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的馬爾薩斯論文

內容提要 在人口思想理論上，汪士鐸與馬爾薩斯有著基本一致的觀點，即：認為人口的增長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貧困、**的根源在于過剩人口。汪士鐸還提出了獨具特色的抑制人口增長的方法。汪士鐸人口思想中的積極內容是：繼承和發展了前人關于人口每30年增長一倍的思想；比較科學地闡述了人口數量與質量的關系；提倡晚婚和優生；提出了與人口問題相關的富民思想；提出了與人口問題相關的重商思想。

關鍵詞語 汪士鐸，馬爾薩斯，人口思想理論

汪士鐸（1814—1889），字梅村，江蘇江寧（今南京市）人，清末的歷史地理學家。他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曾經過商，中過舉人，一生以游幕和接徒為業。主要著述有：《汪梅村先生集》、《乙丙日記》、《梅翁筆記》、《南北史補記》、《水經注圖》等。留存下來的只有前三種，其中《乙丙日記》是一部談人口問題的主要著作。

學術界曾經有人把清代乾嘉之際的人口思想家洪亮吉比作中國的馬爾薩斯。著名中國經濟思想史學家趙靖先生認為：“洪亮吉并不能算作中國的馬爾薩斯，這個頭銜應該歸于半個多世紀以后的汪士鐸。”［1］我1994年在趙靖先生門下進修時，先生就這個話題亦提到過幾次。筆者由此受到啟發，于是試圖把汪士鐸與馬爾薩斯進行對比研究，總結他們的共同之處，并進一步探討汪士鐸這個在建國以后學術史上歷來被否定的人物其人口經濟思想中的積極內容。

一、汪士鐸與馬爾薩斯人口思想的共同點

馬爾薩斯生活的年代比汪士鐸早半個世紀，他是資本主義時代的封建貴族的代表，汪士鐸則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地主階級的代表。兩人都是代表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馬爾薩斯同時還是英國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汪士鐸由于處在半殖民地時代，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資本主義思想某些方面的影響，對此并不陌生。他們兩人的人口經濟思想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共同點。

（一）認為人口的增長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

馬爾薩斯認為，由于土地生產生活資料的生產力的有限，而食物又為人類生存所必需，加上兩性間必然的情欲不斷加劇著人類的繁殖力，因此其結果，人口的增長勢必超過生活資料的增長。馬爾薩斯還把這二者之間增長的比例關系數量化。他說：“人口，在無所妨礙時，以幾何級數率增加；生活資料，只以算術級數率增加。”［2］

汪士鐸也有和馬爾薩斯相類似的看法。他認為在土地資源的開發利用方面，“天地之力窮矣”，而“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他雖然沒有象馬爾薩斯那樣，認為生活資料和人口是按日趨擴大的幾何級數和算術級數增加，但仍明確地指出“國家人浮于地者數倍”、“人多則窮［地不足養］”（《乙丙日記》卷三）。他認為生活資料的增長已經越來越趕不上人口增長的需要了，人多地少，因此導致貧窮。這與馬爾薩斯的觀點實質上是一樣的。

（二）關于生活資料低速增長的觀點

生活資料的增長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這就要回答為什么生活資料會增長得慢，而人口卻增長得快。

馬爾薩斯認為，生活資料增長得慢的原因，是生產生活資料的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土地——存在著一個肥力遞減的規律。在同一塊土地上追加投資，收益會依次增加；但當投資的增加超過一定限度之后，增加的收益（利潤）就會依次減少。這里應當注意，馬爾薩斯并沒有排除農業生產技術的作用，只不過他認為那不會改變質的區別，農業生產技術只會有可能調節遞減數量的進程。農業技術的改進，會使投資的增加和利潤的遞減“這兩樁事情不一定老是采取一致的步調”罷了，因此“當資本一再投入土地時，它的利潤最后總會漸次遞減的”［3］。正是這種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的作用，造成了生活資料增長的緩慢。

馬爾薩斯的過剩人口論是建立在土地肥力遞減規律的基礎之上的，而汪士鐸的過剩人口論則缺乏這樣一個看似“深刻”和“科學”的根據。但汪士鐸雖然沒有使用“土地肥力遞減”這一名詞，實際上也意識到了土地肥力和農業技術這兩個問題，不過這二者在他看來全都是令人絕望的。他說：由于“人多之害，山頂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苗洞已開深箐，猶不足養，天地之力窮矣；種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盡以助食，草木幾無孑遺，猶不足養，人事之權殫矣。”（《乙丙日記》卷三）一切可以墾種的土地都種植了莊稼，自然資源全都利用完了；農業種植技術已開發到了盡頭，糠殼碎米，蔬菜瓜果完全充作主食，連草木都沒有了，仍然不夠吃，人為的力量已經毫無辦法。在他看來，現有生活資料來源已經根本無法滿足人口增長的需要了。

（三）關于人口高速增長的觀點

為什么人口增長得快，馬爾薩斯認為是男女之間情欲的客觀存在。他說：“兩性間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幾乎保持現狀。”［4］由于兩性間情欲的無限存在，因此人口的繁衍和增長也是延續無限的。

汪士鐸沒有深究這方面的原因，但他卻正確看到了中國特有的現實情況。在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村中，經濟文化落后，生產力發展緩慢，人們“拘守舊俗，牢不可破”（《乙丙日記》卷二），“俗喜人多”，“喜人多婚早”（《乙丙日記》卷三），“喜丁旺，謂為開族”（《乙丙日記》卷二）。這些落后的觀念和習俗，無疑是中國廣大農村喜早婚多育的一個重要原因。直到今天，我國農村中早婚、多子、多福等舊意識觀念仍是和汪士鐸在一百多年前所指出的情況一脈相承的。與這些封建落后思想進行斗爭仍是目前我國計劃生育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

馬爾薩斯的“情欲”論和汪士鐸的“舊俗”論，都只是分析了人口增長的自然方面的客觀原因，而忽視了產生過剩人口的社會原因。

雖然從理論上來說，人口運動的自然規律決定人口運動的社會規律，但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當人口運動的自然規律處于某一特定的社會生產方式之下的時候，這種社會生產方式就會對它起一種決定性的反作用。馬爾薩斯所處資本主義條件下的過剩人口，是相對于生產力發展的雇傭勞動制度中可變資本需求的過剩人口。而在汪士鐸所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條件下，土地和其它社會財富兼并現象的發展不斷產生出大量喪失土地和失業的“游民”，很顯然這是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制度所造成的相對過剩人口。可見馬爾薩斯和汪士鐸的絕對過剩人口思想都掩蓋了社會生產方式對人口發展演變的決定作用，但他們還是正確指出了人口自然增長的部分客觀原因。

關于人口增長率，馬爾薩斯繼承和發展前人以及同代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觀點，提出人口在無妨礙條件下每25年增加一倍。汪士鐸則繼承和發展東方中國先驅者們的思想，提出在無妨礙條件下人口每30年增加一倍。這是一個十分有趣、有意義且相類以的觀點。他們都強調這樣的增長率是在無任何妨礙的太平時期，用汪士鐸的話來說就是“蓋承平久，孳息繁衍”（《乙丙日記》卷二）。因此他們探討的實際上是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即人口運動的自然規律方面的一個重要問題。

（四）貧困、**的根源在于過剩人口

無論是馬爾薩斯，還是汪士鐸，他們探討人口問題，著眼點都是放在人口運動的自然規律上，而忽視人口運動的社會規律。這樣，當他們把這種人口理論用以觀察社會現象和政治問題時，就自然而然地把現實社會中貧困、**的根源歸之于人口過剩問題，而不是從社會制度方面找原因。

馬爾薩斯的人口過剩理論試圖說明，由于食物供應趕不上人口增長，因此導致人口大量過剩，貧困、罪惡等社會問題都是由人口的過量增長這一自然原因造成的，與社會制度無關。汪士鐸也說：“人多則窮”、“世亂之由：人多”

（《乙丙日記》卷三）。他把太平天國農民運動也看成是過剩人口的窮人的**。把人民的貧困、失業和被迫起來造反都歸結為人口本身繁衍的過速過多。

二、汪士鐸與馬爾薩斯人口思想的主要區別

在抑制人口增長的途徑（方法）方面，汪士鐸和馬爾薩斯在表面上看來有許多共同點，如都提到了戰爭、晚婚、禁欲等方法，但實際上也有許多不同的地方。

馬爾薩斯將他的抑制方法分為兩大類：積極的抑制和預防的抑制。積極抑制主要是一種自然力的作用，如貧困、饑荒、疾病、戰爭、瘟疫等；預防抑制則是人為的作用，如晚婚、禁欲以及各種風俗習慣等，因此又叫道德抑制。

與之相比較，汪士鐸提出的抑制方法有兩個特點。

第一，更加強調人為的抑制作用。他提出溺嬰、嚴格婚姻和生育制度、處罰、晚婚等主張全都是人為的社會行為。他也提到了馬爾薩斯作為積極抑制方法的戰爭。但馬爾薩斯主要地只是看到戰爭存在著造成人口死亡以至減少人口的客觀歷史作用，而汪士鐸則是積極主張人為地使用戰爭來消滅現世的過剩人口（“作亂者”）。

第二，汪士鐸更加強調政府的干預作用。他所提出的人為抑制人口增長的方法，大多數都必須要依靠政府的強制作用才能作到，他自己更是寄希望于通過封建國家的政權力量來控制人口的增長。馬爾薩斯雖然也講到人為的作用，但他指的是人們具有推理能力，能理性地意識到人口過剩的未來結果，因而出于遠慮的動機而采取的對婚姻欲望的一種自律的道德行為，而并非是一種受外在強制的行為。

總而言之，馬爾薩斯的過剩人口思想具有較高的學術理論價值（撇開規范判斷而就其實證性來說），汪士鐸的過剩人口思想則更具有社會現實意義。由于馬爾薩斯撇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決定作用來抽象地談論人口過剩問題，這種高姿態使他不能正視眼下正逐步走上正軌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于雇傭勞動而造成廣大無產階級“貧困化”這樣一種私有經濟關系本身——具有一種能控制人口過度膨脹、使其與生活資料增長接近于平衡的內在功能，因而徒勞地為他的制度發出人口過剩的呼吁。與之相比，汪士鐸則略勝一籌。盡管汪士鐸也是避開社會生產方式的影響來談人口增長（過量的增長），他這樣做正是把自已置身于封建的經濟關系之中，從肯定封建主義制度的角度出發，客觀上指出了封建主義生產方式不具有控制人口增長平衡于生活資料增長的內在機制。雖然他跟馬爾薩斯一樣，也都使用了不十分可靠的數據和帶有片面性的事實材料，但卻不無益處地給人們敲了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警鐘——中國社會實際上存在著人口過量增長的必然趨勢！

三、汪士鐸人口經濟思想中的積極內容

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汪士鐸基本是一個被全盤否定的人物。但認真挖掘他的思想，進行客觀、公證、辯證的評價，在他的人口經濟思想中也仍然存在著一些積極的內容。

（一）繼承和發展了前人關于人口每30年增長一倍的思想

在中國人口思想史上，產生“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的思想是很杰出的。第一次提出這個觀點的是明末科學家徐光啟。他在《農政全書》這部著名的農學著作中說：“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則不得減。”［5］這就是說，在太平時期，即沒有什么大的兵荒戰亂的條件下，人口的自然發展就不會少于每三十年增加一倍。徐光啟是從對當時明朝皇族繁衍情況的統計分析而得出這一結論的。盡管所依據的事實比較特殊，但推而廣之，卻與普遍的情況基本相符。在世界人口思想史上，徐光啟的這個觀點比馬爾薩斯在《人口原理》（1798年）初版時提出的在無障礙條件下人口約25年增加一倍的類似觀點要早170多年［6］。

在這之后，比徐光啟晚一個世紀的清代文學家洪亮吉，也提到了有關人口在二三十年間加倍增長的觀點。他從人口在太平時期每隔一代就會成倍增加的事例出發，認為人口在幾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里可能增加幾倍，甚至二十倍。按他的說法推理，在二三十年間至少會增加一倍。

到十九世紀中葉，作為歷史地理學家的汪士鐸充分肯定了前人的這一觀點，并加以發揮。他認為人口在無妨礙的情況下每三十年增加一倍是最基本的標準，“天下人丁三十年加一倍，故順治元年（1644）一人者，至今（1855）一百二十八人”。他還指出，在一些早婚盛行的地區，人口繁衍程度還要快一些，如他當時考察的安徽徽州，此地“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因此“十六皆抱子，故二十年即加一倍，順治元年一人者，至今二千零四十八人”（《乙丙日記》卷三）。早婚習俗普遍存在于中國的封建農村，因此汪士鐸認為在正常情況下，人口的繁衍速度是每30年增加一倍，有的地方則可能每20年就增加一倍。汪士鐸提出這個觀點時，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已經產生。但尚無證據說明他那時已經知道馬爾薩斯的觀點；即使風聞到一些，也不會確切了解他關于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具體說法。因此汪士鐸的這一觀點完全是繼承他的中國前輩們的思想并加以發揮的。

關于人口在無障礙條件下每30年增加一倍，這有較為充分的理論和事實根據。從簡單推理上說，只要一對夫婦平均生四個孩子，人口的增加就已經是一倍了。按照這樣的出生率，如果是20歲結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20年增加一倍；如果是30歲結婚生孩子，那么人口就是每30年增加一倍。在中國農村，男女青年20歲左右結婚，每對夫婦生3—5個成活孩子，幾千年來都是極其正常和普遍的。中國農村的人口出生率基本上決定了整個國家的人口增長率，因此在無重大的戰亂、饑饉、瘟疫和社會制度制約（如限制生育和鼓勵生育）的正常太平情況下，人口每20—30年增長一倍是基本符合中國古今國情的。如1949年結束戰亂后的新中國，當時人口四億多，30年后的1980年便是八億多，正好是30年增長了一倍。

在中國人口思想史上，關于人口自然增長率的思想是對人口運動自然規律的一個有益的探索，具體到人口“每20—30年增加一倍”的觀點，后世學者們除了帶有階級偏見的批判外，在此問題上卻尚無比前人更進一步的研究。

（二）人口數量與質量的關系

在汪士鐸的過剩人口論中，還談到了人口數量與質量的關系問題。他的基本觀點是，人口增長過多會引起人口質量的下降，“人多而氣分，賦稟遂薄，又濡染于風氣，故人才益難”。他認為農村人口二三十年增長一倍，人口太多，“然皆經商挑擔無一中用者，多則氣薄也”。他還舉例說：“徽六邑，績溪最苦，地狹人多也。……故人多于他邑，而愚于他邑，貧于他邑”（《乙丙日記》卷三）。

他講的“氣”、“賦稟”主要是指人的身理素質，也包括文化知識等精神素質的內容，總起來講就是人口質量。他把那些歡迎和參加太平軍的農民也叫作“愚”，認為是人口太多造成素質低劣的表現，這反映了他維護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反動的一面。但抽象地看，他認識到了在一定的經濟狀況和生產關系條件下人口數量和質量成反比例變化的辯證關系，這一點是有一定的積極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

（三）提倡晚婚和優生

汪士鐸是中國近代史上明確倡導晚婚的人之一。他認為應該“嚴禁男子二十五歲以內，女子二十歲以內嫁娶”（《乙丙日記》卷二），“定三十而娶，二十五而嫁”（《乙丙日主》卷三）。在當時封建的中國農村盛行十多歲就結婚生育風俗的情況下，他的主張已經夠大膽氣派了！他譴責當時中國農村中廣泛流行的“喜人多婚早，每十五六皆嫁娶”（《乙丙日記》卷三）的陳規陋習，勸說人們不要十五六歲就結婚，更不要十多歲就生育子女。他還提出要禁止“男子有子而續娶，婦人有子而再嫁”（《乙丙日記》卷二），目的是要防止這些鰥夫、寡婦娶嫁之后又生育孩

子，增加人口。

為了達到減少人口的目的，汪士鐸還提出，所生育的孩子，“形體不端正，相貌不清秀，眉目不佳者，皆溺之”（《乙丙日記》卷三）。溺嬰無疑是一種極其殘暴而不人道的行為，但從汪士鐸的這一主張中還是反映出了他提倡優生的思想。

（四）使用藥物的節育措施

在汪士鐸所提倡的節育措施中，有一種是使用藥物的辦法。他要求“廣施不生育之方藥”（《乙丙日記》卷二），從而達到節育、和減少人口的目的。他并且還提出了獨生子女的主張，說：“婦人服冷藥，生一子后服之”（《乙丙日記》卷三）。使用避孕和藥物，是一種能減少痛苦、且人道而行之有效的抑制人口的方法，就是在今天看來，也還有其現實意義。

（五）與人口問題相關的富民思想

汪士鐸說：“治民須欲民富”（《乙丙日記》卷二）。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富民思想在先秦儒家那里就已經存在，在兩千年后的地主階級思想家汪士鐸這里本是毫無足道的。但汪士鐸把富民問題和人口問題聯系了起來，這是很有意義的。他舉例說明人多的地方總是較人少的地方窮。治民要富民，這是先人已有的思想，而汪士鐸認為富民的前提是要減少人口，“夫民不可過少，亦萬不容過多”（《乙丙日記》卷三），多少應該與土地這種生產資料相適應。他的邏輯是，只有適量的人口才可富民，民富了國家也就好治理了，因此根本的問題還是人口問題。

（六）與人口問題相關的重商思想

中國近代受到資本主義的入侵，封建的自然經濟遭到破壞，商品經濟有一定的發展。受這種經濟條件的影響，即使是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提出一些重商的思想，也是不足為奇的。但汪士鐸的重商思想有著極其特殊的含義。他提出重商的理由有三個方面。第一，商人不容易起來造統治階級的反，即他所說的“士商機巧而無能為，農工愚狠，能為亂而心齊”（《乙丙日記》卷三）。第二，商人容易致富，經商是富民的一條有利途徑，因此應該重視商業。第三，經商的家庭男子外出經商，夫婦同房機會少，因此可以減少懷孕，從而減少人口出生率。

從這三點來看，只有第二點是有關經濟問題的，最后一點是有關人口問題的。但實際上前一二點在汪士鐸看來都與最后一點的人口問題聯系著。因為經商可以減少人口，人口少了就容易富裕，而人民富裕就不會造反了。他調查當時的皖南六邑，說“績溪最苦，地狹人多也”（《乙丙日記》卷三）。那為什么其他地方會人少而富呢？他說：“推原其故，他邑人皆經商在外，故生子少，婦人獨居故也。又或攜眷遷徙，故人不多而富。”（《乙丙日記》卷二）可見汪士鐸的重商思想本質上是與他的人口理論聯系著的，經商是減少人口的一個辦法，同時又能直接致富，人口少了，人民富了，又可保證國家的政治安定，從而達到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統治的目的。當然事實上不可能全國的老百姓都去經商，但從這里可以看出，他也初步看到了在資本主義思想的沖擊下，經過商品經濟的洗禮，人們可以改變觀念，革新生活方式，控制人口增長，從而煥新社會面貌。這無疑是一個具有積極意義和進取精神的思想。

（2001年8月）

［注釋］

［1］趙靖：《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623。

［2］馬爾薩斯：《人口原理》，郭大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頁5。

［3］馬爾薩斯：《人口原理》，子箕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年，頁4。

［4］馬爾薩斯：《人口原理》，郭大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頁4。

［5］徐光啟：《農政全書·田制·玄扈先生井田考》。

［6］張純元、吳忠觀：《馬克思主義人口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1986年，頁78。

第二篇：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讀后感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讀后感

讀完馬爾薩斯《人口論》，大家都會知道只要在講人口中生活資料與人口增長的問題。其中，他把自己所發現的人口規律歸結為三點：

1.人口增長必然被生活資料所限制；2.只要生活資料增長，人口一定會堅定不移地增長，除非受到某些非常有力而又顯著的抑制的阻止；

3.這些抑制，以及那些遏制人口的優勢力量，并使其結果與生活資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歸結為道德的節制、罪惡和貧困。

由于，他大概是在公元1800年出版的書，對于現在，有他對的地方，也有不對的地方。因為科學和學問都是會有時間的影響問題，人們有些東西很難預測到相對遙遠的未來。

據馬爾薩斯的觀點，認為人類的貧困與罪惡并非來源于制度，而是來源于人口增長與食物增長的差異。從“兩個公理”出發的：“第一，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第二，兩性間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幾乎會保持現狀。”馬爾薩斯斷言，在這兩個前提之下，人口的增殖比生活資料的增長要快。正常情況下，人口每25年以幾何級數率增加，而生活資料只以算術級數率增長，因而人口增長勢必有超過生活資料增長的趨勢。

我認為，這個是有缺陷的。他認為人類的貧窮與罪惡并非來源制度，而是來源于人口增加與食物增長的差異。我認為人心的貪欲是罪惡的來源，因為現實中有些人并不貧窮，但是他們還是很拼命去賺錢，這個，并且有些時候會在違法的情況下去獲得收入，難道這個不是制度嗎？一個國家的制度好壞，會影響國家的罪惡程度。

還有，雖然現在還沒有資料可以證實或者證偽“生活資料以算術級數率增長，人口幾何級數率增加”，但是會有些缺陷。人口增長，確實帶來很大問題。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長，土地有限，必然導致糧食產量達不到平衡人口增長，固然會導致貧窮。但我感覺人口不會是個算術級數率增長，可人口增長和生活資料的增長必須保持平衡真的是不可缺少的。

在馬爾薩斯看來，既然兩性間的情欲必然存在，不能消滅，那么只有財產私有制和個人擔負起養育子女的責任才可能使人們自制，不致妄行縱欲、生育過多的子女。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錯誤的，在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人口還是高速 1

增長，雖然都是個人擔負起養育子女的責任，但大家感覺人多就是力 量，就是可以產生很多財富，結果是孩子越多，生活過大約艱辛。或者說，這個中國特有的現狀，但是非洲或者其他發展中或者貧窮的國家，人口增長真的很快。如人口增長模式中可知，高低高模式（過渡型，基本特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只要分布：農業社會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以，我認為這個理論是不正確的。據馬爾薩斯說：“一國的幸福取決于什么？其實，并非絕對取決于其貧富、歷史的長短和人口的疏密，而是取決于食物增長的速度，取決于每年食物的增長同每年人口向平衡的程度。” 我卻認為，這個是不完美的。因為人是有精神的，不是說物質的幸福才是幸福，不是說食物多才是幸福。比如說，食物增長了，但是人們付出的勞動時間增加，辛苦勞累，這個雖增加很多食物，但是對于增加食物的期望值與幸福度是在減少的。所以，我認為是不完全對。據馬爾薩斯書中所說，工業的收入，僅僅是勞動產品增加造成的，不是土地產品的增加造成的，增加不會轉會成食物。人民的食物不可能增加，對于國家是不利的。他也是在全球的背景下考慮這個問題，但我覺得是有缺陷的。因為全球的經濟條件下，國家可以進口食物，食物價格會增長，但不會比勞動活動的經濟利益增加的快。因為根據國家貿易比較優勢理論，可以知道兩優取其重，兩劣取其輕。所以不必擔心食物會被壟斷，然后無限的上漲。我認為，非食物性的生產勞動，是有利于人口的增長。因為，耕種的減少，但是技術的提升，還有現在的無土栽培技術，非食物生產是對農業影響不大。就如現在，農村不再是說要很多人耕種，因為機器可以代替人工，解放一部分生產力，給工業帶來好處。然后，馬爾薩斯好像在人口論中不怎么支持工業，感覺非農業的生產都會帶來人口的貧窮與罪惡。比如說，中國的財富顯然會增加，其土地年產品和勞動年產品的交換價值逐年提高，然而供養勞動者的實際基金卻將保持不變，甚或減少，因此，中國財富的增長與其說會改善窮人的生活境況，還不如說會是窮人的生活境況惡化。我覺的，這樣的思想是不正確的。工業是可以帶來財富的增加，然后人民可以根據自己財富購買生活所需產品，雖然其中會帶來或者說一定會帶來通貨膨脹。但財富的增加相當大一部分可以抵消這樣的消極經濟結果。制造業確實是功勞很大，就如幾次工業革命，就明白其中的道理。有些知識，讀了書，才會明白。但是，讀書不要說作者的就是對，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如《莊子》中輪扁早就對桓公說過：“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而已”。重要的是獲得一種整體性思維，一種窮源究底本質直觀的基本學理，一種進入問題的入思角度和人性升華方式。統計1班馮善軍111525150

2013.6.9

第三篇：讀后感 馬爾薩斯 人口原理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英國經濟學家，近代人口問題研究的的先驅。他的著作《人口原理》是人口學的開山之作,其書的發表引起了許多國家對人口問題的重視。閱讀完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從它的產生背景來看，他的人口論，是為包括土地貴族和資產階級在內的英國統治階級辯護的，是為了壓迫廣大的基層勞動人民而生的，但不得不得承認，他的理論中也有可被借鑒的東西。在《人口原理》這本書中主要由以下理論：

首先，是“兩個公理”，他的人口理論將人類所固有的食欲和性欲這兩種生理現象作為“兩個公理”，并據此分析人口現象。第一，食物為人類生存所必需。人類要生存，首先得解決衣食住行等生活資料的需求，物質資料的存在是人類社會的前提和基礎。第二，兩性間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幾乎會保持現狀。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因為人首先是生物的人。我國長期以來忽視人的自然屬性，強調人的社會屬性，把人當成不食人間煙火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就使人失去其存在的生物基礎。性欲是一種動物性的本能，是一種先天的，孔子說的“食，色，性也”，性就像我們餓了要吃飯一樣平常，相比而言，弗洛伊德把性作為一種人類最原始、最根本的驅動力的觀點是比較偏激的，但不是沒有道理。它們是所謂人類“本性的固定法則”。食物是人類生存所必須的，但是大自然提供給人類的食物是十分有限的；人總是在繁殖的，而人類繁殖的能力是無限的。以有限的食物對無限的人口，因此，食物必然會短缺，勢必會導致饑餓、貧困。而馬爾薩斯這一論斷的提出是建立在“兩個級數”的基礎上。

其次，“兩個級數”即人口若是不受到有效的抑制，便會以幾何比數增加，而生活資料卻是以算數比數增加的。人口的增長與生活資料的增長是不平衡的，生活資料的增長難以趕上人口的增長，人均的生活資料便會下降，再者人口的增長會帶給勞動力市場很大的壓力，工人工資水平會下降且失業率會上升，因此，人們的生活水平會下降，漸漸陷入貧困狀態。但是，他所認為的兩者之間的關系，并沒有將一些相關的因素納入考慮范圍，事實上，人口在長期的發展中總是受到某種阻礙的：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大量的戰爭、疾病、瘟疫、災荒、貧困等極大地抑制了人口的增長。到了現代，生育控制更是直接從出生的角度對人口增長施加了影響。

再次，“兩種抑制”即對人口增長的抑制有兩種方法：第一，積極抑制,罪惡和苦難縮短人的壽命,過度勞動、極度貧困、惡劣環境、城市擁擠、疾病和戰爭、饑荒和瘟疫等都會降低人口增長；第二,道德抑制,提倡晚婚、晚育、不結婚及嚴守性道德等辦法來降低出生率。如果人口增長過快，抑制人口增長的因素會起作用，工資會下降，食品價格會上升，人們會開拓新土地，改良舊耕地。當人口與食物的矛盾得以緩和時，新一輪人口增加又會重新開始，循環邏輯使人口圍繞生活資料上下波動。

當前，人口增長過快、人口分布不均衡，仍然是困擾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而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也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他提倡晚婚，男女在有負擔能力的時候再結婚。晚婚可以提高父母的撫養能力，有利于下一代的健康成長。同時，人口生育時間的延后，相應地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因此我國把晚婚晚育作為計劃生育工作的重要原則。馬爾薩斯還看到貧困家庭生育率高，富裕家庭則相反。他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受教育程度不同。因此，提高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無疑是極有價值的思想。簡言之，我們應當歷史而客觀地看待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通過批判《人口原理》中消極、錯誤的思想，吸取其合理內核，為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提供理論指導，充分認識到控制人口增長的必要性和長期性，這對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實現人口與經濟增長，資源環境、社會穩定的協調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把人口更多地看做消費者的觀點與馬爾薩斯的思想如出一轍。認為當孩子能都創造出社會生產資料的，他們就是雙重身份，既是社會生產資料的創造者，也是社會財富的消耗者。而當一個國家的勞動生產率還很低，物質資料的生產也不豐富的時候，人口因素就是會影響整個社會建設資金積累的。

我們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們國家人口的過快過高增長起到了很好的抑制作用，晚婚晚育、優生優育的政策使得我國的人口增長率在近年來持續下降。這樣的結果在一定程度減輕了我們國家的經濟等各方面的壓力，但是這樣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也是不可忽視的。實行計劃生育國策31 年以來，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逐年下降。第三次普查為2.1%，第四次普查為

1.48%，第五次普查為1.07%，第六次普查為0.57%。中國人口呈現“超低生育率”近10年一直維持在1.3到1.4之間。人口學上的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2.1，即平均每對夫婦要生2.1個孩子，才能使人口數量保持不變。在國際上，總和生育率在1.5以下稱為“超低生育率”。人口占比出現“嚴重少子化”第六次普查0～14歲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個百分點，比1982年數據下降17個百分點。國際上把0～14歲人口占比在15%～18%之間稱為“嚴重少子化”。“超低生育率”和“嚴重少子化”的現象必然會引起“人口老齡化”的問題，而我國社會慢慢進入老齡化，會帶來一系列負面的影響，會給整個社會帶來很大的負擔，人口老齡化的嚴重，使得老人的數量急劇的增加，供老人的社會保障幅度就必然隨之增大，社會勞動力的數量也會減少，創造人力資本的能力就會減小，整個社會的財富增長會不樂觀；由于計劃生育的實行，很多家庭都是獨子家庭，對于現在的年輕人來說，供養老人的負擔會眼中加大。由于計劃生育的實行所造成的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具體有以下幾點：

一.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出生性別比偏高狀態下的女性赤字。由于要求少生少育，而很多家庭尤其是農村家庭，自古以來的重男輕女的思想根深蒂固，“養兒防老”觀念使得很多家庭無論如何都想生一個兒子，而農村人們的文化程度普遍低，在懷孕期間通過一定的途徑可以檢查出孩子的性別，如若是女孩，大部分的人會選擇放棄孩子，重新孕育，知道如愿的生一個男孩為止，就是現在，在我所生活的那個民風淳樸的小村莊，重男輕女的觀念也還是根深蒂固。而種種這樣的現象使得我們國家現在的男女比例嚴重失調。而男女比例的嚴重失調又會引起另外一系列的問題，孔子曰“食，色性也”，性欲是一個人的本能的生理欲望，而男女比例的嚴重失調，使得很多人對性的需求的滿足只能是通過一些不合法的手段來滿足。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給整個社會和人們的生活帶來很大困擾。

二．社會負擔加重。人口老齡化的加重，使得現在很多的人所享有的社會保障基金，有很大一部分將會是預支后代的，這樣的情況會給現在社會和社會的年輕人增加很大的壓力，社會支出中用于老年人保障的支出比重也會隨之增大。

三．獨生子女發展中的個性缺陷。由于很多家庭都是一個孩子，所以對孩子的萬般寵溺會造成孩子發展過程中的很多不利的缺點，如獨立性不強、與人交往能力差、心理承受能力差等，孩子是祖國的未來，是一個民族的希望，但是現在這樣的現狀還需要很大的改善。

人口問題關系著整個國家和人們的命運以及發展前途。縱觀世界各個國家，會發現很多的發達國家都在實行鼓勵生育的政策，就連人口密度遠大于中國的日本也是，但是我們也可以發現人口的增長與國家的發達與否并不矛盾或有相關關系。亞洲人口密度最低的蒙古，卻是最貧窮的地方。馬爾薩斯理論存在著不足與誤區，問題存在于兩個方面:一是沒有看到科學技術的力量;二是對人口的定位片面。我們國家要在借鑒其正確的地方和與我們國家的實際相結合，切實的解決我國的人口問題。我們的人口政策應該適應我們的人口現狀不斷的做相應的調整，一味的強調少生優生并不是解決人口問題的絕對良藥。

讀馬爾薩斯《人口原理》有感

第四篇：中國近代史論文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寧中主義為指導思想的黨。然而，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這個嶄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著就能夠自然而然地解決中國革命所面臨的問題，還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作為工人階級及其政黨的世界觀和指導思想，具有與時俱進的特殊品格，它決不是僵化的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決不是終極的真理，而是發展的學說。因此，馬克思主義一方面指導著我國的革命和建設，另一方面它又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得到發展。這中間經歷了四個過程

（1）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系列根本問題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并對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進行了艱辛探索，從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飛躍，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對于中國的革命勝利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任務是與我們黨的歷史使命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可以說，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一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因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把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把中華民族振興和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緊密地聯系起來，作為自己的歷史使命。這就告訴我們，要完成這一歷史使命，離不開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主義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是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離不開認識和把握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這就是毛澤東同志說的“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我理解，這就要求與黨的全部實踐活動既緊密聯系、又相互作用的黨的理論活動，要遵循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進而探索和把握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要遵循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一般規律，進而探索和把握中國特色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要遵循黨的建設的一般規律，進而探索和把握中國共產黨黨的建設的規律和黨的執政規律。可以說，遵循一般規律進而探索和把握中國的特殊規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而又結合實際要求，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用以指導實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任務。

（2）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什么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主題進行了科學回答，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之道。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理論形態的偉大創新。

第二次偉大革命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的。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開始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建設實踐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這一次飛躍的理論成果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它的主要創立者是鄧小平，我們黨把它稱為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理論成果，黨的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把鄧小平理論也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十五大修訂的黨章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這是我們黨經過近二十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實踐作出的歷史性決策。

“只有結合中國實際的馬克思主義，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這是鄧小平同志從普遍性與特殊性辯證關系的角度，對如何在實際中具體運用馬克思主義而作出的精辟論斷。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只是基本的指導原理和一般的指導原則，只能從總體上概括實際生活的一般現象和規律。這些基本原理、原則和規律，只有與各國不同時期具體的國情和實際問題結合起來，才能發揮巨大的指導作用。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曾鮮明地強調，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使之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這個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鄧小平同志對什么是“我們所需要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作出的科學回答，與毛澤東同志的深刻見解一脈相承，交相輝映。正是根據這樣的思想，鄧小平同志成功地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立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偉大理論成果——鄧小平理論。

（3）以江澤民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如何建設黨的核心主題，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新世紀、新階段、新任務條件下，黨的建設面臨的兩大歷史性課題，解決了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的建設沒有解決或沒解決好的新課題。新世紀、新階段，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黨的歷史方位也發生重大變化：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并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新世紀新形勢和黨的歷史方位的新變化，對黨和國家提出新的要求，黨的建設面臨兩大歷史性課題：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增強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江澤民站在時代高度，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深邃理論洞察力，以新的視角深刻

地總結了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80年的奮斗歷史經驗和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如何建設黨的根本問題。時代的挑戰、社會的變遷、歷史的責任、人民的愿望，要求黨在新世紀、新階段，必須認真面對和解決好兩大歷史性課題，“三個代表”就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執政觀、領導觀和解決兩大歷史課題的根本指導思想，其中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解決兩大歷史性課題的物質基礎；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的方向，整合價值取向與道德觀念，把黨的思想理論建設與先進文化的發展內涵統一起來，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是解決兩大歷史性課題的方向和保證；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黨的群眾路線，是解決兩大歷史性課題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完成十五大確定的黨的建設偉大工程制定了正確綱領，同時也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指明了方向，成為新世紀新階段黨的立國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

（4）十六大以后，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繼續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向前推進，提出樹立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兩大戰略思想。

科學發展觀是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完善和發展，更是馬克思主義政治觀在中國的重要體現。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蘊涵著深遠的理性思考，彰顯出鮮明的時代特征，是我們黨在認識上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重要升華，也是我們黨執政理念的一次飛躍，是我們黨對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的重大發展，更是馬克思主義政治觀在新時代中國的運用與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堅持以人為本，是馬克思主義政治觀的根本核心，也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政治觀在新時期中國科學的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既是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又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產生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系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其關鍵就在于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具有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品質。科學發展觀是我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形勢下根據國情、世界發展趨勢總結出的新的理論成果,它把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精髓充分貫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階段。

第五篇：中國近代史論文

中國近代史綱要

論文

論文題目：

學生姓名： 劉自堅

學號：

所在院系：津沽學院經濟系國貿一班

任課老師：李朝陽

從兩次鴉片戰爭看中國歷史之變遷

內容提要：鴉片戰爭的第一炮打響以后，中國社會進入了近代的進程，這是曲折的進程，也是屈辱的進程。兩次戰爭之后，廣大人民在水深火熱的社會現實中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反帝反封建，任重而道遠。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侵入的不斷深化，幾近滲透社會的各個層面，西方殖民主義者在中國權利的不斷擴大，帶給了古老中國無休止的戰火。這兩次戰爭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響了中國？中國的社會改革走上了那條道路？本文重點描述了這些。

關鍵詞：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自然經濟、洋務運動、海關

一、兩次戰爭，同一種命運

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以發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鴉片戰爭為標志，同時這也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開端。

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在中國乃至全世界大英帝國殖民地的鴉片走私貿易，讓接連遭受1825年和1837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大英帝國嘗到了不小的甜頭，源源不斷地白銀流入大英帝國的國庫，正如梭倫所說：“財富催生飽膩，飽膩催生暴行”，大英帝國迫不及待的將侵略的矛頭指向中國的版圖。與此同時，國庫的虧空嚴重地影響了大清帝國的收入，再加上軍備海防廢弛，政治腐敗，社會制度落后、清政府曾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鴉片，但英殖民主義者任意破壞禁令，利用行賄和走私等手段，繼續罪惡的鴉片貿易，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中國人的道義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國當局、海關官員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國人弄得道德墮落。侵蝕到天朝官僚體系之心臟，摧毀了宗法制度之堡壘的腐敗作用，就是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的英國躉船上被偷偷帶進這個帝國。”[1]

1839年，林則徐虎門銷煙。英國殖民主義者憤怒了，1840年2月英國正式發動侵華戰爭，鴉片戰爭正式爆發。

而此時，清廷的腐朽衰落，統治階級的妥協，林則徐等提倡御敵的大臣相繼被革職查辦，各大海關關口相繼失守、各大沿海城市被攻陷，船堅炮利的侵略者讓戰火在這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度持續燃燒了兩年零兩個月，最終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割地賠款、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而結束。自此中國社會開始轉化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陷入了長達一百多年水深火熱的苦海！

當代表廣大農民利益的太平天國起義達到高潮的時候，英法兩國伙同幫兇美俄，對中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并以此來擴大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所獲得的利益。古老中國又一次拿起筆，在世界歷史這本大書上寫下兩個字“屈辱”。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廣州；1858年5月，侵略軍攻陷大沽、天津，此時侵略軍的炮筒直指華麗但腐朽的紫禁城！腐朽的清王朝再一次不戰而敗。1858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別于英法訂立《天津條約》。英法不斷滋事，腐朽懦弱的清政府不痛不癢的還擊著，馬克思說：“中國人這樣，并不是違背條約，而是挫敗入侵。腐朽的清政府、懦弱的中國人民是在挫敗入侵么？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聯軍占領圓明園，人性的貪念讓他們將圓明園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燒。大火燒了三天三夜，將“萬園之園”化為一堆堆敗瓦頹垣。參與焚燒的英國殖民主義者戈登承認：“我們就這樣以最野蠻的方式摧毀了世界上最寶貴的財富。1860年10月，以恭親王奕為代表的清政府代表團與英法侵略者簽訂《北京條約》，至此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中國半殖民地化程度進一步加深。

兩次鴉片戰爭讓這個原本就千瘡百孔、病態懨懨的古老國度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千萬萬中國人民都面臨著一種命運——用槍炮和鮮血生命來換取國家的主權獨立與民族自由！

二、兩次戰爭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

兩場久遠的戰爭，中國恥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陣陣槍炮聲，一聲聲吶喊聲中拉開了。中國人殘喘，西方人吶喊！西方殖民主義者，帶著資本主義的各類成果來到了中國，從各個方面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

（一）、海關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變化

兩次戰爭用武力撞開了中國的國門，在此便不得不先談一下清代海關的變化。

早期，清政府基本上采取閉關鎖國政策，嚴格控制對外貿易。面對西方使節，不可一世的乾隆皇帝曾夸下海口：“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須之物，是以加恩體恤。” 而結果是什么？才不過換了兩代皇帝，西方殖民主義者不僅用武力口開中國國門，而且兇殘暴力將中國的海關自主權硬生生地剝離，海關關稅由英國人規定，且作為抵押給英國人。中國海關最高行政首腦更由英國人擔任。這位大英帝國的海關代表，不僅“霸占”了中國海關的最大權利，為英國謀取了最大的利益。

西方殖民主義者利用武力、利誘官員等手段進一步控制了清廷海關大權，為其傾銷工業產品，掠奪原材料及初級產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強運動（洋務運動）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以英國為首的侵略勢力直接控制了中國封建政權。清政府名存實亡，真正意義上成了洋人的朝廷。一批主張學習西方軍事、技術，并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官僚階級產生了，即洋務派。他們為維護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和擴大官僚資本的勢力，開展各種洋務活動。

前期，以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官僚軍閥，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軍事工業，倡導國強。安慶內軍械所、上海洋炮局、江南制造總局、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師等官營軍事工業。但這些企業大都工作效率低下，產品質量低劣，再加上政府資金投入不足，不適應社會等因素，最終被曾、李帶進了歷史的墳墓。

后期，從70年代初期開始，洋務派從軍事工業轉而舉辦一系列民用企業，以供應軍用工業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運輸。即“求富”。其中規模較大的有：

1872年在上海創立的輪船招商局，1876年籌辦的開平礦務局，電報總局、漢陽鐵廠、上海機器織布局等。“洋務派所辦新式企業均為官僚商辦企業，也是北洋系買辦官僚所憑借的經濟體系。洋務派興辦這些企業的目的是企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的一些東西來維護封建統治，并增強本集團的實力和財富。這些資本主義企業實際上就包含著官僚資本主義的最初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無暇顧及中國這塊殖民地，中國的資本主義在這極小的縫隙里緩慢的成長，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迎來短暫春天。

（三）、西方資本主義沖擊下的自然經濟

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在中國延續了兩千多年，并在國家的整個經濟部門中占據著絕對的統治地位。鴉片戰爭后，中國傳統農業隨著社會狀況的變化出現了新的發展趨勢。一方面表現為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因受到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呈現出衰落的狀況；另一方面表現為外國資本入侵的沖擊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

1840年后頻繁的國內國外戰爭，不僅耗空了國庫，耕地大面積荒廢，耕種技術長期的落后，更加速了其衰落，小農經濟發展遲緩。第一次鴉片戰爭后，自然經濟曾在最初對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侵略有過頑強的抵抗，但時間短收效差。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后，各國的權益擴大和侵略活動的加強，陳舊的封建經濟難以抵抗強大的新興的的資本主義，開始了普遍解體的過程。封建小農經濟不再有絕對統治地位。

其解體的具體表現為：

1、小生產與機器大生產難以競爭。外國廉價機制紡織品取代了古老的織布機，中國兩千多年以來以耕織結合為主的自然經濟解體。解體后的農村經濟具有明顯的半殖民地性質。”

2、農產品商品化的增長。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腐朽的清政府完全喪失了禁煙能力，卻鼓動農民種植罌粟以增加稅收。茶、桑等大量商品農業的出現和出口使糧食商品化程度不斷加深，鴉片戰爭后，經濟作物的廣泛擴種占用了原有種植糧食作物的耕地，導致該對于外地糧食的需求大量增加；從鴉片戰爭后，特別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戰爭之前的時期內，在外國資本主義的傾銷下，與農業結合的手工業尤其是棉紡織手工業開始解體，廣大農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產資料不得不依賴于市場，成為世界市場的購買者；另一方面，在外國資本主義原料掠奪下，中國農產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擴大，廣大農民又成為世界市場的原料供給者，中國農業經濟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中國真正背卷入了資本主義的漩渦。

（四）、其他方面

以上著重分析的幾個方面，是兩次鴉片戰爭后，對中國歷史影響較為長遠和深刻的方面，下面來描寫在外國資本主義的掠奪下依然存在的幾個其他方面。

（一）近代民族資本主義萌芽

在洋務運動創辦近代企業的同時，中國社會還出現了一批商辦企業，如：1866年的上海發昌機器廠，1873年的繼昌隆繅絲廠，1878年天津的貽來牟機器磨坊等，這些企業構成了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端。

（二）無產階級的出現

近代工業在中國的出現，使得中國產生了第一批近代產業工人，他們形成了早期的中國無產階級。并隨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國資本

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中國的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產生了。

（三）社會思想解放

另外在鴉片戰爭后，地主階級改革派效法和學習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華民族資產階級的產生后逐步發展為維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思想解放。

五、結束語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飽經了109年戰火煎熬的中國人民，終于可以過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遠的戰爭不是只能活在我們的回憶當中，我們要居安思危，時刻謹記自己所處的環境，自尊自強，從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讓我們銘記歷史，開創未來，中華民族的未來掌握在我們手中，等待我們繼承和不斷的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