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談經濟犯罪的預防策略

文章標題：淺談經濟犯罪的預防策略

經濟犯罪，顧名思義，是指與經濟有關的犯罪，包括貪污、賄賂、玩忽職守、徇私舞弊以及企業內發生的與經濟相關的犯罪行為等。經濟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名個層面,因此，經濟犯罪也就無處不在。

由于我國正處于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階段，一些預防經濟犯罪的機制沒有及時跟上，近幾年來的刑事審判

統計結果顯示，經濟犯罪正有越來越猖獗之勢，波及社會各個領域。一批震動全國的大要案，如慕馬案、陳希同案、胡長清案、成克杰案等都與經濟犯罪密切相關。由于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引發的樓塌、橋垮以及特大火災、爆炸等慘禍也時有發生，給國家利益和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嚴重危害國家的經濟安全。

我們應清醒地看到，在建立和完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中，由于各種消極因素的影響，在經濟領域內，以非法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的經濟犯罪活動日益增多，給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造成了嚴重損失，影響了經濟的健康發展。據統計，每年我國因不誠信而帶來的直接經濟損失約5000億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合同詐騙等經濟犯罪帶來的。

經濟犯罪，一般人認為是個輕罪，事實上是國家對經濟犯罪非常重視，刑法分則第三章專門規定了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用8個條文設置了15種死罪。可以大膽地預測，經濟犯罪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還會呈現上升態勢。因為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經濟外向性將大為增強，經濟和社會格局將受到顯著的影響，經濟發展和其他社會關系的脫節和失衡將不可避免。在上述各種經濟犯罪誘因的影響下，我們認為經濟犯罪較之過去可能出現一些新趨向，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單位犯罪的現象將進一步增加。入世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與完善，所有制結構將進一步由單一向復雜轉化，從而使經濟犯罪的主體呈現多元化的變化。除了傳統的自然人犯罪外，單位犯罪將會越來越多，諸如走私，生產偽劣產品；偷稅等單位犯罪有可能進一步增加。

其次，犯罪領域將進一步拓展。這一拓寬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向新興的經濟犯罪領域發展。入世后，各種專業市場不斷得到發展，各種新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將不斷出現，而其規范機制卻不可能在短期內完全建立或健全起來。在金融市場、證券市場、期貨市場、信息市場、房地產市場、勞動力市場、高科技市場等不斷興起的新興市場中，由于內部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極易成為各種犯罪分子投機的場所。二是向執法部門滲透。工商、稅務、海關等行政執法部門大都處于經濟體制轉軌時期權力與利益的結合點。入世后，隨著大量的經濟法律法規的頒布實施，執法部門將越來越多地介入經濟生活。一些法制觀念淡薄、金錢欲望膨脹的執法人員，很容易被經濟犯罪分子拉入貪污受賄罪的深淵。

第三，犯罪手段更為復雜化、多樣化和現代化。各類經濟犯罪的手段更加隱蔽，更加狡猾，并向智能型、科技化、現代化方向發展。先進的科學技術被引入經濟犯罪領域在國際上已經并不鮮見，如利用計算機技術進行貪污犯罪，利用高科技手段偽造貨幣等。至于設立公司，利用經濟合同進行詐騙活動，在入世后相對日趨自由的貿易環境中，很有可能大量出現。

第四，經濟犯罪種類將不斷增加。除走私、貪污、賄賂等原有的經濟犯罪案件繼續增加外，新類型的經濟犯罪，如刺探、搜集同行業競爭對手的業務秘密；竊取、出賣本企業的技術秘密；封鎖市場，壟斷價格；制作虛假廣告，操縱股市行情從中牟取暴利等“新興”經濟犯罪類型，也會不斷出現。

第五，經濟犯罪的跨國化和集團化的趨勢將大為增強。跨國性經濟犯罪實質上是經濟犯罪活動在地域上的擴展和延伸。犯罪要素跨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或地區，是國際性經濟犯罪的主要特征。入世后，隨著人員跨境流動的進一步方便，境外人員入境犯罪將逐步增多。同時，境內以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盜運珍貴文物、盜竊、詐騙等經濟犯罪為主的經濟犯罪分子，作案后攜帶贓款贓物潛逃國外或港澳臺地區的案件也會不斷增多。

第六，經濟犯罪危害性將日趨嚴重化。集團化和跨國化的經濟犯罪，對社會所造成的危害結果將愈來愈嚴重。在金融和證券領域的經濟犯罪，往往會導致銀行破產，成千上萬股民的損失，不僅造成經濟上的重大損失，還嚴重危及社會的穩定。

一、當前經濟犯罪的主要特點

從青州法院審結的經濟案件來分析，我們認為主要呈現以下幾個特點：

1、犯罪分子往往內外勾結，共同作案

犯罪分子自恃聰明，利用經濟領域里我國法制及法規管理制度上的漏洞，有的是單位的個別領導與關鍵崗位上的工作人員相互勾結，有的是單位內部人員與外部人員相互勾結、共同作案。如有的犯罪分子拉攏腐蝕銀行職員為內應盜取存款單位開戶印鑒卡，然后私刻印

鑒，偽造信匯憑證進行貸款詐騙；有的犯罪分子內外勾結編造交通事故，擴大事故險情等進行保險詐騙。

2、結伙詐騙案，呈現集團化趨勢

犯罪分子為追求共同的犯罪目的，結成犯罪團伙，有組織有分工，手段專業，往往是每一個環節都有專人負責，犯罪成功率高，危害極大。如我院審結的信保紅借用抽紗廠名義，多人合伙分工像演戲一樣從

濰坊一個體門頭騙取年貨10000余元，至今主犯仍在逃。

3、手段多樣化、裝備現代化，有些經濟領域的犯罪中使用了高科技手段，很多表現為智能化犯罪。如有的犯罪分子模仿領導簽字、私刻印章、變造防偽標志，偽造產品提貨單，如有一犯罪分子就采用這種方式從我市某酒廠提走價值十余萬元的酒水，給企業造成巨大損失。

4、受害人多，涉案金額大

一些犯罪分子以“高回報”、“高利息”為誘餌非法集資，騙取社會公眾巨額資金，或結伙詐騙金融機構或生產企業，得手后大肆揮霍并攜款潛逃，造成極大損失。這些集資款除少部分用于支付利息外，絕大部分被行騙人揮霍或據為己有。

5、大要案持續增長

我國司法機關一貫堅持對經濟犯罪進行嚴厲打擊，挽回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但在經濟利益的刺激下，犯罪分子往往鋌而走險，以身試法，一些大、要案不斷出現，涉案金額越來越高，并且呈現多發的趨勢，如廈門遠華走私案中，涉案金額已高達幾百億，令人觸目驚心。

中國社會還存在著經濟犯罪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和條件，因此懲治腐敗和健全經濟犯罪預防機制已成為刻不容緩的課題。只有防患于未然，才能從真正意義上堵塞經濟犯罪危害社會的“黑洞”，遏制腐敗。

二、經濟犯罪案件產生的原因及對策

經濟犯罪的產生有著全方位、多層次的原因，綜觀當今我國經濟犯罪預防的現狀，結合有關專家的觀點，我們認為這類犯罪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深層次和淺層次問題。深層次是指我國政治體制問題，淺層次是指具體制度問題。經濟犯罪產生的關鍵原因還在于體制。即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沒有適時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在國家權力系統中，尚未及時建立起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制衡機制，權力過于集中而又缺乏強有力的監督制衡機制，在新舊體制交替時期和市場經濟負效應的影響下，很容易導致權力的異化，滋生經濟犯罪。企業中，仍存在以人管人的傳統體制，還沒有真正建立以制度管人、以法律約束人的現代化管理機制。

第二，道德和法律問題。在這方面，道德問題十分嚴重，道德淪喪，不顧廉恥，無人格的人（包括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大有人在。道德問題如此嚴重，僅提出一個方略解決不了問題，應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在各行各業中，在現有的人員隊伍中強化道德約束。但更為重要的是法律的規定，在當前情況下，法律的特性能及時有效地解決問題，這兩者相輔相承，均不可偏廢，不能因提依法治國，忘了道德建設，也不能因為提依德治國，忘記了依法行事，兩者均不可缺。

第三，嚴重官僚主義。這主要是瀆職犯罪。官僚主義行為和作風，亦是黨政機關工作效能低下的一個主觀原因，又是國家公職人員瀆職犯罪的集中表現。職務犯罪與官僚作風緊密聯系，比如由于某些公職人員的玩忽職守，疏忽大意，違反科學，違章蠻干，冒險施工而造成礦企業重大責任事故；有些公職人員嚴重不負責任，沒有查明簽約對方資金情況和履行能力，就輕信對方，支付款項或發放貸款，造成國家巨額資金被騙或難以收回的現象；有些地區和部門的領導，不經調查研究和科學論證，草率決策和盲目投資，展開大規模的基建工程而導致國家巨款資金、資源的驚人浪費，等等。嚴重的官僚主義的存在，必然會出現濫用權力或不正確行使權力的現象，必然會導致玩忽職守，徇私舞弊，索賄受賄等瀆職犯罪的產生。

第四，商品經濟的負面影響。市場經濟與瀆職犯罪本無共同的內涵，權力腐敗也不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但無可辯駁的事實告訴我們，二者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由于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一切生產要素都要進入市場，通過市場的公平競爭，促進社會資源優化配置目標的實現。因而一切有使用價值的東西，都具有了可以轉化為商品的內在動因，一旦時機成熟，它們都有可能現實地轉化為商品，其標志即是權利交易或以權謀私。目前，我國尚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制體系，來規范企業行為，經濟行為和市場行為，正常的市場行為往往受制于非正常的行政干涉，也為利用手中權力謀取私利的行為創造了條件。司法實踐中查處的大量的徇私枉法、徇私舞弊、瀆職犯罪大多出于此種原因。

第五，法制觀念淡薄，對經濟犯罪所帶來的社會危害性認識不足是犯罪產生的主觀因素。瀆職犯罪的產生既受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也與犯罪主體的主觀認識和心態有關。近幾年來，雖然普法工作日益加強，但仍缺乏應有的廣度和深度，一些干部特別是企業領導干部工作較忙、應酬較多、加上思想認識上的偏差，認為只要企業效益好，一俊遮百丑，忽視了經常性的普法學習和教育，甚至有些領導干部受“工作失誤，沒有中飽私囊”等錯誤觀點的影響，瞞案不報或出面活動，要求減輕或免除對犯罪分子的處罰，以致在打擊和處理力度上不夠，起到了助紂為虐的作用。

第六，打擊和預防的力度不夠是瀆職犯罪產生的客觀因素。盡管經濟犯罪會給國家和集體造成巨大的損失，但由于相對于嚴重侵犯人身權利的犯罪而言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小，案件查處難度大。辦案人員對此類案件或多或少存有畏難情緒，司法機關對此類案件的處理往往秉著教育挽救的目的，量刑也較輕，因而達不到警戒的目的，反而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導致處罰偏輕，打擊不力，客觀上助長了經濟犯罪行為的發生。

三、關于預防經濟犯罪的幾點設想

一是超前預防與事后預防并舉。超前預防和事后預防是針對發案而言的，超前是指犯罪行為發生前運用各種預防機制，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減少引發犯罪的各種可能性，將犯罪的苗頭消滅于萌芽狀態；事后預防是指犯罪行為實施后的預防，針對暴露出來的各種問題，制定整改措施。超前預防可發揮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可減少或避免經濟損失，挽救一大批可能走向犯罪的人。事后預防能產生“亡羊補牢”之效。

二是重點預防與普遍預防相結合。重點預防于普遍預防相結合可分為三種：一是根據目前的情況將重點放在黨政機關及稅務、工商、海關、商檢、公安等行政執法部門，而將其他系統和部門作為普遍預防的對象；二是在某一系統或單位將重點放在易發案件的重點部位和重點人員，而將其他部位和一般人員作為普遍預防對象；三是在預防措施上將重點放在重點對象的法制宣傳和改革建制方面。

三是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相補充。一般預防措施是通過打擊犯罪、教育和警戒社會上可能犯罪的分子，使他們不致走上犯罪的道路；特殊預防是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以預防其再次犯罪。

四是社會輿論導向預防與法律預防相協調。法律預防在遏制各類犯罪中，較之社會預防更具直接性，它包括立法預防和司法預防兩個方面，一要加強行政立法，以規范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從而防范國家行政人員的犯罪；二要加強經濟立法，健全和完善經濟法規，最大限度地減少經濟違法行為。此外，要建立行政機關的內部控制系統；三要加強刑事立法，進一步完善刑事法律法規。在司法方面，要強調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堅持執法的嚴肅性，加強司法隊伍建設，提高司法人員的業務素質和職業道德。同時要加強社會輿論和法制宣傳力度，抓住典型案例，通過電臺、電視、報刊等宣傳工具，深入到重點部門和單位，進行全方位的宣傳，做到警鐘長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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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淺析犯罪預防

【內容提要】法律的 經濟分析在西方近年來取得的迅速的發展，成為法律哲學和新制 度經濟學 的重要分支，經濟學分析方法已經被應 用于分析各個 部門法以及 重大的社會問題。犯罪問題是經濟分析的重要內容，對于如何預 防犯罪，經濟學的貢獻在于將犯罪理解為理性的活動進行成本收益的分析，注重防范犯 罪的 司法活動的效率，提供了新的約束犯罪的思路。從而開辟了 不同于社會學和 犯罪學研究的新的預防 犯罪研究的范式。

【關鍵詞】犯罪 預防犯罪 經濟分析

一、引言

20世紀后25年，法 學理論的最重大發展也許是經濟學被不斷廣泛的應用于法學研究的各個領域[1：第三版序言]，以前，法律經濟學只是局限用于對市場交易行為的分析，應用經濟學對法律進行的分析，也限于經濟法領 域，如反壟斷法和金融市場管制，現在，隨著經濟學開始對非市場行為的分析，經濟學分析方法已經逐漸滲透于法律的各個領域，其中，對犯罪行為的經濟分析發展極 為迅速，犯罪的經濟分析可以溯源至邊沁，在相隔二百多年后，美國的著名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第一次系統的、規范的對犯罪作了經濟分析，將犯罪行為與經濟行為如消費、生產等等同起 來，認為“犯罪”也可以看作是一種重要活動或產業，也存在成本與收益等典型的經濟學問題，因此犯罪可以從財富最大化的角度出發，綜合運用經濟學的概念、判斷和結論對犯罪的產生原因、運行過程、社會危害進行分析，并進而尋求實現有效率的犯罪預防和犯罪控制策略。在貝克之后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 和法學家開始對犯罪學和經濟學進行交叉研究，犯罪經濟分析的方法和理論成果逐漸成熟.。犯罪經濟學的理論側重于解釋特定的刑法規則或政策存在的經濟意義，預測特定的刑事政策將會產生何種后果，以及運用經濟學分析工具提出相應的刑事政策意見，其中，犯罪經濟學對于如何預防犯罪貢獻了一些不同于其它學科的分析方法以及提出了基于效率的預防犯罪的政策意見。

二、犯罪經濟學對預防犯罪的分析

1、司法成本的運用

如同任何稀缺性資源，旨在預防犯罪的司法活動（在此采用廣義的司法概念，包括警察、法院、監獄、檢察機關的相關活動）是需要成本的，政府對于針對犯罪行為的司法活動的投入是有限度的，每一年，政府根據財政預算撥款用于預防犯罪，因此產生兩個需要運用經濟分析分析的問題，下文將分別論述。其一，投入越多的成本是否越能夠制止犯罪行為。并且投入多少政府預算到預防犯罪中才能產生最大化的收益。對于前一個問題，需要經濟學的定量分析方法，并依賴于統計學和社會學抽樣調查方法，在此，引用美國學者的研究結論，[2：150]芝加哥大學的學者斯蒂芬·萊維特在其一系列論文中探討了一個社區中警察數量和監禁人數對于犯罪率的影響，結果發現警察對暴力犯罪，比如謀殺、搶劫等有最強的威懾效果，實際上，他估計暴力犯罪對警察的彈性大約是1.0，即一個城市的警力增加10%，有望使該城市的暴力犯罪下降10%，至于財產犯罪，比如入室盜竊、偷車，擁有更多的警察影響要小一些，彈性估計是0.3，意味警力增加10％，將促使財產犯罪降低3％。這樣的研究結論

無疑表明政府對于司法活動的資源投入越多就越能使犯罪數量降低。但是，政府投入成本是有限度的，投入多少成本用于預防犯罪才是最有效率的？根據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當投入的邊際成本等于獲得的邊際收益時財富最大化，也就是說，政府最后投入的一單位預防犯罪成本應該等于收益。舉例來說，當投入10000元預防犯罪能產生因為犯罪未發生而獲得的收益15000元，當繼續投入下一個10000元時，產生的收益為12000元，繼續投入下一個10000元，收益為10000元，此時如果再投入10000元成本的話，產生的收益將少于10000元。雖然繼續投入成本仍舊將減少犯罪，但是由于收益少于成本，財富使用最大化的標準將要求政府不再繼續投入，與其將這些成本用于司法活動，不如將其用于其它方面更能阻止犯罪，能產生超過成本的收益，效率更高。（請記住，經濟分析的目標就是財富使用的最大化）畢竟司法活動遠不是預防犯罪的唯一方法。教育、反貧困措施都能夠起到預防犯罪的作用，這將在下文有所涉及。其二，投入的成本如何在不同的防范犯罪的司法機關進行分配。起到預防犯罪作用的機關很多，警察、法院、檢察、監獄等機關都有預防犯罪的職能，那么，應該給每個機關分配多少司法成本才能達到最優配置呢？微觀經濟學中的等邊際效應可以解決這個問題。[3：69]簡單的表述就是效用的最大化的基本條件是每一單位成本在每一方面的支出產生的收益相同。具體而言，某一給定規模的法律實施預算范圍之內，政府必須決定生產要素的最優組合。理想的組合是勞動力或資本投入的任一方面每增加一元，將會提供增加相同數量的法律實施效應。如果在警察部門每增加一元，就產生出比用于法院同樣一元更大的阻止犯罪效應，那么警察就會贏得投資。顯然投入不能以如此少的數額進行衡量，但不可分割性問題或生產中的起伏，并不改變這一基本論點。

2、犯罪成本的制約

一定懲罰的方式和嚴重程度可以起到防止犯罪的效果，早在功利主義創始人邊沁的《立法理論》中就闡述了這一原理，邊沁認為刑罰產生的痛苦要大于犯罪人犯罪所獲得的快樂。否則對理性的犯罪人而言，將會產生犯罪的激勵。現代經濟學對于如何懲罰犯罪從而達到預防犯罪的效果的分析在邊沁分析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和具體化。（由于犯罪罪名方式繁多，犯罪經濟學的分析只是針對一般類型的犯罪進行）應用的分析工具是經濟學中成本－收益的分析模型。理性的犯罪人會考慮犯罪的成本和收益，當收益小于成本是，他將放棄犯罪，當收益大于成本時，他將選擇犯罪，犯罪產生兩種收益，財產收益和精神收益，[4：128]犯罪的成本來自于兩個方面包括懲罰產生的成本和犯罪活動的機會成本。為預防犯罪，懲罰產生的成本必須大于犯罪收益，對于犯罪產生的財產收益，必須給予剝奪且可以附加相應的罰金。針對精神收益，刑罰將會產生一種精神成本，主要是恥辱成本。從這一點來看，刑罰具有不可或缺性。同時懲罰的嚴厲程度要考慮兩方面的情況，首先，懲罰幾率越低的犯罪，懲罰應當越嚴重，因為犯罪人考慮的預期懲罰的成本是懲罰嚴厲程度乘以風險機率即懲罰機率。其次，不同程度的犯罪行為必須處以不同的懲罰，舉例來說，如果普通搶劫也將面臨死刑的話，這無異于鼓勵犯罪人殺害被搶劫者，因為犯罪人此時從事其它的犯罪活動將不負擔任何成本，[5：10]并且殺害被害人可以有效降低被懲罰的機率。

犯罪的機會成本主要用于分析財產犯罪，是指從事犯罪活動而必然損失的收益，犯罪人從事犯罪活動的時間和投入和其它資本可以用于正當的職業來獲得收入，這就是機會成本。為了預防犯罪，必須增大犯罪人的機會成本，很明顯，令人絕望的貧困增多了盜竊、搶劫等的犯罪。對他們而言機會成本幾乎可以忽略，反貧困的措施比如增加義務教育的投入使人們更容易的獲得正當職業的收入，實行再分配的政策都可以有效降低犯罪。（我國一直提倡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政策在此方面深具經濟理性）

3、內生制度的重視

前述兩點的經濟分析都是基于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理論，主要是一種邊際分析方法，而關于內生制度的分析來源于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主要是經驗研究方法。制度分為外在制度和內生制度，外在制度是國家法律，內生制度包括慣例、倫理、習俗和私人規則。[6：126－127]制度可以有效約束犯罪，通常人們習慣于依賴國家法律預防犯罪，確實，刑法以及與此相關的法律有效減少了犯罪，但是，絕不能忽視內生制度的作用，慣例、倫理、習俗、私人規則對于維護社會穩定控制犯罪作用甚至超過國家法律，回想一下，古代中國鄉土社會中僅依賴慣例、倫理、習俗、私人規則就形成了超穩定的社會結構。基于此點，一方面要重視和挖掘慣例、倫理、習俗、私人規則的作用來解決糾紛，防止犯罪。另一方面，外在制度對于穩定的內生制度應該具有兼容性，即國家法律應該不違背穩定的慣例、倫理、習俗和私人規則。否則，外在制度不僅不能有效預防犯罪，反而對于犯罪有生成作用，內生制度的穩定性甚至可以迫使國家制度最終做出退讓。歷史上有一個著名的例子，美國政府1920年－1933年發布的禁酒令由于違背了習俗，造成了犯罪劇增，以至聯邦政府不堪重負，結果不得不在憲法中以第十三修正案取代第八修正案，取消了禁酒。

三、結語

犯罪經濟學基于經濟學理性人假設和對資源稀缺性的認識，應用微觀經濟學的分析工具和理論模型，對如何預防犯罪做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對傳統上屬于社會學和犯罪學研究的領域以經濟學獨特的研究方法為我們樹立了交叉學科研究的典范。雖然經濟學分析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如基于功利主義立場，但源于西方的犯罪經濟學仍舊有其巨大價值值得我們在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中借鑒和利用。

【作者介紹】華東政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注釋與參考文獻

[1]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M].蔣兆康譯.北京：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2]米勒等著公共問題經濟學》[M].樓尊譯.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年.[3]薩謬爾森《微觀經濟學》[M].蕭琛主譯.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4]夏普等著.《社會問題經濟學》[M].郭慶旺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5]弗里德曼.《經濟學語境下的法律規則》[M].楊欣欣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6]齊默爾曼.《經濟學前沿問題》[M].孫靜等譯.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4年.《沉默的證人》是我國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的一部介紹犯罪心理學的電視劇。

犯罪心理學電影有

<七宗罪>

<開膛手杰克>犯罪心理學,too.還有希區柯克的電影,像<愛德華大夫>

<雨人>達斯廷霍夫曼主演的.<拿著剪刀奔跑>

<飛越瘋人院>

預防犯罪比懲罰犯罪更高明，這乃是一切優秀立法的重要目的。然而，引導人們去享受最大限度的幸福，或者說最大限度地減少人們可能遭遇的不幸，該采取何種較為恰當的措施來預防犯罪呢？

荀子的性惡論闡述，人有著“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和“不知足”的惡欲，人性總是傾向于趨利避害，故其主張利用后天的人為作用，例如用教育、道德和禮法（即法律）等來抑制人性的放縱。而以下大致也是不分先后次序的從這幾方面展開淺顯論述。

想要預防犯罪，應該把法律制定得明確和通俗，這樣普遍的民眾都能輕易看懂和理解；應該集中全力去保衛這些法律，而不能用絲毫的力量去破壞這些法律，讓民眾們從感官上認識到法律的權威；應該使法律少為人的某些階層服務，而讓它為人服務，這樣才不會讓民眾懷疑法律的公正性；應該讓人畏懼這些法律，而且讓他們僅僅畏懼法律，而不是人與人之間的畏懼，否則會更容易滋生犯罪。這是從立法層面上所采取的必要措施。

想要預防犯罪，應該讓光明伴隨自由。知識傳播地越廣泛，它就越少滋生弊端，就越加創造福利。一個膽大妄為的騙子往往是一個平凡的人，愚昧的人民對他頂禮膜拜，明達的智者則對他嗤之以鼻。知識有助于鑒別事物，并促進各抒己見，使很多情感互相對照，相互改造。當光明普照國家的時候，愚昧無知的誹謗將停息，喪失理性的權威將發抖，法律蓬勃的力量將不可動搖。就如，當你看到自己交出去并喪失的那份自由將只是那種使他人受損害的有害自由時，你就會情不自禁地贊美立法者的仁慈與偉大。

想要預防犯罪，應該使法律的執行機構注意遵守法律而不腐化。而這往往是難以做到的，因為在中國，法律的執行機構的資金來源受到了行政者的束縛，這使得他們難以更為客觀地辦事。貝卡里亞的觀點：“組成執行機構的人越多，踐踏法律的危險就越小，因為在相互監督的成員中，是很難徇私舞弊的。每個人所享有的權威越小（尤其同冒險相比較），他們對于提高自己的權威就越不感興趣”。這無疑有一定的合理性，權力的分散易于遏制權力的濫用，否則就易于使某些司法官員有空可鉆，從而導致人民習慣于畏懼司法官員，而非畏懼法律。但是執行機構的人越多，就意味著支出的成本越高，也就容易造成人力資源的極大浪費，同時可能間接造成程序上復雜，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利益者的訴訟

成本。所以，這是個體制上的弊端問題，需要從體制上去改善。

想要預防犯罪，應該獎勵美德，這樣才能促進道德行為的昌明。然而社會上存在著這樣一種現象，即過于崇尚圣人道德，類似于“感動中國十大人物”，貌似只有做出了一些驚天動地的壯舉才能獲美德殊榮。而往往獲得者不是傾盡自己的一生去完成某個有利于人類社會發展的發明或創造，就是為了拯救和自己無血緣關系的生靈而獻出生命、英勇就義，諸如此類，才會光榮地見諸媒體報端。人已不在，但精神長存，換來了屏幕前暫時的淚水、同情、欽佩、和震撼等，但過后誰又能保證這種情緒會持久地影響著旁觀者，引導他們從此就與美德結緣?偉人頭頂上的耀眼光環的確是一種誘惑，但是當你發覺自己還需要為柴米油鹽發愁，還在為子女成長的投資深思，還在為父母的贍養費而擔憂等等生活瑣碎而分身乏術時，你還會做著那個為更廣泛的群體奉獻一些在大多數人看來是驚天動地的壯舉的夢嗎？恐怕你也會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吧，當然這并非在倡導人人為己的錯誤思想，只是有些好事并不是每個人都是力所能及的。從另一方面來看，就某種程度而言，普遍性的道德觀念正逐漸淪喪。反觀現實，不免存在著這樣一種怪現象“做善事的人往往容易被人貼上一個懷疑的標簽?這么好心幫我，是不是圖謀不軌呢?，又或是被認為是傻子，傻呆呆地舍己利人”。本應屬于主流思想的美德就這樣子逐漸被異化為“非主流思想”，不亞于遠古時代的“異端邪說”，真是人類社會的一大悲劇！

想要預防犯罪，最可靠也是最艱難的措施就是完善教育。這個論題太廣泛了，很難較好地控制。縱觀中國歷來的教育史，一個人，從進入小學時就開始進行著根深蒂固的政治觀念的灌輸，初中、高中無一例外，更甚的是連大學都還要繼續著政治條框的侵蝕。對眾多學子而言，這無疑是不得不痛苦的累贅，酷似烏龜的殼，怎么也甩不掉，當真正甩掉之時亦是死亡之期。而有關道德知識、法律知識方面的教育卻是少之又少，有種“門前冷落的凄涼”。也難怪在地大物博的中國法律文盲會過半。法律意識的淡薄是最容易引發犯罪的，更讓人瞠目結舌的是某些犯罪者竟以不懂法來乞求執法者對其從寬處罰。“不知者無罪”這種僥幸心理促使一些法律意識淡薄者走向了犯罪的深淵。故此，結尾借用貝卡里亞的觀點：教育不在于課目的繁多而無果，而在于選擇上的準確，當偶然性和隨意性向青年稚嫩的心靈提供道德現象和物理現象的摹本時，教育正起著正本清源的作用；教育通過感情的捷徑，把年輕的心靈引向道德；為了防止它們誤入歧途，教育借助的是指出需要和危害的無可辯駁性，而不是捉摸不定的命令，命令得來的只是虛假的和暫時的服從。

第三篇：經濟統戰策略

抗戰時期我黨對國民黨的經濟統戰策略

抗戰時期，我黨政策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進行了重大調整，實現了由土地革命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轉變。與此相應，我黨經濟政策也發生了一系列變化，經濟統戰政策作為其中的一部分，既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般特點，也有其自身獨特策略。

一、取政治之名，得經濟之實

抗戰前夕，國共就具體問題進行合作談判時，雙方大致達成了一系列協議。其中，在政治上，我黨承諾擁護三民主義及國民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取消暴動政策及沒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運動；取消蘇維埃政府及其制度，現在紅軍駐地改為陜甘寧邊區，執行中央法令與民主制度，其行政人員由地方推薦，中央任命，行政經費由中央另行支付。在軍隊問題上，我黨取消紅軍名義，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中央軍委及蔣委員長之統一指揮，準備國防需要而調赴前線參加作戰，各級軍政人員由其部隊長官推薦，呈請中央軍事

（）委員會任命，其編制人員給養及補充統照國軍同等待遇1。由上述協議可以看出，相對于土地革命時期的政策，我黨做了相當大的讓步，起碼在名義上承認了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及軍事編制上的隸屬關系，但同時也產生了一個順理成章的結果，即國民黨須為我黨行政區經費與軍隊給養及補充承擔相應的責任。

抗戰爆發后，我黨積極向國民黨催要軍餉，以作為出兵抗戰的條件。1937年8月，毛澤東代表我黨兩次向張沖去電，催發8月份三師全餉及開拔費。同期，還致電博古、林伯渠：出動日期以國民黨發表宣言，發足經費為準，隨時可以出動。另外，致電葉劍英并告潘漢年說，關于各項補充，望繼續要求槍炮、棉衣、雨具及防毒面具。這表明我黨以政治方面名義上的隸屬關系，在積極爭取經濟支持，為我所需，為我所用。這一策略在毛澤東致葉劍英的另一份電報中更明確地體現出來：我們的方針以受閻錫山節制為有利，要求閻

（）錫山發給軍毯、炸藥、子彈袋、手槍彈袋、皮衣及工作器具等各項必需品2。當然，這里的“受閻錫山節制”也只是名義上的節制而已。

我黨采取這一策略方針體現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高度靈活性。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處于存亡絕續的關頭。國共兩黨大敵當前，實現合作一致對外符合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也是雙方共同利益之所在。但是，國民黨對土地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心存結蒂，與共產黨合作只是外敵當前的一種不得已選擇。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合作中限制以達到削弱乃至消滅共產黨加強其***目的成為國民黨國共合作抗戰政策的一部分。因此，在國共合作的前提下，迫使共產黨在政治、軍事上做出最大讓步，以承認其領導地位是國民黨的核心目標。我黨曾就與蔣介石談判的情況向

（）國際匯報時指出：“總觀蔣的談話意圖，中心在領袖問題。”3可見，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合作的核心條件在于共產黨承認蔣及其政府的領導地位，并改編紅軍服從蔣的指揮。為顧全整個抗戰大局，我黨在這些問題上都做出了相應的承諾，但同時，我黨堅持了陜甘寧邊區的特區政府地位并確保了改編后的軍隊設某路軍總部其軍政首長由我方擔任。這就為我黨我軍在抗戰期間的獨立自主提供了足夠的回旋余地，從而使以蔣為首的國民黨掣肘乃至控制我黨的政治企圖落空。而從另一方面看，在這種隸屬關系名義下，我黨卻積極爭取并接受國民黨政府提供的各項費用補給，為我所需。毛澤東1938年

3（）月與記者鄧靜溪談話時說，八路軍的經費，是由中央撥50多萬4。林伯渠在邊區1937年10月至1938年9月財政工作報告時指出，其中公路建筑費、撫恤和賑濟費，主要是（）依靠中央撥款5。這里的“中央”即指當時的國民黨中央政府。而此時，我軍主力匯聚陜北，人口比較集中，但當地自然條件卻相對較差，大生產運動還未開展起來，這對我軍的物質補給非常不利。1938年2月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葉劍英，其中說，經費困難萬分，后方軍費二月前共欠5萬元，三月起每月差3.2萬元，戰士已三個月未發鞋襪費,干部三個（）月未發津貼費6。可見，即使爭取為數不多的經濟支持，對我軍也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但是，1940年后，國民黨以種種借口停止向我軍發餉及其他費用補給。不過，其做出的這項承諾卻為我方留下口實，由此我黨在與國民黨的政治斗爭中獲得了一定的主動權。1940年12月，中共中央關于為擊破國民黨反共進攻所提十二條談判條件中提到，（三）華北部隊無餉無彈，如再不發給，迫至無路可走，惟有渡河南下。??

（九）取消何應欽停發八路軍餉之命令，要求立即發給十一月經費及十月余次7。1941年4月，毛澤東致電周恩來，其中說，請問國民黨，八路軍是否還準備發餉，如發則已，否則我們將向全國全世界（包括蘇聯在內）募捐，發起普遍的募捐運動（我們真正這樣做），學叫化子討飯

（）吃的辦法，因為國民黨迫得我們沒有路走，我們將要餓死了8。1944年，我黨更向國民黨明確提出，請政府在物質上充分援助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自1940年以來，政府即無顆彈、片藥、文錢、粒米接濟，此種狀況請予以改變。同時還進一步要求，同盟國援助中國之武器彈藥、藥品、金錢，應請政府公平分配于中國各軍，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應獲得（）其應得之一份9。

抗戰時期，我黨在國共合作中采取的取政治之名，得經濟之實的策略，一方面使我黨我軍獲得了一定的經濟支持，并以此成為維系國共合作的重要紐帶；另一方面，也為我黨開展獨立自主的斗爭獲得了一定的主動權。當然，這里的“取政治之名”并不是象某些臺灣學者所說的那樣，是對國民黨的“應付與欺騙”，從國共兩黨截然不同的性質及當時的歷史環境來看，它實際上也是我黨所做的極大讓步，表明了我黨以民族利益為重，摒棄前嫌的寬廣胸懷；而“得經濟之實”也只是我黨所做讓步的一個理所當然的結果，并不是我黨的主要目的，我黨的根本目的在于同國民黨合作共同抗日，即使抗戰期間我黨積極向國民黨爭取經費及補給也是基于更有利于抗戰的目的。

（）

二、以經濟交往促政治交往

抗戰前，我黨就積極與國民黨軍隊開展經濟交往。1936年4月，我黨在致王以哲、張

（）學良電中即提出“貴我雙方訂立互不侵犯及經濟通商初步協定問題”10。同年8月，我（）黨給楊虎城去信，談到“切望貴部維持民眾之紀律，并確保經濟通商”11。而在與國民黨八十四師師長高桂滋的信中則明確表述了雙方的經濟交往：“清澗貴部糧秣柴火，既屬

（）友軍，自當盡力接濟。但請閣下對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藥、布匹等）亦量為接濟。”12西安事變后，我黨即向閻錫山去信，要求“晉陜經濟通商懇早日實行，恢復尋常關系”（13）（），而到1937年4月時此事就有了進展，“閻錫山與我們有商業來往”14。由此可見，我黨與東北軍、西北軍以及閻錫山部都有經濟交往，這些經濟互動對促進雙方交流及信任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抗戰爆發后，我黨更是根據具體條件，積極靈活運用策略，加強與國民黨各方面的經濟交往。1937年9月，毛澤東致電博古、葉劍英，談到，盛世才回電允為我們制皮衣5萬（）件，派汽車送15。此后不久，便與新疆的周小舟去電說，目前，即請盛督辦開始試運一（）小批皮衣16。此外，我黨還加強與國民黨的災情互賑工作。1938年8月，毛澤東提出對

（）何紹南派來的放賑人員應采取歡迎的態度，使受難的老百姓得到救濟17。其后不久，毛澤東即向孔祥熙致信表示謝意：“邊區瘠苦，難民傷員日增，此次蒙惠賑款，民困賴以稍（）蘇，感紉無似。”18另一方面，我黨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也對其他受災區給予了一定的賑濟。1939年9月，毛澤東在回復蔣鼎文的電中談到，“邊區亦有旱災，僅次綏榆一

（）等，勉為升斗之助，略盡鄰里之心，辱承言謝，愧不被當，特電奉復。”19

另外，我黨還積極利用經濟手段加強對國民黨軍隊的統戰工作。1943年4月，陳毅與韓德勤會談并記下備忘錄，其中第八條規定，“為表示互助合作精神，雙方在可能范圍

（）內，各以食糧及軍用品等物資互相協助或借買以利抗戰。”201944年3月，我黨在致滕代遠、鄧小平等人的電報中說，要利用閻錫山部經濟困難，在連排班長及兵士中進行收買工作（我們以前無經驗），以便必要時配合軍事行動，??，經驗證明，經濟關系易成為

（）政治關系之橋梁，不可忽視21。1944年，我黨曾就與友軍交朋友的工作經驗進行通報，其中更進一步指出，“對某些拒絕與我來往的友軍，可巧妙的設法擴大其生活困難，逼使

（）之不得不改變對我之態度，以打開聯絡之門。”22（下，577頁）

我黨通過經濟通商、經濟互助、經濟互賑及經濟收買等多種方式開展的經濟統戰工作擴大了我黨的政治影響，增強了國共雙方的廣泛交往，促進了我黨統戰工作的全面展開。

三、欲要統之，須先予之

抗戰中，我軍與國民黨軍隊的關系趨于復雜化，雙方既聯合抗日，又相互防范；既有國共之間的沖突，又有國民黨中央軍與地方實力派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我黨靈活地采取了多種策略，其中，在經濟上照顧友軍及中間派，給其以一定的實惠是用之有效的策略之一。

1937年10月，我黨發出《關于對待交我軍指揮之友軍部隊的方針問題的指示》，其中指出：“我們對于國民黨交給我們指揮之部隊，采取愛護協助態度，不使他們擔任最危

（）險的任務，不使他們給養物質缺乏。”231944年我黨對與友軍交朋友的統戰工作進行總結通報，其中指出：“（戊）發現友軍生活困難時，設法送生活必需品或動員民眾給以幫助或教以生產或與之經商合作。??。（巳）對友軍過往人員物質檢查手續應避免繁瑣，（）態度切忌蠻橫，盡可能予以招待及食宿等方便。”24對于中立部隊，我黨也做出明確規定：“照顧中立部隊的利益，在防地給養等問題實行互讓，在對日寇作戰中實行互助。”（25）

此外，為保護友軍家屬財產，我黨也發出指示：“A、一視同仁，對其眷屬財產，妥為保護。??C、其家屬如系抗屬應依法優待。如系窮困無以為生者，應酌量予以援

（）助。??E、對其家屬除依法納賦稅外，不得濫行征發，妄事勒索。”26這種保護友軍家屬經濟利益的做法顯然有利于通過友軍家屬來影響友軍，以達到統戰工作目的。

正是這一系列措施的實行使友軍感受到我黨對其的關心與愛護，加深對我黨我軍為人民大眾謀福利的性質的理解，從而保證了友軍在我軍與日寇的作戰中得以密切配合，在與國民黨頑軍的斗爭中能夠保持中立、互通信息抑或盡可能的幫助。

抗戰時期，我黨經濟統戰策略對當時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產生了積極影響，對今天的對臺政策也有一定的借簽意義。當前，為打破臺海關系的不統不裂局面，直接從政治入手顯然時機還不成熟。在這種情況下，靈活運用經濟手段也不失是一種有效可行的方法。事實上，此前我黨和政府已制定了一系列措施，鼓勵臺商到大陸投資，給予一定的優惠，并切實保護臺商、臺胞包括經濟利益在內的各種合法利益。特別是在臺海兩岸都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臺灣當局人為設置的障礙將會被打破，雙方經濟交往會更加頻繁，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利用雙方的這種經濟互動以促進政治和解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已成為急需研究的課題。

──────── 注釋：

（1）（3）（10）（11）（12）（13）（14）見《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選編》中卷，檔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450、121、207、344、340、452頁。

（2）（4）（6）（8）（9）（15）（16）（17）（18）（19）（21）顧龍生：《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107、118、117-118、150、181、110、113、125、126、141、179。（5）顧龍生主編：《中國共產黨經濟思想發展史》山西經濟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頁。

（7）（20）（22）（23）（24）（25）（26）見《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選編》下卷，檔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503、642、577、45、577、568、584頁。

第四篇：職務犯罪預防

職務犯罪預防，是我國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作為維護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社會進步而實施的一項長期的戰略任務，已經成為各級黨政領導部門重要工作，它也是我國司法制度從單純打擊走向打防并舉、標本兼治、司法逐步成熟的表現。各地根據實際開展各種形式的職務犯罪預防工作，積累了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為遏制腐敗現象的發生，鏟除腐敗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條件作出了很大的成績。

然而，職務犯罪的預防方法是一個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體。它既需要有一定的理論加以指導，又有很強的實用意義，它具有鮮明的實踐性和政策性，與傳統犯罪學研究在方法論方面相對照，亦有很大的不同。傳統犯罪學研究在方法上以理性分析和邏輯推理方法為主要手段，而職務犯罪預防研究在此基礎上以實際操作的可行性、結果的實效性為主要手段，其方法都是實證性的，體現出了傳統性與時代性相結合的本質特點。它從多角度、多層次、多形式不斷提出切合實際并充分有效的預防策略和措施。從方法論的理論角度講，包容了唯物主義方法論、思維方法論、社會學方法論、經濟學方法論等等。正確地把上述各種方法論有機結合，形成職務犯罪預防自己的預防理論和方法，達到減少和預防職務犯罪的發生，是從事職務犯罪預防理論研究和從事職務犯罪預防實踐的有識之士的心愿。

一、職務犯罪預防方法的變化發展過程分析

二、哲學方法上的職務犯罪預防

如前文所述，職務犯罪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其犯罪原因是一個多質多層次的、綜合的、變化的，彼此互為作用的相關系統，它包含社會因素、心理因素、自然環境以及文化等多種因素，所以職務犯罪預防可以說是一門綜合性工作，其方法是理論學科方法論的有機結合。它采取適當的形式從社會結構系統和人的行為系統及其各種關系中尋找出犯罪的種種因素和動力組合，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的措施。而哲學知識對職務犯罪預防具有方法論意義，它所具有的理論化、體系化、系統化等特點，對創造行之有效的預防方法有現實指導意義。因而筆者認為，注意用哲學觀點和原理指導職務犯罪預防的方法，對預防效果的最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告訴我們，人的認識發展總是從感性到理性。而感性認識是認識的低級階段，是人的感官接觸外界事物而得到的對表面現象的認識。感性認識是上升到的理性認識，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占有十分豐富合乎實際的感性材料；遵循正確的途徑和運用科學的辯證思維方法，對感性材料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職務犯罪預防的目的是根據已經查辦的職務犯罪案件，找出發生案件的主客觀原因，分析在體制、機制、制度上存在的問題，提出相應的預防對策，堵塞漏洞。尋找原因、分析問題、提出對策。即預防方法的研究與適用，實際上就是認識論的具體體現。

當前全國檢察機關普遍運用的從個案預防到專項預防，進而發展到行業（系統）預防，應該說是比較符合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揭示的規律。職務犯罪預防不論運用哪一種方法，要有職務犯罪案件，這是開展職務犯罪預防的基礎，沒有現成的職務犯罪案件的事例，去搞預防就成了無末之弓、無源之水，好比造空中樓閣。要對犯罪人犯罪的心理及其所處的社會環境、案發單位的狀況要做到心中有數，盡可能去尋找犯罪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的心理發展軌跡。要了解案發單位各種狀況，例如案發前狀況，案發后狀況變化等。只有這樣，在大量占有案件事例的基礎上，再選擇正確的方法去加以分析、歸納，探究了案發原因，分析出在體制、機制制度上存在的問題，從中得出規律、提出預防對策。使它以自身認識的整體性反過來引導人們對職務犯罪預防這個具體領域進行再認識，提供一種思維的出發點和原則。在大量占有第一手材料形成一定的感性認識后，相類似的職務犯罪案件一個個加以分析、研究，才能對某一環節提出如何防范的對策，分析某一個案，提出相應對策，即個案預防。從認識論角度講是職務犯罪預防的最初級方法。而從個案預防發展到專項預防，進而到行業（系統）預防，是人的認識的進一步發展，也是職務犯罪預防的高級階段。從事職務犯罪預防實踐的同志都知道，專項預防和系統預防是在個案預防的基礎上發展而成，也就是說，專項預防和系統預防的效果比之個案預防來講，其預防的適用范圍更大，層次更高，效果更好。原因就是個案預防僅僅是從一個案件的發生進行分析，它可能只對案發單位起到防范作用，而專項預防則是在個案基礎上對一類案件進行分析，提出對策。它適用的范圍擴大到不同領域相同環節，很顯然，專項預防的作用大于個案預防；而系統（行業）預防則是在個案預防基礎上對同一系統提出防范對策，其效果更具社會性和影響力。上海市檢察機關根據前一階段查辦的大量職務犯罪案件中反映出財務管理制度的混亂現象，提出并實施了“會計委派制”和“村級財務代理記帳”；根據國有大型企業、基建領域案件多發的情況，提出并實施了“一級審計制”和“建筑市場準入制”等得到了國家有關部門和地方黨政組織的肯定，就是明顯的例證。而這種預防方法的由低級到高級發展，無不反映了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發展過程。從方法論角度講，預防效果的取得無疑是另外一個角度表現了積累材料和方法恰當的必然結果而已。

在強調哲學方法對職務犯罪預防產生作用的同時，不能把哲學方法籠統化。不同哲學學派形成不同的哲學理論，因而也有不同的哲學方法，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建立在具體科學之上，它的有效運用，必須建立在唯物論基礎上，要從實際出發。哲學方法的基本精神內涵于具體科學方法論中。分析、觀察、歸納、判斷在預防中的運用，實際上就是唯物論的一種體現。同時，在開展職務犯罪預防中，既要注意犯罪人身上反映的個性，又要注意反映的共性，在研究預防對策時，注意從個案中歸納出共性的東西，這也是唯物辯證法中矛盾特殊性和普遍性在職務犯罪預防中的具體貫徹。個案分析發展到專項預防，既是認識論的反映，又是辯證法的聯系觀點的體現。運用聯系之觀點使我們意識到，當前腐敗現象不是個別現象，它反映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社會走向，腐敗的泛濫，將會影響到社會主義的根基是否牢靠問題，針對性地提出預防對策，對預防和遏制腐敗具有全局意義。

三、科學方法上的職務犯罪預防

職務犯罪預防理論的研究，在我國剛剛起步，還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論，全國尚處在建言獻策探索階段。很多時候采用的方法基本上套用刑事犯罪預防的一些方法。這些方法在共性上講大部分適合職務犯罪預防，但由于職務犯罪主體的特殊使得在研究和適用預防方法方面也有其特殊性。筆者認為，鑒于職務犯罪主體的特殊性，注意吸取和借鑒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方法中許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十分重要。特別是當代新型科學理論和方法，例如：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經濟學業、心理學、倫理學、預測技術、調查研究學等，這些理論與技術，并不是單純的，而是一些傳統科學之間交叉融合中產生的新型邊緣科學，這些學科的研究方法具有普遍適用性，具有一般方法論意義。筆者試從業已形成的檢察機關預防方式方法，舉例分析科學方法在職務犯罪預防上適用。

1.同步預防。同步預防是指在重大工程的建設過程中，檢察機關在開工之初就介入，在不同的階段采取不同的預防對策，直到工程結束，做到預防和建設同步進行，其目的是為

了防止工程各個環節發生職務犯罪，實現“干部優秀、工程優質”的目的。應該說，重大工程同步預防是檢察機關根據建設領域職務犯罪案件高發的情況采取的類似刑事檢察“提前介入”的一種方法。因其實效性明顯而受到廣大建設單位的歡迎。自上海檢察機關于1992年首創這種預防方法并取得良好效果之后，全國各地隨之呼應。在重大工程建設中主動邀請檢察機關提前介入開展職務犯罪預防，已經成為共識。這里，我們不妨冷靜論證一下，同步預防為什么會產生明顯的效果？受到建設方的歡迎？一方面，建設領域的職務犯罪高發態勢不僅影響到建設單位的聲譽，更使得建設單位在經濟上蒙受了不必要的巨大損失。從經濟學角度看，這種損失完全是應該可以避免。于是運用經濟學方法來盡量減少損失就成為必然，遏制減少職務犯罪，也降低了經濟損失的風險，符合效益經濟學的觀點；另一方面，從新興的控制技術看，同步預防采用提前介入的方法，隨工程建設的各個環節設置防止犯罪的障礙，即加強了每個環節的管理，勢必造成準犯罪人“不能為”的局面，因而有效地防止了職務犯罪案件的發生。因為職務犯罪的發生，大都始于缺少控制，無控制或控制失效的情況后果。而同步預防恰恰利用控制技術，對整個工程的運作設置了一個有效的控制系統，既有預防控制（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監督機制、施工單位的廉政承諾等）有預防實地控制（預防干部參加工程例會、深入工地開展宣傳教育等），還有預防信息的反饋控制（工地樹立創“雙優”活動示意牌，建設方、施工方、監理方向社會公開承諾廉政告示牌以及設置舉報聯系箱等），三個步驟有機結合，使同步預防既有聲勢又有實效。

2.預防宣傳。江總書記在十五大報告中指出：懲治腐敗要堅持標本兼治，教育是基礎、法制是保證、監督是關鍵。“教育是基礎”的論斷，深刻地揭示職務犯罪預防，最根本的是首先要解決好國家公職人員教育問題的道理。我們知道，人的思想指導人的行動，在我國，有許多職務犯罪都是由于犯罪人受到封建特權思想和資本主義“拜金主義”的影響而為之。所以，大力開展預防宣傳提高國家公職人員抵御職務犯罪的能力。

預防宣傳，實際上在職務犯罪預防的方法中，主要解決犯罪人的頭腦中“不想為”的問題。實踐已經證明，宣傳工作歷來是我黨在關鍵歷史階段和歷史時期解決重大問題，統一干部思想的有力武器。在大力開展職務犯罪預防工作的今天，開展預防宣傳顯得尤為重要。但預防宣傳與一般宣傳有所區別，在宣傳方法上，與心理學、經濟學、倫理學、語言學等緊密結合在一起。用心理學方法，可以通過對職務犯罪的心理成因、過程、發展、變化、心理變態等問題，開展有層次、有效性研究，從而得出具體的心理預防方法和對策。在宣傳教育中，可以對某一案例的成因心理，進行因素分析與因素的調節與改善，使受教育者了解并掌握如何防止犯罪心理成形與發展，使他們在犯罪內心與動因之初，做好自身防范工作，用經濟學方法教育國家公務人員會了解職務犯罪的“概率”是低，反過來使他們認識到職務犯罪成本很大。當前，職務犯罪成本教育受到普遍歡迎，聽者感觸頗深，無非是經濟學方法起到了關鍵作用，運用得當，可以使犯罪人在犯罪之初通過對成本的計算后，頭腦中產生“不想為”的思想。而倫理學的方法，主要是因為職務犯罪預防應該從倫理、道德教育抓起。雖然犯罪已經超越了倫理、道德的防線，但作為職務犯罪預防，注意這方面的教育，依然是十分重要的。江總書記提出“以德治國”的方略，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在當今干部隊伍倫理道德低下、腐敗嚴重的背景下提出的。最高人民檢察院今年推出的職務犯罪預防公益廣告，從其內容上分析，這種宣傳方法，實際上包含了對國家公務人中進行倫理道德的教育。由此可見，雖然預防宣傳的效果不能很快的體現出來，但“潤物細無聲”，從長遠角度看，只要堅持不懈，其影響力不僅僅影響一代人，可能會影響幾代人。

3.預防調研。調查研究作為我黨的一項工作作風，歷來受到各級領導干部的重視，調

查研究在我黨歷史上，為新中國建立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法律領域的調查研究，往往是事后調查。因而，從司法實踐角度看，未能全面發揮調查研究的作用，未能把調查研究技術，完全運用到了預防與打擊犯罪工作中去。但我們面對的事實是，調查研究在職務犯罪預防中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從某種意義講，它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我們可以從職務犯罪預防的概念分析：職務犯罪預防，就是調動社會上一切積極因素，運用各種手段和采取社會性、專門性的防治措施，限制、消除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進行犯罪的原因與條件，以達到防止、遏制和減少職務犯罪發生的目的。這個概念的表述告訴我們，職務犯罪預防是要對犯罪原因、條件進行調查研究，科學分析為前提，才能得出防范的措施，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由此可見，在職務犯罪預防中調查研究的重要性。

全國檢察機關經過將近十年的預防實踐，在調查研究上形成比較有效的調研方法，例如專題調研、對策調研、立法調研、一般性調研等。這些調研方法運用不同的調查研究技術達到了最終的目的。例如，專題調研，即根據查辦的職務犯罪案件中暴露出來的帶有共性的專門問題開展調研，然后制定專門制度或對策進行防范。比較典型的事例是：上海市金山區人民檢察院在查辦了一起村干部利用村級財務混亂侵吞集體財產一百四十余萬元的案件。該院根據案件暴露出來的村級財務混亂這一問題，在全區展開調查研究，在發現全區村級財務管理普遍存在類似問題的情況下，就如何改進和加強村級財務管理制度進行了思考，在區有關職能部門和鄉鎮的支持下，制定了“村級財務代理記帳制”的制度，經過試點后，因該制度既達到了預防村干部犯罪的目的，又減輕農民負擔，有利于農村，得到區府肯定，并隨之在全區得以推廣。這個專題調研之所以成功，在于該院在調查研究中適用了正確的調查技術，他們運用了現代調查技術的兩個主要方法，一是開展社會化調查，他們調查的范圍是全區性，不是僅憑一案事例，從而獲取了信息進行分析判斷的大量材料；二是講究科學化調查。在獲取材料，得出正確判斷后，運用實驗法，選擇二個鎮作為試點，以推斷制度的可行性和實效性。從而為區府正確決策提供了科學依據。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這樣認為，運用哲學的、科學的方法指導職務犯罪預防方法，可以使職務犯罪預防的成效更明顯。但職務犯罪預防的方法論研究，只有與職務犯罪預防的實踐緊密結合，才能體現出其潛在的巨大價值。

第五篇：營銷策略之經濟

1、實施服務營銷策略。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服務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因此,21世紀的營銷,應著眼優質服務,這是企業取勝的關鍵。為顧客提供優質服務,可采取以下做法:首先，實施CS 戰略,即顧客滿意戰略。其宗旨是把顧客需求作為公司開運作的源頭,以顧客為核心,最大限度地使顧客感到滿意。21 世紀的營銷不僅要以優質的服務爭取到直接顧客的稱贊,而且要通過服務贏得“顧客的顧客”,依靠滿意的服務質量影響更多的潛在顧客。實施CS 戰略,關鍵是以顧客需求為中心來設計公司的所有活動,不斷完善服務體系,最大限度使顧客感到安全、放心和方便,要十分重視顧客的意見,讓用戶參與決策。把自己的顧客作為資源管理起來,強化管理,并且提高內部服務質量。其次，樹立超值服務理念,實施服務營銷戰略。超值服務就是用愛心、誠心和耐心向顧客提供超越其心理期待的、超越常規的全方位的服務。超值服務要“以顧客為導向”,向用戶提供最滿意的服務。

2、實施形象營銷策略。知識經濟條件下,顧客購買商品的選擇性明顯增強,企業形象在消費者中的作用日漸突出,塑造個性化的企業形象,維護優良的企業形象,已成為國際、國內市場發展的大趨勢。企業形象的全面塑造,第一,要以服務形象為契機,通過獨特的服務戰略決策,使企業身價倍增,同時改善營銷手段,增加服務的文化內涵。第二,要以廣告形象為工具,把企業形象的系統性、本質性、物質性及優勢等特征有效地展示給公眾,以爭取良好的市場地位。第三,要以公共關系策略為手段,以企業文化為核心,為塑造企業形象奠定堅實的思想基礎。通過有效的傳播溝通技巧,構建企業良好的人際關系、和諧的人際氣氛、最佳的社會輿論,以贏得社會各界的信任與合作。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溝通與顧客的情感,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

3.從交易營銷觀念轉向客戶關系營銷觀念。傳統經濟的營銷注重的是有利可圖的直接交易,而新經濟的營銷則更強調重視客戶的終身價值，強調通過較高的顧客滿意度與客戶保持率來維護與客戶的長期緊密關系。企業要在競爭中取勝，不僅要改善服務環境和服務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不斷完善服務內容，提高服務質量。

4.從單向營銷觀念轉向互動式營銷觀念。傳統的市場營銷是單向的，廠家通過媒體、廣告、展覽、產品目錄等方式向消費者傳遞信息，消費者完全處于被動的地位。網絡化的實現，提供了營銷者和消費者互動交流的機會。企業和營銷者可以充分利用網絡互動性這一特點，推動互動市場營銷。