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飯后的考試

晚飯后，我和媽媽收拾完桌子，我們一家人便聚在一起，開始了每天必有的討論。今天的討論是圍繞北京奧運會展開的。

媽媽先說話了：“小晗，你是個學生。你知道一些關于奧運會的知識嗎？”

“當然！”我得意地說，“我不光知道，還知道很多呢？”

“真的嗎？”

“真的！”

“好吧，我先考考你，今年是第幾屆奧運會？實際是第幾屆？為什么？”

我故意沉吟了一下：“今年是第29屆奧運會，但因戰爭中斷了三次，實際是26屆奧運會。”

接下來，媽媽又問了幾個問題，我都一一回答了出來。我心中一陣狂喜，不由手舞足蹈起來。

當媽媽問到五環分別有哪幾種顏色，各代表哪五大洲時，我卻想不起來了。張冠李戴了幾次，我再也不敢蒙了。這時的我，眉毛皺成了倒八字，胳膊肘挨著桌子，手托著腦袋，眼睛一會兒瞅這兒，一會兒瞅那兒，希望周圍的東西能給我一點提示，更希望爸爸救救在“戰場”上被“打敗”的女兒。爸爸卻視而不見，只是專心地看他的電視。

好像很漫長的一段時間過去了，我還沒想出來，只好投降了。

這時，爸爸終于發話了：“小晗啊，你怎么不知道呀！不就……”

“我知道，不就是藍黃黑綠紅嗎？但我不知道它們各自代表哪個大洲。”我剛說到這兒，一看爸爸的臉色不對，趕緊停了下來。

“這幾種顏色，分別代表歐、亞、非、大洋洲、美洲。”爸爸頓了頓，“你知道我剛才為什么不說嗎？”

我搖了搖頭。

“那是因為剛才你的那股驕傲勁。答對了幾道題就沾沾自喜，眉飛色舞。你不知道驕傲使人落后的道理嗎？每個人總有比別人強或差的時候，有點長處不該顯擺。而且，在別人說話時，不能隨便插話。”

我慢慢地點了點頭。

今天晚上的考試，我永遠也忘不了。因為，我明白了：在人生這張答卷上，我應該怎樣做題。

《晚飯后的故事》

京劇導演郭慶春就著一碟豬耳朵喝了二兩酒，咬著一條頂花帶刺的黃瓜吃了半斤過了涼水的麻醬面，叼著前門煙，捏了一把芭蕉扇，坐在陽臺上的竹躺椅上乘涼。他脫了個光脊梁，露出半身白肉。天漸漸黑下來了。樓下的馬纓花散發著一陣一陣的清香。衡水老白干的飲后回甘和馬纓花的香味，使得郭導演有點醺醺然了…… 郭慶春小時候，家里很窮苦。父親死得早，母親靠縫窮維持一家三口的生活，——郭慶春還有個弟弟，比他小四歲。每天早上，母親蒸好一屜窩頭，留給他們哥倆，就夾著一個針線笸籮，上市去了。地點沒有定準，哪里穿破衣服的人多就奔哪里。但總也不出那幾個地方。郭慶春就留在家里看著弟弟。他有時也領著弟弟出去玩，去看過媽給人縫窮。媽靠墻坐在街邊的一個馬扎子上，在鬧市之中，在車塵馬足之間，在人們的腿腳之下，掙著他們明天要吃的雜和面兒。窮人家的孩子懂事早。冬天，郭慶春知道媽一定很冷；夏天，媽一定很熱，很渴，很困。縫窮的冬天和夏天都特別長。郭慶春的街坊、親戚都比較貧苦，但是郭慶春從小就知道縫窮的比許多人更卑屈，更低賤。他跟著大人和比他大些的孩子學會了說許多北京的俏皮話、歇后語：“武大郎盤杠子，——上下夠不著“，“戶不拉喂飯，——不正經玩兒”……等等，有一句歇后語他絕對不說，小時候不說，長大以后也不說：“縫窮的撒尿——瞅不冷子”。有一回一個大孩子當他面說了一句，他滿臉通紅，跟他打了一架。那孩子其實是無心說的，他不明白郭慶春為什么生那么大的氣。這個窮苦的出身，日后給他帶來了無限的好處。郭慶春十二三歲就開始出去奔自己的衣食了。他有個舅舅，是在劇場(那會不叫劇場，叫戲園子，或者更古老一些，叫戲館子)里“寫字”的。寫字是寫劇場門口的海報，和由失業的閑漢扛著走遍九城的海報牌。那會已有報紙，劇場都在報上登了廣告，可是很多人還是看了海報牌，知道哪家劇場今天演什么戲，才去買票的。舅舅的光景比郭家好些，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時常來瞧瞧他的唯一的妹妹。他提出，慶春長得快齊他的肩膀高了(舅舅是個矮子)，能把自己吃的窩頭掙出來了。舅舅出面向放印子錢的借了一筆本錢，躉了一擔西瓜。郭慶春在陜西巷口外擺了一個西瓜攤，把瓜切成塊，賣西瓜。他穿了條大褲衩，腰里插著一把芭蕉扇，學著吆喚： “唉，鬧塊來!脆沙瓤（口哀），賽冰糖（口哀），唉，鬧塊來!……” 他頭一回聽見自己吆喚，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新鮮感。他竟能能吆喚得那樣像。這不是學著玩，這是真事!他的弟弟坐在小板凳上看哥哥做買賣，也覺得很新鮮。他佩服哥哥。晚上，哥倆收了攤子，飛跑回家，把賣得的錢往媽面前一放： “媽！錢！我掙的！” 媽這天給他們炒了個麻豆腐吃。這種新鮮感很快就消失了。西瓜生意并不那樣好。尤其是下雨天。他恨下雨。有一天，倒是大太陽，賣了不少錢。從陜西巷里面開出一輛軍用卡車，一下子把他的西瓜攤帶翻了，西瓜滾了一地。他顧不上看摔破了、壓爛了多少，縱起身夾一把抓住卡車擋板后面的鐵把手，哭喊著： “你賠我!你賠我瓜!你賠我!” 卡車不理碴，飛快地往前開。“你賠我!你賠我瓜!” 他的小弟弟邁著小腿在后面追： l “哥哥!哥哥!” 路旁行人大聲喊： “孩子，你撒手!他們不會賠你的!他們不講理！撒手!快撒手!” 卡車飛快地開著，快開到珠市口了。郭慶春的胳膊吃不住勁了。他一松手，面朝下平拍在馬路上。緩了半天，才坐起來。臉上、胸脯拉了好些的道道。圍了好些人看。弟弟直哭：“哥哥!唔，哥哥!”郭慶春拉著弟弟的手往回走，一面回頭向卡車開去的方向罵。“我操你媽！在水管龍頭上沖了沖，用擦西瓜刀的布擦擦臉，他還得做買賣。——他的滾散了的瓜已經有好心的大爺紿他撿回來了。他接著吆喚： “唉，鬧塊來!我操你媽!鬧塊來!我操你臭大兵的媽!鬧塊來!” …… 舅舅又來了。舅舅聽說外甥摔了的事了。他跟妹妹說：“慶春到底還小，在街面上混飯吃，還早了點。我看叫他學戲吧。沒準兒將來有個出息。這孩子長相不錯，有個人緣兒，扮上了，不難看。我聽他的吆喚，有點膛音。馬連良家原先不也是挺苦的嗎?你瞧人家這會兒，凈吃蹦蝦仁!” 媽知道學戲很苦，有點舍不得。經舅舅再三開導，同意了。舅舅帶他到華春社科班報了名，立了“關書”。舅舅是常常寫關書的，寫完了，念給妹妹聽聽。郭慶春的媽聽到：“生死由命，概不負責。若有逃亡，兩家尋找。”她聽懂了，眼淚直往下掉。她說：“孩子，你要肚里長牙，千萬可不能半途而廢!我就指著你了。你還有個弟弟!”郭慶春點頭，說：“媽，您放心!” 學戲比賣西瓜有意思!耗頂，撕腿。耗頂得耗一炷香，大汗珠子叭叭地往下滴，滴得地下濕了一片。撕腿，單這個“撕”字就叫人肝顫。把腿楞給撕開，撕得能伸到常人達不到的角度。學生疼得直掉眼淚，抄功的董老師還是使勁地把孩子們的兩只小腿往兩邊掰，毫不憐惜，一面嘴里說：“若要人前顯貴．必得人后受罪，小子，忍著點!” 接著，開小翻、開虎跳、前撲、躥毛、倒插虎、烏龍攪柱、擰旋子、練云里翻…… 這比賣西瓜有意思。吃的是棒子面窩頭、“三合油”，——韭菜花、青椒糊、醬油，倒在一個木桶里，拿開水一沏，這就是菜。學生們都吃得很香。郭慶春在出科以后多少年，在大城市的大旅館里，甚至在國外，還會有時忽然想起三合油的香味非常想喝一碗。大白菜下來的時候，就頓頓都是大白菜。有的時候，師父——班主忽然高了興，在他的生日，或是買了幾件得意的古董玉器，就吩咐廚子：“給他們炒蛋炒飯!”蛋炒飯油汪汪的，裝在一個大缸里，管飽!撐得這些孩子一個一個挺腰凸肚。師父是個喜怒無常的人。高了興，給蛋炒飯吃，稍不高興，就“打通堂”。全科學生，每人十板子，平均對待，無一幸免。這板子平常就供在祖師爺龕子的旁邊，誰也不許碰，神圣得很。到要用的時候，“請”下來。掌刑的，就是抄功的董老師。他打學生很有功夫，節奏分明，不緊不慢，輕重如一，不偏不向。師父說一聲“搬板凳!，董老師在鼻孔里塞兩撮鼻煙，抹了個蝴蝶，用一塊大手絹把右手腕子纏住(防止閃了腕子)，學生就很自覺地從大到小挨著個兒撩起衣服，趴到板凳上，老老實實，規規矩矩，挨那份內應得的重重的十下。“打通堂”的原因很多。幾個饞嘴師哥把師父買回來放在冰箱里準備第二天吃的熏雞偷出來分吃了；一個調皮搗蛋的學生在董老師的鼻煙壺里倒進了胡椒面了；一個小學生在臺上尿了褲子了……都可以連累大家挨一頓打。“打通堂”給同科的師兄師弟留下極其甘美的回憶。他們日后聚在一起，常常談起某一次“打通堂”的經過．彼此互相補充，談得津津有味。“打通堂”使他們的同學意識變得非常深刻，非常堅實。這對于維系他們的感情，作用比一冊印刷精美的同學錄要大得多。一同喝三合油，一同挨“打通堂”，還一同生虱子，一同長疥，三四年很快過去了。孩子們都學會了幾出戲，能應堂會，能上戲園子演出了。郭慶春學的是武生，能唱《哪吒鬧海》、《蜈蚣嶺》、《惡虎村》……(后來他當了老師，給學生開蒙，也是這幾出)。因為他是個小白胖子(吃那種伙食也能長胖，真也是奇跡)，長得挺好玩，在節日應景戲《天河配》里又總扮一個洗澡的小仙女，因此到他已經四十幾歲，有兒有女的時候，IH日的同學還動不動以此事來取笑：“你得了吧!到天河里洗你的澡去吧!” 他們每天排著隊上劇場。都穿的長衫、棉袍，冬天戴著小帽頭夏天露著刮得發青的光腦袋。從科班到劇場要經過一個胡同。胡同里有一家賣炒疙瘩的，掌柜的是個跟郭慶春的媽差不多歲數的大娘，姓許。許大娘特別喜歡孩子，——男孩子。科班的孩子經過胡同時，她總站在門口一個一個地看他們。孩子們也知道許大娘喜歡他們，一個一個嘴很甜，走過跟前，都叫她： “大娘!” “哎!” “大娘!” “哎!” 許大娘知道科班里吃得很苦，就常常抓機會拉一兩個孩子上她鋪子里吃一盤炒疙瘩。輪流請。華春社的學生幾乎全吃過她的炒疙瘩。以后他們只要吃炒疙瘩，就會想起許大娘，吃的次數最多的是郭慶春。科班學生排隊從許大娘鋪子門前走過，大娘常常揚聲叫慶春：“慶春哪，你放假回家的時候，到大娘這兒彎一下。”——“哎。” 許大娘有個女兒，叫招弟，比郭慶春小兩歲。她很愛和慶春一塊玩。許大娘家后面有一個很小的院子，院里有一棵馬櫻花，兩盆茉莉，還有幾盆草花。郭慶春吃完了炒疙瘩(許大娘在疙瘩里放了好些牛肉，加了半勺油)，他們就在小院里玩。郭慶春陪她玩女孩子玩的抓子兒，跳房子；招弟也陪慶春玩男孩子玩的彈球。誰輸了，就讓贏家彈一下腦錛兒，或是擰一下耳朵，刮一下鼻子，或是親—下。慶春贏了，招弟歪著腦袋等他來親。慶春只是尖著嘴，在她臉上碰一下。“親都不會!饒你一下，重來!’’ 郭慶春看見招弟耳垂后面有一顆紅痣(他頭二年就看到了)，就在那個地方使勁地親了一下。招弟格格地笑個不停： “癢癢!” 從此每次慶春贏了，就親那兒。招弟也愿意讓他親這兒。每次都格格地笑，都說“癢癢”。有一次許大娘看見郭慶春親招弟，說；“哪有這樣玩的!”許大娘心里一沉：孩子們自己不知道，他們一天一天大了哇!漸漸的，他們也知道自己大了，就不再這么玩了。招弟愛瞧戲。她家離戲園子近，跟戲園子的人都很熟，她可以隨時鉆進去看一會。她看郭慶春的《惡虎村》，也看別人的戲，尤其愛看旦角戲。看得多了，她自己也能唱兩段。郭慶春會拉一點胡琴。后兩年吃完了炒疙瘩，就是慶春拉胡琴，招弟唱“蘇三離了洪洞縣”，“兒的父去投軍無音信”……招弟嗓子很好。郭慶春松了琴弦，合上弓，常說：“你該唱戲去的，耽誤了，可惜！” 人大了，懂事了。他們有時眼對眼看著，看半天，不說活。馬纓花一陣一陣地散發著清香。許大娘也有了點心事。她很喜歡慶春。她也知道，如果由她做主把招弟許給慶春，招弟是愿意的。可是，慶春日后能成氣候么?唱戲這玩意，唱紅了，榮華富貴；唱不紅，流落街頭。等二年再說吧!殘酷的現實把許大娘的這點淡淡的夢砸得粉碎：慶春在快畢業的那年倒了倉，倒得很苦，—— 一字不出“子弟無音客無本”，郭慶春見過多少師哥，在科班里是好角兒，一旦倒了倉，倒不過來，拉洋車，賣落花生，賣大碗茶。他驚恐萬狀，一身一身地出汗。他天不亮就到窯臺喊嗓子，他聽見自己那一點點病貓一樣的嘶啞的聲音，心都涼了。夜里做夢，念了一整出《連環套》，“愚下保鏢，路過馬蘭關口……”脆亮響堂，高興得從床上跳起來。一醒來，仍然是一字不出。祖師爺把他的飯碗收去了，他該怎么辦呢? 許大娘也知道了慶春倒倉沒倒過來。招弟也知道了。她們也反反復復想了許多。郭慶春只有兩條路可走：當底包龍套，或是改行。郭慶春坐科學戲是在敵偽時期，到他該出科時已經是抗戰勝利，國民黨中央軍來了。“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物價飛漲，劇場不上座。很多人連趕兩包（在兩處劇場趕兩個角色)，也奔不出一天的嚼裹兒。有人唱了一天戲，開的份兒只夠買兩個茄子，一家幾口，就只好吃這兩個熬茄子。滿街都是傷兵，開口就是“老子抗戰八年!”動不動就舉起雙拐打人。沒開戲，他們就坐滿了戲園子。沒法子，就只好唱一出極其寡淡無味的戲，把他們唱走。有一出戲，叫《老道游山》，就一個角色。——老道，拿著云帚，游山。游到哪里，“真好景致也”，唱一段，接著再游。沒有別的人物，也沒有一點故事情節，要唱多長唱多長。這出戲本來是評劇唱，后來京劇也唱：唱得這些兵大爺不耐煩了：“他媽的，這叫什么戲!”一哄而去。等他們走了，再開正戲。很多戲曲演員部改了行了。郭慶春的前幾科的師哥，有的到保定、石家莊販雞蛋，有的在北海管租船，有的賣了糊鹽，——鹽炒糊了，北京還有極少數人家用它來刷牙，可是這能賣幾個錢?…… 有嗓子的都沒了轍了，何況他這沒嗓子的。他在科班雖然不是數一數二的好角兒，可是能唱一出的。當底包龍套，他不甘心!再說，當底包龍套也吃不飽呀!郭慶春把心一橫：于脆，改行!春秋兩季，拉菜車，從廣渠門外拉到城里。夏天．賣西瓜。冬天，賣柿子。一車青菜，兩千多斤。頭幾回拉．累得他要吐血。咬咬牙，也就挺過來了。賣西瓜，是他的老行當。西瓜攤還是擺在陜西巷口外。因為嗓子沒有，他很少吆喚。但是人大了，有了經驗，隔皮知瓤，挑來的瓜個個熟。西瓜片切得很薄，顯得塊兒大。木板上鋪了藍布，潲了水，顯著這些瓜鮮亮水淋，咝咝地往外冒著游氣。賣柿子沒有三天的“力笨”，人家咋賣咱咋賣。找個背風的旮旯兒，把柿子挨個兒排在地上，就著路燈的光，照得柿子一個一個黃澄澄的，飽滿鼓立，精神好看，誰看了都想到圍著火爐嚼著帶著冰碴的涼柿子的那股舒服勁兒。賣柿子的怕回暖，尤其怕刮風。一刮風，凍柿子就流了湯了。風再把塵土涂在柿子皮上，又臟又黑，滿完!因此，郭慶春就盼著一冬天都是那么干冷干冷的。賣力氣，做小買賣，不丟人!街坊鄰居不笑話他。他的還在唱戲和已經改了行的師兄弟有時路過，還停下來跟他聊一會。有的師哥勸他別把功撂下，早上起來也到陶然亭喊兩嗓子。說是有人倒倉好幾年，后來又緩過來的。沒準兒，有那一天，還能歸到梨園行來。郭慶春聽了師哥的話，接長補短的，耗耗腿，拉拉山膀，無非是解悶而已。郭慶春沒有再去看許大娘。他拉菜車、賣西瓜、賣柿子．不怕碰見別的熟人，可就怕碰見許大娘母女。聽說，許大娘搬了家了，搬到哪里，他也沒打聽。北京城那樣大，人一分開，就像樹上落下兩片葉子，風一吹，各自西東北京城并不大。一天晚上，干冷干冷的。郭慶春穿了件小棉襖，蹲在墻旮旯。地面上的冷氣從襠下一直透進他的后脊梁。一輛三輪車蹬了過來，車上坐了一個女的。“三輪，停停。” 女的揭開蓋在腿上的毛毯，下了車。“這柿子不錯，給我包四個。” 她扔下一條手絹，郭慶春挑了四個大的，包上了。他抬起頭來，把手絹往上遞：是許招弟!穿了一件長毛絨大衣。許招弟一看，是郭慶春。“你……這樣了!” 郭慶春把腦袋低了下去。許招弟把柿子錢丟在地下，坐上車，走了。轉過年來，夏天，郭慶春在陜西巷口賣西瓜，正吆喚著(他嗓子有了一點音了)，巷里走出一個人來： “賣西瓜的，遞兩個瓜來。——要好的。” “沒錯!” 郭慶春挑了兩個大黑皮瓜，對旁邊的紙煙閣掌柜說：“勞您駕，給照看一下瓜攤。”——“你走吧。” 跟著要瓜的那人走，到了一家，這家正辦喜事。堂屋正面著大紅雙喜幔帳，屋里屋外一股炮仗硝煙氣味。兩邊擺著兩桌酒。已經行過禮，客人入席了。郭慶春一看．新娘子是許招弟!她燙了發，抹了胭脂口紅，耳朵下垂著水鉆墜子。郭慶春把兩個瓜放在旁邊的小方桌上，拔腿就跑。聽到后面有人喊： “賣西瓜的，給你瓜錢!” 這是一個張恨水式的故事，一點小市民的悲歡離喜。這樣的故事在北京城每天都有。北京解放了。解放，使許多人的生活發生了急轉直下的變化．許多故事產生了一個原來意想不到的結尾。郭慶春萬萬沒有想到，他會和一個老干部，一個科長結了婚，并且在結婚以后變成現在的郭導演。北京解放以后，物價穩定，沒有傷兵，劇場上座很好。很多改了行的演員又紛紛搭班唱戲了。他到他曾經唱過多次戲的劇場去聽過多次戲，緊鑼密鼓，使他興奮激動，筋肉伸張。隨著鑼經，他直替臺上的同行使勁。一個外地劇經到北京來約人。那個販賣雞蛋的旺哥來找郭慶春： “慶春，他們來找了我。我想去。我提了你。北京的不好唱。咱先到外地轉轉。你的功底我知道，這些年沒有全撂下，稍稍練練，能撿回來。聽你吆喚，嗓子出來了。咱們一塊去吧。學了那些年，能就扔下嗎?就你那一出戲，管保能震他們一下子。” 郭慶春沉吟了一會，說：“去!“ 到了那兒，安頓下了，劇團團長領他們幾個新從北京約來的演員去見見當地文化局的領導。戲改科的楊科長接見了他們。楊科長很忙，一會兒接電話，一會在秘書送來的文件收文簿上簽字，顯得很果斷，很有氣魄。楊科長勉勵了他們幾句，說他們是劇團的“新血液”，希望他們發揮自己的專長，為人民服務。郭慶春連連稱是。他對楊科長油然產生一種敬重之情。一個女的，能當科長，了不起!他覺得楊科長的舉止動作，言談話語，都像一個男人，不像是個女的。重返舞臺，心情緊張。一生成敗，在此一舉。三天“玎炮”，提心吊膽。沒有想到，一“炮”而紅。他第一次聽到臺下的掌聲，好像在做夢。第三天《惡虎村》，出來就有碰頭好。以后“四記頭”亮相，都有掌聲。他扮相好，身上規矩，在臺上很有人緣。他也的確是“卯上”了。經過了生活上的一番波折，他這才真正懂得在進科班時他媽跟他說的話：“要肚里長牙”。他在臺上從不偷工惜力，他深深知道把戲唱砸了，出溜下來，會有什么后果。他的戲碼逐漸往后挪，從開場頭一二出挪到中間，又挪到了倒第三。他很知足了，這就到了頭。在科班時他就知道自己唱不了大軸，不是那材料。一個人能吃幾碗干飯，自己清楚，別人也清楚。楊科長常去看京劇團的戲。一半由于職務，一半出于愛好。他萬萬沒有想到，她后來競成了他的愛人。郭慶春在陽臺上忽然一個人失聲笑了出來。他的女兒在屋里問：“爸爸，你笑什么?” 他笑他們那個講習會。市里舉辦了第一屆全市舊藝人講習會。局長是主任，楊科長是副主任。講《新民主主義論》、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小組討論，真是笑話百出。楊科長一次在講課時說：“列寧說過……”一個拉胡琴的老藝人問：“列寧是唱什么的?”——“列寧不是唱戲的。”——“哦，不是唱戲的，那咱們不知道。”又有一次．楊科長鼓勵大家要有主人翁思想，這位老藝人沒有聽明白前言后語，站起來說：“咱們是從舊社會來的，什么壞思想都有，就這主人翁思想，咱沒有!”原來他以為主人翁思想就是想當班主的思想。講習會要發展一批黨員。郭慶春被列為培養對象。楊科長時常找他個別談話。鼓勵他建立革命人生觀，提高階級覺悟，提高政治水平，要在政治上有表現，會積極發言。郭慶春很認真也很誠懇地照辦了。他大小會都發言。講的最多的是新舊社會對比。他有切身感受．無須準備，講得很真實，很生動。同行的藝人多有類似經歷，容易產生共鳴。講的人、聽的人個個熱淚盈眶，效果很好。講習班結業時，討論發展黨員名單，他因為出身好，政治表現突出，很順利地通過了。他的入黨介紹人是楊科長和局長。第一批發展的黨員，回到劇團，全都成了劇團骨干。郭慶春被提升為副團長、藝委會主任。因為時常要到局里請示匯報工作，他和楊科長接觸的機會就更多了。熟了，就不那么拘謹了，有時也說點笑話。聊點閑天。局里很多人叫楊科長叫楊大姐或大姐，郭慶春也隨著叫。雖然叫大姐，他還是覺得大姐很有男子氣。沒想到，大姐提出要跟他結婚。他目瞪口呆，結結巴巴不知說什么好。他覺得和一個領導結婚，簡直有點亂倫的味道，他想也沒有想過。天地良心，他在大姐面前從來沒有起過邪念。他當然同意。楊科長的老戰友們聽說她結了婚，很詫異。聽說是一個京劇演員結婚，尤其詫異。她們想：她這是圖什么呢？她喜歡他什么? 雖然結了婚，他們的關系還是上下級。不論是在工作上，在家里，她是領導，他是被領導。他習慣于“服從命令聽指揮”，覺得這樣很舒服，很幸福。楊科長是個目光遠大的人，她得給慶春（和他自己）安排一個遠景規劃的藍圖。慶春目前一切都很順利，但要看到下一步。但要看到下一步。唱武生的，能在臺上蹦跶多少年呢?照戲班里的說法，要找一個“落勁”。中央戲劇學院舉辦導演訓練班，學員由各省推薦。市里分到一個名額，楊科長提出給郭慶春，科里、局里都同意。郭慶春在導演訓練班學了兩年，聽過蘇聯專家的課，比較系統的知道斯坦尼斯杰夫斯基體系。畢業之后，回到劇團，大家自然刮目相看。這個劇團原來沒有導演，要排新戲，排《三打祝家莊》、《紅娘子》，不是向外地劇團學，“刻模子”，就是請話劇團的導演來排。郭慶春學成歸來，就成了專職導演。劇團里的人，有人希望他露兩手，有人等著看他的笑話。接連排了兩個戲，他全“拿”下來了。他并沒有用一些斯坦尼的術語去唬人，他知道那樣會招人反感。他用一些戲曲演員所熟悉，所能接受的行話臨場指揮。比如，他說“交流”，卻說“過電”，——“你們倆得過電哪!”他不說什么“情緒的記憶”這樣很玄妙的詞兒，他只說是“神氣”“你要長神氣。——長一點，再長一點!”他用的舞臺調度也無非還是斜胡同、蛇蛻皮……但是變了一下，就使得演員既“過得去”、“走得上來”，又覺得新鮮。郭導演的威信建立起來了。從此，他不上舞臺了。有時，有演員病了，他上去頂一角，人們就要豎大拇指：“瞧人家郭導演，不拿導演架子!好樣兒的!” 不但在本劇團，外劇團也常請他。京劇、評劇、梆子，他全導過。一通百通，應付裕如。他導的戲，已經不止一出拍成了戲曲藝術片。郭慶春三個字印在影片的片頭，街頭的廣告上。他不會再賣西瓜，賣柿子了。他曾經兩次參加戲劇代表團出國，到過東歐、蘇聯，到過朝鮮。他聽了曾經出過國的師哥的建議，帶了一包五香粉，一盒固體醬油，于是什么高加索烤羊肉、、帶血的煎牛排，他都能對付。他很想帶一罐臭豆腐，經同行團員的勸阻，才沒有帶。量服裝的時候，問他大衣要什么料子，他毫不遲疑地說：“長毛絨!”服裝廠的同志說在外國，男人沒有穿長毛絨的，這才改為海軍呢。他在國外照了好多照片，黑白的，還有彩色的。他的愛人一張一張地貼在仿古緞面的相冊上。這些照片上的郭慶春全都是器宇軒昂，很像個大導演。由于愛人的活動(通過各種“老戰友”的關系)，他已經調到北京的劇團來了。他的母親還健在。他的弟弟由于他的資助，上了學，現在在一家工廠當出納。他有了一個女兒。已經上小學了。他有一套三居室的單元。他在劇團里自然也有氣兒不順的時候，為一個戲置景置裝的費用，演員的“人位”，和領導爭得面紅耳赤，摔門，拍桌子；偶爾有很“個”的演員調皮搗蛋“吊腰子”，當面頂撞，出言不遜，氣得他要休克，但是這樣的時候不多，一年也只是七八次。總的說來，一切都很順利。他對自己的生活很滿意。因為滿意，就沒有理由不發胖，于是就發胖了。廠。他的感情是平穩的、柔軟的、滑潤的，像一塊奶油(從國外回來，他養成愛吃奶油的習慣)。今天遇見了一件事，使他的情緒有一點小小的波動。劇團招收學員，他是主考。排練廳里擺了一張乒乓球案子，幾把椅子。他坐在正中的一把上。像當初他進科班時被教師考察一樣，一個一個考察著來應試的男孩子、女孩子。看看他們的相貌，體格，叫他們唱兩句，拉一個山膀，踢踢腿，——來應試的孩子多半在家里請人教過，都能唱幾句，走幾個“身上”。然后在名單上用鉛筆做一些記號。來應試的女孩子里有一個叫于小玲。這孩子一走出來，郭慶春就一愣，這孩子長得太像一個人了。他有點走神。于小玲的唱(她唱的是“蘇三離了洪洞縣”)，所走的“身子”，他都沒有認真地聽，看，名單上于小玲的名字底下，什么記號也沒有做。學員都考完了，于小玲往外走。郭慶春叫住她： “于小玲。” 于小羚站住。“您叫我?” “……你媽姓什么?” “姓許。” 沒錯，是許招弟的女兒。“你爸爸……對，姓于。他還好嗎?” “我爸死了，有五年了。” “你媽挺好?” “還可以。” “……她還是那樣嗎?” “您認得我媽?” “認得。” “我媽就在外面。媽——!” 于小玲走出排練廳，郭慶春也跟著走出來。迎面走過來許招弟。許招弟還那樣，只是憔悴瘦削，顯老了。“媽，這是郭導演。” 許招弟看著郭慶春，很客氣地稱呼一聲： “郭導演!” 郭慶春不知怎么稱呼她好，也不能像小時候一樣叫她招弟，只好含含糊糊地應了一聲，問道： “您倒好?” “還湊合。” “多年不見了。” “有年頭了。——這孩子，您多關照。” “她不錯。條件挺好。” “回見啦。” “回見!” 許招弟領著女兒轉身走了。郭慶春看見她耳垂后面那顆紅痣，有些悵惘。以上，是京劇導演郭慶春在晚飯之后，微醺之中，聞一陣一陣的馬纓花的香味時所想的一些事。想的時候自然是飄飄忽忽，斷斷續續的。如果用意識流方法照實記錄下來，將會很長。為省篇幅，只能挑挑揀揀，加以巧裁，簡單地勾出一個輪廓。郭導演想：……一個人走過的路真是很難預料。如果不是解放了，他會是什么樣子呢?也許還是賣西瓜、賣柿子、拉菜車?……如果他出科時不倒倉，又會是什么樣呢?也許他就唱紅了，也許就會和許招弟結了婚。那么于小玲就會是他的女兒，她會不姓于，而姓郭?…… 他正在這樣漫無邊際地想下去，他的女兒在屋里嬌聲喊道： “爸，你進來，我要你!” 正好夾在手里的大前門已經吸完，煙頭燒痛了他的手指，他把煙頭往樓下的馬纓花樹帽上一扔，進屋去了。第二天，郭導演上午導了一場戲，中午，幾個小青年啦他去挑西瓜。“郭導演，給我們挑一個瓜。” “去一邊去!當導演的還管挑西瓜呀!” 但還是被他們連推帶拽地去了。他站在一堆西瓜前巡視一下，挑了一個，用右手大拇指按在瓜皮上，用力往前一蹭，放在耳朵邊聽一聽，輕輕拍一下： “就這個保證脆沙瓤。生了，婁了，我給錢!” 他抄起案子上的西瓜刀，一刀切過去，只聽見喀嚓一聲，瓜裂開了：薄皮、紅瓤、黑籽。賣瓜的驚奇地問： “您賣過瓜?” “我賣瓜的那陣，還沒有你哪!哈哈哈哈……，他大笑著走回劇團。誰也不知道他的笑聲里包含了多少東西。過了幾天，招考學員發了榜，于小玲考取了。人們都說，是郭導演給她使了勁。載一九八一年第一期《人民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