美國民營征信機構中二者在業務上有明顯邊界的特點大不相同。公共信用信息系統包括正面信息，也包括負面信息。與民營的征信機構相比，公共信用機構的信用信息來源相對較窄，例如，它不包括來自法院、公共租賃公司及資產登記系統和稅務機關等其它非金融機構的信息，也很少搜集貿易（商業零售機構）信貸的信息，只有不到1/3的公共調查機構掌握信用卡債務的信息。對企業地址、所有者名稱、業務范圍和損益表以及破產記錄、犯罪記錄、被追帳記錄等信息基本不收集。許多國家公共信用調查機構只發布當前的信用數據信息，而不提供借款人借貸信息的歷史記錄。

4．信用數據的使用：許多國家對公共信用登記系統的數據使用有較嚴格的限制。根據相關法規規定，其數據的提供和使用實行對等原則，即只有為該機構提供信用信息數據的機構才能獲取數據信息，而且這種信息是經過匯總后的，而不是具體的單筆信貸詳細資料。這是因為，公共信用登記系統主要是為監管服務，只有出于提供貸款審查目的才以匯總的方式向數據提供機構提供其他機構的信息。因此，實際上公共信用登記機構的信用數據只是向金融機構提供，而不向社會其他需求方提供，即該機構主要不是提供社會化的信用信息服務。這種對等的原則也決定了這種數據使用不是商業化的，即這類信用報告不是商品，因此，即使有收費也很少。

概括起來，公共信用登記系統模式與民營信用調查機構的模式有著較大的區別。公共信用登記系統是由金融監管機構設立，更多地體現了監管者的意志和需要；民營征信機構是由私人和法人組成，采取商業化、市場化的運作方式；公共信用登記系統主要是為金融監管部門的信用監管服務，而不考慮社會的商業化信用信息需求；民營征信機構是為社會更廣泛的信用需求服務，服務范圍更寬、更廣、更全面。公共信用登記系統的數據強制性地來自于銀行等金融機構，民營征信機構的數據的來源更全面，除銀行數據之外，還包括來自商業、貿易等方面的信用信息。公共信用登記系統的數據使用更多地是金融機構內部為防范風險的信息互通，而民營征信機構的信用報告則是商品，強調為需求者提供商業化、個性化服務。

二、兩種不同征信模式產生的基礎與條件

是什么原因決定了不同國家對不同征信模式的選擇？這是我們關注的問題。通過對美國的考察和對世行的訪問，我們感到如下一些因素在征信模式的選擇中不同程度地起著作用。

（一）經濟發展和信用規模的擴大是民間征信業產生發展的客觀基礎

民營征信業的起源來自于經濟發展中信用信息共享方面的需求。我們從美國CDIA了解到，最早的消費者信用信息共享產生于19世紀中葉的歐洲，是從倫敦的裁縫行業開始的，由行業內相互之間對消費者守信情況的互通，發展為在固定時間內進行信用信息交流，防止消費者違約和不守信用的現象增加。隨著發展，出現了第三方專門收集消費者信用狀況并加工生產成信用報告出售給需求者的民營征信機構。在美國，大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產生了對信用信息的大量需求。在這一時期，南北戰爭結束，美國經濟發展速度加快，銀行信用和民間信用規模不斷擴大，特別是在一些大城市，社會的信用需求和消費者借貸活動的增加促進了金融信貸和其它信用方式的發展，進而產生了金融機構、商業機構對消費者和企業信用調查、資信評級的市場

需求，民營信用機構和征信業務便應運而生。在一戰、30年代經濟危機和二戰期間，美國民間征信業曾受到很大影響，制約了其發展進程。二戰后，隨著美國經濟發展速度加快和信用規模的不斷擴大，征信和信用評級等行業快速發展起來。到60年代，美國全國已有2200多個民營消費者信用調查機構，主要業務是收集、整理、加工、儲存、評估和銷售消費者信用報告。

美國的消費者征信機構首先是從地方發展起來的，在較長時間內，征信業務的地域性特征非常明顯。由于當時的經濟發展狀況和交通條件使人們的流動性受到限制，以及對銀行設立分支機構的規制，消費者更傾向于在本地金融機構或商業機構獲得信用貸款，使得信用信息的供求雙方一般都局限于一個地方或城市，因此，地方征信機構的信息更集中和實用。這就導致了地方消費者征信機構數量的增加。從征信手段看，在相當的時期內，美國民營征信機構是靠手工調查來收集、加工信用信息和生產信用報告。

20世紀60年代后，有三大因素促進了美國民營征信業的發展：一是二戰后美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客觀上要求市場交易規模的擴大和市場需求的增加，拉動經濟增長，這就促進了信貸消費規模不斷擴大，導致了信貸機構對信用報告需求量的大幅增加。二是電子通訊和信息技術的進步，導致自動化操作手段代替了手工信息收集手段，加上信息技術產生的規模效應大幅度降低了征信行業的生產成本，使其效率和準確性大大提高，并為信用產品提供了新的傳送渠道；三是美國于1971年頒布的《公平信用報告法》（FCRA）使征信行業在法律的嚴格規范下步入了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在有效解決信用信息收集與保護消費者權益和隱私的關系方面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大大促進了征信行業的規范化發展。與此同時，自50年代開始的高速公路建設，促進了美國城鄉居民汽車消費的超常增長，使人們的經濟活動半徑迅速擴大，客觀上要求信用規模和信用活動范圍隨之擴大。特別是70年代后信用卡等公司的迅速崛起，為征信市場提供了大量的社會需求，促進了征信行業謀求業務量的擴大和跨區域的拓展。這些原因綜合作用導致了美國80年代后征信行業跨區域兼并和重組的趨勢日益明顯，其結果是征信機構數量的減少和市場集中程度的提高，進而促進了征信機構核心業務的發展和數據處理的集中化趨勢，使信用信息更全面更準確。

龐大的消費信貸規模是美國征信行業發展的客觀基矗截止到1998年，消費者所有的抵押貸款總額達到4.1萬億美元（包括第一和第二抵押權以及房屋產權貸款），另外，非抵押消費貸款（信用卡、汽車貸款及其它個人分期付款）的總額也達到1.33萬億美元。同時，美國征信行業的發展，還得益于戰后美國政府的公共政策長期致力于鼓勵金融機構和其他商業機構向城鄉居民提供貸款和其他方式的信用支持與服務。這種政策的直接結果是美國利用信貸消費的人口比例大幅度增加。1956年有大約55％的家庭申請了某種形式的消費信貸，到1998年，消費信貸已為74％的家庭所利用。這種消費信用的快速發展在提高國民的投資能力和改善其生活品質的同時，也更快地促進了美國市場交易規模的擴大，迅速增加著市場需求，進而帶動了經濟的快速增長。而在此期間，征信服務對于消費信貸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信用報告大大地降低了提供信用的時間和成本，降低了信用提供者的風險，使更多的家庭和個人獲得了貸款。

歐洲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隨著技術進步、市場交易規模的擴大和信用活動的增加，產生了對信用信息服務的社會需求，私人征信機構先于美國而產生，并在經濟活動實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在英國等工業化較早的國家，私人征信業發育更早。實際上，美國最初的民營征信活動經驗更多地是借鑒于英國等國家的征信業務實踐。在20世紀，英國等國家的私人征信活動發展也很快，并且通過兼并和重組形成了一些大型跨國征信公司，如Experian就是一家總部設在倫敦的大型民營消費者征信公司，其業務已發展至世界許多國家，在美國也成為三大消費者征信公司之一。這表明，無論是在美國或是在歐洲，經濟發展和信用規模的擴大是民間征信業產生發展的客觀基矗

另一些歐洲國家，如法國、德國、意大利、葡萄牙等建立了公共信用調查機構，而民營征信業相對不是很活躍。但這并不表明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慢和信用規模小，而更多的是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和征信理念的差異。

（二）法律制度與征信理念的差異影響了不同征信發展模式的選擇

曾有人提出，促使一些國家成立并利用公共信用調查機構的原因，是由于該國民營征信機構缺乏所致。但實際上許多國家（如巴西、智利、阿根廷和歐洲部分國家）是在已經建有民營征信機構的前提下成立了公共信用調查機構。根據世界銀行對不同國家的調查結果，選擇不同的征信行業發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其法律制度和征信理念。根據一些信用專家的觀點，在法律制度上，實行以拿破侖法典為基礎的國家更傾向于選擇公共信用調查模式（如法國、意大利等）。因為在這種法律制度下，對債權人的權利保護相對少一些，相應地限制了民營征信機構的發展，而建立公共調查機構的可能性更大，其目的是補償或部分補償政府對債權人利益保護的不力，從而防止信用活動中的風險。

選擇建立公共信用調查機構，還基于對信用信息共享機制的認識和征信的理念。從歷史上看，影響歐洲一些國家和地區民營征信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對借款人隱私保護的認識。這些國家實行的是高水平隱私保護制度，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相關法律文件中規定，必須經過借款人的明確認可，方可征集和使用借款人的信用信息。這一原則還被寫入了于1998年10月生效的歐洲議會95/46號文件中。文件規定：“在個人數據處理和保證個人信息自由流動方面必須保護個人利益。”這一文件也被稱為“數據保護指南”，這一文件的生效使歐洲一些國家的相關立法變得更為嚴格。例如法國的法律規定，不僅每次征集信用信息時必須征得借款人的書面同意，而且每次發布信用報告時必須再次得到本人書面認可。在這種狀況下，民營

征信機構很難有發展空間。二是這些國家明確禁止征信活動中披露借款人的白色（正面）信息，認為這屬于個人隱私，而只允許征集和披露黑色（負面）信息。這種基于對消費者隱私保護的理念和極嚴格的信息保護制度，制約了民營征信行業的發展，使其只能在狹窄的范圍內運作，也在客觀上促成了公共信用調查系統的建立。因為公共征信機構的信用信息基本上不向社會公開，不存在披露隱私的問題。而以美國為代表的以民營征信服務為主體的市場化模式的國家，在征信理念上不同于歐洲國家。例如，一方面，美國除特殊的情況外，一般不需要經過消費者本人的認可，只要是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就可收集、加工、存儲消費者信用信息，并銷售相關報告；另一方面，在消費者信用報告中，不僅包括負面信息，也包括正面信息。根據美國的征信理念，正是正面信息被采集和使用，才保證了信用信息的全面性和完整性，才能創新出更多的信息產品和增值服務為社會所用。這種征信理念所帶來的相關法律規定和制度設計，大大促進了美國民營征信行業的迅速發展，并擴大了社會信用規模，改善了居民的生活品質，拉動了市場需求，帶動了經濟增長。

(三)強化金融監管是建立公共征信系統的決定性原因

強化對金融系統的監管和確保金融運行的穩定性是一些國家建立公共信用調查系統的決定性原因。例如在法國，是將公共信用調查機構數據庫與其它資料（如資產負債表和司法事件等）結合并利用它來評定公司信用級別，這些評定是貨幣政策的關鍵參數；通過對公共調查機構的數據分析，還可以減少銀行在評定信貸風險時的失誤，使銀行減少損失；意大利等國家的一些集團銀行還利用公共征信機構來定期評估自己的綜合債務狀況。

從世行的調查看，一些發展中國家更傾向于建立公共信用調查系統。因為，一方面，這些國家的相關法律體系尚不健全，對信用市場的規范還沒有全面步入法制化的軌道；另一方面，這些國家的金融監管體系比較薄弱，存在著系統風險和隱患，如果對金融機構貸款狀況監控不力，遇有風吹草動，就可能釀成金融危機。如拉美一些國家的這一動機就十分明顯。1994年墨西哥的經濟危機的原因之一，就是銀行系統的多項貸款成為呆壞帳，不良債務大量增加。印度近年來也在籌備由中央銀行牽頭建立公共信用調查機構，強化金融系統的監管，防范或減少金融危機的發生。

（四）金融機構的競爭程度影響著征信模式的選擇

從對美國的考察來看，選擇民營或公共征信模式，還取決于一國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競爭程度。美國的民營征信業的發展和市場化信息共享模式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源于20世紀初對銀行分支機構設立的傳統規制限制了銀行在不同州之間的競爭程度，也限制了對不同地方貸款人信用信息的全面了解。這種強化地方化的銀行競爭格局，促使各銀行之間產生了強烈的互通并共享借款人信用信息的要求，客觀上促進了民營征信服務業的發展。而歐洲等國的銀行在全國范圍內的競爭相對自由，反而使銀行間互通信息的愿望并不強烈。特別是一些大的銀行機構，并不愿意將自己較多的客戶信用信息資源提供給民營征信機構，從而讓其它金融機構共享。這些原因也抑制了民營征信業的發展。

三、公共征信機構與民營征信機構不是簡單取代，而是相互補充

美國、英國、加拿大和北歐的部分國家只有民營征信機構，基本上沒有設立公共信用調查機構。而法國等國家則只有公共信用調查機構而沒有民營征信機構。然而，根據世界銀行的調查數據，更多的國家則既有民營征信機構，也建有公共征信機構，二者在各自的范圍內發揮著作用。二者不是相互取代，而是互相補充（見下表）。

歐洲部分國家民營及公共征信機構表

注：①起始年為第一家機構成立的時間；②信用共享類型指90年代的資料；③B指違約、拖欠等信息；W指債務風險等其它。

可見，在這些國家，民營征信機構和公共征信機構并存，都在發揮作用，只是作用的目的、程度和服務范圍不同。二者是相互補充的關系，從目前看不存在一類機構完全取代另一類機構的問題。當然，不可否認，在一些公共信用調查機構作用較大的國家，民營征信業發展的似乎并不活躍。這一方面與這些國家對信用信息公開化的控制程度直接相關，同時，也與社會需求的分流有關。因為，金融機構是信用報告的主要需求者之一，而建立公共征信系統的國家，金融機構對信用信息的部分需求則可通過公共征信機構得到滿足。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際征信行業出現了一些新趨勢：其一是公共征信機構和民營征信機構都有所增加。例如，拉美地區的幾乎所有大國都于90年代先后建立了公共征信機構；亞洲、東歐和非洲的一些國家也已經或正準備建立公共征信機構。如中國、捷克、克羅地亞、印度、新加坡、沙特和南非、坦桑尼亞等國。與此同時，民營的征信機構也在發展。拉美國家從80年代末以來民營征信機構數量明顯增加；歐洲的德國、奧地利、西班牙等國在90年代增加了一些新的民營征信公司；東歐的7家民營征信機構都是在1992年以后開設的。在中國，90年代后陸續成立了一些民營征信和資信評級公司，開展了面向社會的，采取市場化方式運作的企業征信、評級業務。其二是民營征信行業的市場細分化趨勢更加明顯。例如，鄧白氏集團公司具有160余年的歷史，在90年代是其規模最大的時期。當時穆迪公司、丹尼雷公司（黃頁廣告公司）和尼爾森調查公司等都歸屬于鄧白氏公司。1997年，順應市場競爭的要求和業務細分化的趨勢，穆迪公司分離出去，主攻世界資信評級市場；鄧白氏公司則專注于企業信用調查業務，迅速地擴大了市場占有規模。其三是機構的跨國兼并與收購以及合作與聯合進一步改變著國際征信行業的格局。一些大型跨國征信公司通過購并活動不斷發展壯大，開拓新的市常例如，TransUnion（全聯公司）的國際戰略是在拉美國家發展業務和開辟南非市常鄧白氏公司進軍中國等亞洲征信領域；一些跨國征信或資信評級公司通過合資合作方式進入新興市常如穆迪公司通過與中國大

公資信評級公司、惠譽公司通過與中國

誠信證券評估公司的合資合作進入了中國資信評級和資產管理咨詢市常TransUnion也在謀求與中國內地和香港等地征信公司在信用評分等方面的技術合作。征信業務全球化的趨勢日益明顯。

四、對我國的啟示

啟示一：加快征信行業的發展有利于我國信用交易規模的擴大和經濟的持續增長

美國征信業發展的歷程表明，經濟發展和信用規模的擴大是征信業產生和發展的客觀基礎，征信服務業的發展又能進一步帶動社會信貸規模的擴大和內需的增加，進而拉動經濟增長。20多年來，我國經濟實現了長時期的快速增長，經濟總量擴大，居民生活質量不斷提高，綜合國力增強。我國已于90年代末期進入了“買方市潮。目前，擴大內需已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需要不斷擴大市場的信用交易規模和增加信用消費數量拉動經濟增長。但是，與此不相適應的是我國征信行業的發展水平很低，雖然有一批民營征信機構，但由于多種原因，機構規模小，業務范圍窄，不能適應信用市場發展的客觀要求。由于信用信息不對稱，對企業和消費者的信用狀況無法有效把握，為防止貸款風險，銀行等金融機構設置了較高的信貸門檻，企業信貸擔保機構也不敢貿然擔保，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信用規模的擴大。目前我國居民消費結構已處于明顯的升級階段，對價值較高的住房、汽車、通訊設備和教育、休閑旅游等消費需求不斷增加。因此，我國已具備了大模式發展信用消費的客觀條件，這就要求信用中介服務行業有較快發展，為社會提供全面、真實、準確的消費者和企業的信用報告，增強信用市場的信息對稱程度。

啟示二：民營征信機構應成為我國征信行業的主要經營主體，市場化運作應是我國征信模式的基本選擇

考察美國信用體系給我們的啟示是：以民營征信機構為主體，市場化的運作模式應是我國發展征信行業的基本模式選擇。因為，第一，我國已有了民營征信機構發展的基矗到目前為止，我國民營的企業資信調查公司已有40多家，以新華信、華夏和上海中商征信等公司為代表。各征信公司按照商業化原則在市場上展開競爭，向社會提供客觀、獨立的信用報告。即使是一些原行政機構下屬的征信機構，在業務運作上也基本采取了市場化的方式。可以說，我國企業征信行業的市場化運作模式已經基本形成。第二，隨著經濟發展和信用規模的擴大，以及對征信服務作用認識的深化，社會上對企業和消費者信用報告的需求量會不斷增加。不僅是銀行等金融機構，商業貿易機構、各種信用卡發放機構也將成為信用報告的主要需求者。因此，應大力發展民營征信機構，因為它們的信用信息來源更廣泛，其宗旨是面向全社會提供信用信息咨詢服務。第三，市場化的運作方式和市場競爭的壓力，會促使民營征信機構不斷開發創新信用產品，并為社會提供個性化的服務和多樣化的增值服務。第四，選擇民營征信為主的市場化模式更有利于調動社會上的一切積極因素（包括資金和人才等）投入到信用服務行業的建設中，而不必政府大量投資。第五，民營征信機構不依附于任何政府機關和部門，有利于這一行業更具獨立性和公正性。因此，有關的法律框架和管理制度，應當盡可能為民營征信機構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啟示三：建立公共信貸登記系統很有必要，但其目的應當是為加強和完善金融監管服務，而不是向社會提供商業化的信用信息服務

以民營征信機構為主和選擇市場化的征信模式并不排斥在我國建立公共信貸登記機構。而且我們認為，現階段，我國建立旨在加強和完善金融監管體系的公共信貸登記系統非常必要。因為，一方面，我國正處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關鍵時期，金融體系不健全，存在著系統風險和隱患。相關的法律法規還不完善；另一方面，我國的金融監管體系比較薄弱，監管部門對各金融機構的信貸狀況掌握的不甚全面，因而無法對金融運行和相關的金融政策作出準確的判斷和正確的決策。而公共信貸登記系統的主要作用和目的，就是為監管部門提供準確及時的信貸數據，為完善金融監管，防范信貸風險服務。同時，起到金融機構之間信息互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信息的分割和不對稱。再一方面，我國已經于1999年建立了中央銀行信貸登記咨詢系統，有了一定的組織基矗4年來先后實現了城市和省域區內的聯網登記、查詢，并正在進行全國聯網的準備工作。到2002年6月末，已錄入了420多萬個借款人的基本信息、信貸及相關信息。金融機構查詢用戶已達6萬多個，日查詢累計270萬次。據統計，僅從2000～2001年10月，金融機構已利用這一系統防范信貸風險5000多筆，否定潛在風險貸款300多億元。當然，目前這一系統建設中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如數據質量不高，運行效率較低、業務服務范圍較窄，以及數據庫設計不完善等，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改進與完善。

但是，應當強調指出的是，建立公共信貸登記機構的目的，是為政府的金融監管服務，而不是向社會提供商業化的信用信息服務。當前，社會上存在這樣一種思路，即認為可以考慮將我國現有的公共信貸登記系統加以改造，增加信用服務產品、擴大信用服務內容和服務對象，變成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征信機構。我們認為，這種方式既不符合征信行業發展的國際經驗，對我國征信業的發展也會產生不利的影響。因為，一方面，公共信貸登記系統可以運用央行的行政權力強制性要求金融機構為其提供信息，而其它民營征信機構不可能具備這種條件，因而勢必造成嚴重的不公平競爭，不僅不利于新的民營征信企業的進入，對現有的民營征信機構的發展也會產生強大的擠壓作用；另一方面，從信息內容、服務對象等方面看，公共信貸登記系統又不大可能全面覆蓋我國的征信服務市場，不大可能滿足社會各方面對信用信息的需求。因此，我們建議民營機構和公共信貸登記系統還是各自發揮作用，完善自身的應有功能。

啟示四：我國的征信業務宜先從地方和行業做起

從美國的經驗看，征信業（特別是消費者信用調查業務)首先是從地方上發展起來的。當然，發展到現在已經突破了地域限制，行業集中程度不斷提高。由我國經濟和信用交易發展的階段所決定，我國征信業還處在發展初期，不能與美國現階段的征信業相比，而與美國征信業發展初期更為相似。因為，從我國具體國情看，我國的居民流動性雖然有所增強，但大部分人的信貸活動仍大體集中于一個地方或城市。且由于我國的銀行業務體制，在信貸規模、貸款范圍上也有較強的地域性特點。另外，由于我國經濟發展和信用消費的發展水平不平衡，信用消費還主要是集中在一些經濟較為發達的地方和城市，因此，在消費者信用調查方面，更宜先從一個地方或城市做起，然后通過逐步聯網的方式共享信用信息。目前，上海已經開通了個人信用聯合征信系統，主要征集的是上海居民的信用信息。還有一些城市也在籌備之中。這種做法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是重復建設，而是適應了我國國情和經濟發展階段的要求。當然，在各地征信系統建設中，統一設計代碼，統一征信格式標準是十分必要的，這也將為今后的聯網和信息互通創造條件。

從我國企業征信來看，先從行業著手建立行業內部信用信息共享制度是可行的做法。因為行業內的信息供求雙方都比較集中，信息共享資源較充分，建立數據庫相對容易，運行成本也比較低，也便于與民營征信機構合作，共享行業信息資源。

啟示五：建立和完善征信法律體系，為征信行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

美國的經驗證明，《公平信用報告法》以及其他相關法律的出臺和實施，大大推進了美國信用服務行業的發展進程，為行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法律環境，使其在法制化的軌道上健康地發展。征信業說到底是一個信息咨詢行業，但又是個特殊的行業，即它是經營企業或消費者信用信息的行業。如果這些信息被不合理地濫用，就會嚴重損害企業和消費者的權益。而相關法律的實施，既有效地保護了借款人的合法權益，嚴格規范了信用報告的使用范圍，并給了借款人監督、更正自身信用信息的權利，又給征信業一個合理的發展空間，不因單純地過份強調保護隱私而阻礙征信行業的發展。這實際上是一個博弈的過程。我國征信業尚在發展的初期，到目前為止缺乏相關的法律法規的規范。因此，法制建設必須提上重要的議程。否則，行業的混亂和信用信息的濫用會葬送這一行業的發展。目前，在中央和國務院的重視下，有關機構已經在進行相關法規的討論和起草工作。相信法制建設進程的加快必將促進我國信用體系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